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设明金局于杭州，由宦官童贯主持，收集古字画，蔡京擅长书法②，与宋徽宗的嗜好相同，蔡京竭力巴结童贯，并通过童贯不断进呈自己的书法作品，甚至宫妃、宦官等也都得到了蔡京所写的条屏、扇面之类，在童贯的竭力推荐下，又得到宫妃、宦官的一致赞誉，宋徽宗遂决定重新起用蔡京。建中靖国元年（1101）末，起为定州（今属河北）知州。崇宁元年（1102），右相曾布与左相韩忠彦争权，曾布为拉拢蔡京。这年二月蔡京升任北京大名（今大名东）知府兼北京留守，三月即被召回朝任翰林学士承旨，左相韩忠彦于五月被罢相出任地方官后，蔡京即于六月升任执政（尚书左丞）。右相曾布在蔡京及其党羽的攻击下被罢相，蔡京遂于七月升任右相，次年二月又任左相，从此开始了以宋徽宗、蔡京为首的腐朽统治集团的黑暗统治。

　　蔡京对于曾布在哲宗执政时期阻挡他升任执政并被放逐为地方官之事，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9，元祐元年闰二月庚戌。又真定府为成德军节度使节镇所在地，以此，《宋史》、《东都事略》的《蔡京传》均作“知成德军”。

　　③ 《东都事略》卷201《蔡京传》。

　　① 《宋史》卷22《徽宗纪·赞》。

　　② 一说宋代四大书法家原是苏轼、黄庭坚、米芾、蔡京，后以蔡京为奸臣，而改以北宋前期的蔡襄列入四大书法家。

　　一直耿耿于怀；宋徽宗也已将曾布当初的拥立之功忘得一干二净。所以，在蔡京即将升任右相之前，曾布就受到贬逐，以后又一再被贬逐，其境遇甚至比反对立徽宗为帝的章惇更差。

　　蔡京升任右相后，立即打着“绍述”宋神宗改革事业为旗号，于是仿照“熙宁置（制置三司）条例司体例，于都省（尚书省）置讲议司”①，由蔡京亲自兼任提举。并于崇宁三年六月初，在显谟阁（神宗御书阁）为熙宁、元丰功臣绘像，以王安石配享孔庙；政和三年（1113）又追封王安石为舒王，以之标榜蔡京作为王安石改革事业的“继承人”，是货真价实的“新党”，而将收括民脂民膏的行为都称之为“新法”。正如北宋末年的程瑀所说，蔡京的所作所为“无非蠹国害民”，蔡“京名为遵用熙（宁）、（元）丰之典”，然而“未有一事合熙丰者”②。

　　打击与迫害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及排斥异己，是蔡京当政以后的主要活动之一。就在他任右相的次月，崇宁元年八月，首先下诏不许司马光等21人的子弟在都城任职。徽宗即位之初的元符三年三月，曾经下诏求直言，这是预测到四月初一将有日蚀，为“消弥天灾”而在全国进行的活动①。当时正是向太后当政期间，应诏上书的人非常多，实际上成为新、旧党人对宋神宗、王安石改革事业及高太后、司马光废罢新法的一次大规模的辩论，结果是旧党取得了相对的胜利。四月，旧党韩忠彦升任右相，与左相章惇共同执政。五月，即追复旧党文彦博、司马光等33 人的官爵，而新党成员蔡卞罢政出任地方官，蔡京也于十月间被授宫观而闲居杭州。对此蔡京耿耿于怀，他任右相后随即在崇宁元年（1102）九月，将元符三年应诏上书人，分为正、邪二等，正等又分为上中下三级，列入正等的有40 多人；而列入邪等的又分为邪上尤甚、邪上、邪中、邪下四级，总数多达540 多人。列入正等的升官，而列入邪等的都有不同程度的贬降。又选择元祐及元符末文彦博、司马光、苏轼、秦观、张士良、王献可等文武官员（包括一些宦官）120 人，分别列入元祐党籍、元符党籍，由徽宗亲自书写后刻石于宫城的正南门端礼门。崇宁三年六月，又加上书邪等及“为臣不忠”，通为309 人，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其中包括著名的新党人士陆佃、章惇等。

　　蔡京又倡丰、亨、豫、大之说，引导宋徽宗尽情享乐。于是大兴土木，崇宁三年铸“九鼎”，次年铸成后建九殿以安置，随后修建工程浩大的“明堂”。又雕造八宝玉玺、修“方泽”②，徽宗崇奉道教，于是又大修道观。政和三年（1113）春，宰相蔡京又令童贯等以原皇宫不够宽敞，于是在宫城北门外，修造规模略小于皇宫的延福宫。政和七年，又在京城东北部修筑规模更大的“艮岳”，也称阳华宫，直至北宋灭亡的十年间不断修筑，国库财富耗费似流水。在这期间又大兴“花石纲”，东南的奇花异石用运粮的漕船以十船为一“纲”，由苏、杭运往都城，以供应皇家园林及达官贵人的府第，致使东南地区许多人户倾家荡产，加上其他的苛政，终于导致宣和二年（1120）十月以诛朱■为号召的方腊起义爆发。虽然蔡京早已在这年六月罢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20，崇宁元年七月甲午。

　　② 《三朝北盟会编》卷49，靖康元年七月十一日。

　　① 《东都事略》卷10《徽宗纪》一。

　　② 方泽是“古者..祭地于泽中之方丘”（《宋史·礼志三》），宋代已改在都城北郊地上建方坛（三层）以祭地，但仍称“方泽”，即后代的地坛。

　　相致仕，但在他当政时兴起的“花石纲”，是这次起义的导火线，尽管起义于次年即被镇压。但是，北宋在宋徽宗、蔡京集团的腐朽统治下已日趋衰落。蔡京当政时开始的宋金“海上盟约”，其后是在王黼当政时进行的，宋军在进攻辽燕京（今北京）战役中，暴露出宋军的腐败和战斗力低下，成为导致金军南下的诱因。正是宋徽宗、蔡京集团政治、经济、军事的腐败，才将貌似强大的北宋送上了灭亡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