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北朝后期在政权中占主导地位的鲜卑贵族，在重视官位、权势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军功。吏于。东晋南朝重文轻武，重学识轻吏事之风，在北朝一直缺乏社会基础，无法广泛流行。

　　《魏书·良吏明亮传》：出身平原郡一般士族，由员外常待（五品上）

　　越过从四品，升勇武将军（四品上），不愿。进曰：常侍是“第三清”，而勇武“其号至浊”，“且文武又殊，请更改授”。魏宣武帝答曰：“今依劳行赏，不论清浊。..九流之内，人咸君子，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独欲乖众，妄相清浊。”不许。明亮又说，南方未平，君主应不惜官爵，鼓励效死。宣武帝笑曰：卿欲为朕平南方，“非勇武莫可”，今辞“勇武”，是“自相矛盾”。终于没有改授。

　　此事一方面说明，自孝文帝重定士族后，重文轻武，计较官位清浊之风，已在一部分汉人士族中传播，明亮就是一例；另一面通过宣武帝的回答，又可清楚看到，在鲜卑习气的支配下，加上平定南方之需要，君主的指导思想① 见万斯同：《魏将相大臣年表》、《北齐将相大臣年表》、《周公卿年表》。当然，汉族第一流高门任宰相、高官者少，还有其他原因，如皇族的排挤等，这里不论。

　　① 参见严耕望《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下编第四章“州府僚佐”又《唐书·柳冲传》北朝“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高门）不在选”。

　　实际上仍非常重视军功。“文武号殊，佐治一也”的话，便是强证。影响所及，官分清浊之制实际上也有两种：一种以官品九品上下为界线。九品以上都算清官。如《魏书·源怀传》便将包括“守宰”（郡守、县令）在内九品以上官统称清流，而与“勋品以下”官对举。“勋品”亦作“流外勋品”，见《隋书·百官志中》。“勋品以下”大概就是《魏书·刘昶传》载魏孝文帝所提到，与“士人”之官对举的“小人之官”。《北史·元顺传》：为吏部尚书。宰相元雍欲用三公曹令史朱晖为廷尉评，元顺反对曰：“高祖..创定九流，官方清浊..而朱晖小人，身为省吏（时令史一般均流外官），何合为廷尉清官？”此证“小人”按制度只合为流外官。《魏书·任城玉澄传》称“门下录事”为“三清九流之官”。按门下录事，官品从八品上，位次与尚书都令史相侔，见《魏书·官氏志》。这更是九品以上官，不论官品高下，职掌烦杂与否，均清流官之证。上引宣武帝语“九流之内，人咸君子..卿何得独欲乖众，妄相清浊”。批评明亮“妄相清浊”，实乃强词夺理。因为孝文帝定制，官品九品以上确分清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官制上另一种清浊，决非明亮妄分。如《魏书·儒林传序》魏孝明帝将立国学，“诏以三品已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选”。此证五品以下官当有清浊之分。不过宣武帝语的确反映了大量鲜卑贵族的看法，并不同意重文轻武的制度，强调的是“九流之内，人咸君子”，无所谓清浊。如果定要分清浊，也是按官位，以九品上下为界线。

　　以上两种清浊。如就孝文帝定制言，由于模仿南朝，官分清浊本主要当指后者，即官品九品以上所分清浊。在南朝这样规定的原因是：充任九品以上官者，不但有高门，有次门，而且有官品虽入流，而门第尚未改变的寒人，要借官分清浊来区别士庶，以至区别士族中门阀之高下。而在北朝后期，由于社会特点（鲜卑族重当前官位、权势，寒人一成“贵游”，就可凌驾非贵游的旧族之上等），这一制度遭到抵制，真正流行的主要是前者，即以官品九品上下为界线所分清浊。后者在制度上虽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但远不能与南朝相比。

　　关于重文轻武和九品以上官分清浊之制遭到抵制，试举一例：《资治通鉴》卷百四九天监十八年载：北魏孝明帝时，旧族清河张彝之第二子仲■上封事，“求铨削选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招致鲜卑羽林、虎贲近千人，冲至张家诟骂、捶辱，彝及长子均死。对此，当权的胡太后不敢深究，相反，作了妥协，“因令武官得依资入选”。据上下文义，所谓“依资入选”，即根据军功入清官之选。

　　这条材料表明：1.在此之前，孝文帝所行门阀制度，并未认真排抑武人，武人仍预清品，所以张仲■才会上封事，并引起极大震动。2.孝文帝其所以没有认真排抑武人，宣武帝其所以宣扬“文武号殊，佐治一也”，主要原因就在鲜卑武人实力强大。如果说在北镇地区还可勉强推行新制的话①，则在内地，尤其是京师，便不可能不有所顾忌，而不敢完全照搬南朝模式。张彝父子想进一步推行新制，落此可悲下场，是毫不奇怪的。3.据《资治通鉴》，张彝死后不久，因“依资入选”的人太多，吏部尚书崔亮被迫实行停年格。旧制“依资入选”虽不排抑武人，但还得考虑待选者的“贤愚”，而按新格，则专凭“年劳”用人。因而一个寒人、武人只要因军功进入九流，以后便可① 参见《北齐书·魏兰根传》。但最后仍爆发六镇起义。

　　熬年头，按步就班升迁，进入清官、高官行列②。当时战争较多，因军功甚至“窃冒军功”取得官位者甚多（参《魏书·卢同传》）。这些，便给寒人大量转为士族开了方便之门。

　　由于君主、鲜卑贵族全都重视军功，社会风气也就不能不相应受到极大影响：《魏书·李琰之传》：出身陇西李氏，从父李冲乃孝文帝时宰相。琰之“经史百家无所不览”，“虽以儒素自业，而每语人言，吾家世将种，自云犹有关西风气”。《北史·卢同附卢勇传》：出身范阳卢氏，叔父卢同曰：“白头（卢勇从兄景裕）必以交通，季礼（卢勇字）当以武达。兴吾门者，二子也。”《隋书·酷吏崔弘度传》：出身博陵崔氏，“祖楷，魏司空”。弘度专习武事，曾自四五丈高楼上“歘然掷下，至地无损伤”。仕周，屡以“战勋”升迁。《隋书·长孙最传》：“时周室尚武，贵游子弟咸以相矜”。可见，不但社会尚武，甚至第一流汉族高门也不轻视“武达”，不讳“将种”，和南朝有很大的不同。这种风气，也是适合寒人仕进、升迁，淡化士庶界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