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得到消息，即令吕蒙进兵。吕蒙到寻阳（今江西九江）把精兵埋伏在船仓里，伪装商人船只，昼夜兼行，遂到南郡。士仁、麋芳不战而降。关羽战士家属，尽在江陵，吕蒙都好生款待，问所不足，疾病给医药，饥寒赐衣粮。关羽听得江陵被孙权偷袭，从前线撤回。将士听到家中平安，生活很好，都不愿跟关羽打仗。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关羽败走麦城，至漳乡（今湖北荆门西），被孙权军队擒获，杀死，孙权取得荆州。孙权在偷袭荆州前，已与曹操暗中联络。孙权遣使向曹操称臣。曹操并没有作皇帝，孙权上书称臣，弄得曹操对人说：“是儿欲踞吾著火炉上邪！”（《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略》语）取荆州后，曹操以天子名义任命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

　　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死，子曹丕继承魏王位。这年十月，曹丕作了皇帝，国号魏，建都洛阳。消息传到成都，刘备以献帝已遇害，于次年四月（221 ）也即皇帝位于成都，改元章武。史称蜀国为蜀汉。

　　章武元年（221），刘备率师伐吴，与孙权争夺荆州。刘备以黄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诸军，自己亲率大军自江南缘山截岭，树栅连营军于夷道猇亭（今湖北宜昌北）。孙、刘两军相峙数月，最后，陆逊以火攻，烧刘军营，连破四十余营，大败刘军。刘备夜遁，逃归白帝（今四川奉节）。

　　与孙权争荆州，刘备部下有不同意见。赵云就是不主张争荆州的，他对刘备说：“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操身虽毙，子丕篡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付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也。”（《三国志·蜀志·赵云传》注引《赵云别传》）诸葛亮只于军败之后，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三国志·蜀志·法正传》）看来诸葛亮也是不同意代吴的。刘备的失败，就连魏帝曹丕也有所预料，《三国志·魏志·文帝纪》载：“帝（曹丕）闻备兵东下，与权交战，树栅连营七百余里，谓群臣曰：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苞原隰险阻而为军者，为敌所禽’。此兵忌也。孙权上事今至矣。后七日，破备书到。”从地理形势看，从巫到夷道猇亭，约三百里，从秭归到夷道猇亭，不过百余里，所谓“连营七百余里”，不知如何算法。陆逊以火攻取胜，亦不知如何攻法。这些，旧史都不能详。

　　为了争荆州，孙权曾与曹操联络，上书称臣，并接受曹操的封爵，这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客观形势是，吴、蜀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强敌——曹魏，唇亡齿寒，吴、蜀重修联盟，才是图存的必然决策。于是，在吴、蜀打了一大规模的战役后，孙权遣使臣到白帝向刘备求和。刘备到此已无力量与孙权争荆州，也就接受孙权和议。222 年，孙权与曹魏绝。223 年，刘备死。诸葛亮继续执行东和孙吴的方略。229 年，孙权即皇帝位，国号吴，建都建业（今南京），改元黄龙。三国鼎立的局面相对稳定。

　　第四节曹魏政局的发展“唯才是举”，整饬吏治吴、蜀夷陵之战和魂、蜀、吴的相继称帝，为三国时期的历史划分出两个不同的阶段。三国的第一阶段，主要是三个领导集团为了打下自己的基业而进行了各种活动。第二阶段，则是各自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进行的活动。在第二阶段中，各国内部的矛盾比较复杂，有不同于第一阶段的特殊情况。曹操是魏国的奠基人。他破格用人、整饬吏治的政策，创造了魏国的活泼有生气的政治局面。后来，曹丕继他执政并作了皇帝，魏国的政治局面就有了变化。

　　曹操主张只有整饬吏治，才能打击那些目无法纪的人，使百姓安心，社会秩序得到保证。他在指责袁绍在冀州时吏治的败坏时说过：“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为速逃主。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取得冀州后，曹操特别强调“重豪强兼并之法”下令“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曹操对于地方官中注意整饬吏治、打击豪强者多加以鼓励和支持。加王脩任魏郡太守，“抑强扶弱，明赏罚，百姓称之”（《三国志·魏志·王脩传》）。王脩曾前随孔融，后随袁绍，都有好的声名。杨沛为长社长，曹洪宾客在县界，征调不肯如法，沛杀之，曹操“以为能”（《三国志·翻志·贾逵传》注引《魏略》）。司马芝为管长。豪族刘节为郡主薄，宾客千余家多不奉法，包庇宾客不服兵役，司马芝即以刘节为兵。满宠为许令，曹洪的宾客犯法，满宠依法治罪。曹洪向曹操求情。满宠知道后，未等曹操说话，就把曹洪的宾客杀掉了。曹操听到后，高兴地说：“当事不当尔邪？”（《三国志·魏志·满宠传》）曹操用人，注重真才实学。他甚至不问品行如何，只要有才能，都任用。有名的举才三令，鲜明他说出了他的这种主张。建安十五年令：“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十九年令：“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二十二年令：“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汗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汗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备举所知，勿有所遗。”（《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三令的内容差不多，中心思想只有一句话：“唯才是举”。在用人的具体行动上，曹操曾“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