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氾胜之书》和《四民月令》等书的记载，反映出汉代人们对播种工作很重视，并总结出了不少可贵的经验。强调适时播种，“种麦得时，无不善”，否则“早种则虫而有节，晚种则穗小而少”①。为了适时播种，准确掌握播种期，当时普遍利用物候确定播种期。《四民月令》中就有“桑椹赤，可种大豆”；“蚕大食，可种生姜”等说法。其次，还总结了凭地力定播种期的经验。人们根据地力的不同，将田块分为“薄”、“中”、“美”三类，并认为薄田宜早种，美田可晚种②。三是根据作物种类，定播种量。《睡虎地秦墓竹简·仓律》中已规定了主要农作物每亩的播种量：“稻、麻亩用二斗大半斗；禾、麦一斗；黍、苓、小豆大半斗；叔（大豆）亩半斗”。《氾胜之书》在“种稻”中说：“地美，用种亩四升”；在“种大豆”中说：“土和无块，① 刘志远：《考古材料所见汉代的四川农业》，《文物》1979 年12 期。② 南京农学院植物生理教研组：《二千年前有机物溲种法的试验报告》，《农业遗产研究集刊》第二册，中华书局1958 年版。

　　① 《汜胜之书》。

　　② 《四民月令》。

　　亩五升；土不和，则益之”。《四民月令》则说：“禾，美田欲稠，薄田欲稀”；大、小豆和稻则“美田欲稀，薄田欲稠”。

　　田间管理方面，中耕除草强调早锄；还须根据不同作物进行中耕除草。

　　为保证冬麦安全越冬，要进行秋锄；第二年“春冻解”后麦子返青时，再锄；“到榆荚时，注雨止，候土白背复锄”。小豆在真叶生出来时就锄。大豆则“生布叶，锄之”。芋则“有草锄之，不厌数多”等等。水稻育秧移栽技术，《四民月令》首先有记载：“是月（五月）也，可别稻及兰，尽至后二十日止。”“别稻”，就是移栽。1964 年广东佛山市郊东汉墓出土的水田模型，田块被田埂分成六方，在第五方田中，有表示秧苗的篦点纹和一个正在直腰休息的插秧俑③，说明我国南方某些地区此时也已进行水稻的育秧移栽。稻田灌溉技术有了显著提高，人们已认识到稻田灌水的温度会影响水稻的生长发育，并创造了调节稻田水温的方法：“始种稻欲温，温者缺其塍，令水道相直；夏至后大热，令水道错。”①《汉书·食货志》记载：“收获如寇盗之至。”说明当时已经认识到要丰产丰收，必须及时抢收，争取颗粒归仓。《氾胜之书》总结了根据不同作物的成熟特点，进行及时收获的经验。谷子要在“芒张叶黄”时，“捷获之”；大豆要在“荚黑茎苞”时收获，否则“其实将落，反失之”。

　　秦汉时期，人们还认识到选择优良品种和优质种子，充分发挥作物本身丰产性能的必要。《氾胜之书》中就有最早的选种法记载：“取麦种，候熟可获，择穗大强者，斩束立场中高燥处，曝使极燥。无令有白鱼，有辄扬治之”；“取禾种，择高大者，斩一节下，把悬高燥处，苗则不败”。

　　种子贮藏和药物防虫方面，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认为种子生虫是由于“伤湿”，“郁热”①和“温湿”②，因此贮藏种子必须通风干燥，即“曝使极燥”和“把悬高燥处”。

　　③ 广东省文管会：《广东佛山市郊澜石东汉墓发掘报告》，《考古》1964 年9 期。① 《汜胜之书》。

　　① 《汜胜之书》。

　　② 《论衡·商虫》。

　　第六节蚕桑技术和畜牧兽医技术的发展蚕桑技术的发展蚕桑技术有不少新进展，重要的技术成就有下列两方面：首先是创始了培育地桑法。《氾胜之书》第一次总结了培育地桑的方法：“每亩以黍、椹子各三升合种之。黍、桑当俱出。锄之，桑令稀疏调适。黍熟获之。桑生正与黍高平，固以利镰摩地划之，曝令燥，后有风调，放火烧之，常逆风起火，桑直春生。一亩食三箔蚕。”地桑与树桑相比，具有许多优点：地桑叶形较大，叶质鲜嫩，采摘省工省时，次年即可采叶饲蚕。所以，地桑的培育对促进蚕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人工加温饲蚕方法是我国养蚕技术的一大成就。仲长统《昌言》中说蚕“寒而饿之，则引日多（拖延老熟时日）；温而饱之，则引日少”。为了给蚕儿创造温饱的条件，在汉代就开始采用人工加温法，“凡养蚕者，欲其温而早成，故为密室，蓄火以置之”①。

　　畜牧技术的发展秦汉时期，畜牧技术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相马术有较大发展。当时有“以相马立名天下”②的相马家黄直、陈君夫，并有相马专书问世。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相马帛书总结了根据马的外形识别不同用途马种的经验。东汉时的马援也是一位杰出的养马家和相马家。他继承先辈相马家仪氏、中帛氏、谢氏、丁氏的相马特长，又结合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在西汉相马家东门京制作的铜马基础上，创制新的铜马式于洛阳宫中。这一铜马模型相当于近代马匹外形学的良马标准型。《史记·日者列传》记载“荥阳褚氏以相牛立名”，“留犬孺以相猪立名”。著名的相牛专家和相猪专家出现，说明在相牛和相猪方面也颇有成就。

　　由于军事和动力上的需要，西汉王朝对马的良种引入和马匹的改良给以高度重视。先后由西域引入大宛马（名曰“天马”）、乌孙马（名曰“西极马”），在当时的西北牧区（今陕、甘一带）进行大规模的马匹选育和改良工作③。根据《尔雅》“释兽”和“释畜”记载，秦、汉间已有豱、豥、■等优良猪种。从各地出土文物看，当时我国至少已有华南猪、华北猪、四川猪、大伦庄猪、贵州猪五个类型优良猪种④。比较著名的鸡种有鲁鸡和长鸣鸡。战国时期著作中已有“■騠”和“骡”的记载，但至汉代的《说文》中才明确解释说：“驘（骡），驴父马母”；“■騠，马父驘（驴）母也”。马驴远缘杂交所生的骡和■騠有杂交优势，因而它们具有耐粗饲，耐劳，抗病力强，挽力大和持久等优点。马驴杂交不仅是我国古代在牲畜杂交方面的创举，而且也是遗传学上的重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