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人自首以后过了五个月，判决下来了。只要一有可能，拉祖米欣就到狱中探望他。索尼娅也是一样。离别的时刻终于到了；杜尼娅对哥哥发誓说，这次离别不会是永诀；拉祖米欣也这么说。在拉祖米欣年轻、狂热的头脑里坚定不移地确定了这样一个计划：在三、四年内，尽可能至少为未来打下基础，至少攒一些钱，迁居到西伯利亚去，那里土地肥沃，资源丰富，缺少的是工人、创业的人和资本；他要到那里罗佳将要去的那个城市定居，……大家在一起开始新的生活。分别的时候大家都哭了。最后几天拉斯科利尼科夫陷入沉思，详细询问母亲的情况，经常为她感到担心。甚至为她感到十分痛苦，这使杜尼娅很不放心。得知母亲病态心情的详细情况以后，他的神情变得十分忧郁。不知为什么，这段时间里他特别不喜欢和索尼娅说话。索尼娅用斯维德里盖洛夫留给她的那笔钱，早已准备好了行装，打算跟随拉斯科利尼科夫也在其内的那批犯人一同上路。关于这一点，在她和拉斯科利尼科夫之间从来连一个字也没提起过；然而他们俩都知道，事情一定会是这样。临别时，妹妹和拉祖米欣都热烈地让他相信，等他服刑期满回来以后，他们的未来一定会十分幸福，对他们这些热情的话，他只是奇怪地笑了笑，并且预感到母亲的病情不久就会带来不幸的后果。他和索尼娅终于出发了。 

　　两个月以后，杜涅奇卡和拉祖米欣结婚了。婚礼没有欢乐的气氛，而且冷冷清清。不过应邀前来的客人中有波尔菲里·彼特罗维奇和佐西莫夫。最近一个时期，拉祖米欣的神情像一个下定了决心的人。杜尼娅盲目地相信，他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打算，而且也不能不相信：看得出来，这个人有钢铁般的意志。顺便说说，他又到大学去上课了，以便能够读完大学。他们俩不断地制订未来的计划；两人都对五年后迁居到西伯利亚抱有坚定的希望。在那以前，他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索尼娅身上…… 

　　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很高兴地为女儿和拉祖米欣结婚祝福；可是举行过婚礼以后，她却似乎变得更加愁闷，更加忧虑了。为了让她高兴，拉祖米欣顺带讲给她听，罗佳曾经帮助过一个大学生和他年迈体弱的父亲，还讲了罗佳去年为了救两个小孩子的性命，自己给烧伤了，甚至还害了一场病。这两个消息使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本来就已经不正常的精神几乎达到了异常兴奋的状态。她不断地谈起这两件事，在街上也逢人就说（尽管杜尼娅经常伴随着她）。在公共马车上，在小铺里，只要能找到一个肯听她说话的人，她立刻就跟大家谈她的儿子，谈他的那篇文章，谈他怎样帮助那个大学生，怎样在失火的时候为了救人让火给烧伤，等等。杜涅奇卡甚至都不知道该怎样才能阻止她。这种异常兴奋的病态心情是危险的，此外，如果有人记起不久前审理的那件案子，因而想起拉斯科利尼科夫这个姓，谈论起来的话，那可就糟了。普莉赫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甚至打听到了那两个在火灾中给救出来的小孩子的母亲的地址。一定要去拜访她。最后她的不安达到了极点。有时她会突然放声大哭起来，经常生病，发烧，说胡话。有一天一清早，她直截了当地说，她计算着，罗佳不久就该回来了，说是她记得，他和她分手的时候曾经说过，正是过九个月以后，就该等着他回来。她把家里的一切都收拾了一下，准备迎接他，动手装饰打算给他住的那间房子（她自己住的那一间），把家具擦得干干净净，洗掉旧窗帘，换上新窗帘，等等。杜尼娅非常担心，可是什么也不说，甚至帮着她布置房子，来迎接哥哥。在不断的幻想、欢乐的梦中流着眼泪度过了令人忧虑不安的一天以后，当天夜里她病了，第二天早晨已经发起烧来，神智不清了。热病发作了。两个星期以后她死了。在她昏迷的时候，突然说了几句话，根据这些话可以得出结论，她一直怀疑儿子遭到了可怕的命运，她的猜疑甚至比他们所认为的要严重得多。 

　　拉斯科利尼科夫很长时间都不知道母亲去世的消息，尽管从他在西伯利亚一安顿下来，就与彼得堡有书信来往了。通信关系是通过索尼娅建立起来的，索尼娅每月按时往彼得堡寄信，信写给拉祖米欣，也每月按时收到从彼得堡来的回信。起初杜尼娅和拉祖米欣觉得，索尼娅的信有点儿枯燥，不能令人满意；但最后两人都认为，不可能比她写得更好了，因为从这些信里，对他们不幸的哥哥的命运毕竟得出了一个全面、正确的概念。索尼娅在信上写的都是日常生活的真实情况，最简单明了地描写出了拉斯科利尼科夫苦役生活的全部情况。信上既没有谈她自己的希望，也没有对未来的推测，更没有叙述她自己的感情。她没有试图说明他的心情，或一般地说明他的内心生活，她的信上只有一些事实，也就是他自己说过的话，详细说明他的健康状况，以及和他见面的时候他有什么愿望，要求她做什么，托她办什么事情，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写得非常详细。不幸的哥哥的形象终于跃然纸上，给描写得十分确切而又清晰；这儿不会有什么差错，因为一切都是可靠的事实。 

　　但是杜尼娅和她丈夫从这些消息中看不出有多少可以高兴的事情，尤其是在一开始的时候。索尼娅不断地告诉他们，他经常神情阴郁，不爱说话，每次她把接到的信中的消息告诉他的时候，他甚至几乎一点儿也不感兴趣；说是他有时问起母亲；而当她看出，他已经预料到事情的真相，终于告诉他，母亲已经去世的时候，使她感到惊讶的是，就连母亲去世的消息也似乎没有对他产生强烈的影响，至少她觉得，从表面来看是这样的。她顺带告诉他们，尽管看上去他总是陷入沉思，独自想得出神，仿佛与世隔绝，不和人来往，可是他对自己新生活的态度却很坦率，实事求是；她说，他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并不期待最近会有什么改善，也不存任何不切实际的希望（处在他的情况下，自然是这样了），虽然他所处的新环境与以前的环境很少有相似之处，但他对周围的一切几乎从不感到惊讶。她说，他的健康状况是可以令人满意的。他去干活，既不逃避，也不硬要多做。伙食好坏，他几乎不感兴趣，但是，除了星期天和节日，平日的伙食简直令人难以下咽，所以他终于乐意接受她，索尼娅，给他的钱，好每天能自己烧点儿茶喝；至于其余的一切，他请她不要操心，让她相信，对他的一切关心只会使他感到苦恼。随后索尼娅写道，在监狱中，他和大家住在一间牢房里，他们的牢房她没看到过，不过她断定，里面很挤，不像样，也不卫生；她说，他睡在铺板上，只铺一条毛毡，别的什么东西他也不想置备。但是他过着这样恶劣和贫困的生活，完全不是按照什么偏执的计划或者是有什么意图，而只不过是由于对自己的命运漠不关心以及表面上的冷漠态度。索尼娅坦率地写道，他，特别是最初，对她去探望他不仅不感兴趣，甚至几乎是怨恨她，不爱说话，甚至粗暴地对待她，但这些会面终于使他习惯了，甚至几乎变成了他的要求，有一次她生了好几天病，没能去探望他，他甚至非常想念她。每逢节日，她都和他在监狱大门口或警卫室里见面，有时他给叫到警卫室去和她会见几分钟；平日他要去干活，她就到他干活的地方去看他，或者在工场，或者在砖厂里，或者在额尔齐斯河畔的板棚里。关于她自己，索尼娅告诉他们，在城里她甚至已经有了几个熟人和保护人；她说，她在做裁缝，因为城市里几乎没有做时装的女裁缝，所以，在许多家庭里，她甚至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人了；不过她没有提到，由于她的关系，拉斯科利尼科夫也得到了长官的照顾，让他去干比较轻的活，等等。最后，传来这样一个消息（杜尼娅甚至发觉，在她最近的几封来信里，流露出某种特别焦虑和担心的情绪），说他躲避所有的人，说监狱里的苦役犯人都不喜欢他；说他一连几天一句话也不说，脸色变得十分苍白。突然，在最近一封来信里，索尼娅写道，他病了，病情十分严重，躺在医院的囚犯病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