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康年间，皇权衰落，“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也”（《晋书·惠帝本纪》）。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张华的亲朋好友都为他的处境而忧心忡忡。他的少子张韪曾以灾兆劝张华逊位。“志不在功名”的张华，身处政治斗争的波峰浪谷之间，亦曾有过告老还乡的想法。他在《答何劭诗二首》（《文选》卷二四）中，自叹年老体衰，“忝荷既过任，白日已西倾。道长苦智短，责重困才轻”，无力应付复杂的明争暗斗，难以改变奢糜腐化的时代风尚，故时时感到“恬旷苦不足，烦促每有余”，常常“负乘为我戒，夕惕坐自惊”，惟恐因力不胜任和出现失误而被政敌暗算中伤。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散发重阳下，抱杖归清渠，属耳听鹦鸣，流目翫儵鱼，从容养余日，取乐于桑植”。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尽管张华对“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的处境极为反感，但在上有帝后相制，左右政敌瞩目的形势下，他却无法解决自己的矛盾苦闷，脱离骚乱动荡的政界，实现他憧憬的超脱世俗的田园生活，只能继续自己“缨緌为徽纆，文宪岂可逾”的从政生涯。既然他找不到一条更有意义的出路，遂不得不安于现状，用“天道玄远，惟修德以应之耳，不如静以待之，以俟天命”去答复好心的亲友，聊以自慰。

　　但是，张华在辅政期间，并没有仅仅局限于自我修德和无为而治。为了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他亦以“修德”作为辅政的主要方针，希望通过封建礼教来改变时弊，实现比较清明稳定的政治局面。

　　贾后为人凶险，擅权专政，是造成朝纲不振的主要根源。张华并不为一己之私利去逢迎贾后，以承风望旨、仰人鼻息的方式苟且偷安。他“惧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讽”。《女史箴》①以封建伦理道德和纲常名教为宗旨，隐喻贾后要以“妇德尚柔，含章贞法”当作行为的准则。他列举了樊姬不食禽兽肉三年以劝谏楚庄王狩猎，齐恒公夫人因齐恒公好听淫乐而不听郑卫之音，冯昭仪以身挡熊以保护汉元帝，班婕妤为正名位而不与汉成帝同辇的典故，劝诫贾后应恪守妇道，行仁义礼教以辅佐惠帝。他辩证地指出“宠不可① 见《文选》卷52。

　　以专，专实生慢，爱极则迁，致盈必损”的利害关系，规谏贾后不要因君宠而得意忘形，利欲熏心。他认为“美者自美，翩以取尤，治容求好，君子所仇”，希冀贾后摈弃佞幸小人，杜绝文过饰非。贾后看了《女史箴》之后，虽未有什么痛改前非的变化，但碍于张华的正言规谏，在元康九年（299）以前，一直未敢有太严重的僭越之举。

　　尽管“贾后虽凶妒，而知敬重华”，但她执政的本身却使得乱政隐患越来越表面化。为此，当时辅政的侍中裴頠深感不安，遂与侍中贾模和张华共议废贾后而立愍怀太子的生母谢淑妃为皇后。张华对此表示异议，他说：“惠帝自己并无废黜贾后的意思，如果我们擅自废立，惠帝会认为是僭越之举。况且宗室王势力强盛，朝廷内又有持异议的朋党，恐怕一旦进行废立就会出现动乱，招致杀身之祸，引起政治危机，这对国家是没有好处的。”裴頠说：“情况确实与你的担忧相符，但贾后这样昏庸残暴的人，做事毫无顾忌，不考虑后果，肯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发生动乱，那又该如何办呢？”张华说：“我们二人现在还能被贾后所信任，只要经常在她身边进行规谏，申明祸福利弊，估计她不会做出什么大的僭越行为。幸好现在天下局势还比较安定，我们照此行事，可能会一直维持平安无事的局面的。”（《晋书·裴頠传》）谋废贾后遂未能进行。

　　张华辅政期间，统治阶级内部蕴藏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朝野百官大臣，非司马氏宗室，即贾后亲族，或豪门望族。他们不仅各有朋党，相互倾轧，而且亦各有短长，良莠不齐。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政治势力，张华亦能坚持修德的方式去息事宁人，维持了数年相对稳定的局面，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司马氏宗室诸王，或于中央任职，或出镇方面。他们仗“雍容贵戚，进不贪功，退不惧罪”，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张华虽无力改变自武帝以来形成的诸王强盛的局面，但他尽可能做到对诸王敬而远之，虚授职官，不委重任。如关中氐羌少数族爆发起义，梁、赵诸王“士卒虽众，不为之用”，张华即及时调离二王，委任虽出身低下却有“文武材用”的孟观率宿卫兵赴关中。结果孟观“大战十余，皆破之”，镇压了起义（《晋书·孟观传》）。赵王伦调回京师后，任有职无权的车骑将军、太子少傅，伦“深交贾、郭，谄事中宫，大为贾后所亲信”，遂“求录尚书”，张华“固执不可”，又求尚书令，张华复不许（《晋书·赵王伦传》）。

　　与张华共同辅政的大臣，多是贾后亲族。如侍中贾模，是贾充族子，他“潜执权势”，“至于素有嫌忿，多有中陷，朝廷甚惮之”，此外又“贪冒聚敛，富拟王公”（《晋书·贾模传》）。侍中裴頠，出自河东裴氏，亦是贾充妻之从子，为人“欲而无厌”（《晋书·韦忠传》）。琅邪大族王戎，是裴頠的岳父，与“贾郭通亲”，时任尚书左仆射，领吏部，他“苟媚取容”，“驱动浮华，亏败风俗”，“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晋书·王戎传》）。庶族出身的张华，对这些地位与自己相当的权臣的丑恶行为，自然无可奈何。他一方面超脱世俗，不与之随波逐流，尽可能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严于律己，不营资财，惟“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另一方面又能够善于找出与这些权臣之间的共同点，与之通力合作。如贾模为了本宗族的私利，对贾后擅权心怀忧惧，尚能“尽心匡弼”（《晋书·贾模传》）；裴頠“虽后之亲属，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谓之以亲戚进也”，多次上书进表，陈述“多任后亲，以致不静”之弊，主张“当先其疏者，以明至公”（《晋书·裴頠传》）。这与张华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故张华尽可能与贾、裴二人保持比较密切的政治关系，利用他们的力量规谏贾后，以推行和实施自己的政见，达到稳定封建统治秩序的目的。张华在辅政期间的最突出的政绩就在于选官任人方面。当时门阀世族极力垄断和控制选官权，拒寒素于政权之外。尚书左仆射王戎领吏部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沈，户调门选而已”（《晋书·王戎传》）。张华出身庶族，对没有门阀背景的人进仕之路的坎坷不平，颇有切身感受，他之所以能侪身政界，主要是凭借自己“世无与比”的博物洽闻和卓越的政治才能。因此，他重视知识，雅爱书籍，“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搬家时，曾“载书三十乘”，以至于“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正由于此，张华亦重视人材，敢于打破“户调门选”的用人标准。他“性好人物，诱进不倦，至于穷贱候门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称咏，为之延誉”。许多两晋之际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史学家，都或是经他延誉称咏，或是由他荐举征辟而成名的。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他重视南士，不因他们是孙吴亡国之余而怀有偏见。太康末年，陆机、陆云入洛。“陆机兄弟志气高爽，自以吴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国人士”。这种清高，实际上是南士与北士之间存有芥蒂的反映。当时北方士人亦自恃征服者而对南士有所轻侮。张华则不然，他素重二陆兄弟，见之如旧相识，说：“伐吴之役，利获二俊。”他称赞陆机“天才秀逸，辞藻宏丽”，“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晋书·陆机传》）。陆云为人不拘小节，而张华“多姿制”，喜欢用帛绳緾束胡须，陆云“见而大笑，不能自已”，但张华对此毫不介意，仍将二陆荐之于诸公，为其延誉（同上）二陆遂对张华倍加钦佩，待之以师资之礼。又薛兼、纪瞻、闵鸿、顾荣、贺循号为南土“五俊”，入洛，张华见而奇之，称其为“皆南金也”。（《晋书·薛兼传》）。他常常用“龙跃云津”、“凤鸣朝阳”、“东南之宝”这样的话语品价南士，并随才授职（《晋书·褚陶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