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孙吴不断将郡县民，屯田户补为兵户，使得民户和兵户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严格；曹魏郡县民、屯田户、士家之间的界限划分比较严格，曹魏士家制是典型的世兵制度。一统天下的西晋承继曹魏之制，因而西晋甫朝的兵户制度与曹魏士家制一脉相承。研究世兵制度的变化应当从研究曹魏士家制度的变化着手。

　　曹氏政权将国家控制的人口编制成郡县民、屯田户、士家三部分，各有独立的领辖系统和单独的户籍。士家既然是一个法定的职业兵集团，自然要受到军纪军法的严格约束。曹魏有“士亡法”。据《三国志·魏志·高柔传》：“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旧法，军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犹不息，更重其刑。”又称：“护军营士窦礼近出不还，营以为亡，表言逐捕，没其妻盈及男女为官奴婢。”但“士亡法”并非只针对士家而不及其余。《通典》卷149 载曹操《步战令》：“卒逃归，斩之。一日家人弗捕执，及不言于吏，尽与同罪。”这道严酷的法令充分体现了士亡法的精神，但这显然是针对所有兵士及其家属颁布的。亡叛坐罪妻子之法，也适用于将领；将领领兵在外，必须向朝廷交出家属作为“质任”。如果将领亡叛不必坐罪家属，“质任”制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三国志·魏志·明帝纪》注引《魏略》载太和二年（228）诸葛亮兵围陈仓，使人招降守将郝昭。昭答曰：“魏家科法，卿所练也；我之为人，卿所知也。我受国恩多而门户重，卿无可言者，但有必死耳。”郝昭因“门户重”而顾及“魏家科法”严，足证将领亡叛会罪及妻子。三国承汉代刑制，多引经义决狱定刑。毛玠私下批评“罪人妻子没为官奴婢”的制度，被下狱治罪。钟繇在审讯毛玠时声称：“自古圣帝明王，罪及妻子。《书》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则孥戮女。’司寇之职，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豪。汉律，罪人妻子没为奴婢，黥面。”（《三国志·魏志·毛玠传》）足见当时一人犯罪妻子连坐之法，是通用于全社会的刑律，士亡罪及妻子，只是这一刑律的原则在军法上的体现，不具有专门针对士家的歧视性含义。

　　士家制度的巩固和有效地发挥作用，与士家所处社会地位关系极大；而士家社会地位的高低，很大程度取决于他们经济地位的优劣。这就需要将士家的经济地位同郡县民、屯田户进行比较。曹氏政权将国家控制的人口一分为三，力求保持三者之间各自承担义务的稳定性，使社会分工固定化，就必须使用经济手段进行调节①。在天下未定、人心未安、新的统治秩序尚未强化之时，如果三者负担畸轻畴重的现象过于严重，势必引起负担重的阶层民众向负担较轻的那个阶层流动，这是无法依靠行政法令来遏止的。这种人口流动一旦出现，就会打乱人口编制，破坏统治秩序，引起社会动乱，严重影响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曹氏政权在确定三者之间的负担时，对郡县民是轻其租调，由他们主要承担徭役。国有大役而常备兵不敷使用时，郡县民亦须应征或应募入伍，对屯田户则征收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高额田租，而免其兵徭役。“专以农桑为业”（《三国志·魏志·司马芝传》），以确保粮源的稳固。对士家则贵其“执干戈以卫社稷”，为国效死。郡县民、屯田户、士家向国家承担义务的形式虽然不同，但三者负担相对平均，经济地位不相上下，因而这样的人口编制方式经受住了社会实践的检验，对封建秩序的稳定和生产的恢复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让士家、郡县民、屯田户的经济地位大体一致，是曹氏政权决定经济剥削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但为了保持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朝廷又规定了不少优待兵士的具体政策。由于常备兵主要由士家组成，对兵士的种种优待措施的主要受益者自然是士家。

　　对士家的优待突出表现在保障士家婚配的问题上。东汉人陈蕃认为：“盗不过五女之门”（《颜氏家训·治家》）。汉季陋习，弃女婴之风很盛①；汉末大乱，民多弃子不养，更何况于女！因而汉末三国初，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男子求偶困难。曹魏士家的补充靠本阶层的人口增殖来实现；兵士连年征战，“怨旷积年”（《三国志·魏志·蒋济传》）若不积极解决兵士配偶问题，军心难以稳固。为此，朝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成兵士婚配问题的解决。① 如何调节三者之间的负担，曹氏政权显然是经过一番摸索的。这种摸索在确定对屯田户的剥削量的问题上反映得最具体。《三国志·魏志·袁涣传》：“是时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涣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迁， 不可卒变，易以顺行，难以逆劝，宜顺其意，乐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强。’太祖从之，百姓大悦。”这段史料恐不能仅从字面上理解。行政强制不能达到广开屯田的目的；消极地依靠“乐之者乃取，不欲吉勿强”的怀柔政策，也绝不能收到短期内屯田事业大发展，“五年中仓廪丰实”（《三国志·魏志·国渊传》）的效果。国渊典屯田，除“相士处民、计明置吏”，完善屯田的组织营领系统之外，还做到“明功课之法”（《国渊传》）。这里的“明功课之法”，当包含有确定一种较恰当的剥削率的内容，方才使得“百姓竟劝乐业”。最后采纳枣祗建议，“执分田之术”（《曹操集·加枣祗子处中封爵并祀祗令》），屯田剥削额最后确定，于官民两利，顺利通过计会实践检验。由此可见，屯田事业的发展，更多地依靠经济手段来推动；欲求郡县民，屯田户、士家社会分工固定化，也必须用经济手段来调节。① 《太平经》卷39：“今天下一家杀一女，天下几亿家哉！乃有一家杀十数女者..其气冤结上动天。”《三国志·魏志·杜畿传》注引《魏略》：“初畿在（河东）郡，被书录寡妇。是时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书皆录夺，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赵伊代畿而所送多。文帝问畿：‘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对曰：‘臣前所录亡者妻，今俨送生人妇也。’帝及左右顾而失色。”皇帝亲自督促录送寡妇抑配兵士，足见朝廷对士家婚配的重视。抑配寡妇之制虽然造成种种悲剧，但的确是一个有利于士家阶层的措施。同书《文德郭皇后传》：“后姊子孟武还乡里，求小妻，后止之。遂敕诸家曰：‘今世妇女少，当配将士，不得因缘取以为妾也。宜各自慎，无为罚首。’”这是朝廷采取的保障兵士婚配的又一措施。同书《明帝纪》注引《魏略》：“太子舍人张茂以吴蜀数动，诸将出征，而帝盛兴宫室，留意于玩饰，赐与无度，帑藏空竭；又录夺士女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既听以生口自赎，又简选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乃上书谏曰：‘臣伏见诏书，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录夺，以配战士，斯诚权时之宜，然非大化之善者也..’”魏明帝这一权宜之举虽不够高明，但目的仍然是保护士家阶层的利益。后来晋武帝令“将士应已要者多，家有五女者给复”（《晋书·武帝纪》）。采取从经济上给予实惠的政策，鼓励人民多养女孩，以便从根本上改变兵士婚娶困难的状况，手段就高明得多了。又《晋书·牵秀传》：“（秀）与帝舅王恺素相轻侮，恺讽司隶荀恺奏秀夜在道中载高平国守士田兴妻。秀即表诉被诬，论恺秽行，文辞亢厉”。足见魏晋时大约还有保护兵士配偶的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