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赵孟頫：《临济正宗之碑》，《松雪斋集》卷九。

　　③ 《重建玉案山筇竹寺记》，《新篡云南通志》卷九二《金石考》十二。① 宋本：《中峰道行碑》；祖顺：《中峰和尚行录》。俱见于《中峰广录》附录。按宋本所撰碑，又孱入郑元祐：《侨吴集》卷十二，某些文句略有小异，可参见。

　　—1342），华严宗的真觉文才（1241—1302），法相宗的普觉英辩（1247—1314）、云岩志德（1235—1322），律宗的光教法闻（1260—1317）等。临坛大德律师惠汶（1260—1232）传戒法于河北等地，“两河之间、三监旧邑，从化者盖以万数。锱素相率而求戒法，幢幢接迹于途”②。

　　由佛教派生出来的两个道门，即白云宗和白莲教，在元代也拥有不小的势力。白云宗是北宋末由洛阳宝应寺僧孔清觉（1043—1121）在杭州白云庵发起的一个教团，提倡素食念佛，所以又称白云宗。它援引天台教义，攻击禅宗，在宋代一直被当作异端而受到禁止。入元以后，白云宗为政府承认，得以公开活动，势力发展很快。其中心在杭州普宁寺。延祐七年（1320），复被官方作为异端邪说取缔，此后逐渐绝迹。

　　白莲教渊源于佛教净土宗的弥陀净土法门，其创始人为南宋初年的吴郡昆山僧人茅子元。他所创立的白莲教并不要求门徒出家，可以娶妻生子，在家出家，所以在下层社会中得到迅速的传播。至十三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是“处处有习之者”①，并在宋亡之前已经传到了北方。

　　元代白莲教的发展比较曲折。元朝统一后，一部分白莲教徒在杜万一的领导下，于宋亡后次年曾举兵起义。起义失败后，白莲教仍然取得合法地位。庐山东林寺在元成宗时一再受到政府的封赏，从而推动了该教在全国的空前规模的发展。但元政府内部对白莲教一直存在两种意见。因一些地方白莲教徒的骚乱活动，武宗在继位之初（1308）下令“禁白莲社，毁其祠宇，以其人还隶民籍”（《元史·武宗纪》）。后因镇江妙果白莲寺和尚普度赴大都，通过国师感木鲁（即哈迷立）人必兰纳识里向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活动，并为此上书武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后，下旨恢复白莲教的合法地位。这时其信徒不但有下层百姓，还有社会上层人士。寓居大都的高丽国王也皈依白莲教，并在其国内创建寿光寺白莲堂。但英宗即位后，又于至治二年（1322）下令限制白莲教的活动。在民间，白莲教徒的数目一直不断增加。到元末，白莲教为红巾军起义所利用②。

　　元代佛教典籍的流传，颇具时代的特点。吐蕃藏经在这时传入内地。其中有一部分是从汉译佛典重译的，但也有相当部分直接译自梵文。由是出现了对汉文藏经和藏文藏经进行比较研究的目录学著作，即吉庆祥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10 卷。同时有部分藏文佛典在这个时期译为汉文，被吸收到汉文藏经中。武宗时期，继八思巴字创制、改进之后，由大德29 人译藏文经藏为蒙文，可惜其刊本今已不传。在汉文藏经的刊印方面，至元时期，元政府对金代传下来的大藏经板（系以北宋版大藏经为底本雕造）加以校补雕，刊印36 藏，颁行各方。白云宗僧人、杭州普宁寺住持道安、如一、如志等②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惠汶传》。

　　① 《佛祖统记》卷五五《事魔邪党》引良渚语。

　　② 参见杨讷：《元代的白莲教》，《元史论丛》第2 辑，1983 年。

　　发起刊刻的藏经称为普宁寺本，6010 卷。自宋季开始雕造的碛砂版藏经也在元代完成，共6300 余卷。据新近发表的资料，元代后期还曾刊印过官藏①。① 童玮等：《元代官刻大藏经的发展》，《文物》1984 年第12 期。

　　第二节道教宋室南迁后，在北方活动的道教，主要是太一、大道（蒙哥时期改名为太真）、全真等诸派及浑元教等。其中正一为宋以前旧教派，而全真等则为宋室南渡后北方新创教派。

　　全真道由道士王喆于金朝中期所创，追随他为发展全真道作出重要贡献的是其七大弟子。全真教宣扬道、儒、释三家合一，兼而修之，故号全真。金末元初，全真道及时投效蒙古统治集团，因而后来居上，获得了比太一、大道诸教以及佛教、儒学等远为优越的地位，以至能在三四十年内在北方长期维持“设教者独全真家”的局面②。蒙哥在位时期发生了两次佛道辩论，全真道士两次遭到失败。其结果不但使道教的地位降至释教之下，而且也稍稍改变了全真道在北方道教诸派中一门独尊的状况。全国统一以后，活动于南宋故土的旧道教符箓各派继续流行于江南各地；在北方传播的仍然是全真、真大等教，而以全真道的势力最大。

　　道教势力在世祖至元年间又经受了一次严重的打击。蒙哥时曾勒令道教归还被他们霸占的佛寺二百余所。到至元十七年，“僧人复为征理”。据释教声言，全真教徒殴击僧徒，诬僧人纵火，声言焚米三千九百余石。这场官司仍以道教失败告终，全真道士被诛杀、剿刖、流窜者达十余人。释教乘势要求朝廷追究曾经蒙哥禁断、但尚流行于世的道教伪经。元廷遂于次年命释门诸僧、翰林院文臣偕正一天师张宗演、全真掌教祁志诚、大道掌教李德和等人，会集长春宫，考证道藏诸经真伪。释道辩论达数十日之久，结果除《道德经》外，其余道教经典悉被判为伪经。释教敦促朝廷再次下令焚经，忽必烈说：“道家经文，传论踵谬非一日矣。若遽焚之，其徒未必心服。彼言水火不能焚溺，可姑以是端试之。俟其不验，焚之未晚也”。他命令道教诸派各推一人佩符入火，“自试其术”。张宗演等人惊慌失措，承认“此皆诞妄之说。臣等入火，必为灰烬，实不敢试，但乞焚去道藏”。忽必烈于是下令，除《道德经》外，其余道教诸经一概焚毁，并禁止醮祠，遣使晓谕诸路遵行①。这次打击，祸及南方道流，其影响超过蒙哥时局限于北方的焚毁道藏之举。不过，《道德经》外，“其余文字及板本化图一切焚毁”的诏令，并未完全执行。由于正一道人张留孙通过太子真金向忽必烈恳请，道经中之“不当焚者”或“醮、祈、禁、祝”等仪注皆得保存②。忽必烈末年，又撤销对醮祠的禁令，“凡金箓科范不涉释言者，在所听为”。当时由于桑哥等权臣沮遏，这道诏旨只在京师公布，“而外未白也”。成宗即位以后，又将② 王恽：《真常观记》，《秋涧集》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