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在长江三角洲市镇发展史上，元代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马可·波罗从苏州南行，进入杭嘉湖平原，用“商业繁盛”、居民“皆良商贾与良工匠”、“恃工商为活”之类的字句，表述沿途所见城镇的观感，这种情形，与经行中国境内其他地区的感受是决然不一样的。这一地域的典型市镇如嘉兴府嘉兴、秀水、桐乡之间的濮院镇，前身为永乐市，起名的原因据说是：“市中立四大牙行，收积机产，远方商贾旋至旋行，无羁之苦，因有永乐市之名”④；嘉兴王店镇，因工部尚书王逵“构屋于梅溪，聚货贸易，因名王店”，此后“日见殷庶，遂成巨镇”（姚桐寿《乐郊私语》）。清代② 张翥：《元音》卷九《送黄中玉之庆元市舶》。

　　③ 周达观：《真腊风土记》。

　　④ 《元史》卷六二《地理志》五。

　　①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诸禁》。

　　② 《南宁志·赋税》，见《永乐大典》八五○七《南宁府》二。

　　③ 《马可波罗行记》第2 卷第150 章《苏州城》、第153 章《塔皮州城》，冯承钧译本。④ 金淮：《濮川所闻记》卷一《总叙·开镇源流》。

　　的一批方志也记述了嘉定南翔镇与黄渡镇、嘉兴罗店镇、吴江平望镇与黎里镇等市镇发展的状况⑤，肯定了元代在这批市镇发展中的地位。

　　上述市镇的经营范围除了属初级形态的农产品外，更多成分是比较先进的手工业品，反映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其地域可扩充到包括江西在内的长江大三角洲，行业则以瓷器、丝织业与棉织业为代表。瓷器制造中心以景德镇为典型（见前），棉布，“松江者佳”（徐硕《嘉禾志》卷六），松江所属沙冈、乌泥泾等地生产出“紧细若绸”、“粲然若写”的名贵品种①；浙江余姚、彭桥有“小江布”②。丝织业成为江南更普遍的行业，如湖州归安县东林镇（又称商林镇，明代改称双林镇），据说元代已设有十所绢庄，收购四方农户所产丝绢③；嘉兴以永乐市闻名的濮院镇，由南宋濮凤后人“督课农桑、机纾之利”，元大德年间其族人开设四大牙行，“收织机产”，“取绢者曰绢主，售绢者曰机户”④；元末钱塘相安里有位“饶于财”者，以四五张织机，雇佣十多个专为雇主工作而领取工资的工人，工资以技艺的熟练程度而定，因而熟练工人可较自由地选择“倍值者”⑤，说明这种手工业作坊在当地分布较为广泛。散布在长江三角洲的这批市镇，以其更大活力，影响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⑤ 参见嘉庆《南翔镇志》卷一《疆域·沿革》、咸丰《黄渡镇志》卷一《建置缘起》、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嘉庆《同里志》卷一《地舆志·沿革》、嘉庆《黎里志》卷十二《杂录》。① 宋如林、林溥：《松江府志》卷六《物产》引《云间续志》与《五茸志逸》。② 唐若瀛等：《余姚志》卷九《物产》引《元一统志》。

　　③ 参见同治《湖州府志》卷二二《舆地略·村镇》；光绪《归安县志》卷六《舆地略·区庄村镇》。④ 金淮：《濮川所闻记》卷一《总叙·开镇源流》；胡琢《濮镇纪闻》卷首《总叙》；另参见同治《湖州府志》卷三三《舆地略·物产》下。

　　⑤ 徐一夔：《织工对》，《始丰稿》卷一。

　　第三节商人蒙古贵族很早就与商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大蒙古国建立前，成吉思汗结识了一位贩羊到也里古纳河来的西域商人，后来又有一位“饶于财，商贩巨万，往来于山东河北”的回鹘人，曾煽动成吉思汗南下用兵①。随着蒙古势力的扩展，西域商人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 1215 年成吉思汗派往花剌子模的报聘团队便主要由西域商人组成。忽必烈平定西北诸王之乱，还曾得到回鹘巨商阿老瓦丁兄弟的资助。后来，汉地商人的地位也相应提高。元代以商人身份入统政柄的著名人物有奥都剌合蛮、乌马儿、桑哥与卢世荣等人。被称为“素无文艺，亦无武功，唯以商贩所获之资趋赴权臣，营求入仕”（《元史，陈祐传》）的卢世荣主持经济改革期间，曾设立“经营钱谷”的“规措所”，该机构“所有官吏以善贾为之”（《元史·世祖纪十》）。地方上也有类似情况，如元后期庐州立义兵三品衙门，“使者悉以富商大贾为之”，有一巨商兄弟五人均获官任职②。商人既享有令人艳羡的优厚物质生活，又摆脱了前代备受压抑的社会地位，这无形中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取向。河南人姚仲实索性弃官从商，十年操贾，又以百万之资上攀皇室。元政府曾在大都挑选数十名“皆富商”的“耆老”，让他们出入宫廷，参与重大朝典，施予免役等特权，姚仲实就被元政府选为“耆耋”之长③，成为统治层中的座上宾。所以，有些地区“十室之邑，必有数家通货财，而无数人能文学”④，“工商浮侈，游手众多，驱垅亩之业，就市井之末”⑤自然成了比较普遍的社会风尚。但统治阶级参与营利、放任行商的基本目的是满足自己巨额耗费和享受的需要，当然不可能因势利导，形成一套比较合理的运营机制，相反，商人的运营及其构成深受政治制度的制约。以政治权势为标准，元代商人大体可划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由贵族、西域商人、官僚、上层僧侣和豪商组成，他们在行商时受到官方多方面的庇护和优遇，有的甚至不当杂泛差役、豁免或逃匿商税①，取得持玺书、佩虎符、乘驿马的特权②，① 彭大雅、徐霆：《蒙鞑备录》，此回鹘人姓田，王国维认为即田镇海（王国维：《黑鞑事略笺证》三，载《大公报》史地周刊第13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