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古孙仲端、刘祁与《北使记》金朝兴定四年（1220）七月，诏遣礼部侍郎乌古孙仲端出使蒙古，晋见成吉思汗。不到一年返回。返回后，由乌古孙仲端口述、刘祁记录，成《北使记》。内容记述乌古孙仲端一行去中亚的路程、沿途地形、民族、历史、气候、物产、风俗、动物、语言文字、宗教等。

　　第五节边疆地理和域外地理五代、辽、宋、夏、金时期，由于中外交通比较兴盛，促进了边疆和域外地理的发展。其中代表作有《萍洲可谈》、《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岭外代答》、《鸭江行部志》、《诸蕃志》等。

　　《萍洲可谈》3 卷，北宋朱彧撰，宣和元年（1119）成书。内容是朱彧记述其父在广州做官时的见闻，大部分讲广州市舶和蕃坊情况，少部分记述高丽、三佛齐等地的地理。并首次记载我国将指南针用于航海的事实。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40 卷，北宋徐兢撰。宣和五年（1123）路允迪、傅墨卿出使高丽，徐兢为属官。他把使团的见闻300 余条记录下来，成此书。内容有高丽地理、物产、民情风俗、典章制度等。最后几卷，记述中国与高丽的海上航线及航海技术，其中也有使用指南针航海的史实。

　　《岭外代答》10 卷，南宋周去非撰，约1178 年成书。作者为桂林通判，此书记载他任期内的见闻，分20 门。其中地理门讲广西地理，外国门讲东南亚、西亚、东非各国的地理、交通、物产、风俗等。此外，还有香门、宝货门、金石门等。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回答别人关于岭外事物的询问，故名《岭外代答》。

　　《鸭江行部志》1 卷，金朝王寂（约1127—1193）于明昌二年（1191）

　　写成，记载金朝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子）、东京（今辽宁辽阳）、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北大明城）三路地理，可补《金史·地理志》的不足。《诸蕃志》2 卷，南宋赵汝适撰，约1225 年成书。作者为提举福建路市舶官，闲暇时翻阅外国地图，访问外国客商，从他们那里得知各国的国名，风土人情，距中国的里程，物产等。上卷叙述亚、非两洲共57 国的地理及其与宋朝的关系。下卷叙述47 种外国物产，如香料、宝石、珍珠、动植物等。第六节沿革地理这一时期的沿革地理学有很大发展，主要著作有《通志》、《通鉴地理通释》、《通鉴地理考》等。

　　《通志》200 卷，南宋郑樵（1103—1162）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其中地理部分包括《四夷传》7 卷，《地理略》1 卷，《都邑略》1 卷，《食货略》2 卷，《灾祥略》1 卷。与正史中的地理志、食货志、五行志相当。《地理略》、《都邑略》则是重要的沿革地理著作。特别是《都邑略》出于郑樵新创的体例，为其精心之作，其中叙述历代都市建设情形，附带述及历代四裔都邑。

　　《通鉴地理通释》14 卷，南宋王应麟（1223—1296）撰，元至元十七年（1280）成书。此书“以《通鉴》所载地名，异同沿革，最为纠纷，而险要阸塞所在，其措置得失，亦足为有国者成败之鉴。因各为条例，厘定成编”①，是一部通贯千年的历史地理专著。王应麟另有《通鉴地理考》100 卷，惜已不传。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47。

　　第九十三章生物学第一节动植物专著两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生物知识进一步积累和蓬勃发展的时期。其主要标志就是出现了大量有相当水平的动植物学者，其中尤以植物类居多，如欧阳修《洛阳牡丹记》、陆游《天彭牡丹记》、王观《扬州芍药谱》、范成大《梅谱》、刘蒙《菊谱》、蔡襄《荔枝谱》、韩彦直《橘录》、陈翥《桐谱》等。这些著作分别记述各种园艺植物的品种、历史沿革、性状特征和栽培方法等，在生物学史上都具有重要价值。例如，蔡襄《荔枝谱》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有关荔枝的专著，全书7 篇，书中所记32 个品种，对其性状特征作了清楚的描述，对于考证现代荔枝品种源流有特别重要的参考价值。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观察是很仔细的，如正确地指出荔枝有“间岁生”、“仍岁生”和“半生半歇”的结果习性。此书还记载了由于显著变异而产生的某些荔枝品种，并指出岭南、四川、福建都产荔枝，但以福建所产荔枝品质最好。据此书记载，当时荔枝产量很高，除供国内食用外，还远销东南亚和日本等国。此外，如宋僧赞宁《笋谱》，可说是晋戴凯之《竹谱》的姐妹篇，记述了94 种笋；陈景沂《全芳备祖》，前集27 卷，后集31 卷等，也都有丰富的植物学史料。在动物方面，如专门研究鸟类的《禽经》，相传为春秋时代师旷所撰，晋张华注，宋陆佃始见引用。但从书中内容分析，此书可能是唐宋时代的托名之作。书中载有鹞、鹡鸰、锦鸡等70 多种鸟，分别记述各种鸟的名称、形态、身体结构与生活环境，乃至迁徙及换羽的习性等，但以描述鸟类的生态为重点。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鸟类生态学著作。此外，这一时期的一些地区性动植物著作，如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记载了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动植物100 多种，宋祁《益部方物略》记载了四川地区的动植物等，都有助于了解这些地区的动植物资源的情况。

　　南宋郑樵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较为科学的动植物志及图谱的编写原则和方法，其中包括：（1）重视动植物名称的研究，要“深究鸟兽草木之名”，“得鸟兽草木之真”，并以实物为准，做到名副其实；（2）主张深入实地观察和采访。“不问飞潜动植”，都要“明其品汇”，“通鸟兽之性状，察草木之精神”；（3）明确“图”与“说”的区别及其相互关系，“图，经也；书，纬也”，并指出“虫鱼之形，草木之状，非图无以别”，特别强调图例对研究动植物的重要性；（4）凡著书虽采前人之书，但不囿于汉唐诸儒议论，必须“本乎心识”，“自有所得”，等等。①这些原则和方法，显示出他反对因循，要求创新的思想，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