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辽史》卷37《地理志》一《上京道》，卷39《地理志》三《中京道》。① 曾巩：《隆平集》卷20。

　　西夏的交通工具，陆路主要干线可通行木轮车或畜力车。李德明时出行，“大辇方舆，卤簿仪卫，一如中国帝制”②。西夏建国后，李元昊“车服仪卫悉如帝制”。史载夏永安元年（1098）崇宗母梁太后领兵攻宋平夏城，曾建造“对垒”战车，可载数百人，“填壕而进”，西夏车乘已用于载人或军事作战。

　　西夏境内多沙漠，“沙漠之舟”的骆驼是西夏的重要交通工具，马、牛、驴等也是西夏骑乘驮运的主要工具，有河流的地方使用舟船。据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条文①，西夏对“桥道”、“渡船与舟”，都规定了管理和使用方法。黄河流经西夏，有的地区水急滩险，行船危险，当地居民利用牛羊皮制成袋子，充气后浮于水面，或连结数只以至数十只拼成皮筏，用以渡河或运送物资，当地称为“浑脱”，是一种十分便利的水上交通工具。

　　② 王延德撰，王国维校：《古行记四种校录》，载《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 年版。① 参阅黄盛璋、汪前进：《最早一幅西夏地图——<西夏地形图>新探》，《自然科学史研究》1992 年第2期。

　　第六节金代的交通陆上交通与驿站金代交通是在辽和北宋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新交通地理的开拓，以及向东北边境地区扩大交通据点的建设，形成一个全国以京城为中心，以地方诸路首府为重点，驾驭国内的交通网。

　　金代交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交通工具、驿站和漕运三方面。金代交通运输，陆路用车，水路用船。金初都城在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白城），《金史·太宗纪》：天会三年（1125），“始自京师到南京，每五十里置驿”。这条由京师通往南京（今北京）长达三千余里的驿道，纵贯东北松辽平原直达幽燕，成为金代东北陆路交通的干线。三月，又“命置驿上京、春、泰之间”。其后进取辽及北宋诸京道和路的重要城市，以及满足皇帝的需求也于道路置驿。如《金史·世宗纪》记载，世宗谓宰臣：“朕尝欲得新荔枝，兵部遂于道路特设铺递。”铺递即驿递之意。

　　金朝不仅注意通往京师的诸路要道的恢复发展，同时注意在各地的冲要地方建立和发展交通城市，沟通和繁荣经济。天会初，耶律怀义为西南路招讨使，“乃择诸部冲要之地，建城市，通商贾”②。上谷成为河东通往山西要道上的商品聚散冲要之地。《中州集》刘迎《上谷》诗中描写上谷：“桑麻数百里，烟火几万户，长桥龙偃蹇，飞阁凤腾翥。传闻山西地，出入此其路。源源百货积，井井三壤赋。”

　　水上交通与漕运金初都会宁，为减轻按出虎水繁重的水运负担，开凿一条从京城附近到今松花江，长约50 多公里，下游宽约50 米的人工运河，后人称其为金兀术运粮河，河道至今可辨。海陵王迁都燕京后，今北京城成为金朝统治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中心，为供京师粮米之用，更加重视疏浚开辟水运和提高河道的运输能力。当时通漕运的河有：一是旧黄河，行滑州（今河南滑县）、大名（今河北大名东北）、恩州（今山东武城东）、景州（今河北东光）、沧州（今沧州东南）、会川（今青县）之境。

　　二是漳水，东北为御河，则通苏门（今河南辉县）、获嘉、新乡（今皆属河南）、卫州（今卫辉）、浚州（黎阳，今浚县）、卫县（今淇县东）、彰德（今安阳）、磁州（今河北磁县）、洺州（今曲周西南）之馈。

　　三是衡水，经深州（今深县南），会于滹沱水，以运献州（今献县）、清州（今青县）之饷。

　　以上三水皆合于信安（今霸州东）海壖，溯流而到通州（今北京通县），然后再由通州靠牲畜、车辆和人驮运到中都（今北京）。金世宗时曾两次想解决由通州到京师（中都）的漕运，第一次是疏浚旧漕渠，以减轻百姓陆运之劳苦。另一次是引永定河水通漕，大定十年（1170）议决，十一年十二月② 《西夏书事》卷9。

　　动工，到十二年三月竣工。这条新辟运道，引永定河水源，“自金口疏导到京城北入壕，而东至通州之北，入潞水”。但因“地势高峻，水性浑浊。峻则奔流漩洄，啮岸善崩，浊则泥淖淤塞，积滓成浅，不能胜舟”，“竟不能行而罢”③。到章宗泰和四年（1204），又议修从通州潞水到京师（中都）的闸河，这次改引清水为源，沿河置闸门五六座以节制水量，使金代漕运工程达到一个新水平。

　　其他如霸州（今属河北）的巨马河，雄州（今雄县）的沙河，山东的北清河，也都是当时的运输河路。从当时对挽漕脚直或佣直的规定看，漕运有水路、陆路和山路三种，还规定一般百姓可射赁官船漕运。水运除河运外，还有海运，如章宗明昌三年（1192）四月：“尚书省奏：辽东、北京路米粟素饶，宜航海以达山东。昨以按视东京近海之地，自大务清口并咸州铜善馆皆可置仓贮粟以通漕运。若山东、河北荒歉，即可运以相济。制可。”①金朝比较重视开水道运输，海陵正隆年间（1156—1161），张中彦采运关中材木，“开六盘山水洛之路，遂通汴梁”。又“作河上浮桥”，造“巨舰”①，以便水运交通。宣宗贞祐四年（1216），从右丞侯挚言，“开沁水以便馈运”；元光元年（1222），又从李复亨之言造大船20 艘，船皆容350 斛，由大庆关渡入河，东抵湖城，运陕西漕粟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