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岩（1884—1968）是较早就重视元代社会、经济和法律研究的学者，发表有研究元代海运、钞法、奴隶、科举、农民生活、法律特点、有关婚姻之法律、司法制度—以约会制为中心、僧侣与社会、财政经济与社会、诉讼审判制度等十多篇论文，并撰写《东洋中世史》（1939）元代部分。青木正儿（1887—1964）是日本研究元曲的泰斗，著述甚丰。和田清（1890—1963）是杰出的明代蒙古史专家，其著名论文如《内蒙古诸部落的起源》（1921）、《明初之经略蒙古》（1930）、《兀良合三卫研究》（1930、1932）、《北元世系考》、《扩廓帖木儿之死》（1933）等，都涉及元代蒙古部落及地理；还撰有《元代开元路考》（1928、1933）、《元征东都元帅府考》（1936）等文。1959 年出版了他的论文集《东亚史研究·蒙古篇》。著名东方学家石田干之助（1891—1974）研究领域广泛，注重西方学者成果的介绍，元史方面也撰有《关于蒙古西征的二三疑问》（1914）、《文永之役蒙古军所用“铁炮”考》（1917、1918）、《关于<至元译语>》（1934）、《元代工艺家尼泊尔王族阿尼哥之传记》（1941）等多篇。岩井大慧（1891—1971）偏重元代宗教史研究，重要论文有《元初帝室与禅僧之关系》（1921，主要研究中观、海云师徒投附蒙古及成吉思汗对禅僧的优待）、《元代喇嘛僧与初夜权》（1932）、《元代之珊蛮教》（1935），《成吉思汗即位与巫觋》（1950）等篇，其他方面的著述有《元代经济史上之一新资料》（1936）、《元代之东西交通》（1939）等文。青山公亮（1896 年生）早先研究元与日本、高丽三边关系，三十年代后着重蒙元统治制度的研究，主要论文为《成吉思汗时代的所谓汉官（特别是“行省”）考》（1933）、《元朝地方行政机构之一考察》（1940，重点研究路府州县达鲁花赤），专著《元朝尚书省考》（1951）。此外，有蒙元史撰述的还有著名学者石浜纯太郎（主要论文有《元朝秘史蒙文札记》、《元朝秘史考》等）、神田喜一郎（主要论文有《元昭宗“宣光”年号考》等）等人。

　　三四十年代，日本蒙元史学界涌现了一批学者，二战以后他们继续在这个领域努力耕耘，获得更大成就，成为日本蒙元史研究的台柱和领头人物。这一代学者总体上比前辈研究的面更广，开辟了许多新的课题，论文和著作的数量大大增加，学术水平也有很大提高，把日本的蒙元史研究推进到新阶段。

　　安部健夫（1903 生）三十年代初就在元代法制研究方面作出成绩。1930年北平图书馆影印出版了残存的《大元通制》“条格”部分，次年，安部在《东方学报》（京都）上发表《<大元通制>解说》一文，论证它是继承“古律”（唐、宋律，特别是金泰和律）制定的元代法典，并指出其意义在于标志着元朝从“蒙古至上主义”转向“中华至上主义”的演变。1932 年他又发表《<元史·刑法志>与“元律”之关系》，驳正浅见伦太郎提出的《刑法志》来源为所谓“元律”的误说。1950 年，他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时任所长）组织并主持《元典章》研究班，着手对其“刑部”部分进行会读研究，参加人员先后有岩村忍（组长）、田中谦二、山崎忠、宫崎市定、吉川幸次郎、田村实造、佐伯富、藤枝晃等，1959 年出版了第一批研究成果《元典章研究》（《东方学报》特刊），并先后编印了《元典章索引稿》多册（油印）。这项工作持续到1964 年，也就是安部去世（1959）后五年才出版了最后成果《元典章·刑部》校定本第一册（岩村忍、田中谦二校定。第二册于1972年出版）。安部发表的蒙元史研究重要论文还有《元代“投下”语原考》（1938）、《元代包银制研究》（1954）、《读<元典章>札记三则》（1958）和《元代知识人与科举》（1959）等篇，后人编刊了一部他的论文集《元代史研究》（1972）。他还专长西域史、清史，其名著《西畏兀儿国史研究》（1955）中，元代畏兀儿史是重要组成部分。

　　岩村忍（1905 生）前期的著述有《13 世纪东西交涉史序说》（1939）、《蒙古的欧洲远征》（1941）、《蒙古史杂考》（1943）、《马可波罗研究》（1948）等几本书和《拔都卒年考》（1940）、《<元史·速不台传>之西征纪事》（1941）、《元朝奥鲁考》（1942）等论文，着重在蒙元与西方关系的研究。1950 年参加组织和领导元典章研究班，此后主要研究元代法制与经济史，前者有《元朝之笞杖刑》（1952）、《元朝法制中的人命赔偿——烧埋银与私和钱》（1953）、《<元典章·刑部>之研究——刑罚手续》（1954）和《元代之肉刑》（1964）等几篇论文，后者有《五户丝与元代地方制度》（1962）、《元代纸币之膨胀》（1964）两篇力作。1968 年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出版了他的专著《蒙古社会经济研究》。

　　吉川幸次郎和田中谦二是继青木正儿之后的著名元曲专家，在这方面都有丰富著述（主要是元杂剧的研究、译释）。吉川的长篇论文《元诸帝之文学》（1—5，载《东洋史研究》1943—1944）最早注意到蒙古皇帝乐于学习汉文化并具有一定汉文水平的事实（后来德国傅海波对此作了更完备的研究）；参加《元典章》研究期间，撰有《<元典章>中的汉文吏牍文体》（1954）。田中谦二兼通蒙文，安部去世后由他主持《元典章·刑部》的会读，撰有《<元典章>中的蒙文直译体之文章》（1962），引用大量元代蒙汉双文碑刻及其他白话（ 主要是戏曲、小说） 资料， 分析与直译文213体相对应之蒙文语法意义，对理解元代此类文献极有帮助。后对此文作了修订，与上述吉川文合刊，作为《元典章·刑部》校定本的附册。宫崎市定是日本中国史学界的权威，研究领域极广，著述等身。其有关元史的重要论作有《宋元之经济状况》（1938，《东洋文化史大系》之一节）、《宋元时代之法制与裁判机构——<元典章>编成之时代、社会背景》（1954）、《以元朝治下的蒙古官职为中心之蒙汉关系——恢复科举之意义再探》（1965）等篇，还撰写了几种大型中国史著作的宋元部分。田村实造的研究领域为辽金元清北族诸朝史，特别是辽史。三十年代他曾参加内蒙古辽代遗址考古调查（后著有《辽庆陵》），找到乌丹城附近的汉—蒙文元碑（竹温台碑和张应瑞碑），撰文作了介绍（《蒙古学》，1937）；并参与东亚研究所组织的所谓“异民族统治中国事例”的撰写。其蒙元史论文有《元札鲁忽赤考》（1930），《阿里不哥之乱——从蒙古帝国到元朝》（1955）、《蒙古族开国传说与移居问题》（1964）、《<元朝秘史>中所见之蒙古族谱系——朵奔篾儿干与海都》（1965）等多篇。其代表性著作是《中国征服王朝之研究》（中册，[金、元]，1971）。山崎忠精通蒙古语，所撰蒙元史重要论文有《别里哥文字考》（1954，《元典章》研究之一）和《有关保护道教之元白话碑——与八思巴字蒙古文并存之二、三资料》（1955），均载《东方学报》；还有多篇研究《华夷译语》的论文，惜其早亡（1956），未能继续其研究。藤枝晃三十年代末写过几篇研究马可波罗行记的论文，后来他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成就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