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王永兴：《陈寅恪》，《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 年第8 期。

　　②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

　　①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

　　②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版。

　　续玄怪录》一文中，用牛僧孺的小说《续玄怪录》比观韩愈的《顺宗实录》，揭示出顺宗让位宪宗的内幕和宪宗被宦官所杀的隐秘③。这样，就为唐史研究开辟了新途径。而《元白诗笺证稿》更是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不仅能“从诗看史”，而且更上一层楼，又能“引史证诗”，对元稹、白居易的一些著名诗篇采用诗史互证的方法加以分析，不仅对唐代历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确凿的论证，而且对唐代文学史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如“新乐府”的体裁、“古文”与“小说”的关系等，为唐代文史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也是陈寅恪研究唐史的一大成果④。书中的批注之语都是他研读两《唐书》的心得，虽多为寥寥数语，却能以小见大，显出真知灼见。批注的内容还十分广泛，除文字校误、史实考订、人物评价、旧说辨证等方面外，对产生历史现象的一些社会经济根源也多有涉及，如在财政收入、估价、水运、转输、义仓、赋役、外贸、盐茶等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上，每每有精辟独到的见解，或给人以深刻的启发。岑仲勉的研究成果岑仲勉是史学界一位成果累累的专家，他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在先秦史、民族史、隋唐史、文献学、中外交通史和史地学等领域均有建树，成绩斐然，尤其是对隋唐史及隋唐文献的研究多有创见，成就最大。《隋唐史》为岑仲勉研究隋唐史的代表作之一。书中全面论述了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并在叙述各种问题时，尽可能上溯其起源，下探其流变，“求类乎通史之‘通’，不锢于断代史之‘断’”①。在史事的编排上，凡有时序或重点可依循的，仍按先后叙述，并补通史所略，例如北周、北齐相争，都交结突厥；突厥可汗摄图为北周复仇，几路兵马并进，隋文帝疲于奔命；突厥围困隋炀帝于雁门，加速隋朝的灭亡；突厥可汗颉利被擒，开创唐太宗之大业，等等，都与突厥的活动有关。如果仅立突厥一节来叙述突厥之事，就无法说明某个时代彼此之间的联系。书中还特别重视对隋唐时期的中外关系进行研究，如在《试用辩证法解说隋史》一节中，就专门以当时的世界史为背景来论述隋朝的丝绸贸易问题。又以突厥而言，其所得北周、北齐每年馈送的丝绸，不适合自己使用，便要谋取专利而转卖给波斯，波斯不应，又远求之于东罗马，于是发生了突厥、波斯之间的战争。书中的注释尤多精辟之处，考证异同，辨别真伪，对各家的见解主张，则既有剖析辩驳，也有独抒己见，如在《文字由骈俪变为散体》一节的有关注释中，针对唐代古文运动的兴起是由于萧颖士等数人之倡导及‘安史变乱之刺激反应”的说法，认为这“非特无视唐人之公论”，“亦极忽视历史之时间性”，于是详加辨正，一一指陈。又如《牛李之李指宗闵、李德裕无党》一节的注释文字竟超过正文，力证传统说法的错误，缕述个人独特的观点。《唐史余沈》是岑仲勉研究考证唐史的一部力作。书中研讨的范围，除正史外，还包括杂史、金石、诗文以及近代新发现的各种史料。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依据别史来③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

　　④ 包敬第、王永兴等辑录：《陈寅恪读书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版。① 岑仲勉：《隋唐史》上册，中华书局1982 年版。

　　补充正史；依据正史来考证别史；依据唐史来考论唐朝有关制度，如“守”条专谈兼官守官，“唐史中之望与贯”条撮录两《唐书》中郡望、籍贯交相互见的记载，用来说明望与贯的逐渐分离；依据唐史来考证它书之误，如“杨仲宣条”纠正《唐文粹》中年号的错误，辨正诗文中典故沿袭的讹误，如“司空见惯”条关于苏州刺史问题；驳斥吴缜、钱大昕等人旧说的错误①。严密考订，相互印证，立论确凿，既廓清了许多史事上的旧错误，又发掘出不少史料的新价值。《府兵制度研究》是岑仲勉研究北魏至隋唐时期兵制的专著，在第一章中对唐长孺的南北同源说提出质疑；在第二章中总述了西魏府兵制，立国初期的军队编制和北魏没什么区别，但是只就西魏来说，“兵农各籍”还是真的；在第三章中论证了东魏也实行府兵制，而北齐不是兵农合一；在第四章中论证了八丁兵和府兵制无关，强调府兵编入民籍这件事是隋朝府兵的重大变革，考证隋朝的强盛是因为依靠了府兵；在第五章中考察了府兵的最高领导、直系官制、征发差遣及折冲府数目等一些问题；在第六章中对府兵制与西周东周、契丹和蒙古兵制进行比较，并论述了府兵制与均田制的关系；在第七章中指出唐朝募兵制盛行，府兵便完全被替代；在第八章中指出中唐人和宋朝人所认为的兵农不分或兵农合一乃是一种错觉，同时论述了安史之乱以及后来的藩镇割据与废除府兵有无关系的问题；在第九章中对府兵制作了总的评价。①岑仲勉曾对古代东突厥汗国和西突厥汗国的历史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历时甚久，获得两大成果：《突厥集史》和《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前者是把古代史籍、文集、杂著、笔记和碑志中有关突厥的资料一一摘录出来，按系年先后和类别编排，运用突厥文物与资料互证的方法，详尽考释突厥时代的史事、人物和地理，以及突厥与隋唐王朝的相互关系等。另外，还附录论文十五篇，除其他人译的两篇外，其余都是他本人多年研究突厥史的学术成果，如在《突厥各朝传略》一文中系统地论述了突厥的种族起源及其各个时代的历史；又如在《敕勒与铁勒、高车与回纥之别》一文中指出铁勒是通名，高车、敕勒充其量只能是铁勒的一部分，而回纥对高车只是一时臣属，高车不是回纥的祖先。②后者是补正冯承钧翻译法国学者沙畹所著《西突厥史料》一书中关于中文资料部分的缺略，把中国史书，碑志中涉及西突厥的时间性资料，除去《隋书》、《通典》及两《唐书》中的西突厥专传外，都一一采录，编附于适当的或相近的年份；补缺部分遇有疑难的地方，便就所见附加考证，而对于比较复杂的问题，则别作专文探讨，例如在《西突厥以何时分立》一文中考定西突厥的完全分立，应以隋炀帝大业六、七年间的射匮可汗继位之时为标准，而沙畹认为的东、西突厥之分从公元六世纪中叶土门可汗、室点密可汗之时开始，以及政治分立在公元582 年摄图可汗之时完成，则是不妥当的说法。①这两部专著的问世，引起了国内外研究突厥史学者的重视，称誉他对中国的突厥史研究作出了开拓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