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有品级的流外杂职官种类很多。他们一般只能在同类杂职官内迁调。也有很多入流品职官借注流外杂职的，这些人任满之后，仍能回到流官系统“通理迁叙”。流外杂职也受宣敕。有些虽由各行省选拟，仍需移文都省，给降敕牒札付。因此流外资品杂职官的迁叙，总的说来也归吏部、中书省辖理。

　　元代从未入仕人员中选除职官的途径，主要有宿卫出职、吏员入仕、承袭或承荫、科举取士等项。以下分别介绍这些选官制度，以及在选职官考满后的迁叙体例。

　　宿卫出职元代选用高级官员，“首以宿卫近侍”。这与蒙古人重视出身“根脚”

　　的贵族政治观念的影响有关。因为“近侍多世勋子孙”，在当时人眼里，“任才使能..见用之亲切者，惟公卿大人之子弟。见闻于家庭，熟习于典故，而又宿禁近，密忽周慎，出纳辞令，有非疏远微贱、草茅造次之所能及者矣”①。终元之世，“出宰大蕃、入为天子左右大臣者，皆世胄焉”②。这些“世胄”当中，绝大部分正是由宿卫出职而位致显宦的。

　　早在成吉思汗时期，宿卫组织除了执役内庭、环卫帐殿以外，就已承担着协助大汗和大断事官处理国务的职能。入元以后，怯薛歹一方面继续保留① 袁桷：《送陈景仁调官云南序》，《清容居士集》卷二四；虞集：《送文子方之云南序》（《道园学古录》卷五）谓到云南铨注三品以下官，每三岁一次。

　　① 虞集：《左丞相平阳王公宣抚江闽序》，《道园类稿》卷二一。

　　② 刘岳申：《送吴澄赴国子监丞序》，《申斋集》卷一。

　　着漠北旧制所赋予的参决政事的特权；因此虽然他们不带品级，连散阶也没有，但是其法律地位仍与历朝近侍宿卫很不相同。另一方面，在同中原官僚制相协调的过程中，由宿卫出职入仕也成为一条不成文的必行惯例。即“卫士在劳力干者，其长荐闻，即不次擢官”。元末，怯薛歹迭理迷失几次将为长官所荐用，“辄逊曰：‘某士齿长劳久，宜先擢之。某不敢越也’。东宫素器侯（按指迭理迷失）。一日笑谓曰：‘黑头者（按指怯薛歹中的黑头少年）多为公矣。君年四十犹未仕，将老宿卫矣？’命中书奏官之”③。是知以白身老于宿卫，在当时是很少见的事。

　　由宿卫出职登仕者，并不是完全离开怯薛组织去作官，其怯薛歹的身份并没有改变。“诸省部官名录，宿卫者，昼出治事，夜入番直”（《元史·刑法志一》）。因此，他们“虽以才能受任，使服官政，贵盛之极，然一日归至内庭，则执其事如故，至于子孙无改。非甚亲信，不得预也”（《元史·兵志二》）。执役内庭，在当时人看来乃是一种特殊的荣宠，绝不是到外朝做官所能等同或取代的。很多重要的人事安排，经常决定于皇帝与宿直的亲信之间的商讨，并且由后者负责向外廷传达。危素记载欧阳玄进拜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一职的始末如下：“初，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在宿卫。上问在廷儒臣，乃以公（按指欧阳玄）姓名对。上曰：‘斯人历事累朝，制作甚多，朕素知之。今修三史。尤任劳勋。汝其谕旨丞相，超授爵秩，用劝贤能。’明日，大夫出，遭丞相于延春阁下，传旨既毕，立具奏牍。”①近侍传旨拜官一向是元代铨政紊乱的重要原因之一。从上引史文亦略可窥见元代自内降旨封授的一般体例。

　　由宿卫出职为官，其品秩高下的幅度颇大。四怯薛的首长，“及年劳既久，则遂擢为一品官”。其他怯薛歹出仕担任要职的也很多。但是怯薛歹出职，也并不一定都担任高官。例如，随着管理内廷供养诸色事宜的各种专门机构陆续建立，原先专司各色职役的怯薛歹，也可能被派到相应的机构中任职。元代主管御衣、尚鞶、尚饰等事的侍正府设奉御二十四员，以四怯薛之速古儿赤为之，其品秩分别为从五品至从七品不等②。

　　由吏入仕元人吴澄说：“国朝用吏颇类先汉。至元间予尝游京师，获接中朝诸公卿。自贵戚世臣、军功武将外，率皆以吏发身。”①高级官员大多出自半世袭化的蒙古、色目乃至较早投效元廷的汉人“贵戚世臣、军功武将”，同时③ 林弼：《迭理迷失传》，《林登州集》卷二一。

　　① 危素：《欧阳玄行状》，《危太朴文续集》卷七。

　　② 《元史》卷八八《百官志》四。按怯薛中之速古儿赤，原系“掌内府尚供衣服者”，与侍正府职掌相应。① 吴澄：《赠何仲德序》，《吴文正公集》卷十四。

　　仍有不少以吏发身的“无根脚”的人员。而在中、下级官员中，则出职吏员更占据了绝大部分，乃至当时竟有人断言：“我元有天下，所与共治，出刀笔吏十九。”在国家行政运作中吏员作用的增强，至少从北宋已经开始了。这种趋势在南宋虽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但在金统治下的北方却不断加强。元初制度多承袭金制，加上蒙古征服北中国初期，“郡县往往荷毡披毳之人，捐弓下马，使为守令。其于法意之低昂、民情之幽隐，不能周知而悉究。是以取尝为胥曹者，命具之文书上，又详指说焉”③。甚至“司县或三员或四员，而有俱不知字者。一县之政，求不出于胥吏之手亦难矣”④。于是，在铨选制度不曾完善而补注官缺的实际需要又相当迫切的情势下，由吏出职补官的途径便自然畅通了。元代前期，吏员逐级晋升、最终出职地方官的速度有时极快。“才离州府司县，即入省部；才入省部，不满一考，即为州府司县官”⑤。忽必烈朝之后，由于官吏冗滥，由吏入仕所需时日变得相当长。但是因为长期停科，即使恢复科举制度后取士人数也过少，对于一般没有社会背景的人来说，通过吏职进入仕途仍然不失为较好的选择。所谓“科举废矣，珥笔可也；学校具文矣，衙前可也”①，正是当时社会舆情的生动写照。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各路府州司县民家子弟，多不攻书。虽曾入学，方及十五以下，为父兄者多令废弃儒业，学习吏文，以求速进”②。元代吏员的名目多达数十种。广泛设置在路府州县行政机构中的吏员通称“司吏”。设于省台院（含行省、行台、行院）、六部、宣慰司等高级部门的则有“令史”，其中省、台、院令史又分别称为“省掾”、“台掾”和“院掾”。令史和掾史作为高级吏职，在元代又有“勾当官’之名。设置在中行各省检校所以及台察衙门里专司文书稽核的“书吏”，很可能也属于勾当官体系。司吏、令掾史和书吏的主要职掌，是负责呈复、制作或检阅各种文书案牍。案牍吏员在各种吏职中最为重要，地位也最高。此外，在中行省台院、六部及宣慰、廉访诸司，还有专门负责传达记录政令的吏职，即“宣使”和“奏差”。吏职中设员最为普遍，地位又最低的，是收发、保管各种文书档案的“典吏”。上至都省、下至司县和各级行政机构及其直属的诸幕僚、职能部门，多设有员数不等的典吏。除以上所列举，蒙古语和回回语翻译是构成元代吏职的重要的特有成分。翻译吏员又可以分为“译吏”（书面译员）和“通事”（口语译员）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