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参见《南史·恩倖刘系宗传》。

　　② 见《北齐书》各本传。

　　③ 见《魏书·恩倖传》。

　　④ 见《周书》各本传。

　　① 以上均见《通典·选举四、二》。

　　好的办法便是通过比赛、考试决定。对此，鲜卑贵族十分习惯②，将它推行于用人、取士上，是很自然的。2.北朝后期，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军功、吏干，应该得官者多，而且越来越多，可是官位有限③。崔亮所立停年格，只能解决一部分人，即已经出仕，数年后期满停官，等待另行任命时，官位少，待任命者多的矛盾；至于大量尚未取得出仕资格者争取出仕，以及已经取得出仕资格，任命时争取美官、要官等一系列问题，则无法解决。于是，在上述鲜卑贵族习惯比赛、考试风气的影响下，加上汉魏以来察举本行考试之法的作用，这一制度逐渐向多样化演变，便成为不可避免之趋势。

　　首先是学校和察举中的射策、对策制继续推行，由于种种原因，已由士族垄断逐渐转为容纳寒人。通过此途，寒人仕进的越来越多。

　　其次，有时有的官职可由白衣不经学校或察举，直接通过考试取得。如《魏书·文苑温子升传》：孝明帝时，御史中尉元匡，“博召辞人，以充御史。同时射策者八百余人，子升与卢仲宣、孙搴等二十四人为高第。..遂补御史”。按温子升时为广阳王渊家“贱客”，本“在马坊教诸奴子书”，自无官职。据《北齐书·孙搴传》：第一任官是御史中官位最低的检校御史，当即此次与温子升同时射策所得，则射策前亦为白衣。《北史·卢仲宣传》虽不言考御史事，亦未言释褐何官，但据其称仲宣兄弟入仕前“俱以文章显”，这与元匡“博召辞人”之说正相吻合，似亦可推定射策前原为白衣。这种由白衣直接射策取得某种官职之制，无疑是北朝后期铨选上一个重要发展，对寒人仕进也是有利的。温子升“家世寒素”，只能在王府充“贱客”，“教诸奴子书”，却通过此制一跃当上御史，进入清流官行列，便是明证。

　　再次，某些美官、要官可由已有官职的人考试取得。《魏书·字文忠之传》：“忠之好荣利，自为中书郎六、七年矣，遇尚书省选右丞，预选者皆射策，忠之入试焉。既获丞职，大为忻满，志气嚣然”①。这一制度同样对寒人有利。因为它虽不能使无官职的寒人仕进，却可使已经仕进的寒人，由于种种原因宦途受阻时，借此取得较好官职。《北史·文苑樊逊传》：北齐天保八年，“减东西二省官，更定选，员不过三百，参者二、三千人。杨愔言于众曰：‘后生清俊，莫过卢思道；文章成就，莫过樊孝谦（即樊逊）；几案断割，莫过崔成之。’遂以思道长兼员外郎，三人并员外将军”。从杨愔评语推测，似乎既有笔试，又有口试。“文章成就，莫过樊孝谦”，自指笔试（《北齐书·文苑樊逊传》此事正记为“所司策问，逊为当时第一”）。“后生清俊，莫过卢思道”，似为口试观察“身、言”的结果。据《北齐书·杨愔传》：“典选二十余年，..取士多以言貌，时致谤言”。杨愔把卢思道用为员外将军（从八品），长兼员外郎（从七品），高出另外两个人，正和他用人“多以言、貌”之说相吻合。至于“几案断割，莫过崔成之’，恐亦为口试。后来唐代吏部试中“身、言、书、判”四条标准，这时已有了三条（除“书”）的萌芽。不过唐代的“判”比较重视文采，是笔试，而此处称“几案断割”，似侧重吏干，口试的可能性大。杨愔所下评语，又叫对士人“题目”。《北齐书·辛术传》：位吏部尚书。“天保末，文宣（帝）尝令② 多见《魏书》卷十五《元祯传》、卷十六《元浑传》；《北齐书·元景安传》。③ 《魏书·崔亮传》称，早在孝明帝时已是“令十人共一官，犹无官可授”。① 阎步克博士学位论文：《察举制之变迁》，第五部第四章对当时考试任官之制，有详细考证。文存北京大学图书馆。

　　术选百员官，参选者二、三千人，术题目士子，人无谤 ”。此处虽未提到考试，但其经过与前一次十分相像，相隔时间也很近，参选者与入选者之比例更加悬殊，所作“题目”，恐怕也是通过了考试的。辛术用人，史称重视“才器”，“管库（指寒人）必摆，门阀不遗”，则天保末这次“题目”，自亦守此精神，其中包括拔摆一些有才干的小官（类似“管库”），所以才会“人无谤 ”。在这一方面，前面提到的樊逊，更为好例。他出身寒人，“门族寒陋”，但因为“学富才高”，曾多次被州举为秀才，证明当时察举确已容纳寒人。可是大概由于其他环节还存在着门第歧视，所以尽管对策高第，取得出仕资格，仍然长期得不到吏部铨叙实官，只能凭此资格辗转官府中承担一些临时杂务。幸亏有了东西二省官的更选，使他摆脱了困境，被用为流内官——员外将军。官位虽不高，但这种考试制度，同样有利于寒人仕进，却是可以肯定的。

　　最后，历来察举均需先经州、郡长官推荐，而至北朝后期却出现了自愿报考的萌芽，见《北齐书·儒林马敬德传》。这对有才学的寒人的仕进，无疑十分有利。

　　总之，北朝后期考试制的发展与多样化，是内在原因促成的。因为主要是凭个人才学竞争，便于武功、吏于之外，又为寒人开辟了一条仕进、升迁之路。士庶界限之淡化，门阀制之早衰，都和这一特点分不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北朝后期私人开学馆，教授生徒之风，远盛于南朝。“横（黉）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笈从宦之徒，不远千里”（《北史·儒林传序》）。其中如经师张吾贵“每一讲唱，门徒千数”；大儒徐遵明“每精庐暂辟，杖策不远千里，束修受业，编录将逾万人”①。这些盛况，南朝私学是看不到的，从而为一些寒人学习儒术，在考试中夺标、出仕，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