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军继之”②，同时又遣将从雁门南下，发动了与晋争夺中原的战争。

　　自会同七年（944）至九年，经过了三年的征伐，晋北面行营招讨使杜重威以20 万军不战而降，晋军主力丧失殆尽。晋帝自焚不果，上降表，耶律德光终于实现了自其父以来占有黄河以北地区的愿望。于是，他改会同十年为大同元年，改契丹国号为大辽，以镇州为中京，以赵延寿为中京留守。显然，耶律德光心目中的大辽是将晋朝统治地区包括在内的。但是，由于契丹军队的掠夺激起了中原汉人的顽强抵抗，刘知远又在太原称帝，耶律德光在任命了各州郡节度使后，便于大同元年四月撤军北归，在回军途中病死。东丹王之子耶律阮（契丹名兀欲）在军中被诸将拥立为帝，此即辽世宗。耶律阮北归后，与其祖母述律氏为争夺政权几乎酿成一场武装冲突，留守中原的契丹军心也发生了动摇。

　　耶律德光北归后，汉人节度使相继叛辽，或自立，或附汉。各地人民也纷纷起事杀辽官，袭击契丹军。留守汴州的宣武军节度使萧翰和其他留守中原的契丹军将也擅自北归，耶律德光经三年鏖战所得的中原晋地乃为北汉和后周所有，辽朝并未能享受到胜利果实。

　　灭晋战争的胜利，除依靠契丹骑兵的军事优势外，耶律德光也充分利用投靠契丹的汉官的政治野心和晋朝官僚将领间的矛盾。首先，他利用赵延寿谋求取代晋帝为中原皇帝的野心，充分调动了赵延寿的灭晋积极性，使他充当灭晋的急先锋①；同时，他对晋朝内部的情况也有相当深入的了解②，也随时注意利用晋朝将领间的矛盾，以分化和拉拢的手段，使之为己所用③。这样，就增加了自己的力量，削弱了晋军的战斗力。当然，这一切，都得益于他们对中原情况的了解和熟悉。

　　契丹骑兵虽勇武善战，但他们所面对的却是人数、武器装备远胜于己且② 《辽史》卷4《太宗纪》下。

　　① 用兵之初，耶律德光将山后和卢龙兵5 万人交与赵延寿统领，并“委延寿经略中国，曰：‘若得之，当立汝为帝。’又常指延寿谓晋人曰：‘此汝主也。’延寿信之，由是为契丹尽力，画取中国之策”；辽中路军的胜利，多由延寿之力，故耶律德光回南京整军期间，诸将多受责罚，唯赵延寿得免；契丹军再次南下时，延寿又以诈降配合。可见赵延寿在灭晋之役中是何等卖力。但晋朝灭亡后，耶律德光任官遣将，却绝口不提先前的承诺，赵延寿不得已求为太子，也被拒绝。耶律德光竟冠冕堂皇地说：“我于燕王，虽割吾肉，有用于燕王，吾无所爱。然吾闻皇太子当以天子儿为之，岂燕王所可为也”；当张砺奏拟赵延寿为中京留守、大丞相、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枢密使时，他却取笔涂去“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此足以看出耶律德光在用人行政上不但很有主见，而且与其父一样善于权变。参见《资治通鉴》卷283、284、286。

　　② 辽晋宗藩关系的确立，加强了双方的交往和联系；辽朝统治集团中，有相当数目的汉官；末帝时，晋臣中也不乏通辽者；最根本的是辽自阿保机、耶律德光以来，一直不曾放弃占有黄河以北的军政目标，故辽朝统治者对中原的情况一向关心，也随时注意搜集有关情报。故灭晋后，耶律德光“每谓晋臣曰：‘中国事，我皆知之，吾国事，汝曹不知也。’”

　　③ 契丹南下，杨光远即与之配合；贝州军校邵珂为之提供贝州军情；太原节度使刘知远则身为北面行营都统，却按兵不动，“慎事自守”。杜重威统率晋军主力，畏敌怯战，且有降意，耶律德光又以中原相许，以坚其降志，他说：“赵延寿威望素浅，恐不能帝中国，汝果降者，当以汝为之。”重威果降，晋朝大势亦去。杜重威既降，耶律德光又遣赵延寿“衣褚袍至晋营慰抚士卒，曰：‘彼皆汝物也。’杜威以下皆迎谒于马前，亦以褚袍衣威以示晋军，其实皆戏之也。”见《资治通鉴》卷285。看来，不论是对赵延寿，还是对杜重威，耶律德光的许诺皆无真意，不过是利用他们的野心为自己的军政目的服务罢了。占有地利优势的晋军。初期，契丹军屡屡失利，战争进行得十分艰苦，耶律德光不得不三次征兵和调整作战部署。会同七年，契丹军三路南下，耶律德光自领中军主力，以赵延寿为先锋。但西路在太原、雁门受阻，东路初获小胜，继而失利，只有中路长驱直入，无功而还。

　　会同八年第二次大举南下，又为晋将皇甫遇、慕容彦超、李守贞、符彦卿等所败。国内人畜多死，诸部厌战。时晋又遣使求和，太后也力促议和班兵。但耶律德光依然坚持“割镇、定两道隶我，则可和”①。

　　会同九年十一月，再次南下。主力自易、定趋恒州。利用杜重威怯懦不敢战的弱点，以大军与杜重威夹滹沱河列阵，遣将出晋军之后，断其粮道及归路。同时以中原皇帝的高位向杜重威诱降，终于扭转了战局，取得了灭晋之役的胜利。它不仅表现了耶律德光坚韧不拔的毅力，也体现了他拓土开疆、占有中原的意志和决心。

　　在灭晋的前后，也不断遣将继续征乌古、党项、吐谷浑等，巩固辽朝对这些部族的控制。

　　第三节奠定统治基础将渤海人迁往辽东，是耶律德光削弱耶律倍势力的第一步。耶律倍投奔中原，朝廷又以耶律倍妃主东丹国事，同时更进一步加强了对其封地和属民的控制。原来的东丹国实际上是游牧政权中的亲王封国，有着相当大的独立性，可自建国号、年号，可直接遣使与周边其他政权交往；每年向朝廷贡纳布15 万端、马千匹；宰相以下百官可自行除授。耶律倍妃主东丹后，朝廷于天显六年置中台省于南京，加强了对东丹封国南京地区事务的直接干预。契丹自建国以来，治下就有相当数目的汉官与汉民。汉官曾为政权的建立与国家的治理出谋划策，汉民对草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的生产劳动与社会实践对草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影响又通过契丹统治者治国的方针、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契丹社会和契丹政权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