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颜被逐后，妥欢贴睦尔命脱脱之父马札儿台为太师、中书右丞相，脱①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七《讥伯颜太师》。

　　① 杨维祯：《杨公神道碑》，《东维子文集》卷二四。

　　脱为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儿为御史大夫。马札儿台热衷于经商敛财，半年后下台。至元六年十一月，脱脱出任中书右丞相。当时“天子图治之意甚切”（《元史·苏天爵传》），把大权交给脱脱，脱脱立即大刀阔斧地废除伯颜“旧政”，推行一系列新政，史称“更化”②。主要措施有：第一，恢复科举取士制。脱脱任相后仅一个多月，即恢复科举制度。这一措施对于笼络汉族士大夫、消除伯颜排儒带来的民族隔阂心理有一定作用。脱脱又大兴国子监，蒙古、色目、汉人三监生员，达到三千余人。

　　第二，置宣文阁，开经筵，遴选儒臣以进讲。文宗时置奎章阁，一时精英荟萃，文采焕然。文宗卒后，奎章阁无人顾问，文士四散。脱脱上台后，改奎章阁为宣文阁，主要用作宫廷教育，在翻译古籍、编撰史书等方面起了不小作用。脱脱又选儒臣欧阳玄、李好文、黄溍、许有壬四人进讲。至正九年（1349）冬，宣文阁改为端本堂。

　　第三，恢复太庙四时祭及其他礼仪制度。

　　第四，调整蒙古统治集团的内部关系。正式为剡王彻彻秃昭雪；召还宣让王贴木儿不花、威顺王宽彻普化，使返回所属领地；功臣博尔术四世孙阿鲁图正广平王之位。

　　第五，开马禁、减盐额、蠲逋负，减轻对人民的控制与剥削。如减盐额方面，河间盐场自至正二年（1342）起，免余盐3 万引；两浙盐场自至正三年起，额盐量减少10 万引；福建盐场自至正三年起，免余盐3 万引。另外，对地方官提出六条标准，制定《守令黜陟之法》，“六事备者减一资，三事备者平迁，六事俱不备者降一等”（《元史·顺帝纪四》）。

　　第六，修撰辽、金、宋三史。自至正三年四月起修，至四年三月完成《辽史》，四年十一月完成《金史》，五年十月完成《宋史》。《金史》、《宋史》成书时脱脱已辞去相位，但脱脱在决定三史“各与正统，各系年号”的编史方针和筹措资金、组织班子方面其功不可没。

　　自从脱脱在妥欢贴睦尔支持下推行新政以来，元朝统治集团的主要人物作风大有改变。妥欢贴睦尔用心攻读圣贤书，裁减宫女、宦官，节省御膳、御装，关心政治，常在宣文阁与大臣商谈国事。广大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因受到重用，多“知无不言，言无顾忌”（《元史·苏天爵传》），欢呼“至正宾兴郡国贤，威仪重见甲寅①前”②，准备在“至正中兴”中一显身手。脱脱因为推行“更化”政策，朝政为之一新，“中外翕然称为贤相”（《元史·脱脱传》）。至正四年五月，脱脱辞相。由博尔术四世孙阿鲁图出任右丞相；七年正月由别儿怯不花任右丞相；当年十二月，朵儿只任右丞相；九年闰七月，脱脱复相。其间共5 年多，妥欢贴睦尔仍有励精图治之志，② 黄溍：《史公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六。

　　① 指延祐元年，是年首次开科。

　　② 欧阳玄：《试院倡唱》，《圭斋集》卷二。

　　也继续推行一些新政，但从整体来说，元朝的政治腐败已不可挽救，加之天灾频仍，人民起义愈益强烈，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这段时间内，妥欢贴睦尔起用的三相能力较差，威望远不如脱脱。故新政大多由妥欢贴睦尔亲自过问。这段时期内推行的新政主要有：第一，颁行《至正条格》。自英宗颁布《大元通制》以来，二十余年间一直未曾修订过新的法律，“以致诸人罪状，议拟有轻重之殊。..每罚一辜，或断一事，有司引用，不能偏举。..事至于斯，深为不便”③。故妥欢贴睦尔命平章政事阿吉剌监修新律，于至正五年十一月成，赐名《至正条格》。第二，定荐举守令法。妥欢贴睦尔深知当时官吏素质下降，因而制定新法，凡选转某人为官，他都亲自过问，予以审查，意欲选拔一些无劣迹的清廉之士为地方官。

　　第三，遣奉使巡行天下。至正五年十月下诏曰：“遣官分道奉使宣抚，布朕德意，询民疾苦，疏涤冤滞，蠲除烦苛。体察官吏贤否，明加黜陟，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职申请，五品以下就便处决。民间一切兴利除害之事，悉听举行”（《元史·顺帝纪四》）。于是调遣大批高级官员分巡全国各道，意图改变贪官污吏状况，开创廉政建设新局面，“然奉使者，类皆脂韦贪浊，多非其人。惟四川一道，得王士熙（即王守诚）、武子春（即武琪），稍振纪纲，余皆鼓吹而已”（《庚申外史》）。

　　第四，举逸隐士，沙汰僧尼。推行新政以来，朝廷颇感人才缺乏。在修撰三史和奉使巡行天下时，注意采访山林遗逸，推荐到京任职。“隐士无求于朝廷，而朝廷有求于隐士”（《庚申外史》），成为当时的名言。

　　自后至元末到至正九年脱脱复相的近9 年时间内，妥欢贴睦尔励精图治，大有中兴之意。其中前4 年由脱脱主持更化政策，主要是废除伯颜旧政，调整与汉族地主阶级的关系，巩固蒙古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加强文治，这一目的基本上达到了；后5 年主要由妥欢贴睦尔亲政，新政的内容主要是完善法制、加强廉政、选拔人才，这一目的基本上没有达到。综观至正新政的内容，基本上没有触及遏制土地兼并、解决财政危机等更尖锐的问题。即使至正新政全部成功地推行了，也改变不了元朝整个政治肌体败坏、大厦将倾的局面，更不可能出现一个“中兴”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