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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塞艺苑
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 (下)
来源: | 作者:白寿彝 | 发布时间: 1024天前 | 39374 次浏览 | 分享到:

  ① 《全后汉文》卷八九。

  ① 《全后汉文》卷八九。

  ② 《全后汉文》卷八九。

  ③ 《全后汉文》卷八九。

  另方面,残酷的社会现实使他的人生信念发生了动摇。理想的破灭导致了虚无主义的态度。他声称要:“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他甚至要消极避世,在老庄哲学中求得解脱。在《乐志论》中,他抒发了放浪形骸:“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寻求自身超越的心绪。在他身上折射出两汉儒学向魏晋玄学的过渡。他本人也成为魏晋名士的先驱。

  第二节王符隐居著书王符,东汉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南)人。生卒年月不详,主要生活于二世纪前中期。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学者友好。安定俗鄙妾生之子,而王符没有外家,故被乡人贱视。自东汉中期以来,社会矛盾日益严重,士人大多到处求官谋职,当权者更相荐引,而王符独耿介不同于俗,因此不得升进。思想上积愤,乃隐居著书三十六篇(分十卷),不愿显露其名,而称《潜夫论》。

  《潜夫论》是一部政论与社会史论著作。王符面对东汉衰世重重的社会矛盾,怀抱强烈的忧患意识,忧国忧民。他尖锐地指出,东汉政治腐败,经济凋弊,民生苦难,风气不正。他说,仁人君子“夙夜箴规,蹇蹇匪懈”,“忧君之危亡,哀民之乱离”。推其仁义之心,爱君“犹父母”,爱民“犹子弟”。“父母将临颠陨之患、子弟将有陷溺之祸者,岂能墨(读‘默’)乎哉!”他大声疾呼:“一国尽乱,无有安身。”“有亲者,忧将深。”他认为,东汉社会的政治、边事、风习、教育等都必须改良,才能挽救危亡。论富民王符于《潜夫论·务本》篇中,明确地提出“为国者,以富民为本”的观点。

  民本思想,在儒家学说中早已有之;富民思想,在《论语》、《管子》、《史记》、《汉书》里有明确的阐说,故这不是王符所独创;但王符“以富民为本”的思想,却有其独到之处。《务本》篇开宗明义:“凡为治之本,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这显然是继承了先秦以来的富民思想。

  为何要以富民为本?王符于《本政》篇说:“凡人君之治,莫大于和阴阳。阴阳者,以天为本,天心顺则阴阳和,天心逆则阴阳乖;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民以君为统,君政善则民和治,君政恶则民冤乱。”于《遏利》篇说:“帝以天为治,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里谈了个天人关系的理论问题。汉代学者好谈天人关系,王符也是如此。天人之际,各说不一,这里且不细究。考察王符的天人思想,显然是以人为主,人则以民为主,政则以富民为本,只有民心安乐,才顺天心,才万事大吉;否则相反。这是对“民贵君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如何富民?王符于《务本》篇指出:“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夫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本末之说,早已有之。先秦秦汉间,所言重本轻末,一般说来,就是重农抑商。这个思想,形成了传统,影响后世几达二千年。其实,重农抑商仅仅是为保持自然经济,使农民附著于土地,以利于稳固封建统治,而对进一步发展商品生产的社会经济是不利的。司马迁早已觉察到这一点,虽① 本节主要依据于《后汉书·王符传》及《潜夫论》。凡引上传文字不另作注,凡引《潜夫论》文字,只夹注篇名。

  然他也使用本末之说,但他在《史记·货殖列传》所论,是重农而不抑商。这是独具慧眼的。王符的本末之说,也是卓异不凡的。他不承袭重农抑商的观点,而把农、工、商都视为治生之正道,强调以农桑、致用、通货为本,以游业、巧饰、鬻奇为末;并断言守本离末则民富,否则相反。这比司马迁的思想又前进了一步。他观察世事,觉得“治本者少,浮食者众”(《浮侈》),以巧饰取宠,以鬻奇致富,这样岂不导致民生凋敝,社会衰乱,故才产生上述思想和治世之策。

  富民,必须使民安心勤事生产。但在社会动乱、劳役繁重、刑罚扰民的情况下,百姓难以正常从事生产,则富民就难以指望。因此,王符认为:“民为国基,谷为民命。日力不暇,谷何由盛。公卿师尹,卒劳百姓,轻夺民时,诚可愤诤。”故他写了《爱日》篇专论爱惜民时的问题。他说:“国之所以为国,以有民也;民之所以为民者,以有谷也;谷之所以丰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就是说,“日力”(即从事生产的时间)是百姓从事生产的基本要素;没有“日力”,就不可能从事生产,也就不可能富民富国。他接着说:“治国之日舒以长,故其民闲暇而力有余;乱国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务而力不足。”意思是,政治清明而恤民,百姓安闲而有充足的时间从事生产;政治混乱而扰民,百姓困扰就不可能安心致力于生产。他认为,日力“乃民之本也而国之基”。故为政者当务省役“为民爱日”。就是要“敬授民时”,不可“烦民”。他指出,“今则不然,万官挠民”,百姓困扰而“废农桑”。故他在《爱日》篇末大声疾呼:“今民力不暇,谷何以生。‘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嗟哉,可不思乎!”(以上引文,均见《爱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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