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苏魏公文集·奏乞粜官米济民》。

　　在朝中任职苏颂于皇祐五年任馆阁校勘，开始了他校正和整理古籍的生涯。不久迁大理寺丞，至和元年（1054）同知太常礼院，嘉祐二年（1057）改任集贤校理、校正医书官，四年，兼任殿试复考官，五年，迁太常博士，仍兼校正医书官等职。六年，出知颍州。这是他第一次在朝廷任职，主要是编校古籍，历时九载。

　　熙宁元年（1068）任知制诰，二年，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同知审官院。三年，权同知贡举，因拒绝草诏李定为监察御史里行而被神宗撤职，这是他第二次在朝廷任职，主要是做文秘工作。

　　熙宁十年，由杭州召回，修撰仁宗、英宗实录，兼提举中太一宫和集禧观，仅一年又改任地方官。

　　元丰四年（1081）又被召回吏部，详定官制。五年，进尚书左丞，七年，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即宰相），掌握了全国行政大权。

　　苏颂在朝廷任职期间，第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是校正编撰古籍，由此他广泛接触有关文献资料，为他成为一个渊博的学者创造了条件。

　　苏颂在朝廷任职的第二件大事是“李定事件”。拒绝草诏任命李定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他三次拒绝起草诏书，神宗愤怒地斥责说：“轻侮诏命，翻复若此，国法岂容！”①于是将苏颂撤职。但苏颂几次拒绝草诏，都有自己的理由：第一是破格提拔李定违背以前的法令，而官吏的任命必须依法而行。第二是李定不够破格提拔的标准，他“素无声称”，不能因偶有奏对称心，就破格提拔。第三是先做一般提拔，放在皇帝身边考察，果有奇谋硕画，再破格提拔也不迟。苏颂的这些意见是十分诚恳的。

　　苏颂在朝中任职的第三件事是参与改革。元丰年间改革官制，是神宗与王安石的改革措施之一。元丰四年，他被召回吏部详定官制。他积极参加了官制改革，在革除宋代官、职和差遣的弊病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宋代元丰以前，官用来定品阶俸禄；职为殿阁、文学之士及待制等，以示尊宠。唯差遣为实职，可行使权力。这样造成了官称与实职不符，机构混乱，冗员过多等弊病。苏颂在这方面提过许多有益意见。

　　在《奏乞将常平仓等公事付逐路转运司其提举官改差充本司勾当公事》中，他提出把发放青苗钱的提举常平司归各路转运使管辖，这样，不致政出两门，使州县长官不知所从。这也是他为当时机构改革所提出的很好的建议。苏颂所处的时代，朝中派系斗争席卷了整个政治舞台。他却能始终不立党援，不入派系，这正说明了他的坚定和稳健，也表明他确实是个成熟的政治家。

　　领导科技工作苏颂第一次领导科技工作是从嘉祐二年（1057）任校正医书官开始的。

　　最初他参与编撰《嘉祐本草》，后来又领导《图经本草》（也称《本草图经》）的编写工作。他在领导这一工作时采用了发动广大医师和药农呈送标本和药图，并写出详细说明的方法，改变了以往从书本到书本的脱离实物的弊病，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

　　从而为纠正药物的混乱与错讹作出了重大贡献。

　　苏颂做科技工作时，不但指导全局，而且亲自动手，不惮繁巨，不畏劳苦。《图经本草》的标本、药图和说明文字来自四面八方，“今天下所上，绘事千名..事有详略，言多鄙俚。向非专一整比，缘饰以文，则前后不伦，披寻难晓”。为整理这堆积如山、其乱如麻的原始材料，他提出了六项原则。苏颂的前三项原则是想尽一切办法把问题研究明白；后三项原则是实事求是，既不轻易舍弃来自基层的资料，也不急于作出判断，而是两说并存或存疑待考。这也是他的工作能取得重大成就并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采取上述原则，苏颂经过统一整理，重加撰述，终于在嘉祐六年（1061）完成了流传至今的第一部有图的本草书。李时珍赞扬《图经本草》：“考证详明，颇有发挥”①，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苏颂第二次领导科技工作是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受诏定夺新旧浑仪。他于元祐二年八月请求“置局差官”，于是组成了“详定制造水运浑仪所”。这个机构的组成人员都是经过他的寻访调查或亲自考核，而确定下来的。苏颂接受这项科技工作后，首先是四出走访，寻觅人才。他发现了吏部令史韩公廉通《九章算术》，且晓天文、历法，立即奏请调来专门从事水运仪象台的研制工作。接着，他走出汴京到外地查访，发现了在仪器制造方面学有专长的寿州州学教授王沇之，奏调他“专监造作，兼管收支官物”。然后，又考核太史局和天文机构的原工作人员，选出“夏官正周日严，秋官正于太古，冬官正张仲宣等”，协助韩公廉工作，“同充制度官”①。

　　苏颂发现人才后，还进一步放在实践中加以考察。例如调来韩公廉后，他经常与韩公廉讨论天文、历法和仪器制造，“因说与张衡、一行、梁令瓒、张思训法式大纲，问其可以寻究依仿制造否。”韩公廉回答说：“若据算术，案器象，亦可成就。”于是，苏颂让韩公廉写出书面材料。不久，韩公廉写出《九章勾股测验浑天书》1 卷。苏颂详阅后，命韩公廉研制模型。韩公廉又造出木样机轮一座。苏颂对这个木样机轮进行严格实验，然后奏报皇帝说：“臣观其器范，虽不尽如古人之说，然激水运轮，亦有巧思，若令造作，必有可取。遂具奏陈乞先创木样进呈。”②苏颂对研制工作是慎之又慎的。他认为，有了书，做了模型还不一定可靠，还必须做实际的天文观测，“差官实验，如候天有准”③，才能进一步向前推进，以免浪费国家资财。经过多次实验证明韩公廉的设计“候天有准”，于是在元祐三年五月造成小木样呈进皇帝，并赴都堂呈验。宋哲宗指派翰林学士许将等进行试验和鉴定。元祐四年（1089）三月许将向朝廷报告，“详定元祐浑天仪象所先被旨制造水浑木样，如实验候天不差，即别造铜器。今臣等昼夜校验，与天道已参合不差。”①这时苏颂才开始正式用铜制造新仪。经过三年零四个月的工作，终于制成了有世界性贡献的水运仪象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