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注意保持士家同其他两个阶层民众的界限，因而征发民众为兵，战事结束后，原则上是要复归民伍的。黄初时左延年《从军行》诗，吟道：“苦哉边地人，一岁三从军，三子到敦煌，二子诣陇西，五子远斗去，五妇皆怀身。”（《乐府诗集》卷32 引《广题》）诗句虽然反映了兵役的频繁，但也证实了普通民众被征发从军，战事完毕后是要复归民伍的。

　　孙吴并不重视在兵户、屯田民、郡县民之间保持严格的界限，一直实行由民户、屯田户向兵户单向流动的政策。所谓“单向流动”，是指孙吴政权经常将一部分郡县民或屯田户变成兵户，而未见将兵户变成屯田民或令其复归民伍的记载。但并不意味着孙吴政权每一次征发民众，都一定要将他们变成兵户。有时孙吴征民为兵，战事完毕后还是要让他们解甲归乡的。《三国志·吴志·吴主传》载孙权黄武五年（226 年）的一道命令：“军兴日久，民离农畔，父子夫妇，不听相恤，孤甚愍之。今北虏缩窜，方外无事，其下州郡，有以宽息。”这显然是让一部分征发之民重返农亩，以求休养生息的举动。《宋书·乐志》载韦昭所造吴鼓吹曲十二篇，其中有一音《秋风》，歌词为：“秋风扬沙尘，寒露沾衣裳。角弓持弦急，鸠鸟化为鹰。

　　边垂飞羽檄，寇贼侵界疆。跨马披介胄，慷慨怀悲伤。辞亲向长路，安知存与亡。穷达固有分，志士思立功，邀之战场，身逸获高赏，身没有遗封。”这些得到边垂警报，才披上介胄，辞亲上路的战士，显然不是屯戍于边垂的兵户，而是临急征调的平民。故《宋书·乐志》称韦昭作《秋风》，是颂扬孙权“说以使民，民忘其死’。这类兵士在战事完毕后，是要还乡与亲人团聚的。

　　汉末三国时期，募兵制仍然被作为一种辅助集兵制度加以采用。《三国志·魏志·杜畿传》：“（卫）固欲大发兵，畿患之，说固曰：‘夫欲为非常之事，不可动众心。今大发兵，众必扰，不如徐以货募兵。’固以为然，从之。”《三国志·吴志·吕岱传》：“（岱）出补余姚长，召募精健，得千余人。”同书《潘濬传》注引《吴书》：“骤骑将军步驾屯沤口，求召募诸郡以增兵。”两汉时的募兵是一种职业兵，募兵制在理论上是由民众自动应募，这就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社会上存在游离于各个生产行业之外而生计困难的人口；二是应募后可以改善本人乃至家庭的境遇。但是，汉末三国的召募有时并非出自应募者的志愿。《三国志·魏志·袁绍传》注引《九州春秋》：“（袁谭）使两将募兵下县，有赂者见免，无看见取，贫弱者多，乃至于窜伏丘野之中，放兵捕索，如猎鸟兽。”《三国志·吴志·陆逊传》：“（嘉禾）六年，中郎将周抵乞于都阳召募，事下问逊。逊以为此郡民易动难安，不可舆召，恐致贼乱。而祗固陈取之，郡民吴遽等果作贼杀抵，攻没诸县。”此类“募兵”，有召募之名，行强取之实，是一种严重扰害民众的制度。即便是以讲求法度著称的诸葛亮治理下的蜀汉，也未能做到民众应募纯出自愿。《三国志·蜀志·吕人传》：“丞相诸葛亮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诣亮，慰喻检制，无逃窜者。”既是募兵，又需“慰喻检制”方保无人逃窜，足见此种募兵，应募之民也是受到一定程度强制的。魏、吴、蜀三国建立规范化的集兵制度后，仍未完全放弃战乱时期那种强制降民、战俘充兵的集兵方式。其中，孙吴政权尤为突出。孙吴统治集团长期开展对境内山越人的征服战争，每次军事行动无不以胁迫大量山越人出山“以充兵役”（《三国志·吴志·钟离牧传》）而告终。同书《吕蒙传》载，建安十九年（214 年）皖城之役，孙吴大有俘获。孙权酬吕蒙之功，“所得人马皆分与之”。《华阳国志·南中志》载，诸葛亮平定南中，“移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

　　三国时期其他集兵制度虽与世兵制共存，但除蜀汉以外，魏、吴都是以世兵制作为主要集兵制度，国家的常备兵主要由士家兵户组成。《三国志·魏志·辛毗传》称黄初之初，“（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据此，冀州士家当在十万户以上。《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帝工世记》称正始五年（244）。“吴之所领兵户凡十二万二千”，按户出一兵计，出身兵户家庭的孙吴兵士多达十三万以上。魏、吴有时在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时，临时集中较大的兵力，此时世兵在国家军队中所占比例就会出现暂时下降。但是大多数时候，国家常备兵中，世兵的数量是大大超过征、募兵的。因此应该认为，魏、吴的确是以世兵为主体建立国家军队的。

　　第六节世兵制度的衰落世兵制度形成、确立并有效地发挥国家军队主体的作用，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封建政权必须保证士家兵户的社会地位不低于一般民户。单纯依靠行政力量强制来建立世兵制度是无论如何也行不通的。

　　东汉国家军队由征、募的平民组成，战事完毕又复归民伍，故兵民本为一体，无等级上的差别：豪强地主的部曲私兵由“徒附”、“宾客”组成，他们强烈地依附于豪强地主，“奴事富人”、“历代为虏”，其社会地位自然低于具有独立经济的平民。东汉末各军阀以私家部曲为核心组建军队，因而兵士对将帅的人身依附与豪强地主田庄中，宾客徒附对豪强地主的人身依附性质完全相同。但是，如果脱离特定的历史环境，认定军阀部队的兵士社会地位低于平民，则欠妥当。在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的残酷斗争中，社会环境极其险恶，百姓被祸尤烈，传统的价值观念不能不作较大的改变，谋求生存成了人们最大的欲望。军队作为一个有严密组织的武装集团，其处境自然远较平民为优。《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故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民人相食，州里消条。”军队无粮，可以寇掠百姓；百姓无粮，只得“民人相食”，转死沟壑。兵士的境遇明显地优于平民。军队是政权的支柱；战乱之际更是非兵不立，军队的作用最为突出；加之部曲私兵与将帅，往往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而将帅自然重视优先改善自己兵士的待遇，兵士的社会地位并不低于平民。此时形成的世兵制度，法定意义仅仅是把原先人人承担的兵役，集中起来主要由士家兵户来承担，如此而已。正是由于此时兵士的境遇优于平民，世兵制度才得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