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的发展安史之乱后，唐朝一步步走向衰落。这时，朝廷颁行的经学范本已不为① 《旧唐书》卷七三《颜师古传》。

　　② 《旧唐书》卷七三《孔颖达传》。

　　③ 《新唐书》卷一九八《马嘉运传》。

　　④ 《新唐书》卷一九八《孔颖达传》。

　　①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198 页。

　　②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第242 页。

　　③ 陆元朗：《经典释文序》，《全唐文》卷一四六。

　　学者所重视，一些治经的学者独辟蹊径，对儒经重作诠释疏证，开一代学风。最具代表性的是当时《春秋》之学大盛，名家辈出，著作繁多。著名的《春秋》学者是啖助、赵匡、陆质。啖助，天水（治所在今甘肃天水）人，后流寓丹阳（今江苏丹阳），大历初年在丹阳病逝。啖氏精通经学，特别熟谙《春秋》，历经十年，考订《春秋》三家优劣，“缝■漏缺”，著《春秋集传》；又摄其纲目，编为例统；认为公羊传、穀梁传虽是“后人据其大义，散配经文，故多乖谬，失其纲统”，而左氏（左丘明）“解义多谬，其书乃出于孔氏门人。且《论语》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类非同时”，又“《左氏传》、《国语》，属缀不伦，序事乖剌，非一人所为。盖左氏集诸国史以释《春秋》，后人谓左氏，便传著丘明，非也”①。啖氏并不以此为终，他“考核三传，舍短取长，又集前贤注释，亦以愚意裨补缺漏，商榷得失，研精宣畅，期于浃洽尼父之志”②。在这里，啖助抛弃了此前治经者注重注家臆解，而是舍传求经，独立地发挥自己的见解，首开宋儒附会臆断的治学风气。啖助的学生赵匡，河东（郡治在今山西永济西南）人，曾经做过洋州刺史；陆质，吴郡（治所在今江苏苏州）人，通“经学，尤深于《春秋》”③，著有《集注春秋》20 卷，《类礼》20 卷，《君臣图翼》25 卷，《春秋集传纂例》10 卷，《春秋微指》3 卷，《春秋集传辨疑》10 卷。陆氏发展了啖、赵二人的学说，极力攻伐三传，以孔子笔削本意为辞发挥自己的见解，影响了整个朝野。陆质的学生多为当时的名流士子。吕温“从陆质治《春秋》，并言‘某以弱龄，获谒于公。旷代之见，一言而同’”①。柳宗元师从陆质引以为荣，陆质亦曾做过唐宪宗的老师。此后，研治《春秋》的学者撰著多沿袭陆氏的见解。如卢仝所撰《春秋指微》一书，即解经不用传，韩愈赠卢仝诗云：“春秋三传束高阁，犹抱遗经究始终。”这种状况反映了一些学人在唐政权日益衰落的形势下，力图通过研习《春秋》微言大义，“诛讨乱贼以戒后世”，“改立法制以致太平”②，主张加强朝廷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思想。如吕温即认为：“所曰《春秋》者，非战争攻伐之事，聘享盟会之仪也”，“必可以尊天子，讨诸侯，正华夷，绳乱贼者，某愿学焉。”③大历年间，吴人施士匄在研治《诗经》之学的同时，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经教授..秩落当去，诸生封疏乞留，凡十九年”④。后唐文宗曾向宰相李石询访施士匄所撰《春秋传》，并大加赞赏。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茝等人研治《礼》，其中仲子陵“通后苍、大小戴《礼》”⑤。蔡广成治《周易》，强蒙治《论语》，皆自成体系，堪称流派。

　　文宗太和、开成年间，研习经学再成风气。时任宰相郑覃“长于经学，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三《五经总义类》。

　　② 《新唐书》卷二○○《啖助传》。

　　③ 《春秋集传纂例》卷一《啖氏集传注义第三》。

　　① 有学者认为：“陆淳（质）说春秋，无所建白..不见陆氏自有所说。”《唐史》第三册，香港龙门书店1979 版，第515 页。

　　② 吕温：《祭陆给事文》，《全唐文》卷六三一。

　　③ 皮锡瑞：《群经通论》卷四。

　　④ 吕温：《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全唐文》卷六二七。

　　⑤ 《新唐书》卷二○○《儒学传》下。

　　稽古守正”①，“不喜文辞，病进士浮夸，建废其科”④。他上奏文宗，认为“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缺”④，文宗诏可。开成初，郑覃奏起起居郎周墀、水部员外郎崔球、监察御史张次宗、礼部员外郎温业等校定“九经”文字，很快，经文就刊刻完毕，这就是著名的“开成石经”。虽然自石经刊布之后，当时人评说纷纭，认为“芜累甚矣”，但“自熹平石经散亡之后，惟开成石经为完备，以视两宋刻本，尤为近古”③。唐朝以国家的力量刊布石经，这不仅有利于学人研习经典，而且是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为此后经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

　　总之，唐代经学经过唐初义疏的规范化，到唐中叶以啖助为代表的《春秋》之学兴盛、开成石经的刊布，使经学的发展更进一步。此后，经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① 《新唐书》卷二○○《儒学传》下。

　　④ 《旧唐书》卷一七三《郑覃传》。

　　③ 《新唐书》卷一六五《郑珣瑜传附郑覃传》。

　　第二节史学的发展武德四年（621）十一月，起居舍人令狐德棻面奏高祖李渊，说：“近代以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于周隋多有遗缺。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是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无可纪录”⑤，“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①这说明如果不尽快修史，再过十数年修史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同时说明修史的目的是“贻鉴今古”，即为以后的统治者提供借鉴。李渊对此表示关心。武德五年（622）十二月二十六日，唐朝廷正式下达诏令，任命专门人选撰修前代史书，但因种种原因，这次修史“历数年，竟不能就而罢”②。贞观三年（629），太宗再次下诏，重撰“五代史”（梁、陈、齐、周、隋）。可以说，令狐德棻的奏言，肇启了唐代以国家名义修史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