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立刻破涕为笑，说：“我见过，她参加过反割头税运动。长得细身腰，长身条，黑眼珠儿特别的黑，白眼珠儿特别的白……”

    贾老师又说：“是呀！我给你写个信，叫他们想办法帮助你考上第二师范。你的生活问题、读书问题，就都解决了。”张嘉庆说：“我知道江涛是个能干的人，和他们一块工作，一定是很愉快的。”

    贾老师说：“第二师范供给膳宿费，不够的话，可请求组织上帮助，这也在信上注明。你再好好读几年书，文化水平低的人，就很难在政治上很快提高。”张嘉庆问：“你呢？”贾老师说：“我是不能动的，我还要在这里坚持。我要采取合法存在非法活动的方式工作下去！”

    贾老师说着，站在张嘉庆的背后，用手指抚摸着张嘉庆的下颏，嘴巴上的胡子，已经硬起来了。他说：“记住，同志！光凭爇情不行呀！一个好的革命干部，他需要文化知识——

    各方面的知识。需要通达事理，了解社会人情……”

    张嘉庆听到这里，从椅子上站起来，背靠着窗台说：“我不同意江涛早早有了爱人。”

    贾老师直着眼睛问他：“嗯，为什么？”

    张嘉庆说：“我觉得，这样对女同志并不好。再说，做为一个女人，多痛苦呀！她要管家，要生孩子，要……不，应该让她们独立，象男人一样的革命，在社会上做些事业。”

    贾老师说：“可是她们早晚要结婚的。当然，一个好的女同志，她不一定漂亮。内心的美丽，比长得漂亮更为可贵。”说着，又纳起闷来：“他为什么这样同情女人？显然是受了一种什么刺激。”

    张嘉庆是张家的独生儿子。母亲生下他的时候，唱了两台大戏，喜幛贺联摆满了半条街。酒席摆了一院子，送礼的人们，喝酒猜拳的声音，传到二三里路以外。他长大了，只许跟大娘叫娘，跟母亲叫“小娘”。生他的时候，母亲只有十七岁，父亲已经五十多岁了。母亲晚上和父亲在一块睡觉，白天和长工们下地做活，摘花割谷，在磨房里碾米、磨面，给大娘洗衣服。

    大娘不让母亲奶嘉庆，雇了个奶母。说也奇怪，嘉庆渐渐地不象母亲了。母亲哭着说：“大娘使了魔法，把我的孩子脱形了！”人们抱起嘉庆来端相端相，说：“可就是，真也奇怪！”

    张嘉庆长大了，大娘不叫他和母亲见面。有时母亲背着筐下园子拔菜，在路上碰上他，就流下两行泪，抚摸着孩子的头顶说：“儿呀，儿呀，你快长大！长慢一点，娘就等不得你了！”说着，用破袖子擦着眼泪。

    奶母对嘉庆说：“穷娘嫁到财主家里，一下轿大娘横着皮鞭站在天地神牌底下。装腔作势，在娘脊梁上怞了一百鞭子，立过家法。”还说：“别看大娘吃得强穿得强，生身的母亲是穿破衣裳的。”

    张嘉庆长大了，母亲青春的年岁也过去了，父亲又娶了个小娘来。小娘长得更漂亮，把母亲忘在脖子后头。母亲再也见不到父亲的面，从此用泪洗脸，就泪吃饭。母亲的脸，渐渐地瘦了黄了，长上横纹。她不愿这样地活下去，在张嘉庆逃跑以后，也就离开张家，上北京去，帮人做活，当起佣人来。

    张嘉庆的家庭历史情况，贾老师在他入团之前就知道。看他阶级出身不平常，对他加强阶级教育，培养成一个赤色的战士。也曾对他说过：“象你母亲这样的人，何止千千万万！

    你是受压迫的人生的儿子，你要为他们战斗一生！”

    夜深了，嘉庆骑了一天车子，身上累了。激动的感情，又慢慢平静下来。用眼泪洗净了心情，倒在床上睡着了。贾老师对着深夜，对着静寂的院落出神。他在这个地区工作了将近七年，走过不少村庄，接触了不少革命的农民，培养了干部，教育了青年一代。如今，敌人要追捕他。他对家乡有很深的留恋，嘴里不住地念着：“家乡啊，亲爱的家乡！不论阶级敌人怎样凶狠，我要和家乡的人们并肩作战，度过这白色的恐怖！”

    为了送张嘉庆走，贾老师第二天早起了床。点上灯，给江涛写了信。贾老师把张嘉庆的衣服包好，叫他起来说：“棉衣和被褥，我告诉这里同志们，给你捎去。”

    张嘉庆说：“我要是考不上呢？”

    贾老师说：“考不上也不要紧，我经过保定的时候，告诉组织上，安排你的工作。”

    张嘉庆点了一下头，“唔”了一声，带上自己的东西，走出了学校。出了门，他又回过头去看了看，心上依依不舍的，不忍离开他的母校。天刚薄明，他们趁着夜暗，沿城根走到西北角上，爬过城去。贾老师说：“路上渴了喝壶茶，别可惜那么一点钱。出了门一闹起病来，花钱更多。”张嘉庆说：

    “是！我记住了，你回去吧！”

    张嘉庆跳下城墙，走了一段路，回头看了看他住过几年的城堡。贾老师还独自一个人站在土岗上，呆呆地望着他走远。他要亲眼看着年轻的同志脱离险境。张嘉庆回过头来，看着他严峻的形象，一步一步地走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