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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七卷-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 (上)
来源: | 作者:白寿彝 | 发布时间: 870天前 | 33017 次浏览 | 分享到:

  ② 汉文资料如《宋史·夏国传》;西夏文资料如《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西夏官阶封号表》等。①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突出的例子如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宋朝不第举人张元投奔元昊,夏天授礼法延祚四年(1041)官至国相、太师、中书令。

  ② 徐庄:《试论李继迁的历史作用》,《宁夏大学学报》1981 年第4 期;徐庄、李萌:《西夏的奠基人李事家,在创建夏国过程中的丰功伟业。征服回鹘、吐蕃,统一河西的战争,建国后对北宋与辽的战争,都显示了他作为军事家的才能;建国前后在政治制度、文化事业上的建设,表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眼光与手段。在党项族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元昊能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完成了本族独立自主的大业。元昊的私生活与家族矛盾,使他不幸中道而殂,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党项族的民族英雄称号③。对西夏“中兴”之主李仁孝的评价,着重强调他在吸收和推行汉族封建文化,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的进步措施,对西夏后期社会的发展有积极作用;消极作用是,崇儒尚文导致了党项族固有的崇实尚武精神的削弱,使西夏进入了由盛而衰的时期。任得敬分国阴谋的败露,反映了西夏走向衰落①。

  五、战争性质问题。在上述论著中主要涉及到李继迁和李元昊时期对宋战争的性质问题。在评价李继迁领导的长达22 年的反宋战争时,有人认为这是一场反对民族压迫的正义斗争,具有民族起义性质②。与此相反,有的看法是:首先,宋初,对西北各民族实行恩抚羁縻政策,对党项族及其首领尤甚,因而否认宋朝对党项族实行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政策。其次,李继捧向宋朝献银、夏等五州,与宋太宗收复五州之地是与当时统一的大势相吻合的,是历史的进步,对党项族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统一都是一件好事。李继迁的反宋战争,代表了顽固坚持割据的党项贵族阶层的利益,战争给双方人民都没有带来半点福音,而是痛苦、灾难和死亡。因此李继迁发动的反宋战争是一场不义之战③。关于元昊对宋战争的性质,多数的意见认为,元昊在十余年中同宋朝进行过40 多次大小战争,主要是侵略性的掠夺战争。战争不仅破坏了被侵犯地区宋朝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对夏国包括党项族在内的各族人民的安定生活与经济发展也起了破坏作用④。也有人认为,宋夏之间的战争包括元昊与宋朝的战争,“两者的战争之端大都是宋方挑起的”,因此强加给西夏的“叛宋”、“寇边”、“掳掠”的种种罪名,应予推翻(张翼之《宋夏关系略论》)。

  六、关于西夏后裔问题。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族是历史上已经消亡的民族。元灭西夏,元代称西夏人为唐兀氏,列为色目人,他们多在原居地,或被派往南北各地做官,也有相当数量的唐兀军被派到各地戍守或屯田。这些人后来的下落如何,史料记载是不足的①,近年来许多新的发现与实地调查,使这个问题逐步明晰与充实起来。如甘肃酒泉发现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汉、回鹘文合璧),记述一个党项家族自西夏灭亡至元末继迁》,《文史知识》1982 年第3 期;吴光跃:《为李继迁辨》,《宁夏社会科学》1983 年第3 期。③ 刘建丽:《元昊》,甘肃师范大学《历史教学与研究》1983 年第3 期;吴光跃:《赵元昊》,《历史教学》1983 年第4 期;白滨:《元昊传》,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 年版。

  ① 罗矛昆:《西夏仁宗李仁孝》,《西北民族文丛》1984 年第1 期。

  ② 吴天墀:《西夏史稿》;吴光跃:《为李继迁辨》;张翼之:《宋夏关系略论》,《民族研究》1982 年第5 期。

  ③ 汤开建:《李继迁领导的反宋战争是一场反对民族压迫的正义斗争吗?》,《西北民族文丛》1984 年第2 期。

  ④ 汤开建:《西夏元昊反宋战争性质探讨》,《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5 年第2 期。① 见《元史》中有关唐兀氏人物传及屠寄《蒙兀儿史记》、柯劭忞《新元史》之《氏族表》。参见汤开建:《元代西夏人物表》,《甘肃民族研究》1986 年第1 期。

  相延六世的职官、世系及活动②。又如河南濮阳市郊柳屯乡杨十八郎村发现的《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及杨氏族谱,证明了当地十余个自然村中的杨姓居民3500 余人均为西夏遗民后裔③。对元末殉职的唐兀氏余阙家乡庐州(今安徽合肥)的调查,并从《余氏宗谱》得知,余阙之后代延27 世至今仍生活在安徽④;据记载还有王氏一族的西夏后裔居住在安徽⑤。河北保定韩庄西什寺遗址新出土的西夏文经幢石刻,记录了明中叶有近百名党项人在此的活动①,这个发现也把西夏文字使用的下限延长到明代中期②。关于西夏灭亡后有一部分西夏遗民南徙四川木雅(属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地区建立小邦的问题,早在1949 年以前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注意,作过实地考察③。近年来国内也有人作过调查④,有的论著从种族、语言、地名等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论证(吴天墀《西夏史稿》)。

  除上述问题外,由于新的资料发现与研究的深入,近年来不少文章还对诸如西夏国名,监军司的数量与驻所,钱币的铸造与使用,佛经的翻译与刻印,西夏与宋、辽、金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有新的进展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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