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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塞艺苑
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 (下)
来源: | 作者:白寿彝 | 发布时间: 829天前 | 19153 次浏览 | 分享到:

  ① 《后汉书·华佗传》。

  第六节针灸学的发展针灸学的发展中国针灸学起源极早,扁鹊已以针灸治病而闻名。《内经·灵枢》颇多针灸理论和经验之论述。西汉刘胜墓出土的金制和银制医针,其形制、长短,与《内经》等古典文献所论述之九针很相近。虽然只有锋针、毫针、提针和圆针四种,未能完全证实九针,但仍以实物反映了秦汉时期我国针灸学的高度发展①。后汉时,华佗、张仲景、涪翁、郭玉等均擅长针灸治病,所以,这一时期针灸学比以前有了更明显的进步。

  涪翁及其后学涪翁,人不知其姓名,因经常垂钓于四川涪水,人称之为涪翁。《后汉书·方术列传》谓其“乞食人间,见有疾者,时下针石,辄应时而效,乃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①这段记载说明,涪翁是一位颇有名望的民间针灸医师,而且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理论知识,可惜其针灸著作早已失传。但他的医疗技术已传授给学生程高。程高十分崇敬老师,翁乃尽心悉授。程高学成后,尊师教导,亦隐迹不仕,以为群众疗疾为愿。其后,程又传授针灸给郭玉。郭玉,广汉郡雒(今四川广汉县)人,亦以针灸、切脉诊断为专长,秉承先师遗志,热心民间医疗,所谓“虽贫贱厮养,必尽其心力”,以高明的医术闻名于时。和帝时,郭玉曾任太医丞,然其治疗不如为群众治病的效果高。和帝令贵人羸服变处,一针即差。故询问其所以然,郭玉回答:“夫贵者处尊高而临臣,臣怀怖慑而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强,不能使药,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针有分寸,时有破漏,重以恐惧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于病哉?此其所为不愈也。”②其论颇富哲理。

  ① 针依研:《西汉刘胜墓出土的医疗器具》,《考古》1972 年3 期。

  ① 《后汉书·郭玉传》。

  ② 《后汉书·郭玉传》。

  第七节医事制度和公共卫生依文献及出土文物所见,秦汉时期是有官医和公共卫生设施的。从这里也可以见到当时的医药卫生水平。

  医事制度秦设太医令之官职。杜佑《通典》:“秦有太医令丞,主医药。”而且“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①可见秦已设侍医之职。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发现一批秦律竹简②,其中有涉及法医部分之文字。可知秦已设有“令史”、“隶臣”、“隶妾”、“医”等官职,负责自杀、他杀、斗殴等之现场勘察、验尸、验伤以及麻风病人的检查确诊。对麻风病人之隔离已有病所之设置等。

  两汉时期在秦制基础上有所发展,《汉书·百官公卿表》:“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等六令丞。太医令丞有二,主管医药,所以设二人者,一属太常,主医疗之事;一属少府,则主药材之事。后汉时在少府之下设暴室,由宦官任暴室丞,供宫人及被废皇后等疗病休养之所。其次还有女医、乳医、女侍医,多属宫廷皇后、少小保健之设。其他如“医工长”、“太医监”、“典领方药”等官职,似为宫廷医药管理之官员。值得注意的是“医待诏”、“本草待诏”,显然是从民间高明的医学家、药学家中被诏至京城皇室的预备官员。《后汉书·百官志》:“设太医令一人,掌诸医,计员医二百九十三人,员吏十九人,药丞一人,方丞一人,药丞主药,方丞主方,..考补选用均由太医令主之。”此外,从《折伤簿》之出土,证明公元前80 年军队的医疗卫生也已有了严格的制度。

  公共卫生设施卫生设施:近几十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出土的医药卫生文物十分丰富,尤以秦汉为最多。医药简牍、帛书、帛画等,为研究秦汉及其以前之医药学发展状况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文物资料。此外,从文献记录和出土的卫生文物,可知秦汉时已十分讲究环境卫生。如饮食卫生方面有公共水井,在水井建设上更有井亭、井栏、井甃等完善的设备以保持水的清洁卫生;还有炊事用的灶具、灶台、瓯、盛水器、食具和冷藏食物的深井、冰窖;在洗浴卫生方面有秦阿房宫供多人同时入浴的浴池,铁制澡盆及个人洗手浴面之器物,都说明秦汉时已很讲究个人卫生。当时《汉律》规定:“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环境卫生方面,秦汉时期无论宫廷或人口聚集之城市,都发掘出大量下水道,有圆筒形的,方形的,也有五角形的,其管与管之间的接口,地下管道与地面之接连,在设计上也相当科学,尤其秦宫之五角形下水道管,非常坚固。汉代除陶制的下水管道外,还有以砻石为沟建造者。《三辅黄图说》:“未央宫有石渠阁,萧何所造,其下砻石为道。”这更是较大型的下水道建设。又如城市街道的防尘,不但要求定期洒扫,而① 《史记·刺客列传》。

  ② 贾静涛:《云梦秦简与医学、法医学》,见《中华医史杂志》1980 年1 期。且设计制造了洒水车之类的工具。毕岚铸作“天禄蛤蟆”,可以喷水;还有“翻车”、“渴乌”等引水车作为喷水洒扫街道的机械。《后汉书·张让传》:“又作翻车、渴乌,施于桥面,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贵。”此外,各地都从汉墓的明器中发现许多造型各异或大同小异的猪圈、公厕等,说明当时人畜已经分离,从而可以减少很多消化道传染病。清洁俑的出土,更证明秦汉时期我国人民对清洁卫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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