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魏书·旧本<魏书>目录序》。

　　第二节魏收北魂“三才”之一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以文才和史学知名，是北朝有成就的史学家。

　　北魏宣武帝正始四年（507），魏收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据他后来自称，其家本是西汉初年魏无知的后裔。祖父悦，北魏时官至太守。父子建，于北魏孝明帝正光三年（522）出任东益州（治所在今陕西略阳县）刺史。魏收自幼读书，十五岁时学习作文。随父赴边后，恰值四方多事，他转而“好习骑射，欲以武艺自达”①。有个叫魏伯的人看他习武没有多大进展，故意问他：“魏郎弄戟多少？”魏收很惭愧，也因此受到启发，就坚定了用功读书的志向。即使在夏日，他“坐板床，随树阴讽诵”，苦读不止。年复一年，板床磨损得很厉害，他从不怠惰。经过这一番用功读书，魏收学业大进，他写的文章也渐为世人所重。

　　魏收二十一岁时，父亲被召回洛阳，他因父功而做了太学博士，讲授儒家经典。不久，因吏部尚书李神儶的推荐而成为司徒杨椿的记室参军。孝庄帝永安三年（530），被授予北主客郎中之职，掌藩国朝聘之事。次年，节闵帝要选拔近侍，诏试魏收撰《封禅书》。魏收不作草稿，下笔成章，将近千言而所改无几。黄门郎贾思同报告节闵帝说：“即使是三国时的曹植七步成诗之才，也没有魏收这样才思敏捷呵！”于是，魏收被授予散骑侍郎之职。继而改任典起居注，并修国史，兼中书侍郎。魏收开始跟史学有了联系，这年他二十六岁。

　　这时，北魏政治上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动：权臣高欢率兵进入洛阳，废节闵帝，另立平阳王元脩为帝，是为孝武帝。高欢有个亲信崔■，很多人都巴结他。魏收没有主动登门拜访崔■，又恃才挑剔崔■的文章，因而受到崔■的排挤，险遭弹劾，因得辛雄为之周旋，乃免。魏收因撰《南狩赋》，“虽富言淫丽，而终归雅正”，深为孝武帝所褒美。郑伯对魏收说：“卿不遇老夫，犹应逐免。”既有崔■的排挤，又有孝武帝在授予高欢相国称号上的犹豫使人难测“主相之意”，魏收便辞去了职务。一年后，魏收被起用为孝武帝兄之子广平王元赞的属官，不久又兼任中书舍人。这时，魏收已有很大才名，他同温子昇、邢子才被世人号为“三才”。这时，孝武帝同高欢之间的矛盾日渐加剧，魏收称病辞职。其舅崔孝芬问他为什么辞官，他说：“惧有晋阳之甲。”当年有尔朱荣发兵晋阳之举，而今高欢的大丞相府亦建于晋阳，魏收是语出双关。永熙三年（534），高欢果然率兵南下，孝武帝逃往长安，在宇文泰控制下继续维持魏政权，史称西魏；高欢另立元善见为帝，迁都于邺（今属河南安阳辖境），史称东魏。这是魏收经历的又一次政治上的重大变动。

　　在东魏时期的政治经历东魏孝静帝兴和元年（539），魏收应召赴邺，以兼通直散骑常侍的身份① 以上见《魏书》卷104《自序》、《北齐书》卷37《魏收传》，下引二文，不另注。为使臣王昕之副出使梁朝。王昕风流文辩，魏收辞藻富逸，为梁武帝君臣所重。在他们之前，李谐、卢元明于天平四年（537）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为梁所重①。所以梁武帝称赞说：“卢、李命世，王、魏中兴，未知后来复何如耳？”当时南北一度通好，互派使臣；使臣人选，极重才器、文辞，以显本朝人才之盛。魏收在仕途上沉默多年，此次复出，实与南北通好有关。然魏收使粱时，买吴婢入馆。梁朝馆司皆为之获罪，故人称其才而鄙其行。在以后的四、五年中，魏收因司马子如的推荐，来到高欢父子控制的晋阳，任中外府主簿。司马子如还曾当面向高欢说，魏收是“一国大才”，望其重用。魏收也因此转为丞相府属官，然终未受到高欢重视。魏收通过崔暹请求修国史。崔暹向高欢长子高澄建议说：“国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业，皆须具载，非收不可。”高澄果为所动，推荐魏收做了兼散骑常侍，修国史。于是他又回到邺。武定二年（544），他升任散骑常侍，兼中书侍郎，修国史。这是他第二次担任皇家史职，这年他三十三岁。这期间，恰值高欢入朝，魏收奉命替他写了一篇辞让相国称号的上书。高欢阅后，很满意，指着魏收对高澄说：“此人当复为崔光。”崔光是北魏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时的名臣，官至司徒、侍中、国子祭酒、领著作。孝文帝曾称赞崔光之才“浩浩如黄河东注，固今日之文宗也”①。高欢这样看重魏收，是魏收政治生涯中的一大转折，从此他结束了前半生的坎坷经历。武定四年（546），高欢在西门豹祠宴请众官。席间，高欢对司马子如说：“魏收为史官，书吾等善恶，闻北伐时，诸贵常饷史官饮食，司马仆射颇曾饷不？”说完，彼此大笑不止。高欢又对魏收说：“我后世身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武定八年（550），高欢次子高洋以齐代魏，建元天保。这是魏收一生中经历的又一个重大的政治事变。这次事变，他是直接参加者之一，凡“禅代诏册诸文”，都出于魏收之手。事变的当年，他被高洋授予中书令兼著作郎的职务。

　　在北齐：《魏书》的撰写和改正北齐天保二年（551），文宣帝高洋诏命魏收撰写魏史，这成了魏收在事业上真正转向史学的一个契机。文宣帝曾命群臣各言己志，魏收说：“臣愿得直笔东观，早成《魏书》。”文宣帝果然答应了他的要求。天保四年（553），又诏命魏收专在史阁撰史，不必参与行政事务。高洋还鼓励魏收说：“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①当时，负责监修的高隆之，不过挂名而已。参加撰述的还有房延祐、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幹。魏收等人参考了邓渊的《代记》，崔浩的编年体魏史，李彪的纪、表、志、传魏书体例，邢峦、崔鸿、王遵业等陆续撰成的孝文帝至孝明帝的起居注，以及元晖业撰的《辨宗室录》和当时残存的大族谱牒、家传，还有南朝史书②。他们“辨定名称，随条甄举，又搜采亡遗，缀续后事”，于天保五年（554）三月，撰成纪12 卷，传92 卷，合110 卷（含子卷），“表而上闻之”。同年十一月，复奏十志：《天象》4 卷，《地形》3 卷，《律历》2 卷，《礼乐》4 卷，《食① 参见《魏书》卷12《孝静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