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铜的冶炼铜锌合金色泽金黄，现在称为锌黄铜。在宋代以前，曾叫做“鍮石”、“鍮铜”，因颜色似金，中国古代炼丹家也称它为“鍮石金”。②关于这种合金用品最可靠的记载，出自梁代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七月七日，是夕人家妇女结采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隋初苏元明所撰《宝藏论》中列举的药金也有鍮石金。到了唐代，鍮铜已较普遍，曾作为冠服等级的标志，其价值在铜、银之间。

　　我国古代炼制这种合金，最初是用炉甘石（即菱锌矿，主要成分为ZnCO3）点化。这种技艺与炼丹术有密切关系。这个炼制方法的最早记载，见于孟要① 见李时珍：《本草纲目》卷8“赤铜”。

　　① 《宋会要辑稿》食货34 坑冶。

　　② 赵匡华：《中国历代“黄铜”考释》，《自然科学史研究》第6 卷第4 期。甫汇辑的丹经《诸家神品丹法》卷6 中的“日华子点庚法”：“百炼赤铜一斤，太原炉甘石一斤，细研，水飞过石一两，搅匀，铁合内固济阴干。用木炭八斤，风炉内自辰时下火，煅二日夜，足冷取出，再入气炉内煅，急扇三时辰，取出打开，去泥，水洗其物，颗颗如鸡冠色。母一钱点淡金一两成上等金。”日华子是五代末宋初的医药学家。其后不久，崔昉所撰《大丹药诀本草》也简要记载：“用铜一斤，炉甘石一斤，炼之即成鍮石一斤半。”①及至宋真宗时，民间以炉甘石点鍮铜的活动已相当普遍。宋以后的本草、炼丹及博物学著作中仍经常可以见到这种炼鍮法，如《格物粗谈》、《本草纲目》、《天工开物》、《物理小识》等书都有记载。在明代，冶炼这种合金的技术已逐步发展为金属铜与金属锌直接合炼。

　　灰吹法炼银技术银在自然界中的含量不多，且主要以辉银矿形式存在，并多与方铅矿共生。中国古代的银大部分是从含银的粗铅中提炼出来的。由于银铅完全互溶，且溶点较低，古时炼银时加入铅，使银溶于铅中，实现银的富集；然后吹以空气，使铅氧化，入炉灰中，实现银的分离。早在东汉时期，炼丹家就发明了以金银矿粉与黑锡（铅）共炼与提炼金银的“灰吹法”。①灰吹技术在唐代已被广泛应用。唐司空图《诗品》洗炼条有“犹矿出金，如铅出银”的记载。据对唐邠王府和章怀太子李贤墓所出炼银渣块的化验和分析，可知用的就是灰吹法。五代轩辕述《宝藏畅微论》中所说“倭铅可勾金”，可能是指利用锌并由灰吹法来提炼金银。到了宋代，《云麓漫钞》、《大冶赋》等著作对灰吹技术乃至完备的银冶程序都已有较详细的记载。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提到：“取银之法，每石壁上有黑路乃银脉，随脉凿穴而入，甫容人身，深至数十丈，烛火自照所取银矿皆碎石，用臼捣碎，再上磨，以绢罗细，然后以水淘，黄者即石，弃去，黑者乃银，用面糊团入铅，以火煅为大片，即入官库，俟三两日再煎成碎银，每五十三两为一包。”这段记载概要地叙述了炼银的三个步骤：一是辨银脉与采矿，这里所说的黑色矿脉应指辉银矿（Ag2S）。二是碎矿与选矿，三是炼银，“以火煅为大片”即是灰吹法。灰吹法是古代比较先进的炼银方法。关于这种方法，明代著作《天工开物》、《菽园杂记》等的记载更为翔实。

　　第四节蒸馏酒宋代之前，人们饮用的多是由谷类酿造的米酒和葡萄酒。蒸馏酒是一种烈性酒，它的发明是造酒技术的重要进步。但其究竟出现于何时，迄今尚无定论。据研究，北宋时期，中国可能已有。苏轼《物类相感志》提到，“酒中火焰，以青布拂之自灭”，田锡（940—1003）《曲本草》说：“暹罗酒以烧酒复烧二次，入珍贵异香。..能饮之人，三四杯即醉。价值比常数十倍。有疾者饮一二杯即愈，且杀蛊。”这里提到的酒和烧酒可能就是蒸馏酒。①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9“炉甘石”条。

　　① 赵匡华：《狐刚子及其对中国古代化学的卓越贡献》，赵匡华编《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193—197 页。

　　南宋时期肯定已经有了蒸馏酒。宋慈（1186—1249）《洗冤录》卷4“急救方”载：“虺蝮伤人，..令人口含米醋或烧酒，吮伤以吸拔其毒，随吮随吐随换酒醋再吮，俟红淡肿消为度..。”《洗冤录》自序是书作于淳祐丁未，即1247 年。这种治疗蛇伤的烧酒应当是蒸馏酒。1975 年曾在河北青龙发掘到一套铸造于金世宗大定年间（1161—1189）的用于饮用蒸馏酒的铜制酒器。此外，南宋吴悮《丹房须知》等著作记载有炼丹家使用的相当精美的蒸馏器，这种蒸馏器自然可以用作制造蒸馏酒的设备。这些情况表明南宋时已有蒸馏酒是无可置疑的。

　　第九十二章地理学第一节地方志五代、辽、宋、夏、金时期由于多种政权并存，政治上不统一，经济上呈现出纷繁多样的地区特点。这一时期的地理学反映了这一现实，特别是以区域地理研究为重点，地方志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当时不仅方志的门类和数量多，而且出现了不少优秀的方志理论和创新的志书体例。如仅宋代320 年内，就有方志1016 种。①除了传统的志、编、录、图经、图志外，还有谱、统记、纪旧、故实、类考、会要、新录、记问、须知、类补、拾遗、私志等。宋代虽然尚未有关于方志理论的专著，但在不少方志的序文和跋中，开始从理论上阐明或探讨方志的性质、功用、编纂原则与方法，这是宋以前所未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