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灵半年后调到军部做秘书。军部也是一孔窑洞，有五六个男女工作人员，她对他们包括廖军长都不陌生，不过现在接触的机会更多了。她第一次见廖军长是听他给队员们讲军事课。廖军长的面貌似乎就是一个军长应该有的面相；四方脸，短而直的鼻梁，方形的下巴，突出却不显“奔”儿的额头，那双镶嵌在眉骨下眼下，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石崖下的深涧。白灵一下子意识到游击队员有许多张和廖军长极其相似的脸型，这是黄土高原北部俊男子的标准脸框，肯定是匈奴蒙古人的后裔，或是与汉人杂居通婚是后代，集豪勇精悍智慧谦诚于一身，便有完全迥异于关中平原人的特点而具魅力。他是整个游击队里文化最高的人，也是军事知识最丰富的人。他毕业于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战争，随后被迫退到关中拉起一杆共产党举行暴动。暴动失败，又退回北部高原再次组军，直到把红军仍沿用三十六军又葬送到滋水县的秦岭山中。现在的红军仍沿用三十六军的番号，他已变得聪明，变得老练，再不贸然出击了。廖军长刚登上讲台（土台子），突然指着白灵佯装愣呆呆地问：“这个同志哥儿啥时候溜进来的，我咋认不得？”白灵豁朗地站起来：“报告廖军长，战士白灵向你报到，我从西安逃来的，半个月了。”廖军长愈加显出楞呆莫名的神色问：“你是关中人？关中也有你这么漂亮的同志哥儿。”窑洞里骤然爆发出轰然大笑，白灵也不由地脸红了。廖军长恍然大悟地自语道：“我还以为漂亮的同志哥儿、同志妹儿，都出在咱们陕北哩……”然后仰起头纵声朗笑……

白灵到廖军长的窑洞去送一份密件。廖军长突然问：“大地方娃娃到沟岔里来，习惯不习惯？”廖军长总是开玩笑称她为大地方来的娃娃或同志哥儿，却从来不称她为同志妹儿或直呼其名。她说：“挺好。”廖军长皱皱眉，摇摇头说：“不好不好，你说有什么好？这儿的人除了放羊再弄不了啥。没文化，没麦子，没棉花，连水出缺得要命──你没说真话。”白灵笑说：“这儿有好听的曲儿。”廖军长赞成地点点头说：“这倒说对了，曲儿可以称得上再好没有了！我走过好多地方，包括你们大地方关中，都听不到这么好的曲儿。你说还有啥好哩？”白灵笑说：“男娃一个个都漂亮俊俏！”廖军长突然说：“给你找个女婿怎么样？”白灵就在那一刻，从身底的暗袋里摸出一条纸绺交给廖军长。那是临行时前兆鹏让她交给廖军长的。她进根据地时，没有交给廖军长，现在觉得有必要交出来了。廖军长看罢字条儿，站起来，久久地瞅着她，然后庄重地伸出右手。白灵和廖军长的手握在一起。廖军长说：“白灵同志！”白灵激动地说：“鹿兆鹏同志让我代他向你致敬！”廖军长说：“可是你……为啥到现在……才说呢？”白灵说：“我怕你太照顾我……廖军长说：“好啦！只要我活着就保你无事。以鹿兆鹏同志的名义……”

后来部队发生了揭露国民党潜伏特务事件，并因此而导致了一场内乱，使这支刚刚蓬勃起来刚刚形成气候的红军游击队又急骤直下陷入灭顶之灾。那个特务以投奔革命的名义潜入根据进时，也带着西安地下党的路条，他比白灵晚半年来到南梁，被分配给一位游击大队长做随身秘书。他在前几天突然逃亡，游击队的情报小组从获得的证据最终鉴定出这个人可怕的身份。紧接着举行了廖军长和毕政委的最高密谈，内容不得而知。又紧锣密鼓似的在当晚举行了支队长以上的干部大会，内容依然不得而知。白灵开始预感到自己已跌入一种危险的境地。这并不是她过于敏感，而是凭她的常识。她平时能旁听各种重要会议，名括廖、毕二人的最高决策。凡这些会议或决策，都由他们两三个机要人员作出记录，形成文字，写成决议，整个根据地的重大决策和军政大事都对她不存在保密的问题。她没有被通知旁听廖、毕的最高会议尚可自慰，而支队长以上指挥官会议也回避她参加，她就感到不正常，一种被猜疑，不被信任的焦虑开始困扰着她尤其是支队长以上指挥员会议之后，整个根据地里陡然笼罩着一片沉默紧张的严峻气氛，白灵从那些指挥员熟悉的脸上摆列的生硬狐疑的表情更证实了某种预感。她晚上失眠了，这是进入根据地一年多来的第一次困扰。第二天晌午，她被通知参加全军大会，会议由毕政委做肃反动员报告，宣布组成肃反小组名单，紧接着就对十一个游击队员当场实施逮捕。白灵在惊恐里猛然发现了，十一个被宣布为潜伏特务的，游击队员全部都是由西安投奔红军的男女学生，禁不住一阵哆嗦。

白灵被调出军部编入游击支队。游击队员们不再跟她学写名字，不再求她补缀衣服，更不给她唱动听的信天游曲儿，全都用一种狐疑，一种警惕戒备的眼光瞅她。白灵很痛苦却无法摆脱，整个根据地里迅速掀起一股强大的仇恨风暴，甚至比对国民党当局的仇恨还要强烈。这是对内奸的，她可以理解，却忍受不住被怀疑被仇恨的压迫和冤屈。她终于决定要找廖军长去说明自己，突然被两个女队员扯回窑洞，正告她不许乱跑乱找，这时她意识到自己早已被专人监控着。七八天后，又实施了第二逮捕，被拘捕的七个人仍然是从西安来的学生。白灵心里稍一盘算，全部从西安陆续来到根据地的二十一名学生，只剩下连她在内的二女一男了，这时她又感觉到，同样的下场已不可逃脱，而且已经为时不远。

第二次逮捕发生的前一天晚上，第一批被逮捕的十一个人中的五个被活埋。第二天，就有一张布告贴在各大队聚会的窑洞门口。白灵是在她做文化教员经常进的那个窑洞门口看到的，五个全被判定为特务。到离第一次逮捕刚刚半月时间，头批被逮的十一个中余下的六个和二次被逮的七个中的两个又被处死，同样采取的是挖坑活埋的刑罚。这种处死的办法并不被队员们看为残忍，因为子弹太珍贵了。游击队员手中的枪和枪膛里的每一颗子弹都是从敌人手里夺来的，为此有许多游击队员牺牲了性命。这个时候，在根据地发生了更严重的一个事，第一大队的大队长补充肃反小组下令逮捕。大队长在一次高层会议上拍着胸脯对毕政委喊：“我敢拿脑袋担保那些西安学生绝对不会全部是特务！你把他们一个个活埋了等于自己消灭自己！往后谁还敢投奔到咱们这杆军旗下……”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逮捕这位大队员的命令就形成了文字也形成事实。分歧一下子从高层逐级扩散一直到游击队员中间，裂缝在迅猛地扩大延长着。廖军长在惊悉他的爱将第一大队长被捆绑押进囚窑时，终于失去了最后的忍耐，直接找到毕政委住的窑洞立逼他放人。毕政委毫不妥协：“拘押大队长是为了禁绝右倾思潮的蔓延，与潜伏特务有区别。不拘押大队长就会影响肃反进一步深入。”肃反小组被赋予绝对权力，可以审查一切人，廖军长实际只剩下对敌作战这一项军事指挥权。毕政委说：“你也防止右倾思潮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