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时期，又存在虚无主义的法律思想。魏晋以来，玄学盛行。出现一批放达的名士，崇尚自然，反对礼、法，认为人性本于自然，应按自然规律生活，不能以礼教或法律加以牵制或压抑，因此主张既废礼，又去法。这种法律思想的本质是无为政治。东晋张湛注《列子》，便贯穿了这种“从人所欲”，“任其自然”的法律思想，追求一种虚无主义“从善不近名，从恶不近刑”。鲍敬言则主张“无君无法”，他著《无君论》，认为礼序等级，严法酷刑及所带来的社会罪恶都是由于君臣的存在才产生的，故主张取消君臣，取消法制。鲍敬言看到阶级社会的不平等和苦难，但他没有抓住本质，他所主张的“无君无法”的社会只能是一种乌托邦。

　　葛洪则在《抱朴子·诘鲍篇》对鲍敬言的“无君无法”提出批评，认为贼杀等罪恶起于自然，是人的本性，所以君臣、礼制、刑法是天理人性的要求。鉴于东晋社会法治混乱的腐败局面，葛洪振聋发聩地提出“天地之道，不能纯仁”，仁不过是为政的脂粉，刑才是御世的辔策。他主张严刑峻法，甚至要求恢复肉刑；要求划一法律，明刑不滥；诛贵罚上，严惩不廉，这些主张充分显示了他承认法律的权威与普遍性原则，但他严刑是以维护礼教为出发点的。是为使君臣有道，德合天地，他承认礼序尊卑是社会的纲常，故这种重法思想有相当局限性。葛洪到了晚年，这种重法思想也消退了，在《抱朴子·明本篇》中，流露了取消刑法的无为观念。葛洪的思想较复杂，既信奉道教，又推崇懦学，也一度力主明法严刑，企图揉合儒、道、法于一家，为封建统治提供更广泛的理论基础。兼取儒、道、佛、法各家学说，这正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律思想的一大特色。上举张湛《列子注》所主张的治内心不治外物，也渗杂了儒、道、佛的观点。

　　南朝的法律思想与东晋相差不大，梁刘勰作《赏罚》，认为“圣人之为治也，以仁化爱民，然不可废刑罚者，以民之有纵也。

　　是以赏虽劝善不可无罚；罚虽禁恶不可无赏，赏平罚当，理道立矣。”

　　南朝社会玄风弥笃，谈玄为高逸，说法为庸俗，故很少有涉及法律思想的争论。

　　北朝的法律思想不像魏晋这样丰富多采，基本上以儒家仁政德治为主导思想，但又较注重法治，礼法并重，从历次修订的律令及统治者的政策可看出。孝文帝时颁遣民狱诏明确主张“重礼慎刑”；李彪的“请三春不行刑疏”，“大臣不加刑奏”，则比较倾向于儒家学说。北齐天保八年李德林策秀才时对罢刑狱策，提出应“稍简刑书，渐行礼教使■ 远至，咸感仁心”。礼在北朝的法律思想中一直占优势。后周的苏绰则承魏晋法律思想体系，对刑礼关系有比较辩证的看法。他在大统七年所上的六条，全面地体现了他的法律思想。第一条为治心身，提倡躬行仁义，孝悌、忠信、礼让；第二条为敦教化，主张教民以孝悌、仁顺和礼义，三者既备则王道成矣。上无教化，唯刑是用，是世道凋丧的表现；第五条为恤刑狱，提出赏罚得当，以达到止恶劝善的目的，强调治狱之官须戒慎，斟酌礼律；审讯则先以五听，参以验证，不冤枉无辜，也不放过罪犯。这些主张都体现了重法慎刑的思想。但其核心仍然是德主刑输。

　　法律思想经过魏晋的刑礼比较讨论，从东晋开始，逐步形成了礼律并重，以刑辅德的观点，承认法制的重要性及普遍适应性。但又以法治为礼治的手段，刑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礼教，同时，逐步把儒、法、道、佛等各派思想糅合为一体，形成比较系统的法律思想体系。

　　律学与律家秦始皇焚书坑儒时，烧毁了法家著作，并禁止私学法律，使律学的发展受抑制；西汉提倡“独尊儒术”，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律学的发展。至东汉，律学研究才开始复苏，汉魏之际出现了一批涉及法律的著作，如应邵的《律略论》，叔孙通、赵禹、张汤等编纂了一些傍律、单律。马融、郑玄等名儒也对汉律进行章句论释，十多家章句多达数十万言。然而，汉律基本上是依附于经学的，注律者皆为当世名儒，他们用儒家经义来解释法律，以律文附会经义，也使儒家学说渗入法典内容，这种律学研究实际上处于附庸的地位。至魏晋，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律学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法律专门著作。三国时，刘邵作《法略论》，专门探讨法律理论。钟会著《道论》二十篇，史称钟会“实刑名家”；丁仪著《刑体论》，专论刑体问题。刘廙因与丁仪观点不同，也著书数十篇，与丁仪就刑体展开广泛讨论。入晋，律学著作进一步专业化，贾充、杜预《刑法律本》二十一卷，专门解释泰始律，张斐著《律解》二十卷，《杂律解》二十一卷，《汉晋律序注》一卷、《注律表》一篇。律学在两晋达到一个高峰，大批的专业著作和律学家的出现，说明律学开始脱离经学而独立发展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而且律学理论不再停留在战国时期法家关于法律性质、作用等一般规律问题上，逐步深入到具体理论问题，如罪名刑名，定罪量刑标准，立法原则，法典体例，诉讼审判理论及法学基本观念等。如西晋时刘颂提出了罪行法定的初步原理，认为“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未论”。杜预也主张“审名分，塞异端”以及熊远的“王者唯当征文据法，以事为断耳”。这些主张在实质上与十八世纪西方“法无明令规定不为罪”的法律原则有相似之处，而中国在三世纪就已见端倪。当然，由于封建皇权的至高无上和比附定罪的存在，罪行法定只是停留在理论上，也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但理论的提出也是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