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都城长安用度不广,水陆漕运,一岁不过二十万石,这是容易取给的②。这样的现象并未能较为长久地显现下去。直到玄宗开元十八年(730),裴耀卿主持漕政的时候,遂益漕晋、绛(治所在今山西新绛)、魏(隋武阳郡)、濮(治所在今山东鄄城)、邢(隋襄国郡)、贝、济、博(治所在今山东茌平和聊城)的租赋①。这几州除晋、绛两州外,其余全在黄河下游。开元时的规定较之开皇时更为明显。这是说,黄河下游在当时仍然是皇朝漕粮主要的取给地区,是其他各处所难于比拟的。
黄河流域的产绢之州①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京兆府》。
② 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七《高陵》。
③ 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一《万年》。
① 《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三。
②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① 《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
隋唐时期,田土所出,粮食而外,兼重桑麻,而桑尤为重要。
隋时征调,桑土以绢絁,麻土以布②。唐时亦有蚕乡和非蚕乡之分③。其调绢、絁、布,各随乡土所出④。绢絁虽同为户调的主要物品,而绢尤见重于当世。因为绢还可以作为货币在市场上使用。唐时虽曾规定:“绫罗绢布杂货等,交易合皆通用。”⑤而绢尤为习见,不与其他诸种相同。这样的规定始见于唐玄宗开元年间,亦只是以皇朝的制诰,明确久已流行于民间的惯例。绢有精粗的分别,实际价值亦当有所差别。据《大唐六典》所载,全国所产的绢共分八等。一等为宋、亳两州;二等为郑、汴、曹、怀四州;三等为滑、魏、陈、卫、相、冀、德、海、泗、濮、徐、兖、贝、博十四州;四等为沧、瀛、齐、许、豫、仙、棣、郓、深、莫、洺、邢、恒、定、赵十五州;五等为颍、淄、青、沂、密、寿、幽、易、申、光、安、唐、随、黄十四州。六等至八等还有三十八州⑥。当时全国列入等第的产绢之州共八十七州,其中位于黄河流域的为三十二州,居全国的三分之一强。当时蒲州的常贡绫绢,虽未列入等第,也是蚕桑的地区①。这样众多的产绢之州,而质量都属上等,其他各道是难于比拟的。
黄河流域的都会《隋书·地理志》的撰者遵循《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的旧规,于各州的后序中也曾提到都会。其所称的一都之会有太原、京口、南海、交趾,还有蜀郡等所谓“蜀之旧域”。能够称为一都之会的不外乎当地人物殷庶,货物杂凑等原因。《隋书·地理志》没有提到长江下游的扬州,至于黄河下游则更未有所涉及。
隋炀帝开凿通济渠,其主要的原因应是羡慕扬州的繁荣,并欲亲临其地。扬州与京口隔江相对,可能其繁荣程度尚不及京口,故未见道及,京口于当时隶属丹阳郡。丹阳为东晋南朝的旧京。隋初平陈,曾拆毁殆尽,然为时未久,市廛列肆,即已埒于二京②,也就是说和长安、洛阳相比拟了。北周灭北齐时,也曾摧毁了邺都,并迁其人户于安阳,因为人户尽迁,邺都遂未能像丹阳那样,复现其繁荣的景况。
隋炀帝开凿通济渠,助长了扬州的繁荣。由于通济渠的畅通,也促成其沿岸都会的兴起。隋炀帝还开凿了永济渠,同样取得了效果。通济渠畔的都会应该数到汴州和宋州(治所为今河南商丘),永济渠畔的都会应该数到魏州和贝州。宋州为隋梁郡。魏州和贝州为隋武阳郡和清河郡。这是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汴州为唐时所设置,其治所浚仪县于隋时为荥阳郡的属县。可知当时通济渠和永济渠虽已凿通,这几处都会尚未都能繁荣起来,所以《隋书·地理志》未能皆以一都之会相称道。
② 《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三。
③ 《通典》卷五《食货》五。《隋书》卷二四《食货志》作“麻土以布绢”。绢字当系衍文。④ 《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
⑤ 《通典》卷六《食货》六。
⑥ 《通典》卷九《食货》九。
① 《唐六典》卷二○《太府寺》。
② 《通典》卷六《食货》六。
这几处都会于唐代前期都相当繁荣。唐人称道汴州,曾说到“大梁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漕运”③,大梁就是汴州的旧称。称道宋州的话是“名今亚陈留,剧则贝魏俱”①。陈留就是汴州的郡名。这是说,宋州的繁荣仅次于汴州,和贝、魏两州并驾齐驱了。贝州在当时曾被称为“天下北库”,因为江淮州郡输往北方的租布按制度都要运储到清河郡②,而魏州的繁荣也是能通江淮之货③。前面说过:邺都自北齐灭亡后,即遭到拆毁,未能再恢复起来。这固然是人户尽行迁走,无力恢复,也是由于邺城所恃的交通要道白沟随着邺都的被毁而湮塞了。永济渠的开凿代替了白沟,因而魏州也就代替了邺都繁荣起来。
由于隋炀帝所开凿的运河的畅通,沿岸兴起的都会不仅汴、宋、魏、贝四州,不过像这几州都在黄河下游,而且彼此相距都不甚悬远,还是少有的。就是加上《隋书·地理志》所提出的几个“一都之会”,和长安、洛阳东西两京,黄河流域的都会还是比较多的。
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经济的发展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说就人口较为稠密的州郡的众多,粮食较为富饶的产地的广大,绢类丝织产品的精良,以至于繁荣都会的集中而论,都可以说明其时经济重心是在黄河流域,而且是在黄河的下游。这样的重心由隋初开始形成,中间一再发展,直至唐代,规模就更为具备。事物是经常在变化,这样经济重心的变化也是在所难免,到后来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流域就代之而起。唐玄宗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爆发,使这种变化更为明显。不过远在安史之乱以前已经有了南移的趋势,就是没有安史之乱,这样的重心还是会向南移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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