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预察举。察举为汉代选拔官吏的制度,是丞相、列侯、刺史、守相等所享受的一种权力,本与宦官无关。桓、灵帝时期察举演变为宦官手中结党营私的工具,宦官甚至可以保任其子弟为郎官。《后汉书·杨秉传》说:桓帝时,“宦官方炽,任人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枝叶宾客布列职署,或年少庸人,典据守宰”,造成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③的局面。(二)涉足司法。东汉宦官专权时,有座特殊监狱叫“北寺狱”,因为属黄门署,故又曰“黄门北寺狱”。北寺狱是一座由宦官掌管的特殊监狱,它主管监禁、审讯将相大臣。凡重大案件,均由中常侍出面审理,然后直接向皇帝呈报。《后汉书·李云传》:延熹二年(公元159 年),自马令李云上疏指责“桓帝用非其人,政化日损。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云,诏尚书都护剑戟送黄门北寺狱,使中常侍与御史廷尉杂考之。”宦官掌管北寺狱,是宦官势力扩张到司法部门后的结果。(三)典领禁军。汉代禁军系指侍卫宫省的皇帝亲兵,其中包括虎贲、羽林、厩驺等。宦官典领禁军,始于桓帝诛灭梁冀外戚集团时。《后汉书·梁冀传》:① 《后汉书·梁统传附梁冀传》。
② 《后汉书·梁统传附梁冀传》。
③ 《后汉书·宦者传序》。
④ 《后汉书·宦者单超张让传》。
① 《后汉书·宦者单超张让传》。
② 《后汉书·灵帝纪》。
③ 葛洪《抱朴子》外篇《审举》。
桓帝“诏诸尚书入,发其事。..使黄门令具瑗将左右厩驺、虎贲、羽林、都侯剑戟士,合千余人,与司隶校尉张彪共围冀第。”灵帝时,曹节、王甫、蹇硕等宦官也曾典领过禁军。《后汉书·曹节传》:“建宁元年,(曹节)持节将中黄门、虎贲、羽林千人,北迎灵帝,陪乘入宫。”(四)亲属多参预政事。随着察举制的蜕变,宦官集团打破以往那种“中人无外党”的局面,“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①,“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列校,牧守令长,布满天下”②。(五)在争夺权力的关键时刻,宦官集团甚至使用武力逼迫制诏或自拟诏书。《后汉书·窦武传》说:灵帝以幼年登基,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等人想借此机会剪除宦官,中常侍曹节、长乐五官吏朱瑀等先发制人,挟灵帝“召尚书官属,胁以白刃,使作诏板”,镇压窦武等人,夺取了控制皇帝的权力。《何进传》曰:灵帝死后,外戚何进等人谋诛宦官,张让、段珪等知其谋后,“诈以太后召进,..斩进于嘉德殿前”。让、珪等自拟诏书,举兵作乱。这些特点表明,桓、灵时期是我国宦官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宦官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集团,已经完全成熟。
外戚、宦官专政与东汉政治的腐朽外戚、宦官专政时期,东汉政治日益腐朽。外戚、宦官以及他们的党羽,都公行贿赂,搜刮财货,兼并土地。外戚梁冀被诛,抄没的家财竟达三十余万万,抵上东汉全年租税之半。宦官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势,也公然受贿。如侯览,“桓帝初为中常侍,以佞猾进,倚势贪放受纳货遗以巨万计”①。敲诈勒索,如《后汉书·杨彪传》:“光和中,黄门令王甫使门生于郡界辜榷官财物七千余万。”又大肆兼并土地,“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②为己有。中常侍侯览,“贪侈奢纵,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③。黄门侍郎张让,“操擅王命,父子兄弟并据州郡,一书出门,便获千金。京畿诸郡数百万膏腴美田皆属让等。”④宦官们聚积了无可估量的财富,便尽情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桓帝时,中常侍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竞起第宅,楼观状丽,穷极伎巧。金银罽毦,施于犬马。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皆珍饰华侈,拟则宫人。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⑤灵帝后期,“宦官得志,无所惮畏,并起第宅,拟则宫室。”⑥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是封建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在专制制度下的尖锐表现。专制制度的完备,使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之手,皇帝成为一切权力的化身,觊觎权力的人,都力图挟持皇帝。豪族政治势力的发展以外戚专权的形式出现,从而架空了皇权。而皇帝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不得不求助于宦官,因而宦官能够专权。无论外戚或宦官专权,都力图控制皇帝,或拥立幼① 《后汉书·宦者单超传》。
② 《后汉书·宦者曹节传》。
① 《后汉书·宦者侯览传》。
② 《后汉书·党锢刘祐传》。
③ 《后汉书·宦者侯览传》。
④ 《三国志·董卓传》裴松之注引《典略》载董卓上表。
⑤ 《后汉书·宦者单超传》。
⑥ 《后汉书·宦者张让传》。
主,以便自己继续操纵。他们又都趁权力在手时排除异己,大肆搜括,竭泽而渔。从封建士大夫看来,宦官是身份卑贱的暴发户,所以,在外戚、宦官的争斗中,外戚较多地得到士大夫的支持。
第二节累世公卿局面的形成。门阀的出现在宦官、外戚的反复斗争中,官吏士大夫结成的政治集团也逐渐在起作用。随着大地主经济势力的发展,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空前加强。东汉后期察举征辟任官,渐渐注重门第阀阅,出现了累世公卿的局面。又由于私人讲经之风盛行,在官府中的大小官吏之间,逐渐发生了一种封建从属倾向,形成了许多官吏集团。
东汉任官制度与门阀大族的出现东汉沿袭西汉,在任官制度上实行察举制、征辟制和任子制。察举制注重孝廉一科,从西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 年)起,郡国每年都要向上推举孝廉,除州郡外,三公、九卿或列侯也都有权向皇帝推举人才。察举的对象,多为公卿或郡县的属吏,或是精通经学的儒生和有德行的处士。察举是汉代低级官吏或儒生向上攀登的一个重要阶梯。东汉时,随着政治的腐败,察举不实的现象渐趋严重。章帝时,有官员上书“多言郡国贡举率非功次,故守职益懈而吏事寖疏”,要求“士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①。汉章帝也承认:“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才、孝廉岁以百数,既非能显,而当授之政事,甚无谓也。”②大族出身的官吏们为了把持政权,扩大本家族的利益,“朋党用私,背实趋华”。“其贡士者,不复依其质干,准其才行,但虚造声誉”③,互相推荐亲属故旧。顺帝时,河南尹田歆“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命”,田歆不敢“相违”④,只要求保留一个名额,选拔真才实学之士,以报效国家。人们为了得到察举,做出许多丑恶不堪的行为,以博取名誉。如许武被举为孝廉,他因两个弟弟还不出名,就“共割财产以为三分,”故意搞分家,“武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并悉劣少”,让两弟少得财产,以博得“克让”的名声,结果都被举为孝廉。然后许武又在宗亲面前痛哭流涕,又把他多得的财产,“悉以推二弟,一无所留”,为自己博得了更高的声誉,因此许武的官职做到了长乐少府⑤。察举制成了豪族或官吏沽名钓誉、安插私人的工具。征辟制是由二千石以上官吏本人直接辟除一些人到自己官衙中做掾吏。两汉时,公府与州郡长官除奉令征辟之外,还可自行辟除。公府与州郡辟除,即为选官与入仕的重要途径,而公卿牧守自行辟除,为发展个人势力开了方便之门;士人为了做官,也投靠依托权门。所谓“名公钜卿,以能致贤才为高,而英才俊士,以所依秉为重”⑥。这样便发展成为一种私恩的结合。任子制是专为中上层官吏设置的。西汉时,“吏二千石(相当于郡太守一级)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①。只有中上层官吏子弟方能凭借父兄的恩荫仕宦。东汉中叶以后,任子范围扩大。安帝① 《后汉书·韦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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