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运漕商旅，往来不绝”①。当然交通方面的建设，主要的是陆路。秦始皇治“驰道”是以咸阳为中心，修了两条大道：一条向东，一直通到今河北、山东，至于海边；另一条向南，一直通到今江苏、浙江地区。往北，他命令大将蒙恬修了一条“直道”，从咸阳经过云阳、上郡，直达九原，即从今陕西关中地区到达内蒙。又在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了一条“新道”。在今云南、贵州边远之地修了“五尺道”。后来各朝代又在此基础上或修复或扩充，在辽阔广大的中国境内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跟水陆交通相联系的还修建一系列的桥梁和驿站。这些工程都是当时的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或便于军队调遣及运送物资，传递情报，等等。但是这对促进全国统一，沟通各地区之间的联系以及物质、文化交流等都有积极的作用。治水、防水和发展交通以外，发展生产和做好保卫工作也同样是发挥国家职能的重要内容。《论语·宪问》“禹稷耕稼而有天下”，《诗·生民》等篇歌颂周开国的历史，也是以发展农业作为生产的中心。所谓“民以食为天，国以民为本”，历代皇朝的兴盛时期，无不对农业生产发展给予相当大的重视。保卫职能主要指防御外患。至于国内民族纠纷中，也有一个保卫问题，那就又当别论了。

　　统治职能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国家的统治职能相应地有了发展。

　　国家的统治职能，首先是对劳动人口的编制。《礼记·大学》：“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劳动人口的掌握，是奴隶制、封建制国家立国大计。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劳动力的问题，但这种劳动力是商品化了的，跟奴隶制、封建制国家对劳动人口可以编制起来的情况大不相同。

　　商鞅变法，以五人为伍，十人为什，什伍互相监督，有罪连坐，这是编制劳功人口的主要方法，对后来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有深刻影响。

　　萧何入咸阳，取秦宫所藏图籍，以此尽知天下地理形势及户口多寡。汉封诸侯王，以封户标明爵位的高低，《汉律》以后历代律书，有户律或户婚律，足见劳动人口的编制对封建国家的重要意义。

　　本卷第三章曾论到一个历史时期人口的多寡，不是评论这个时期盛衰的充分依据。但劳动人口是国家粮源、兵源的所在，国家必须掌握一定数量的劳动人口。因此，封建国家要对劳动人口进行一定的编制并推行重本抑末、奖励生育、防止流亡、宣扬孝悌及与豪门大姓争夺劳动力等一系列政策。在经济方面，封建国家有时施行平籴、和买等，调剂社会经济政策，但主要是对人民进行剥削。赋税、专卖和货币，都是重要的剥削手段，这些手段都还是合法的剥削。此外，更有名目繁多的法外剥夺。《史记·平准书》记汉武帝时杨可告缗事。“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明万历年间，神宗派遣矿税使四出，以开矿为名，到处敲诈勒索，甚至以掘坟墓、毁住宅相要挟，弄得人心惶惶，民不聊生。其事备载于《明史·宦官传》。这是法外劫夺的突出例子。象这一类的事例，历史上① 杜佑：《通典》卷一七七。

　　是不少见的。

　　军队是国家暴力统治的强大工具。在阶级社会里，军队用于保卫统治集团和统治阶级对内镇压、对外扩张。在中国历史上，汤代桀，武王伐纣，都是通过武力解决问题的。春秋时期，大国争霸；战国时期，七国争雄、秦建帝业、汉亡秦灭楚以及汉以后各皇朝的兴亡，也都是通过武力解决问题的。当然，武力不是决定一个朝代兴亡的唯一力量，却是很重要的力量。历代宫廷政变如周勃复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以及陈桥兵变等，都是武装夺取政权。至于魏晋以后所谓禅让，虽也可说是政权转移的合法形式，实际上也无一不是以武装力量为背景的。在阶级斗争中，统治阶级军队大大发挥其作为工具的作用。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大小数百次大都遭到官方军队残酷屠杀和镇压。

　　中国历史上统治阶级的军队遍布全国各地，朝廷又另有自己的亲军，如羽林军、神武军、禁军、蒙古军、八旗军等。兵制，唐代的府兵制是寓兵于农的制度，明代的军户和历代的屯田兵是寓农于兵的制度。这二者都是兵农合一的制度。另有募兵制，兵源多来自贫民和游民。这种兵制上的变化，也往往能反映封建朝廷对人口控制力量的强弱。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权力的主要强力工具。”并深刻批评不承认这个观点的那些流行的庸俗观点。毛泽东同志说：“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①这两位经典作家的话，主要是指近代历史上说的，但他们所说的武装力量的重要性是对整个阶级社会都适用的。

　　伴随着政治、经济、军事各种统治机能的运用，统治集团为满足自己的统治欲望，巩固统治力量，也要占有思想文化的阵地。

　　《国语·周语》记周厉王时，“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这是统治阶级对思想文化滥用统治机能的一个失败的例子，但也可见统治者对于人民思想文化干涉到什么地步。秦始皇灭六国后，焚诗书、百家语和非出于秦史官的史籍，并令学者“以吏为师”，这也是以暴力统治思想文化的有名事例。后来的皇朝也有焚书、禁书的办法，还制造了一些文字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