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一带，“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①，吴王刘濞得以“专山泽之饶”②，“擅障海泽”③，“即山铸钱，富埒天子”④。“邓通专西山”以铸钱，“财① 《汉书·食货志》。

　　② 《盐铁论·非鞅》。

　　③ 《史记·货殖列传》。

　　④ 《史记·货殖列传》。

　　① 《史记·货殖列传》。

　　② 《盐铁论·禁耕》。

　　③ 《盐铁论·错币》。

　　④ 《汉书·食货志》。

　　过王者”，以致“秦、雍、巴、蜀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⑤。汉初所封赵国，也“以冶铁为业”⑥。封于山东之胶东国与鲁国，都以“鼓铸盐铁”为务⑦。所有这一切，除汉初诸封国之经营盐铁多少有王国经营的性质外，其余都是私营盐铁手工业主兼大商人。实则王国所经营盐铁，相对于西汉官府中央的官府手工业而言，也有私营性质。各王国君主，实为大的盐铁业主。

　　煮盐、冶铁、铸钱三大手工业，自汉武帝实行严格的从采矿、冶炼、铸造到销售的官营制度以后，私营的比重虽下降了，却并未绝迹。故西安城门外，发现刻有“汝南富坡苑里田戎卖”给官府字样的铜块⑧。元帝时，贡禹也说：“民坐盗铸，陷刑者多”⑨。即使在王莽严禁私铸钱币的情况下，私铸仍然不能断绝，出现了“坐..铸钱抵罪者，自公卿大人以至庶人，不可胜数”的局面，最后迫使王莽改变“私铸钱者死”的立法，“更轻其法”为“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入为官奴婢”⑩。到了东汉，郡国虽仍设盐、铁官，但只征税而已，实际上恢复了西汉初“纵民煮铸”(11)的制作度。因此之故，民营采矿、冶炼等民间手工业便迅速发展起来。以远在江南的桂阳郡来说，这里“县出矿石，佗郡民庶常依因聚会，私为冶铸”。建武年间迁桂阳太守的卫飒，为了不使“招来亡命，多致奸盗”，就在这里“起铁官，斥罢私铸，岁所增入五百余万”①。可见在卫氏“起铁官”之前，这里的私营采铁与冶铁手工业是十分发达的。又河内郡的林虑县，西汉在这里设有铁官，东汉这里仍然产铁。据《后汉书·党锢·夏馥传》，桓帝时，馥为人所陷，“乃自剪须变形，入林虑山中，隐匿姓名，为冶家庸”。这个“冶家”既用钱雇人冶铁，其为民营手工业主无疑。其实，不单是一般平民，即使是皇亲国戚，也有私营冶炼之业的。《太平御览》卷八三三引壬子年《拾遗记》云：“汉郭况，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数亿，家僮四百人，黄金为器，功冶之声，震于都鄙。时人谓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铸锻之声盛也。”显然，郭况实为一个大冶炼手工业主，不过像郭况所经营的手工业，就不能说是民营了，而是官宦人家的。

　　纺织手工业由于纺织手工业的材料来源容易获得，又不需要有雄厚的资金，一般小农家庭往往又是纺织手工业的兼营者，以致当时的统治者言及社会生产时，总是以男耕女织为标志。这表明家庭的纺织手工业是私营手工业的主要形式。由于家庭手工业的原料来源，主要依赖于农业的种植范围和水土所宜，于是随着各个地区气候条件的不同，带来了农作物产品的差别和产量的多少与优劣，从而使得不同地区的家庭纺织手工业也发生了差别。如河内的丝纺织业就比较发达。《后汉纪》卷二○，质帝本初元年（公元146 年）九月，⑤ 《盐铁论·错币》。

　　⑥ 《史记·酷吏·张汤传》。

　　⑦ 《汉书·终军传》。

　　⑧ 参阅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

　　⑨ 《汉书·贡禹传》。

　　⑩ 《汉书·食货志》。

　　① 《后汉书·循吏·卫飒传》。

　　载朱穆奏记曰：“河南一郡，尝调缣、素、绮、縠才八万余匹，今乃十五万匹，官无见钱，皆出于民。”这里的“调”，是调发、调运之意，意即在质帝本初元年之前，朝廷每年要向河内郡调发缣、素、绮、縠等丝织品八万多匹，而这些丝织品，都是河内郡的农民以纳税形式交给郡里的。如果农民没有普遍从事家庭丝纺织业的情况，是不会有这么多丝织品上交官府的。再从“今乃十五万匹，官无见钱，皆出于民”的话来看，表明有官府以钱购买丝织品的迹象，但实际上都是取之于民，更见缴纳丝织品者都是农户。据《后汉书·郡国志》，河内郡有户十五万。以十五万户之民，一次调丝织品十五万匹，合每户一匹，则河内地区丝纺织手工业之发达可知。又《居延汉简释文》卷三有“河内廿两帛八匹，三尺四寸大半寸，二千九百七十八”简文，可见河内地区丝纺织品已远销至边郡居延地区，反映出河内丝纺织品商品化倾向之突出。又曹魏明帝景初二年（238 年），诏“以绛地交龙锦五匹”等“答汝（指倭使）所献贡直；又特赐汝绀地勾文锦三匹”，而此皆当时“好物也”①，可见绛地、绀地，也早已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优质丝织品的集中产地。至于蜀、汉之地，则盛产蜀布；齐、陶之地，盛产缣；兖、豫之地，多产丝、絺、紵。故“齐、陶之缣”与“蜀、汉之布”并称②。汉简中也屡见“广汉八稯布”及“九秽稯布”等简文；“兖、豫之漆、丝、絺、紵”，“为养生送终之具”①；齐地“织作”的“冰纨绮秀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②；蜀地之“女工之业，覆衣天下”③，其所产的“锦”号为“蜀锦”，以致汉末三国时成了这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所谓“决敌之资，唯仰锦耳”④。还有鲁地，“颇有桑麻之业”；粤地“女子桑蚕织绫”；燕、代之地，“田畜而事蚕”⑤；三辅地区，出“白素”⑥。特别是巨鹿郡一带和任城亢父等，也以产缣称著，故官府曾给马援以“巨鹿缣三百匹”⑦；而《西京杂记》卷一载：“霍光之妻遗淳于衍散花绫二十五匹。”至于任城亢父所产之缣，则远销河西走廊及西域，故《流沙坠简考释》中有“任城国亢父缣一匹，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重二十五两，直钱六百十八”的简文。还有陈留郡的襄邑，由于盛产优质丝织品，故官府在这里设有服官，而《论衡·程材》则有“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的话。《陈留风俗传》也有“襄邑..有黼黻藻锦，日月华出，以奉天子宗庙御服焉。”⑧此外，房县出御绵，朝歌产罗绮，清河产缣总，也同襄邑的缣绣齐名，故左思《魏都赋》有“锦绣襄邑，罗绮朝歌，绵纩房子，缣总清河”的概括。所有这一切，不仅说明丝织品与麻织品各有不同的产地；而丝织品中，又有锦、缣、绮、纨、縠、缟、绫、罗、白素、帛、绢等之分，又各有其集中产地。如此众多的纺织业产品，其中固然有的① 《三国志·魏志·倭人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