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 见《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

　　① 见方诗铭等著《钱大昕》页127 引范希曾《南献遗征笺》。

　　史、碑刻、文集、题名录等资料，审其异同，其蒙古诸氏族主要根据《秘史》记载厘定，由于他精音韵之学，又懂蒙语，族名、人名的勘同多数准确。在《史集·部族志》传入中国之前，能有这样的成绩诚为难得。此外，他还著有《元诗纪事》，也已失传。

　　其他史家的著作同时代著名史家赵翼（1727—1814）的主要著作《二十二史札记》36 卷中，第二九、三○两卷为元史札记。此书与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同为乾嘉史学的代表性名著，但赵氏治史方法与钱、王不同。他自谓“家少藏书，不能繁征博采以资考订”，又认为不可据稗乘以驳正史之讹，是以“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这种以本书证本书的方法用之于漏误特甚的《元史》，虽然也能发现一些问题（如相互歧异，记载不实等），但就考订而言则显然很不足。不过他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这就是善于抓住一代重要的政事、制度及其特点，运用归纳法将有关史料综合条贯，列举多证加以阐明，并作出评论，所论述的都是元代“有关于治乱兴衰”的大事。故钱大昕誉之为“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

　　同时代史家考订《元史》者还有汪辉祖（1730—1807），所著《辽金元三史同名录》40 卷，卷十六至三五为元史（又“总录”、“附录”4 卷收异史同名者，亦多元人），以蒙古、色目及契丹、女真人名为主，凡纪传表志所见同名（含异译者）悉予收录，按韵部编次，注明出处，并加考证。他的更重要著作是《元史本证》50 卷（1801 年成书），因系尽据《元史》本书之文相互参证，故名，包括“证误”23 卷，“证遗”13 卷，“证名”14 卷。《元史》出于众手，又草草交差，未加互校审订，自相歧异处甚多。作者对全书作了仔细校勘，凡记载歧异者辨其正误，本篇漏略者取散见他篇资料补之，同名异译者一一辑出（如《同名录》例），共得三千数百条，就校勘而言比钱大昕《考异》更加完备。但因《元史》本身疏漏太甚，用“本证”方法受到很大的局限，难免有许多失误、漏校之处。

　　嘉、道之际，先后有祁韵士（1751—1815）著《皇朝藩部要略》（蒙古诸部）、《西陲总统事略》（述新疆诸部），徐松（1781—1848）著《西域水道记》、《新疆事略》等书，都涉及元代史事地理。徐松还撰有《长春真人西游记跋》，考订所载金山以西地理；并拟重修元史，但未成。与徐氏同时稍晚的大学者龚自珍（1792—1841）和沈壵（1795—1840）也致力于西北史地研究。龚自珍通满、蒙、回、藏语，曾撰《西域置行省议》，并着手编撰《蒙古图志》，已完成一半，惜其手稿及所搜集资料并毁于火，仅存拟进呈表和序文数篇。沈壵著有《新疆私议》、《西北地名杂考》、《西游记金山以东释》（补徐松之未备）等文（均收入《落帆楼文集》）。他们开始摆脱乾嘉学派烦琐考据的局限，首重于经世致用，尤为重要的是开启了晚清学界研究西北史地的风气，对此后元史研究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第三节鸦片战争后的西北史地与元史研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边患日益严重，遂有更多学者致力于边陲史地的研究，期收经世致用之效。而要明确新疆、蒙古及其相邻境外诸地的沿革，自以研究蒙元时代最重要，如梁启超所说：“大抵道咸以降，西北地理与元史学相并发展，如骖之有靳，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如乾嘉之间竞言训诂音韵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另一方面，出于认识世界的迫切需要，外国史地著作被译成汉文者逐渐增多，中国学者从中了解到前人未详的元代西北宗藩国的历史，并且知道域外还有许多元史史料可补中国史料之缺，于是开始注意搜集和利用，逐渐突破前人所受的局限，把元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魏源与《元史新编》最早利用境外资料研究元史的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进步思想家魏源（1794—1857）。他与龚自珍同以讲求经世之学闻名，并且也很注意研究西北史地，在其名著《圣武记》中对新疆、蒙古给予了特别的重视。1841 年，林则徐将自己主持译编的《四洲志》嘱托他扩充改编为《海国图志》。在编撰此书时，他读了许多外国史地著作，始“知元代西域远徼皆西北接鄂罗斯、西南连五印度，与今西洋夷接壤”（《拟进呈<元史新编>表》），疆域甚广，遂撰《元代征西域考》、《元代西北疆域考》等文。鉴于旧《元史》的疏漏，他在编成《海国图志》后，就着手重修元史，“采四库书中元代各家著述百余种，并旁搜《元秘史》、《元典章》、《元文类》各书参订旧史”，西域事则补充以外国书中资料，著成《元史新编》95 卷，但未及完全定稿就去世了。后其族孙魏光焘觅得原稿，托邹代过、欧阳俌校定，到1905 年才完成、刊行。其书本纪14 卷，世祖以下袭用邵远平《元史类编》；志32 卷，表7卷，其中《艺文志》、《氏族表》全取钱大昕书；列传40 卷，按开国、世祖、中叶、元末四个时期人物主要事迹分类编次（如功臣、相臣、武臣、文臣等），并增立了《太祖平服各国》、《太宗宪宗平服各国》、《中统以来屡朝平服诸藩》诸传，多叙漠北、西域史事，以明元代疆域所至之广。其所补充外国资料主要在这些传中，自谓“西北疆域，颇如指掌”，邹代过也盛赞其“俾穷荒绝域，数百年如堕云雾者豁然得睹”（《元史新编跋》）。其实魏源所见外国之书都是一般的史地著作（如马礼逊《外国史略》、玛吉士《地理备考》），没有什么史料价值，不过他第一个突破中国史料的局限，并首创西北诸传，其“开榛莽而启津途”之功仍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