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之际发展起来的世兵，身分上低于编户民，实际上是国家的依附民。东晋朝廷因兵源需要，常发私家奴隶为兵。晋元帝为了防御王敦，以讨伐胡人为名，“悉发扬州奴为兵”（《晋书·王敦传》）。庾翼“悉发江荆二州编户奴以充兵役”（《晋书·何充传》）。发奴为兵，实含着提高奴隶身分为依附民的社会意义。司马元显曾“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号曰乐属，移居京师，以充兵役”（《晋书·会稽王道子传附元显传》）。“免奴为客”，是奴隶主人自己放免自己的奴隶为自己的依附民——客。元显发私家的客为乐属以充兵役，只是改换了依附民的主人，并未改变客的身分。

　　依附关系的发展依附关系在东汉末期已相当发展。仲长统说：“豪人之室，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后汉书·仲长统传》）。东海胸人糜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资产巨亿”（《三国志·蜀志·糜竺传》）。他曾以奴客二千人资给刘备，这二千人成为刘备的部曲，壮大了刘备的军事力量。

　　依附关系发展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商人兼并农民，农民失去土地不得已而流亡、投靠门阀世族或豪门大族作依附民。

　　遇到社会不安或战乱时候，大地主有财力有人力的可以筑起堡壁自守。

　　没有能力自守的小农，多投附他们求取保护。东汉末年和西晋末年，这情况非常突出。东汉末年的田畴率宗族及附从数百人，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西晋末年，匈奴族刘渊父子起事反晋，中原大乱。门阀世族多逃往江南，留在北方的地方豪强多聚坞自守。这些坞堡，成为农民的避难场所。郗鉴率宗族、乡曲千余家避难于鲁之峄山，三年间众至数万。（《晋书·郗鉴传》）李矩，平阳人，刘渊攻平阳，百姓奔走，矩素为乡人所爱，乃被推为坞主，东屯荥阳。矩招怀离散，远近多附之。（《晋书·李矩传》）魏浚，“永嘉末与流入数百家东保河阴之砍石。及洛阳陷，屯于洛北石梁坞，抚养遗众。于是远近咸悦，襁负至者渐众”（《晋书·魏浚传》）。郭默，“河内怀县人。永嘉之乱，率遗众自为坞主，流民依附者渐众”（《晋书·郭默传》）。这些来归依附的人众，最初可能是自愿的投靠，但由于在战争年代以兵法部勒下，渐渐变成私兵部曲和私兵部曲的家属，成为强制性的隶属关系。他们是初为投靠而终成都曲，成为依附民的。

　　依附民，因主人的荫庇，可以免除国家的役调负担。汉末三国初期，全国性政权瓦解，各地陷于一片混乱，各地门阀世族和豪门大族成为地方主人，他们占有下的依附民不出役调，逐渐形成制度。建安初期，曹操逐步恢复社会秩序和地方政权机构，有些大地主依然不肯使依附民出役调。如胶东人公沙卢，“宗强，自为营堑，不肯应发调”（《三国志·魏志·王脩传》）。曹洪的宾客在长社县的，“征调不肯如法”（《三国志·魏志·贾逵传》注引《魏略》）。济南郡主簿刘节家在营县，“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前后未尝给摇”（《三国志·魏志·司马芝传》）。曹操对此采取了打击的政策，不承认依附民有免役调的特权。

　　依附民免役调的特权，是在曹魏末期才取得合法地位的。《晋书·王恂传》称：“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家，动有万数。又太原诸部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正式见诸法令成为制度，是在西晋时期。西晋户调式规定，以官品之高低荫庇亲属，并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和佃客。一、二品的官可以荫庇佃客五十户。受荫庇的佃客，就是他们的依附民。实际上受荫庇的佃客，不会在数目上受法律规定的限制的。

　　依附民免除役调的特权，南北朝时期是一直存在的。东晋时“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隋书·食货志》）。对佃客户数的规定是官品第一、第二佃客无过四十户，以下每一品递减五户。南朝的依附民有时称作“属名”。《南史·齐东昏侯纪》载：“先时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凡属名多不合役，止避小小假，并是役荫之家。”可见属名是免除役调的依附民。北朝的依附民也无官役。《魏书·食货志》称：“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孝文帝建立三长制和均田制，对依附关系虽然有所限制，但孝文帝实行汉化，尊崇门阀，对依附关系必不能给以多大的削弱。由于战乱，赋役繁重，北魏后期农民向门阀世族的投靠有增无减。

　　逃避税役的僧尼大众及其依附化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盛。统治者基本上对佛教是保护的。僧尼是出家人，不事生产。对国家，他们是免除役调的。三国时期开始，编户齐民为了逃避国家租税谣役负担而投入寺院为僧尼。北魏末年，全国有僧尼二百万，北齐时有三百万，北周也有二百万。这么多的僧尼大众，绝大部分是为逃避役调而进入佛门的。如《魏书·李瑒传》载李瑒上书：“今南土未静，众役仍烦，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复听之，恐捐弃慈孝，比屋而是沙门。”《魏书·释老志》：“正光以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户，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北齐时，刘昼上书称“佛法诡狂，避役者以为林薮”（《广弘明集》卷七）。文宣帝高洋诏说，“乃有缁衣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之徒，数过于正户。所以国给为此不足，王用因兹取乏”（《广弘明集》卷二四）。北周武帝对沙门任道林追述他废佛的好处说：“自废以来，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广弘明集》卷十）。民役稀，租调增，兵师盛，都是因为僧尼还俗了，服役的人多了，纳租税的人多了。这些僧尼都是因避役调而去作僧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