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他已入川，上海却出版了好几种黄色下流的小说，伪托他的名字，他恨得不得了。这几种小说，泛滥在沦陷区，华北、东北，都非常流行。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北京，预备追究，而书已绝版，找不着主名了，他只好拉倒。——现在，这些小说已经很难找到。倘若有人能给编一张“伪书目”，也是很有意义的事。

　　他正式从事著作小说生涯，是1924年在《世界晚报》写《春明外史》起。那时，他编一个副刊，一天写几百字小说，兼写杂文，还很从容。及至1925年《世界日报》出版，他编两个副刊，一天写两篇小说，杂文照写，工作量加了一倍，他依然不在乎。后来，又兼给《益世报》、《晨报》写小说，应该很忙了，朋友们却看不出，只觉得他好像还是优游自在。一直到后来，他同时编副刊、写几篇小说，他嘴里从没有吐出一个“忙”字。他规定了每天上午是写作时间，这是雷打不动的。如果约稿太多，或者别有要事耽搁了，上午写不完，下午准得再写，非得完成事先订的计划不可。他有坚强的毅力，严格的有纪律的生活，数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恐怕这就是他的“成功秘诀”吧！

　　最初写小说，他是不用提纲的。脑子好像一台计算机，人物故事都储存在里面，用到时就取出来，非常之现成。也不用复写纸，一支毛笔就是他的纺织器，每天织出许多五颜六色好看的彩网。后来，约稿多了，经常一天同时在报刊上连载六七篇小说，混淆缠夹了怎么办？平日不用提纲的，这时也不得不用了，至少不至把这一部小说中的人物错到那一部，不至把这个人的故事接榫在那一个人的身上。有几部小说，事先言明，一稿两用，分刊在南北不同地区的报刊上，这就有必要复写，于是改用了铅笔。案头常常放着四五支削好的、半长的铅笔头。磨磨笔尖，削两下软木，既是休息，也是娱乐，而归结于构思。

　　他每天的写作的能量总在五千字左右。在各报上连载的作品，合计也不超过这个数字，所以他能应付裕如。有人奇怪：他每天都写那么多篇，头绪纷繁，纵有提纲，也难免错乱，何以他能井井有条呢？其实，他每天只是写一篇，而不是同时写那么多篇。今天这一篇，明天那一篇，轮流着写，周而复始。他的安排，有时也有改变，但基本上写作数字是不变的。

　　他的写作态度，是十分严肃认真的。香港有个刊物，说他常常一面打牌，一面写小说；有时电话来催，他就在牌桌上写。这是没有的事。他对打牌根本无兴趣，既不会打，朋友也不带他打。说起来，他小说中所描写的牌局，都欠缺精采，不是没有原因的。如今倒有人把他和牌连在一起，简直是笑话。

　　他所写的，是他熟悉的人和事；遇有所不熟悉的也要他写时，他就不辞劳苦地深入到生活中去。写《啼笑因缘》，背景是天桥，好多日子，他都泡在那里，沈凤喜、关秀站以及沈三弦、关寿峰，就是从那里体验出来的。写关氏父女，原本不在计划之内，是报纸主编人提出的要求：“加点‘噱头’吧，上海读者喜欢武侠的。”

　　他岂肯向壁虚造说什么“口吐白光”，他要塑出入情入理、有血有肉的形象。他曾和我说过，他的祖父是有武功的，用筷子夹苍蝇是他亲眼所见。他写武侠，是有限度的武侠，决不出人情之外。

　　报纸刊登长篇连载，最忌的是中断。有些作家偏偏老犯这个毛病，报上常见“续稿未到暂停”字样。破坏了读者情趣，影响了编者安排，非常不好。只因连载的长篇，动辄几十万字，甚至更长，作家们很少有全部写完后再拿去发表的，一般是随登随写、随写随登，这就难保中间有个耽搁。他注意到这一点，总不让自己的作品在连载中有一天脱节。在《金粉世家》的自序中，他说：“当我写到《金粉世家》最后一页的时候，家里遭了一件不幸的事件，我‘最小偏怜’岁半的女孩子康儿，她害猩红热死了。我虽二十分的负责任，在这样大结束的时候，实在不能按住悲恸和书中人去收场，没有法子，只好让发表的报纸，停登一天。过了二十四小时以后，究竟为责任的关系，把最后一页作完了。”一部连载五六年的作品，因为死了女儿中断了一天，抱恨不已，他对于著作小说的事业心、责任感，看有多么强烈！

　　1937年在南京，1949年在北京，他得过两次重病，坐不起身，提不动笔，无可抗拒地停止了写作。至于平常，有什么头疼发烧，那是不在话下，他总挣扎着照写无误。抗战时期在重庆，敌机日来空袭，大家“入土为安”，都要下防空洞。他却不管那些，空袭警报尽管响着，敌机在头顶上转，他写他的，只当没有那回事。有一次，炸弹在他家附近开了花，他的夫人急了，跑出防空洞，要和他共生死存亡。

　　没法子，为了一家老小的安全，也只好下洞。就凭这样，他还是一听敌机飞过头顶就回家去写；家人等解除警报的汽笛声响出洞时，他已写了几页纸了。

　　写小说是他的职业。人们有个通病，“吃一行，怨一行”，常会把自己的职业当包袱，干久了时就感觉苦恼厌倦。他可不是这样。他是越写越来劲，没有个满足，总想新写的一部超过所有的旧作。他热爱生活，把写作当成自己生活中最重要部分，不仅仅是为了趣味。有一天不动笔，就忽忽如有所失，好像欠了一笔大债。他说：“除了生病和旅行，如果一天不写，比不吃饭都难受。”大病初愈时，他又在写，家里人和朋友都劝他，不要动脑子吧！他却说：“脑子总归要动的，不动在这里，就动在别的地方。动在别的地方，岂不浪费吗？”他是1967年2月15日早上去世的，14日的早上他还是坐在座位上写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