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西起自今陕甘边境直到东海边的杭州，长达数千公里的军队递铺线，是当时最重要的“军邮”。“隆兴和议”（1163）后，宋金再次和平对峙，摆铺的军事作用削弱，到淳熙十三年（1186）时，“近来摆、斥、省递混而为一，共分食钱，通同递传”。决定依旧分别传递，“择少壮有行止人充摆铺，依元来指挥，内外军期急速文字专入摆铺，常行文字并入斥候（铺）；其元无摆铺处，军期亦入斥候（铺），常行（文字）并入省递（铺）”②。递角各种递铺传送的文书，称为“递角”，通常装入“递筒”封印后发递，装有奏状的递筒封印后“以千字文号记发”，如“侠字号递筒”之类。各类递铺都登记递件的到发时刻，如有稽迟即行追究责任。递筒的“封头”破损，接收铺就应“经官更究”①。但是，如四川等地至临安，路途遥远，所经承传① 《宋会要辑稿》方域10 之19、20、25、26。

　　① 《宋会要辑稿》方域10 之18；《宋史》卷189《兵志》三《厢军》，卷163《职官志》三《兵部》。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建炎三年二月丁卯；《宋会要辑稿》方域10 之43、44、46。②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9，绍兴十九年三月甲辰；《宋会要辑稿》方域11 之13。① 《宋会要辑稿》方域11 之31、17、18。关于“摆铺”设立的时间，除绍兴三十年（1160）之说外，还的递铺很多，发生盗折、藏匿，以致只传递空筒而内无递件，又无法追究。在递铺铺兵缺少的情况下，普通递角常常是积存一定数量后才派人背负或挑担送往下一递铺，甚至由铺兵家属妇女递送，因而也就无法追究是否稽迟。金字牌“传信木牌，先朝旧制，合用坚木朱漆为之，长六寸，阔三寸”。各种传信木牌，也称檄牌，实际是“递匣”，内装递件。其中以金字牌（御前金字牌）为最重要。“熙宁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递，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一昼夜）行五百余里”。这种“金字牌长尺余，朱漆刻金字，书‘御前文字，不得入铺’。”南宋绍兴元年（1131），已增加“鸣铃”，“前铺闻铃，预备人出铺，就道交收，不得时刻住滞”，实际上最快也只能日（一昼夜）行400 里②。金字牌在北宋时入急脚递铺，有时也入马递铺。南宋建炎时，入创设的斥候铺，绍兴末又改入新创的摆铺，以最快速度递送。

　　白字牌、青字牌、粉字牌、红字牌由于传信牌，包括金字牌都是朱漆的，乾道三年（1167）为了区别于普通的朱漆传信牌，枢密院创制了“黑漆白字（“字”原作“粉”，误）牌”，分发给各屯驻大军及与金接界的沿边州府，专由“摆铺”递传军期紧要文件，日行350 里；并制造“雌黄漆青字牌”以备用。淳熙二年（1175），又造“雌黄漆青字牌”，作为尚书省传发紧要文件使用；淳熙八年，尚书省递牌又改为粉字牌。

　　绍熙四年（1193），又因递铺已将雌黄漆青字牌与普通递角同样对待，改用黑漆牌子递匣，上刻“枢密院军期急速文字牌”，填以朱红色的红字牌，日行为300 里①。各种传信牌，虽有日行300、350 里的规定，实际上大多只日行一二百里。

　　有李心传的建炎三年（1129）二月丁卯（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于是初置摆铺”（实际是斥候铺）说；“绍兴末，丘宗卿为蜀帅，始创摆铺”（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9《金字牌》，下作《杂记·金字牌》）说；以及《宋史·舆服志·符券》“绍熙末，遂置摆铺焉”说。丘宗卿为丘崈字，任蜀帅在光宗绍熙三年至五年（1192—1194）。所以，《杂记》的“绍兴末”应是“绍熙末”之误，史志袭自《杂记》或同源。按“绍兴三十年说”，是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军器监（原作兼）主簿、措置诸递角王厚之奏状所说，最为可信。

　　② 《宋会要辑稿》方域11 之17、31。

　　① 《宋会要辑稿》方域10 之52、23。

　　第四节辽代的交通交通工具马、骆驼、车、船是契丹人和辽代的主要交通工具，马的用途最广，是游牧、射猎、战争、使节往还等必不可少的运输工具和装备，契丹男女老幼凡胜任者，都以之为主要运载工具。即宋熙宁间沈括使辽时所见的契丹人行则乘马。辽朝使者出使远方，凡途经沙漠者，还需备有骆驼。骆驼耐饥渴，不但是沙漠中必备的运载工具，而且在长途跋涉无水的紧急情况下，行人可刺驼血作饮料解救危急。车的形制不一，用途各异。《辽史·仪卫志》载：“契丹故俗，便于鞍马。随水草迁徙，则有毡车，任载有大车，妇女乘马，亦有小车，贵富者加之华饰。”沈括记载他所见到的契丹车：“其辎车之制如中国，后广前杀而无股，材俭易取，不能任重而利于行山。长毂广轮，轮之牙其厚不能四寸，而轸之材不能五寸。其乘车驾之以驼。上施■，惟富者加毡■、文绣之饰。”②辽人的绘画作品和辽墓出的壁画，多有契丹车的形象。内蒙古库伦旗辽墓壁画中的车，有螭头，车楼、帷子饰青色帐幔，盖部或四角垂流苏，与沈括的记载完全相符。这种车当是《辽史·仪卫志·国舆》所说的青■车。在对后晋的战争中，辽太宗也曾乘奚车督战，为晋军追击而失车后改乘骆驼。

　　辽朝境内的奚人，虽“居有毡屋”，也“兼用车为营”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