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 《新唐书》卷六《代宗纪》。

　　④ 《新唐书》卷七《德宗纪》。

　　⑤ 《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

　　①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丰州》。

　　② 《旧唐书》卷二○上《昭宗纪》。

　　③ 《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

　　④ 《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三。

　　⑤ 《旧唐书》卷一七二《萧倣传》。

　　⑥ 《太平寰宇记》卷六四《滨州》。按：滨州置于后周时，割棣州的渤海、蒲台二县往属。⑦ 《太平寰宇记》卷十九《齐州》。

　　⑧ 《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三。

　　⑨ 《资治通鉴》卷二七○，均王贞明四年。

　　滥不断发生，黄河下游南北各地，就一直显得萧条，和隋代及唐代前期就迥然不同了。

　　第三节长江下游太湖区域农田水利的发达长江流域富庶的农业地区长江流域有三个富庶的农业地区，自上而下是成都平原和洞庭湖周围以及长江下游太湖区域。成都平原的富庶远在秦汉时期即已有名于当世。自李冰开凿离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行成都之中，那里的富庶农业地区就已基本形成，而且以后也没有很大的变化。洞庭湖周围和长江下游太湖地区虽然在春秋时期，已经建立过楚国和吴国，然而更为世人所重，则在南北朝时期。沈约著《宋书》，对此曾有过评论：“江南之为国盛矣。虽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于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域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①可是到了隋唐时期，尤其是到了唐代后期，长江下游太湖地区成了全国少有的富庶地区，也是当时皇朝财赋主要取给的地方。这不仅见于当时人士的议论，甚而见于皇朝所颁布的敕令。唐宪宗在为他上尊号时所颁布的赦书中就明白说过：“军国费用，取资江南。”①其实江南只是泛泛的说法，所涉及的范围还是比较广泛，核心所在，实为长江下游太湖区域。当然江南其他各处，也都在“取资”的地区之中，这是因为黄河下游原来被称为富庶的地区，这时已经残破不堪，江南各地就能显出优势，为黄河下游所不及。其中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更显得突出，故颇为当时人士所称道。唐朝后期繁重的皇朝财政负担也就落在长江下游太湖流域。

　　长江下游太湖地区的富庶长江下游太湖地区之所以能够成为富庶的地区，负担当时皇朝岁赋的绝大部分，是由于当地自然环境的优越，而优越的自然条件还能更多地为人们所利用，促成当地农耕的发展。

　　促成农耕的发展，最主要的条件是土壤的肥沃。远在战国时期，这里的土壤于全国各州还被列为下下等②，这应是那时的人没有很好地利用和改造，因而产生错觉。经过其后较为长久时期，它的优越性才逐渐显露出来。西汉初年，发生了所谓“七国之乱”，其首事者吴王濞敢于反对当时的皇朝，所恃者除兵强将勇之外，还有海陵之仓，粮饷得以充足③。直到东晋偏安之时，海陵还是“地肥美，民惟事耕桑樵渔”①。海陵之地于今为江苏泰州市，濒于江岸，农耕仍为人所称道。渡过长江，更为优越。前引沈约在《宋书》中的议论，也可见一斑。在南北朝时，这里的膏腴上地的价值已经超过秦汉时期的沃壤。唐初修五代史，其《地理志》附于《隋书》。《地理志》于宣城、① 《资冶通鉴》卷二七二，庄宗同光元年。

　　① 《宋书》卷五四《孔季恭等传》。

　　② 《宪宗元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尊号赦》，《全唐文》卷六六○。

　　③ 《尚书·禹贡》。

　　① 《汉书》卷五一《枚乘传》。

　　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诸郡，颇加称道，谓其“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这六郡中，毗陵即唐时的常州，吴郡即唐时的苏州，也就是现在江苏的常州市和苏州市，皆濒于太湖。宣城郡为唐时的宣州，余杭郡为唐时的杭州，也就是现在安徽宣州市和浙江杭州市，虽皆不濒于太湖，相距并非过远，这里就附带提及。如《地理志》所说的，环太湖周围的土壤都是相当肥沃的。唐时人解释常州得名的缘由，说其地“居三吴之高爽，其地恒穰，故有嘉称”②。现在浙江嘉兴县，宋时为嘉禾郡③。嘉禾的命名至为明显，用不着再作解释。“粳稻之乡，土膏沃饶”，就在宋时已有人这样的称道④，嘉禾郡于唐为苏州属县（今嘉兴），可以证明《隋书·地理志》的记载是确实的。北宋时，范仲淹更称道说：“苏、常、湖、秀，膏腴千里，国之仓庚。”⑤这样肥沃的土壤到宋时还少有改变。

　　长江下游太湖区域自来是以水乡泽国见称于世的。太湖为其西山地高岗流下的许多河流所汇集，并以所储分支排注于长江。这就显得河道纵横，遍于各处。如前所说，环绕长安的八水，经过人为的努力，因而形成灌溉网，太湖区域就自然形成河网化。这就远远超过了关中地域，显出其优异的自然环境，使发展农业具备有利的基础。可是人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不断设法扩大其效果。隋唐时期，尤其是在唐代，对于农田水利的设施素所注重。前面曾提到唐代前期对于黄河下游，特别是在太行山东的平原有关农田水利的建树，为前代所未有，唐代前期对于长江下游太湖区域的农田水利已经有所开发，唐代后期成就更为繁多。唐高祖武德年间，润州金坛县就已置有南、北谢塘，用以溉田。南北谢塘本是前代所置，唐初只是疏浚恢复。太宗贞观年间，扬州江都县（今扬州）也开渠引雷塘水，并筑勾城塘，溉田八百顷。高宗麟德年间，升州句容县为绛岩湖筑堤引水。武后证圣年间，楚州安宜县（今宝应）开白水塘和羡塘，置屯田⑥。武后圣历年间，湖州安吉县开邸阁池，引天目山水溉田四百顷。玄宗开元年间，和州乌江县（今安徽和县东北）开凿沟渠，引江水至郭下，溉田五百顷。唐代后期，设施更多。代宗永泰年间，润州丹阳县的练塘也得到疏治。练塘是一处大塘，周围八十里，涉及丹阳、金坛、延陵（今丹阳西南延陵镇）三县。经过疏治，“沃瘠均品，河渠通流”，三县都能受益①。大历年间，楚州置常丰堰，以御海潮，使瘠卤处的屯田，岁收十倍②。升州句容县的绛岩湖又得到一次治理，设置新塘，周回百里，开田万顷。宣州宣城县（今安徽宣城）也开渠引德政陂水溉田二百顷。德宗贞元年间，扬州江都县（今扬州）引爱敬陂水以通漕运，同时夹陂的田地都能得到灌溉。湖州长城县重新修复，溉田三千顷。和州乌江县再修引江水至郭下的渠道，使它继续发生效力。宪宗元和年间，宣州南陵县（今安徽南陵）的大农陂，得到修治，溉田千顷。常州武进县开孟渎，引江水南流入江南河以助漕运，从而使渎旁的四千顷农田都能得到灌溉。同时，无锡县也引泰伯渎②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四○《泰州》引《吴陵志》所引的《晋中兴书》。③ 李华：《常州刺史厅壁记》，《全唐文》卷三一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