日复一日，持续了半年之久，对了，是1979年1月到6月。书也没读，报纸也没翻，音乐也没听，电视也没看，收音机也没开。和谁也不见面，和谁也不交谈。酒也几乎没喝，没有心思喝。至于社会上发生了什么，何人声名鹊起，何人呜呼哀哉，我一概不知不晓。并非我顽固不化地拒绝接受信息，只是不想知道而已。我感觉到了世界在动，即使蜷缩在房间里也能真切地感到。但我对其产生不了任何兴致。一切犹如无声的微风，从我身边倏然掠过。 

    我一味坐在房间地板上，让过去的一切永无休止地在脑海里显现出来。说来也怪，尽管半年时间里天天周而复始，我却丝毫未曾感到无聊和倦怠。这是因为，我经历过的事件过于庞大，其断面多得不可胜数。庞大，具体，几乎伸手可触，宛如夜空中耸立的纪念碑，而且是为我个人耸立的。于是我将其从上到下检验一遍。我经历过那等事件，自然免不了遭受相当的创伤，不少的创伤。很多血无声地淌出。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伤痛逐渐消失，有些则卷土重来。但我在那房间里死死独守半年之久，却不是为这创伤之故，我仅仅是需要时间罢了。要把有关那些事件的一切具体地——客观地整理清楚，必须有半年时间。我决不想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拒绝同外界接触。接触只是时间问题。我需要纯粹客观的时间，以便使自己重整旗鼓。 

    至于重整旗鼓的意义和将来的发展方向，我尽可能不去考虑。我认为那是另一个问题，届时再考虑也不迟。现在首先是要恢复平衡性。 

    我甚至和猫也没有说话。 

    好几次有电话打来，我一次也没拿起听筒。 

    还有时候有人敲门，我也置之不理。 

    信也来了几封，是我过去的合伙人来的，他说很惦念我。信上写道：“不知你在何处做什么事，姑且按这个地址写信给你。如果需要我帮忙，只管吩咐就是。我这里的工作眼下还算顺利。”此外还谈到我们共同熟人的情况。我反复看了几遍，把握住（为此看了四五遍）内容之后，把信放进抽屉。 

    以前的妻子也来过信。信上写的几件事都实际得很。最后提到她准备再婚，说对方是我不认识的人。那语气很冷淡，就差没说以后连我也不可能认识了。这无非意味着，她已经和那个同我离婚时交往的男子分手了。故伎重演，我想。那个男子我倒十分了解，因为不是很了不起的人物。会弹爵士吉他，但不具有一鸣惊人的天赋。人也不甚幽默。我实在不明白她为何倾心于那样的男人。不过，这已是他人与她人之间的问题，她说她一点也不为我担心。“因为你无论做什么都万无一失。我所担心的倒是以后你可能打交道的那些人。最近我总是为此心神不安。”——她写道。 

    这封信我同样看了好几遍，之后同样塞进抽屉。 

    时光就这样流过。 

    经济方面不成问题。存款起码可以应付半年吃用，往后的事往后再做打算就是。冬去春来。温煦而平和的阳光朗照我的房间。每天我都细细观察窗口射进的光线，我发现太阳的角度多少有所不同。春天使我的心间充满各种各样往日的回忆。离去的人，死去的人。我想起那对同胞姐妹，我和她俩——三个人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是1973年的事，也许吧。当时我住在高尔夫球场旁边。每当黄昏降临，我们就翻过铁丝网进入球场，只管信步走去，拾起失落的球。春日的傍晚使我想起彼情彼景，都到哪里去了呢？ 

    入口和出口。 

    我还记起同死去的朋友常去的小酒吧。在那里我们度过杂乱无章的时间。可如今看来，却又似乎是以往人生中最为具体而充实的时光。奇怪！酒吧里放的古典音乐也记起来了。那时我们是大学生，在那里喝啤酒、吸烟。我们需要那样的场所。同时说了很多很多的话，但什么话却是无从记起了，记起的只是说了很多很多的话。 

    他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背负着一切。 

    入口和出口。 

    转眼之间，春日阑珊。风的气味变了，夜幕的色调变了，声音也开始带有异样的韵味。于是递变为初夏时节。 

    5月末，猫死了，死得唐突，无任何预兆。一天早上起来，只见它在厨房角落里缩成一团地死了。想必它本身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身体变得烤肉块般硬邦邦的，毛也显得比活着的时候脏乱。猫的名字叫“沙丁鱼”，它的一生绝非幸福的代名词，既未被人家深深地爱过，它也没有深深地爱过什么。它总是以惶惶不安的眼神注视别人的脸，仿佛惟恐马上失去什么东西。能做出如此眼神的猫恐怕世所罕见。说千道万，它已经死了。一旦死去，也就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死的好处即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