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海运的船户与水手，元初主要由军人充任，但早在至元二十年立两处万户府时，其中一处即“以万户之无军有牌者除充”，次年又发动“近海有力之家”造船起运，船户水手便向民丁的方向转变，最终取官兵而代之。船户分属七处千户所，其数“凡数万人”①，如按明代海船每千石用水手十① 柳贯：《柳先生文集·附录》，《柳先生行状》。

　　② 吴凤翔：《无锡县志》卷二三《祠宇》。

　　③ 贡师泰：《玩斋拾遗·海歌八首》，见《元诗选》二集戌集，另见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四《火长》；黄时鉴：《火长》，《历史研究》1978 年第3 期。

　　① 朱德润：《送海道镇抚莫侯北归序》，《存复斋文集》卷四。

　　五至二十人计②，元代海运每三百余万石粮，水手应达六万余人次，春夏二运平均每期三万余人。但至大前有一期春运（岁运额在三百万石以下）用舟四百余艘，水手竟达四万余人③。

　　海运的兴衰元代海运号称“一代之良法”，但统治者对它的认识，并非始即了然，因而，对它的筹划和组织也是逐步趋于完善的，这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试行阶段。约从至元十九年初运到至元二十四年专管海运的“行泉府司”的设立，在这期间，海运的优越性逐步显露，引起了统治者的重视。至元十三年，元军攻陷临安后，一方面调拨粮食北运，另一方面把缴获的库藏图籍，通过海道运往大都。此后，元廷着重于传统的河运系统的整建，并在山东境内修凿河道，实行多渠道运输。

　　至元十九年，丞相伯颜鉴于多年内河粮运的劳费，始从至元十三年经海道搬运宋室库藏的旧例中得到启发，听从朱清、张瑄的建议，通过海道运输漕粮，当年由江淮行省制造平底船六十只，行省又委托上海总管罗璧和朱清、张瑄另造船只，再利用本处军人和官船召雇水手，将江南各地的粮食集中扬州，往东出海，沿海道北上。这次初运粮食为四万六千石，数目虽不足观，却有了一个好的开端。与水陆转运、河海联运过程中出现的不利因素相对比，海运在经济上的效益非常明显，此后，海运量便从一二十万猛增到五十七万八千石。于是，元廷逐步罢废一些内陆河运及海河联运的航线，采取多种措施，特别是设立了行泉府司，专管海运，加强了海运的运输能力。（二）确立阶段，约从至元二十五年“都漕运使司”和“京畿都漕运使司”的设置到大德年间。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委用朱清、张瑄专管海运，漕运主要依赖海道，岁运之数大幅增长。

　　前面提到，元廷曾设立南北两处漕运司，管理以中滦为转运点的漕运。

　　到了至元二十五年，改在天津直沽河西务和大都分别设置都漕运使司，前者接纳南来的粮食物资，但实际主要接纳的是海上运来的粮食；后者把前者按纳来的粮物收入仓库。这实际是一套衔接海运的接运系统，说明海运逐步成为主要运输方式，于是，其他漕运机构相继罢废。

　　在这过程中，负责海运的官员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特别信任，其中最著名的是崇明人朱清和嘉定人张瑄。他们原是南宋时的“海盗”，入元后逐渐被重用，至元二十年首次海运成功，分别授为中万户和千户，次年又分别以② 丘浚：《漕挽之宜》下，《大学衍义补》卷三四；沈廷扬：《海道奏疏》（见于《崇明县志》卷十九《艺文志·奏疏》）。

　　③ 任士林：《江浙行省奏运海粮记》，《任松下先生文集》卷二。

　　江东道和淮东道宣慰使之职兼领海道都漕运万户。忽必烈曾对丞相说过：“朱、张有大勋劳（指开创海运），朕寄股肱，卿其卒保护之。”①“南人”如此受器重，在元代并不多见，说明他们确实为元廷解决了国脉所系的漕运大计。漕粮主要取自江南官田岁入，在至元二十五年至大德七年这十五年中间，除元贞、大德初因“京畿所储充足”而减额外，岁运之数，至元二十五年、至元二十六年分别为四十万石和九十三万石，以后激增至一百四五十万石，大德七年为一百六十五万石。海运漕粮满足了大都愈益增多的粮食需要。

　　（三）发展阶段。约从大德末年至天历二年（1329）。这一时期，南方漕粮征收的布局有所调整，岁运之数继续大幅上升。

　　漕粮的征收地，元初大致沿袭宋代，即以湖广、江西和江浙地区的税粮充运。其中，江东宁国、池、饶、建康地区的漕粮称为“上江粮米”，常由海船逆长江而上装运；江西湖广的漕粮，则用河船东运至真州兑入海船。这不仅耗费人力、物力，而且海船逆长江上行困难很大。于是，至大四年（1311）作出新的规定，实物粮改从两浙地区征收，海船停泊沿海港口，就便装粮起运。这种“弃远就近”装粮的方法，颇与已经形成的海运体制相适应，效益明显，“海漕之利，盖至是博矣！”（《元史·食货志一》）。后来，随着岁运之数的激增，并考虑到两浙地区不断出现灾荒，上述“弃远就近”装粮的原则也不得不有所调整，具体办法是在集庆龙湾（今江苏南京下关）构筑粮仓（集庆仓，或称广运仓）以集中沿江粮米，再另拨河船往东运至开洋港口，兑入海船①。粮食征集区域再次扩大，同时又能避免海船逆江上行之难。岁运之数，至大四年前在两百万石以下。延祐六年至天历二年间（1319—1329），除至治三年（1323）外，均在三百万石以上，天历二年，达三百五十余万石，这是元代海运的最高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