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侄子！你算捉摸不出我的心思。”

    大贵唔唔哝哝地说：“牛长得比骆驼大了，拉一辈子车，也不过是被人杀肉吃，成不了马！”

    朱老星听不透这句话，他说：“你们摸不清我的脾气，庄稼人一年四季，到了什么时候有什么活儿。一年三百六十五晌，那里肯歇着过？人吃饱了饭就得做活，随随便便地歇着，败家子儿才那么办呢！败家子儿不讲安生服业地做活，只讲吃好的、穿好的、歇着。越是歇着，身子骨儿越是懒散，好比铁机子生了锈，再也织不出布来。”

    朱老星一年到头，总会找到活儿做，两手下闲是他的目的。他常说，“人，吃不穷穿不穷，打算不到就受穷。”他就是成天价打算，比方说，他家过去也种过二三十亩地，就成天价设想耕种到六七十亩地的事，他说，“种到七八十亩地，就是财主了。”就成天价盘算怎样过财主。本来他家只养着一头牛，为了过财主日子，买了一辆四个牲口拉的死头大车。他想，目前买一辆小车，将来过到财主日子，牲口多了，还得买一辆大车，这辆小车就白费了。可是他这头牛，只驾得起一辆小车，架不起一辆大车。他就只好拿一根缰绳拴在轴头上，弯下腰替牛拉帮套。后来，把四条牛退也累坏了。没有办法，又把大车卖了，换了一辆一个牲口拉的小车。思想上糊涂，使他过的日子象痨病一样苍白无力，甚至连个媳妇也娶不起。他自从打官司失败，把房卖了，地去得也不少。养不起牛，把这辆小车也卖了。他还有个打算：宁可卖了庄户，也要留下土地，房顶上长不出粮食来，粮食是从土地上长出来的。这几年又赶上年头不好，捐税又重。地里打的粮食，还不够按亩摊派捐税。盘算来盘算去，今年冬天连那几亩地也卖了，省得拿捐税。

    江涛说：“大伯！我想不出来，象你过日子这么俭省，又肯付辛苦，怎么肯和冯老兰打三年官司？”

    朱老星把脖颈一梗，眯眯笑了说：“百人百性嘛！老母猪挤在墙角上，还哼哼三哼哼哩！干别的我舍不得，一说和冯老兰打官司，我鬻儿卖女也得干！”

    江涛说：“我想不出你这是怎么股子劲儿。”

    朱老星又说“：咱庄稼人，就有点儿庄稼正义。运涛入狱的那一年，我心上难受得不行，听说志和卖了宝地，你又上不起学了，那天我打短工才挣了一块多钱来，我就忙给你爹送了去，好叫你不失学。百人百性嘛！”

    说到这里，江涛受了感动。他记起贾老师说过，如何帮助农民从阶级压迫下觉悟过来，是共产党员的责任。朱老星领了江涛和大贵走到屋门口，掀起厚厚的蒿荐，叫他们进去。屋里黑洞洞的，象是夜晚。他每年到了冬天怕冷，把窗户纸糊上一层又一层，把屋里遮得黑咕隆冬的。庆儿娘坐在炕上叠补衬，给朱老星补袍子。

    江涛问：“大娘！这么破的袍子还补它干吗？”

    朱老星说：“别看袍子破，可是个古董。那是我父亲的，他去世了留给我。俺父子两代穿了不下四十年，年年补一次。虽然是葫芦片大的一块布，不管红的绿的，我也不肯扔了，都把它缝上去。反正身上多一层布，总该暖和一些。”如今缝了几十层，这件袍子已经有几十斤重了。

    冬天只要不做活，身上就凉下来。朱老星穿上这件袍子，和江涛大贵坐在炕沿上说话。

    江涛说：“大伯！我听得说，今年杀猪要拿割头税。”

    朱老星问：“又出了猪税？拿多少？”

    江涛说：“一块七毛钱，一副猪鬃猪毛和猪尾巴大肠头。”

    朱老星扳起指头算着：“一块七毛钱。一副猪鬃猪毛，也值个两块钱。再加上猪尾巴大肠头，按一斤肉算，也值个两三毛。”他撅起厚嘴唇，点着门楼头，说：“这税可不轻啊！”

    江涛又走到朱老星跟前，说：“你猜这猪税是谁包的？”

    朱老星问：“是谁？”

    江涛说：“就是咱那老对头。”

    朱老星睁起两只大眼睛，又问：“谁？”

    江涛说：“老对头，还有谁？”

    朱老星眨巴了眨巴眼睛，问：“冯老兰？”

    江涛说：“唔，就是他！我才和忠大伯商量了，咱们要反对割头税，打倒冯老兰，你说怎么样？”

    当江涛和朱老星说着话的时候，庆儿娘在背后头悄悄听着。听说又要打倒冯老兰，就瞪出眼珠子开了腔：“干吗？又要打官司？打官司打得成了穷光蛋，又要打官司！”光说，她还不解气，伸出手指头戳着朱老星的天灵盖。

    大贵一看就笑了。朱老星也笑花了眼睛，唔唔哝哝地说：“她是这个脾气，三句话不对头就开腔，不兴小声儿说话？”

    庆儿娘说：“我叫你气的！天生的庄稼脑袋瓜子，窝着脖子活着吧，光想充好汉。还反对这个，反对那个的，谁也反对不了，返回头来把自格儿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