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余阙：《再上贺丞相书》，《青阳先生文集》卷五。

　　③ 朱德润：《买公世德之碑》，《存复斋文集》卷一；程钜夫：《姚长者传》，《雪楼集》卷七。④ 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上《谈薮篇》。

　　⑤ 马祖常：《建白一十五事》，《石田集》卷七。

　　① 不当杂泛差役，主要施行于西域商贾（《元史》卷一三四《朵罗台传》；王恽：《为在都回回户不纳差税事状》，《秋涧先生大金集》，卷八八；苏天爵：《侍御史韩公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十二）。豁免商税，主要施行于上层僧侣（《通制条格》卷二九《僧道》；《元史》卷十七《世祖纪》十四，卷二七《英宗纪》，卷二九《泰定纪》，卷三十《泰定纪》二）。

　　② 《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卷二四《仁宗纪》一。

　　因此，这些人的实际身份是官商合一，亦官亦商，气势相当显赫，市场上则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第二大类是具有独立身份的大中小商人，他们在行商过程中，有程度不同地依附、甚至勾结官府的一面，但即使是其中的大商人，主要从事的还是相对正常的商业活动。其中的中小商人，一方面时时遭受官府的种种盘剥（如以“和雇”、“和买”等名义向商人的强征强取，另一方面又处于“有势之家占据行市，豪夺民利”的不利地位。然而，一当他们因此而“不敢往来”之时，物价便“因而涌贵”③，可见，占商人绝大多数的这类普通商贩，从事的正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商品流通，是维系市场正常运行的中坚。

　　第一大类的各种特权商人和第二大类中的大商人，把持着商业的重要部门，从事的主要是高级商品和国民必需品的经营，其范围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一是海外贸易。元政府侧重于抽解和征税，海外贸易的实际运营者始终是商人。因海商动辄“赢亿万数”①，故而“商者益众”（《元史·铁木迭儿传》），官僚以至元、大德时“政位显要”的朱清、张瑄为代表，他们“以巨艘大舶交诸番中”，“富过封君，珠宝番货，以巨万万计”（《辍耕录》卷五《朱张》）。朱清之子官至参知政事，继父业为元廷从事海上粮食运输，每年诈称漕粮沉没，而将吞没资金“转入外番货买”（《农田余话》下）。僧侣、也里可温与西域商人亦“多是夹带俗人过番买卖”而获厚利②，如回回人哈哈的，从至治年间开始贷官钞，“违制别往番邦，得宝货无算”（《元史·文宗纪一》）。皇室贵族自不甘寂寞，顺帝元统二年（1334），由中书省出面，“请发两艘船下番，为皇后营利”（《元史·顺帝纪一》）。因海舶致富的巨商还有“南蕃回回”佛莲，手中掌握八十艘海舶，死后抄没家财，“见在珍珠一百三十石，他物称是”（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泉州扬客从事十多年海外贸易，“致赀二万万”（《夷坚续志》丁6）。嘉定大场沈氏，“因下番买卖致巨富”③。定海人夏仲贤，从事海外贸易仅数年，“泉余于库，粟余于廪，而定海之言富者归夏氏”④。此外，广东豪民于濒海构筑海堰，“专商舶以射利”（《元史·卜天璋传》），浙江四明沿海居民，占地利之便，“有资累巨万者”⑤。二是珍异珠宝贸易。珍异珠宝是皇室贵族的嗜好，专营权则主要被回回豪商所掌握，因而，“其兴贩营运百色，侵夺民利，并无分豪差役”①，并且，“持玺书，佩虎符，乘驿马，③ 《通制条格》卷十八《关市·牙保欺蔽》。

　　① 吴澄：《平章董忠宣公神道碑》，《吴文正文集》卷三二。

　　② 《元典章》卷二二《课程·市舶·市舶则法二十三条》。

　　③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七《金甲》。

　　④ 戴良：《元逸处士夏君墓志铭》，《九灵山房集》卷十五。

　　⑤ 戴良：《一经斋记》，《九灵山房集》卷十二。

　　① 王恽：《为在都回回户不纳差役事状》，《秋涧集》卷八八。

　　名求珍异，既而以一豹上献，复邀回赐，似此甚众”（《元史·武宗纪一》），售出的珠宝，“动以数十万锭”（《元史·泰定纪二》），如宪宗时回商献水晶盆、珍珠伞等物，得价三万余锭②；成宗时，回商以一两三钱一块的“红剌”石，索价十四万锭③，而所谓“押花大珠”一枚，要价竟达六十万锭④；泰定帝时，所欠珠室价达四十万锭，相当于全国包银岁额（十一万锭）的近四倍。朝廷不惜重金购取珍玩，无力偿还时，竟以市舶番货或盐引垫支，使回商利外获利。珍异珠宝的另一来源是由皇室招人直接至海外购求。中外舶商的货物被抽解之后，可在规定地点发卖，因此，销售珠宝的商人、店铺当遍及大都和沿海贸易港口。

　　三是经营斡脱钱和朴买课程。据载，蒙古贵族虽黩货好财，但“只知撒花”，对于商贩、聚财几乎茫然无知，因而，大汗、诸王、公主等纷纷将财宝交给回商，让他们去放债营利或从事买卖。回商将银子借贷于人，年息一倍，如无力偿还，次年连息再翻一倍，如照此推算，一锭银子翻番十年，即达一千零二十四锭，这种高利贷被称为斡脱钱，又称羊羔儿息，蒙古贵族也称这些帮他们营利的回商为斡脱。大汗、诸王、后妃、公主提供的是他们的私有资本，斡脱们利用这些资本从事商贩和放债，获利的是贵族本人和回回商人而不是官府⑤，但政府却指定专人、设立专门机构并制订一系列条例保护斡脱的经营，所以斡脱倚仗政治特权，肆行暴虐，如扎忽真妃子派人到杭州索讨斡脱钱，拿不出全部借贷人的花名和贷款数额依据，便强指三人借贷，三人又指告他人，追征蔓引，使一百四十余民户遭致横祸①。1238 年至1239 年，真定路遭蝗旱，被迫借斡脱钱交纳贡赋，本利银达一万三千余锭②。1240 年，诸路官民欠斡脱银三百八十万两③，相当于当时占领区三年半的课税。贵族和西域商人还乘百姓和地方官吏无力完纳赋税时借债、勒索，如蒙哥时期磁州人民无力交纳包银，斡脱便乘机以年息借额为条件，出母钱“代输”，来年无法赔偿，又“易子为母”，不到十年，“阖郡委积，数盈百万，令长逃债，多委印去”④。从窝阔台时开始，虽一本一息的限令屡屡下达，但并不能真正实行。贵族与西域商人利用斡脱钱营利，同时助长了整个高利贷的恶性发展，官府利用发放高利贷营息，解决财政开支，寺院、官吏、豪强地主与商人也乘势而上，其结果，“十千债要廿千偿，债主仍须数倍强。② 《元史》卷三《宪宗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