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下）

　　丁编传记第一章拖雷阿里不哥真金第一节拖雷（附唆鲁禾帖尼）

　　随父征战拖雷（Tolui，1192？—1232），太祖成吉思汗第四子，蒙古人在他死后避其名讳，称也可那颜（Yeke-noyan，“大官人”）①，世祖至元三年追谥景襄皇帝，庙号睿宗②。母为大皇后弘吉剌氏孛儿台·旭真（borte-hujin，hujin源于汉语“夫人”），在成吉思汗众多后妃中地位最尊，主第一斡耳朵，生四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被称为四曲律（kulug，“骏马”、“豪杰”）。成吉思汗还有第五子兀鲁赤（三皇后生）、第六子阔列坚（二皇后生），地位低于大皇后所生四子。拖雷为嫡幼子，按蒙古“幼子守产”习俗，拥有特殊地位。

　　拖雷当是出生于1192 年①。及长，常跟随父亲征伐，以勇于攻战，崇尚武功著称。成吉思汗曾对诸子各自的特点作过评论，说：“要追求勇敢、荣誉、武功、降国定天下的人，可到拖雷麾下效力。”重大事务都与拖雷商议而后定，称他为那可儿（nokor，“伴当”）②。1212 年，蒙古军攻金德兴府（今河北涿鹿）失利，拖雷与赤窟驸马（又译赤驹、赤渠）奉命率军往攻，奋勇先登，拔之，并掠其旁近诸城堡后退出③。1213 年秋，成吉思汗亲统大军再攻金，突破紫荆关，分兵三路深入抄掠。拖雷随父统率中路军，破雄、莫（今任丘）、河间、清（今青县）、献、沧、济南、益都等州、府，北还围中都（今北京），迫使金宣宗献公主、纳币求和。

　　1219 年秋，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国，抵其边城讹答剌（Otrar，今哈萨克共和国齐穆耳），分军略取各地。拖雷随父统率主力中路军直趋其腹心河中地区，1220 年2 月攻取不花剌（Bukhara），3 月克其都城撒麻耳干① 《史集》第2 卷《拖雷汗传》谓其称号为也可那颜和兀鲁黑那颜（汉译本页190），未言是生前或是死后的称号。“兀鲁黑”，突厥语意为大，与蒙语“也可”同义。最早记载这一称号的是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页178）。波义耳认为应是死后为避其名讳而用的称号（《志费尼书中的蒙古诸王称号》，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1956）。《元史》卷七四《祭祀志》载，至元十三年改作父祖金神主牌位，睿宗主题曰：“太上皇也可那颜”。

　　② 《元史》卷一一五《睿宗传》：“宪宗即位，追谥英武皇帝，庙号睿宗。”按：据《元史》卷六《世祖纪》及卷七四《祭祀志》，尊谥庙号皆至元三年始定。宪宗时，成吉思汗尚未有庙号，岂有独上拖雷庙号之理？

　　① 拖雷生年史料缺载，唯《元朝秘史》第214 节有一段记事，谓成吉思汗攻杀塔塔儿人时，有一塔塔儿人逃脱，窜入成吉思汗后营行帐中觅食，乘机劫持了五岁的拖雷，幸被部属救出。这次战争当是指金承安元年（1196）的斡里札河之役，则拖雷应生1192 年，此与《睿宗传》所载“寿四十有□（此字缺）”合（按：拖雷死于1232 年），缺字当为“一”。

　　② 《史集》第2 卷，汉译本页5、196。

　　③ 此据《圣武亲征录》、《史集》（第1 卷第2 册，汉译本页232）。《元史·太祖纪》作八年（1213）七月。

　　（Samarqand）。驻夏于撒麻耳干西南那黑沙不（Nakhsab，今卡尔希）草原，休整士马。秋，成吉思汗部署了新的进兵计划：命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攻打花剌子模旧都玉龙杰赤（Urgenc，今土库曼共和国库尼亚乌尔根奇），自与拖雷率军越铁门关（撒麻耳干南约150 公里，今布兹加勒山口）而南，进兵阿姆河上游和呼罗珊地区（Khurasan，阿姆河西南，兴都库什山脉以北地域）；又从蒙古诸军中抽选精锐士卒，每十人抽一人，归拖雷统率，命他攻取呼罗珊诸城。

　　拖雷率所部军队渡阿姆河，以别将领左、右翼，自领中路军， 向呼罗珊中、西部挺进。1221 年初，取马鲁察（Maruchaq，今阿富汗巴拉木尔加布）等城，沿木尔加布河进向马鲁（Merv，今土库曼共和国马里）。马鲁、巴里黑（Balkh，今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也里（Herat，今阿富汗赫拉特）、乃沙不耳（Nishapur，今伊朗内沙布尔）四大城分别是呼罗珊四区域的中心城市，十分富庶。当花剌子模算端摩诃末狼狈逃窜时（1220 年冬），其大臣木只儿木勒克逃入马鲁，取得该城贵族、军民的拥戴，四周逃难民众纷纷前来投奔，寻求庇护，于是声势颇盛。他发兵攻打归附蒙古的撒剌哈夕城（Sarakhs，马鲁西南），捕杀蒙古所任命的城长，处死蒙古人派来的劝降使者；一支进攻马鲁的蒙古小部队也被消灭。1221 年2 月，拖雷率军逼近马鲁，遣先锋军400 骑夜袭城外突厥蛮军，如狼扑羊，将7 万多突厥蛮人完全击溃。接着，蒙古大军到达，将马鲁城重重围困，拖雷亲率500 骑绕城观察敌情，侦知其城防坚固，粮草充足，遂决定发起强攻，并亲临战阵，击退出战之敌。木只儿木勒克见抵抗、突围均无望，只得献城投降。蒙古军入城后，将军民驱赶到郊外，从中挑选400 名工匠，其余尽行屠杀，藏身沟洞幸免者不久又遭殿后蒙古军的杀戮，死者共计70 万人①。烧杀掳掠之后，拖雷下令将马鲁城墙、堡垒夷平，任命了达鲁花赤和城长以治其地，然后继续进兵。经徒思（Tus，今伊朗马什哈德）②，攻占其四周村镇，遂进向乃沙不耳。先是，1220年6 月，哲别率军迫赶花剌子模算端摩诃末过乃沙不耳，该城长官表示归顺，并向蒙古军供应粮草、工役，后谣传算端获胜，遂抗命不服。脱哈察儿驸马率军（成吉思汗派出作为哲别、速不台军后援的部队）来攻，遭到城民抵抗，脱哈察儿被射死。1221 年4 月，拖雷大军至，架抛石机猛烈攻城，乃沙不耳长官派大哈的（法官）出城见拖雷求降，被拒绝。经过三天激战，蒙古军从打开的城墙缺口登城，第四天占领全城，对军民进行残酷的报复，除400 名被挑选出的有技艺者外，其余尽遭屠杀，所斩首级堆积如山，城池被彻底毁平。

　　这时，成吉思汗遣使传旨命拖雷回师。成吉思汗率军于1221 年初渡阿姆河，取巴里黑，进围塔里寒寨（Talqan，在巴里黑与马鲁察之间），久攻不克，而花剌子模算端札兰丁（1220 年底继承父位）已在哥疾宁（Ghazna，今阿富汗加兹尼）一带集结大军，遂命诸子前来会师。拖雷军自乃沙不耳南下，经忽希思丹地区（Qohistan，今伊朗霍腊散省南部）③，一路掳掠，进抵也里① 此据伊本·阿昔儿《全史》。《世界征服者史》谓死者达130 多万人（汉译本上册，页191）② 徒思城在哲别、速不台军追赶算端摩诃末经过时已降附，不久，从该地签取的附庸军造反，杀蒙古所置达鲁花赤。哲别军留后部队及脱哈察儿所部军攻取徒思，尽杀叛军（见《世界征服者史》上册页204—205）。③ 此据《史集》，《圣武亲征录》作“木剌夷国”，系因忽希思丹地区此时处在亦思马因派（正统伊斯兰教派视他们为异端，称之为mulahid“迷途者”）宗教王国统治之下。

　　城。遣使入城招降，被札兰丁任命的也里长官所杀，遂下令攻城，历八日，也里长官战死。拖雷亲临城壕宣布，如城民立即归降，许其不杀。于是也里人献城投降，除札兰丁军队12000 人被屠杀外，余皆获免。拖雷任命一马鲁察人为也里长官，一蒙古人为达鲁花赤，遂回师与成吉思汗会合，共同攻克塔里寒。在该地驻夏之后，即随父进攻札兰丁，至哥疾宁，札兰丁已离去，追至申河边，围歼其军，札兰丁逃入印度。1223 年，班师东还。1226 年，拖雷与兄窝阔台随父征西夏。次年七月，成吉思汗病死，兄弟率诸军奉灵柩回蒙古。成吉思汗生前虽曾指定窝阔台为继承人，但按照蒙古制度，大汗需由忽里台（Quriltai，“大聚会”）选举产生。同时，按蒙古人的家产继承法，父亲在世时，大儿子们就各自分配一份家产（属民、奴婢、牲畜等）分立家业，余下的全归长妻所生幼子继承，这就是所谓“幼子守产”。据《史集》记载，成吉思汗给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各分配蒙古军民4 千户，其亲自统领的左翼62 千户，右翼38 千户和御前1 千户，以及他的诸斡耳朵和财产，均属拖雷统领。又据《世界征服者史》记载，术赤被封于从海押立（在今巴尔喀什湖东）至不里阿耳（今伏尔加河中游）之地，察合台封于从畏兀儿国境至河中地区，窝阔台的封地以叶迷立（今新疆额敏）、霍博（今新疆和布克赛尔）为中心，而“帝国的中心”，即从怯绿连河至按台山的蒙古本土，则为拖雷的领地。因此，在新大汗没有选出之前，拖雷即以幼子的特殊地位暂时统治国家（“监国”）。当时燕京长官石抹咸得不极贪暴，其亲属及势家子弟公然为盗贼，强夺民财，不与则杀之，官府无可奈何。拖雷闻知，即遣宿卫塔察儿和耶律楚材同往究治，尽捕下狱，诛首恶16 人，燕京始安。辅佐窝阔台攻金1229 年秋，拖雷召集诸王、大臣，于成吉思汗的大斡耳朵——怯绿连河上游曲雕阿兰之地召开忽里台，推举大汗。窝阔台曾推让于拖雷，说：“按照蒙古人的规矩和习俗，幼子是家中之长，代替父亲并掌管他的营盘和家室。..我怎能在他活着时就登上合罕之位呢？”①当时拖雷掌握着绝大多数蒙古军队，他的态度有决定性作用，所以尽管有成吉思汗遗命，窝阔台也不得不虚示推让。会议多日未决，耶律楚材向拖雷进言：“此宗社大计，宜早定。”终于议决推举窝阔台为大汗。

　　1230 年秋，拖雷与长子蒙哥队窝阔台南下攻金，拔天成堡，入山西，攻取了一些州县。当时蒙古军在陕西遭金军抗击，进展不利，金朝又派平章完颜合达、权参政移剌蒲阿行省于阌乡（今河南灵宝西），统重兵守潼关，援陕西。于是，窝阔台与拖雷率军渡河入陕，连克韩城、蒲城，进兵凤翔。1231年初，大将速不台攻潼关失败，受到窝阔台切责，拖雷以“兵家胜负不常”为之解，命其立功赎过。完颜合达奉旨提兵出潼关以声援凤翔守军，才二十里，与渭北蒙古军接战，拖雷引兵来援，合达惧，慌忙退回。二月，蒙古攻克凤翔。降人李国昌向拖雷献策说：“金主迁汴，所恃者黄河、潼关之险尔。若出宝鸡，入汉中，不一月可达唐、邓。金人闻之，宁不谓我从天而下乎！”这和成吉思汗临终所授“假途（宋境）捣汴”的灭金战略不谋而合，拖雷深以为然。其实，这个战略早已酝酿，1230 年十一月蒙古军攻凤翔时，曾派兵① 《史集》第2 卷，汉译本页29—30。

　　入侵宋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一带，“遗嫚书城下去”（所谓“嫚书”当指命其投拜，为蒙古下书他国通常格式），其时宋朝方面已得到蒙古有“假途捣汴”意图的谍报①。1231 年一月，遣使者搠不罕等至武休关与宋“议和”并“索粮”；三、五月间，破凤州，入兴元（汉中），除抄掠外，似还含有探路目的。五月，窝阔台、拖雷回师避暑于官山（今内蒙卓资北灰腾梁），召集诸王、诸将大会商议攻金之计，拖雷提出此策，于是，决定分兵三路：窝阔台率中军南下，渡黄河，由洛阳进；斡赤斤率左军由济南进；拖雷率右军由凤翔渡渭水，过宝鸡，入小潼关，经宋境沿汉水而下，约期次年春会师取汴京。

　　秋，拖雷军由宝鸡出大散关。九月，破武休、仙人、七方三关。遣搠不罕再入宋，正式提出假道的要求，并约宋合兵攻金，被宋边将杀害。拖雷大怒，责宋人“食言背盟”（宋朝曾遣苟梦至于1221、1223 年两次出使蒙古通好，并达成某种联合攻金的秘密协定）②，遂挥师长驱入汉中，并分兵进袭四川诸州县。兵临兴元（今陕西汉中市），遣按竺迩、李国昌见宋四川制置使桂如渊要求假道，胁以“师压君境，势不徒还。谓君不得不吾假也。”桂如渊本怯懦惧敌，即向蒙古军“输刍粮”，并遣百人为向导，引之东进③。十一月，出饶凤关，由金州（治今陕西安康）沿汉水而东。金朝得报，调完颜合达、移剌蒲阿军十五万及武仙等军至邓州防堵。十二月十七日起，拖雷全军陆续由光化渡汉水而北，遣夔曲涅率千骑驰报窝阔台；金军亦进至邓州西禹山立营。二十三日，战于禹山，金军势众，拖雷军不足四万，乃分兵冲击金诸营，甫战即退，次日，“忽不知所在”，合达、蒲阿竟以“大捷”奏报朝廷。拖雷以少量兵力布疑阵牵制金军，大部队分兵“散漫而北”。金军移营邓州城就粮，拖雷军攻之，相持三日，即挥师北进。1232 年一月二日，合达等恐蒙古军乘虚奔袭汴京，慌忙率全军离邓趋汴，追蹑其后。拖雷命札剌率殿后军三千骑，不时袭击金军，被金军设伏打败，乃罢札剌，以野里知吉歹代之。时泌阳（今河南唐河）、南阳、方城等县已为蒙古军所破，金军一路上粮饷无所取给，艰难行进，十二月至沙河（北汝河）。拖雷命失吉忽秃忽领五千骑袭扰金军，通夜鼓噪，“毋令彼得休息”。其夜雨，次日转雪，金军且行且战，至钧州（今河南禹县）南25 里黄榆店，为雨雪所困，三日不能进，十五日，前行至三峰山。这时，窝阔台派来支援的口温不花、塔思军万余骑已至，与拖雷军合围。十六日，雪大作，金军僵立雪中，枪槊冻结，军士有饿至三日者，困惫至极。蒙古诸将欲待窝阔台亲至再发起进攻，拖雷以为“机不可失，彼脱入城，未易图也”，遂下令诸军夹击之，金军大溃，“声如崩山”，“血流被道”，完颜合达仅以数百骑逃入钧州，移剌蒲阿逃向汴京。次日，窝阔台至，战斗已结束。三峰山之战，全歼金军精锐，金朝濒临灭亡。①二月，拖雷与窝阔台攻破钧州，获合达斩之。又率军破许州（今河南许① 魏了翁：《郭公（正孙）神道碑》，《鹤山集》卷八二。

　　② 参见陈得芝：《金亡前的宋蒙关系》，《史学论丛》（南京大学）第1 辑，1978 年；陈高华：《早期宋蒙关系和“端平入洛”之役》，《宋辽金史论从》第1 辑。

　　③ 元明善：《雍古公神道碑》，《永乐大典》卷一○八九九。

　　① 关于拖雷军渡汉水至三峰山之战经过，主要根据《金史》卷一一二《完颜合达传》、《移剌蒲阿传》及《元史·睿宗传》。

　　昌），从窝阔台略取河南十数州。四月，一同北还，经真定、燕京，至官山避暑。九月，拖雷死于回漠北途中阿剌合的思（Alaq-qadas？“杂色山崖”）之地。《元史·睿宗传》记载，六月间，窝阔台病重，拖雷祷于天地，请代其死，并饮下巫觋祓除衅涤之水；不久，窝阔台病愈，拖雷则得病而死。《史集》所载基本相同，并记有拖雷祷祝之辞。《元朝秘史》（第272 节）记述此事最详，谓窝阔台病，命师巫卜之，称系金国山川之神因军马掳杀人民、毁坏城郭而作祟，只有亲人替代可免，于是窝阔台呼唤身边亲人有谁，当时拖雷随侍，表示愿替兄死，请求照顾他的孤儿寡妇，说毕，取师巫咒水饮下而死。（《世界征服者史》则谓拖雷因饮酒过度，得病而死）

　　拖雷有十子，长妻唆鲁禾帖尼生蒙哥（长子）、忽必烈（第四子）、旭烈兀（第六子）、阿里不哥（第七子）四子。

　　唆鲁禾帖尼唆鲁禾帖尼，克烈部王罕弟扎合敢不之女，1203 年成吉思汗灭克烈后，把她给拖雷为妻。王罕是蒙古兴起前漠北最强大的游牧部族领袖，成吉思汗曾附庸于他，称之为父；克烈部的文明程度也比蒙古部高，从十一世纪起就信奉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因此，唆鲁禾帖尼可以说是出身于当时最显赫的草原贵族之家。《史集》称颂她坚定、谦逊、贞洁、聪明有才能，善于抚育子女、统御部众，蒙古人称她为“赛因额客”（Sayineke，好母亲）。

　　拖雷去世后，唆鲁禾帖尼掌管其家室和所属军民。窝阔台打算按照蒙古收继婚习俗，让她嫁给自己的长子贵由，她以只愿教养诸子成人为理由，婉言拒绝。窝阔台未经与宗亲商议，就以大汗地位决定把属于拖雷管领的逊都思二千户、雪你惕一千户授与自己的儿子阔端，拖雷属下大臣失吉忽秃忽、宿敦、忙哥撒儿等不服，诉于唆鲁禾帖尼，要求提出质问，她说服他们应该遵从大汗旨意，而且所部财产充足，不予计较。前一件事，她坚定地维护了拖雷家族的权益和地位；后一件事则审时度势，顾全大局，不仅避免了内讧，而且笼络了阔端，使他后来站在她和拖雷诸子一边。唆鲁禾帖尼治家有方，管教诸子遵守札撒。“她考虑到他们（诸子）和丈夫的军队的食品和装备之时，建立了严格的核算措施，使任何欺骗都不可能得逞。合罕（窝阔台）一切事情都同她商量，不违背她所作出的决定，而且不允许对她的命令作任何更改。”①窝阔台死后，汗位空悬，脱列哥那皇后称制，法纪紊乱，诸王多滥发牌符征敛财物，唯有她和诸子没有这样做，从而赢得了声誉。她爱护属下臣民，对过度征敛赋税、压榨百姓的税吏、达鲁花赤和军士加以严惩，因而她领地内百姓的处境比其他诸王领地要好。1236 年窝阔台分封汉地州县民户，以真定路八万户属唆鲁禾帖尼。当时驻在真定境内的蒙古军奥鲁达数万口，营帐所在，骚扰百姓，“伐桑蹂稼”，破坏农业生产，真定地方长官史天泽向她报告，她立即下令把他们迁到岭北草原地区，“由是军民息肩，田里遂有生之乐”②，真定成为当时中原汉地生产恢复最快、人口最多、治理得最好的地区。

　　唆鲁禾帖尼还十分重视宗教、文化，注意收揽人才为己用。她信奉聂思① 《史集》第2 卷页235—236。

　　② 王恽：《史公家传》，《秋涧集》卷四八。

　　脱里派基督教，但对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同样加以保护，优待各种宗教的教士和学者①；对儒学和儒士也给予同等待遇，十分器重各类有学问、有才能的人士。太一道长萧辅道才学宏富，在中原汉地很有影响，被请到蒙古，忽必烈向他询问治道，唆鲁禾帖尼授以懿旨，封中和仁靖真人。她还征召真定名士李磐，命他侍从幼子阿里不哥“讲读”（《元史·廉希宪传》）。当时真定路汉族知识分子被唆鲁禾帖尼和拖雷诸子征召到蒙古者特多。著名的基督教徒天文医药家、拂林人爱薛，也是唆鲁禾帖尼遣使从西域招来的。她让这些各方面人才分别随侍辅佐诸子，成为他们日后王霸之业的谋士和治国良臣。

　　蒙古贵族内部权力争夺十分激烈，唆鲁禾帖尼以其深谋远虑和机智果断，在拖雷家族最终夺取汗位的斗争中起了重大作用。她恩赐宗亲、犒赏军民，“每人心中种下了感情和恩义”，“获得了各方面的拥戴”②。同时，又善于处理好和大汗窝阔台的关系，得到窝阔台的尊重和信任，军国重事都与她商议（这是因为大多数蒙古军队隶属拖雷家族，在她掌管之下）。1246 年来蒙古的教皇使者卡尔平尼根据亲身见闻记载说：“在鞑靼人中，除皇帝的母亲外，这个贵妇（唆鲁禾帖尼）是最有声望的，而且除拔都外，她比任何人都更有权力。”③窝阔台死后①，汗位空悬达五年之久，脱列哥那皇后欲立己子贵由为大汗，而术赤家族之长拔都与贵由不和，不肯参加选汗大会，拖延之间，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也领兵来争汗位，内战一触即发，而且朝政日益败坏。在这种情况下，唆鲁禾帖尼决定同意推选贵由，率诸子参加大会，稳定了动荡局势，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声望和权威。但贵由即位后，一直忌恨拔都，尽力削弱拔都势力。1248 年初，贵由借口叶迷立的气候更适宜于他的病体，率领军队离开都城和林向西进发，其实是出兵征讨拔都。唆鲁禾帖尼洞察其真实意图，秘密派使者驰告拔都，请他预防，拔都立即起兵东进迎敌。这件事使拖雷家族和术赤家族的关系更加密切，形成了反对窝阔台系的联盟。三月，贵由死于西行途中，传说是被拔都奸细毒死。拔都即以长兄（长支宗王）身份遣使邀请各支诸王、大臣到他的驻地召开忽里台，商议推举新大汗。窝阔台系和支持他们的察合台系两支诸王，多数拒绝到拔都地面赴会，贵由皇后斡兀立海迷失只派大臣八剌为代表到会。唆鲁禾帖尼则命长子蒙哥率诸弟及家臣应召前往。从当时形势看，拔都已在钦察草原立国，似无东归争夺汗位之意，而且术赤家族也不可能取得汗位，而窝阔台后裔则是汗位的合法候① 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页122—123）收有《赵州太清观懿旨碑》，即是唆鲁禾帖尼赐太一道道长萧辅道“中和仁靖真人”称号、护持其所属道观的懿旨。汲县万寿宫也立有此懿旨碑（称《唆鲁古唐妃懿旨碑》）。据《世界征服者史》记载，她捐银千锭在不花剌建立了一所伊斯兰教学校，购地赡养，聘师招生（汉译本页657）。

　　② 《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下册页657。

　　① 关于窝阔台之死，《史集》有一段记载，说唆鲁禾帖尼之姐亦巴合别吉（原为成吉思汗妃，后赐怯台那颜为妻）有个儿子是窝阔台的宝儿赤（厨子），按照唆鲁禾帖尼的吩咐，亦巴合每年要从自己的营地来宫廷一次，并设宴款待大汗，这一次，她与其子一起向大汗献酒，其夜，窝阔台即因饮酒过多而死，于是，在皇后和大臣们支持下，宫廷中流言蜚语说是亦巴合和其子在酒中下了毒。有些研究者据此认为，窝阔台之死可能与唆鲁禾帖尼有关（见陆峻岭、何高济：《从窝阔台到蒙哥的蒙古宫廷斗争》，《元史论丛》第1辑）。

　　选人（推戴窝阔台为大汗时曾立有誓约）。拖雷家族虽有幼子宗支的特殊地位和雄厚实力，但要取代窝阔台系，则需要各支宗王尤其是长支的拥护。唆鲁禾帖尼极力结联拔都，用意明显是要获得术赤系的支持，从窝阔台系手里夺取汗位。果然，拔都在会上极力赞誉蒙哥才能出众，功绩卓著，而且是继承成吉思汗家业的拖雷之子，宜为大汗，并指责贵由之立违背了窝阔台遗命，意在证明其后人没有资格承继汗位。于是大会通过了拔都的提议，推举蒙哥为大汗。窝阔台、察合台两家不承认这次推举，唆鲁禾帖尼和蒙哥又遣使邀集各支诸王到成吉思汗大斡耳朵召开忽里台，拔都派其弟别儿哥率领一支大军随同蒙哥前往大斡耳朵，但窝阔台、察合台两家一部分人仍不肯应召，大会拖延了两年。由于唆鲁禾帖尼的声望、地位，以及她用殷勤和尊敬笼络宗亲，多数诸王、大臣都应召前来，终于在1251 年六月举行大会，共同拥戴蒙哥即大汗位。此后，她为巩固汗位，毫不留情地镇压反对者，亲自下令处死了斡兀立海迷失。

　　1252 年，唆鲁禾帖尼病故。

　　第二节阿里不哥争夺皇位阿里不哥（Ariq-Boge，？—1266）为拖雷正妃唆鲁禾帖尼幼子，元宪宗蒙哥、世祖忽必烈和伊利汗国开国之王旭烈兀的同母弟。蒙哥南征时，命他统率留在蒙古的军队和斡耳朵，并有意让他继位。1259 年秋，蒙哥在四川合州城下死去，大臣孛鲁合与阿兰答儿向阿里不哥献计：忽必烈与旭烈兀远征在外，宜以留镇和林的有利地位抢夺帝位，以免受制于人。阿里不哥召集诸臣会议，决定立即行动起来，命蒙哥旧臣阿兰答儿发兵于漠北诸部，并与浑都海等人谋取关陇；令刘太平、霍鲁海等人办集粮饷，暗图秦蜀；命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事于燕都，按图籍，号令诸道，括兵于漠南诸州，准备以武力为后盾称帝，并遣使安抚忽必烈。蒙哥妃出卑三皇后向忽必烈通报了阿里不哥的活动。忽必烈立即遣使至阿里不哥与脱里赤处，要求停止从诸部诸州征调军队。阿里不哥知阴谋败露，为稳住局面，一面再度遣使忽必烈，告以已停止括兵，另一面加紧称帝准备，召请各路宗王会集漠北。忽必烈亦会集诸王大臣，决定与之争位。遂与南宋达成和议，于1259 年底迅速北归。忽必烈至燕京，召见脱里赤，下令释所集之兵。1260 年三月，忽必烈在开平会集东、西道诸王，宣布即位，置百官僚署，建元中统。次月，阿里不哥于和林西按坦河夏营地亦召集忽里台大会，宣布称帝①。支持阿里不哥的有察合台后王合剌旭烈之妃兀鲁忽乃和察合台之孙阿鲁忽，蒙哥之子阿速台、玉龙答失等。拖雷家族内部一场争夺皇位的斗争爆发了。

　　因阿里不哥势力的中心远在朔漠，单以汉地武装难以消灭，为争取察合台汗国的支持，忽必烈于是派出不里之子阿必失哈、哈萨儿兄弟去察合台汗国夺取权力。阿必失哈行至河西，遇阿里不哥军，被缚送至漠北。

　　1260 年夏，两方使者往还，因立场相差甚远，未达成协议。其后传来旭烈兀、别儿哥等支持阿里不哥的传言。入秋时分，阿里不哥以旭烈兀汗长子药木忽儿及其他宗王数人率左路军逾漠南进，与忽必烈之先锋移相哥、纳邻合丹相遇，阿里不哥之军大败。从阿里不哥不久退出和林，以及忽必烈年底“自和林”归至燕京的记载看，此战发生的地点距和林不远。阿里不哥闻知败讯，下令处死囚系的阿必失哈及随行使者200 人。同年冬忽必烈率军亲征漠北，攻至和林，阿里不哥向其母后唆鲁禾帖尼的份地谦州溃逃。此前，阿里不哥的大将阿兰答儿已率部前往河西，与浑都海和哈剌不华汇合。

　　蒙哥死后征蜀的蒙古军先由蒙哥子阿速台统辖，阿速台至漠北奉立阿里不哥后，继由浑都海和哈剌不华统率，屯驻于六盘山区。中统元年（1260）六月，浑都海率军次灵夏，渡河，过应吉里城。转战以进，积尸蔽野。七月至甘州。阿里不哥的大将阿兰答儿在甘州与浑都海和哈剌不华汇合，率师至焉支山①。合兵后，哈剌不华“以语不合，引其兵北去，阿兰答儿遂与浑都海① 此据《元史·世祖纪》。据《史集》阿里不哥先称帝，当他所发诏旨被截获后，忽必烈才称帝。见《史集》第2 卷，汉译本页293—295。

　　① 危素：《耶律希亮神道碑》，《危太仆文续集》卷二。这里提到的灵夏或为灵州，应吉里或为应理州。焉支山，《括地志》云：“一名删丹山，在甘州删丹县东南五十里。”《元和郡县志》卷四十则曰：“山在县南五十里，东西一百余里，南北二十里，水草丰美。”

　　合军而南”（《元史·商挺传》）。这支大军曾东向进取，败忽必烈之军，“河右大震，西土亲王执毕帖木儿辎重皆就食秦雍”②。七月，在忽必烈出漠北之前，已令诸王合丹、合必赤、阿合马进讨。大军至山丹，置营，按兵不战者凡二月。俄大举至耀碑谷，两军大战，获阿兰答儿、浑都海杀之。阿兰答儿、浑都海死后，其残卒与原先北去的哈剌不华合，“推哈剌不华为主将，十月至肃州，与阿里不哥使者会，后经沙州，次伊州（今哈密），获宪宗所置守臣帖哥术”（《元史·脱力世官传》），于伊州北涉天山，年底至别失八里。哈剌不华军一路西行，为的是避从漠北南下的忽必烈大将札剌亦儿人阿剌罕的兵锋。败兵占据畏兀儿之地的北部。

　　谦州之地虽有少量农业，但土地高寒，所获有限，并不足以维持大量军队的消耗。蒙古建国后，和林以及漠北各地所需粮食、饮料自汉地以车载转运供应已数十年。阿里不哥退居谦州后，军队给养发生困难。忽必烈下令禁绝粮道，阿里不哥之军陷于饥馑。依靠汉地粮秣既不可能，只能转而求诸西方，阿里不哥命令自己身边的察合台之子拜答里之子阿鲁忽归国即位。而且要他派兵沿阿姆河布防，使旭烈兀不得东援忽必烈。

　　阿鲁忽来到阿力麻里后称察合台兀鲁思汗，迅速向阿姆河以北地区发展。阿里不哥派出以不里台必阇赤（Buritei Bitik- chi）、要束木（Yoshmut）之子沙的（Shadi）和也里可温（Erkeg-un）为首的使团至阿鲁忽处，传达阿里不哥的旨意，下令征集财物、马匹和各种器械。阿鲁忽为阻止启运这些财富，寻找借口扣留使臣所征集的物资。不里台、沙的和也里可温等人发现所征集的财物没有启运，向阿里不哥报告，阿鲁忽乃命囚系诸使，没收其财物，并召集大臣会议，决定彻底与阿里不哥决裂，投向忽必烈，于是处死阿里不哥的使臣，把全部钱财和武器装备据为已有，并与窝阔台兀鲁思之主禾忽一起攻杀阿里不哥在忽只儿地所置镇守者唆罗海。

　　阿鲁忽背叛的消息传到时，阿里不哥正在漠北与忽必烈大战。阿里不哥战败，退至和林，决定出师往攻阿鲁忽，和林之地听忽必烈占据。阿里不哥西去后，忽必烈进至和林近郊。中统三年二月，因山东李璮叛蒙降宋，忽必烈退兵，解阿里不哥后顾之忧。阿里不哥全力西向讨伐阿鲁忽，驱迫驻牧于叶迷立的阿鲁忽、禾忽之军西溃1500 里，至孛劣撒里之地①。六月，阿里不哥之兵继至，再败阿鲁忽、禾忽兵于换札孙，即察合台大斡耳朵虎牙思，“僵死相枕”。

　　阿鲁忽退亦列河流域，九月，从河西退至北庭的阿里不哥之将哈剌不华率兵追至，阿鲁忽、禾忽兴师抵抗，于不剌之西5 里处击败阿里不哥军，杀哈剌不华及其族弟脱鲁火察儿，尽歼其众并函其首至忽必烈处报捷②。

　　阿鲁忽击杀哈剌不华后，返军亦列河，归居其诸斡耳朵中，遣散其军，不复设备。此时党于阿里不哥的蒙哥之子阿速台突以后军至，逾铁门（TemurQahalqa，按，即《西使记》之铁木儿忏察）之群山，直指亦列（Hila）河和阿力麻里，以攻取阿鲁忽之兀鲁思。阿鲁忽之军散在他处，仓促携其妃② 苏天爵：《平章廉文正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七。

　　① 危素：《耶律希亮神道碑》。孛劣撒里，原文作孛劣里，《元史》卷一八○《耶律希亮传》作孛劣撒里，从《元史》。今地无考。按其距离计算，约已至垂河、塔剌思河流域。

　　② 《耶律希亮神道碑》。《忽必烈汗纪译释》，页99—100。《史集》对这次战斗记载如下：“阿里不哥之前锋哈剌不华至不剌城附近速惕湖尼亚国王海屯一世的旅行》。

　　及右翼未败之军退至斡端、可失哈耳之地。阿里不哥踵进，遂于亦列沐涟阿力麻里驻冬③。阿鲁忽、禾忽为阿里不哥战败后，于次月（即10 月）至亦思宽（IsikKol，突厥语，译言“热海”，今伊塞克湖）。中统四年（1263），至可失哈耳城。此时阿里不哥之军渡亦列河而南，阿鲁忽、禾忽则从可失哈耳率军东趋迎敌至浑八升。阿里不哥攻入今天山南路，阿鲁忽再次失败。此时漠北之地已尽为忽必烈所据，西域察合台、窝阔台两系宗王亦站在忽必烈一边，阿里不哥的阵营逐渐瓦解，麾下诸王大将纷纷借机脱其阵营。旭烈兀之子药木忽儿以欲往撒麻耳干治病为由，于回历662 年（1264 年1 月）首先离开了阿里不哥①。

　　兵败而降1263 年阿里不哥将阿鲁忽逐出亦列河流域后，立帐于此，肆意屠戮阿鲁忽的无辜的兵民，大启衅乱，使其诸将皆感寒心，托词叛去者甚多。至元元年（1264）春，阿力麻里大饥。阿里不哥毫不顾惜人民，其士卒以小麦代大麦饲马，而人民竟以刍秣为食，饿死者甚众。当地回回长老亦多饥饿而死。人民无计，群祷于天，诉兵士残暴横行，求上苍护佑。一日，阿里不哥方纵游宴，狂风忽起，其朝会大帐（Khaimeh）之钉数千尽拔，帐柱亦折，与会者皆伤。国相（arkan-i daulat）及诸大臣视为不祥之兆，皆以为灾祸将降于阿里不哥，于是决定背弃他，相率引去。阿里不哥与阿速台势力大衰，众叛亲离，无计可施，率残存士卒留驻阿力麻里，缺粮少食，窘迫万状。

　　叛变之风从驻于亦列河的军队蔓延至阿里不哥留驻蒙古本土的宗王大将。蒙哥之子玉龙答失驻于阿勒台沙碛前扎卜罕沐涟（Jabuqan-Muran）河畔之地①。阿里不哥部下诸千户，叛阿里不哥后，行至此，使人告之。玉龙答失同意投降忽必烈。且遣使至阿里不哥处索其父玉印。阿里不哥失察其情，竟以予之。玉龙答失乃与诸千户率军投归忽必烈。阿里不哥在金山一线的防线土崩瓦解。

　　避居于斡端、可失哈耳之地的阿鲁忽，见阿里不哥势衰，乘危攻之。阿里不哥无兵可御，不得已命原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大臣麻速忽别乞，护送兀鲁忽乃妃子返阿鲁忽处，谋议罢兵，但仍不能挽救败局，只得投降忽必烈。忽必烈赦免了阿里不哥及追随他的宗亲诸王，并遣使诏告西北诸藩王，但其谋臣孛鲁合、秃满、脱忽思等皆被处决。

　　忽必烈曾讯问阿里不哥有关这场内战的是非，阿里不哥并不认为自己即③ 《忽必烈汗纪译释》，页100。铁门（Timur Qahalqa）。《西使记》对此关记曰：“西南行二十里，有关曰铁木儿忏察，守关者皆汉民，关径崎岖似栈道，出关至阿里麻城。”① 《忽必烈汗纪译释》，页101；《史集》第2 卷俄译本、英译本译作：药木忽儿“因某些轻微的病疼。要求阿里不哥许其离去，称他将赴撒麻耳干医治。”（见汉译本页304）其离去事在阿里不哥越天山而南之前。药木忽儿赴撒麻耳干之事，在《史集》之《旭烈兀汗传》和《阿八哈汗传》中，还有记载，兹不赘引。

　　① 拉施都丁在叙述帖坚古（或译作迭怯里古，波斯文写作TKLKH）之战时，提到了在帖坚古山之旁，有CHAWQN 河流过，即此河（拉施都丁的这段记载，仅见维尔霍夫斯根据《史集》塔什干本和伊斯坦布尔抄本整理的刊本，不见布洛晒刊本）。参见《史集》第2 卷，汉译本页19。在清内府地图中，有札布干河，在现代地图上或作匝盆河，或作扎布罕河。

　　位为非法，只承认忽必烈是胜利者。十四世纪四十年代马木鲁克史家乌马里在记录元朝帝系时，把阿里不哥列为宪宗蒙哥和世祖忽必烈之间的皇帝②，有如元天顺帝阿剌吉八与文宗图帖睦尔之间的关系。

　　② 《眼历诸国行记》，来西刊本，阿拉伯文，页20—21；德译，页104。第三节真金习儒学，封燕王真金（1243—1285），元世祖忽必烈第二子，母察必，即昭睿顺圣皇后。出生时，适禅僧海云在漠北，为他取了个汉名。

　　1250 年，忽必烈命藩府侍臣、著名儒士姚枢为真金师，使授以儒家经典，并命木土各儿等为伴读。姚枢对真金“日以三纲五常先哲格言熏陶德性”①。1253 年夏，姚枢随忽必烈征大理，改命窦默接任师职，是为真金的第二位老师。与此同时，忽必烈又命儒士王恂辅导真金，为其伴读。从此，王恂长期侍奉真金，“每侍左右，必发明三纲五常，为学之道，及历代治忽兴亡之所以然”。“以正道经书”辅翊，真金深受其影响。尝问“历代治乱”，王恂“以辽金事近接耳目，即为区别善恶，而论著得失，深切世用，盖二十万言上之”②。1259 年七月，忽必烈与其幼弟阿里不哥开始争夺汗位的斗争。时真金与其母察必南迁居开平一带。同年十一月，阿里不哥亲信官员阿兰答儿等“发兵于漠北诸部，脱里赤括兵于漠南诸州。阿兰答儿乘传调兵，去开平仅百余里”。察必闻之，遣人责问：“发兵大事，太祖皇帝曾孙真金在此，何故不令知之。”阿兰答儿无言以对。

　　中统三年（1261）十二月，忽必烈下诏封真金为燕王，领中书省事。四年（1263）五月，初立枢密院，又以真金守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同时敕令两府大臣，凡有咨禀，必令王恂与闻。又诏王恂对真金起居饮食，慎为调护，非所宜接之人，勿令得侍左右。王恂遵旨悉心辅侍。同年八月，忽必烈又命燕王真金署敕。六天后，刘秉忠、王鹗、张文谦、商挺等众谋士又向忽必烈建言；“燕王既署相衔，宜于省中列置幕位，每月一再至，判署朝政”。为的是逐步将真金推上政治舞台。

　　至元七年（1270）秋，真金受诏巡抚称海，至冬还京。在此期间，曾与诸王札剌忽及从官伯颜等论立身处世之道，于是撒里蛮、伯颜、札剌忽等各陈己见，真金则说：“皇上有训，毋持大心。大心一持，事即隳败。吾观孔子之语，即与圣训合也。”（《元史·裕宗传》）表明了真金对儒家经典训条的认识水平及其思维方法。

　　与理财权臣之争十年三月十三日，年已三十一岁的真金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世祖遣伯颜持节授玉册金宝。时中书平章政事阿合马以理财得到世祖重用，擅权专政，以真金为首的汉法派同以阿合马为首的理财权臣派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参见本书阿合马传），真金被册立为皇太子，在客观上加强了汉法派的力量。阿合马屡毁汉法，为了搞垮教习人才的国子监，他使“诸生廪食或不继”（《元史·许衡传》），逼得国子祭酒许衡无法执教，只好请求回乡。十六年冬十月，因李居寿和董文忠的分别奏请，世祖“下诏皇太子燕王参决朝政，凡中① 姚燧：《中书左丞姚文献公（枢）神道碑》，《元文类》卷六○。

　　② 虞集：《书王赞善家传后》，《元文类》卷三九。

　　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百司之事，皆先启后闻”①。从而使真金在临决庶务上又前进了一步，至少在名义上是这样。

　　真金甚重儒臣，关怀备至。十七年六月，许衡因病请求回乡。真金一方面在忽必烈面前请求让许衡之子师可任怀孟路总管以养其老，另一方面又遣东宫官前往许衡处晓谕说：“公毋以道不行为忧也，公安则道行有时矣，其善药自爱。”（《元史·许衡传》）。这里所说的“道”，无疑指儒术和汉法，“道行有时”之语表明了他对实行汉法的决心和信心。

　　同年，礼部尚书南人谢昌元建议设立门下省以封驳制敕，这正符合世祖使臣下相互检察以防奸欺的想法，因而同意实行，并有意让廉希宪任侍中。希宪畏兀人，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以“廉孟子”知名。真金从防止权臣阿合马专权的角度，也支持设门下省，他派人对廉希宪说：“上命卿领门下省，无惮群小，吾为卿除之。”表明其决意清除朝中奸邪。但此事竟为阿合马所沮②。

　　是年十一月十九夜，廉希宪卒。当其疾笃时，真金遣侍臣杨吉丁问疾，因问治道。希宪说：“君天下者二道，用君子则治，用小人则乱。臣病虽剧，委之于天。所甚忧者，大奸专柄，群邪蜂附，误国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开圣意，急为屏除，不然，日以沈痼，不可药矣。”③这番话集中表达了汉法派急除阿合马的心愿，对真金后来的决策和行动，当有很大影响。

　　十八年二月，世祖命真金抚军北边。以重臣伯颜从，仍晓喻真金：“伯颜才兼将相，忠于所事，故俾从汝，不可以常人遇之。”真金“每论事”，对伯颜“尊礼有加”（《元史·伯颜传》）。密切了与掌握军权的大臣的关系。同年十月，回到京师。

　　是年，儒生李谦升直学士，为太子左谕德，侍真金于东宫，向他陈十事，内容为：正心、睦亲、崇俭、几谏、戢兵、亲贤、尚文、定律、正名、革弊。次年（1282）十月，按察使王恽又向真金进《承华事略》二十目，内有端本、择术、听政、抚军、崇儒、亲贤、去邪、审官等目。汉人儒士们的这些言论和主张，与专以“理财”为务的阿合马等人的所作所为是全然不同的，其中有些言论，如亲贤、革弊、去邪、崇儒等实际上就是针对阿合马等人而发的。真金赞同这些主张，对阿合马的所作所为极为不满，素“恶其奸恶，未尝少假颜色”（《元史·裕宗传》）。据拉施都丁《史集》记载，真金厌恶阿合马至极，以致有一天用弓击其头，并划破他的脸；朝见时，世祖问他脸上何以如此，他不敢明对，诡言为马踢伤。适真金在侧，当即责他羞言系被太子所打，并当着世祖的面，拳殴阿合马多时。《元史》和《史集》都记载说，阿合马最畏惧真金。尽管如此，真金反对阿合马的历次斗争均未能成功。究其原因是：真金虽以中书令参与政事，“然十有余年，终守谦退”，不敢“可否君父之命”，“惟有唯默避逊而已”（《元史·董文忠传》）。而阿合马却能恃世祖之信用，飞扬跋扈。关键是阿合马的聚敛政策正符合了世祖的需要。

　　① 《元史》卷十《世祖纪》七；姚燧：《佥书枢密院事董公神道碑》，《元文类》卷六一。② 按谢昌元建议立门下省一事的时间，《元史》本纪不载，同书《廉希宪传》系其事于至元十四年五月后及至元十六年之前；又同书《董文忠传》则系其事于至元十六年十月后及十八年之前。故权置此事于至元十七年。

　　③ 元明善：《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元文类》卷六五。

　　十九年三月十八日，发生了益都千户王著与高和尚等人合谋诱杀阿合马的事件（详见本书“阿合马传”）。时世祖方驻跸察罕脑儿，当消息报来，他大为震怒，即派枢密副使孛罗等人弛驿大都，王著、高和尚等被诛，连同事件发生时放王著、高和尚入宫的中书平章政事兼枢密副使张易，也一并处死。但他很快发现反阿合马的一派势力中，有包括皇太子在内的蒙汉官员，具有相当强大的力量；而阿合马犯有欺君之罪，将商人们为大汗买来的巨大宝石据为己有；加以真金及诸汉官之进言，乃尽得阿合马罪恶。世祖大怒说：“王著杀之，诚是也。”并改命对阿合马及其同党严加惩处（参见本书“阿合马传”）。

　　阿合马死后，世祖命和礼霍孙任中书右丞相，真金对他说：“汝任中书，诚有便国利民者，毋惮更张。苟有沮挠，我当力持之。”大力支持和礼霍孙改变阿合马时的政策。他又对儒士何玮和徐琰说：“汝等所学孔子之道，今始得行，宜尽平生所学，力行之。”（《元史·裕宗传》）表明了他加紧推行汉法的决心和态度。然而，真金实际上并无左右朝政的权力，大权始终掌握在精明专断的其父手中。

　　二十一年十一月，世祖又起用卢世荣“理财”，命其任右丞。卢世荣自谓“其法当赋倍增而民不扰”（详见本书“卢世荣传”）。力主推行汉法的真金对卢世荣的言行大不以为然，并持坚决反对态度，他说：“财非天降，安得岁取赢乎。恐生民膏血，竭于此也。岂惟害民，实国之大蠹。”加之真金“在中书日久，明于听断，四方州郡科征、挽漕、造作、和市，有系民休戚者，闻之，即日奏罢”（《元史·裕宗传》）。卢世荣为右丞才四个多月，即道监察御史陈天祥等人弹劾，中书右丞相安童、翰林学士赵孟传等也都反对他的措施。忽必烈乃于至元二十二年十一月，诛卢世荣。应当说，这是真金及其汉法派的又一次胜利。但这时汉法派对形势估计得过于乐观，认为真金威望日高，“其大雅不群，本于天性，中外咸归心焉”（《元史·裕宗传》），忽略了与“理财”权臣派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禅位风波至元二十二年春，经卢世荣重新起用的阿合马余党答即古阿散等，找到了一个搞垮皇太子真金的绝好机会。在此以前，南台御史曾封章上言：“帝春秋高，宜禅位于皇太子，皇后不宜外预。”真金深知忽必烈不愿禅位，闻知此事后甚为恐惧，御史台因秘其章不发。但此事为答即古阿散等得知，遂于忽必烈前奏请收内外百司吏案，以大索天下埋没钞粮为名，而实欲揭露此事，乃悉拘封御史台吏案。御史台都事尚文将事情原委告知中书右丞相安童和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决定留秘章不与；次日，答即古阿散乃上告忽必烈，命大宗正薛彻干取其章。在这万分危急时刻，尚文乃献计于安童及玉昔帖木儿二位“大根脚”人物，以“先计夺谋”法抢先至忽必烈前陈述事情经过。不出所料，忽必烈听到居然有人要他提前让位给太子，大发雷霆，历声责问道：“汝等无罪耶？”丞相安童带头认罪说：“臣等无所逃罪，但此辈名载刑书，此举动摇人心，宜选重臣为之长，庶靖纷扰”。忽必烈怒气稍解①。形势遂趋缓和，后答即古阿散等坐奸赃论死，其同伙分别被诛杀、流放或没为① 孛术鲁翀：《平章政事致仕尚公神道碑》，《元文类》卷六八；《元史》卷一七○《尚文传》。奴。虽然如此，真金竟因此而忧惧成疾，于同年（1285）十二月死，终年四十三岁。至元三十一年（1294），成宗即位，追谥曰“文惠明孝皇帝，庙号裕宗”。

　　真金有三子，长甘麻剌（1263—1302），至元二十三年出镇漠北，二十六年召还，封梁王，出镇云南。二十九年，封晋王，复镇漠北“祖宗根本之地”，守太祖大斡耳朵；次答剌麻八剌（1264—1292），即武宗、仁宗之父；第三子即成宗铁穆耳。由于世祖按中原传统制度仪礼册立真金为太子，虽然他在继位前就去世，但他的子孙一直被视为元朝皇位的正统继承人。

　　第二章拙赤合撒儿按赤台铁木格斡赤斤别里古台第一节拙赤合撒儿在统一蒙古的征战中拙赤合撒儿（Choji Qasar，1164—？），成吉思汗的同母长弟。他的本名原来是拙赤，合撒儿是称号。合撒儿一词，据拉施都丁说，是猛兽的意思。《元朝秘史》78 节有“合撒儿那孩”（gasarnoqai）一词，蒙语“那孩”译言狗，“合撒儿”旁译“狗名”，全词的意思当作“猛犬般狗”。据此则合撒儿意谓猛犬。此种猛犬大概原产于唐代著名的“可萨”部（qasar）居地，故移用该地名以称呼之。古代蒙古人多喜欢用称号互相指认而忽略本名。拙赤以合撒儿之称知名于世，即其一例。后出的蒙古史料，也有称之为合撒儿额真（ejen 译言“主人”）、合撒儿那颜（noyan 译言“官人”，这个称呼见于满文本《蒙古源流》），乃至哈布图合撒儿（译言“箭法精湛的合撒儿”）的。①合撒儿从小就食量倍于常人，因此生得魁伟强壮，力大善射。在成吉思汗创业的过程中，他与别里古台（成吉思汗异母弟）一起成为兄长最得力、最亲近的助手。记述成吉思汗早期活动的蒙文史料里，经常出现“铁木真、合撒儿、别里古台三（个人）”，或者“铁木真、合撒儿两个”这样的词语，表明在“影外别伴当无、尾外别鞭子无有”的艰难岁月以及后来戎马倥偬的争霸草原时期，他们曾经是如何相依为命①。

　　铁木真和合撒儿之间最早结成互相支持的特别关系，是在他们的父亲也速该去世，寡母遗子被泰赤乌部抛弃以后。当时他们在斡难河畔过渔猎生活。据秘史记载，铁木真、合撒儿在捕雀打鱼时，经常为争夺猎获物而与他们的异母兄弟别克帖儿、别里古台发生纠纷。这种争吵最终导致铁木真与合撒儿合谋，将别克帖儿射杀在一座小山上。家族内部的冲突，不久以后即因“黄金氏族”与敌对部落间的生死斗争趋于消解；别里古台很快弃去前嫌，成为铁木真、合撒儿兄弟的忠心追随者。

　　射杀别克帖儿不久，泰赤乌部举兵掩捕铁木真。这只是一场小规模的军事接触，而且铁木真母子是被迫应战，但它却是“黄金氏族”征服草原的第一次作战行动。合撒儿用他的强弓劲射，保护了躲在密林和山崖内的母亲和诸弟妹。从此，他和别里古台一样，就把自己的政治命运与铁木真紧紧结在一起了。在铁木真不得不借助于他父亲昔日的“安答”（即相互立誓结拜的“契交”）、克烈部首领王罕的权威和实力，来收拢离散部众，对抗敌对的蔑儿乞部的困难时期，合撒儿和别里古台曾先后两次随铁木真去结欢王罕，并代表铁木真出使札木合所部，约他联合出兵，攻打掳走了铁木真妻子的三姓蔑儿乞人。

　　在击溃三姓蔑儿乞之战中，铁木真的威望大为提高，团聚到他周围的部众越来越多。十二世纪八十年代末，铁木真作为以乞颜氏同族集团为核心的兀鲁思可汗的地位似已确立。在建立自己的宫帐组织时，合撒儿被任命为“云① 《元朝秘史》第77、96、76、161 节。成吉思汗本人也曾说过：“有别里古台之力、哈撒儿之射，此朕之所以取天下也。”见《元史》卷一一七《别里古台传》。

　　都赤”即侍上带刀者。在可汗帐下带刀侍卫，与带箭筒士同样，是给予可汗最亲信人员的一种殊荣①。

　　关于十二世纪最后十年和十三世纪之初的合撒儿，没有留下什么可以供我们追溯的史料。我们只知道，当1203 年克烈部首领王罕背盟、并用突袭方式击溃铁木真所部的时候，合撒儿正在别处游牧，没有和他的兄长在一起。从后来他以与铁木真不和的理由向王罕诈降、并轻而易举地使王罕信以为真的事情判断，这时兄弟两人之间似乎确有某种隔膜，这也许是由铁木真称可汗导致两人的地位日益悬殊而引起的。王罕在袭击铁木真的同时，分军攻击合撒儿营地，掳掠其妻子。当合撒儿得知率残众且战且退的铁木真已撤至班朱尼河时，便立刻动身投奔铁木真。时铁木真残部“粮俱尽，荒远无所得食。会一野马北来，诸王哈札儿（按即合撒儿）射之，殪。遂刳革为釜，出火于石，汲河水煮而啖之”②。共同面临的困厄，再一次将他们联结在一起。同年秋天，铁木真从重创中恢复过来，决意讨伐王罕。行动前，他将合撒儿的两名亲信派到王罕处，伪传合撒儿的话说：“我满心想念我的哥哥，但谁能说出他（该有多么）愤恨呢？”因此，合撒儿表示，他愿意归附王罕。这些话麻痹了王罕，使他觉得铁木真的势力难以骤然恢复，因此放心地架起金撒帐寻欢作乐。铁木真于是在合撒儿伪降的掩护下，出奇制胜，一举击溃王罕。

　　1204 年，铁木真出兵征讨蒙古高原上最后一个强大的对手，乃蛮太阳罕部。合撒儿又参加了这次重要的战争。札木合曾在阵前为太阳罕描写合撒儿说：“诃额伦母（按即月伦太后）的一个儿子，用人肉养来，身有三度长，吃个三岁头口，披三层铁甲，三个强牛拽来也。他将带弓箭的人全咽呵，不碍着喉咙；各一个全人呵，不勾点心。怒时将昂忽阿的箭（按即镞头成叉状的远射箭）隔山射呵，十人二十个穿透；人若与他相斗时，隔着空野，用客亦不儿名的箭（按即飞箭）隔山射呵，将人连穿透。大拽弓，射九百步；小拽弓，射五百步。生得不似常人，如大蟒一般，名字唤作拙赤合撒儿。”①据拉施都丁说，合撒儿在这场战争中为铁木真指挥中军。

　　1206 年，铁木真统一草原诸部，建“大蒙古国”，称成吉思汗。在黄金氏族内部分民分地时，合撒儿分得四千户，早先被札剌亦儿部人孔温窟洼（即木华黎之父）当作私属献给合撒儿的者卜格，仍作为千户那颜之一被委派给合撒儿。

　　与成吉思汗的冲突建国后不久，成吉思汗与合撒儿之间又开始产生不和。据秘史记载，合撒儿与其兄失和，是由于他被当时势力很大的晃豁坛部告天萨满（“帖卜腾格理”）阔阔出欺侮后，成吉思汗反而责备他无能。因此他一直三天不见成吉思汗。但事实似乎并不那么简单。阔阔出对成吉思汗说：“长生天的圣旨神来告说：‘一次教铁木真管百姓，一次教合撒儿管百姓’。若不将合撒儿① 《史集》第1 卷第二分册，汉译本页181。

　　② 《元史·札八儿火者传》。班朱尼水，当即今东经119°、北纬48°处的Balji 泉子，在流水哈勒哈河的穆果伊托河边。见村上正二《蒙古秘史译注》卷2，页201—202。

　　① 《元朝秘史》第195 节。

　　去了，事未可知。”在分民分地时，成吉思汗诸子所得，均多于其诸弟的份子。成吉思汗母亲当时就对此不满意，不过没有作声。与成吉思汗血统相同，又一直与他患难与共、同成大业的合撒儿，自然是最有资格代表诸弟来表示这种不满的。阔阔出所传达的“一次教合撒儿管百姓”的长生天旨意，实际上曲折地反映出蒙古国内部正在酝酿一场潜在的政治危机。成吉思汗听了这番话，当夜就拘执合撒儿，对他进行审讯。

　　这起冲突，由于成吉思汗母亲月伦太后的及时干预，才稍见缓解。月伦太后得到成吉思汗拘执合撒儿的消息后，连夜动身赶往可汗营帐。《秘史》用生动的语言记述了月伦太后教训成吉思汗的场面，她“盛怒盘坐，出两乳置膝上，问道：您见了么？这是您吃的乳。合撒儿何罪，你自将骨肉残毁？初你小时，曾吃了这一个乳。哈赤温、斡惕赤斤两个，曾吃不了这一个乳。惟合撒儿将我这二乳都吃了，使我胸中宽快。为那般所以铁木真心有技能，合撒儿有气力、能射。但凡百姓叛的，用了箭收捕了，如今敌人已尽绝，不用他了”①。

　　成吉思汗迫于母亲的压力，当时释放了合撒儿。但后来还是暗中夺走了合撒儿的大半部众，只留给他1400 名战士。委派到合撒儿处的者卜格也惧祸出走。月伦太后知道此事后，郁闷而死。

　　1213 年秋，成吉思汗第二次大举伐金，合撒儿率左翼军自金中都外围东趋，取蓟州（今河北蓟县）、平州（今河北卢龙）、滦州（今河北滦县）及辽西诸郡，而后又折回中都西侧，在大口与成吉思汗诸子率领的右军及其亲自统帅的中军会师。翌年春，陷于围城之中的金帝献女求和，合撒儿随成吉思汗退出长城。就在这一年，成吉思汗将弘吉剌部从原居地迁往业已完全在蒙古控制下的漠南草地，而把斡难河下游、也里古纳河（今额尔古纳河）流域以及阔连海子（今呼伦湖）和捕鱼儿海子（今贝尔湖）以东草原封给合撒儿及斡赤斤两人作为份地。合撒儿的封地在北，大体上以也里古纳河、迭烈木儿河（清图作特尔布尔河，今得尔布尔河）、斤河（今根河）流域以及苦烈儿温都儿（今苦烈叶尔山，在根河和特尔布尔河交汇处）为中心地带。合撒儿与斡赤斤两家份地的分界，当在斤河和海剌儿河（今海拉尔河）之间。1214 年调整东道诸王份地时，合撒儿当仍在世。此后，文献不再有关于他的记载。成吉思汗西征（1219）以前，再次调整千户百户组织，这时候合撒儿的份民已由他的儿子也苦、脱忽和移相哥来接受了。是知合撒儿的去世，发生在1214 年至1219 年间。

　　合撒儿诸子中，也苦、移相哥和脱忽三人较有名，其中移相哥最为显赫。成吉思汗曾为他立石纪事，是为现存最早的一件畏兀字蒙文石刻（勒成于1225 年）。他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时站在忽必烈一边，因而在元朝，其后裔一直受到优遇。他的儿子势都儿虽参与乃颜之乱，但势都儿之子八不沙后来仍被封为齐王，其后人世世袭爵，至于元末。

　　① 《元朝秘史》第244 节。

　　第二节按赤台（附哈丹）

　　按赤台按赤台（Alchidai），又译阿勒赤台、按只歹等①。成吉思汗同母次弟合赤温之子。合赤温早死。他的家支长期由按赤台掌理。因此成吉思汗按蒙古旧俗对诸弟诸子实行分封时，合赤温系的份子由按赤台领受。该支份民最初被编为两个千户，后来又调整为三个千户。他家的份地，自1214 年以后一直位于斡赤斤份地之南，以兀鲁回河（今乌拉根果勒）流域为中心，南接弘吉剌部驻牧地。

　　按赤台最早参与作战，现在知道是在1203 年铁木真与王罕交锋时。1230年秋，他随窝阔台合罕南征攻金。十月，窝阔台在山西分遣按赤台随木华黎孙塔思国王往取为金军复得的潞州（治今山西长治）。按赤台在城克后即与主力汇合，于十一月随窝阔台往征关中，于1231 年春围攻凤翔。逾月城破。蒙古军决定分兵攻金。拖雷率军由凤翔南下，取道宋境汉中，由南而北攻金唐、邓二州（治今河南唐、邓县）。窝阔台所率主力则折回晋北，整编后重新南下，在怀、孟（今河南沁阳、孟县）一线渡河。按赤台在窝阔台军中。1232 年春，窝阔台在白坡（地在今河南孟县）渡河，不久接到拖雷已于年前渡汉水北进的消息，即命按赤台与塔思等为前锋疾行南趋，以接应拖雷。按赤台等勒部冒雪行军，仅五六日即与拖雷会师于钧州（今河南禹县）之三峰山，重创金军，金朝所存精锐，几乎在此役中全遭覆灭。

　　1233 年，按赤台受命偕皇子贵由、国王塔思至辽东，征讨时叛时降的东夏王蒲鲜万奴。秋末，万奴被擒。

　　1235 年，蒙古实施分头出击周边各邻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皇子阔端和阔出分别率军两路攻宋。按赤台当时是否在攻宋军中，尚难确知。但是到翌年冬季，阔出死于军中，这一支征宋部队的指挥官，遂由按赤台出任。

　　1236 年以后，按赤台的事迹不很清楚。惟知蒙哥即位时，他是参与拥戴大会的东道诸王之一。十年以后，当忽必烈以皇太弟身份继任大汗时，“塔察儿、也先哥（即移相哥）、忽剌忽儿、爪都率东道诸王，皆来会，与诸大臣劝进”（《元史·世祖纪一》）。这时代表合赤温系参加这一重要政治活动的宗王已是他的儿子忽剌忽儿（《元史·宗室世系表》作忽列虎儿），可是这时候按赤台似乎仍然在世，中统元年（1260）十二月定诸王岁赐额，“诸王按只带、忽剌儿、合丹、忽剌出、胜纳合儿银各五千两，文绮帛各三百匹，金帛半之”（《元史·世祖纪一》）。此处按只带，无疑就是按赤台。

　　哈丹按赤台有子哈丹（Qadan），亦称哈丹秃鲁干。据拉施都丁《史集》记载，① 阿勒赤台一名的蒙古语原型，伯希和、韩百诗拟作Elchidei，柯立甫、李盖提等人则拟构为Alchidai，本文从后一说。《元史·宗室世系表》将这个人名写作按只吉歹，点校者认为吉字“系元代衍误”，甚是。它的另一种汉字书写形式按只歹、按赤台等，颇易于与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名额勒只吉歹（Elchigidei，译吉鸭子）的异写相混淆，因为由于中间音节的颚音弱化（即elchigidei＞elchi‘idehi＞elchidei），后者也可以用按只歹来写音。

　　按赤台之后，合赤温后王先后由察忽剌、忽剌忽儿、哈丹、胜纳哈儿继任。但是据《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年（1273）三月，“诸王胜纳合儿设王府官三员”。二十四年十月，桑哥奏：“诸王胜纳合儿印文曰‘皇侄贵宗之宝”，宝非人臣所宜用，因其分地改为‘济南王印’为宜。”是则胜纳合儿曾由元廷赐印、设王府官，似乎他在哈丹在世时即为合赤温后王。因此哈丹很可能只是合赤温系的一名一般诸王，没有当过本兀鲁思汗①。

　　至元二十四年（1287），斡赤斤后王乃颜与哈丹等人举兵称叛。他们曾约当时在岭北戍军中的胜纳哈儿一同举事。胜纳哈儿欲以邀约岭北元军大将朵儿朵哈赴会之计将他拘捕，因被土土哈察觉而不克成功。元廷命胜纳哈儿入京面觐。土土哈率军长途奔袭，廓清漠北“中央兀鲁思”的东部，遂将叛乱规模限制在大兴安岭西麓草原及辽东地区。

　　五月，忽必烈下诏亲征乃颜。这时哈丹与乃颜一起，盘踞在连接大兴安岭东、西两麓的战略要隘，遣别军四出作战。六月，元军进至哈儿哈河流域。哈丹率万人出战，被元军前锋玉哇失击退。不久，叛军主力在不里古都伯塔哈（在哈尔哈河与诺木尔根河交汇处三角地带）被元军战败，乃颜出逃被俘。哈丹退至那兀江（今嫩江）上游附近，迫于元军追击，出降。元军南还，复叛，从那兀江一带四出抄掠，与进征元军胶着相峙多月。

　　二十五年春，哈丹乘诸王火鲁火孙在辽东比邻地区复叛，渡那兀江大举南下。元军由皇孙铁穆耳、大将玉昔帖木儿统率，与哈丹等部在贵烈河（今归流河）、托吾儿河（今洮儿河）一线会战。哈丹大败后退回那兀江。元军乘胜追击，远至黑龙江两岸，虽使哈丹溃不成军，终不能将他擒获。

　　二十七年，哈丹乘辽西地震复出，不克得逞，遂率残部东南走，欲向高丽方面移动。夏秋两季，叛军一直游动于从合兰河（今图们江）到宋瓦江（今松花江）上游诸水的山地间。入冬后，哈丹再渡合兰水，先后至海阳（今朝鲜吉州）、双城（今朝鲜承兴）一带，接着又陷和州（今朝鲜通州）、登州（今朝鲜安边）。高丽军队多次出战，不能胜之。自是年底起，元廷几次派军队进入高丽，追击哈丹。

　　二十八年正月，哈丹进至交州道（今韩国江原南道），失利退走。三月欲逼攻王京（今朝鲜开城），被高丽军队和元援兵合力击退。五月，元追军与哈丹战于禅定州、青州（今朝鲜北青一带），叛军大败，哈丹与其子老的溃围遁去。老的终为元军捕杀，哈丹下落不明。东道诸王之叛，在翌年亦被完全平定。

　　① 见屠寄：《蒙兀儿史纪》卷二二《合赤温传》。又，从胜纳哈儿的印文“皇侄贵宗之宝”看，他应比忽必烈低一辈，乃按赤台之孙。《元史·宗室世系表》及拉施都丁书所记某世系，恐怕不大可靠。第三节铁木格斡赤斤（附塔察儿）

　　早年事迹铁木格斡赤斤（ ü ），成吉思汗幼弟。据《元Tem ge otchigin &&朝秘史》，他比成吉思汗小六岁，故当生于1168 年。铁木格为当日常见的蒙古男子人名，同时代汉译又作忒木哥、忒没哥等；斡赤斤是称号，又有斡惕赤斤、窝嗔、斡辰、斡陈等异写，其中是突厥语借&&ot词，译言“灶火”、“炉灶”；chigin 源于突厥语词汇tigin，译言“（可汗）子弟”。是则斡赤斤一词意谓“守灶火之子”。按蒙古旧俗，子女成人后各携一份家产分户另立，惟幼子留在父母身边，将来由他继承家业。故多称守产幼子为斡赤斤。元代史料经常仅以斡赤斤称成吉思汗幼弟而不名之。大概就因为他经常以幼弟身份据守老营，也许还要加上他生性懒散，“早行睡的，晚行起的”（《元朝秘史》第195 节），在成吉思汗统一漠北的早期军事活动中，似乎难得见到他的行踪。

　　1204 年，铁木真得到乃蛮太阳罕部将要进攻他们的消息，即在驻夏地帖麦该川（在洮儿河上游支流特们河流域）召集忽里台大会商讨对策。部下中有人主张待秋来马肥时再出兵。斡赤斤竭力反对以“骟马正瘦”为推辞贻误战机，愤然宣布：“我的骟马每肥每有。这般言语（按指太阳罕等人轻侮蒙古部的言辞）听着如何可坐？”（《元朝秘史》第190 节）铁木真异母弟别里古台也力主乘乃蛮不备主动出击。铁木真遂决意及时进兵。在与太阳罕部进行的纳忽昆山决战中，斡赤斤受命负责统带供铁木真阵前替换骑乘的从马。按蒙古旧制，凡“亲御上马”之职，“国法常以心腹”（《元史·别里古台传》）。可见斡赤斤受铁木真宠信之深。

　　1206 年，铁木真统一蒙古诸部，称成吉思汗。按千户一百户体制编组起来的全蒙古百姓，连同他们的牧地，按当时蒙古社会的制度，被分配给成吉思汗兄弟、子弟等组成的黄金家族的各个成员。据《世界征服者史》，斡赤斤与他的母亲诃额伦一起，分得一万户游牧民；据《史集》，则斡赤斤分得五千户，诃额伦分得三千户。因为诃额伦死后，这三千户仍由守产的幼子斡赤斤继承，所以实际上他总共分得八千户，至于他最初的营盘在哪里，今已不得详考。

　　成吉思汗建国初期，晃豁坛氏出身的阔阔出是一个很有势力的萨满术士传人，被称为帖卜腾格理（Teb-tenggei，译言“告天人”）。阔阔出的父亲蒙力克很早就投靠铁木真，后来又成为铁木真寡母诃额伦的后夫，被铁木真称为额赤格（echige，译言父亲）；阔阔出本人曾经代“蒙克腾格理”（monkeTenggeri，译言“长生天”）立言，授予铁木真统治全蒙古游牧民的权力。蒙力克父子建国时受命统率着一个千户的本部族人众①。帖卜腾格理却不满足，继续收罗其他千户的游牧民。连斡赤斤的份民也有一些跑去投靠他。斡赤斤派人到阔阔出处，要求收回走失的份民，结果经受一番侮辱后被逐回。斡赤斤亲自前往交涉，也被迫对阔阔出下跪悔过；事后，他到成吉思汗前哭诉。在蒙力克父子奉命来见成吉思汗时，斡赤斤和经他事先布置的三个力士，① 《元朝秘史》载录的九十五千户那颜中，包括蒙力克的一个儿子脱栾扯儿必。据《史集》则这家人共统率三个千户，或许是从1206 年时一个千户分解而成的。

　　根据成吉思汗的授意，当场打死阔阔出。从此，“蒙力克父子每的气势，遂消减了”（《元朝秘史》第246 节）。斡赤斤由此也巩固了自己在铁木真诸弟中最受兄长宠爱的地位。

　　从1211 年起，成吉思汗统兵南下攻金。1213 年秋季，蒙古分兵三路大举扫荡中原诸州县，斡赤斤与合撒儿一起领左军，破蓟州（今河北蓟县）、滦州（今河北滦县）、平州（今河北卢龙）及辽西诸郡。这次战役以后，蒙古巩固了对长城以外松漠地带的占领。因此翌年，弘吉剌、兀鲁、忙兀、札剌亦儿和亦乞列思五投下的营幕地，被迁至漠南草原。与此同时，成吉思汗诸弟的份地，则全都调整到蒙古高原的东半部，称为左手诸王或东道诸王。斡赤斤的份地“位于蒙古遥远的东北角，在他们的那一边再也没有蒙古部落了”①。所指的地区当即今大兴安岭西麓、海拉尔河以南到哈拉哈河流域的大片地区。1221 年，长春真人邱处机奉召西行，觐见正在西域作战的成吉思汗；途中曾参拜斡赤斤的大营。邱处机的行经路线是：“渡河（按即哈拉哈河），北行三日。四月朔，至斡辰（按即斡赤斤）大王帐下。七日见。”复自斡赤斤大帐，西行五日，乃至呼伦湖。据此推测，当时斡赤斤的大营盘大致可以确定在今新巴尔虎左旗之东的辉河畔②。

　　从幼子守产到争夺汗位的失败成吉思汗西征时期，斡赤斤以幼弟身份留守漠北。当时全权负责经略中原汉地的木华黎，名义上也在他节制之下。汉文史料称“皇弟斡真那颜统治中原”③；穆斯林史料中提到“他（按指成吉思汗）把契丹境内的土地分给他的兄弟斡赤斤那颜及几个孙子”①。这些记载，实际上反映的正是此种历史情况。

　　蒙古和高丽的初期关系，是在成吉思汗西征期间开始发展起来。留守漠北的斡赤斤，因为自己的份地靠近东北，对于向高丽发展势力表现出较大的兴趣。在这一时期，他几次三番颁发“皇太弟国书”到高丽招谕，或“趣其贡献”，或“察其纳款之实”。稍后几代的斡赤斤后王也往往持有相同的倾向。

　　成吉思汗晚年，对斡赤斤的信任程度似乎有所减退。但成吉思汗死后，斡赤斤仍然与拖雷、察合台一起，作为最有资格的推戴新大汗的诸王，在大朝会上，主持了窝阔台登上汗位的典礼。根据拉施都丁的描写，“察合台、拖雷和斡赤斤分别护持着窝阔台的右手、左手和腰部，把他扶上了合罕的大位”②。

　　窝阔台在位期间，未见斡赤斤参加南下攻金或出征西域的有关材料。这时候，他的势力显然已经逾越大兴安岭，扩展到山岭东麓草原乃至松嫩河川地区。因此，当时南宋方面有关蒙古的情报说：“其头顶分戍，则斡真之兵① 《史集》第1 卷第二分册，页72。

　　② 参见陈得芝：《邱处机》，《中国地理学家评传》。另据《史集》，斡赤斤后王塔察儿的营幕地，在位于哈剌哈河流域的建忒该山区斡儿河畔。也许这是斡赤斤的另一处大帐所在。③ 黄溍：《合剌普华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五。

　　① 《世界征服者史》上册，页45。

　　② 《史集》第2 卷，页30。

　　在辽东。”（《蒙鞑备录》）大约半个世纪之后，忙兀部贵族博罗欢提到东部草原诸王及投下的营幕地时说道：“昔太祖分封东诸侯，其地与户，臣皆知之。以二十为率，乃颜（按指斡赤斤后王）得其九，忙兀、兀鲁、札剌儿、弘吉剌、亦乞烈思五诸侯得其十一。”（《元史·博罗欢传》）博罗欢在这里完全撇开合撒儿、合赤温、别里古台等其他“东诸侯”不提，表明他的这番话指的只是“东诸侯”在漠南草地和大兴安岭东麓的驻牧形势，而并不涉及漠北蒙古本部的份地分配情况。博罗欢的话又表明，到至元中叶，今洮儿河流域及其以北，已经被人认为是斡赤斤后王理所当然的份地。惟此种情势似不始于“昔太祖分封东诸侯”时，大体上应是窝阔台时期斡赤斤势力扩张的结果。由于斡赤斤系后王在辽东占有大片份地，因此终元之世，他们在辽东政局中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1236 年，窝阔台在灭金并且复括中州户口的基础上，以中原诸州民户分赐诸王勋臣。斡赤斤分得益都路及平、滦二州作为自己在华北的份地。上述地区居民总户数凡六万二千一百五十六户。他的份民，在东西道诸王中，仅次于窝阔台自己的儿子贵由和成吉思汗幼子拖雷位下的户数。

　　1241 年，窝阔台死。其子贵由及蒙哥先已奉召从西征途中东返，但还未到达蒙古。皇后脱列哥那临朝称制，谋以滥行赏赐邀取宗亲和大臣的拥护，朝政混乱。斡赤斤欲乘人心浮动夺取汗位，遂率大军从自己的兀鲁思趋向汗庭。脱列哥那闻讯后遣使质问，同时打算西迁以避其锋。斡赤斤临事迟疑，又闻贵由引军回朝已至叶迷立，于是很快撤回自己的份地。1246 年，贵由汗即位，宴饮一月后，即委任蒙哥与术赤之子斡儿答审理这一起未遂的篡位事件，正在参加忽里台大会的斡赤斤受审后被处死。

　　塔察儿塔察儿（Taghachar），斡赤斤嫡孙，只不干之子。1246 年，斡赤斤因篡夺汗位事件被处死。时只不干已死，塔察儿尚未成年，其同父异母兄帖木迭儿欲废嫡自立。斡赤斤藩府王傅撒吉思等人火速驰告汗庭。摄政的乃马真太后脱列哥那遂定议“皇太弟玺”授予塔察儿，由他继任斡赤斤兀鲁思汗①。执掌斡赤斤兀鲁思的最初几年，塔察儿并没有在当时的政治史上留下多少记录。这可能是因为他还年幼望轻，同时也多少与斡赤斤谋叛事件留下的消极影响有关。贵由汗去世以后，塔察儿站在拔都一边，支持拖雷的儿子蒙哥为大汗。尽管这样，塔察儿在蒙哥即位大会上，仍远不如斡赤斤在窝阔台即位大会上那样地位显赫。

　　斡赤斤后王逐渐恢复从前曾经享有过的威望，是在蒙哥时代。1257 年春，蒙哥汗因猜忌皇弟忽必烈在中原汉地收揽民心，将不利于己，派亲信到汉地钩考，并收回忽必烈节制汉地军事的权力。他新委任的汉地军事统帅，正是塔察儿。是年秋，塔察儿率诸军进围樊城，适值霖雨连月，攻城失利，被迫班师。冬天，忽必烈到漠北入觐，与蒙哥释憾，两人重议分道攻守的战略，“以明年为期”。翌年春，蒙哥命忽必烈统左翼诸路蒙古、汉军征鄂，自将右翼由西蜀攻宋。塔察儿率部加入右翼，曾在冬天“略地至江而还，并① 《元史·撒吉思传》。按传文中塔察儿庶兄之名作“脱帖”，当即《元史》卷一○七《宗室世系表》中的帖木迭儿的异写。帖木迭儿系庶子，故在世系表中列名于塔察儿之后。会于行在所”（《元史·宪宗纪》）。

　　1259 年，蒙哥在四川前线因伤染疾死去。塔察儿当随右翼征宋军班师。

　　在紧接着爆发的阿里不哥与忽必烈的汗位之争中，西道诸兀鲁思后王大都倾向于支持留守漠北大营的阿里不哥。忽必烈欲夺得汗位，经济上依靠的是汉地的人力财力；政治上则主要依靠东道诸王的支持，羽毛渐丰的塔察儿这时就成为忽必烈的首要争取对象。除了在塔察儿袭爵为王时曾立下汗马功劳的撒吉思“力言宜协心推戴世祖”外（《元史·撒吉思传》），忽必烈又派亲信廉希宪专程“赐塔察儿饮膳”。廉希宪在塔察儿面前盛赞忽必烈“圣德神功，天顺人归”，而后力劝塔察儿说：“大王位属为尊。若至开平，首当推戴，无为他人所先”①。到开平大朝会时，塔察儿果然率先向忽必烈上书劝进。集议之初，“诸侯王议未一”。忽必烈遂当众公布塔察儿的劝进书，“书出而决”②。中统三年七月，忽必烈专门下诏，给塔察儿益都平州封邑岁赋金帛，并以诸王白虎（塔察儿叔父）、袭剌门（塔察儿庶侄，帖木迭儿子）所属民户、人匠、岁赋一并转赐塔察儿。这种特别恩宠，当即是对塔察儿在关键时刻曾全力支持忽必烈的回报。

　　中统初年之后，塔察儿应当是回到了位于辽东的份地。他似乎没有参加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争位战争。东西史料都提到，中统二年，忽必烈亲征漠北时，曾有某个塔察儿参与著名的昔木土脑儿会战。此人在《元史·世祖纪》中明确记为“平章政事塔察儿”，他是“宪宗朝世臣”、某千夫长之子③。而不是出自黄金家族的“皇太弟”后人。

　　中统、至元前期，塔察儿的注意力，大概主要集中于经营和加强位于大兴安岭两侧的本兀鲁思份地。从窝阔台在位时开始，蒙古经略高丽，一般都不动用斡赤斤系诸王的军队，或许正是意在防他们就近渔利。但是塔察儿仍派人到高丽收拾民户，擅自管领。可见他确实一直对高丽存有觊觎之心。至元十年（1273），元廷赈济塔察儿所属部饥民。翌年，廉希宪行省事于北京。塔察儿曾向他及辽西“嗣国王头辇哥”（木华黎后人）等“传旨”。此后，有关塔察儿的记载不见于史籍。

　　塔察儿死后，斡赤斤兀鲁思汗位先后由其堂兄阿术鲁、孙乃颜（失儿不海子）继承。

　　第四节别里古台辅助太祖建国别里古台（Belgutei，1167？—1256），又译孛鲁古带、别勒古台，铁木真（成吉思汗）异母弟。父也速该死后，受蒙古部强宗泰赤乌氏欺凌，部众被夺，家境艰难，诸兄弟以钓鱼捕鸟维持生计。一日，别里古台与同母兄别克帖儿夺铁木真、合撒儿所钓之鱼，铁木真、合撒儿怒，射杀别克帖儿，但答应他的请求不杀别里古台。此后别里古台一直追随长兄铁木真共渡难关，重振家业。他“天性纯厚”，“躯干魁伟，勇力绝人”，与合撒儿同为① 《平章廉文正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七。

　　② 《丞相楚国武定公》，《元朝名臣事略》卷二。

　　③ 王恽：《中堂事记》中，《秋涧集》卷八一。

　　铁木真最得力的弟弟和伴当，蒙古创业史上常将他们三人并提，铁木真称帝后曾说：“有别里古台之力，哈撒儿之射，此朕之所以取天下也。”

　　当铁木真兄弟长大时，泰赤乌首领塔儿忽台率护卫军来袭，诸兄弟与母亲逃入山林，别里古台折树木扎寨拒敌，保护寡母幼弟。铁木真前往弘吉剌部迎娶孛儿帖夫人，他随从护卫。后又奉命至阿儿剌部邀请博尔术为伴当；随从铁木真至克烈部拜见王罕，缔结父子之谊。三姓蔑儿乞人来侵，抢走孛儿帖和别里古台生母，别里古台又随长兄到王罕处求援，并奉命往说札只剌部首领札木合共同起兵攻打蔑儿乞。在王罕、札木合协助下，铁本真兄弟率部进至不兀剌川（今恰克图附近）蔑儿乞部首领脱脱驻地，击溃敌人。别里古台愤恨生母被掠，遇蔑儿乞人辄射杀之，尽掳其妇孺为奴，容貌好的妇女收为媵妾。

　　铁木真的力量逐渐壮大，蒙古部众来附者日多，遂建立起以乞颜氏贵族为核心的新“兀鲁思”，共推铁木真为兀鲁思之主（ulus-unejen），称汗。随即组成直属于铁木真的护卫军，分配了各种职务，别里古台担任“掌驭马”的职（aqtachi）①。《元史》本传称他“掌从马。国法常以腹心，遇敌则牵从马”。《太祖纪》称他“掌帝乞列思事。乞列思，华言禁外系马所也”。都是同一件事。掌驭马和博尔术管领的带弓箭者（qorchi）、合撒儿管领的带刀者（ulduchi）同是当时所置最重要的职务（其他职务还有司车、司饮膳、司牧羊、司牧马等）。不久，札木合率部三万来攻，铁木真集诸部兵分十三翼以迎战，别里古台就在铁木真直属的一翼作战。战后，乞颜氏贵族在斡难河林中举宴，铁木真家族（孛儿只斤氏）方面由别里古台主宴，因祭祖后马湩的分配问题与薛彻别乞长支家族（主儿乞氏）发生冲突，膳者失丘儿遭到鞭笞；主儿乞氏方面主宴者播里又纵容盗取马缰者，别里古台与之争，被播里砍伤手臂。铁木真查究此事，别里古台劝道：“虽伤了，不曾十分重，为我上头，弟兄每休恶了。”②铁木真不听，仍与主儿乞氏相斗殴，从此结下仇怨。1196 年，铁木真约请蒙古诸部攻打世仇塔塔儿人，主儿乞氏违约不至，反乘铁木真出兵之机掠其后营。于是铁木真在战胜塔塔儿后，回师来攻主儿乞氏，兼并其部众，遂得播里，欲杀之，因他是族叔，又极勇武，乃命别里古台与之角力，别里古台按其示意，将播里腰骨折断而死。

　　此后，在与札木合为首的诸部联盟作战中，在攻打泰赤乌部、蔑儿乞部和塔塔儿部各次战役中，别里古台都立有战功。1202 年，灭塔塔儿后，铁木真召集亲族会议，决定为父祖复仇，将所掳塔塔儿男子尽行屠杀，妇幼各分为奴婢。别里古台出帐后，不慎泄露了此谋，于是塔塔儿人各抽刀子，据寨拼死反抗，使蒙古人遭受很大伤亡。铁木真因此严责别里古台，不让他参与亲族机密会议，命他管治外头的事，审断斗殴、盗贼等案件，也就是担任札鲁忽赤（jarquchi，断事官）之职。《元史》本传说他“尝立为国相，又长扎鲁火赤”，其实是同一职务（元时汉人将蒙古的扎鲁忽赤称为丞相）。1203 年铁木真灭克烈部，西部蒙古强大的乃蛮部主太阳罕闻讯，决定出兵东征，声称要灭掉“歹气息，脏衣服的”蒙古人。次年春，铁木真在帖麦该川（今哈拉哈河南）召集忽里台，商议与乃蛮作战事，有人认为春天马瘦，① 《元朝秘史》第124 节。

　　② 《元朝秘史》第131 节。《元史·太祖纪》载其语云：“汝等欲即复仇乎？我伤幸未甚，姑待之。”本传所记为：“今将举大事于天下，其可以臣故而生衅隙哉！且臣虽伤甚，幸不至死，请勿治。”应待秋高马肥再进兵。别里古台说：“活着时自的伴当、弓箭若被人夺了，济甚事！男子若死，自的弓箭能与骨头一处卧呵，岂不好！乃蛮人以为国大、百姓多，口出大言，咱每乘此出征，夺其弓箭何难。若乘此出征，他的多马群岂不安然撇下？他的帐房岂不空了抛弃？他的多百姓岂不往高处躲避？被他说了这般大话，如何能安坐不动！”①铁木真采纳他的意见，立即整军迎战，大获全胜，兼并了乃蛮国土和百姓。

　　兀鲁思分封大蒙古国建立后，成吉思汗按照蒙古分家产的体例，给诸弟、诸子各人都分配了草原游牧百姓（irgen），并划定了各自的份地（nuntuq＝yurt）。据《元朝秘史》，别里古台分得1500 户①。《元史》本传则载“赐以蒙古百姓三千户”。然而，根据《史集》的记载，别里古台只是成吉思汗直属的左翼千户那颜之一，属于“恩赐”（soyurqal）管领一千户军民的官员之列，而在分给诸弟、诸子的军民中没有他的一份（qubi）②。这两者差别很大：作为千户那颜，只是大汗（或诸王）属下的世袭军民长官；如果是和合撒儿、按赤台（合赤温子）、斡赤斤一样分得了“份子百姓”（qubi-irgen）和份地，那就成为东道诸藩国（ulus）之一。诚然，别里古台不是也速该正妻所生，和成吉思汗同母弟合撒儿等人的地位有些差别，但许多史料证明，成吉思汗在分封诸弟时并没有把他排除在外。《秘史》记载说，成吉思汗在指定窝阔台作为自己汗位继承人的同时，命“合撒儿、阿勒赤歹、斡赤斤、别勒古台四个弟的位子里，他的子孙各教一人管”（《元朝秘史》第255 节）。其后，推戴窝阔台即位、蒙哥即位③的忽里台大会，别里古台都是以东道诸王一家之主的身份参加，与合撒儿等三家具有同等地位。《元史》之《宗室世系表》及《食货志·岁赐》均列有“别里古台大王位”。《史集》记载，其后裔瓮吉剌歹“现在合罕处，管辖别里古台兀鲁思”①。足证别里古台在分封时同样得到份民份地。其蒙古份地，《元史》本传记载：“以斡难、怯鲁连之地建营以居”，“居处近太祖行在所，南接按只台营地”。太祖行在应即成吉思汗大斡耳朵，在克鲁伦河上游；按只台即按赤台（阿勒赤歹），其份地在合兰真沙陀和兀鲁回河（今内蒙古在乌珠穆沁旗乌拉根果勒）地区。据此知别里古台份地在克鲁伦河中游南北，北至斡难河，东近呼伦湖，与合撒儿、斡赤斤份地接界。

　　蒙古建国以后，别里古台的活动除参加推戴太宗、宪宗即位的大聚会外，很少见于记载。1226 年成吉思汗在征西夏军中时，耶律留哥寡妻姚里氏来① 《元朝秘史》第190 节。《元史·太祖纪》载其言为：“乃蛮欲夺我弧矢，是小我也，我辈义当同死。彼恃其国大而言夸，苟乘其不备而攻之，功当可成也。”与《秘史》文意基本符合。《史集》（第1 卷第二册汉译本页203）所载与原意相差较大。

　　① 《元朝秘史》第242 节。但没有记载分给他的千户名。

　　② 《史集》第1 卷第二册《成吉思汗纪》，汉译本页373，375—378。拉施都丁还说，“［因］他是也速该另一个妻子所生，在诸兄弟中提不到他［的名字］”（同上书页73）。③ 《史集》第2 卷，汉译本页242；《元史·宪宗纪》。《史集》记载参加蒙哥即位大典的是别里古台的儿子们，但据《元史》，参加此会的是别里古台本人。

　　① 《史集》第1 卷第二册“也速该子孙系表”。

　　见，请求让入质的留哥嫡子薛阇回部袭爵（辽王），统其官民。成吉思汗许之，召薛阇谕曰：“..朕以兄弟视尔父，则尔犹吾子，尔父亡矣，尔其与吾弟勃鲁古台并辖军马，为第三千户。”（《元史·耶律留哥传》）代薛阇入质的留哥次子善哥，则奉命随从别里古台之子口温不花。可见耶律留哥所部契丹人此时已被授与别里古台管领了。时留哥家驻于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所部契丹人除聚居临潢外，还散在辽东西广宁（今辽宁北镇）等地。1231 年撒礼塔征高丽，又收回一部分契丹人，薛阇遂从临潢移驻广宁府。据此推断，别里古台的势力可能是向临潢和辽东西地区扩展了。

　　1236 年，太宗分赐诸王、贵戚中原诸州民户，别里古台得广宁府以及恩州（今山东武城东北）份民11603 户。

　　后裔事迹别里古台子女甚多，见于记载者有三子（次序按《宗室世系表》）：也速不花，事迹不详。屠寄认为《元史·宪宗纪》所载1248 年参加拔都召集的阿剌脱忽剌兀大聚会推戴蒙哥为“大汗”的也速不花就是他（《蒙兀儿史记》卷二二），似未确。其子爪都，在祖父别里古台死后继承为兀鲁思之主。1260 年，他与塔察儿（斡赤斤后王）、移相哥（合撒儿后王）、忽剌忽儿（合赤温后王）一同率东道诸王出席了开平城大聚会，拥戴忽必烈为大汗，并参加对阿里不哥的征战，因此得到大量金、银、绢的赏赐；中统三年（1262），封为广宁王，赐驼纽金镀银印；四年，又受赐牛马价银63100 两。后来他随从北平王那木罕出镇西北，至元十三年（1276）又赐银两；同年，他参与了昔里吉为首的诸王叛乱，叛乱平定后他归降世祖，塔察儿奏请将他处死，世祖念他拥戴之功，只削其王位，剥夺其所领军民，流放到汉地海岸边炎热之处，派人监视。他在流放地过着自拾柴火为炊的艰苦生活，直到死去（据《史集》）。爪都子帖木儿，《元史·英宗纪》载至治三年（1323）七月“诸王帖木儿还自云南，入宿卫，赐钞二万五千贯”，疑即是；《表》称他为“大王”，当是恢复了宗王地位。

　　口温不花，从太宗攻金，1232 年由白坡渡河后，奉命与按赤台、塔思率万余骑与拖雷军会合，参加了三峰山之战，歼灭金军。1235 年，从皇子出征宋枣阳、光化军（今属湖北）等地，获何太尉；次年，奉诏北还。1237 年，复率蒙古军及汉军张柔、史天泽等部攻宋，克光州（今河南潢川），进掠蕲州（今湖北蕲春）、随州、复州等地，直至长江边的黄州（今湖北黄冈）。此后他大概没有再统兵。1248 年，张德辉向忽必烈陈言“兵无纪律，纵使残暴”之害，建议“更遣族人之贤如口温不花者使掌兵权”，可见他治军较严，汉人也将他视为贤者。其长子灭里吉台，后裔封定王。次子瓮吉剌歹，《元史·世祖纪》载至元二十六年三月“台州贼杨镇龙聚众宁海，僭称大兴国，..诸王瓮吉带时谪戍婺州，帅兵讨平之”。当即是他，但谪戍原因不明①。《元史·成宗纪》载，元贞二年（1296）三月，“遣诸王亦只里（合赤温后王，封济南王）、八不沙（合撒儿后王，封齐王）、亦怜真、也里悭（答里真后① 屠寄认为《元史·世祖纪》所载至元十三年正月“以瓮吉剌带、丑汉所部军五百戍哈答城”，即此瓮吉剌歹。按元代蒙古人同名者甚多，若是宗室，一般加有“诸王”字样。此处未言其为诸王，未可遽定，故不取。

　　王）、瓮吉剌带并驻夏于晋王怯鲁剌（克鲁伦河）之地。”此瓮吉剌带无疑即口温不花之子。时晋王甘麻剌出镇漠北“祖宗根本之地”，统领诸王之部，而东道诸王值乃颜叛乱后地位降低，皆受晋王统辖。据此判断，瓮吉剌歹这时已恢复了管领本藩军民的地位。其子彻里帖木儿，至元二十四年（1287）曾奉旨“节制诸军”，当是参与平定乃颜之乱；据《表》他袭封广宁王，但年月失载，疑是与齐王八不沙同时受封（大德十一年，1307）。彻里帖木儿子按浑察，致和元年（1328）八月来到大都，即表示支持文宗；至顺元年袭封广宁王，赐金印。

　　罕秃忽，性刚猛，知兵，从宪宗攻蜀，多立战功；回师道经河南，招来流亡百余户，悉以入籍。1257 年宪宗曾增拨广平（今河北永年东）等处150户为其份民。子霍历极，因残疾不能出军，世祖命居恩州份地以统本藩份民，至大三年（1310）死。其后人留居当地，成为恩州的一支别里古台家族。子塔出（又译塔术），性温厚，谦恭好学，通经文。《元史·文宗纪》载，天历元年（1328）九月，“诸王塔术、只儿哈郎、佛宝等自恩州来朝”，后二人疑亦霍历极子（或孙）。又有“恩州诸王按灰”，不知所出，至元二十六年曾有旨验其部民贫者给赈，武宗、仁宗时又多次给赐金、银及米，延祐四年（1317）奉命出镇云南，后来大概回到恩州；至顺元年（1330）十一月，“坐击伤巡检张恭，杖六十七，谪还广宁王所部充军役”①。

　　① 《元史》卷十五《世祖纪》；卷二二《武宗纪》；卷二四、二六《仁宗纪》；卷三四《文宗纪》。第三章昔里吉乃颜海都第一节昔里吉合谋反叛昔里吉（Shiregi）为元宪宗蒙哥第四子，其母为蒙哥妃巴牙兀真氏。在忽必烈、阿里不哥争位之战中，昔里吉支持阿里不哥。至元四年（1263）秋，因阿里不哥势衰，与诸王玉龙答失、阿速台等来降，获忽必烈赦免。次年受封为河间王。阿里不哥之乱平定后，诸王均表示臣服，惟海都不来参加朝会，在西北与察合台汗国展开激烈争夺，并显露叛迹。为防患于未然，忽必烈派子北安王那木罕，率领大军前往西北，昔里吉亦在军中。那木罕本人和其兄弟阔阔出所统辖的忽必烈家族的属民组成中军，蒙哥和阿里不哥的子侄辈诸王等部民组成右翼集团。这些北边诸王在阿里不哥失败后被迫投降忽必烈，阿里不哥诸子保留了封地，但怨恨并未消除。至元五年，海都叛乱，举兵东进，进攻玉龙答失部民，扰乱畏兀儿地区，被那木罕北征大军击败，追至亦列河流域，立帐于阿力麻里。

　　至元十二年（1275），受命辅佐那木罕的安童突袭贵由之子大名王禾忽的军队，引起禾忽叛乱。叛军控制了河西走廊，占有斡端和可失哈耳。同年，都哇的军队兵临火州城下，围攻达6 个月之久，元军被河西叛军阻隔，得不到增援。这些动乱严重地动摇了元朝西北镇戍体系的稳定性，直至至元十三年，忽必烈灭宋后，从南方调集军队开赴漠北，进入河西，才击败禾忽。此前，那木罕军中的一些诸王们已露出骄兵难制的态势，发生拘杀朝廷使臣事件。忽必烈未举师问罪，采取和解态度，“选使往谕之”。畏兀儿人廉希贤奉使北边，“布上意，辞旨条畅”，对方“悔谢，为设宴”（《元史·廉希宪传附廉希贤传》），并赠礼物。至元十年（1273），北方诸王中已有人背叛，进攻谦州，执五部断事官刘好礼，因刘好礼善应对，方免一死。至元十三年秋（1276），因安童分配给养不公，那木罕部下的脱脱木儿率部叛逃，尚留在那木罕阵营中的昔里吉往讨①。脱脱木儿以阿里不哥失败后所受耻辱为辞煽动昔里吉叛元，并许诺事成后帝位归于昔里吉。就在拥兵将领八鲁浑、粘闿等率兵叛逃，宗王牙忽都追截的时候，昔里吉起兵发动叛乱，拘系统帅那木罕、忽必烈子阔阔出和丞相安童，擒获牙忽都，使元朝在阿力麻里镇戍的这个重兵集团顷刻瓦解。叛乱诸王拥戴昔里吉为王。

　　元廷屯驻谦州的万户晃豁坛氏伯八报知脱脱木儿等人叛变的消息。不久脱脱木儿之军袭击谦州，伯八阵亡。至元十六年，刘好礼被叛王召至谦州，次年率部出走，经贿赂叛军千户后才得逃归。

　　昔里吉、脱脱木儿等人在拘系那木罕等人以后，为增强与忽必烈抗衡的力量，争取外援，把那木罕、阔阔出送往术赤后王蒙哥帖木儿处，而安童则被送往海都处①。海都并不急于利用这个机会，而宁愿坐山观虎斗，让拖雷家① 汉文史料对脱脱木儿、昔里吉等人叛乱的时间有至元十二年（1275）、十三年、十四年等诸种不同记载。据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二《后凯歌词》自序，以十三年为是。

　　① 《史集》第2 卷，汉译本页313、317。但据汉文史料记载，那木罕并非被囚禁于钦察汗蒙哥帖木儿处，而是囚禁于海都处，与被海都扣留十余年的朝廷使臣石天麟在一起。关于此的问题的讨论，参见陈得芝：族内部自相残杀，留下安童授以官职。

　　至元十四年，昔里吉、脱脱木儿、药木忽儿、撒里蛮等集结部众，分道东进，扬言海都、蒙哥帖木儿与之联兵而来。东部弘吉剌部折儿瓦台起兵响应，并劫掠先朝武帐。岭北为之震动。撒里蛮等将兵越杭海山，东南深入今河套北，被爱不花率领的汪古部军和土土哈率领的钦察军击败，昔里吉、脱脱木儿、药木忽儿等率其主力越杭海山后继续东进，于和林北渡斡耳寒河，抵土兀剌河流域，欲与弘吉剌叛军相会。元廷调集大军很快擒获了弘吉剌部叛首折儿瓦台。以伯答儿、土土哈为首的元军于土兀剌河畔打败了药木忽儿和脱脱木儿后，与伯颜统帅的大军相会于斡耳寒河畔。元军渡河，败脱脱木儿等，原先被叛军擒获的宗王牙忽都从斡耳寒河前线脱归。由于驻守陕西的安西王忙哥剌部奉调漠北平叛，后方空虚，于是同年冬，驻守陕西行省的六盘（今宁夏固原县南）的贵由之孙南平王秃鲁起兵响应昔里吉，但很快被平定。

　　漠北失败之后，脱脱木儿、昔里吉和撒里蛮等分别向也儿的石河方向逃窜，但其势力仍然不小。吉里吉思处于叛王的控制之下，外剌等部、盘踞按台山以西的窝阔台系宗王脱忽等也支持昔里吉。十五年，岭北元军继续乘胜追击。正月，土土哈军越过按台山西，擒获叛军集团的将领扎忽台。五月，别乞列迷失将兵由和林向西北，击败外剌、宽彻哥思两部联军。同年底从征宋前线调回的大批汉军，已云集和林一带，岭北地区形势转危为安。

　　叛军的瓦解与失败十六年四月，脱脱木儿领兵南下，进袭杭海山东。元军大将别乞列迷失采纳刘国杰建议，趁其“全军而来，巢穴空虚”，径率大军直捣谦州，直至兀速地面（今俄罗斯联邦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区南部）。待脱脱木儿回军时元军以逸待劳，击败叛军，脱脱木儿所部渡河而逃，大批人马溺死在谦河之中，元军“俘获生口畜牧万计”①。十七年春，脱脱木儿纠合昔里吉、撒里蛮等拥众东来，元军别乞列迷失、刘国杰所部击败之，并沿唐五路（按即唐麓岭）追至按台山西。别乞列迷失虑叛军有伏兵，决定撤回，不久被朝廷处死。刘国杰部迫近也儿的石河，侦知当地的窝阔台系宗王脱忽与昔里吉勾结，元军偷袭得手，又乘势进攻昔里吉，再次获胜。

　　屡次失败使昔里吉集团内部诸王之间互相猜忌和怨恨，最终爆发内讧。

　　脱脱木儿在吉里吉思之战中失败，辎重遭元军刘国杰部洗劫之后，曾向昔里吉求援，未能如愿。见昔里吉实力削弱，脱脱木儿便同叛王集团中的撒里蛮结为同盟，共同反对昔里吉，他们相约事成之后帝位归于撒里蛮。此事被昔里吉的部将亦迪·不花侦知，报信给昔里吉。昔里吉征集宗王诸将的军队迫近脱脱木儿和撒里蛮等，但未能使他们屈服。昔里吉不得已宣布退位，于是诸王们如约奉撒里蛮为帝，遣使布告于术赤兀鲁思和海都处，并派军追讨泄密的亦迪·不花，迫其自杀。

　　拥立撒里蛮的行为虽然得到阿里不哥幼子明里帖木儿的支持，但并没有得到叛王集团的一致认可，阿里不哥之长子药木忽儿为反对集团的重要成员《元岭北行省建置考》（中），《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1 辑，1987 年。① 黄溍：《刘国杰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五；《元史》卷一六五《孔元传》。之一。脱脱木儿企图以武力迫使药木忽儿服从，反被药木忽儿击败擒获。药木忽儿与昔里吉议决，杀死脱脱木儿。

　　脱脱木儿被杀后，撒里蛮自知实力弱于昔里吉，自愿去帝号，被昔里吉剥夺兵权，夺去属民。撒里蛮的部下纷纷往投元军。昔里吉把撒里蛮送往术赤系宗王火你赤处，路过忽阐河下游撒里蛮辖区时为撒里蛮部下所救。撒里蛮有意投降忽必烈，袭击了昔里吉的辎重，向元军报告。昔里吉闻讯召药木忽儿共同对付撒里蛮。但诸军阵前纷纷倒戈，昔里吉和药木忽儿双双被擒。在押送往元廷的途中，因遇叛王集团同党斡赤斤后裔宗王，药木忽儿逃脱。撒里蛮受到忽必烈的礼遇，而昔里吉则被放逐到南方。

　　第二节乃颜（附脱脱）

　　关于乃颜世系乃颜（Nayan，？—1287），成吉思汗幼弟铁木格斡赤斤后王。关于他的世次，因为东西史料记载的歧异，至今难以确言。伯希和认为：“乃颜世系几乎可以肯定如下，即斡赤斤——只不干——塔察儿——阿术鲁——乃颜。”①《史集》俄译本第一卷第二分册和德黑兰波斯文刊本，则分别将乃颜世次载录如下：俄译本：斡赤斤——只不（即只不干）——塔察儿——失儿不海——阿术鲁——乃颜——脱黑台；德黑兰刊本：斡赤斤——只不（即只不干）——塔察儿——？——乃颜——脱黑台②。

　　除《史集》外，穆斯林史料《贵显世系》也将乃颜列为塔察儿后裔，这一点应当没有什么疑问③。失儿不海后来率部逃往西道诸王海都的兀鲁思，时间大概是在乃颜之乱失败后，此人当拉施都丁撰写《史集》时仍然在世。《贵显世系》所载塔察儿后人中也有他。至于阿术鲁，按《元史·宗室世系表》，实为只不干兄斡端的长子，与塔察儿是堂兄弟④。他之羼入塔察儿世系，当是由于他继塔察儿之后担任过斡赤斤兀鲁思的汗。因此，乃颜的世系应当是：塔察儿——失儿不海——乃颜——脱黑台。失儿不海一支或即因乃颜叛乱而不显，故未见于《元史·宗室世系表》。

　　举兵称乱及其败亡见于文献的乃颜最早的活动，是在至元七年（1270）元军在木华黎后人头辇哥指挥下进征高丽时。他继族祖阿术鲁担任斡赤斤兀鲁思汗的年代，大约是在至元二十年前后。除了漠北份地以外，斡赤斤诸王与元廷争夺对辽东地区控制权的斗争，在乃颜时期日趋尖锐。随着乃颜反状日益明显，元廷越来越担心治理辽东政事的宣慰司“望轻”，不足临镇一方，因此在至元二十三年（1286）二月罢山北辽东道、开元等路宣慰司，将辽东的地方行政机构升格为“东京等处行中书省”（治今辽宁沈阳市）。翌月，又北徙东京省治于咸平（今辽宁开原县）。东京行省虽然不满半年即撤销，但仍然引起乃颜的不满。次年四月，他联合合撒儿后王势都儿、合赤温系诸王哈丹秃鲁干等，在漠北份地举兵反元。叛军的活动，西面直达土拉河中游，东面则从大兴安岭东麓洮儿河地区及松嫩流域向水达达居地乃至辽河流域扩展。这时候，元朝与西北诸王海都、都哇的战争正在金山一线处于胶着状态。为防止东、西道诸王夹攻岭北、连兵南下的危险，镇守漠北的北安王那木罕所部土土哈从驻地东行，“疾驰七昼夜”，在土拉河挫败乃颜叛党西掩的兵锋，接着又沿① 伯希和：《马可波罗行记注》，页788。

　　② 《史集》第1 卷第二分册，汉译本页60 后插页；德黑兰刊本页217。

　　③ 韩百诗：《元史宗室世系表译注》页39。

　　④ 《史集》德黑兰刊本也将阿术鲁列入斡赤斤后裔名单，但未把他排在塔察儿一支的世系中，与汉文史料颇有相合之处。

　　克鲁伦河而下，破其后续部队万余骑。乃颜试图争取西道诸王接应，由东向西打通岭北，占领“国家根本之地”的战略计划，在叛乱之初即告失败。大约与土土哈断然发兵东进同时，忽必烈决定亲征乃颜。二十四年五月，他自率博罗欢所领五部军及李庭所领诸卫汉军，由上都经应昌（旧城在今内蒙达来诺尔西南），沿大兴安岭西麓北上。北征蒙古军主力由玉昔贴木儿率领，与忽必烈分道行进。六月初，忽必烈抵达撒儿都鲁之地（当即今呼伦湖东南的沙尔土冷呼都克）。元军在这里先后与叛将黄海、塔不台、金家奴等叛军“众号十万”遭遇。元军在数量上居于劣势，忽必烈却贸然乘象舆临阵，“意其望见车驾，必就降”。但叛军强弓劲射，悉力攻击象舆。忽必烈被迫下舆御马，命元军固营自守，不复出战，疑惑叛军。至夜，李庭持火突袭敌阵。叛军惊溃，忽必烈转危为安①。在漠北地区乘象督战是一件空前绝后的事情，因此这个细节也被穆斯林史籍和欧洲人马可波罗记录下来了②。

　　撒儿都鲁之战后，元军进至乃颜之地，留下部分军队镇守哈尔哈河，复选精骑扈驾，至失剌斡耳朵（译言黄帐，即斡赤斤后老营）。据王恽《东征诗》，当忽必烈“长驱抵牙帐”时，“巢穴已自空”。元军在这里获乃颜丢弃的“辎重千余”。率领蒙古军主力的玉昔帖木儿在击败叛玉哈丹后，也赶到这里与忽必烈会师。

　　这时候，乃颜已东撤到大兴安岭西侧哈尔哈河与诺木尔金河交汇处以东三角地带的不里古都伯塔哈山地（蒙语borgutuboldagha，译言“有鹰山”）③。该山位于联结大兴安岭东、西两侧的交通枢纽地带。元军在玉昔帖木儿指挥下追踪乃颜，寻求与之决战。玉昔帖木儿以钦察将领玉哇失为前锋，突骑先登，陷阵力战，以后军继之。叛军溃散。乃颜仓皇出逃，至失列门林之地为元军追擒。忽必烈很快处死了乃颜。据马可波罗说，乃颜是按照蒙古人传统的“教杀时血不教出”的方式来受刑的，即经捆绑后裹进毡毯，然后被反复拖曳抛甩，受簸震至死。据《东征诗》，乃颜被杀后，“死弃木脔河，其妻内一泓”。此处“木脔”是蒙语muren 音译，意为“河”。这个木脔河，与失列门林所指，当即一地。一般认为，失列门林是蒙语siramuren 音译，意谓“黄河”，即今西拉木伦河。

　　擒获乃颜后，玉昔帖木儿领军又折回哈尔哈河，扫荡呼伦贝尔草原。元军逆亦迷河（今伊敏河）而上，北至海剌儿河（即海拉尔河）“溯河而上，战于札剌马秃（今海拉儿市西面的扎罗木得）。之后，元军又东逾大兴安岭北端蒙可山，追乃颜残众至嫩江。九月，玉昔帖木儿师还。忽必烈本人在元军擒杀乃颜时，则应已从哈尔哈河逾大兴安岭缓缓东行，此后即经由辽东班师。

　　元军在至元二十四年的军事行动虽然取得很大的成功，但未能完全镇压东道叛王。逃窜到嫩江、黑龙江地区的合赤温系诸王哈丹秃鲁干，索性以该地为其新地盘，率余部继续与元廷相对抗。至元二十五年，忽必烈命皇孙铁① 郑元祐：《岳铉行状》，《侨吴集》卷十二；《元史》卷一六二《李庭传》。王恽《秋涧集》卷五《东征诗》有“夜半机石发，万火随雷轰。少须短兵接，天地为震惊，前徒即倒戈，溃败如山崩”等句，当即描写此段。

　　② 波义耳英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298；《马可波罗行记》，伯希和、穆勒英译本，页197。③ 这个地各，在清代用满语译为“额尔占布尔古特图阿林”，即kaljan burgu-dtualin，译言脱鹰山。见乾隆《内府舆图》七排东一；康熙《皇舆全览图》二排二号。

　　穆耳（即后来的元成宗）、大将玉昔帖木儿再度出征。战火从大兴安岭东西两侧一直延烧到高丽境内。直到至元二十八年末，元军方始最终扑灭乃颜之乱的余烬。

　　乃颜死后，参加叛乱而为元军俘虏的斡赤斤后王部众，多被没入国家版籍，有些还被强行徙置江南。元廷并在“乃颜故地”立肇州城（在今黑龙江肇州西南、松花江畔），迁西北吉里吉思等部东居，又组织当地各族部众在该地区开垦。但是，未直接参与叛乱的斡赤斤系诸王所部，并未被元廷全部褫夺。塔察儿长子乃蛮带（乃麻歹），还率部参加了至元二十四年之后元军讨伐哈丹秃鲁干的战争。他在至大元年（1308）受封为寿王①。这时斡赤斤后王的大帐，可能就从大兴安岭之西的呼伦贝尔草原迁到了辽东。乃蛮带之后的斡赤斤后王，则是他的孙子脱脱。根据马可波罗的记载，乃颜举兵反元时，曾将十字架徽记标上自己的战旗，在他的军队中有大量基督教信徒。元赵世延《应昌路曼施山新建龙兴寺记》述及忽必烈出征乃颜之事时，谓乃颜“离佛正法”①。另一则汉文史料也提到“叛始由惑于妖言，遂谋不轨”②。元代蒙古人中间信奉聂思脱里教的人数相当多。因此，所谓“离佛正法”的“妖言”，在这里很可能就是指的被乃颜利用来进行反元动员的聂思脱里教。脱脱脱脱（Toqto？—1328），塔察儿长子乃蛮带孙。乃蛮带所继承的斡赤斤系份地，似乎位于辽东。他不但没有参与他的兄弟失儿不海及其子乃颜发起的反元叛乱，并且率部加入了元朝平定哈丹秃鲁干的战争。因此乃蛮带一支的势力并未由于乃颜之乱的牵连而受到削弱，反而取代乃颜而成为塔察儿后裔中最有影响的宗王。祖父乃蛮带掌管斡赤斤家支的时期，脱脱已经成为相当活跃的人物。元廷徙至东北的西北林木中百姓，有一部分即归脱脱所有。大德末，他还遣人拘括被忽必烈划归元廷版籍的乃颜叛众。

　　乃蛮带大约死于武、仁两朝交替前后。他死后继任斡赤斤兀鲁思汗的，当即脱脱。延祐三年（1316），脱脱受封为辽王。乃蛮带的寿王之印，则由其后裔中其他人袭受①。

　　脱脱在仁、英两朝，以“位冠宗室”的地位，肆行威福。至治末年，他矫旨擅杀宗亲百余人，分其羊马畜产。泰定帝即位后，不顾廷臣反对，对他实行宽宥，予以厚赐，放还辽东。泰定五年（1328），泰定帝死于上都。图帖睦尔（即后来的文宗）据大都称帝；泰定帝亲信大臣及东藩诸王中大多数人则拥立皇太子阿剌吉八于上都。脱脱是以梁王王禅、权臣倒剌沙为首的上都集团中的骨干成员。

　　① 《元史》卷一○八《诸王表》；卷一○七《宗室世系表》。《史集》也提到过塔察儿有一个儿子叫乃蛮台。

　　① 见《口北三厅志》卷十三《艺文》二。

　　② 《元史》卷二○三《靳德进传》。赵孟頫《靳德进墓志铭》则记作：“叛王惑妖言，致谋不轨”，见《松雪斋集》卷九。

　　① 《元史》卷三五《文宗纪》四，至顺二年（1331）三月寿王脱里出等七部之民居辽阳境者告饥。这个脱里出，应为乃蛮带后人。卷一○七《宗室世系表》将“寿王脱里出”记为斡赤斤之子，即乃蛮带从祖，恐误。

　　在上都集团倾巢而出进攻大都时，脱脱与倒剌沙留守上都。这时驻守辽东的东路蒙古军元帅不花帖木儿倒向大部，领兵袭攻上都。脱脱在上都失守时，被齐王月鲁帖木儿（合撒儿系诸王）斩杀于军中。

　　脱脱有子名八都。他在父亲败死的翌月，曾聚党剽掠，活动在宣德（今河北宣化）一带。文宗第二次即位以后，命牙纳失里袭封辽王，以辽王脱脱印赐之。元代最后一位辽王，就是元亡后投降明朝，并被明廷就用为泰宁卫指挥同知的阿札失里。牙纳失里与阿札失里两人的世系俱不详。

　　自脱脱以后，辽王的营幕地，应当就在辽阳行省的元泰宁路境内。该路在《元史·地理志》中被载录于中书省直辖的地区内。但据《经世大典·站赤》，在辽阳行省辽东道宣慰司所辖驿站中，有泰州站②，其所在地正是日后建置泰宁路时的路治。《元史》卷二五《仁宗纪》二更明确地称该地为“辽阳省泰州”。可见从至元年间直到延祐时期，这里始终隶属辽阳行省。明初此地的蒙古部众降附后，被就地改编为泰宁卫。不仅统率该卫的指挥同知阿札失里被当时文献称为“故元辽王”，泰宁卫的蒙古名称“往流”、“罔留”，也表明这一部分蒙古人众原来是“属于王的人民”，亦即辽王部民①。这就是说，到元代中期以后，斡赤斤兀鲁思汗的大帐，一直是在大兴安岭东麓的洮儿河流域。

　　② 《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二引《经世大典·站赤》。

　　① 往流、罔留为蒙语ongli’ut 的音译，译言“属于ong（王）的人民”。参见韩儒林：《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穹庐集》。

　　第三节海都聚集兵力，称雄西北海都（Qaidu，1234—1301）②是窝阔台乃马真后第五子合失之子。成吉思汗死后，其斡耳朵仍旧维持，海都自幼生长在那里。在元宪宗蒙哥即位风波中，他没有参与谋叛活动。宪宗即位后，于次年得海押立以为份地。海都对窝阔台家族汗位被夺十分不满。1256 年，蒙哥遣石天麟出使海都，为其长期扣留于海押立。海都于其地逐渐聚集兵力达二三千人。

　　蒙哥死后拖雷家族内爆发忽必烈、阿里不哥争位之战时，执掌窝阔台兀鲁思的为乃马真后少娣及贵由之子大名王禾忽，他们与背叛阿里不哥的察合台兀鲁思汗阿鲁忽一起同忽必烈结盟。海都力量尚小，加入了阿里不哥的阵营。中统年中，阿里不哥率兵入西域，讨伐阿鲁忽。禾忽与阿鲁忽联兵抵御，为阿里不哥所败，窝阔台汗国大斡耳朵撤出叶迷立-火孛地区，汗国内部亲阿里不哥的势力占了上风，海都成为窝阔台汗国之主。阿里不哥失败后，海都利用忽必烈倾全力灭宋，无力西顾之际，拒不参加诸王朝会，继续与忽必烈为敌，他逐渐把窝阔台系宗王的力量聚集在自己周围。

　　原先受阿鲁忽压迫的术赤家族的势力卷土重来，与察合台汗国在讹打剌发生冲突。海都利用这个机会来壮大自己，采取与钦察汗国结盟的方针，集中力量对付阿鲁忽。这样，在阿里不哥之乱刚结束时，在忽阐河以东草原就出现了以察合台汗国为一方，以钦察汗国和窝阔台汗国为另一方相争的局面。海都与阿鲁忽对垒，双方发生了冲突，海都战败，向别儿哥求助。别儿哥要萨满为他卜测凶吉，萨满告以大吉。于是别儿哥允诺以人力和财力援助海都。海都得援助后，复与阿鲁忽作战，杀其大将。阿鲁忽再以宗王率大军应战，击败了海都。此战发生的时间，据宏达迷儿记载，在阿鲁忽去世前一年①。

　　塔剌思忽里台盟会阿鲁忽死后不久，海都利用木八剌沙初立之际，夺取了察合台汗国大斡耳朵驻地亦列河流域阿力麻里一带及整个忽阐河以东塔剌思河、垂河流域的肥美草原，势力开始强盛。1268 年，他开始与察合台兀鲁思汗八剌在忽阐河中游展开激烈争夺。八剌设置伏兵，击败了海都。消息传到钦察汗蒙哥帖木儿处后，他立即派出其叔别儿哥察儿率5 万骑卒增援海都，使海都得以收集溃军，举兵再战，终于获胜。八剌被迫向西退入阿姆河以北地区。为挽救败局，阻击海都和别儿哥察儿的追击，八剌在撒麻耳干和不花剌两城大肆搜括，筹集军资。海都为保存阿姆河以北地区免遭战祸，建议八剌和谈，为八剌所接受。1269 年春，海都、八剌和代表钦察汗蒙哥帖木儿的别儿哥察儿聚议于② 据扎马剌·哈儿昔记载，海都卒于回历701 年（1301 年9 月6 日—1302 年8 月26 日），时68 岁。参见华涛汉译本，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1 辑。由此推算其生年应为1234 年。① 宏达迷尔称，阿鲁忽逝于回历662 年（1263—1264），误。据《史集》记载，在玉龙答失投降忽必烈，阿鲁忽乘机攻阿里不哥的次年，即中统二年（1265），阿鲁忽死去。支持拉施都丁这一说法的还有《木阴历史选》：“在回历664 年（1265—1266），他由于生病自然地死去，他的墓地在阿力麻里。”塔剌思附近的草原。到会诸王结成按答，决定共同反对占据蒙古国东西两端的拖雷家族，由三方分享阿姆河以北地区的赋税收入：阿姆河以北地区的三分之二属于八剌，海都和蒙哥帖木儿分享其余。三方约定采取措施保护阿姆河以北地区的经济：蒙古诸王的军队不得毁坏城市农田，必须驻在远离农耕城郭地区的山区或草原，窝阔台汗国的军队驻守在察合台汗国的牧场与阿姆河以北中心城市之间，防止察合台汗国的军队违约进入上述地区；三方均不得在固定的份额以外再滥收捐税①。

　　塔剌思忽里台大会决定，察合台汗国可越阿姆河南侵，向伊利汗国掠夺土地人口，海都则提供兵员支持。1270 年八剌发动入侵伊利汗国之战，海都派出宗王察八惕和钦察率军支援，并授意他们相机撤回。西征军攻入呼罗珊后，察八惕和钦察先后退回，使八剌孤军深入，最后被阿八哈战败。

　　八剌在也里城下战败后，察合台、窝阔台两汗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双方名义上还互称安答，但实际上八剌的军队给养，一切仰赖海都，海都也如主子对待附庸一样，对八剌下达指令，为他划定驻冬区域。八剌得到海都的给养后，重新聚集力量，于次年出动人马进至察赤之地，追讨企图投奔忽必烈的诸王，并派其弟牙撒兀儿出使海都要求援助。海都下令囚系牙撒兀儿，召集诸王大将历数八剌的“罪恶”，拟定乘机以武力解决八剌的计划，暗中调集军队，借口前来增援向八剌驻地开进，很快包围八剌的营帐。回历670 年初（1271），八剌因心悸发作在海都到来的当夜死去。八剌死后，察合台汗国迅速衰落，察合台后裔诸宗王向海都表示臣服。海都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变察合台汗国为附庸，择定撒班之子聂古伯立为汗。阿鲁忽诸子、术伯、合班与八剌诸子对海都所为不满，在不花剌到忽毡之间的地区进行反抗活动，被海都击败。术伯和合班反抗海都失败后投向元朝，受命驻防西疆，一直受到信用。

　　举兵反叛在向西争霸的同时，即至元五年（1268），海都举兵反忽必烈，从阿力麻里东进至按台山，进攻依附于玉龙答失的纳邻部民。受到那木罕的迎击。那木罕获胜后，即向西发展，占据阿力麻里，海都继续向西溃逃二千余里。至元八年（1271），那木罕建幕廷于阿力麻里。忽必烈为控制这一地区不断增强那木罕的力量，除了补给装备之外，还于至元十二年春诏丞相安童“以行中书省枢密院事从皇子北平王出镇北围”①。大军出动之前，忽必烈派昔班出使海都，诱使海都同意罢兵置驿，但丞相安童违约对窝阔台后裔宗王禾忽发动突袭，尽获其辎重，迫使禾忽举兵叛乱，切断河西通达西域的道路，占领今天山以南地区。同年（1275），都哇率大军围攻火州城，因河西交通为禾忽叛军阻断，斡端和可失哈耳等地也陷于禾忽之手，元廷无法增援。火赤① 《史集》第3 卷俄译本，页107—111；《瓦萨甫史》第1 卷德译本，页130—132。塔剌思大会是一次没有大汗或朝廷代表参加的、西北诸王为调停他们之间的纷争及划分势力范围而举行的忽里台大会。会上西北诸王的发言中所表达的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同样尊荣，应该各有兀鲁思的想法，清楚地表现出阿里不哥之乱结束后，立足于西域的术赤、窝阔台、察合台三系宗王对蒙吉国前途的看法，这是标志着蒙古国最终分裂的一次重要事件。

　　① 元明善：《丞相东平忠宪王碑》，《元文类》卷二四。

　　哈儿亦都护只得纳女求和。

　　次年，驻守在阿力麻里的元军中的以昔里吉为首的一些诸王，因丞相安童分配给养不均，发动叛乱，械系忽必烈之子那木罕和丞相安童，把安童送赴海都处、那木罕送赴蒙哥帖木儿处囚禁起来，企图与海都结盟。但海都按兵不动，打算坐收渔利。这一年，昔班再次出使海都，召海都入朝，并威胁“苟不从”，将出动“诸王蕃卫之兵”征讨。海都“辞以畏死不敢”。时忽必烈正忙于灭宋，没有足够的力量用兵于西北，派出铁连出使海都。铁连归来后报告：“海都兵繁而锐，不宜速战，来则坚垒待之，去则勿追，自守既固，则无虞矣”（《元史·铁连传》）。此议得到了忽必烈的批准。这就定下了元朝承认海都在扩张过程中获得的权益，不主动对海都采取重大军事行动，而在西北地区取守势的基本国策。在昔里吉侵入漠北时，海都坐观其变，至元二十一年（1284），海都还主动放回被扣押于其处的皇子那木罕和丞相安童，以表示和平的诚意。

　　禾忽叛乱以后，海都已把天山以南诸绿洲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与元朝展开了反复争夺，元廷也无意轻易言退。至元十三年（1276）朝廷又开始向斡端一带派出驻军。元灭宋后，朝廷腾出手来对付西北叛王，至元十五年（1278）元戍军在阿老瓦丁的统领下再度回到斡端。至元中，元廷不断对斡端一带戍军补给军事装备，增派援军。因为沿天山南麓的道路为海都切断，为了保证与内地的交通，除了原有的水路驿站外，元廷于至元十九年（1282）九月设罗卜等驿站，使河西西行至罗卜，沿今车尔臣河行，顺今塔里木盆地南沿至斡端的道路畅通。至元二十三年（1286）元廷又在这条驿路沿线设立了怯台、阇缠等站，进一步改善交通条件。元廷的这些措施未能阻止海都对斡端一带频繁袭扰。《元史》记载，至元十八年（1281），刘恩奉命进驻斡端，次年又有诸王合班、元帅忙兀带、不花帖木儿等至其地，这几支军队曾在当地与海都集团中以兀庐、玉论亦撒、八巴等人为首的军队反复作战，并得到元廷的援兵，终因不敌，于至元二十年（1283）冬左右被迫撤回内地。至元二十六年（1289），朝廷决定放弃斡端。海都在西北地区的势力日益增长，而元朝又难以在今塔里木盆地西南缘绿洲地区维持一支大军防其入侵，这是元廷从斡端撤出的主要原因。

　　在元朝大力向西发展的时代，汉文史料上经常出现斡端、可失哈耳等地名，而这一时期这些地名在穆斯林史料中则很少出现。元朝退出斡端后，这一带的地名又重新在穆斯林史料中出现。据札马剌·哈儿昔记载十四世纪初，海都曾命麻速忽后裔治理可失哈耳。汉文史料和穆斯林史料对这一地区记载的时间上的互相衔接，正反映了元朝与西北诸王对这一地区统治权交替的历史事实。

　　争夺漠北的失败至元二十四年（1287）的东道诸王之乱，是海都彻底改变坐观漠北形势变化的契机。这年乃颜起兵叛乱，海都允以10 万骑兵相助，但未能实现。次年乃颜同党哈丹再叛，海都大将暗伯率兵越按台山，进犯叶里干脑儿（今蒙古西部艾里克湖），遭到元军将领阿里带的坚决抵抗。同年12 月，海都军再次进攻，仍被元朝守军击退。至元二十六年（1289），昔里吉余党药木忽儿与明里铁木儿和海都联合，大举入侵漠北，攻占吉里吉思和漠北大片土地，迫近和林。元朝和林守臣陷于惊恐之中，北安王那木罕下令弃城，至忽必烈亲征后方才收复和林。二十七年（1290），药木忽儿等进攻那木罕驻地，元将朵儿朵怀败绩叛变。次年，元朝将钦察亲军投入漠北西部战场，兵锋直达吉里吉思之地。此后，海都军在杭海岭、按台山屡为伯颜所破。至元三十年（1293）伯颜离任前诱敌深入，再次取胜。次年元钦察亲军控制了吉里吉思之地，元军再西行进入撒剌思河、阿雷河流域，并沿此两河而下直至亦必儿、失必儿之地。成宗即位之初，海都营垒中的药木忽儿与朵儿朵怀降元。

　　海都向漠北扩张之时，为其势力极盛期。在南方，海都之子撒班统辖的5 万大军镇守今阿富汗之地，与印度相望。在呼罗珊方向，1289 年伊利汗国大臣阿儿浑之子那兀鲁思背叛伊利汗国，失败后投奔海都。在北方，当时钦察汗国东部的白帐汗国发生分裂，其国宗王古亦鲁克（Kuiluk）为争夺汗位投靠海都、都哇。白帐汗伯颜（Bayan）受到海都、都哇的军事压迫，于成宗登基之初，向元廷遣使求援。海都为避免两面受敌，派己子不颜察儿和沙等人驻守在伯颜与元朝控制地区之间，以切断双方的联系。

　　大德三年（1299）元成宗下诏改组漠北元军指挥系统，命海山出镇漠北。大德四年（1300），元出动大军西击海都。8 月，海山“与海都军战于阔别列之地，败之”，元军乘胜西进。12 月，“军至按台山”①。大德五年（1301），海都约都哇会攻驻营于按台山的元军，双方于帖坚古山一带发生激战。帖坚古山会战是元朝对海都、都哇进行的一场决定性大战。元朝出动了几乎所有驻在漠北的精锐之师，未能击败海都、都哇。元军从帖坚古山战场撤退时，海都尾追而来，元军惊慌失措，弃守和林。战后海都从前线返回，不久于也儿的石河上游之泰寒泊因病死去。

　　① 《元史》卷二二《武宗纪》，并见姚燧；《乞台普济先德碑》，《牧庵集》卷二六。第四章木华黎速不台哲别第一节木华黎（附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

　　开国功臣木华黎（Muqali，1170—1223），又作木合黎、模合里，蒙古札剌亦儿部人，世居阿难水（即斡难河，今蒙古鄂嫩河）以东，世代为蒙古孛儿只斤氏贵族的臣仆。其父孔温窟哇，从铁木真平定蔑儿乞部，出征乃蛮部，屡立战功。在乃蛮军队追赶下，铁木真马毙，孔温窟哇以坐马接济铁木真，以身阻挡追骑而死。

　　孔温窟哇有子五人，木华黎为其第三子。木华黎“虎首虬须，黑面”①，“沉毅多智略，猿臂善射，挽弓二石强”（《元史·木华黎传》）。约在1197年，孔温窟哇将木华黎和不合两个儿子送给铁木真做“梯己奴隶”。后来，他与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一起，以忠勇辅佐铁木真，号称“掇里班·曲律”（dorben-kuluhud），意为“四杰”。

　　铁木真有一次与塔塔儿部对阵失利，适逢大雪，丢失牙帐，卧草泽中，木华黎与博尔术站在雪中整夜张毡遮蔽。又有一次，铁木真等三十余骑行经溪谷，遇寇突袭，箭下如雨，木华黎引弓，三发射中三人，并解马鞍屏卫，终于将寇击退。为声援克烈部王罕。铁木真派木华黎等与乃蛮部战，获胜。1203 年，铁木真与王罕分裂，双方大战，铁木真先败后胜，反击时，木华黎奉命选精骑夜袭王罕营盘，王罕败逃，后被乃蛮部人杀死。

　　在铁木真统一蒙古高原各部的战争中，木华黎已经战功卓著。1206 年，铁木真建大蒙古国，称成吉思汗，分封九十五个千户，木华黎名列第三，他的封地可能在后来的上都（在今内蒙正蓝旗）一带。成吉思汗对有殊勋的伴当给予殊赏，他对木华黎降旨说：“忽图剌合汗即位，在豁儿豁纳黑主不儿地方的繁茂的树下欢舞时，你预告了上天的神示，如今果然应验，我已即了大位。”①封木华黎为国王，并为左手万户，即管辖东边直至哈剌温只都山（今大兴安岭）地方的万户。成吉思汗对木华黎等受封功臣们说：“国内平定，汝等之力居多。我与汝犹车之有辕，身之有臂也。汝等切宜体此，勿替初心。”（《元史·木华黎传》）

　　从太祖南征1211 年，木华黎随成吉思汗攻金。这年秋天，蒙古主力军连下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昌州（今河北张北九连城）和抚州（今张北），木华黎正在军中。自抚州南下时，金招讨使九斤（即纥石烈执中）、监军蒲鲜万奴等率大军，号称四十万，列阵于野狐岭北。木华黎说：“彼众我寡，弗致死力战，未易破也。”当即策马横戈，大声呼喊，攻入敌阵。成吉思汗遂麾军齐进，大败金兵，追击到浍河堡，僵尸百余里。此战，歼灭了金军的精锐部队。第二年，木华黎率军克宣德州（今河北宣化）、并进攻德兴府（今河北涿鹿）。① 《东平王世家》，转引自苏天爵撰《元朝名臣事略》卷一《太师鲁国忠武王》。① 《蒙古秘史》第206 节。

　　1213 年秋，成吉思汗分兵三道，攻掠黄河以北、太行东西各地。木华黎隶于成吉思汗与拖雷的中军，经涿州（今河北涿县）、霸州（今河北霸县），进略棣州（今山东惠民）、滨州（今山东滨县北）、益都府（今山东益都）和密州（今山东诸城）等地。兵临涿州，史秉直、史天倪、史天泽父子与萧勃迭率众归降，木华黎承制任命史天倪、萧勃迭为千户。

　　1214 年春夏之际，木华黎从成吉思汗围困燕京，迫金宣宗遣使求和。同年十月，木华黎奉命征辽西和辽东。当时，他手中已有一支由史天祥、萧也先指挥的契丹、汉军。他们进军至高州（今辽宁赤峰东北），卢琮、金朴以城降。不久，锦州（今辽宁锦州）张鲸杀金节度使，自立为临海郡王，遣使来降。

　　1215 年二月，木华黎攻金北京（今辽宁宁城西），金守将银青率众二十万迎战，败退守城，为其将杀死，乌古伦寅答虎等以城降。木华黎原想坑杀降将，萧也先劝说：“北京是辽西重镇，应当进行安抚以笼络人心。如今敌人一投降就坑杀，以后怎么会有投降者？”木华黎听从了这个劝告，以寅答虎留守北京，并以兀叶儿为北京总管都元帅进行镇守。接着，兴中府（今辽宁朝阳）吏民杀金同知兀里卜，土豪石天应被推为帅来降，木华黎任他为兴中尹、兵马都提控。

　　这年四月，成吉思汗诏木华黎以张鲸总北京十提控兵，从夺忽阑彻里必南征。木华黎密察张鲸图谋反叛，令萧也先监其军。军进至平州（今河北卢龙），张鲸果然称病逗留，谋叛遁去，萧也先将张鲸捕杀。其弟张致遂叛据锦州，占有平、滦、瑞、利、义、懿、广宁等州。木华黎率领蒙古不花、兀叶儿等出军讨伐，逐一收复。七月，红罗山寨主杜秀降，木华黎奏任他为锦州节度使。八月，木华黎遣史进道等攻克广宁府（治今辽宁北镇）。

　　1216 年春，张致攻占兴中府。木华黎先遣兀叶儿等攻溜石山堡，下令说：“你们急攻溜石，叛敌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断其归路，可以一战而擒获张致。”遂令蒙古不花屯永德县（兴中府以南偏东约八十里）东伺侯。张致果然遣张鲸子东率兵来援，木华黎麾军在神木县（兴中府以南偏西约百里）东进行夹击，大败敌军，斩杀张东，遂由开义县（在锦州东北）进围锦州。张致守城月余，杀败将二十余人，军心动摇，其监军高益缚张致出降。木华黎诛杀张致，接着，又杀广宁降将刘琰、懿州降将田和尚。木华黎说：“此叛寇存之无以惩后。”对这些叛寇所占城市的居民，除工匠优伶外，也一概屠杀。进而又攻拔海州（即澄州，今辽宁海城）、复州（今辽宁盖县西南）和苏州（即金州，今辽宁金县），斩金将完颜众家奴。咸平宣抚蒲鲜万奴等率众十余万遁入海岛。

　　统领攻金1217 年八月，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赐誓券，“子孙传国，世世无绝”。成吉思汗分兀鲁、忙兀、弘吉剌、亦乞列、札剌亦儿五部军、汪古军以及契丹、女真、汉军共约十万军队，隶属于木华黎麾下。其主要将领有怯台、木哥汉札、按赤、孛徒、带孙、火失勒、按察儿、孛罗、笑乃台、不里海拔都儿、阔阔不花、兀叶儿、萧勃迭、耶律秃花、刘伯林、史天倪和萧也先等。成吉思汗下谕说：“太行之北，朕自经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将继续征金之事交给了木华黎。成吉思汗还赐以九斿大旗，谕告诸将：“木华黎建此旗以出号令，如朕亲临也。”木华黎随即建都行省于燕京（今北京），向燕南、山东进军。到年底，已攻占大名府，且东向平定益都、淄州（今山东淄博南约四十里）、潍州（今山东潍坊）、密州、莱州（今山东掖县）和登州（今山东蓬莱）。

　　1218 年，木华黎从燕京西出西京（今山西大同）经略河东（今山西境内），由太和岭攻入雁门关，连下代州（今代县）、忻州（今忻县）、太原府、汾州（今汾阳）、霍州（今霍县）、潞州（今长治）、泽州（今晋城）和平阳府（今临汾）。

　　1219 年，木华黎遣萧特末儿等从西京出朔州（今朔县），攻下岢岚州（今岢岚）；遣谷里夹打等攻下石州（今离石）、隰州（今隰县）和绛州（今新绛）。至此，木华黎已占有河东绝大部分地方。他在平阳屯驻重兵，以拓跋按察儿为前锋元帅，以李守忠权河东南路帅府事。

　　1220 年，木华黎经略河北西路。他行军至满城（今河北满城西），金真定府主恒山公武仙出降。木华黎以史天倪权知河北西路兵马事，以武仙为副。史天倪劝说：“今中原粗定，而所过犹纵兵抄掠，非王者吊民伐罪之意”。木华黎遂下令禁止剽掠，所得老幼，都遣归田里，“军中肃然，吏民大悦”①。大军又南下攻克邢州（今河北邢台）、滏阳（今河北磁县）、相州（今河南安阳）、林州（今河南林县）。此时木华黎有“仁厚不杀”的名声，金方归降者增多。

　　这年秋，木华黎进驻济南，东平严实籍所隶彰德、大名、磁、铭、恩、博、滑、浚等府州三十万户归降。黄龙岗之战，木华黎麾下蒙古汉军大败金兵，继克楚丘，进围东平。这时，蒙古不花一军又攻下怀、孟、卫等州。木华黎遂将攻取东平战事交给严实，以严实权山东西路行省，留梭鲁忽秃以蒙古军三千屯守，自身北还，趋攻洺州（今河北曲周西南等地）。临行，他告诫严实：“东平粮尽，必弃城走，果若如此，你即入城安辑，勿苦郡县，以败乃事。”

　　1221 年四月，东平粮尽，金行省忙古弃城出奔，受到梭鲁忽秃邀击而逃遁。严实进入东平，在这里建立行省。当时木华黎弟带孙攻洺州未下，遂遣石天应相助攻克。五月，木华黎驻于野狐岭北。六月，宋涟水忠义统辖石硅来降，以硅为济、兖、单三州总管。不久，益都张琳也来降，以琳为山东东路益都、沧、景、滨、棣等州都元帅。郑遵以枣乡、蓨县降，以遵为节度使、元帅。

　　八月，木华黎至天德军（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由东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县）渡过黄河入西夏境内，夏国李王请以兵五万归属。十月，南下进入葭州（今陕西佳县），以石天应权行台兵马都元帅。从葭州南下，经略陕北，先攻取绥德、保安（今志丹）进而指向延安。在延安城东十五里山谷间，木华黎允准蒙古不花三千骑兵以伏兵大败金行省完颜合达三万大军。合达走保延安，木华黎围攻不下，向南攻克洛川（今洛川东北）、鄜州（今富县）、坊州（今黄陵）、丹州（今宜川）。此时，木华黎闻知金兵复取隰州，遂由丹州渡河而东，再克隰州，并留合丑镇守石、隰间，以田雄权元帅府事。南宁赵拱在1221 年奉使蒙古国，在燕京见到木华黎。他在《蒙鞑备录》一书中记木华黎“十年以来，东征西讨，威震夷夏。征伐大事，皆决于己，① 《东平王世家》。

　　故曰权皇帝，衣服制度全用天子礼”。又记“国王每戒所部将士如己兄弟，只以小名呼之，不许呼他国王”。

　　1222 年七月，木华黎令蒙古不花率军出秦陇，以张声势，并侦察山川险夷。他亲率大军出云中（今大同）攻下孟州（隶太原府）、晋阳（隶太原府）、霍邑（今山西霍县）等地。十月，木华黎经绛州攻拔荣州（今河津西南），占有河中府，以石天应权河南北路陕右关西行台，扼守此军事要害。接着，大军渡河西进，攻下同州（今陕西大荔）、蒲城（今陕西蒲城），直趋长安。金京兆行省完颜合达拥兵二十万固守长安，木华黎未能攻下，遂分兵六千屯守，又以兵三千断住潼关，亲率大军西进，连克乾、汾、泾、原等州，急攻凤翔。但攻凤翔月余，又不能下。木华黎于是驻兵渭水以南，遣蒙古不花南越牛岭关，攻略宋凤州而还。当时，中条山侯七聚众十余万，乘大军西进之际，袭河中府，石天应战死，府城失陷，由按察儿收复，木华黎以石天应子斡可袭其父职。

　　1223 年三月，木华黎渡河还师，至闻喜县，病笃，召其弟带孙说：“我为国家助成大业，擐甲执锐垂四十年，东征西讨，无复遗恨，第恨汴京未下耳！汝其勉之。”言毕而卒。其子孛鲁袭爵，领军继续征金。1252 年，汉地编籍完成，蒙哥汗分拔五户丝户时，赐给木华黎家共39131 户，在东平。1281年，忽必烈建江南户钞制时，赐给木华黎家41019 户，在韶州。至治元年（1321），诏封木华黎体仁开国辅世佐命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鲁国王，谥忠武。至治二年，命建木华黎祠于东平。

　　木华黎后人世袭札剌亦儿部首领，称国王；另一支封东平王。终元之世，其子孙袭国王称号者共12 人，又有建国王旗帜者7 人。四怯薛之一，恒由木华黎后人为长。作为“大根脚”，其后人起仕往往以一品至三品的高官为起点，其第四代孙安童、第六代孙拜住与朵儿只均曾为相。

　　在元代，功勋显赫、地位崇高的木华黎家族以“忠”与“武”为其家风。同时，他们日渐儒者辈出，至安童、拜住与朵儿只为相时均以维护汉法为己任，成为蒙古贵族汉法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博尔术博尔术（Bo’orcu），又作孛斡儿出，蒙古阿儿剌（又作阿鲁剌惕）部人，生卒年代不详。其父纳忽阿儿阑已与也速该结好。博尔术十三岁时即帮助铁木真从要儿斤部卒手中夺回八匹白马，不久铁木真召他为伴当。大赤兀里之战，铁木真下令殊死战斗，博尔术“系马于腰，跽而引满，分寸不离故处”（《元史·博尔术传》），以胆勇受到嘉奖。营救孛儿帖，博尔术也有一份功劳。有一次铁木真与泰赤乌部人作战，被箭射伤了嘴，博尔术与博尔忽救了他，博尔术整夜用双手将自己的皮袄托在铁木真头上挡住大雪①。又，与蔑儿乞部战时，风雪迷阵，博尔术曾到敌阵中间寻找铁木真。

　　约在1189 年，铁木真被乞牙惕诸族长推为蒙古东部的汗。他为了表彰博尔术与者勒蔑两人在他“除了影子没有伴当的时候，做了我的影子”，任两① 此据《史集》。阎复《太师广平贞宪王碑》与《元史·博尔术传》记此事发生在“溃围于怯列”以后，并称“与木华黎张毡裘以蔽帝”。

　　人为众人之长①。后来，王罕曾请求铁木真派“四杰”帮助他从乃蛮人手中夺回百姓和财物。这次出征时铁木真送给博尔术一匹名马，用鞭抚弄一下它的鬣毛，便会奔驰起来。1203 年败亡克烈部，1204 年大败乃蛮部太阳罕，博尔术亦均有战绩。直至1206 年建国，四杰是铁木真“带在跟前”的军中主将。1206 年铁木真建国时，分封95 千户，博尔术位居第二，其分地当在阿勒台山（今阿尔泰山）附近；又任他为右手万户，管辖西边直至阿勒台山地方。当时，怯薛队伍扩充到万人，博尔术是四怯薛长之一，原由其弟斡格来所管的散班增加到一千名。成吉思汗称赞了博尔术的元勋大功，特别指出博尔术与木华黎二人“赞助我做好事，劝阻我做坏事，我才能够臻于大位”。“今封你位于众人之上，九次犯罪不罚”②。就在分封百姓时候，成吉思汗因其叔答里台曾降顺克烈部而想杀掉他，博尔术与木华黎、失吉忽秃忽一起谏言不能自破家室，终于使成吉思汗息怒。

　　在1206 年以后，成吉思汗与博尔术“君臣之分益密”③，但博尔术的事迹今不得详知。他一直从成吉思汗到处征伐。西征时，铁木真还有旨令察合台就教于博尔术，博尔术“教以人生经涉险阻，必获善地，所过无轻舍止”④。铁木真予以首肯。约1221 年4 月，术赤、察合台与窝阔台攻占玉龙杰赤，三人分了诸城和百姓，未向成吉思汗进献，成吉思汗大怒，经博尔术与失吉忽秃忽的劝谏，才消气训诫三子。在1226 至1227 年成吉思汗最后出征西夏时，博尔术似也在军中。

　　搏尔术死于窝阔台在位之时，具体年代不明。《元史·博尔术传》称：“博尔术志意沉雄，善战知兵，事太祖于潜邸，共履艰危，义均同气，征伐四出，无往不从。时诸部未宁，傅尔术每警夜，帝寝必安枕。寓直于内，语及政要，或至达旦。君臣之契，犹鱼水也。”

　　博尔术死后，子孙世袭万户与怯薛长，久享尊荣。其子孛栾台在1252年得宪宗所赐五户丝户17333 户于广平洺水。在1281 年建江南户钞制时，又得世祖所赐17919 户于全州清湘。其孙玉昔帖木儿，官至知枢密院事，成宗即位，拥戴最为有力。大德五年（1301），追赠博尔术为推忠协谋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追封广平王，谥武忠。

　　博尔忽博尔忽（Boroqul，？—12？7），又作孛罗忽勒，蒙古许慎部人。约1197年，孔温窟哇将木华黎和不合两个儿子送给铁木真时，孔温窟哇的兄弟者卜格将自己在主儿乞部营盘里拾得的小孩博尔忽送给了诃额伦。诃额伦先后收养了四个得自敌方的小孩；她对儿子们说：“要让他们做白天的眼，夜间的耳。”①博尔忽长大后成为铁木真的伴当，初为不苦兀勒（掌膳者）、宝儿赤（司膳），后来当了怯薛，以后又担任怯薛长。铁木真帮助克烈部王罕夺回百姓① 《蒙古秘史》第125 节。

　　② 《蒙古秘史》第205 节。

　　③ 阎复：《太师广平贞宪王碑》，《元文类》卷二三。

　　④ 阎复：《太师广平贞宪王碑》，《元文类》卷二三。

　　① 《蒙古秘史》第138 节。

　　和财物时，搏尔忽已是铁木真派出的与乃蛮部作战的“四杰”之一。1203 年与王罕大战时，窝阔台与博尔忽被敌军隔开，窝阔台颈项中箭，血在凝结，博尔忽以口咂吮，淤血沿着嘴角流下来，救了铁木真的爱子。1204 年，博尔忽与沉白奉命率军歼灭了蔑儿乞部。作为一员猛将，博尔忽曾对成吉思汗表示：放出鹰鹘，看它从空中用爪子击落灰鹤，这是男子汉的最大快乐。

　　1206 年成吉思汗立国分封时，博尔忽千户位列第十五，又是右翼副万户长。成吉思汗并且称赞他“与我做伴，听到招唤不曾落后”，封他九次犯罪不罚①。

　　1207 年，成吉思汗命博尔忽出征豁里秃马惕部。他进军时带着三人走在大军前面，夜晚在密林中侦察前进，被敌人捕杀。成吉思汗闻讯后大怒。想要亲征，因博尔术与木华黎劝阻而止。不久成吉思汗命朵儿伯征服了这个部落。博尔忽留下的子女，成吉思汗给予各种恩赐，备加关怀。

　　博尔忽的子孙世袭千户，为一怯薛之长。1252 年，宪宗赐其后裔五户丝户共4715 户于保定、淇州、平阳和息州；1281 年，世祖又赐江南户钞4000户。据汉文史料，子塔察儿、脱欢，均有战功。

　　赤老温赤老温（Chila’un），又作赤剌温、赤老罕，蒙古逊都思部人，生卒年代不详，号把阿秃儿（勇士），成吉思汗的“四杰”之一。

　　赤老温父亲锁儿罕失剌原是泰赤乌部人脱朵格的属民。铁木真少年时候曾被泰赤乌部捕获，带上木枷，后来他乘机逃跑，途中得到过锁儿罕失剌一家人的帮助，其子沉白与赤老温都促成此事。后来，锁儿罕失剌为此不能再留在泰赤乌部，便带着家人和部属投奔铁木真。从此，赤老温成为铁木真的伴当，两人结为安答（义兄弟）。

　　赤老温十分英勇。一次，他在战场上落马，却一跃而起，徒步持矛打跑了敌骑，铁木真惊叹说，“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英雄！”①在战场上，赤老温屡建功勋。有些战绩是“四杰”一起获取的，如援助王罕、战败乃蛮等，可参见博尔术传。

　　1206 年建立蒙古国时，成吉思汗封锁儿罕失剌为千户那颜。成吉思汗感谢锁儿罕失剌一家救命之恩，允准他们在薛凉格河地方自由营牧，世袭居住，九次犯罪不罚。

　　在1206 年以后，史籍中便不再见赤老温的事迹。而《史集》则记，赤老温之子宿敦那颜“是成吉思汗时代的右翼异密，极为尊贵。在窝阔台合罕在位时，他还健在，并在拖雷汗和唆儿忽黑塔尼别吉诸子的左右。忽必烈合罕在位时，他的儿子合术据有其位”②。所以，赤老温可能早逝，故后来功勋名声都不及其他三杰。但其子孙仍据有显贵的地位。宿敦那颜之子，大多随旭烈兀西征，并留居伊利汗国，这可能也是赤老温一族在中国影响较小的原因。在中国，1252 年宪宗尚赐给宿敦那颜五户丝户1000 户，但后来忽必烈未再赐江南户钞予其后人。赤老温在中国的后裔以其五世孙月鲁不花最有声① 《蒙古秘史》第214 节。

　　① 《史集》第1 卷第一分册，汉译本页284。

　　② 《史集》第1 卷第一分册，汉译本页285。

　　名，进士及第，推崇儒学，官至肃政廉访使。

　　第二节速不台（附兀良合台）

　　以勇猛著称的“四狗”之首速不台（Subehedai， 1176—1248），又作雪不台、速别台、速别额台等，蒙古兀良哈部人。其远祖已与敦必乃（或作屯必乃薛禅）相结纳，至铁木真时已有五世。其先世世系为：高祖捏里必，曾祖孛忽都，祖合赤温，父哈班。哈班有二子，长为忽鲁浑，次即速不台。铁木真在班朱尼河时，哈班驱群羊进献，遇盗，忽鲁浑与速不台前来救援，持枪刺杀，哈班才脱险，群羊终于献达。

　　速不台以质子身份效力于铁木真，先为百户长。他勇猛善战，在铁木真统一蒙古高原各部的战争中已作为“朵儿边·那孩思”（四狗）之一而闻名漠北草原。在1208 年大蒙古国建立时，他已是成吉思汗所封的95 个千户长之一。1211 至1215 年间，他是伐金战将，1212 年攻桓州，率先登城获捷，成吉思汗命赐金帛一车。1216 年或1217 年，成吉思汗派他出征逃窜于畏兀儿以西的蔑儿乞残部。进军时，速不台令先行裨将阿里出带婴儿行进，夜宿后留下婴儿，就像是携家而逃的人。蔑儿乞部见后信以为真，不加防备。速不台大军进至垂河（今楚河），将蔑儿乞部击灭。此役，《圣武亲征录》系丁丑，即1217 年，而王恽《兀良氏先庙碑铭》与《元史·速不台传》系于己卯，即1219 年。

　　据《史集》所记，速不台战败蔑儿乞部霍都时，花剌子模摩诃末已率军进至锡尔河以东毡的一带。成吉思汗曾命速不台，若遇花剌子模军队，当避免交战，但摩诃末麾军进击，速不台被迫应战，几乎将摩诃末俘获。又，《兀良氏先庙碑铭》记，“辛巳（1221），追灭里吉酋长霍都，与钦察战于玉峪，败之”。此纪年有误，且“与钦察战于玉峪”事，今难以详考。

　　从太祖西征从1219 年起，速不台随成吉思汗西征。1220 年春，蒙古大军进攻撒麻耳干（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之东），摩诃末弃城而逃，速不台与哲别等奉命追击。在渡过阿姆河追到你沙不儿（今伊朗东北境的尼沙普尔）以后，速不台与哲别一度分道，率军攻掠亦思法来因、答木罕、西模娘、列夷等城。他与哲别在呼罗珊（今伊朗东北部的霍腊散）各地猛追穷赶，迫使摩诃末遁入宽田吉思海（今里海）的小岛，不久病死。在横扫呼罗珊各地后，速不台又随同哲别进军伊剌克阿只迷（或称波斯伊剌克）、阿哲尔拜占（今译阿塞拜疆）、谷儿只（今格鲁吉亚）、阿兰（即阿速）和钦察，大败钦察与斡罗思联军，攻打不里阿耳，具体经过可参见哲别传。

　　对于速不台的西征战功，成吉思汗表彰说：“速不台枕干血战，为我家宣劳，朕甚嘉之。”并赐予宝珠和银罂。速不台报告成吉思汗，他曾释放告发主人的“钦察之奴”。成吉思汗说：“奴不忠其主，肯忠他人乎？”于是将奴杀了。速不台奏请“以灭里吉、乃蛮、怯烈、杭斤、钦察诸部千户，通立一军”，获得允准。

　　1226 年，速不台随从成吉思汗出征西夏，攻下撒里畏兀儿的斤、寺门等部以及德顺、戎、兰、会、洮、河诸州。第二年，他闻知成吉思汗死讯，遂还师。

　　灭金主将1229 年，窝阔台即汗位，以秃灭干公主下嫁速不台。不久，窝阔台决定南向伐金，速不台又是军中主将之一。1230 年，他参与攻潼关之役失利，窝阔台加以责备，但拖雷称“兵家胜负不常，请令立功自效”。从1231 年春天起，他就在拖雷麾下效力，作为大军的右翼，先攻克陕西宝鸡，入大散关，而后绕道南宋境内的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洋州（今陕西洋县）、兴元（今陕西汉中）、金州（今陕西安康）、房州（今湖北房县），然后渡汉水向北，兵锋直指汴京（今河南开封）。由拖雷、速不台等完成了右翼的战略迂回运动后，1232 年正月，窝阔台率中军在白坡渡过黄河，东向攻下郑州，两军对汴京形成钳形攻势。驻守潼关的完颜合达统率金主力军南下堵截拖雷，未能得逞，又奉金帝之命转向东北援汴。当蒙古军队进至钧州（今河南禹县）西北的三峰山时，金兵围之数匝，适逢风雪大作，蒙古军队进击大胜，金军三十五万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关于如何对付合达大军，拖雷曾向速不台问以方略，速不台说：“城居之人不耐劳苦，数挑以劳之，战乃可胜也。”（《元史·速不台传》）三峰山战役的胜利正是这个军事方略实施的结果。在三峰山战役以后，金军已无力抵御，蒙古军队很快攻占河南多数地方。三月，窝阔台与拖雷北返，命速不台率军三万，进围汴京，经略河南。速不台统诸道兵围攻汴京，要求金方投降。金帝完颜守绪送曹王讹可为质，并派使者议和，但不久金方将士杀死蒙古使者，和谈破裂。汴京一片混乱，十二月时，金帝逃离京城，在1233 年春节期间先渡黄河向北，后又折回河南，从长恒进至归德（今河南商丘县）。不久，金汴京西面元帅崔立宣布投降，速不台在四月达青城，接受崔立献送的金后妃、宗室和宝器。速不台杀金荆王、益王等全部宗室近臣，遣人送金后妃与宝器给窝阔台，而后在四月二十日进入汴京。速不台曾企图屠城，被耶律楚材谏止。当时汴京已满城萧索，饥人相食，速不台下令听任城内居民北渡黄河以就食存活。后金帝从归德逃奔蔡州（今河南汝南），1234 年正月，蒙古军与宋军相配合攻破蔡州，金帝自缢而死，金朝灭亡。蔡州之役，速不台虽未亲临前线，但也是在他的统率下获胜的。

　　拔都西征军的先锋1235 年，窝阔台命诸王拔都、贵由、蒙哥等西征，因速不台识兵机，有胆略，选为先锋。钦察部大臣八赤蛮胆勇盖世，听到速不台率军前来，逃到宽田吉思海中去了。1236 至1237 年冬天，蒙古军诸王驻于哈班河谷，派速不台先进军不里阿耳和阿兰，不久诸王也纷纷出军。约在1237 年年底，蒙古军队出现在靠近不里阿耳的斡罗思边境。拔都等率领的蒙古军队一度为斡罗思部主也烈班所败，围攻秃里思哥城也未能得逞，后由速不台督战，即掳获也烈班，激战三日攻下秃里思哥城。蒙古诸军进而尽取斡罗思人的梁赞公国、弗拉基米尔公国和基辅公国以及阿兰、钦察、不儿塔、莫尔多瓦诸部。

　　1241 年，蒙古军队越哈咂里山（今喀尔巴阡山？），攻马扎儿部（今匈牙利）。速不台为先锋，与诸王拔都、呼里兀、昔班、哈丹五道分进。速不台出奇计，将马扎儿军队诱至淳宁河（今匈牙利东部的索约河）。速不台在下流水深，企图结筏潜渡，绕出敌后。诸王在上流水浅，又有桥，遂先乘马涉河作战，但因一些军队争桥，受到敌人攻击。渡河后，诸王因敌人尚众，主张止步。速不台说：“你们想回就自己回去，我不到秃纳河马茶城（今多河布达佩斯）是不回去的。”这样，速不台进军至马茶城，诸王也来了，于是拔城而还。事后拔都责备速不台迟渡淳宁河，速不台申明事由，使拔都明了原委。后来拔都论及征马扎儿部事，就说：“当时所获都是速不台的功劳。”1242 年，窝阔台死讯传到西征前线后，速不台返回蒙古。1246 年，他参加贵由汗登基大典后，即回驻秃剌河（今蒙古土拉河）自己的营地，直至1248年去世。入元后，他被追封河南王，谥忠定。王恽所撰《兀良氏先庙碑铭》称：“公深沉有谋略，善于用兵，勇敢无前，临大事有断。”①史载其子有二：一为兀良合台，见下面附传；一为阔阔出，为右翼千户长，承袭父位。

　　兀良合台平定大理兀良合台（Uriyangqadai，1201—1272），据王恽所撰《兀良氏先庙碑铭》，是速不台的长子。青年时代，他已隶于成吉思汗麾下。作为功臣世家，他曾受托抚养蒙哥，后来分掌蒙哥王府的宿卫。1233 年，他随贵由汗东征，在辽东战败金将蒲鲜万奴。拔都西征时，他从征钦察、斡罗思（今译俄罗斯）、阿速、孛烈儿（今译波兰）诸部。

　　《元史·兀良合台传》记“丙午，又从拔都讨孛烈儿乃、捏迷思部”。

　　孛烈儿乃当即孛烈儿，捏迷思系俄语Нещеч的音译，指称德国人。德国史籍记载，在里格尼茨（Liegnitz，今波兰的Legnica）战役，下西里西亚公爵亨利希二世统帅的波德联军，被蒙古人打得大败，时在1241 年，也即拔都西征后期的史事①。丙午年为1246 年，《元史》此记年代恐有误。但此记史事却是汉文文献中所仅见者，而且是关于德国的最早的汉文记录。

　　1248 年贵由汗去世后，汗位继承问题长久未决。术赤系和拖雷系诸王以及察合台系个别诸王在阿剌脱忽剌兀之地聚会，以兀良合台为首的一些大将也参加了。拔都首推蒙哥，得到兀良合台的支持，他说“蒙哥聪明睿知，人咸知之，拔都之议良是”（《元史·宪宗纪》）。1251 年夏，诸王大臣在阔帖兀阿阑之地举行大会，贵由皇后海迷失与窝阔台子失烈门等提出异议，兀良合台又说：“此议已先定矣，不可复变”（《元史·兀良合台传》）。蒙哥终于在此大会上正式继汗位。

　　1252 年秋，蒙哥汗命忽必烈征大理，以兀良合台总督军事。忽必烈大军于1253 年八月进至临洮（今甘肃临洮县），九月进至忒剌（今甘肃迭部县与四川若尔盖县接壤的达拉沟，从忒剌起，大军分三路进发，忽必烈亲率中路军，兀良合台率西路军，诸王抄合、也只烈率东路军。兀良合台从忒剌西南行经今四川阿坝草原，自今甘孜南下理塘、稻城，再折向西南，越旦当岭进入云南。在降服摩些部以后，此军渡过金沙江，攻克丽江，并继续南下攻占大理城北面的龙首关。十二月十三日，当中路军进围大理城时，西路与东路① 《秋涧集》卷五○。

　　① 丁建弘：《“视线所窥，永是东方”——中德文化关系》，见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两军均已赶到。十五日，兀良合台协助忽必烈攻破大理城。接着，蒙古军四出略地。1254 年春，忽必烈班师北返，兀良合台奉命戍守大理，并分兵攻取大理附都善阐。在攻打罗部府时，大酋高升拒战，兀良合台将他大败于洟可浪山下。攻善阐沿地押赤城时，因“城际滇池，三面皆水，既险且坚”，炮攻火攻均未奏效，兀良合台“乃大震鼓钲，进而作，作而止，使不知所为，如是者七日，伺其困乏，夜五鼓，遣其子阿术潜师跃入，乱斫之，遂大溃”（《元史·兀良合台传》）。在昆泽，俘获大理国王段兴智。敌方余众依阻山谷者，兀良合台命裨将继续进击。但进至乾德哥城时，兀良合台患病，遂将军事委付其子阿术。1255 年，阿术奉父命又进取赤秃哥（今贵州西部）、罗罗斯（今四川凉山地区）等地。二年间，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以及乌、白等蛮三十七部。

　　1256 年，他奉命北上夹击四川宋军，取道乌蒙，抵马湖江（今金沙江下游），进军嘉定（今四川乐山）、重庆、合川，与四川蒙古军会师后返回大理。

　　1257 年，兀良合台以大理平定，遣使向蒙哥报捷，并且建议在这里设治，得到允准。他在这一带建立十九个万户府，下设千户、百户，确立了蒙古贵族的统治，为后来云南行省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忽必烈攻下大理，完成了蒙古对南宋的侧后大迂回；兀良合台在大理设治，使蒙古后来南北夹击南宋时在西南有了一个可靠的基地。

　　就在1257 年，蒙哥汗决定大举伐宋。1258 年二月，蒙哥亲自率军进入西蜀，同时命塔察儿、张柔攻长江中游，在东面配合；又命兀良合台引兵北上，约定于1259 年正月会师潭州（今湖南长沙）。

　　1257 年年底时，兀良合台已从大理进入交趾，战败其国主陈日煚，并在陈日煚请求归附后班师。

　　在接到蒙哥军令后，兀良合台即率四王骑兵三千，蛮、僰万人，攻入宋广南西道。在连破横山寨（今广西田东）、宾州（今广西宾阳）、贵州（今广西贵县）、来宾（今广西来宾）、象州（今广西象州）、柳州（今广西柳州）的一些关隘后，经柳州以北的义宁、灵川、兴安、全州，进入湖南。由于宋军截击，兀良合台折向西北，攻破沅州（今湖南芷江）、辰川（今湖南沅陵），再折东挺进，于十一月中旬渡过湘江，抵达潭州（今湖南长沙）城下。潭州宋军二十万迎战，兀良合台挥师夹击破之。这时兀良合台得知忽必烈军已在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遂围住潭州，并派人向忽必烈禀告军情，忽必烈遣军相援。闰十一月时，忽必烈决定北返争夺汗位，允许贾似道求和，遣铁迈赤迎兀良合台于岳州（今湖南岳阳）。兀良合台自岳州抵鄂州；1260年二月，他率领的军队在浒黄洲渡江北上与忽必烈大军会合。

　　1260 年三月，忽必烈在开平召集忽里台，登上汗位。兀良合台在四月抵达上都，支持忽必烈为汗。其子阿术，自从攻大理起随父征伐，屡立战功，遂随忽必烈为宿卫，后系元初一员主将。

　　第三节哲别开国功臣哲别（Jebe，生卒年不详），又作者别、只别，原名只儿豁阿歹，蒙古别速惕部人。别速惕部曾与泰赤乌等部在一起对抗铁木真，哲别当时是泰赤乌部一个首领秃答的部属。1201 年铁木真与札木合所率十一部联军会战于阔亦田地方，哲别射伤了铁木真的白嘴黄马。在这次战役中，铁木真拼死获胜，泰赤乌部势衰，哲别终于投奔铁木真。铁木真问射伤自己爱马的人是谁，哲别一口承认，并且表示：“倘若饶我，赐我一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铁木真认为他很坦诚，可以交朋友，将他改名为哲别（意为箭镞），要他“就象我跟前的‘哲别’似的保护我”。从此，哲别成为铁木真麾下的一员大将。1202 年，铁木真征伐塔塔儿诸部时先立誓约说：战胜追击时，不取遗物，待事毕散发。事后族人按弹、火察儿和答力台背约，铁木真派哲别和忽必来二人去夺没他们掠获的全部牲畜和财物，分给军中。

　　1203 年，当铁木真初建怯薛时，哲别已是一名重要成员。

　　1204 年，铁木真进伐乃蛮，遣忽必来与哲别为前锋。当时，哲别与忽必来、者勒蔑、速不台一起已以“朵儿边·那孩思”（四狗）闻名，被形容为具有“铜的额颅、凿子似的嘴、铁的心、锥子似的舌”的凶猛战将。这一仗，铁木真大胜，擒杀乃蛮首领太阳罕，其子屈出律（古出鲁克）逃遁。

　　当1206 年铁木真建立大蒙古国，接受成吉思汗称号，编组千户时，哲别是他委任的95 个千户长之一。

　　从1211 年起，哲别在征伐全国的战事中屡建奇功。1211 年冬，哲别采用佯败返击的战术攻入居庸关，游骑进至金中都（今北京）城外。金乣军来援，哲别返袭群牧监，驱其马而还。1212 年冬，哲别攻金东京（今辽宁辽阳），又施退兵回袭之计，连退五十程，而后留下辎重，挑选快马，日夜急驰，突然袭击成功。1213 年7 月，哲别攻取居庸关，成吉思汗遂兵分三路，大举伐金。

　　1218 年，哲别奉汗命进击据有西辽国土的乃蛮部的屈出律。针对屈出律强迫伊斯兰教徒改宗的做法，哲别宣布“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保持自己祖先的宗教规矩”①。于是他赢得了当地居民的支持。屈出律从可失哈耳（今喀什）出逃，哲别追赶到撒里桓地方（即色勒库勒湖附近某地）将其歼灭。掳斩屈出律的是先期投向哲别的可散八思哈长官，哲别令他持屈出律的头传示各地，可失哈耳、押儿牵（今新疆莎车）、斡端（今新疆和田）诸城遂望风归附。凯旋归来，哲别将掳获的一千匹白嘴黄马献给成吉思汗，实现了他的一个诺言，因为他当年投奔铁木真，承认射伤白嘴黄马一事时还说过：“对我开恩，我将带来很多这样的马。”

　　西征先锋1219 年，成吉思汗发兵西征时，哲别为先锋，后以速不台为援，再后以脱忽察儿为援。兵指不花剌（今乌兹别克布哈拉）时，哲别与速不台均遵照① 《史集》第1 卷第二分册，汉译本页253。

　　成吉思汗命令，行进时先不惊动摩诃末；但脱忽察儿违命掳掠，遂使摩诃末闻风逃逸，其子札兰丁迎战失吉忽秃忽，直逼成吉思汗大营。哲别与速不台、脱忽察儿倒杀回来，才使战局改观。

　　1220 年春，成吉思汗兵锋指向撒麻耳干，闻知摩诃末南逃，即命哲别、速不台与脱忽察儿率领三万精兵穷追。成吉思汗降旨说：“朕命你们去追赶花剌子模沙算端，直到将他们追上为止，..你们不擒获他不要回来。”“归顺者可予奖励，发给保护文书，为他们指派长官；流露出不屈服和反抗情绪者一律消灭掉！三年内结束战争，通过钦察草原回到我们的老家蒙古。”①哲别挥军渡过阿姆河的主源必阳札卜诃，先进抵巴里黑（今阿富汗北境的巴尔赫），随即紧追到你沙不儿，摩诃末又遁。哲别与速不台分兵追寻，哲别经过术维因、祃桚答而、阿模里和阿思塔剌巴忒等城，对抵抗者均加杀戮，在剌夷城与速不台会合。摩诃末逃到阿模里答讷牙州的郊区，与随行大臣们商议，感到厄运难免，只得遁入宽田吉思海（今里海）的小岛上栖身，不久忧病而死。

　　哲别与速不台继续率军抄掠伊剌克阿只迷（或称波斯伊剌克）诸州和阿哲尔拜占（今译阿塞拜疆）、谷儿只（今格鲁吉亚）等国。哈耳、西模娘、剌夷、忽木、撒札思、赞章、可疾云、篾剌合、哈马丹、纳黑彻汪、薛剌兀、阿耳迭比勒拜剌罕、吉阳札等城均遭残破。1222 年春，他们与谷儿只军队遭遇，“哲别带着五千人埋伏在一个隐秘的地方，速不台带着军队冲上去。最初，蒙古人败退，谷儿只人追了上来。哲别遂从埋伏处冲出来，将他们包围在中间，一下子歼灭了三万谷儿只人”①。

　　在大胜谷儿只军后，哲别和速不台进取打耳班（一作铁门关，今俄国杰尔宾特西），从此凿石开道，越过太和岭（今高加索山）。北高加索的阿兰人与黑海、里海北边草原的钦察人联合起来抵抗蒙古人。哲别和速不台派人通知钦察人说，我们是同一部落的人，而阿兰人则是我们的异己，我们之间应该互不侵犯；同时，给钦察人送去许多财物。钦察人信以为真，撤了回去，这样，蒙古人战胜了阿兰人。接着，哲别与速不台又击溃松散下来的钦察人，并且将原已送去的财物夺了回来。

　　钦察残部向斡罗思（即俄罗斯）国逃去乞援。斡罗思伽里奇侯密赤思老会同乞瓦侯小密赤思老等率领一支八万人的大军前来声援。哲别与速不台又佯作退兵，一连十二天，斡罗思与钦察联军进行追击，十分疲惫倦怠，蒙古军队突然转身反击，在阿里吉河畔马里乌波里附近大战获胜，俘杀大小密赤思老，时在1223 年5 月。接着，他们抄掠速答黑城热那亚商人的钱财，而后东向攻打也的里河（今伏尔加河）上的不里阿耳国，折向东南降伏乌拉尔地区的康里人，最后经锡尔河北边的草原而与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相会合。哲别在这次西征班师后不久去世，其卒年未有确切记载。哲别诸弟之中，蒙格秃-撒兀儿后来在拖雷处供职。哲别有七子，后都在伊利汗国效力，其幼子斡鲁思曾在阿八哈汗时任四怯薛之长。他的一个亲属拜住任至万户长，曾征服小亚细亚，但居功傲慢不逊，后被旭烈兀汗召回处死。

　　① 《史集》第1 卷第二分册，汉译本页288。

　　① 《史集》第1 卷第二分册，汉译本页253。

　　第五章失吉忽秃忽忙哥撒儿耶律楚材镇海牙老瓦赤第一节失吉忽秃忽蒙古国的首任最高断事官失吉忽秃忽（Shigi-qutuqu），又译忽都忽、胡土虎、忽都虎、忽睹虎，蒙古建国后第一任最高断事官，汉人称为胡丞相。塔塔儿部人。《元朝秘史》记载，金朝皇帝（Altanqan）因塔塔儿人不服，派王京丞相（即完颜襄）领兵剿捕，溯斡里札河（今蒙古东方省乌勒吉河）追袭而来，铁木真闻知，约同克烈部长脱斡邻助攻塔塔儿，破其营寨，在抢掠中得一小儿，献给母亲诃额伦，收为养子，取名失吉忽秃忽。据《金史》有关资料，此事发生在承安元年（1196）。但《史集》的记载与此不同，说失吉忽秃忽是铁木真在路边拾到的婴儿，交给其妻孛儿帖抚育长大。他死于忽必烈、阿里不哥争位期间（1260—1263），享年八十二岁。据此，他应生于1180—1182 年间，到1196年已十五六岁，《秘史》关于事件时间的记载显然不确，他可能是在1180年代初蒙古部与塔塔儿部另一次战争中被铁木真得到的。他自幼生长在铁木真家中，如同子弟，忠诚勤劳，十五岁时曾只身冒风雪追杀野羊，深受铁木真赞赏，成为其最亲信的伴当，在统一漠北各部的战争中立下卓著功勋。铁木真——成吉思汗建国后，封授诸功臣，失吉忽秃忽被封为千户那颜，恩准九次犯罪不罚，并授为最高断事官（札鲁忽赤jarquci），掌管全国刑罚词讼及民户分封等政务。成吉思汗降旨道：“当［我］被长生天护佑着，平定了普天下百姓的时候，你给我做耳目，把普天下百姓给母亲、我们、弟弟们、儿子们做份子百姓，将有毡帐的、有板门的［百姓］都分别进行分配，任何人不得我违背你的言语。普天下百姓做贼的、说谎的，由失吉忽秃忽惩治，应该处死的处死，应该处罚的处罚。把所有百姓份子的分配和断案的事都写成文造为青册（koko-debter）；［凡是］失吉忽秃忽向我商量和议拟而写在青册白纸上的，直到子孙万代不得更改，更改的人要治罪。”①他断狱公正，总是反复告诫犯人要讲实话，不要因为恐惧而胡乱招认。他断案的方式，奠定了后来蒙古断事官判决案件的基础。

　　1211 年，从成吉思汗攻金。1215 年初，率军略取燕、蓟诸州县，招降金通州守将蒲察七斤。五月，蒙古军攻取金中都，成吉思汗遣失吉忽秃忽与汪古儿、阿儿孩合撒儿一同点视中都帑藏，原中都留守哈答等取金帛为拜见之礼，汪古儿、阿儿孩合撒儿受之，独失吉忽秃忽拒不受，谓哈答曰：“城未陷时，寸帛尺缕皆金主之物；今既城陷，悉我君物矣，汝又安得窃我君物为私意乎。”遂将哈答及中都府库诸物解送成吉思汗大营，并报告了拒受哈答献物之语，成吉思汗以其知大体，大加赞许①。后从西征，1221 年夏，奉命率领三万军队去征服哥疾宁、可不里（今阿富汗加兹尼、喀布尔）等地。时花剌子模算端札兰丁据哥疾宁，也里（今阿富汗赫拉特）诸侯灭里汗等附之，势力复振，进屯八鲁湾川（在喀布尔东北）。失吉忽秃忽率军追袭灭里汗，至八鲁湾川之北。灭里汗与札兰丁会合，有六七万军队，与蒙古军激战二日。① 《元朝秘史》第203 节。译文参考亦邻真：《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① 《圣武亲征录》；《元朝秘史》第252 节。

　　失吉忽秃忽指挥失当，又寡不敌众，大败，损失惨重，与副将率少数幸免者退回大营。成吉思汗未加深责，只是指出他以前总是打胜仗，没有受过挫折，应该从这次失利中吸取经验，就会更谨慎，更有作战知识（见《世界征服者史》）。

　　1231 年，大汗窝阔台与拖雷分统大军攻金，失吉忽秃忽随从拖雷所统右翼军，假道宋汉中地由南面攻入金境，参加了著名的三峰山战役，奉命率部诱金军入于不利之地，得以聚而歼之。1232 年，窝阔台与拖雷北还，诏失吉忽秃忽与塔思同统蒙古军攻取河南诸州县。

　　对汉地的治理1234 年蒙古灭金后，失吉忽秃忽被任命为“中州断事官”，“主治汉民”，在燕京设官署，统领中原诸路政刑财赋。蒙金战争中，所取汉地州县多委付归降的旧官或土豪管领，由木华黎国王“都行省”（军政府）统辖，至此正式设置了统治汉地的最高行政机构，汉人称之为燕京行尚书省。他就任后的第一件事是编籍户口。蒙金战争以来，汉地各路人民或死于兵燹，或四散流徙，或被蒙、汉贵族、将校占为驱口，原有的户籍制度完全破坏。1230 年，大汗窝阔台采纳耶律楚材的建议，开始对汉民实行“以户计出赋调”的征赋制度，为保证国赋能如数征收，大汗政府就需要直接掌握各地民户数目。1233年。窝阔台遣宣差勘事官阿同葛检括中原民户，得户73 万。但第一次括户很不完备，各州县仍有大量户口被蒙、汉贵族、诸侯和将校占为私属。于是，窝阔台命失吉忽秃忽重新进行括户，下令：不论何人在战争中掳到的人口，只有在主家住坐者才能算做本家驱口，凡在外住坐，寄留于各州县者，都是皇帝民户，一律就地编入民籍，承当国家差发。失吉忽秃忽等大臣主张按蒙古、西域之制“以丁为户”，耶律楚材不同意，指出中原历来无此制，若果行之，丁逃，则赋无所出，宜按户编籍定赋。几经争议，终于采纳了耶律楚材的意见。僧、道得享有免除部分差发的待遇，失吉忽秃忽奉命对他们进行考试以甄别之，凡通经文者即为僧、道户，另行立籍，以区别于民户，不通者则与民一体承当差发。僧海云被推举主持此事，他向忽秃忽建议：为皇帝祝寿的人越多越好，应从宽考试。忽秃忽又企图在括户时“印识人臂”，竟把汉民视同牲畜，幸被海云谏止，没有实行这种荒唐野蛮的做法（见《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1235 年（乙未），分遣官员赴各路括户，籍得燕京、顺天等三十余路共一百一十余万户，称为“乙未户籍”。

　　按照蒙古制度，所得汉地州县百姓，也要分配给成吉思汗“黄金家族”

　　成员和赏赐给贵戚、勋臣。1236 年，失吉忽秃忽奏上所籍汉地民户后，窝阔台即命他主持分土分民。他大体按照成吉思汗建国后各人所分得的蒙古民户数比例来“差次”其应得汉民户数，奏报大汗，窝阔台再按其功劳大小加以增损。据《元史·食货志》“岁赐”条记载统计，此次分拨给诸王、贵戚、勋臣的汉民共76 万多户（称位下户或投下户），其余民户统属大汗朝廷（称“大数目户”）。

　　蒙古统治者从1230 年开始按耶律楚材建议在中原汉地征收地税粮、课银和丝帛，但除此之外，“每使臣经从、调遣军马，粮食器械及一切公上之用，又逐时计其合用之数，科率民户”。大汗不时地差官到汉地定差发。1235 年宋使徐霆在燕京时，正值失吉忽秃忽来任中州断事官，主要目的就是搜括汉地财富。徐霆记载说：“见差胡丞相来黩贷，更可畏，下至教学行及乞儿行亦出银作差发。燕京教学行有诗云：‘教学行中要纳银，生徒寥落太清贫。..相将共告胡丞相，免了之时捺杀因。’”（《黑鞑事略》）（捺杀因，蒙古语naisayin，意为“很好”）。1236 年耶律楚材制定了新税法，但对汉民的“不时需索”仍未停止。后来（1251）刘秉忠上忽必烈书中说：“天下户过百万，自忽都那颜（即失吉忽秃忽）断事之后，差徭甚大，加以军马调发，使臣烦扰，官吏乞取，民不能当，是以逃窜。”（《元史·刘秉忠传》）可知忽秃忽担任中州断事官后，对汉地的剥削有增无减，以致户口逃亡近半。差徭特重的原因还由于侵宋军兴，军马粮草调发频繁。1235 年蒙古开始对宋战争，忽秃忽副阔出太子统领东路军，攻宋荆襄、两淮地区，河北、山东诸路多困于赋调及军马供给。

　　1241 年，窝阔台命花剌子模人牙老瓦赤“主管汉民公事”，即担任中州断事官。可能从这一年起忽秃忽不再担任官职，此后他的活动即不见记载。1248 年，忽必烈召张德辉北上，问以汉地政事，“典兵与宰民者为害孰甚？”张德辉答称：“若宰民者，头会箕敛以毒天下，使祖宗之民如蹈水火，为害尤甚。”并建议更遣“勋旧如忽都虎者使主民政，若此，则天下均受赐矣。”（《元史·张德辉传》）可见牙老瓦赤继任后，搜括汉民更甚于忽秃忽。但他大概因年事已高，没有再度出任汉地行政长官，直到去世。

　　第二节忙哥撒儿拖雷家臣忙哥撒儿（Monggeser，？—1254），宪宗朝最高断事官。族出札剌亦儿部的分支察哈部落。其部落大约在辽代后期被蒙古部征服，部人成为蒙古部贵族的世袭奴隶。忙哥撒儿的曾祖赤老温恺赤，与兄孔温窟阿（木华黎之父）、弟者卜格均隶属合不勒罕（成吉思汗曾祖）的长支子孙主儿乞氏；成吉思汗灭主儿乞，兼并其百姓，遂转属成吉思汗。祖搠阿①，精骑射，号“默尔杰”（mergen，善射者），从成吉思汗统一漠北有功。某次遇贼将战，适二鹜飞至，汗命搠阿射其雄者，一发而中，贼惊走。从攻乃蛮部，敌以精锐来袭，搠阿按兵屹然不动，敌不敢近。在与蔑儿乞部作战中，成吉思汗兵溃，搠阿与弟左右力战护卫，后援兵至，敌乃退。父那海，事太宗，亦能忠勤尽职，灭金后，因劳绩和世勋，赐怀州（今河南沁阳）、洛阳分民175 户。

　　忙哥撒儿事于拖雷，屡从征战。1230 年，从攻凤翔，首立战功。拖雷死后，继续奉侍其妃唆鲁禾帖尼及其诸子。1235 年，从拖雷长子蒙哥西征钦察、阿速、斡罗思，造舟济河，伐山开道，攻城野战，皆能勤奋效力，立功尤多；当蒙哥以所掳获宝玉分赐诸将时，则谦退不欲得。又奉命送所俘、降钦察贵族回蒙古献于太宗。他极为效忠于拖雷家族，办事勤劳尽责，尤以严格执行札撒著称，虽亲友有犯，断处毫无偏私；唆鲁禾帖尼或其他妃子小有过失，也能直言指摘。因此得到蒙哥母子、兄弟的器重，朝廷和藩府老臣、宿卫对他也无不敬畏。于是蒙哥命他治理拖雷家份民，他曾一度出任唆鲁禾帖尼份地真定路达鲁花赤。定宗时（1246—1248），升任藩府札鲁忽赤（断事官）之长。受命后，他召集僚属40 人共议“当以何道守官”，有西夏人和斡进言，以剐羊为喻，谓“札鲁忽赤之道..在持平而已”，当即为之入禀蒙哥，称赞其言善，和斡由是得以被蒙哥召见。可见他颇能识拔人才。

　　宪宗朝最高断事官定宗死后，窝阔台家族与拖雷家族争夺汗位。次年（1249），拔都以长兄身份召集宗亲至其封地境内阿剌脱忽剌兀之地举行忽里台大会，议立新大汗。忙哥撒儿随从蒙哥赴会。拔都首先提议推戴蒙哥，但定宗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所派使者八剌（定宗朝必阇赤长，畏兀人）提出：太宗曾言皇孙失烈门可以为君主，应立失烈门。忙哥撒儿驳之曰：“汝言诚是，然先皇后立定宗时，汝何不言耶？八都罕固亦遵先帝遗言也。有异议者，吾请斩之。”太宗确有遗命以失烈门（太宗第三子阔出之子）为汗位继承人，但太宗皇后脱列哥那没有遵守遗命，却立长子贵由为大汗（定宗），而且太宗也讲过蒙哥“可以君天下”，故忙哥撒儿据此反驳八剌①。此次大会由于拔都兄弟与拖雷诸子联为一气，通过了拥戴蒙哥为大汗的决定，并定于明年在怯绿连河举行全体宗亲参加的忽里台大会，共奉蒙哥登基。

　　① 《元史》卷一二四《忙哥撒儿传》。《元朝秘史》载赤老温恺赤献两子统格、合失予成吉思汗为家奴，无搠阿名。统格于建国后封为千户（即秃格）。

　　① 此据本传。《元史·宪宗纪》载驳八剌者为拖雷庶子木哥，言亦微异。由于太宗窝阔台后裔和察合台后裔一部分诸王仍坚持汗位应属太宗一系，拒绝赴会，登基大典拖延了两年。1251 年夏，多数宗亲齐集怯绿连河大斡耳朵，遂不再等待，奉蒙哥登基，是为宪宗。忙哥撒儿被任命为百官之长——最高断事官（汉文记载称之为丞相）。失烈门和定宗之子脑忽、哈剌察儿（太宗第四子）之子脱脱、察合台之孙也孙脱等在密议之后，也率领部属缓缓向大斡耳朵行进。宪宗有鹰夫克薛杰者途遇失烈门和脑忽的队伍，偶然发现其伪装运载酒食的所有车辆中都暗藏着兵器，立即驰还报告。于是忙哥撒儿奉命与诸王旭烈兀、木哥等率数千骑前往堵截调查，包围了到达萨里川（克鲁伦河上游之西）的失烈门、脑忽营帐，把他们及其官员们押送到大斡耳朵。失烈门等声称系来朝觐，否认有任何阴谋，宪宗遂命忙哥撒儿主持对其官员们进行审讯。经过数天严密的调查审问，由于他们的供词彼此矛盾，被抓住破绽，不得不供认确曾勾结起来图谋叛乱。按照宪宗旨意，他将按只台等官员共77 人处以极刑。随后到达的也孙脱、不里（察合台之孙）以及先后被拘捕的定宗皇后斡兀立海迷失及其大臣合答、镇海、八剌、畏兀儿亦都护等，都由以忙哥撒儿为首的断事官们进行审判；包括斡兀立海迷失、也孙脱之妃及诸大臣在内的几乎所有叛王的追随者都被处死，不里被送给拔都处决，失烈门等诸王则被流放到南方军前服役，最后也难免被害的命运。还派出断事官到西域和汉地追查叛王之党，就地处决。据1254 年访问蒙古的法国国王使者卢勃鲁克报道，此案被杀的蒙古贵族达300 名之多①。忙哥撒儿处断涉及此案之叛王、后妃及诸大臣毫不留情，将反对派几乎斩尽杀绝，因而宪宗对他“委任益专”，“有当刑者，辄以法刑之，乃入奏，帝无不报可”。或有事入奏而宪宗寝卧未起，即直趋宫帐前，扣箭房②，所言事皆获允准。宪宗又以所御大帐、行榻赐之，可见其受宠信之深。宪宗朝初期，蒙古国的政务多取决于他。

　　宪宗三年（1235）冬。忙哥撒儿饮酒致病而死③。至顺四年（1333）追封兖国公。他当政期间，刑法苛严，诛杀甚多，虽兄弟姻亲亦不获免，因而众人无不怨恨。死后，怨家纷纷指责，咒骂他“尔亦有死耶！”为此宪宗特诏谕其子，历数其功勋，予以慰勉。

　　忙哥撒儿有四子。长子脱欢任万户，曾从宪宗南征四川。无后嗣。其余三子后人皆仕宦，惟幼子帖木儿不花之子伯答沙最贵，武宗朝任宣徽院使，仁宗延祐四年（1317）拜中书右丞相，英宗初（1321）以大宗正府札鲁忽赤出镇北方，泰定四年（1327）拜太保，天历元年（1328）因拥戴文宗功升太傅，仍兼宗正大札鲁忽赤，至顺三年（1332）死，追封咸平王。

　　① 道森编《出使蒙古记》，汉译本页166。本段主要据《世界征服者史》。② 箭房似指宫帐门卫处。据《元朝秘史》所载成吉思汗规定的宫帐宿卫法，夜间不许任何人走近，擅入者宿卫士得格杀勿论；有急事入奏，需先告宿卫士，一同至宫帐后启奏（第229 节）。忙哥撒儿在宪宗寝卧时可径至帐前扣门奏事，足见甚受宠信。

　　③ 此据《元史》本传。《史集》载宪宗征南宋时，忙哥撒儿从征，并死在那里（四川）（汉译本第2 卷页155）。不确。据姚燧《高昌忠惠王神道碑铭》（《牧庵集》卷十三载：“岁辛亥（1251），宪宗立极，..诏忙哥撒儿为丞相，昌国（孛鲁合）位其亚，天下庶务，惟决二人。..明年，..后二年，忙哥撒儿卒。”所载虽较本传晚一年，但亦在宪宗南征之前。

　　第三节耶律楚材①（附耶律铸）

　　身世和早年经历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辽太祖阿保机长子东丹王突欲的八世孙。925 年阿保机灭渤海国，改渤海为东丹，册封突欲为人皇王主持东丹国政。阿保机去世后，突欲把帝位让给弟弟德光，但仍对德光的猜忌感到不安，从东丹投奔后唐皇朝，936 年被后唐国主李从珂杀害。耶律突欲是契丹皇族中最早接受汉文化的人之一，他治理东丹时一概采用汉法，他本人能用契丹、汉两种文字撰写文章。突欲的次子娄国后来担任政事令，留守燕京，在西山的玉泉定居。在辽金时代，燕京是北方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中心，有深厚的汉文化的基础。又是北方各族文化融汇交流的地方。长期定居在燕京的耶律氏世代受到汉文化的熏陶，形成了读书知礼的家风。楚材的父亲耶律履是金朝著名学者，兼精汉、契丹、女真文字，曾译汉籍为契丹、女真文，又参与编纂辽史，以文章行义见知于金世宗、章宗，官至右丞。耶律履精术数，当耶律楚材出生时，他私下对自己的亲人说：“吾年六十而得此子，吾家千里驹也。他日必成伟器，且当为异国用。”《左传》有言，“楚虽有材，晋实用之。”他就用这句话为这个新生儿取了名字。

　　楚材三岁时，父亲去世，在母亲杨氏的养育教诲下长大成人。自幼勤奋好学，十三岁时开始学习诗书，十七岁时已经“书无所不读”，善文章。他“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他很自负，自命为“百尺栋梁”，强烈地追求功名，企图按照儒家学说来治理天下，后奉特旨应试中甲科，任为省掾。1213 年，他出任同知开州（今河南濮阳）事。1214 年，蒙古军在攻掠黄河以北大多数州县后，围攻中都，金宣宗屈辱求和，并决定迁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宣宗让丞相完颜承晖留守中都，设立燕京行尚书省。耶律楚材被任命为左右司员外郎。在燕京守城的日子里，楚材“绝粒六十日，守职如恒”。但是，衰败的金兵抵挡不住蒙古的攻势，次年五月，中都终于陷落。

　　腐朽的金朝令人绝望，兴盛的蒙古又大肆杀戮和掠夺。生灵涂炭，时世艰难。楚材无奈弃功名而皈依佛教。

　　辽金时期佛教盛行，燕京也是一个佛教的中心，禅宗的曹洞宗在这里很有势力。楚材通过一位圣安澄公和尚的介绍，到报恩寺向当时曹洞宗的宗师行秀（1166—1246）学佛。他在这位万松老人（行秀的号）处参禅三年，懂得了“忘死生外，身世毁誉不能动，哀乐不能入”的道理，万松印可他为及门世俗弟子，法号湛然居士。万松主张“以佛治心，以儒治国”，对楚材的影响极大，一方面让楚材领悟了禅机，认识到佛法最为博大精深，最终一切都以佛为旨归；另一方面也使楚材保存了入世的念头，而为了入世，必须践履儒家的学说。

　　在楚材的思想中，有一个“大道”的概念。他把这“大道”同佛乘联系① 本节主要依据耶律楚材：《西游录》，《湛然居士文集》卷十四；《元史》的《太宗纪》、《耶律楚材传》；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七；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罗依果：《耶律楚材：佛教理想家和儒学政治家》，莱特·特维切特编《儒家人物记》，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 年版。

　　起来了，它是宇宙的本相，人生的真谛，历史的镜子，光明的源泉。他写偈语，把这“大道”比作海、镜、钟、烛，启发人们去领悟它。他本是信奉儒教的，在把佛乘认作真理之源以后，他仍然重视儒教的价值，认为孔子的说教还是人世间的常道。所以他说：“穷理尽性莫尚佛乘，济世安民无如孔教。用我则行宣尼之常道，舍我则乐释氏之真知，何为不可也。”

　　扈从太祖西征成吉思汗从开始征金的时候起就十分注意利用金国内部的矛盾，尤其是女真统治者与契丹人之间的矛盾。金在亡辽以后，对契丹人采取既箝制又笼络的政策，但即使对于归顺的契丹贵族也还存有戒心，不能充分信任。同时，契丹人对金也始终存有隔阂，甚至有复仇情绪。成吉思汗了解这一点，竭力争取金方的契丹人倒向自己一边。金朝以契丹族为主组成的乣军的倒戈是他征金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他麾下的契丹军成了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他还重用了一批契丹族军政人材，他们成了蒙古国上层统治集团中的要员。攻占中都以后，成吉思汗继续访求契丹宗室近族。他听到耶律楚材的名声，就在1218 年三月征召这个契丹皇族的后裔扈从西征。这时，楚材在遭变参禅后，对人生和功业已有新的考虑。他看清蒙古国方兴未艾，势不可挡，便决心依靠它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或者说，决心用自己的思想行动来影响它的发展进程。

　　1218 年夏天，楚材抵达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畔的大斡耳朵。楚材身材魁伟，美髯垂胸，声音宏亮，成吉思汗见后十分欣喜。成吉思汗说：“辽与金是世仇，吾与汝已报之矣。”楚材却说：“臣父祖以来皆尝北面事之。既为臣子，岂敢复怀二心，仇君父耶？”成吉思汗很赏识楚材的话，让他常在自己身边，以便随时咨询。后来，成吉思汗甚至不称呼楚材的名字，而用蒙古语称作“吾图撒合里”（urtusahal），意即“长髯人”。

　　1218 年年底，楚材扈从成吉思汗西征，基本上随同大本营一起行动。他经常担任的工作有两件，一是汉文书记，二是星象占卜。此外，他还在塔剌思城管理过河中豪民子弟屯田，但为时不久。他对天象的解释和对人事的预卜，深得笃信萨满教的成吉思汗的信任。据汉文史料的记载，西征班师也是因为成吉思汗听了楚材对异象的解释。当成吉思汗进至东印度铁门关，他的侍卫遇见一头怪兽，鹿形马尾，绿色独角。这头怪兽对侍卫说：“你的君主应当及早回去。”成吉思汗听到侍卫的报告，感到奇怪，询问楚材。楚材说：“这兽叫角端，是‘恶杀之象’，是上天派来告示陛下的。望陛下听承天心，宽宥人命，这是陛下‘无疆之福’。”成吉思汗听了这个解释，第二天就下诏班师了。不过据波斯史料的记载，成吉思汗班师是由于遇到了大山阻隔、气候不良和疫病流行。同时，楚材实际上执掌天文历算的事。他从东亚来到中亚，发现地上的距离与天象的出现有直接联系。他从而提出“里差”（即现在所说的“经度”）概念，并根据这个概念来“改作”历法，编订了一部《西征庚午元历》。所以他是在中国首先提出和使用“经度”概念的人，几十年后，苏天爵在此基础上又发展出了“地方时”的概念。

　　自然，楚材本人并不满足于充当占卜术士，因为他的主要愿望是企图使成吉思汗采纳自己的一套以儒治国的方案。可是，成吉思汗热衷于无休无止的军事征服，只想维持大蒙古原有的社会政治制度，对楚材的治国方案没有什么兴趣。因而，楚材在西征途中甚至找不到“陈书自荐”的由头，郁郁不得其志。

　　在河中，楚材感到悠闲和寂寞。他竟然在兵燹后的中亚土地上过着读书操琴、艺圃耘蔬的生活。他时常怀念中原的友人和家人，尤其是他的母亲。他和万松频通音讯，以求精神上的寄托。有时与故友相逢，便在殊景异情中畅叙欢饮。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与长春真人的交往。

　　与邱处机的交往和《西游录》1222 年四月，全真教掌教人邱处机奉成吉思汗的召请抵达大汗的行营。

　　耶律楚材和邱处机同在西域时，往来较密切。他们两人，一个是正当壮岁的佛教居士，一个是年已垂暮的道教真人，虽然如此，当时在政治意向上却是共通的，那就是力图使成吉思汗终止战争，建立正常的统治秩序和社会生活。所以，两人两域相遇后，一度颇为融洽友好，常常在一起交游。彼此唱和的诗句不在少数，其中有一部分还保存在楚材的《湛然居士文集》和李志常所撰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之中。但是两人的交谊后来竟破裂了。释道两家，本不相类，这个宗教信仰的矛盾后来在两人之间的关系上表现得很清楚。邱处机在1224 年春回到燕京后大力发展全真教势力，这在当时条件下对于抚定乱离中的百姓、恢复中原的残破局面客观上起了一定作用。但与此同时，道徒们拆毁佛寺，改佛寺为道观，排斥和打击佛教势力，这就引起了佛、道之间激烈的斗争。楚材作为一个佛教信徒，他自然站在佛门一边对邱处机偏袒全真教的言行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当1225 年春成吉思汗回到土兀剌河上老营时，楚材还在西域，这年他在高昌过冬。第二年成吉思汗亲征西夏时，楚材已在大军之中。冬十一月，蒙古方面攻下灵武，将军们争着掠取子女财帛，唯独楚材仅仅拿了几部书以及两骆驼驮的大黄。接着疫病流行，他以这些大黄治愈了几万名军士。1227 年七月成吉思汗去世，第四子拖雷监国。不久，楚材从西夏经云中（今山西大同）北返。这年冬天，楚材奉拖雷之命，为搜索经籍从漠北来到燕京。不断有人向他询问“异域”事情，他烦于应付，并鉴于当时佛道斗争的需要，就撰著了《西游录》。

　　《西游录》分上下两部。上部是西征纪程，下部集中阐述自己十件“不许丘公之事”，对邱处机大加抨击，所以这部分，又是当时佛道斗争的重要文献。

　　楚材酷爱诗歌，也喜欢写诗。他有一部《湛然居士文集》传世，共14卷，文章并不多，大半是诗作。他在诗中经常抒发自己忧国忧民、守穷待变的心情和不安疏懒、勉力功业的志趣。在西域的经历和感受，也不时在他的诗作中反映出来。西域的景物和民情给了他许多诗意，使他写下了一些情趣独具的诗篇，在古代西域诗歌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他的音乐禀赋也很高，擅长操琴，常常借弹琴来销忧禁邪，陶冶情操。他喜欢弹名曲，且弹时别具一格。例如，他在冷气袭来的穹庐弹《离骚》，“个中真味”，确是与一般汉族士大夫不尽相同的。琴阮似是他最深的精神栖息之处。当他感到功业未就，甚至诗书乏意的时候，依旧以音乐伴随着他的身心。在艺术上，他主张一切出于自然，这自然甚至归诸“无”。“叩弦声自无中出，得勾思从天外还。”这两句诗集中表达了他的艺术观。

　　1228 年，拖雷派宗王塔察儿为中使，同楚材一起赴燕“穷治”“剧贼”。楚材查明这些强索财物的“剧贼”都是燕京长官石抹咸得卜的亲属和其他势家子弟。在楚材坚持下，塔察儿同意处死了首恶十六人。于是“巨盗屏迹”，燕京的社会秩序很快安定下来。第二年春天，楚材才从燕京返回漠北。

　　1229 年秋天，蒙古国的宗王和大臣们在怯绿连河曲雕阿兰地方举行忽里台（大会），讨论汗位继承问题。大会进行到第四十一天时，才确定当天由窝阔台即位。这主要是根据成吉思汗的遗言办事，但看来楚材的支持也有一定的作用。在窝阔台即位时，楚材依照中原王朝的传统制订了册立仪礼，要求皇族尊长都就班列拜，从此蒙古国实行对汗的拜礼。

　　当窝阔台即位时，蒙古国已是一个地域广袤、民族众多、社会形态多样的大帝国。成吉思汗热衷于不断的征服，但他还来不及仔细考虑如何统治那些被他征服的文明程度较高的地区。现在这个问题摆到了窝阔台面前。尤其是为了治理汉地，窝阔台是确实需要像楚材这样的人才的。

　　辅佐太宗，治理中原窝阔台即位以后，立即任命耶律楚材主持黄河以北汉民的赋调征收。楚材成了常在大汗身边的官员之一。他是一个有抱负、有主见的人，也是一个敢于向大汗直言的人。他的意见对于窝阔台的治国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黄河以北平定不久，老百姓常常“误触禁网”，楚材主张予以宽宥，使窝阔台下诏，宣布自庚寅年（1230）正月朔日以前的事，勿予治罪。1230 年，他向大汗条陈十八事，主要内容是：“郡宜置长吏牧民，设万户总军，使势均力敌，以遏骄横。中原之地，财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县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贸易借贷官物者罪之。蒙古、回鹘、河西诸人，种地不纳税者死。监主自盗官物者死。应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待报，然后行刑。贡献礼物，为害非轻，深宜禁断。”窝阔台都加以采纳，仅仅认为“贡献礼物”是贡献者自愿的事，不必禁止。实际上，当时所谓的“贡献”（即颇为风行“扫花”），形同强夺，往往是军事势要强行索要的，因而，楚材的主张是深切时弊的。

　　关于如何治理中原，当时在汗廷中发生了激烈争论。当时由于战争的消耗和官吏的私敛，国库已十分匮乏。近臣别迭等说：“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茂畅，以为牧地。”但楚材说：“夫以天下之广，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为耳，何名无用哉！”他提醒大汗，南伐需要充足的军需给养，而中原的地税、商税、酒、醋、盐、铁、山泽之税，每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窝阔台听从了楚材的建议，让他去实行。楚材于是奏设十路征收课税使，委托儒士担任正副使掌握各路征收赋税的实权。第二年春天，汗廷又颂布劝农诏书，使中原各地农民安于农业生产。这年秋天，窝阔台来到云中（今大同），十路课税使把征收到的赋税簿册和金帛放在庭中展示。大汗十分满意，向楚材赐酒，拜楚材为中书令（主管文书的中央长官）。这次赋税是怎样征收的，史籍缺载。据估计，当时黄河以北汉民可征赋调的至少接近四十万户，如果以四十万户计算，那末平均每户承担银1.25 两、绢0.20 匹、粟1 石。这样的赋税是比较轻的。

　　楚材辅政的一大目标是企图削弱地方权贵的势力，加强皇权。在蒙兴金衰的过程中，地方豪强主要是汉人，也有契丹、女真人。蒙古利用和依靠他们来建立在中原的统治，他们从十三世纪二十年代起逐渐成为专制一方的新权贵。例如契丹将领石抹明安为燕京行省长官，1216 年病死后，其子石抹咸得卜袭职，长期把持燕京一带军政大权。由汉族地主武装势力的头目形成的汉人世侯在成吉思汗1227 年去世时大大小小有四十几个。他们往往军政兼管，官职世袭，自辟衙署，自委属官，自征赋役，自专生杀，并且占有一批依附人口。他们对蒙古统治者承担两项基本义务：出兵从征和缴纳贡赋。他们的献纳是蒙古国重要财政来源，他们的军队后在蒙古灭金亡宋的战斗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这些权贵独霸一方的状态从根本上说是不利于蒙古统治的巩固的。针对这个问题楚材一再建议实行地方上军民财分权，“州郡宜令长吏专理民事，万户总军政，课税所掌钱谷，各不相统摄”。窝阔台允准了他的建议。但是权贵们进行抵制和反对。石抹咸得卜甚至激怒皇叔斡辰大王上奏攻击楚材亲属在金方，不宜重用。窝阔台未听谗言，楚材更不为所动。但是由于当时迫切需要这些权贵们在攻金前线出力，军民分职一事延缓实施，楚材只是做到了“课税所掌钱谷”。军民分职这件加强皇权的大事直到忽必烈手中才得到解决。

　　耶律楚材采取的劝农性的赋税征收政策，使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使蒙古的军需供应得到了切实保证，从而使蒙古成功地进行了最后灭金的战争。而在灭金战争中，楚材的两个特殊功绩则是保障生命和收容人材。面对战争中的残酷杀戮，他总是力图保全更多的生命。当1233 年正月蒙古军队行将攻占汴梁时，大将速不台主张按蒙古惯例，对这个进行过抵抗的全国都城实行屠城。由于楚材在窝阔台面前力争不能得了土地而失了人民，屠城之举才得以免行，这一次就使在汴避兵的一百七十四万户免遭惨祸。蒙古对待汴京的这种宽大措施，以后成为定例，在攻取淮河、汉水流域诸城时也得到遵循。楚材还说服大汗解除了“居停逃民及给资者，灭其家，乡社亦连坐”的禁令。

　　在收容人材方面，楚材奏准在汴梁挑选其中的“工匠儒释道医卜之流”，使他们散居河北各地，由官方给予赡养。在聚集汴梁的儒士中不乏贤能卓越的人物。当时一代名士元好问曾写信建议他对亡金士大夫能聚养任用，因为他们都是“民之秀而有用于世者”。元好问还特别向楚材提供了一份五十四人的名单。楚材与元好问在思想上息息相通，自然接受元好问的建议，因而使一批人才得以保存下来。

　　以儒治国，定法立制1234 年蒙古灭金以后，耶律楚材认为“以儒治国”的时候到了。他的“以儒治国”的方案，在《西游录》中已有简要的记述，那就是“定制度、议礼乐、立宗庙、建宫室、创学校、设科举、拔隐逸、访遗老、举贤良、求方正、劝农桑、抑游惰、省刑罚、薄赋敛、尚名节、斥纵横、去冗员、黜酷吏、崇孝悌、赈困穷”。由于他得到大汗窝阔台的器重，他的方案的若干项目有了实施的机会。1235 年，窝阔台决定在和林建城，修万安宫；部署伐南宋、征高丽和再次西征；下令括编中原户籍，由中州断事官失吉忽秃忽主持。关于西征南伐，楚材主张“各从其便”，劝阻以回鹘人征南、以汉人征西的计划。关于括编户籍，楚材反对依照蒙古和西域成法，以丁为户，按丁定赋，而坚持遵循中原传统，以户为户，按户定赋。这些都得到窝阔台的支持和允准。1236 年春，万安宫落成，窝阔台在这里对楚材大加褒赏。这年秋天，失吉忽秃忽完成户口的括编，主张按蒙古国俗实行分封，得到窝阔台的准许。楚材向大汗陈述这样“裂土分民”的弊害，使大汗同意封地设置官吏须出自朝命，诸王勋臣除常定赋役外不得擅自征敛，以限制诸王勋臣的分封特权。在这次括编户口的基础上，楚材制订了如下的中原赋税制度：每两户出丝一斤，以供官用，五户出丝一斤，以与所赐之家；上田每亩税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五升；商税三十分之一；盐每银一两四十斤。这个赋税制度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五户丝，蒙古语称为阿合答木儿。凡是分封给贵族的人户，每五户出丝一斤，由政府征收，然后给予该受封贵族，此外，贵族不得擅加征敛。这样，蒙古原来的“裂土分民”的分封制在中原延伸时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也就削夺了蒙古游牧贵族在中原地区的许多社会经济特权。总的说来，楚材拟订的这个赋税制度为有元一代的赋税制度提供了雏形。赋税的定额也是比较轻的，有利于当时已遭破坏的中原地区休养生息。在遇到大的灾情时，楚材还采取免征的措施。当然，由于在征收时逃亡浮客的赋税要由留下的主户负担，所以赋税的实征比定额要重。此外，有杂泛差役，更是随意性很大的。

　　同年，楚材还制订了两项重要的政策。其一，废止蒙古国原来的凡商贾失盗不获由当地民户代偿的规定。其二，制止西域商人的高利贷盘剥活动。这种高利贷十分严重，一年以本加倍算利，以后每年连息加倍计算，叫“羊羔利”或“羊羔息”。楚材奏准以官银贷还七万六千锭，并且规定，从今以后，不论岁月远近，利息达到债本一倍以后，不再生息。这两项政策都是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的。此外，这年侍臣脱欢奏选天下室女，大汗已下诏施行，楚材阻止，说这样做要骚扰百姓。大汗又要在中原收括牝马，楚材也阻止，说中原不产马，这样做以后会为害百姓。他说服了大汗，使百姓可以过比较安定的日子。

　　据史文记载，1236 年蒙古已印造和施行交钞，但具体情况如何，现在已不清楚。在这件事上，楚材的主张是要以金章宗时“出钞为利，收钞为讳”，“至以万贯唯易一饼，民力困竭，国用匮乏”的教训为鉴戒。他建议“今印造交钞，宜不过万锭”，得到了窝阔台的支持。

　　在1237 年上，楚材又革除了贵族滥用驿站，强索物品的弊病。楚材奏准，给诸王贵戚发给牌札，凭牌札才能使用驿站；并制定“饮食分例”，不许乘驿使者超出规定取要供给。这年他陈时务十策：信赏罚、正名分、给俸禄、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选工匠、务农桑、定土贡、制漕运，“均切于时务，悉施行之”。

　　这几年中，楚材在文化教育的选拔人才方面也有一系列重要的措施。1236年，他在燕京建立编修所，在平阳建立经籍所，主持书籍的编纂和刊行。1237年，他奏准对儒士进行考试，由刘中主持，考经义、词赋、策论，绪果有4030人中试。其中有千人原已沦为驱口，中试后作为儒士获得自由。对中试者中间的干才，更予以任用。这次考试有力地推动了教育活动的恢复。1238 年，他又支持杨惟中和姚枢在燕京建立太极书院，请赵复等人为师教授儒家的经典。南宋名士赵复的讲学，使程朱理学在北方传播开来。

　　耶律楚材在担任中书令以后的几年时间内，一步一步地实施自己“以儒治国”的方案，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做了许多事情。他的目的是要使新兴的蒙古游牧贵族采用汉族以儒教为中心的传统思想和制度来治理中原，使战争不断的乱世转为和平的盛世，使当时先进的中原封建农业文明得以保存并继续发展。但是他这样做自然要触犯蒙古国某些统治阶层的权力和利益。他企图削弱地方权贵的势力，就受到权贵的抵制和反对。不过，大多数汉人世侯同他的矛盾还不尖锐，因为他们大体上愿意支持他的“以儒治国”的方案。另一方面，楚材同蒙古贵族中守旧势力以及西域商人势力的矛盾就显得更加尖锐激烈。这就是所谓“汉法”与“国俗”的矛盾。蒙古贵族守旧势力与西域商人势力竭力主张用“国俗”，也就是用蒙古国原有的习俗和制度来治理中原，他们与坚持汉法的耶律楚材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卓越的政治家“国俗”派势力不断在政治上中伤和攻击耶律楚材。除了前面已提及的由皇叔斡辰大王出面提出的责难外，1237 年阿散迷阿失告楚材私占官银一千锭，其实这些银子是用于修缮宫殿的，说“私占”完全是诬陷。接着有“中贵”（汗廷侍从）与人勾结杀人，楚材拘留一个当事者，“中贵”控告楚材“违制”。窝阔台一怒之下捆了楚材，又后悔而把他释放。楚材抗辩：“陛下初令系臣，以有罪也，当明示百官，罪在不赦。今释臣，是无罪也，岂宜轻易反复，如戏小儿。国有大事，何以行焉！”在楚材的正身直言面前，“国俗”派的政治阴谋活动都未能得逞。

　　当时西域商人多半代为蒙古贵族经营商业高利贷，所以他们之间有密切的利害关系。楚材限制高利贷的措施引起西域商人的强烈不满，他们在一些蒙古贵族的支持下以扑买来破坏楚材制订的赋税制度。扑买就是以相等或超出原税赋的银两，买得某种税的征收专利权。到1238 年时，大商人的扑买已十分活跃。燕京刘忽笃马以银五十万两扑买天下差发，涉猎发丁以二十五万两扑买天下系官郎房地基水利猪鸡，刘庭玉以银五万两扑买燕京酒课，一个回鹘商人以银一百万两扑买天下盐课，甚至有人扑买天下河泊桥梁渡口。窝阔台只看到扑买可以立刻收到大宗银两，竟也同意。但是扑买的人在得到征税专利权后自然要增加税额以牟私利。楚材抗争说：“此皆奸人欺上罔下，为害甚大。”奏请罢除扑买。窝阔台不听，中原课税原额为二万二千锭，1239年商人奥都剌合蛮进一步以四万四千锭扑买。楚材立即指出，这样做的话，只能是“严役法禁，阴夺民利”，最后“民穷为盗，非国之福”。他焦急万端，反复争论，声色俱厉。大汗不让他说下去。楚材叹息说：“民之困穷，将自此始矣！”到了1240 年，大汗进一步任命奥都剌合蛮为提领诸路课税所官。

　　窝阔台晚年饮酒无度，怠于政事。在这种情况下，国俗派势力在汗廷中抬头，耶律楚材逐渐不能真正主持朝政。1241 年十月，花剌子模人牙老瓦赤被任命主管汉民公事，楚材的实权更见削夺。1241 年十一月，窝阔台去世，皇后脱列哥那摄政。脱列哥那是站在国俗派一边的，楚材虽然继续任职，但已难以有所施展。不过，只要力能所及，他还是提出自己的主张。譬如脱列哥那借口天象有变企图使汗廷西迁，楚材说这要动摇根本，造成天下大乱，阻止了这个行动。当时朝政实际上已掌握在奥都剌合蛮手里，他向楚材贿赂五万两银子进行笼络，遭到拒绝。奥都剌合蛮的行事，楚材认为是不利于国家的，一概予以制止。即使脱列哥那出来干涉，楚材也不稍加让步。

　　楚材与摄政皇后直接发生冲突，他的心情自然极不痛快。正在这时候，他的夫人苏氏亡故，对他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的晚境很凄凉。1244 年五月十四日，终于与世长辞。

　　可是，耶律楚材的对手们企图乘机对他进行清算。他死后不久，有人谮言他在久居相位时贪污严重。脱列哥那命近臣到他的府第进行搜查，但结果只发现琴阮十余张以及书画、金石、遗文数千卷，没有其他财物。事实证明他是一位既有重大事功，又有严谨操守的大政治家。

　　忽必烈即位以后，1261 年十月二十日，耶律楚材的遗体才遵照他本人的遗愿下葬于故乡玉泉以东的雍山，即今北京西郊万寿山。

　　耶律楚材是十三世纪中国的一位大政治家和大学者。就他的政治活动而言，在窝阔台时期，他主持大蒙古国对中原地区的治理，使蒙古游牧贵族在适应中原封建文明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他以自己积极的活动促使大蒙古国居庸关内外的地方很有特色的联系在一起了。他的事业在他的晚年遭到挫折，但后来又在忽必烈时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耶律楚材的活动是适应着当时的历史趋势的，因而他在历史上是一位值得肯定的人物。

　　耶律铸耶律铸（1221—1285），字成仲，耶律楚材次子。他自幼聪敏，秉承家教，崇尚儒学，善于赋诗属文，更擅长骑射。但在宗教信仰方面，他不似乃父笃信佛教，而是周旋于释道之间，甚至慕道者。好求仙，信扶乩，自号“独醉道者”，“独醉痴仙”。

　　楚材卒后，耶律铸嗣领中书省事，时年二十三岁。他上言宜疏禁网，采集历代德政合于时宜者八十一章进呈。1258 年，宪宗征蜀，他奉诏率领侍卫从征，屡出奇计，攻克城邑。1259 年，宪宗死于合州，阿里不哥据漠北与忽必烈争夺汗位，他不顾妻、子在漠北，毅然归向忽必烈。中统二年（1261）六月，忽必烈拜他为中书左丞相。这年冬天，扈从忽必烈自上都北征，败阿里不哥于昔木土脑儿（在今蒙古苏赫巴托省南部）。其诗《雪岭》记此役：“折扬霆雷决雌雄，霆激狂峰电埽空，如席片飞何处雪，扑林声振海天风。”①至元元年（1264），他“奏定法令三十七章，吏民便之”（《元史·耶律铸传》）。这年八月，“乙巳，立山东诸路行中书省，以中书左丞相耶律铸、参知政事张惠等行省事。诏新立条格：省并州县，定官吏员数，分品从官职，给俸禄，颁公田，计月日以考殿最；均赋役，招流移；禁勿擅用官物，勿以官物进献，勿借易官钱；勿擅科差役；凡军马不得停泊村坊，词讼不得隔越陈诉；恤鳏寡，劝农桑，验雨泽，平物价；具盗贼、囚徒起数，月申省部。”（《元史·世祖纪二》）这个新立条格必有他参与其事。

　　他在山东历时不久。至元二年八月，罢中书左丞相。至元四年三月，复为中书左丞相；奉诏制成宫悬八佾之舞，赐名“大成”。六月，改任平章政事。五年，又复为中书左丞相。七年，再罢职。十年，起任为平章军国重事。十三年，受命监修国史。“朝廷有大事，必咨访焉”。十九年（1282），在阿合马被杀以后，再复为中书左丞相。

　　作为先朝旧臣，耶律铸在忽必烈即位后屡罢屡起，是当时政局多变在他① 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五。

　　身上的一种反映。他继承其父“以儒治国”的家教，无疑是倾向推行汉法的。但是他与汉法派主流人物似乎只有同盟的关系。即使在台上，他也位高而权不重，这又与他不在意于积极用世有关，他后来宁可醉酒赋诗以自娱自得。然而对于阿合马之流，他是执意反对的。其《杂咏》一诗表示：“我虽不解事，知时莫如我，须为扇仁风，吹灭权门火。”①至元二十年（1283）十月，“坐不纳职印、妄奏东平人民聚谋为逆、间谍幕僚、及党罪囚阿里沙，遂罢免，仍没其家资之半，徙居山后”。二十二年卒，有子11 人。至顺元年，封懿宁王，谥文忠。

　　耶律铸的诗集名《双溪醉隐集》，今已不全。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辑编出6 卷。他留世的诗及其注释是研究他的思想志趣的主要资料，对于了解当时的名物史地也颇有参考价值。

　　① 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五。

　　第四节镇海追随太祖建国有功镇海（1169—1252）一作称海，又作田镇海，时人称田相公。畏吾儿人，又一说为克烈部人。殆本族出畏兀儿，又曾为田姓，至漠北服属克烈部，始氏克烈①。

　　镇海在蒙古建国之前就投属蒙古部首领铁木真。1203 年春，克烈部王罕出兵进攻铁木真，战于合兰真沙陀之地（当在今内蒙东乌珠穆沁旗北境）。铁木真当时还处于劣势，虽经苦战，稍却王罕军，终不免部众溃散，只得带领少数人撤退；后溃军渐集，点视军马，仅二千六百骑。当他驻军于班朱尼河时，“糇粮俱尽，荒远无所得食”。只好射野马为食，汲浑水以饮。铁木真与追随他的伴当们盟誓：“使我克定大业，当与诸人同甘苦，苟渝此言，有如河水。”（《元史·札八儿火者传》）镇海亦与此盟，是“同饮浑河水”的开国功臣之一。

　　1206 年，镇海参加了蒙古开国大典，“从宗王百官恭上太祖成吉思皇帝尊号”。成吉思汗分授诸功臣为千户、百户那颜，镇海被授为百户。接着又随成吉思汗征乃蛮，立有战功，赐珍珠旗，佩金虎符，为阇里必（cherbi，官名，汉译“宰相”）。复从征西夏和金国，在攻打金抚州（今河北张北）时，与金军战，矢中臆间，裹疮复出战，军声为之大振。1215 年蒙古攻取金中都，成吉思汗命他于城中环射四箭，箭所及之处的园地邸舍，尽以赐之。在战争中他先后俘掠人口以万计，悉数上献。成吉思汗赐他“御用服器白金等物”。

　　1216—1218 年，镇海奉命辟兀里羊欢（《元史》作“阿鲁欢”）地为屯田，立镇海城（又曰称海）戍守之，即以所俘人民从事农耕和手工业生产①。后以其半不能耐寒者，移弘州（今河北阳原），设局领之。在西征中俘得西域织金绮纹工三百余户，灭金时又得汴京（今河南开封）织毛褐工三百户，皆分隶弘州，命镇海世袭管领。

　　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他留戍于镇海城，掌管前后方转输、联络。1221年，长春真人邱处机奉成吉思汗之召开始西行，是年七月二十五日，途经镇海城，由镇海率百骑护送西行，至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行在所，成吉思汗问道于长春真人，命镇海入金帐，掌录奏对之言。由于他通畏兀儿文字，这时他的职务大概已是大必阇赤。

　　1230 年，窝阔台亲自统兵攻金，镇海扈从。1231 年秋，窝阔台至云中（今山西大同），仿中原官制将必阇赤机构称为“中书省”，执事官耶律楚材、粘合重山和镇海也分别用中原官称，镇海为“中书右丞相”（《元史·太宗纪》）。他主管畏兀文字书写的文书，汉字文书则由耶律楚材掌管，但正文之后、年月之前要由镇海亲写畏兀儿字云“付某人”，以此为验，否则无效②。1233 年，攻蔡州，得金公主，即以赐之。1236 年分封中原民户，赐恩州① 参见丁国范：《镇海族源辨》，《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0 辑。① 称海城当今蒙古科布多省东部宗海尔罕山北，参见陈得芝：《元称海城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4 辑。

　　② 参见《黑鞑事略》“其相”条下之徐霆疏。

　　民一千户，为实封，世食其赋，为置官守，是当时所称“十七投下”之一①。太宗朝的西域事务大臣窝阔台在位期间，镇海是蒙古汗廷分掌西域事务的大臣。起儿漫算端归附蒙古后，遣子鲁克那丁入朝蒙古汗廷，受到窝阔台的宠幸。时算端已死，窝阔台颁发一道札儿里黑（圣旨），让他承袭其父之位和忽都鲁算端称号，并命镇海当他的师傅。由于镇海的支持，鲁克那丁得以统治起儿漫至贵由朝结束②。

　　畏兀儿人阔儿吉思担任玉龙杰赤蒙古长官（八思哈，镇守者）成帖木儿的副手和侍从长，成帖木儿派他入朝报告政务，到达汗廷后，他马上就找镇海作靠山，镇海因阔儿吉思是畏兀人，并在抵达汗廷就投靠自己，遂给予支持和庇护，使他得到合罕的恩宠，载誉而归。

　　成帖木儿死，诺撒耳继职，阔里吉思仍任副手，窝阔台遣使传旨命他入朝报告呼罗珊的政事。此次入朝，由于镇海的支持，阔儿吉思被任命为呼罗珊等地的长官，合罕授予他一道札儿里黑，派他查实当地多年来的产量，及每人逋欠的赋税、差发的数字，还让他清查户籍，不许他人干预其事。1239年，阔儿吉思和成帖木儿子额■古帖木儿两派之间发生争权纠纷上诉汗廷，有旨命双方所有人赴朝。窝阔台命镇海等人鞫问，历时数月，在镇海的偏袒下，窝阔台判定额■古帖木儿一方有罪，阔儿吉思一方胜诉，并授予他一道圣旨：阿姆河以西的所有州邑，都委付他掌管。他又与镇海秘密议定，不让与他同赴宫廷的任何一个人得到合罕的圣旨或牌子，以便保持其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①。

　　汗位争夺中的牺牲者1241 年，太宗窝阔台死，皇后脱列哥那临朝称制，镇海与皇后的亲信法蒂玛有怨，于是皇后欲捕镇海治其罪，镇海察觉，急逃往皇子阔端处，在阔端保护下幸免于难。

　　定宗贵由即位，“以镇海为先朝旧臣，仍拜中书右丞相”（即大必阇赤）。遂治法蒂玛蛊惑进谗之罪，投于河。贵由“天性疏懒”，政事尽委诸合答和镇海。罗马教皇使节普兰诺·卡尔平尼至蒙古汗廷，就由镇海负责接待和传达旨意。

　　1248 年三月，贵由死，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摄政。诸王公遣使向皇后建议：“因镇海始终是个忠实的人，曾总握要务，他可继续指导政事和颁发札儿里黑，迄至新汗被推立。”但此时的镇海在办事中既软弱又为难，他的劝告，不为斡兀立海迷失及其诸子所采纳。

　　宪宗蒙哥即位后，镇海被视为叛王之党，于1252 年被处死。时年八十四岁。镇海信奉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由于他是成吉思汗建国功臣，虽然因为蒙古皇室的内讧被牵连处死，但原封邑仍保留，子孙继续在元朝做官。有子12① “以功赐恩州一千户”系据《元史·镇海传》，许有壬的《镇海神道碑》载为“三百户”。②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卷下，汉译本页573。

　　① 《世界征服者史》卷下，汉译本页588—595；《史集》第2 卷，汉译本页83。人。要柬木，为札鲁花赤，佩金符；勃古思，继承封邑，从世祖征大理有功，中统初，为益都等路宣抚使，后历任东平路副达鲁花赤，济南等路宣慰使，南京路达鲁花赤等职；阔里吉思，其后裔脱烈、赫斯等都担任官职，子孙繁衍颇多。

　　世祖即位后，又以镇海旧部及降虏千人为贵赤（跑步者），以其孙一家为千户，曾孙也里卜花为百户。

　　第五节牙老瓦赤主持西域政务牙老瓦赤（Yalavachi ？—1254），突厥语，意为“使臣”①，花剌子模人②。又音译作牙剌洼赤（《元朝秘史》）、牙鲁瓦赤（《圣武亲征录》）、雅老瓦实（马祖常《萨法礼氏碑铭》）、麻合没的滑剌西迷（《元史·太宗纪》）、牙剌瓦赤（《元史·宪宗纪》）。在成吉思汗西征前，他已与蒙古建立联系，曾率领成吉思汗商使前往花剌子模。

　　灭亡花剌子模后，牙老瓦赤及其子麻速忽向成吉思汗进言管理城镇事，受到蒙古贵族的重用，受命与蒙古达鲁花赤一起治理不花剌、撒麻耳干、玉龙杰赤、斡端、可失哈耳、鸭儿看、曲先塔林诸地。牙老瓦赤父子废除了抽丁、强制兵役及额外捐税，尽全力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太宗即位后，命西域人以丁计出赋调，由牙老瓦赤主持，驻费尔干那地区东部重镇忽毡，为蒙古国驻西域最高长官。1238 年，不花剌城郊的制筛匠塔剌必发动起义失败后，蒙古军准备依例屠城，牙老瓦赤屡次向太宗奏报，请求赦免，使全城得以保全。牙老瓦赤采取各种措施，吸引流散人口重归不花剌，以加速经济恢复的速度。其子麻速忽在城中设立经学院，收罗回回学者在其中进行学术研究，使不花剌重新成为西域回回文化的中心。

　　主持西域政务期间，镇守回回之地宗王察合台为扩大自己的势力，曾擅自做主，把牙老瓦赤管下的阿姆河以北地区的一个州划为他人所有。牙老瓦赤得知后，上报朝廷，太宗为之震怒，下诏要察合台陈明原委。察合台被迫认错，太宗为缓和矛盾，以把该州赐给察合台了结此案。但察合台不肯善罢甘休，迁怒于牙老瓦赤，召见并怒斥之。牙老瓦赤试图通过察合台的王傅汉人伐阇罗调解关系，但不得要领。

　　中州断事官1241 年牙老瓦赤调离西域，其职守由麻速忽继之，管辖东至畏兀儿，南至斡端、可失哈耳，北至阿谅里、海押立，西及撒麻耳干和不花剌的广大地区。牙老瓦赤至燕京与刘敏主管汉民公事。刘敏曾受太宗诏，行事有司不得与闻。牙老瓦赤初自西域来，素刚尚气，习于专权，不欲与刘敏共事，唆使其属忙哥儿诬刘敏以流言。刘敏出太宗手诏示之，牙老瓦赤的气焰才有所收敛。太宗闻此事后，下令追查，核定事实后，牙老瓦赤被罢免职务。但不久复授以职，执掌财货。与牙老瓦赤在一起的尚有西辽贵族忽都不丁。

　　西域商贾奥都剌合蛮以言利得幸于太宗，扑买中原银课，牙老瓦赤不满于此。太宗死，乃马真后称制，奥都剌合蛮益得宠，牙老瓦赤平素与乃马真后及其女侍法蒂玛不和，乃马真后下令拘捕之。牙老瓦赤被迫托庇于驻于河① 危素《古速鲁公墓志铭》提到畏兀儿人达儿床（按，成为“麻”字之误）吉而的之祖父耶儿·脱忽邻（YarToghril）曾仕于成吉思汗为雅剌风（按，应为“瓦”字之讹）赤。换句话说，为成吉思汗使臣。屠寄不解雅剌瓦赤的词义，把这个畏兀儿家族视为牙剌瓦赤的后裔。见《蒙兀儿史记》卷四六。② 马祖常《萨法礼氏碑铭》称牙老瓦赤为于阗人，可能是因为元中期以后，牙老瓦赤之子麻速忽的后裔居于可失哈耳的缘故。

　　西的太宗之子阔端处，其职务被奥都剌合蛮取代。乃马真后向阔端索要牙老瓦赤，被拒绝。麻速忽避祸于拔都处。定宗贵由即位后，奥都剌合蛮奸利事发，被处死。1247 年，牙老瓦赤被重新起用，掌燕京行省董理中原财赋，为也可扎鲁火赤，治事于燕。麻速忽亦重掌西域政务。

　　1251 年蒙哥夺得帝位，牙老瓦赤参与组织大忽里台大会，制蒙哥大宴殿帐。在会商处置窝阔台系宗王谋反事时，牙老瓦赤以亦西刊达儿（Iskandar）国王①东征时，诸将不听调遣，亦西刊达儿国王之师阿黎西他塔黎西（Aristatlis）②劝国王诛杀心怀贰念诸将，代以顺从鹰犬之事，要宪宗从严处置，此议被采纳。宪宗调整蒙古国行政机构时，牙老瓦赤请宪宗降旨是否仍允许使用先朝断事官旧印，汉官赵璧乘机夺牙老瓦赤印信。宪宗决定留用牙老瓦赤，与不只儿、斡鲁不、覩答儿等充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赛典赤、匿咎马丁佐之；以麻速忽与讷怀、塔剌海充任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事。其父子职位权势均得保留。在宪宗召集的讨论改革西域赋税的会议上，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事阿儿浑提出，向百姓征收的各种税太多，百姓因此流散躲避，减免赋税，宜按原牙老瓦赤所定忽卜出儿税办法征收，不得额外摊派。此议为宪宗采纳，下诏实行。1252 年牙老瓦赤与不只儿“总天下财赋于燕”时，“视事一日，杀二十八人”，刑法无常，受忽必烈斥责。回历阴历652 年3月（1254 年4 月21 日—5 月20 日），牙老瓦赤逝于燕京。

　　后裔事迹中统年战乱中，麻速忽依附于阿里不哥。阿里不哥势穷后，转附阿鲁忽。至元初年，阿姆河以北地区及忽阐河以东草原形成察合台、窝阔台、钦察三汗国分立的局面，麻速忽所属原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作为管理当地成吉思汗家族公产的统治机构被保留下来。1269 年塔剌思忽里台大会后，三汗国诸王一致确认，阿姆河以北地区的赋税仍由麻速忽负责，诸王不得干预。1270年察合台兀鲁思汗八剌计划入侵伊利汗国呼罗珊地区，命麻速忽以清查伊利汗国帐册为由至波斯探查伊利汗国道路、军队情况。麻速忽为防止意外，沿途以金钱收买驿站人员。事毕后迅速东归，逃脱伊利汗国的追捕。至元初年，察合台、窝阔台、伊利三汗国在阿姆河以北地区的反复争夺使当地遭到严重破坏，此地最终为海都控制。麻速忽竭力发展贸易，促使银币流通，使经济逐渐恢复。麻速忽回历阴历688 年10 月（1289 年10 月18 日—11 月15 日）逝于不花剌，葬于他所设立之经学院内。其子阿布·别克儿奉海都命承任父职，称麻速忽第二。1298 年中去世后，海都命其弟撒的迷失继位，称麻速忽第三。撒的迷失逝于1303 年，海都子察八儿命麻速忽另一子法合鲁·木勒克速温于可失哈耳继立，称麻速忽第四。

　　牙老瓦赤另一子名阿里别，随父入汉地。至元元年至至元三年为中书右丞，次年为参知政事随同忽必烈南征，为副都元帅进兵淮东。至元十二年（1275）破淮安、扬州诸地。江南平定后为江淮行省平章，因不附权臣阿合马，以擅命官八百员，置左右司官，铸银铜印，违命不散防守军，擅支官粮等罪名被诛杀。阿里别之子牙忽伯与哈剌鲁人也罕的斤同仕于云南。

　　① 即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名见《回回药方》。

　　② 即希腊著名学者亚里斯多德，名见《回回药方》。

　　第六章严实董俊张柔史天泽李璮汪世显第一节严实（附严忠济、严忠范）

　　严实（1182—1240），字武叔，金末泰安长清（今属山东）人。幼时警悟，略知诗书。成年后，志气豪放，喜交结，好施与，屡次因事入狱，被“侠少辈”拚死救出。

　　在金衰蒙兴的乱世，在蒙古、金、宋争夺山东的三角斗争中，严实显露了他的军事才能，而且表现出他善于随机应变的性格，从而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实力。

　　1213 年，蒙古军队攻掠山东后北归，金东平行台调民为兵，任他为百夫长。第二年，他击败灵岩张汝楫军的进攻，升任长清尉。1218 年六月，权长清令。八月，宋军攻取益都，乘胜西进，严实外出督租，还时长清失陷，不久即被收复。金行台听信谮言，疑严实与宋人有谋，以兵围长清。严实携家避于青崖崮，宋于是授他为济南治中。严实乘机分兵四出略地，太行以东均受其节制。1220 年三月，金河南军攻彰德（即相州，今河南安阳），宋守将单仲求救，益都张林逗留不行，严实往救不及，单仲被擒。经历此战后，严实知宋不足凭恃。八月初，金山东招抚高居实遣人招严实，严实未予理会。这年秋天，严实谒木华黎于军门，献出所部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濬等州三十万户。木华黎承制任他为山东西路行尚书省事。接着，他攻下曹州（今山东荷泽）、濮州（今山东鄄城北）、单州（今山东单县）。但其留镇青崖的偏将李信，有罪惧诛，叛降于宋，杀害其兄与夫人杜氏。1221年，他收复青崖，擒诛李信；并进而攻占东平，与石硅分而据之。1222 年，宋将彭义斌说青崖晁海叛，掠严实家人，又率军西下，与严实盘旋。1225 年四月，彭义斌进围东平，严实久等蒙古孛里海军不至，遂与彭氏连和。彭严结拜为兄弟，共攻河北，但严实家眷被彭义斌留在东平。七月，彭义斌下真定，道西山，与孛里海等军对阵，严实乘机又与孛里海军配合，大败宋军，擒获彭氏；在此反复中，严实留在东平的家眷也全遭彭氏部将杀戮。不久，他又收复了先前丢失的州县。冬天，蒙古主将带孙攻取彰德，第二年攻取濮州、东平；1227 年带孙、孛鲁攻取益都，收降李全。在蒙古加紧经略山东的过程中，严实都大力配合，立有功劳；同时劝阻带孙等在彰德、濮州等地屠城，使数万百姓免遭杀戮，并约束部将，毋敢妄行杀掠。从此，严实成为蒙古治下集军民财权于一身的大的汉人世侯之一，“有全魏，有十分齐之三，鲁之九”①。在1229 年蒙古建汉军三万户以后，他作为一个千户隶于史天泽万户麾下。

　　1230 年四月，严实朝见窝阔台大汗。窝阔台赐宴终日，赐金虎符，称他为“真福人也”。当时耶律楚材已向大汗条陈十八件事，建议遏止世侯势力，州县官吏必须奉汗命才可以征发科差，并定下诸路课税。但不久，近臣别迭等主张将中原变为牧场，楚材力言不可。这年十一月，蒙古置十路征收课税使，以张瑜、王锐使东平。严实对楚材此举颇为不满，但后来听从幕僚宋子贞的劝告，支持了这项财权上的变动，基本上交出了征收赋税的权力，使境内人户的赋税负担得以减轻。

　　① 元好问：《东平行台元公神道碑》，《遗山先生文集》卷二六。

　　1232 年正月三峰山战役后，蒙古增置汉军四万户，授严实为东平路行军万户，下属八个千户。增置汉军四万户是为了加速灭金，东平军队也参加了围攻归德等战斗，但未立大功；同时，严实则可能因年老而在灭金战争中事迹不显。

　　在灭金以后，1236 年窝阔台命怯烈台率领一支探马赤军镇守东平。同年，蒙古在中原完成户籍的括编，在此基础上制订赋税定额，施行划境之制。当时投下势力与邻近世侯都企图乘机侵占严实地域，因其部属王玉汝、齐荣显等力争而得以保住二十余城。1237 年九月，窝阔台诏令严实不再参与征伐。1238 年，蒙古勋贵企图在东平“裂土析民”，也因王玉汝在窝阔台面前力争而得以避免。

　　严实及其后继者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力图维持封建统治。为此，他“辟田野，完保聚”，“以劝耕稼，以丰委积”，1236 年以后进一步“贷逋赋以宽流亡，假闲田以业单贫”①。也为此，他开设幕府，延纳流落在各地的士大夫。“东平严公喜接寒素，士有不远千里来见者”②。在东平严氏幕府中，著名的人物有张特立、康晔、刘肃、宋子贞、商挺、王磐、李旭、徐世隆等，他们后来多半成为忽必烈时代的名臣。一代名士元好问也常去东平，与严氏父子及其幕僚交往频繁。在蒙古灭金以后，严实还率先开办东平府学，兴学养士，以元好问、王磐、康晔等为师，受业者多至数百人，其中孟祺、阎复、李谦、徐琰（此四人号称“四杰”）、夹谷之奇、李之绍、申屠致远和曹伯启等后来也成为大儒名臣。东平当时也是保存和恢复儒家礼乐的中心。

　　1240 年，严实病卒，其子严忠济袭职。中统二年（1261），追封为鲁国公，谥开惠。子七人，名忠贞、忠济、忠嗣、忠范、忠杰、忠裕、忠祜。严忠济袭东平路行军万户、管民长官后，“开府布政，一法其父。养老尊贤，治为诸道第一。领兵略地淮、汉，偏裨部曲，戮力用命”（《元史·严实传》）。他起初统领十七千户，1255 年奉命在山东括编新军二万余，其弟忠嗣、忠范为万户。1259 年，从忽必烈征宋建功。1260 年五月，忽必烈听取姚枢“建监司以治诸侯”的建议，立十路宣抚司，即以姚枢为东平路宣抚使。当时。“诸侯惟严忠济为强横难制”，姚枢到东平路后“置劝农、检察二人以监之”①。这年六月，即诏严忠济等发精兵一万五千人赴开平。1261 年五月，“诏罢东平路管民总管，兼行军万户严忠济，仍敕式戒诸路官寮无是效焉”②。六月，以严忠范接任此职。在平定李璮之变时，严忠范从征立功，并与史天泽一起在军前擅杀李璮。接着，忽必烈削夺世侯权力，严忠嗣于1263年罢官家居。1265 年二月，严忠范被调至中枢，任兵刑部尚书。这年闰五月，以平章政事廉希宪行省事于东平、济南、益都、淄莱等路，严氏在东平一带的地方的实权终于全被削夺。到了年底，严忠范的尚书一职也被免去。

　　① 元好问：《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东平行台严公祠堂碑铭》，《遗山先生文集》卷二六。② 苏天爵：《曹文贞公祠堂碑铭（有序）》，《滋溪文稿》卷十。

　　① 姚燧：《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元文类》卷六○。

　　② 王恽：《中堂事记》中，《秋涧集》卷八一。

　　第二节董俊（附董文炳、董文用、董文忠）

　　董俊董俊（1186—1233），字用章，金真定藁城（今属河北）人。少年时种田，成年后浏览书史，擅长骑射。蒙古代金后，河北大乱，藁城令立靶募兵，董俊挽强弓一发中的，受募领兵。1215 年，木华黎帅兵南下，他率军投降，此后成为一位著名的世侯。

　　1219 年，董俊升任中山府（治今河北定县）事，佩金虎符。他与金真定守将武仙对峙，在曲阳大败武仙。1220 年八月，武仙穷蹙而降。木华黎授董俊龙虎上将军、行元帅府事，驻藁城，不久升左副元帅，其部众号为匡国军。他曾对木华黎进言：“武仙黠不可测，请加以防备。”1225 年二月，武仙果然杀史天倪反叛蒙古，再投金朝。一时间，藁城近旁州县大多改变旗帜，董俊“险夷一节”①，孤军坚守，后更拥护史天泽为主帅攻克真定，帮助史天泽稳定了河北局势。1232 年，他参与围攻汴京之役。1233 年，金帝逃奔归德，他又追击围攻，死于战阵。

　　董俊去世时，已为蒙古立下汗马功劳。临阵作战，他总是身先士卒，勇气慑众；且器度弘远，善战而不妄杀，南下伐金时，收归为奴者，都纵放为民。作为汉人世侯，他不是势大权重者，但以忠孝著称当世。攻克汴京时，他将儒士侍其轴延归藁城，教授诸子。他曾说：“射，百日事耳；《诗》、《书》，非积学不通。”（《元史·董俊传》）子有九人：文炳、文蔚、文用、文直、文毅、文振、文进、文忠、文义。文炳、文用与文忠，事功亦显。董文炳董文炳（1217—1278），字彦明，董俊的长子。十六岁时丧父，少年老成。1235 年，以父荫任藁城令，虽年纪尚轻，但明于听断，以恩济威，为属下折服。当时正值括编户籍，凡敢隐实者诛，籍没其家，他竟使民聚口而居，减少户数，减轻了赋役负担。不久，因抵制府官索求无厌，弃官而去。

　　1253 年秋，董文炳率部下四十六人赶赴大理从征，备尝艰辛，受到忽必烈的表彰。从此追随忽必烈，“有任使皆称旨，由是日亲贵用事”（《元史·董文炳传》）。1259 年，随忽必烈中路军伐宋，他率弟文用、文忠及敢死士兵在阳逻堡抢渡长江。1260 年，忽必烈即位，他受命宣慰燕南诸道，第二年擢任山东东路宣抚使。忽必烈组建侍卫亲军，他被任命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佩金虎符。1262 年，参与平定李璮之乱，围困济南时招得李璮爱将田都统缒城投降；接着任山东东路经略，率亲军靖平山东乱局。后来，忽必烈剥夺世侯权力，唯董氏不予触动。

　　至元三年（1266），董文炳代史氏两万户为邓州光化行军万户、河南等路统军副使，奏准始颁将校俸钱。七年，改任山东路统军副使。九年，迁枢密院判官，行院事于淮西，筑正阳两城（今安徽颍上东南、霍丘东北），夹淮相望，作捣宋腹心之势。十年，拜参知政事。这年，元军大举伐宋，他先在正阳挡住宋将夏贵的猛攻，九月自正阳南下安庆（治今安徽潜山）。十一① 李冶：《董俊神道碑》，《畿辅通志》卷一七一。

　　年正月，他与伯颜在安庆会师，迫使宋守将范文虎归降，又随大军顺江而下，攻克当涂、采石。在十二年（1275）三月打下建康（今江苏南京）后，他进驻镇江。在镇江战役中，他又大败张世杰、孙虎臣的水军，获战船七百艘，宋军力从此穷蹙。

　　这年十月，元军分三路进趋临安（今浙江杭州），董文炳居于左路。他下江阴（今属江苏），招张暄，顺江出海，进取澉浦，第二年（1276）正月已占有盐官（今属浙江）。这时伯颜中军已抵临安城北，张世杰企图使宋帝逃往海上，但董文炳军绕出临安城南，堵住了宋帝的入海之路。不久，宋帝赵 遣使上表投降。二月，董文炳等人进入临安城，“罢宋官府，散其诸军，封库藏，收礼乐器及诸图籍，取皇帝诸玺符上之丞相”①。三月，伯颜班师，诏令董文炳留守治事，他使李璮将宋史及注记五千余册北送国史院。伯颜奏称，平宋时，怀徕安集之功，董文炳居多。七月，以董文炳为中书左丞。这时，他与阿剌罕经略浙、闽，并恪遵敕令，“所过禁士马无敢履田麦”②，一路攻取台州、温州、漳州、泉州、建宁、邵武等地。泉州蒲寿庚降，他以蒲氏素主市舶，宜重其事权，解所佩金虎符相予。此事虽有专擅之罪，但事后忽必烈不仅免予追究，而且再赐他金虎符。

　　十四年，忽必烈在上都召见董文炳，派他到大都视事，“中书省、枢密院事无大小，咨即而行”③。董文炳留其子士选在上都宿卫，本人即赴大都，但不到中书省办公，唯以平素威望抑制阿合马的专权用事。他说：“主上所托者，在根本之重，非文移之细。且吾少徇则济奸，不徇则致谗，谗行则身危，而深失付托本意。吾是以预其大政，而略其细务也。”④十五年夏，董文炳已有病，但仍加任佥书枢密院事。不久他病笃而卒。后赠平章政事，谥忠献。子士元、士选，均有事功。

　　董文用董文用（1224—1297），字彦材，董俊第二子。十岁时父死，由长兄文炳教育成人。藁城为庄圣太后唆鲁禾帖尼汤沐邑，1250 年董文用谒见太后于和林，后入忽必烈藩邸主管文书，“讲说帐中，常见许重”（《元史·董文用传》）。

　　1253 年，董文用与其弟文忠从忽必烈征大理。1257 年，受命授皇子读经，并召遗老窦默、姚枢、李俊民、李治、魏璠等于四方。1259 年随忽必烈伐宋有功。

　　1260 年忽必烈即位后，董文用历任左右司郎中、兵部郎中与西夏中兴等路行省郎中。他主持开挖唐来、汉延、秦家等渠，垦辟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大片水田，招徕四五万户，授田种，颁农具。当时宗王只必铁木儿属下在地方上需索无算，凌暴官府，他不畏权贵，加以遏止。

　　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设立司农司，董文用受命为山东东西道巡行劝农使，他走遍山东各地劝农，“五年之间，政绩为天下劝农使之最”（《元史·董文用传》）。十二年（1275），丞相安童奏任他为工部侍郎，以代阿① 元明善：《藁城董氏家传》，《元文类》卷七○。

　　② 元明善：《藁城董氏家传》，《元文类》卷七○。

　　③ 元明善：《藁城董氏家传》，《元文类》卷七○。

　　合马私人纥石里。安童遭谗被派往西北边境，他也受到诬陷，但忽必烈不予理问。十三年，出任为卫辉路总管，佩金虎符。适逢灭宋后所得图籍、金玉、财帛等北运繁忙，他会集旁郡立驿置法，使运事不废，又不伤民力。十六年，免官归乡，闲居读书赋诗。

　　至元十九年（1282）阿合马被杀后，朝廷选用旧臣，董文用受召为兵部尚书，从此与闻大事。依照他的建议，整顿了按察司机构。转任礼部尚书，迁任翰林、集贤二院学士，知秘书监。当时中书右丞卢世荣专权，以聚敛为功，无人敢言。董文用当面责问：“牧羊者，岁尝两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献之，则主者因悦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无以避寒热，即死且尽，毛又可得哉！民财亦有限，取之以时，犹惧其伤残也。今尽刻剥无遗，犹有百姓乎！”（《元史·董文用传》）卢世荣竟不能对。

　　二十二年（1285），他受命出任江淮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在杭州推迟修建佛塔以纾民困。第二年，他为保养民力，谏止用兵日本。二十五年，改任御史中丞，举用贤能之士胡祗遹、王恽、雷膺、荆幼纪、许楫、孔从道等十余人为按察使，徐琰、魏初为行台中丞。当时桑哥专权，他独不阿附，且向忽必烈具奏桑哥奸状。后又迁任大司农、翰林学士承旨。二十七年，受命为皇孙授经。三十一年（1294），忽必烈去世时，亲信的汉人旧臣，惟有董文用尚存。成宗铁穆耳即位后，常召他入帐中问事，升为资德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

　　大德元年（1297），董文用卒，后封赵国公，谥忠穆。

　　董文忠董文忠（1230—1281），字彦诚，董俊第八子。1252 年，他入侍忽必烈潜邸，次年从征云南。1259 年，从忽必烈伐宋，渡长江，围鄂州。1260 年忽必烈即位后，置符宝局，董文忠受命为郎，自此随事献纳，备受亲信。忽必烈称他为董八而不呼其名。

　　至元二年（1265），安童为中书右丞相，言事忤旨，董文忠代为解释而得到允可。八年，侍讲学士徒单公履欲奏行科举，忽必烈召人廷议，董文忠称诗赋无益于治国，科举乃亡国余习，阻止此事。十一年（1274）伐宋，民困供馈，他奏免常岁横征。后又请罢官卖农具之税。有诏盗者杀无赦，他奏请当分罪之轻重，不可一概处死。忽必烈怒杀罪犯，他又敢奏请覆实辩诬平刑。阿合马柄政，大立亲党，他奏请召还廉希宪为相。十六年，更奏请军国之事先启真金太子而后奏闻，使太子负责视事。礼部尚书谢昌元请立门下省，廷臣奏以董文忠为侍中，阿合马称不可使“盗诈之臣”居其间，意指文忠，文忠忿加辩斥，“且攻其害国之奸”（《元史·董文忠传》）。

　　至元十八年（1281），升典瑞局为监、郎为卿，仍以董文忠任其职，并佥书枢密院事。“留居大都，凡宫苑、城门、直舍、徼道、环卫、营屯、禁兵、太府、少府、军器、尚乘诸监，皆领焉”（《元史·董文忠传》）。原隶中书省的兵马司也改由董文忠掌管，阿合马屡请夺还，不能得逞。忽必烈对他极为信任，曾对皇太子说：“竭诚许国，能于大事多所建明者，惟董文忠为然。”①此年冬十月病卒，后封寿国公，谥忠贞。

　　① 《枢密董文献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十四。

　　第三节张柔张柔（1190—1268），字德刚，金末元初易州定兴（今河北徐水北）人，世代务农。“少倜傥不羁，读书略通大义，工骑射，尚气节，喜游侠”（《元史·张柔传》）。1211 年蒙古代金后，特别是1214 年五月金帝自中都（今北京）南迁汴京（今河南开封）后，河北在战乱中盗寇蜂起，张柔聚族党数千家，结集在西山东流寨，选壮士进行自卫，从此形成一股远近闻名的地方势力。

　　金朝为了抵御蒙古，竭力笼络河北地方武装。金中都经略使苗道润先授张柔为定兴令，后升他为清州防御使，后又遥领永定军节度使，又兼雄州管内观察使，权元帅左都监，行元帅府事。1218 年六月，苗道润为贾瑀所杀，张柔檄召苗氏部曲于易州军市川集会，决意复仇，得到拥戴。金廷闻知，即任张柔为中都留守，兼大兴府尹、本路经略使，行元帅事。

　　正当张柔集绪军队讨伐贾瑀时，蒙古大军已进入紫荆关。八月，张柔率军迎战于狼牙岭，马蹶被执，遂以众降，仍受任旧职。接着，张柔作为蒙古的部将，攻下易州（今河北易县）、安州（今河北安新西南）、保州（今河北保定）、雄州（今河北雄县）。贾瑀盘踞孔山抵抗，因往山下汲水之道被切断，终于投降，张柔遂剖贾瑀之心以祭苗道润。

　　这年冬天，张柔徙治满城。金真定帅武仙会兵数万来攻，张柔大军不在，帐下仅数百人，竟以老弱妇女登城虚张声势，亲率壮士出敌后大破攻城金军，并乘胜攻克完州（今河北完县）。第二年（1219）春天，张柔进而攻拔祁州（今河北安国）、曲阳和定州（今河北定县）。攻打定州时，张柔与武仙之将葛铁枪战于新乐（今河北新乐东北）。他临阵颔中流矢，击落二齿，仍拔矢而奋战获胜。武仙遣藁城令刘成进攻，张柔生擒刘成而后释放。武仙又会兵攻满城，张柔亲自登城拒战，再中流矢，但仍带伤击败攻城敌军。到这年八月，张柔再次大举进攻，控制了深冀以北、真定以东三十余城以及许多山寨，于是“威名震河朔”①。在满城，张柔“定列数条，劝民修治耒耜，树艺桑麻”②，恢复了这里的农业生产，将这里建成自己的可靠地盘。在他的治下，数千驱口被释为良民。

　　正是凭借了史天倪和张柔在河北的军力和地盘，木华黎才在1220 年经略河北西路时，迫使金真定守将武仙宣布投降。武仙投降以后，木华黎以史天倪为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行府事，武仙为副。此后张柔当仍返驻满城，在1221年曾出兵攻克中都南面的固安和信安（今河北霸县东）。在以后木华黎继续经略山东与陕西的军事行动中，张柔似未在军前效力。《元史》本传称他“加荣禄大夫、河北东西等路都元帅”，似未必有据，不见于其他载录。但传文称燕帅孱赤台与张柔不和，陷害张柔，使中都行台“幽之土室”，险遭杀害，可知他一度颇不得志，甚至处境危险。

　　1225 年二月，真定武仙杀史天倪反叛，史天泽求援，张柔才出兵战败武仙。以后他又分遣部将攻略彰德（即相州，治今河南安阳）以及大名府路、山东西路一些地方，这些军事行动都是在带孙和孛鲁的统率下进行的。蒙古在这年十二月授他为行军千户、保州等处都元帅。1226 年，他出兵从孛鲁攻① 王鹗：《张柔墓志》，《元朝名臣事略》卷六《万户张忠武王》引。

　　② 王磐：《张柔神道碑》，《畿辅通志》卷一六八。

　　益都，迫使李全投降。

　　1227 年春，张柔以满城地窄，不能容众，移镇保州。保州在战乱中已荒废十几年，“柔为之画市井，定民居，置官廨，引泉入城，疏通沟渠以泻卑湿，通商惠工，遂致殷富；迁庙学于城东南，增其旧制”（《元史·张柔传》）。使保州重建成燕南一大都会。他自己也成为燕南的著名汉人世侯，领治城镇三十有余、军队数万、民户十万。在治理地方时，他信用儒士毛居节、贾辅等人，颇获实绩。

　　1232 年张柔参加伐金，升任汉军万户。张柔对部众说：“吾用兵，杀人多矣，宁无冤者。自今以往，非与敌战，誓不杀也。”围攻汴京，张柔军在城西北，金兵屡出接战，他横戈单骑陷阵，所向披靡。当金帝渡河企图进围卫州时，张柔等在沤麻冈（长垣西北）击败金兵，迫使金帝返回黄河以南。1233 年正月，金帝奔归德（今河南商丘），崔立以汴京降，张柔入城，于金帛一无所取，唯独进入史馆，取走《金实录》并秘府图书，并访求耆德及燕赵故族十余人卫送北归。接着，他参与进攻归德，金帝又奔蔡州（今河南汝南）。攻破蔡州城时他的军队率先攻入。在蔡州，他俘获状元王鹗，即解其缚，待以宾礼。亡金士大夫投奔到他门下的也有一批。后来，王鹗以及郝经、乐夔、敬铉等士子成为张柔幕府中的著名人物。王鹗教授张柔儿子读书达九年之久。一代名士元好问也与张柔有密切交往。

　　金亡后，张柔入朝，窝阔台大汗表彰了他的战功①，授以金虎符。1235年春，蒙古大举伐宋，兵分中、东、西三路南下。这年十月，窝阔台第三子阔出（又作曲出）所领中路军攻下枣阳时，张柔夺外城并绕出敌后立功。接着，他从太赤攻徐州与邳州（治今江苏邳县南）立功。1237 至1238 年间，他参加了曹武（在今湖北京山东）之役、光州（今河南潢川）之役、黄州、（今湖北黄冈）之役与滁州（今安徽滁县）之役，均有战绩。攻拔滁州时，飞石中其鼻，张柔裹疮复战，率精锐先登。这时张柔主力军实际上是按照蒙古大军东略淮南的行动而转移到了东路。与此同时，他的部将何伯祥率军在德安（今湖北安陆）、郢州（今湖北钟祥）、复州（今湖北天门）以及沿江上下作战。但是这时蒙古代宋之举目标有限，只是摧毁宋的地方行政机构，掠夺居民和财物，主要是一种惩罚性的军事行动，有的地方攻占以后又被宋军夺了回去。

　　1239 年，张柔奉命以本官节制河南诸翼兵马征行事，河南三十余城均属他管辖。在此后近二十年间，他为蒙古守卫河南南部与安徽西北部的防线，并不时出击威胁宋军。1240 年，诏令张柔等八万户伐宋，攻占寿州（今安徽凤台）。1241 年，保州升为顺天府，但张柔率军驻于杞县（今河南杞县之南）。1240 至1242 年间，张柔不止一次从淮河中游渡河进略安丰（今安徽寿春）、和州（今安徽和县）、滁州、扬州等地，迫使南宋竭力加强战略要地安丰的守备。1244 年，宋军收复寿州，但第二年，又被察罕与张柔的军队夺回。攻下寿州后，张柔欲留兵守城，察罕不从。在泗州（在今江苏盱眙隔淮河之北）战胜宋军后，其部下夹谷显祖得罪反诬，张柔一度被执留北方，但得到大臣们的辩白保护而度过危难。此后，张柔仍驻杞县，不断进扰淮西与淮东一些州县，对南宋的东线构成威胁。

　　① 史文有载张柔此时升军民万户，但时间上或有差误，参见黄时鉴：《关于汉军万户设置的若干问题》，《元史论丛》第2 辑。

　　1251 年，蒙哥即汗位后，张柔仍为军民万户。1254 年，他奉命移镇亳州（今安徽亳县）。亳州四面皆水，他在这里“葺民居，建府第，城壁悉甃以甓，又为桥梁，以通归德，人民坌集，商旅舟车往来，如承平时”①。他还在这里修复孔子庙，设学授徒。

　　1259 年，蒙古大举伐宋，张柔列于中军，从忽必烈渡江，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这年十一月，忽必烈得知蒙哥死讯后北还，命他总领蒙古汉军，在白鹿矶建城以为久驻之计，并遣将掠地千里，南至潭州（今湖南长沙）。在这次伐宋战事中，他的部将张果、王仲仁列于西路军，随蒙哥征蜀；王安国、胡进、田伯荣、宋演，从宗王塔察儿攻荆山。

　　1260 年，忽必烈即汗位，张柔奉诏班师。张柔至上都朝贺时，正值廷议削汉人世侯之权，诸世侯请他出面阻拦，但他上言表示，对于世侯，“请选老成之人监之便”①，遂有十路宣抚使的设立。阿里不哥争位，忽必烈北征，诏张柔入卫，至于庐朐河（今蒙古克鲁伦河）上，后分其兵三千五百守卫京师，以其子弘庆为质。1261 年，张柔以《金实录》献于朝廷，并请致仕，诏封他为安肃公，命其第八子张弘略袭职。但1262 年忽必烈讨伐李璮之变时，仍召张柔与弘略率军出征。李璮求救于宋将夏贵，夏贵从蕲州（今湖北蕲春）北上，渡过淮河中游，推进到亳州、徐州、邳州一带，张弘略率军将他击退。参与李璮之变的王文统被忽必烈处死，张柔是竭力支持的。李璮在济南被捕杀，张柔也参与其事。李璮之变平定后，忽必烈追问当时与李璮通信者，发现唯独张弘略的书信都以忠义相劝。忽必烈削世侯权时，张弘略被解除军职，但仍领兵宿卫京师。

　　至元三年（1266），加张柔荣禄大夫，判行工部事，主持大都的城建，张弘略也佐其父为筑宫城总管。四年，张柔进封蔡国公，第二年去世。在元初汉人勋臣中，张柔与史天泽一样，都被称为“拔都”（英雄）。据载，后来忽必烈曾说：“史徒以筹议，不如张氏百战之立功也。”②后赠太师，谥武康。延祐五年（1318），加封汝南王，谥忠武。

　　张柔有子十一人，除上面提到的张弘略外，张弘范事功最显，另有传。

　　① 王鹗：《张柔墓志》，《元朝名臣事略》卷六《万户张忠武王》引。

　　①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五一《张柔传》。

　　② 虞集：《淮阳献武王庙堂之碑》，《道园学古录》卷十四。

　　第四节史天泽史天泽（1202—1275），字润甫，燕京永清（今属河北）人。其曾祖史伦，因筑室发土得金而有财，逢金季乱世，建家塾，招学者，纳豪士，济艰困，以侠义著称，在河北诸郡组织清乐社四十余个，每社近千人，成为地方上一大豪强。其祖父史成硅、父亲史秉直，均继承家业家风。1213 年木华黎征伐河北、山东时，史秉直率数千人到涿州（今河北涿县）降附。木华黎命史秉直管领降人家属，驻屯在霸州（今河北霸县），任其长子史天倪为千户，三子史天泽为帐前总领。史秉直又招附十余万家，迁于北方；1214 年，从木华黎攻北京（今辽宁宁城西北），克之，授北京“行尚书六部事”（按：即管领政务的官员），此后遂移家于北京①。史天倪在清乐社成员中选壮勇万人为义兵，号清乐军，以从兄史天祥为先锋。在木华黎麾下，史氏一家屡建战功。

　　1220 年，木华黎在占有河东多数地方后折而经略河北西路，金真定经略使武仙归降。木华黎以史天倪为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行府事，武仙副之。史天倪劝木华黎禁止剽掠，致使河北金将士归降者增多。1221 至1224 年间，史天倪转战于河北、山东与山西各地。1225 年，武仙的党羽据西山腰水、铁壁二寨叛，史天倪将叛军剿杀。武仙谋作乱，设宴邀天倪而杀之。事变发生时，史天泽正护送母亲北归。府僚追到燕京告变，史天泽即南还，行抵满城，招集到许多士马。孛鲁得到事变消息后，命史天泽袭兄职为都元帅，并派笑乃■将蒙古军三千赴援。

　　史天泽与笑乃■合势进攻卢奴。武仙骁将葛铁枪拥众万人拒战，史天泽奋战败之，生擒葛铁枪。接着，史天泽连下中山（今河北定县）、无极（今河北无极）、赵州（即沃州，治今河北赵县）等地，并于当年六月收复真定。不久，宋大名总管彭义斌与武仙联合，谋取真定，仍未成功；史天泽且斩杀彭义斌，勇名大振。彭义斌亡，南宋从此尽失河朔。数月后，武仙潜结内应，夜里斩关入城，史天泽东奔藁城求得董俊援兵，且笑乃■军也赶到，旋即收复。笑乃■欲杀叛人，史天泽说：“他们都是被胁迫而为，并无该杀之罪。”在他的劝说之下全予释放。接着史天泽攻克武仙盘踞的西山抱犊等寨，武仙遁去。史军南下，进克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卫州（治今河南汲县）。史天泽以真定为中心，任用原金朝治下的儒士和官员，缮城壁，修武备，招集流散，存恤穷困，几年之间，颇有治绩。他在这里成为一大汉人世侯。

　　1229 年，窝阔台即大汗位，朝议设立三大元帅分统汉军，遂立三万户，任史天泽为真定、河间、大名、东平、济南五路万户。1230 年冬，武仙复屯兵于卫州，史天泽围而攻之，金将完颜合达率十万军来援，仍无济于事，武仙逃逸，卫州收复。而后，天泽受命在东线削弱金的防守力量。1232 年春，窝阔台由白坡渡河，诏史天泽出兵河南相会，兵至，三峰山之战已获大捷，遂奉命略地汴京以东，招降睢州（今睢县）、泰康（今太康）、柘城、瓦岗等地。1233 年正月，金帝自汴京出奔，先渡河而北至黄龙岗，令完颜白撒西袭新乡、卫州，史天泽率轻骑进援获胜。金帝乘船东下，进入归德（今商丘）。撒吉思不花不听史天泽劝告，在睢阳背水而营，全军覆没。金帝再逃入蔡州（今汝南），蒙古各路军队会集进攻，史天泽在北路结筏潜渡汝水血战立功。① 《史秉直神道碑》，《乾隆永清县志》所收《永清文献》。

　　蔡州城破，金帝自缢而死。

　　金亡后，史天泽回到真定。当时，赋税苛重，尤其是为了交纳赋税，借贷西域商人的债银，一年以本加倍算利，以后每年连息加倍计算，称为“羊羔利”。史天泽奏请官偿一本息而止，得到中书令耶律楚材的支持，且普遍推行。1238 至1239 年间，真定一带遇到蝗灾，百姓又借债贡赋，积至银一万三千余锭，史天泽倾其家资，其属下官吏也争相效法，代偿债银。他又奏请以中户为军户，上下户为民户，按贫富定赋额，获准后布告诸路，为定制。真定达鲁花赤忙哥撒儿率领的数万蒙古军散处各地蹂躏庄稼，史天泽也奏准使蒙古军徙居岭北，保护了农耕生产。

　　灭金以后，史天泽继续参加蒙古代宋的战事。1235 年，从皇子曲出攻枣阳（今属湖北枣阳），他先登力战而克。继攻襄阳（今湖北襄樊），他驱二舟勇士直捣峭石滩，破宋守军犄角之势。1237 年冬，他从宗王口温不花围攻光州（今河南潢川），连破其外城、子城；再攻复州（今湖北天门），请督四十勇士攻破宋舟三千连成的“栅”，敌惧而降。又攻寿春（今安徽寿县），史天泽独当一面，击败夜出斫营的宋兵，乘势连下滁州（今安徽滁县）、盱眙（今属盱眙）和宝应（今属江苏）等淮东州县。这些征战，“虽会诸道兵共事，其伐谋制胜，敌忾树功，未尝不在群帅之右”①。1241 年，史天泽引侄史楫见窝阔台，因原系奉诏承袭兄天倪之职，请解职还授与楫，窝阔台嘉其让官，别任史楫为真定兵马都总管。

　　1252 年春，史天泽入觐蒙哥大汗，受赐卫州五城为分邑。当时，“汉地不治”，地方官的暴虐，苛重的征派，使许多地方再次发生人口流散、土地荒芜的现象。在邢州（治今河北邢台）、京兆以及最后从金国夺取的河南，这些情况尤其严重。忽必烈受命主持漠南汉地军国重事，即以史天泽为河南经略使。史天泽到任后，“选贤才，居幕府，以清其源；置提领，布郡县，以察奸弊。均赋税以苏疲困，更钞法以通有无，设行仓以给军饷，人始免攘夺矣。立边城以遏寇冲，民皆得以保全矣。诛奸恶以肃官吏，立屯田保甲以实边鄙。利则兴之，害则去之，不一二年而河南大治”①。又以侄史权、史枢戍唐州、邓州屯田，逼宋襄、樊。1257 年，蒙哥对忽必烈产生猜忌，派阿兰答儿、刘太平等到陕西、河南钩考钱谷。阿兰答儿对河南官员罗织罪名，但史天泽以勋旧而独见优容，史天泽说：“我是经略使，是非功罪，理当我责，今舍我而罪余人，心何能安。”于是许多人得到开释。

　　1258 年，史天泽从蒙哥伐宋，攻入西蜀。第二年夏，兵围合州（今四川合川）的钓鱼山，攻而不下。宋将吕文德挥船千余，溯嘉陵江而上，蒙古军迎战于三槽山（在今合川县南）西，不利。史天泽奉命抵御，分军为两翼，跨江注射，亲率舟师顺流纵击，夺宋舰百余艘，三战三捷，追至重庆而还。七月，蒙哥在前线受伤后去世，史天泽和群臣奉灵柩北还。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帝位，首召史天泽，问以治国安民之术。

　　史天泽上疏，建议“立省部以正纪纲，设监司以督诸路，霈恩泽以安反侧，退贪残以任贤能，颁奉秩以养廉，禁贿赂以防奸，庶能上下丕应，内外休息”（《元史·史天泽传》）。忽必烈命他到长江中游撤回军队，事毕，授他为河南宣抚使，不久兼江淮诸翼军马经略使。

　　① 苏天爵：《丞相史忠武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七。

　　① 苏天爵：《丞相史忠武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七。

　　中统二年五月，他受任为中书右丞相，遂将先前所说治国安民之术次第施行。他主持中书省，定省规十条，使政务运作井然有序。1252 年括户百万有余，此时诸色占役者已过大半，他奏准悉予罢除。税粮和科差，他坚持以统一的标准征派。他在大臣们中间协调弥合，发挥各人的作用，自称“天泽武臣，何克负荷。但物务未安者，老夫通译其间，为诸君条达耳。相则何敢当。”认为自己只是充当诸宰臣与皇帝间通译（用蒙古语上传下达）的角色①。他善于“体时顺势，通变制宜”，使汉法在特殊的条件下得以推行。论者以为“中统至元初治”的出现，史天泽出力甚多。

　　这年九月，史天泽扈从忽必烈北征阿里不哥，十一月，在昔木土脑儿地方大败阿里不哥。

　　中统三年二月，山东李璮发动变乱，从益都率军进据济南。忽必烈先命宗王哈必赤总督诸军南向讨伐；四月，增派史天泽专征，诸将皆受节度。史天泽到达济南，对哈必赤说：“李璮诡计多端，又有精兵，不宜与他硬拚，应当长期围困。”于是，指挥各路将士开河筑环城，将李璮困在济南。七月时，济南城中粮绝，军心溃散出降，李璮投大明湖自尽未遂而被俘。史天泽、张柔、严忠济等立即将李璮在军前处死。接着，大军东行，益都闻风而降。李璮之变发生后，有人究其原因，以为汉人世侯之权太重。史天泽于是奏称：“兵民之权，不可并于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这年十二月，忽必烈在各路实行军民分职，史氏子侄解除兵权者达十七人。不久，其右丞相之职也被免去。

　　至元三年（1266）二月，忽必烈以史天泽为枢密副使。四年六月，复以史天泽为中书左丞相。五年九月，仍以史天泽为枢密副使。六年，诏命史天泽与驸马忽剌出主持进攻襄阳军务，第二年因病回燕京。至八年正月，史天泽告老，未获允准；五月，受任为平章军国重事，特许仅预问大事。

　　至元十年二月，宋吕文焕以襄阳降元；四月，忽必烈决定大举代宋。十一年三月，诏改荆湖枢密院为行中书省，伯颜、史天泽并为左丞相，率大军自襄阳水陆并进。史天泽行至郑州（治今钟祥）遇疾，返还襄阳，随即又回到真定。忽必烈遣其子史杠与御医驰视，史天泽临死奏言：“但愿天兵渡江，慎勿杀掠。”死后，元世祖诏赠太尉，谥忠武。后累赠太师，进封镇阳王，立庙。

　　史天泽及其家族是蒙元初期河北最大的一支地方势力，汉地世侯的首要代表，为巩固和发展蒙古贵族在中原的统治立了大功。他是忽必烈推行汉法的主要大臣之一，也是元朝唯一的官至右丞相高位的汉族显贵的代表人物。他与当时的多数世侯不同，他从未奉仕于金或宋，而在归附蒙古以后则一心相随到底。旧史称他“临大节，论大事，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立论多出人意”，“出将入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无怨，人以比于郭子仪、曹彬云”（《元史·史天泽传》）。他四十以后始折节读书，酷嗜《资治通鉴》。他好贤乐善，金亡后归依的名士颇多，他均待以宾礼，并在一起讲究经史，推明治道。他对赋诗和写杂剧也有兴趣，与一些杂剧作家来往密切，元初真定杂剧的兴盛当与他的支持有关。史天泽有子八人，名格、樟、棣、杠、杞、梓、楷、彬①，均官至要职。

　　① 王恽：《中堂事记》，《秋涧集》卷八一。

　　① 《新元史》卷一三八《史天泽传》列八人之名，无彬，有构。

　　第五节李璮李璮（？—1262），字松寿，是元朝与金、南宋之交盘踞淮北山东的豪强李全之子；一说为李全养子，因改姓更名，并以李全原籍益都潍州（今山东潍坊）为己籍②。

　　1211 年，蒙古开始大规模攻金。山东各地豪杰纷纷乘势攻劫州县，反金自雄。1214 年，李全起兵于潍州，后与杨妙真所部红袄军合并，转战于鲁南、山东沿海岛屿历数年。1218 年春，因岁饥乏食，全率部渡河归附宋朝。此后，他倚宋为后援，乘“山之东，河之北，盗之区，兵之冲也”的形势③，往来胶西淮北，伺机坐大。1222 年，李全进据益都，始全力经营其地。1226 年春末，蒙古军灭活动于河北、山东的彭义斌部，逼降拥众五十余万的济南军阀张荣后，西攻益都。秋，蒙古筑长围，夜布狗砦，断全粮道。李全婴城固守至翌年初夏，终因粮尽，举城向蒙古输诚④。未几，留屯在南宋边地山阳（今江苏淮安）的李全所部被别支忠义军攻杀。全闻讯后，向蒙古军帅孛鲁国王断指发誓“归南必畔（宋）”，遂受蒙古山东淮南楚州行省之职，率军南下，进据宋楚州（今江苏淮安）。他利用宋廷“内图进讨、外用调停”的姑息政策，一面以“反正”之名向宋朝骗索饷粮，一面则“岁贡于大元者不缺”，依违两端，据地自重达四五年。1231 年，全领军攻宋江北重镇扬州。军败，全于退却途中骑陷泥淖不能拔，被追兵乱枪刺死。

　　李全死后，残部推全妻杨妙真权主军务，退回山东。1232 年，“杨代入觐，得绍夫职”①。因此主持华北财政的耶律楚材称她为“杨行省”。杨妙真领山东益都行省的时间似乎不长，便引退辞任。益都行省之职即由李璮继承，时在窝阔台汗前期②。1233 年，蒙古并委任散术台氏纯只海为益都行省军民达鲁花赤。

　　李璮受任前后，其势力似尚局限于益都一路之地。蒙古灭金前一年，“金人以海（治在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沂（今山东临沂）、莱（今山东掖县）、潍等州降”（《元史·太宗纪》），足见这时益都周围地区多不在李璮集团手中。然而，此后不到十年，他的势力就逐渐伸展到益都以东和东南的差不多整个山东半岛。据民国《牟平县志》卷九《昭武大将军总管万户姜房墓碑》（碑立于1255 年），在碑主病死于1240 年以后，其长子和次子分别由“山东淮南等路行省相公李君、先少保（按此指李全）之子上表汗廷，使袭胶（今山东胶县）、潍、莒（今山东莒县）、密（今山东诸城）、宁海（今山东牟平）等州总管万户及宁海州刺史之职”③。可见上述地域均已在李璮管领之下。② 《元史》卷二○六本传：“或曰璮本衢州徐氏子，父尝为杨州司理参军”。按1218 年李全降宋；翌年，宋廷命贾涉为淮东制置使并节制李全等部“忠义军”。据《齐东野语》卷九“李全”条，贾涉因李全之请，命参幕徐稷一子过继给李全，更名为璮。

　　③ 程矩夫：《张荣世德碑》，《雪楼集》卷十六。

　　④ 《元史》卷一一九《木华黎传》附《孛鲁传》；《宋史》卷四七六《李全传》。《元史》卷一《太祖纪》谓全降于丙戌（1226）十二月，未确。

　　① 许时献：《董进神道碑》，《益都金石志》卷四。参见森田宪司：《李璮称乱前事迹考》，《东洋史研究》47、3（1988.12）。

　　② 李璮败死于1262 年。《元史》本传说他“专制山东者三十余年”。是其袭职当在1230 年代初。③ 参见森田宪司前揭文，并参民国《牟平县志》卷九载《玄都观碑》。

　　不过，他虽然保持着“山东淮南等路行省相公”的称号，实际上未曾控制过位于淮南的宋朝边地。1252 年，李璮攻占宋北境的海州，将州治从位于海岛的东海县移回旧址。蒙哥汗后期，璮又出兵攻拔涟水相连四城，与宋隔河相峙，直逼淮南东路。是为李璮势力所至的最南线。

　　在处心积虑地拓大地盘的同时，李璮采取各种方式巩固和加强对自己辖境的实际统治权力。益都民户在窝阔台朝丙申（1236）分封时被划为成吉思汗幼弟铁木格斡赤斤的份子。李璮娶斡赤斤后王塔察儿的妹妹为妻，即应在丙申分封之后。通过政治联姻方式与黄金家族中“东诸侯”之长缔结起“肱脾相依”的关系①，当为李璮在北方诸侯中表现最为桀傲不驯的重要原因。益都地处蒙宋对峙的战略要冲，也经常被李璮利用来“恫疑虚喝，挟敌国以要朝廷，而自为完缮益兵计”（《元史·李璮传》）。蒙哥汗时期几次征调诸路兵，李璮都“诡辞不至”。而他攻下海州之后，却向朝廷要求从东平等路份运饷给军，即使运输代价高至“率十石致一石”亦所不惜（《元史·商挺传》）。在辖地之内，他还试图逐渐确立制度化的官制，并修湮废多年的试院、文庙，招聘儒生，期望以秩序化的统治来延揽人心。

　　1259 年，蒙哥汗死于四川攻宋前线。黄金家族内部随即爆发了忽必烈、阿里不哥兄弟争夺汗位的战争。中统年间，世祖不得不以相当的兵力应付盘踞漠北的阿里不哥。李璮显然是想利用这种形势，进一步巩固自己割据山东东路的地位与权益；他对世祖政权的违抗态度也越来越不事掩饰。1260 年，世祖亲征北边，“群臣躬履牧圉”，李璮蓄养精兵七、八万，却独以御宋为辞，“即不身先六军，复无一校以从”。大汗回京以后，诸侯纷纷朝觐，惟李璮不至。中统二年（1261）正月，璮以御宋为名，擅自发兵修益都城防，以砖石筑墙，外掘深堑围之。蒙古奄有华北之后，普遍禁止诸路修置城壁，李璮的举动，确实是异乎寻常的。北方各地的马匹，当时“无论军民，概属括买”，而此令独不及李璮地盘，璮并散遣部下到辖境外以高价与政府争购军马。1260 年以后，北方各路通用中统钞，惟璮境使用宋政府发行的涟州会子。纳于朝廷的盐课也被他侵吞，作括兵之用。中统初，世祖尚无暇南顾，因此对宋采取遣使修好的慎重策略，不欲轻启边衅。但李璮却在淮边潜师侵宋，想破坏国信使郝经的使宋之命。他与北方其他世侯之间窥测时势，批评朝政的联络活动也相当频繁①。李璮与其同乡和岳丈、首任中书省平章政事王文统之间更保持着密切的交通。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中曾有“期甲子”等语，表明李璮早已向王文统透露过自己的预谋②。

　　中统二年（1261）冬，世祖再次率军亲征漠北。李璮抓住这个机会策动叛乱。不料到十二月，世祖即还跸燕京。但这时举兵称乱，已如箭在弦上，无容迟疑。三年正月底，他用早已布置的私驿召回留质燕京的儿子李彦简，三四天后，即尽杀境内蒙古戍军，宣布以涟、海等城献于宋，公开称叛。李璮举事之前，朝廷对他的用心即已有所察觉。粘合南合和张宏等人，曾在事先向世祖进言，谓李璮必反。由于当日北边未靖，中原守备空虚，世祖只能① 郝经：《班师议》，《陵川集》卷三二。

　　① 《元史》卷一四七《张弘略传》：“李璮既诛，追问当时与璮通书者，独弘略书皆劝以忠义。”可见与璮通书者，多有不属忠义之辞。

　　② 《元史》卷二○六《王文统传》。按“期甲子”者，未必如王文统本人解释，是要李璮到甲子（1264）举事，以“迟其反期”，或即泛取“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之意，暗指谋反等。对他专用安抚、姑息之策，表面上不动声色。中统元、二两年之间，元廷加璮为江淮大都督，赐金、银符共六十余枚，褒赏奖谕竟至再三。种种殊遇，其实都是为了将他暂时稳住。三年初，李彦简逃归山东，世祖立即召谋臣姚枢入对，要他预测李璮动向。可见朝廷对益都事态始终保持着高度警觉。根据姚枢的判断，李璮举事之后，有三种战略可供选择：“使璮乘吾北征之衅，濒海捣燕，闭关居庸，惶骇人心，为上策；与宋连和，负固持久，数扰边，使吾罢于奔救，为中策；如出兵济南，待山东诸侯应援，此成擒耳。”忽必烈追问“今贼将安出”，姚枢断然回答：“出下策。”（《元史·姚枢传》）

　　事态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姚枢的看法。

　　二月三日，李璮称乱时，他本人似乎南在涟、海一线。璮事先虽已遣人向南宋纳款，但晚至二月初一降书方递达临安。宋廷认为“情伪难凭”，要李璮实献出涟、海，以示诚信。李璮于初十致书宋廷，保证“来意真确”，在此前后，宋朝方正式接收涟海诸城，遂于二十四日诏封李璮为保信宁武军节度使、督视京东河北等路军马、齐郡王。这段交涉表明，李璮在公开叛乱之前，并没有与宋取得确实的联络；起事后即匆匆领兵北走益都、济南。自二月末至五月，宋两淮边军乘李璮之乱，在滕（今山东滕县）、徐（今江苏徐州）、邳（今江苏邳县）、宿（今安徽宿县）一线频频出攻。李璮也没有向南移兵，以期与朱军腹背相倚。可见他向宋纳款，仍是玩弄“挟敌国以要朝廷”的故伎，根本没有认真考虑过“与宋连和，负固持久”的策略①。另一方面，李璮返益都不久，即进据济南；此后顿兵济南达两月之久，直至被元军团团围住。又可见他也根本没有奔袭燕京，拒元北征之师于居庸之外，乘中原人心未定，以乱求变的胆魄。他采取的，恰恰是姚枢所说的“下策”，即出兵济南，坐待山东诸侯应援。

　　李璮起兵之后，便立即从涟海趋赴益都。初八日，璮入据益都，发府库犒其将校。十七日，元廷诏令山东各地修筑被拆毁的城垣以御李璮。这时，河北山东各路世侯从征北的军队虽已班师南还但似乎还来不及回到各自原来的驻地。因此元廷只好指令他们“尽发管内民为兵以备”②。同时，命令济南万户张宏、归德万户邸浃、武卫军炮手元帅薛军胜等部主力会滨（治在今山东滨县东北）、棣（今山东惠民），割断在平滦（今河北卢龙）担任总管的李璮之子李南山（王文统女儿所生）与山东的联系，而水军万户解成，张荣实，大名万户王文广，东平万户严忠范所部则集结东平。二十日，元廷又诏令汇集于滨棣、东平的军队分别由北、南两路向济南靠拢，以期将李璮封锁在山东东路。但是，李璮比元军抢先一步抵达济南。张宏守城之卒数不满千，只好携祖父张荣弃城出奔。二十六日，李璮占领济南。张宏在告变京师途中遇讨璮元军，遂充前锋回攻济南。在益都一线相峙。他虽然也屡次出击元军，但是总的战略意图都是用主力固守济南，坐待北方世侯的响应。以致在最关键的几十天里，他在军事上竟一无进展。

　　① 黄溍：《跋宋朝遗墨二首》，《黄金华集》卷二一；《宋史》卷四五《理宗纪》五；参见周良霄：《李璮之乱与元初政治》，《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4 辑。

　　② 中统二年十月中，“命亳州张柔、归德邸浃、睢州王文干、水军解成、张荣实、东平严忠嗣、济南张宏七万户，以所部兵来会”。是知诸侯主动多随忽必烈出征朔漠。翌年二月李璮兵临济南，张宏守城之卒不满千人。是知从征漠北的汉车虽已南返，却尚未回到本藩。

　　辽金以来，以宋为正朔的观念在北方淡漠已久，因此恢复宋室的号召很难有多少政治感召力；汉人世侯们亲眼看到了蒙古军队的作战能力，也认识到诸侯之间实力均衡、互相牵制的复杂形势，所以往往满足于大汗君临之下割据一方的实权和地位；在蒙古最高统治集团中，世祖的确更被他们视为最适合于推行汉法的君主人选。因而尽管这些汉人军阀在平时的私下谈论里或有诽议朝政的不逊之辞，但如果没有充分的把握，他们绝对不肯轻易地举兵，反抗元廷的。李璮称乱后即传檄各路，结果只有太原路总管李毅奴哥，达鲁花赤戴曲薛以及邳州万户张邦直（张荣子）响应①。其他人非但不起而支持，而且多在元廷督责之下带兵参加对他的围剿。李璮把成功的赌注完全压在不切实际的空想上，结果只能一步步地将自己引向坐而待毙的死路。

　　就在李璮顿兵观望的时候，元廷逐渐完成了围攻济南的军事部署。四月初，济南郊外已集结了“十七路人马”（《元史·王綧传》），高丽军队也奉调助攻。元军开始树栅凿堑，围困济南。四月底，诏右丞相史天泽专征山东，诸将皆受节度。史天泽接受军前行中书省参议宋子贞的建议，与前线统帅宗王合必赤商定，急增深沟高垒，“以岁月毙之”（《元史·史天泽传》）。五月初，元军又在原有围城工事基础上进一步构筑环城。是月中旬，济南被完全困死。从此李璮身陷孤城，不复得出。六月初，宋军曾由海路北上，进攻沧、滨等州（均在今山东），是举或有接应李璮的意图，但未克成功。除济南、益都等大城池外，山东东路大部很快被元军规复。

　　重围之中的济南，全力作围兽之斗将近一月，士气逐渐衰落。李璮先“取城中子女赏将士，以悦其心”。以后粮饷日渐不支，又“分军就食民家，发其盖藏以继”。至六月中旬，城内粮尽力竭。“甚至截屋檐拌盐饲马；已而亦无，相将食人”。于是全城人情溃散。李璮本人也情绪低落，“日复昏沉沉”。七月十三日，璮勉强整军出战，希冀突围。但因缺粮乏力，被元军掩杀，仓皇退回城内。守军由是陆续“什佰相结、缒城以出”。至“十九夜一鼓、有大星坠于府治。李拈香而拜曰：‘李璮死于此’。于是坐庭中，以镊摘去长髭。二十日早，吩付众人出，各讨路去”。是日城溃。璮自手刃爱妾，乘舟自投城内大明湖中，因水浅未死，被元军捉获①。

　　李璮被擒后，即被带到宗王合必赤帐前。史天泽向合必赤建言：“宜即诛之，以安人心。”随即由史天泽等人会审李璮。据《前闻记》的描述，当日的审问场面说：“严相公（指严忠范）首问曰：‘此是何等作？’王（指李璮）答曰：‘你每与我相约，却又不来。’严就肋下刺一刀。史丞相问之曰：‘何不投拜？’王不答。又问曰：‘忽必烈有甚亏你处？’王曰：‘你有文书约俺起兵，何故背盟？’史唤黄眼回回砍去两臂，次除两足，开食其心肝，割其肉，方斩首。”看来史天泽很担心李璮会更多地暴露北方世侯之间在私下窥测时局，指摘朝政，甚至语涉反意的隐密，因此一反“慎密谦退”① 李毅奴哥与戴曲薛以璮檄“传行旁郡”，事觉被拘，故山西未发生实际军事对抗。见《元史》卷五，《世祖纪》二；姚燧：《徐德举神道碑》，《牧庵集》卷十八。张邦直在宋军攻邳州时，可能曾与徐邳总管李杲哥一起出降。宋军退去后，“杲哥自陈能保全州城’。元廷先原其罪，十多天后即诛杀之。张邦直在四年后被处死。

　　① 《前闻记》；《元史》卷二○六《李璮传》。又王恽《统神武颂并序》亦记曰：“癸酉（引按即十九日），有星蓬蓬，■若矢石，妖声堕空。因之出降，群凶率同”。可见流星确实促成了李璮军心的最后崩溃。见《秋涧集》卷一。

　　的稳重作风，在军前擅命处死李璮。

　　翌日，史天泽即引军东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开门迎降”（《元史·史天泽传》）。李璮之乱至此完全平息。

　　三齐叛乱牵涉到很多被世祖委以文、武要职的汉人亲信。中书平章王文统与李璮长期秘密沟通，“有反状者累年”，事发后与其子王荛一同被诛。推荐过王文统的刘秉忠、张易、商挺、赵良弼等人都受到忽必烈的怀疑。商挺从关中被急召回都，受到软禁和盘查；赵良弼更被“威刑临恐，谴诃百至”①。至于史天泽在济南城下之日匆忙杀李璮灭口，回朝后则以“擅杀自劾”②。忽必烈虽未加罪责，但璮与汉地世侯们私下交通，他心里显然是十分清楚的。事实上，世侯中间走得最远的如济南张荣之子张邦直，或即已在宋兵呼应李璮从南线发动攻击时，献邳州城投降过宋朝。在汗位争端尚未完全解决的情况下，过分追究北方世侯与李璮之乱的关系，可能把他们逼到公开与朝廷对抗的立场上去，这会给世祖政权本身带来很大危害。因此，世祖很快停止追究，在政治上继续优容各地世侯，以免迫使他们铤而走险；同时也充分利用他们害怕朝廷深究的自危心理，裁削私家权力，把这些专制一方的军阀变成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统治下的文武官僚。从中统三年起，元廷先后在北方汉地实施兵、民分治，罢世侯、置牧守、行迁转法，易置汉人将领部属、将不擅兵等制度。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李璮之乱失败，进一步促成世祖政权对华北各地统治的集权化过程。

　　① 《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一，商挺，赵良弼条；姚燧：《姚枢神道碑》，《元文类》卷六○。② 王恽：《史天泽家传》，《秋涧集》卷四八。

　　第六节汪世显（附汪德臣、汪良臣、汪惟正）

　　汪世显汪世显（1195—1243），字仲明，汪古部人。汪古本阴山（今内蒙大青山）部族，为金朝属部，隶西京路，故元人称汪氏出于“山西将种”；有一支汪古人徙居巩州盐川（今甘肃陇西），世显先人世为其长，因取汉姓汪氏①。金贞祐二年（1214），世显以军功擢千夫长。巩州为金边防要地，置元帅府统军戍守。正大二年（1225），元帅田瑞反，陕西行省讨之，世显时为巩州门将，开城纳行省军，遂平田瑞。转官，先后授领同知平凉府事、领陇州防御使。六年，改兼巩昌府（巩州升）治中，转同知，兼参议帅府机务，佐知府兼总帅、巩昌行省（正大八年加授）完颜仲德招集陇右诸州散亡士卒数万，移巩昌府治于石门山，依险坚壁备御蒙古。天兴元年（1232），汴京危急，完颜仲德奉旨率部赴援，承制授世显便宜总帅，代统军队留镇巩昌。三年初，金亡，秦州（今甘肃天水）元帅粘葛完展自称行省，假造蜡丸诏书，欲兼制巩昌，世显不服，攻杀完展，并其军，成为秦、巩最强大的势力，但仍奉金朝正朔①。又数次遣使向南宋四川制置使赵彦呐请求“内附”（《宋史·赵彦呐传》）。明年（1235），蒙古太子阔端经略秦、巩，兵临巩昌，遣汪古人按竺迩谕降，十月四日，世显献所统诸城军民归降蒙古，阔端赐以蒙古章服，令仍任其旧官职。

　　世显降蒙后，随即被派遣领本部兵从征南宋，进攻大安军（今陕西宁强西北）境，为宋兵所阻，退回。1236 年，复从阔端攻蜀，为前锋，进至大安，击溃南宋调来的思、播（今贵州北部）田氏、杨氏援军（苗军）；在阳平关与宋边防主力曹友闻军激战中，单骑突阵，及与后军会合，大败宋军，曹友闻战死，蒙古军冲破了四川门户，遂长驱而入。1237 年春，世显出其不意率部夜取遂宁（武信城），尽得其府库。接着进兵攻掠普州（今安岳）、资州（今资中）。1238 年，从都元帅塔海绀卜再入四川，军至葭萌之南，宋守将阻山为栅，世显选精骑夺栅而入，乘胜攻占资州，进掠嘉定、峨眉等地而还。1239 年秋，复隶塔海麾下攻蜀，破开州，进抵万州。宋军列阵万州长江南岸，世显乘夜伏兵上游，而于北岸布舟为疑阵，及战，率伏兵乘革舟顺流而下，袭破宋舟师，追击于夔州（今奉节），过巫山，为宋京湖制置使孟珙援军所阻。次年春，蒙古军回师挟江两岸西进，至涪州（今涪陵），世显奉命于江面架浮桥以渡军队，两日而成。继而分领南道之军围攻重庆，宋守军顽强抗击，不能克，以天气暑热退兵。其年秋，赴和林入觐，太宗嘉奖其功，赐金符。

　　1240 年，世显与其他蒙古军帅再度率部入蜀。时宋四川制置使陈隆之置司于成都，修完城池，坚壁守御，并向蒙古军下了战书；十月，蒙古军围攻成都多日，有宋将田都统（名显）约下城出降被发觉，世显急指挥将卒架梯攻城以救之，田开此门内应，蒙古军遂攻陷成都，俘陈隆之。世显随即率精锐五百为前锋驰攻汉州（今广汉），三日后，诸军皆至，又攻三日，守将王① 王鹗：《汪忠烈公（德臣）神道碑》，《陇右金石录》卷五。

　　① 《金史》卷一二四《郭虾■传》。据姚燧《巩昌路同知总管府事李公（节）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一），粘葛完展实为秦州帅。

　　夔驱火牛突围走，城陷。十三年春，阔端召世显入见，论功，授为巩昌便宜都总帅，赐虎符，统领秦、巩、定西、金（今榆中）、兰、洮（今临洮）、会（今会宁）、环、陇、庆阳、平凉、德顺（今隆德）、镇戎（今固原）、原（今镇原）、阶（今武都）、成、岷、叠（今迭部）、西和等二十余府州①，军民财赋皆听其裁决。巩昌便宜都总帅府辖土之广，为各地汉人世侯所不及，汪氏成为在蒙古卵翼下专制一方的最大地方势力。不久，世显病死。中统三年（1262），追封陇西公；延祐七年（1320），加封陇右王。有子七人。汪德臣汪德臣（1222—1259），字舜辅，世显次子。十四岁入质于阔端，赐名田哥，常从狩猎，以善射得到赏识。世显死（1243），阔端命其袭父职为巩昌便宜都总帅。其年秋，领兵入蜀，接援攻打泸州等处的蒙古军退还。时宋四川制置使余玠备御有方，蒙古军进展不利。1245 年，德臣率部为前锋，攻掠了东川的忠州、涪州（今涪陵）等地。次年，蒙古分兵四路攻蜀，德臣等攻打蓬州运山城（在今蓬安东南，余玠所建，移州治于此），地势险峻，督步兵攻之，守军以擂石阻击，毙其坐骑，其弟直臣也在攻拔外城战斗中丧生，进攻受挫，乃退兵。1251 年夏，余玠统领大军围攻兴元（汉中，蒙古占领后于此设官置守，立兴元行省），蒙古急发各路军救援，德臣集属下诸州兵昼夜兼程赶至兴元。余玠见蒙古援兵大至，即撤围南还。

　　宪宗即位，德臣入朝，换赐新符印，使仍任原职；所陈奏地方利病诸事，都被采纳。针对南宋加强了防守并不时出兵北攻，蒙古方面也采取了持久攻防的策略，在沿边一带筑城积谷，置军屯守，作为攻宋前沿基地①。1252 年，德臣奉旨修复攻蜀战争中毁坏的沔州城城垣、房屋，部署官属，很快就完成。同年冬，从都元帅太答儿出兵攻掠成都等地，进围嘉定（今乐山），被余玠派来的援军击退；回师途中，经左绵、云顶、隆庆、剑门等处，都遭到宋军截击，力战得还②。

　　1253 年，宪宗复令德臣修筑利州城（益昌），四川北部蒙古占领区的各处屯戍皆听其节制，并令都元帅太答儿等协同建城，可见十分重视。时忽必烈进兵大理，道出临洮，特召德臣入见报告利州建城事，视为攻蜀大计③。德臣请求免徭役，减课税，运粮、屯田以充实利州贮备，为持久计，忽必烈皆许之，并令置行户部（管理财赋的机构）于巩昌，设漕司于沔州，造纸币、发盐引以通商贩，实军储；又令临洮元帅赵阿哥潘等佐德臣建城。德臣奏准以兄忠臣权领总帅府事，自己得以专心从事利州建城。于是择州东宝峰山修① 按：史称汪氏所统24 州。据《元史》卷六○《地理志》，巩昌便宜都总帅府初统5 府、27 州之地，除上引碑文所载者外，尚有隆庆（今四川剑阁）、临洮、徽、金洋、河（今临夏）、利（今广元）巴、沔（今略阳）、龙（今江油北）、大安、褒、径（泾川）、邠、宁等府州，即除陇右全境外，尚包括大片四川北部地。

　　① 据姚燧《姚文献公（枢）神道碑》（《元文类》卷六○），姚枢向忽必烈献此谋，转奏宪宗，被采纳。② 王鹗《汪忠烈公（德巨）神道碑》及《元史·汪德臣传》记载此役都有缺略。据《元史·纽璘传》，汪氏所部巩昌军属蒙古都元帅太答儿率领。关于进攻嘉定之役，宋朝方面有更详细记载，参见胡昭曦：《宋蒙（元）关系史》页190。

　　③ 《元史》卷三《宪宗纪》误记此事于宪宗二年（1252）八月，据《世祖纪》，应为三年八月。筑城垣，又荐弟良臣为巩昌军帅，领兵屯利州嘉陵江南为外卫，并屯田于白水。利州本宋边防重镇，四川制置司曾一度置于此，是通向蜀中的咽喉要地，蒙古在此建城引起宋人惊惧，采取不时出兵袭击的办法来阻扰；建城开始时一切都需重建，后援又少，十分艰苦。1254 年春旱，嘉陵江枯涩，漕运困难，粮食不继，诸将提议放弃，德臣杀乘马分食将士，并出兵到邻近的宋嘉川（今旺苍）、阴平（今剑阁西北）、彰明（今江油南）等地抢粮，先后得七万余石。不久，后方（鱼关、金牛）水、陆粮运皆至，屯田麦亦有收成，军心始安。在建城的同时，他还以攻为守，侵掠宋境，使宋人不敢来犯。其年夏，遣所俘宋将招降苦竹隘山城（隆庆府治，今剑阁北），守臣南清献城降，附近山寨也相继归附；四川制置使余晦遣将率兵数万到紫金山（今盐亭东）建城，德臣乘其未就，选精骑夜袭，破其栅，宋军败走。1255 年，宋人收复苦竹隘后，两次派兵运送粮饷支援苦竹，都被德臣袭夺，可见其精斥候、善用兵。他招集流亡，完善守备，兴复农商，在鱼关到沔水间涉渡困难处架设桥栈，经过五年的经营，不但守住了这一前沿战略要地，还使利州成为“行旅通便，市肆翕集”的名城。1258 年10 月，宪宗亲统大军攻蜀，至利州，巡视城郭，十分赞赏德臣有胆识，称赞他“身甚小而胆甚大”，并说：如果不是守住此地，让宋人先得，那么四川咽喉之地就没有把握何时可以平定了（姚燧《汪忠臣神道碑》，《元文类》卷六二），命立碑纪其功。

　　南征大军兵马极多，须渡过嘉陵江和白水交会处，水流湍急，以船运渡要费许多时日，德臣集工联舟为浮桥，一夕而成，兵马渡江如履平地，又受嘉奖。遂领本部兵从宪宗南下。在攻取苦竹时，德臣率将士鱼贯而登，宪宗称赏其勇；奏请遣人招谕龙州（今江油北），其守臣不战而降。十一月，攻拔长宁山城（潼川府治），诸将欲分掠其民，德臣奏请安辑之；进至嘉陵江边，乘舟顺流东下，宪宗命他为御前先锋。抵大获山城（阆州治，今苍溪东南），夺其水门，守臣杨大渊降，德臣奏请赦其以前杀使之罪以劝诱其他守臣归降，宪宗采纳其言，授大渊官，命从征。进取运山城，令杨大渊遣人招谕，守臣张大悦降，为之引见宪宗，于是青居城（顺庆府治，今南充市南）、大梁城（今广安东北）皆降，蒙古军遂入合州。1259 年，宪宗亲自指挥攻打州治钓鱼山城（今合川县城东北），守臣王坚率军民顽强抵抗，连攻五月不克。六月，德臣选精兵夜登其外城马军寨，杀寨主及守兵，但遭到王坚反击而退。他又单骑亲至城下，呼王坚名劝降，几乎被城内射出的飞石击中，因此染病，不久死。中统三年（1262），追封陇西公。有子六人，长子惟正袭职。

　　汪良臣汪良臣（1231—1281），世显第四子。十六岁就跟随兄德臣出征（攻蜀），为偏将。1253 年，德臣奉旨建利州，荐他为巩昌军元帅，领兵屯田于利州之白水（今白龙江），并守州之南为外卫，以防宋人来袭。1258 年，宪宗统大军攻蜀，良臣回巩昌，掌理对南征军的资粮供应，诏命权便宜都总帅府事。中统元年（1260），世祖即位于开平城，弟阿里不哥也在漠北和林称汗，兄弟争位。掌管陕西政务的大臣刘太平、霍鲁怀和屯驻六盘山的蒙古军主将浑都海等都拥护阿里不哥。五月，世祖所遣陕西、四川宣抚使廉希宪至京兆（今西安），捕刘太平等下狱，并遣使传旨命浑都海入朝，浑都海不奉命，杀使者，起兵响应阿里不哥。时京兆无兵备，希宪急命良臣率秦、巩之军讨伐浑都海。良臣起初还以未得诏旨为辞推托，希宪随宜将自己所佩虎符、银印授之，称奉有密旨，命他为总帅，统领陕西汉军守备沿河一带，于是受命出兵。浑都海见京兆方面有备，率部西去，七月，与阿里不哥所遣阿兰答儿统率的军队会于甘州（今张掖），即合兵东进，并遣人策动陇、蜀诸将，来势甚猛。良臣军与诸王合丹等及蒙古官八春统率的军队会合，与敌军相拒于删丹（今山丹）。九月，大战耀碑谷，两军对阵时，适大风扬沙，白昼晦暗，良臣乘机命军士下马持短兵冲敌阵左，绕出阵后，再溃其阵右而出，八春军则从正面攻之，大败敌军，获阿兰答儿、浑都海，解送京兆处斩①。此战粉碎了阿里不哥据有关陇地区的企图，对世祖统治地位的稳固确立起了很大作用。

　　二年，入朝于上都，世祖盛赞其战功，良臣谦称自己只是奉行统兵诸王的成算而已，益受嘉奖，诏就佩已给虎符，授巩昌路同签都总帅（授官制文见王恽《中堂事记》），军民官皆听其节制。至元元年（1264），奉命代兄忠臣出领屯戍青居的巩昌军①。青居（顺庆府）是当时东川蒙古军大本营，由巩昌总帅领本部军佐蒙古征南都元帅钦察同戍，与大获山城（阆州）元帅杨大渊、运山城（蓬州）元帅张大悦、大良城（广安）元帅蒲元圭所部军联成一片，合称东川四帅府。宋将昝万寿率战船200 艘溯嘉陵江来袭青居，良臣击退之。三年，授阆、蓬、广安、顺庆等路征南都元帅，与钦察同为东川四府最高统兵官。四年九月，良臣以钓鱼城险绝难攻，奏请在逼近其地的母章德山建立城寨，以控扼钓鱼城宋军，诏从之，于是将青居巩昌军南移九十里，夹嘉陵江东西筑武群、母章德两城（今武胜南）戍之，“昼则出逻设伏，夜则画地分守”；五年三月，改母章德山城为定远城，武群山城为武胜城。出兵攻重庆，败宋将朱禩孙之军。六年，授东川副统军。八年，侄惟正顾念他多年在外领兵作战劳顿，向朝廷请求由自己代替他，于是良臣回巩昌。九年，复授为巩昌便宜都总帅，兼本路诸军奥鲁总管。

　　当时，元朝已占领四川三分之二地区，至元八年于成都分立行省治之。

　　九年，四川行省也速带儿统兵征建都（今西昌地区），成都防守虚弱，签省严忠范又失于戒备，宋嘉定知府昝万寿乘机来攻，大败元军，进入成都外城，掳居民而去。忠范等省官竟弃城逃。十年，世祖以良臣熟悉四川军事政治情势，召入朝，委以蜀事，授为枢密副使、西川行枢密院事（时罢行省，复立西川行院），遣赴成都。十一年，世祖颁诏大举攻宋，西川行院亦奉旨出兵攻嘉定等地，并传诏招降嘉定安抚使昝万寿；万寿不从，益修城壕，缮甲兵，凭险坚守。十二年，良臣率军向嘉定诸山城发起猛攻，预计宋人在城外设有① 本段据《元史》卷四《世祖纪》、卷一二六《廉希宪传》、卷一五五《汪良臣传》、卷一五九《商挺传》及危素《耶律希亮神道碑》（《危太朴续集》卷二）等综合写成。耀碑谷决战时间，《耶律希亮神道碑》作八月，《元史·世祖纪》作九月丙戌，《李忽兰吉传》作十月。此从本纪。决战地点，《李忽兰吉传》又作合纳忽失温（Qanaqosi’un，此言“墙嘴”），当是耀碑谷的蒙古名。① 《元史·汪良臣传》缺载其调戍青居的年代。据姚燧《便宜副总帅汪公（忠臣）神道碑》（《元文类》卷六二），中统三年汪惟正还巩昌后，忠臣“独保戍（青居）三年”，入觐，“以久劳于边，代以忠惠（良臣）”，是应为至元元年事。此与《李忽兰吉传》所载“至元元年，令与同签总帅汪良臣还蜀，守青居”正合。由于本传漏略，以前史家都将良臣在东川的一段经历归入中统年间，如战昝万寿，攻重庆与宋将朱禩孙等成，皆于《宋史》无征，实误。

　　埋伏，事先大搜山谷，清除了伏兵，遂进围嘉定，歼灭出城逆战的宋军。五月，昝万寿遣部将奉书乞降，良臣为之保奏，请免其死，诏准之，并授签书行院事。取嘉定后，良臣与西川行院也速带儿等统兵顺流而下，招降了沿江紫云（今犍为）、叙州（今宜宾）、泸州（今泸川）诸城，进围重庆。东川行院兵亦南下合围。良臣分领本部兵攻忠州，并令部将到涪州策应，以阻断下游宋军对重庆的救援。十三年，宋合州安抚、制置副使张珏突围入重庆，加强了防守，并遣部将收复了泸州和涪州。元军久攻重庆不克，解围而去。十四年，良臣与西川行院诸军回师攻泸州，自春至冬，经过激烈战斗，始破其城。十五年春，再次围攻重庆，张珏拒降，率兵出城抗敌，良臣与之战，被射中四箭。次日，诸将督军士猛攻，宋都统赵安开城门迎降，遂取重庆。张珏犹率兵巷战，败，乘舟遁，被元军追获。良臣入城后，禁士卒俘掠，发粟赈饥，安辑人民。不久，夔州等城皆降，元朝占领了四川全境（仅钓鱼城至次年初始降）。四月，诏令良臣率立功蒙、汉军官及降臣入觐①。十六年正月，良臣奏言：“西川军官父死子继勤劳四十年，乞显加爵秩。”诏从其请。时罢东、西川行院，复立四川行省，乃授良臣为中书左丞、行四川中书省事②。良臣陈奏治蜀十五事，皆被采纳。回到成都后，着手兴复遭受长期战祸严重破坏的四川地区。同年七月，四川行省罢，改授安西王相，不受。十八年夏，病卒。

　　汪惟正汪惟正（1242—1285），字公理，蒙古名扎剌儿，德臣长子。1259 年，德臣死于合州，惟正奉宪宗旨至四川军中，经伯父副总帅忠臣和巩昌军将校推奉、诸王乃蛮台认可，权袭父职，守青居。中统元年（1260）世祖即位，正式授为巩昌便宜都总帅。时留戍青居的蒙古军帅乞台不花与浑都海相结，欲起兵响应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惟正遵照廉希宪传达的世祖旨意，缚乞台不花斩之，世祖嘉其功，令统掌东川军事。二年，入朝。三年，奉旨还巩昌，而由忠臣领兵与都元帅钦察戍守青居。同年，率本部军平定西蕃部长火都的叛乱。

　　至元八年，以叔父良臣出戍青居多年，戎马劳顿，奏请由自己替换他。

　　时良臣已于青居之南建武胜城以备御合州宋军，惟正又在其地临嘉陵江作栅，扼其水路，夜悬灯笼于栅间，中置火炬，顺地势蜿蜒，可照百步之外，以防敌方夜袭。九年，率兵攻掠忠州（今忠县）、涪州（今涪陵），破其七寨。伯颜统大军攻宋，惟正奏请率部由嘉陵江出夔峡东下，与伯颜并力取杭州。世祖命他仍留在四川攻略。十二年，惟正及东川行枢密院（至元十年置，巩昌军属之）其他各部军与西川行院军共同围攻重庆，率本部兵夺其洪崖门，俘宋守将。十三年，略地涪州，克山寨23 所。

　　十四年三月，奉旨自东川还镇巩昌。十五年，请王土鲁乘安西王忙哥剌赴漠北平定昔里吉叛乱之机，在六盘山发动叛乱，安西王相府令都元帅别速带领兵讨伐，以惟正为副。别速带不习兵，军行无纪，惟正帮助他正部曲、① 《元史》卷十《世祖纪》。原作汪惟正，应为良臣。

　　② 罢东、西川行院，见《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世祖纪》至元十六年正月分置川蜀四宣慰司，复立行省当在同时。

　　肃行阵、严斥候。过平凉，又选巩昌军精锐者补充。军抵六盘，土鲁据西山，惟正将别速带所统安西军分为左、右翼、以巩昌军居中，距敌一里许，令军士皆下马持弓引满，待敌突骑逼近，齐射之。敌败走，麾兵追击，擒土鲁，乱平。安西王还，嘉奖其功。世祖召惟正入朝，赐白金、锦衣，加授开成路（即以安西王夏宫所在六盘山地区置，今固原南）宣慰使。十七年十月，王相府罢，复立陕西四川行省，惟正授中书左丞行陕西四川中书省事，分省于四川。四川经过数十年战祸，民无完居，一闻马嘶，辄奔窜避匿。惟正用心安抚，人民渐安。

　　当时各地诸侯的世袭管领本境兵民之权早已被削夺，独汪氏犹掌巩昌二十四州军民。至元十九年七月，诏罢去惟正的巩昌便宜都总帅职衔，收其制令、虎符，而以巩昌路达鲁花赤别速帖木儿兼巩昌平凉等二十四处军前都总帅府达鲁花赤。终于也削夺了汪氏的军权。二十一年七月，惟正奏：“一门兄弟从仕者众，乞仍于秦、巩州置便宜都总帅府，仍用元帅印，即其兄弟四人择一人为总帅，总帅之下总管府令兼之。汪氏二人西川典兵者，亦择其一为万户，余皆依例迁转。”（《元史·世祖纪六》）世祖从其请，于是汪氏权力又得到恢复。二十二年，惟正调任陕西行省左丞，入朝于上都，奏准将巩昌军民站户因饥流入四川并被括为四川军站户者归还巩昌。还至华州，病卒。

　　弟惟和，授巩昌便宜都总帅。至元二十六年六月，惟和奏：“近括汉人兵器，臣管内已禁绝，自今臣凡用兵器，乞取之安西官库。”世祖曰：“汝家不与它汉人比，弓矢不汝禁也，任汝执之。”（《元史·世祖纪十二》）二十九年，复授总帅兼府尹，仍佩虎符。其所统州县虽有减少，而原有权力基本上一直保留。

　　第七章刘秉忠赵璧王文统张文谦郝经姚枢许衡第一节刘秉忠忽必烈藩府谋臣刘秉忠（1216—1274），原名侃，僧名子聪，字仲晦，号藏春，至元元年（1264）还俗时改今名。先世瑞州（今辽宁绥中西南）人，曾祖仕金为邢州（今河北邢台）节度副使，祖泽遂定居邢州。父润，1220 年邢州归降蒙古后，木华黎命官守之，许便宜立都元帅府，被推为副都统，寻升都统。武仙乱定，州帅署润为录事①，以秉忠入质于帅府，时年13 岁。秉忠自8 岁入学，元帅以其知书，命僚属教之文艺，学业日进。17 岁，被辟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久之，不愿困于为吏，谓丈夫不得志于世间，当求出世间事，1238 年初，隐居武安山中，学全真道；不久又入天宁寺为僧，师命掌书记。同年秋，因蝗灾乏食，随师就食云中（山西大同），遂留居南堂寺，研习天文、阴阳、术数诸书。

　　1242 年，禅宗高僧海云（印简）奉忽必烈之召赴漠北①，路过云中，携秉忠同行。忽必烈向海云“问佛法大意”，秉忠侍侧，应对称旨，“论天下事如指诸掌”，显示出博学多能，得到这位蒙古王子的赏识。海云南还，他被留在王府为书记，随时顾问，成为忽必烈最早的汉人谋士。张文谦说他“顾问之际，遂辟用人之路”②，此后忽必烈“好访问前代帝王事迹”，慕“唐太宗为秦王时，广延四方文学之士，讲论治道，终致太平”③，于是屡次遣使到汉地征聘名士，这与刘秉忠的参谋和推荐大有关系。

　　1246 年冬，秉忠得悉父病故，次年春，忽必烈特赠金，遣使送他回乡葬父，六月至邢州，1248 年冬十二月奉召还王府，秉忠此行可能还负有征聘人才和了解中原政治情况的使命，1247 年经他推荐被忽必烈征聘到王府的就有张文谦、窦默、李德辉等人。据《王恂墓志》载：“岁己酉（1249），太保刘公自邢北上，取道中山，方求一时之俊，召公（王恂）与语，贤其才，欲为大就之”④，可见为忽必烈搜访人才是他此行的任务。1250 年夏，他根据回中原两年所了解的情况向忽必烈呈上万言治国策，首先阐明“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的道理，接着报告了中原政治的许多弊端，并提出改革措施。一是户口逃亡问题，“天下户过百万，自忽都那演（失吉忽秃忽）断事之后，差徭甚大，加以军马调发，使臣烦扰，官吏乞取，民不能当，是以逃窜。宜比旧减半，或三分去一，就见在之民以定差税，招逃者复业，再行定夺”。一是官吏问题，“官无定次，清洁者无以迁，污滥者无以降”，可“定百官爵禄仪仗，使家足身贵；有犯于民，设条定罪”。“今百官自行威① 张文谦《刘秉忠行状》（《藏春诗集》卷六《附录》）载：“事定之后，署为本郡录事。”按：1225 年，降蒙后任河北西路副都元帅的武仙复叛，据邢州，何实率兵攻取之，孛鲁命实镇守邢州（《元史》卷一五○《何实传》）。“事定”应即指此。

　　① 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海云传。

　　② 张文谦：《刘秉忠行状》。

　　③ 《内翰王文康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

　　④ 《元朝名臣事略》卷九《太史王文肃公》引。

　　福，进退生杀惟意之从，宜从禁治”。一是课税问题，“今地广民微，赋敛繁重，民不聊生”，“移剌中丞（耶律楚材）拘榷盐铁诸产、商贾酒醋货殖诸事，以定宣课，..已不为轻。奥鲁合蛮（奥都剌合蛮）奏请于旧额加倍榷之，往往科取民间，民无所措手足。宜从旧例办榷，更或减轻”。一是刑法问题，宜“明施教令”，教令不宜繁，可“因大朝（蒙古）旧例，增益民间所宜设者十数条足矣。教令既施，罪不至死者皆提察然后决，犯死刑者覆奏然后听断，不致刑及无辜”。“禁私置牢狱”。一是当时很严重的高利贷问题，“宜打算官民所欠债负，若实为应当差发所借，宜依合罕皇帝（太宗）圣旨，一本一利，官司归还。凡陪偿无名，虚契所负，及还过元本者，并行赦免”。此外，还提出百姓纳粮就远仓，所费大大超过应纳之数，“宜从近仓以输为便”，“仓库加耗甚重，宜令权量度为一法”；关西、河南宜设官抚治，招民垦辟；以及设学校、养贤士、开言路、劝农桑、立朝省等多项建议①。当时他的故乡邢州情况特别严重，从1236 年邢州被分封给巴歹、启昔礼两功臣千户为食邑之后，每年更迭派人（达鲁花赤）监领，多不懂治理，加上地当驿路，使臣往来频繁，征敛需索，民不堪命。邢州人到忽必烈王府诉苦，他与张文谦为之引见，并进言：“邢州旧万余户，兵兴以来，不满数百，凋弊日甚。”建议派贤能官员治理，“或可完复”（按李谦撰《张文谦神道碑》载秉总、文谦之言为：“今民生困弊，莫邢为甚，救焚拯溺，宜不可缓。盍择人往治，要其成效，俾四方诸侯效法于我，则天下均受赐矣”）。乃推荐张耕、刘肃等人可用。时宪宗即位，忽必烈受命统领漠南汉地，采纳他们的意见，承制以近臣脱兀脱（断事官）、张耕为邢州安抚使，刘肃为商榷使，李简、赵良弼佐之，整顿吏治、财政，招集逃亡，恢复生产，成为忽必烈实行汉法的第一个成功试点①。

　　1252 年，忽必烈奉命征大理，秉忠从征，参与谋议，“决机制胜，多与上（忽必烈）合”②；并劝请戒杀戮，减少了对云南的战争破坏。如在攻下大理城时，忽必烈因派去招降的使臣被害，欲屠其城，他与张文谦、姚枢同谏曰：“杀使拒命者高祥尔，非民之罪，请宥之。”（《元史·张文谦传》）于是大理得免受屠城。从大理班师北还后，忽必烈驻金莲川之地（今滦河上游闪电河地区），1256 年，命秉忠选择地点兴建城郭宫室，相中桓州（今年蒙古正兰旗西北）东、滦水北的龙岗，占卜得吉，经三年营建而成，名为开平城。由于开平是忽必烈的“龙飞之地”，刘秉忠又以精于占卜、术数，学术能“通神明”著称，故元代流传着他“借地于龙”（其地原有水池）、立铁幡竿以镇之的传说③。1259 年，从忽必烈攻宋，“潜赞神机，孜孜匪懈”。在围攻鄂州时，宋相贾似道“以木栅环城，一夕而办”，忽必烈对侍从诸臣说：“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秉忠与张易遂推荐王文统是才智之士④。忽必烈即位后即用为中书平章政事。

　　① 《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

　　① 刘秉忠、张文谦碑传都把言邢州事记在宪宗即位之前，据《元史·世祖纪》，应在1251 年宪宗即位，忽必烈受命领汉地后，但所载言邢州事者为“答剌罕”。关于邢州之治，并见《元史》刘肃、赵良弼传。② 徒单公履：《刘秉忠墓志铭》，《藏春诗集》卷六《附录》。

　　③ 参见陈高华、史卫民：《元上都》页23—24。

　　④ 《平章廉文正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七。

　　辅助世祖立法定制忽必烈即位，秉忠奉旨与诸儒议定各项制度。他居漠北多年，又一直追随忽必烈，熟悉蒙古的“祖宗旧典”，于是糅合蒙古制度与中原传统制度，初步制订了元朝的新制。凡立中书省，改元中统，置十道宣抚司，颁布条画，选用官员，他都起了重要作用。忽必烈曾命官府于开平南山（命名南屏山）之胜地为他营建庵堂为静修之所①，中统二年（1261），又赐怀孟、邢州田各50 顷。五年（改至元元年），命同议枢密院事。自入忽必烈王府以来二十多年，他一直以僧人身份为谋主，人称“聪书记”，这时，翰林承旨王鹗上疏，谓其“效忠藩邸积有岁年，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忠勤劳绩，宜被褒荣”，建议“还其衣冠，崇以显秩”。世祖欣然嘉纳，即日命有司备礼册，授为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诏命还俗，改名秉忠，聘窦默女为其妻②。

　　自中统二年在燕京设中书分省，燕京实际上就成为第二个都城，开平升号上都后，燕京也于中统五年（至元元年）“正名”为中都。但旧城破坏较甚，于是至元三年世祖命秉忠主持建造新都城，以张柔、段天佑同行工部事负责建城工程。秉忠选定旧城东北旷地为新城址，按中国传统的都城宫阙制度作了全面规划，次年动工，城垣、宗庙、衙署、坊市相继兴建。九年，按照他的建议，改中都为大都。

　　至元五年，秉忠为避免繁琐事务，辞去参领中书省事，诏仍位太保。六年，奉旨与许衡等议定官制，其后就以此为准，又主持制朝仪，访知礼仪者练习，征召儒生尚文等人，在前金故老和许衡、徐世隆（太常卿）指导下，“稽诸古典，参以时宜”，主要参照唐《开元礼》斟酌损益，定为新制，并按他的建议搜访乐师，配备了音乐，又选怯薛士习为执礼员。朝仪既定，世祖观礼后十分满意，秉忠又奏立侍仪司掌之，从至元八年天寿节（世祖生日）开始举行，此后凡即位、元旦、天寿节、诸王及外国使臣朝见、封册、上尊号、祭祀及群臣朝贺等典礼，一律行朝会仪礼。以前太宗即位时耶律楚材曾初行朝仪，但不完善，未能改变蒙古旧俗，至此始为定制。这是对蒙古朝廷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

　　至元八年，刘秉忠等奏请建国号。成吉思汗建国以来，一直用“大蒙古国”国号，世祖即位后，统治中心转移到了汉地，随着中原皇朝体制的逐步建立，需要有相应的“美名”国号以表示其为“绍百王而继统”的中原新皇朝，遂用秉忠议，以为前代皇朝如秦、如汉以兴起之地为名，如隋如唐以始封之爵邑为名，都不足以表示本朝之伟大无比，于是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建国号为“大元”（《建国号诏》）。

　　早在1250 年所上万言策中，秉忠就提出当时行用的《大明历》“日月交食颇差”，应颁行新历。后来又建议修历，但未及实行，至元十一年八月，卒于上都南屏山庵堂。十二年，诏追赠太傅、仪同三司，谥文贞。成宗时，赠太师，谥文正。仁宗时，又进封常山王。

　　① 张文谦：《刘秉忠行状》。据王恽《中堂事记》（《秋涧集》卷八二），中统二年刘秉忠已居于南屏山庵堂，其建造当在中统元年或以前。

　　② 王磐：《刘秉忠神道碑》，《藏春诗集》卷六《附录》；张文谦：《刘秉忠行状》。学精术数，道冠儒释秉忠侍从世祖30 多年，不管是远征或两都巡幸，他都随行，受到特殊的信任。《元史·后妃传》载，怯薛官曾奏请割京师外近地牧马，已批准，察必皇后想谏止，先故意责备秉忠：“汝汉人聪明者，言则帝听，汝何为不谏。”连皇后进谏都要借重于他，可见世祖对他确实到了言听计从的程度。秉忠兼备释、道、儒之学，“通晓音律，精算数，仰观占候、六壬遁甲、《易经》象数、邵氏《皇极》之书靡不周知”①，据称“时之知数（术数）者，无出刘秉忠”（《元史·李俊民传》）。据王磐撰《神道碑》载，他死后，世祖嗟悼不已，谓群臣曰：“秉忠事朕三十余年，小心慎密，不避险难，事有可否，言无隐情。又其阴阳术数，占事知来，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与闻也。”（张文谦撰《行状》作“其天文卜筮之精，朕未尝求于他人也，此朕之所自知，人皆莫得与闻。”）蒙古崇拜长生天，“事必称天”，以占卜辨吉凶，“天弃天予，一决于此”②。精于术数、占卜，又深明治国之术，两者相辅而行，这正是刘秉忠比当时的其他僧侣和儒士更受蒙古皇帝亲信的重要原因。姚枢赞他“学际天人，道冠儒释”，学术上是“凿开三室，混为一家”，与世祖的关系是“情好日密，话必夜阑，如鱼得水，如虎在山”③，比之为三国诸葛，西晋道安，南朝（宋）“黑衣宰相”慧琳，北宋象数祖师邵雍（据说能预言祸福）。王磐称誉他说：“辅佐圣天子开文明之治，立太平之基，光守成之业者，实惟太傅刘公为称首。”他在元朝建国立制中的确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先后推荐的人才很多，尤其受到时人的称颂。元人还盛传他通秘术、行师用兵之际，役使鬼神、多著奇效①。

　　秉忠诗、乐、书、画俱善，有《藏春集》传世。无子，以弟秉恕子兰璋为继嗣。

　　① 王磐《刘秉忠神道碑》。

　　② 《蒙鞑备录》；《黑鞑事略》。卡尔平尼和卢勃鲁克行记对蒙古人崇信上天和以占卜决事的情况，也有详细记载。

　　③ 姚枢：《祭文》，《藏春诗集》卷六《附录》。

　　① 危素：《送郭真人还王笥山序》，《危太朴集》卷八。

　　第二节赵璧从藩邸旧侍到中枢重臣赵璧（1220—1276），字宝臣，金大同府（治云中，即元大同）怀仁人。璧祖上历世不显，母李氏尝自誓：“我若有子，必令读书。”璧兄年长后学佛。璧稍知事，李氏即使之从名师九山李微、金城兰光庭研习儒术，“朝诵暮课”，学业长进很快②。1242 年，二十三岁的赵璧被藩王忽必烈召至驻牧之处。当时渡漠北去的儒人不多，赵璧以接对精敏受到忽必烈厚遇，命王妃亲制衣服以赐，见面时但呼“秀才”而不名之。他曾奉忽必烈教令驿驰中原，征聘流落在各地的旧金名士至藩邸辅政；姚枢、王鹗等人就是由他罗致的。他还在漠北为蒙古生十人讲授儒书。这个时期，他的蒙古语逐渐精熟，曾奉命为忽必烈译讲《大学衍义》。忽必烈后来一直对他身为汉人而“能为国语深细若此”赞叹不已③。金末丧乱，云代地接朔方，赵璧居于此间，或即有感于时势，渐习北语，稍后遂能因蒙古统治者与汉文化相沟通的需要而跻身新贵的行列。他的际遇，并不完全是出于偶然。

　　1251 年，忽必烈兄长蒙哥即大汗位，召赵璧问治。璧请“先诛近侍之尤不善者”。蒙哥闻之不悦。事后忽必烈对他说：“秀才，汝浑身是胆邪！吾亦为汝握两手汗也”（《元史·赵璧传》）。是年，他受命“总六部于燕”，即担任负责主管汉地财赋行政的燕京大断事官行署（燕京行尚书省）的必阇赤。“总六部于燕”即行尚书六部于燕，这是当时用来翻译燕京大札鲁忽赤助手大必阇赤的汉语官号。与他同时担任此职的，还有回回人赛典赤、匿昝马丁等人①。

　　1252 年，忽必烈以燕京大札鲁忽赤昧于政事，汉地不治，乃因朝觐请分河南一地而试治之，蒙哥许之。忽必烈遂命璧与“朝贵莽噶拉”②、汉人世侯史天泽为使，经略河南。时河南甫罹兵乱，民不聊生。有刘万户者，贪淫暴虐。郡中婚嫁，必先赂之，得所请而后敢行；百姓多呼之为翁。璧至，即按问恃势为虐的刘万户党羽董主簿，立斩之。刘万户受惊吓，卧病而卒。它若屏盗贼、造楮币、均赋税、立屯田。不二三年，河南“以最治称”。

　　1257 年，蒙哥因忽必烈得汉地民心而忌之，遣阿兰答儿钩考河南、陕西等忽必烈钤辖地区诸官府金谷。钩考官在河南百计罗织，汴府官属无所逃祸。时莽噶拉以国族得免；史天泽是先朝勋旧，也难以加罪。三名“河南经略使”中，赵璧的处境最为险恶，人为之惧。但他仍然镇定自若。每诣钩考官辩析文案，都据理力争。钩考官怒，则“端立拱竢；怒已，复辨如初”。钩考结果，谓璧勒扣“赏物”。忽必烈不得不出面相保，代他归还所谓被克扣的财物；又把他调离河南，去做忽必烈汤沫邑怀孟路（治今河南沁阳）的总管。1258 年，忽必烈统东路蒙古、汉军攻宋。璧受任为江淮荆湖经略使从行。② 张之翰：《赵璧神道碑》，《西岩集》卷十九。

　　③ 虞集：《赵璧谥议》，《道园学古录》卷十二。

　　① 蒙哥初年的燕京大断事官有牙老瓦赤、不只儿、斡鲁不等人。据《元史·赵璧传》，时牙老瓦赤以先朝旧臣向蒙哥邀官，蒙哥因璧之谏而不复用之。惟此事与其它文献记载不合。② “莽噶拉”是经清四库馆臣改写过的人名，其蒙语形式当作mangghala（梵语mangala），忽必烈有一个儿子也以该字为名，元代译作“忙哥剌”。

　　翌年，兵围鄂州（今湖北武汉），宋贾似道请遣近侍相议。璧请行，遂在三千兵卒护送下至鄂州城，登城与宋将议。贾似道托足疾不肯出见，乃约再议而还。至秋，蒙哥在四川前线受伤病死。忽必烈为争夺汗位，与贾似道在鄂州城下议和之后班师，赵璧随之北归。

　　至元年间的仕途波折1260 年，忽必烈即大汗位于开平。他亟须依靠汉地的财赋人力北讨与他争位的幼弟阿里不哥。但当时中原地区因“新供蜀兵，府藏空竭”。因此，在即位当天，他就任命了三名总管汉地财赋行政的负责官员，赵璧与祃祃、董文炳同在选中。他们的汉语官号，《元史·世祖本纪》等，称为“燕京路宣慰使”。惟据同时代的实录文献，其职务实际上是“行六部于燕”，也就是燕京大必阇赤。赵璧在蒙哥初年已经担任过此职，所以现在大约是很得心应手的。碑传说他“经画馈运，相继不绝”；“手校簿书，得豪贵侵盗逋负钱数万计，乘舆北征，民不扰而军用足”。正因为他在供给北边用兵方面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中统元年（1260）七月建立“燕京行中书省”作为统领汉地政务的中枢分支机构时，赵璧拜授平章政事。次年，燕京行省官员奉诏赴上都议事。元廷在燕京行省基础上正式确定中书省编制，又任命了一批新省官；继而又将新旧省官重行分划为“留中”和“行省事于燕”两部份。赵璧当仍分省于燕，担任平章政事①。《元史·宰相年表》“平章政事”条载赵璧于中统元年任该职，此实为燕京行中书省平章；同条中统二年、三年，至元元年之下，则漏载赵璧其人。

　　中统三年，益都汉人世侯李璮叛。忽必烈调军往讨，命璧行山东等路中书省事。他的职责，主要仍是为合必赤宗王及史天泽指挥下的讨李军组织供需饷馈。故而战争结束后，璧即回到中省，李璮遗留下来的“益都路行省”建制则由撒吉思接管。李璮之乱牵连到他的姑丈、中书平章政事王文统。王文统与李璮结谋案发，引起忽必烈对朝中一批汉人“秀才”的猜疑。主持陕西行省政务的廉希宪、商挺等人，也在这时受人诬告被召回朝廷。赵璧却在这当口向忽必烈进言，谓王文统原系廉希宪、张易所推荐，遂至大用。忽必烈闻奏，夜不能寐，以至夜半遣中使召见廉希宪。据记载廉希宪事迹的碑传资料，赵璧此举，乃妒希宪勋名使然。中间是否另有其他缘由，今难确考。李璮之乱平定后，元廷乘汉人世侯心怀余悸的时机，削夺他们的兵权，实行兵、民分治，省并郡县，行迁转法。至元二年（1265）闰五月，赵璧行省于南京（即开封）、河南府（治洛阳）、大名、顺德（治今河北邢台）、卫辉（治今河南汲县）、彰德（治今河南安阳）、怀孟等地，实施地方官制的改革，历时二阅月，而后回京报命。

　　至元二年八月，忽必烈把阿合马专领的理财机构中书左右部并入中书省，超拜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由此引起中枢机构里人事的大变动。当时元廷免去了所有宰执，重新予以任命。中书省里的汉人乃至汉化很深的色目人如廉希宪，多被排除出来。赵璧从这时去职，直到至元四年正月，才有新的委任，即担任枢密副使。按当时建制，枢密院由太子真金兼使职，置副使① 王恽：《中堂事记》上，《秋涧集》卷八○。大约中统、至元之交，中、行两省即已合并。此后中省官员随忽必烈驻夏于上都者，反而称为留在燕京的中书省本部的“分省”。两员，实际掌握院事。赵璧以一个汉人出任如此重要的职务，似乎是十分荣耀的事。然而他素无治军经验，这时突然担任军职，总令人觉得颇为蹊跷。他毕竟还是忽必烈最见亲信的少数几名旧人之一。因此虽然由于阿合马势力的上升而被挤出中书省，忽必烈还是为他安排了这么一个足以显耀其身份地位的新职务。据其神道碑称，命下之时，“舆情为公郁”。说明时人也都十分清醒地看到，这其实不过是赵璧在政治上失势的信号。

　　无论如何，在此以后，赵璧居然也真带起兵来。至元六年，宋荆湖统帅吕文德遣人到元廷约降。忽必烈乃诏璧驰驿襄樊前线，与都元帅阿术议可否；俄而命壁同行汉军都元帅府事。当时元军正在围困襄樊。宋将夏贵率兵五万、馈粮三千艘，自汉水溯流来援。时值汉水暴涨，阿术又卧病新野。赵璧恐夏贵乘夜潜进，袭破围城的元军，于是在元军结集区的南线据险设伏。璧往返督察，衣不解带七昼夜；并深入元军前沿踏勘敌情。夏贵果然择夜奔袭而来。赵璧得报，领单骑连夜山行，赶回伏区从事临战动员。不久宋军抵达元军伏击处，受到掩击，又慑于元军大事张扬的声势，不敢继续前进。至明，阿术扶病勒大军至，宋军溃退。璧率水军追贵舟师，大败之。

　　七年，因高丽权臣擅废国王另立，忽必烈从襄樊召回赵璧，改授中书左丞，同国王头辇哥（木华黎后人，驻牧辽西）行东京等路中书省事，聚兵高丽。时高丽原国王已在元军支持下复位并赴阙面质。璧与头辇哥议，密奏元廷，建议遣兵将高丽王送归，使复国于古京，以安兵息民为上策。忽必烈从之。八年，赵璧还国，升中书右丞。十年，复拜中书省平章政事。自四年以后，他先被调出中朝，而后又以低于中统、至元之初曾任文职的官位回到中书省，直到这时才恢复原先的地位。

　　不过他重回中书省之时，仍是以理财当国的权臣阿合马势力鼎盛之日。

　　所以神道碑说他因为“同列非其人，忧深虑重，食少事烦”。看来他虽然也想勉为其难地扭转当日时局，但终究还是难以一施抱负。十三年七月，赵璧死于平章政事任上。

　　赵璧的学风，颇近辽金时北方习尚，擅于词赋章表。忽必烈曾命数人作讨宋檄文，皆不能称旨；乃召璧为之，文成，忽必烈有“惟秀才曲尽我意”之许。他在蒙古人眼里是一个“秀才”，但其实却“刻意吏学，以经济为己任”，不像一般儒生那样唯务空谈，再加上又较早地学会了蒙古语，所以居然从一介平民变成“乘风云，依日月，佐命之人”。至元中期，儒臣大都失势，他仍能居中书右丞、平章政事的要职多年。这与他个人的才性也是分不开的。

　　第三节王文统谋略奇才，李璮幕僚王文统（？—1262），字以道，或云号云臾①，金北京府路大定府人。大约生于明昌、承安间（1190—1200）②。其家世无考，早年经历仅知道曾中经义进士。按北京大定府于贞祐三年（1215）为蒙古所占，中都也于同年陷落，此后科举会试皆于南京（开封）举行。文统中进士似应在贞祐南迁之后，时当已移居内地（益都？）。中举后似未曾担任朝廷官职，故称“布衣”。据载，他“少时读权谋书，好以言撼人”（《元史·王文统传》），又曾“聚历代奇谋诡计为一书”③，儒学名臣姚枢、窦默都曾指斥他“学术不正”④。从上述反对派对他的攻讦和显然含有贬意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出，文统虽然以经义中举，其为学并不局限于儒家。其实，这也是金朝季年北方许多知识分子的风尚，不独文统一人为然，如耶律楚材、刘秉忠都兼通天文、地理、术数、释道、医卜之学，即使以经术闻名的窦默、许衡辈，也曾“诸子百家、兵刑货殖..靡不研究”⑤，只不过文统志趣特在法家和纵横家而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谋略、经济之才无疑比纯粹的儒学更为积极和实用，实未可厚非。

　　蒙古的连年进攻，使金朝在河北、山东的统治陷于崩溃，各地豪强乘时而起，盘踞一方。当蒙古军到来时，他们多纳土归降，被蒙古统治者任为各地军民长官，许世袭统治其境，得自辟僚属，当时称为世侯。身处乱世的知识分子，或为寻求庇护以保全身家性命，或为乘机施展才干建立一番事业，纷纷投奔各地诸侯。文统“以游说遍干诸侯”，起初没有得到赏识，后往见益都行省（山东淮南行省）李璮，“璮与语，大喜，即留置幕府，命其子彦简师事之，文统亦以女妻璮。由是军旅之事咸与谘决”①。李璮在当时各路诸侯中占有特殊地位，自其父李全以来一直据有山东半岛，根基深厚，地理位置有利，享有比其他诸侯更大的自治权；不仅“善用兵”，且能重用士人参谋军事政务，志向颇大。文统谋略超群，又与李璮结为翁婿，成为其亲信谋主，可谓如鱼得水，当能施展雄才，多有建树。但由于后来李璮的叛乱，文统在山东期间辅佐李璮治军理民的事迹多湮没无闻。《元史》本传仅载：“〔李璮〕岁上边功，虚张敌势，以固其位，用官物市私恩，取宋涟、海二郡，皆文统谋也。”按李璮辖境紧邻南宋部署有重兵的淮东路，蒙宋开战以来，蒙① LaoYan-shuan，TheChung-t’angshih-chiofwangYun，anAn-notatedTraslationwithanintroduction，Ph.D.dissertation，HarvardUniv.1962； 《秋涧集》卷十五有《郊送云叟公》诗，当为中统二年上都作，中有“因送行台振玉珂”句，行台应指燕京行省，时以平章王文统行省事于燕京。② 王恽：《中堂事记》载1261 年文统已“春秋高”，当超过六十岁。

　　③ 程钜夫：《薛庸斋墓碑》，《雪楼集》卷九。

　　④ 《内翰窦文正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八。

　　⑤ 《许鲁斋遗书》卷一三，《考岁略》。

　　① 《元史》本传。文统投奔李璮的具体年代不详。明人祝允明《前闻记》录李璮某部属所作《李郡王山东事迹》谓璮有六子，“长崇山，次备山、南山，乃王夫人生嫡子，封平州总管。”王夫人或即文统女，但在娶王女之前李璮已有子彦简，或其生母早亡，故王女得为正室。王氏所生子在璮败亡前已出任官职，据此推断，文统设奔李璮的时间可能在1240 年前后。

　　古统治者需要用他来承担东线攻防之责，李璮也借此自重，与蒙古朝廷讨价还价。蒙古朝廷多次要征调他的军队，都被他以本境防务重（“以一路之兵抗一敌国”）、不宜分军为由巧言拒绝，而且还多赐金、银符和银两让他奖赏所部有功将士。当时各地“诸侯”均出兵从征，人民深受签军之苦，独益都得免于征调。宪宗二年（1252）和七年，李璮出兵从南宋手里夺取了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涟水诸城，既扩展了辖土，又可以此向蒙古朝廷报功邀赏。文统为李璮出谋划策者必不止上述诸事，从李璮势力的壮大，忽必烈诸谋士对他的评价以及后来他被骤然重用看来，他在山东治理军民方面应极有成效，所以能声名远播。忽必烈与其藩府诸臣评论天下人才，就谈到文统，只有姚枢从正统儒学角度指责他“学术不纯”，而对其才干却并无异辞。

　　宪宗九年，忽必烈统兵攻鄂州，宋右丞相贾似道亲督诸军守御。守城宋军一夜间就树起木栅环城，阻挡住了蒙古军的进攻，忽必烈十分赞赏，以为贾似道之能，对扈从诸臣说：“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刘秉忠和张易当即进言荐举：“山东有王文统，才智士也，今为李璮幕僚。”以问廉希宪，希宪也说对文统才名早有所闻①。次年（1260，中统元年）三月，忽必烈即帝位，四月，设立中书省“以总内外百司之政”，即起用王文统为中书平章政事。忽必烈原藩府中人才济济，如刘秉忠、张文谦、廉希宪、姚枢、窦默、郝经、张易等，都是多年追随他的亲信家臣谋士或早经聘问的名儒。按以往蒙古朝廷惯例，新汗即位总是首先委任亲臣掌理政务，忽必烈却选择了与他关系疏远的汉人世侯李璮的幕僚王文统，而且一下子就拔擢为主持国政的宰相，原藩府旧臣张文谦、廉希宪、张易等反居其次（任左、右丞和参政）。这一方面固然出于忽必烈博大的用人胆略，同时也因为王文统确实“材略规模，朝士罕见其比”①。他的任相显然得到了忽必烈最亲信的谋士刘秉忠和家臣廉希宪等人的支持。

　　布衣拔擢，受命秉政由诸侯幕僚一跃而为朝廷宰相，是王文统生平的最大转折点。一方面，忽必烈“授之政柄”、“委以更张庶务”，使他得以尽其才智，伸展抱负；另一方面，也使他成为权力和派系不同政见斗争的焦点。

　　王文统是在关键的历史转变时刻受命掌政的。自蒙古进入中原以来四十余年，一直未能建立起适应中原汉地的统治制度。太宗时，耶律楚材力图逐步推行汉制，改变蒙古的统治方式，但受到极大阻挠，其所定制度“见于设施者十不能二、三”。郝经把当时汉地不治的情况概括为：“法度废则纲纪亡，官制废则政事亡，都邑废则宫室亡，学校废则人材亡，廉耻废则风俗亡，纪律废则军政亡，守令废则民政亡，财赋废则国用亡，天下之器虽存，而其实则无有。”宪宗时期，“旧弊未去，新弊复生”②。忽必烈即位，始决意进行根本改革，而“更张庶务”的责任就交给由王文统主持工作的中书省。中书省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是设置十路宣抚司。当时各路长官多世侯，尽专兵① 《平章廉文正王》，《元朝名巨事略》卷七。

　　① 王恽：《中堂事记》。

　　② 郝经：《立政议》，《陵川集》卷三二。

　　民财赋之权，州县官吏皆其部属，也是子承父职。数十年来，他们上下相传，自行其政，视辖境为领地，人民如私奴，任意盘剥欺压。如平阳、太原路，“官世守，吏结为朋党，侵渔贪贿，以豪强相轧，其视官府纪纲及民疾苦殆土苴然，而贫弱冤抑终莫得伸”，“赋役素无适从，官吏狼狈为奸，赋一征十，民不胜其困，故多逃亡”①，即是典型情况。他们一方面对人民淫刑暴敛，另一方面又隐漏户计，侵蚀官赋，将“合该纳官存留包银，并丝料粮税等差发，..私已用度，以致民间俱各征足，官司不得实用”②。因此各地户口减耗，国家赋税严重受损。早在忽必烈即位前，不少谋臣就提出改革地方统治制度、限制诸侯权力的建议。中统元年五月，遂立十路宣抚司，对各路诸侯实行监督，整肃州县吏治，旨在使人民安于田里，国赋能如数征收。对宣抚司官的考核标准即是“户口增，差发办，方为称职”③；先后所颁圣旨条画，规定了宣抚司对所管地方官吏以及户口、财赋、刑罚等各方面政务的体究权责。宣抚使、副多以忽必烈原藩府旧臣出任，或出于文统所荐举。宣抚司的设置虽不足两年（中统二年十一月罢），而治效颇佳。如平阳太原等路宣抚使张德辉，惩办了特别恶劣的官吏数十人，“搜剔吏弊，遴选官属，庶政一新”，同时整顿赋役，“阅实户编，均其等第，出纳有法，数十年之弊一旦革去”，当地老人称颂“六十年不期复见此太平官府”，考绩为诸路之最④。其他宣抚司也都在改进吏治、安定社会、劝课农桑和均平赋役等方面作出了成绩。

　　第二件事是完善政府机构。中统元年七月，立行中书省于燕京，取代原燕京“行尚书省”掌理汉地政务，王文统以平章政事主持行省工作。命各宣抚司选取儒士、吏员通钱谷者赴省任用，置左、右司及其他各下属机构。二年初，行省颁新政条画于各路宣抚司，对税粮出纳、劝课农桑、刑罚治安、州县官吏考核黜陟等等地方政事都作了规定。三月，文统奉召至开平，遂与中书省诸宰执反复集议政务，奏准施行，主要有：置中书左（吏、户、礼）、右（兵、刑、工）部并定其职责，任命了左、右部尚书；制订民事条画二十七款及各路宣抚司应行条画七款；内外新旧官员改授定制；制订中书省工作条例十条等。

　　第三件事是改革五户丝制度，限制投下权利。太宗八年（1236），将中原州县民户分封给诸王贵戚勋臣（投下），在耶律楚材建议下实行五户丝制，即每二户出丝一斤纳于国家，每五户出丝一斤纳于投下（宪宗时增加为国赋每户一斤，投下赋每五户二斤，故称“二五户丝”），由朝廷设官统一征收，每年按数颁给各投下，此外不得擅自征敛。但实际上各投下都径自派官向份地民户征赋，百般搔扰，且往往额外多取。投下对份地的榨取，和诸侯专权一样是当时最大的弊政。中统元年，中书省议：“诸投下五户丝科，自来就征于州郡”，“如此是恩不上出，事又不一，于政体未便”，遂奏准皆输燕京总藏，每年令各投下派官到中书省按数支取①。此外，中统二年，中书省又对在诸路附籍的投下私属人户进行整顿甄别，除某些特定的投下赋役外，均① 《宣慰使张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十。

　　② 《元典章》卷二五《包银从实科放》录中统元年宣抚司条画。

　　③ 王恽：《中堂事记》。

　　④ 《宣慰使张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十。

　　① 王恽：《中堂事记》。

　　令与民户一体承当差发（同上）。这些措施无疑是对投下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

　　第四件事是钞法改革。太宗以来，没有统一的货币制度，各路都发行钞币，在本境使用，十分混乱。中统元年，在王文统主持下，由中书省统一发行“中统元室交钞”，同时废除了各路所行钞币。因发行新钞，真定原行银钞之价顿亏，文统采纳宣抚使刘肃的意见，许各路之钞如数收换，使百姓免受损害。文统对实行钞法极为谨慎，日与主管部门交钞提举司及诸省官商议，博采众议，深为讲究利病，制定了周密的制度，并命各路宣抚司限期将所管地方“钞法有无阻滞，及物价低昂，与钞相碍，于民有损者”，及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因此中统钞法初行时信用很高，流通甚畅，既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又方便了民间贸易。①文统当政的两年间，主要精力放在理财方面。忽必烈即位伊始，就爆发了与阿里不哥的争位战争，军马调发频繁，军需粮饷供给浩大，加以诸王朝会赏赐、设立新的军政机构、营造宫室都城等，都需要大笔经费，而当时库藏几无积储，因此，保证足够的财政收入是忽必烈新政权面临的紧迫大事。忽必烈将“凡民间差发、宣课盐铁等事，一委文统等裁处”，授以管理财政的全权。文统的理财方针是“欲差发办而民不扰”。当时主要的弊病是财赋制度混乱，地方各自为政，诸侯、投下征敛无度，官吏贪赃作弊，差发不均，多征少纳，以致百姓逃亡者多，国赋严重亏损。针对这些弊病，中书省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通过立十路宣抚司、改革投下五户丝制和实行统一钞法，将财权集中到中央政府手中；核实户口，从实勘定各路差发总额，府、州、县、村逐级验户数物力科征，张榜晓示差发数目，县榜需开具各村人户花名及其合纳差发，使负担合理均平，不致隐漏或偏重；对各级官吏加强督责检查，以户口增、田畴辟、赋役均、差发办作为考核标准，不称职或贪赃欺弊、侵损国赋者予以罢黜或治罪；定盐酒等税法，申严私盐酒之禁，并置互市于颍州、涟水、光化等处与宋人贸易，禁军民越境私商，使课税不致流失。文统的理财政策获得了显著成效。中统二年，忽必烈召文统等行省官至开平集议政务并检查财赋情况，命文统与前燕京行尚书省臣辩论中统元年民赋虚实、比上年（宪宗九年，1259）多寡之数，继而诸大臣会集中书省检查前省民赋，“以上年比中元数多而所入者鲜，以中元比上年户同而所入者广，论辩者久之，前省官屈服”，前后政绩优劣遂较然分明①。就是说，中统元年不但没有比上年增加赋额，且有所减少。据记载，行省本欲按丁巳（宪宗七年，1257）户籍征赋，李昶进言，由于逃户很多，这样做势必迫使现存人户替逃户补纳，加重负担，文统接受他的意见，蠲免了逃户之赋②；中书左丞、行大名等路宣抚使张文谦也向王文统提出，百姓疲弊已久，又遇岁旱，应该量免税赋，终于说服文统，“竟蠲常赋十之四，商酒税额十之二”③。按中统元年宣抚司条款规定：“被灾去处，以十分为率，最重者，虽多量减不过四分；其余被灾去处，依度验视，从实递减三分二分等，科降差发，视此为差。不被灾去处，① 王恽：《中堂事记》。

　　① 王恽：《中堂事记》。

　　② 《尚书李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

　　③ 李谦：《张文谦神道碑》，《元文类》卷五八。

　　斟酌民户难易，委实偏重去处，虽多不过裁减一分。”④。尽管减免幅度较大，但由于措置有法，中统元年国家财政收入反而超过了上年。燕京帑藏起运到开平后，忽必烈检视内藏，喜甚，曰：“祖宗以来，未有如是之多也。”⑤可以说做到了前代政治家提出的理财目标：“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任相两年中，文统殚精竭虑为朝廷效力，充分发挥了他的政治才干，忽必烈问以钱谷大计，他“敷对明敏，虑无遗策”，这是因为他“凡军国大事，皆有成算，然后撮其要领，使例相比，..虽纵横论难，不出所预”。他兢兢业业，勤于政务。主持行省工作，与同僚“未明已即事，过晡始散是早”；行钞法如履薄冰，日与僚属讲究利病，惟恐有失；下至薄书，钱物细务，也亲为规画，指授掾属，如诸路所造狐貉衣裘，报上数目，他教省掾用“棋方抹子”方法（类似古史臣编制年表之法）通类比附，即可见估值高下，孰省孰费。他决定和处理政务，颇能倾听不同意见，兼采众长，并不刚愎专断，如上述采纳李昶、张文谦意见量减民赋，采纳刘肃之策许各路行用钞如数兑换中统钞，即是显例。中统二年四月，中书省诸宰执集议中央和地方政事（选官、户口、赋税及钞法等），意见颇纷歧，文统曰：“何伤，取其长便者用焉。”经反复集议，始以所定军国大政上奏，皆获允准。

　　治国方针的分歧与派系斗争忽必烈对文统的见识、才能和政绩极为赞赏，至有相见恨晚之叹，屡屡召见，多所顾问。中统二年五月，新拟中书省宰执人选，忽必烈有意擢文统为丞相，召宋子贞、张德辉、杨果等征询意见，杨果等奏：“王文统材略规模，朝士罕见其比，然骤加登庸，物论不无新旧之间。如史天泽，累朝旧臣，勋硕昭著，若使宅百揆，大厌人望，令文统辈经画其间，则省事成矣。”就是说，文统才干超群是无可否认的，但因他是新进之人，若擢为首相，会引起旧臣不满，不如用史天泽可以服众，而让文统等实际筹画政务。于是以史天泽为右丞相，文统遂仍为平章政事，忽必烈特慰之曰：“卿春秋高，恐劳于奏请，今后可运筹省幄，若有大议须面陈者，及朕有所咨访，入见，小事令人奏来，不必烦卿也。”可见其对文统的敬重和信任。随后决定史天泽等一部分省官留在开平中省，一部分省官以文统为首行中书省事于燕京，诏“管民官、管军官、鹰房、打捕、诸色造作，一切大小公事，并听行省从宜处置”。文统向皇后、太子辞行，“太子慰奖甚厚，有元老克壮谋猷之谕”；刘秉忠在南屏山迎送，“待遇甚恭”①。

　　对任用文统当政，窦默、姚枢等一帮儒学派谋臣自始就不以为然。忽必烈即位之初，召窦默问有无如唐魏徵之人才，默即推荐以深契程朱理学闻名的许衡，但忽必烈未予任用，却将政务委付给以权谋智略著称的王文统。文统受命于国用急迫之际，自以理财为头等大事，力求速收实效，故颇主功利之说，这和窦、姚、许等人“以义为本”的主张正相对立。文统与忽必烈素无因缘而骤掌大政，许衡则完全被冷淡，有十多年顾问资格的窦默仅任翰林侍讲学士清职，曾长期效力于藩邸、以治平自许的姚枢也只授东平路宣抚使，④ 《元典章》卷二五《被灾去处量减科差》。

　　⑤ 王恽：《中堂事记》。

　　① 王恽：《中堂事记》。

　　为此姚枢竟不愿入觐陛辞，诡称：“文统新当国，彼将以我为夺其位。”②于是由政见不同开始演变为权位上的矛盾。据载，文统与中书左丞张文谦也有不和，“文统素忌克，谋谟之际，屡相可否，积不能平，公（文谦）遂求出，诏以本职行大名等路宣抚司事”③。文谦也是老资格的藩府侍臣，对位居文统之下未必服气，加以意见不尽一致，难免发生争执。但他也是实务派，又与支持文统的刘秉忠为同窗好友，而且文统也接受了他提出的量免灾区税赋的意见，从《中堂事记》的记载看来，他们合作还比较融洽，未见他有不利文统的言论。

　　中统二年四月诸臣集开平，文统以政绩（尤其理财方面）显著更受忽必烈器重，几乎言无不从。五月，新拟中书省宰执人选，文统呼声甚高，而姚、许等都没有被提名。大约就在这时，窦默上书忽必烈，谓“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唇吻小人一时功利之说，必不能定立国基本。为子孙久远之计，其卖利献勤、乞怜取宠者，使不得行其志，斯可矣。若夫钩距揣摩，以利害惊动人主之意者，无他，意在摈斥诸贤，独执政柄耳，此苏、张之流也，望陛下察之”①。很明显地对文统进行了不指名的猛烈抨击。但忽必烈正倚重文统，仍任为平章政事，并特加慰勉，使行省事于燕京。文统于开平私第置宴与诸官话别，姚、窦、许皆应邀出席，然而此时双方矛盾已十分尖锐。六月，窦默与王鹗、姚枢等入朝时，又在忽必烈面前指斥文统，谓“此人学术不正，久居相位，必祸天下”。忽必烈问：“然则谁可相者？”窦对：“以臣观之，无如许衡。”忽必烈颇轻许衡，不悦而罢。姚枢、窦默都是忽必烈旧臣，许衡名声颇大，文统担心他们屡在帝前进言于己不利，因奏以姚为太子太师，窦为太子太傅，许为太子太保，“阳为尊用之，实不便数侍上也”。窦默屡攻文统不中，颇惧，欲依太子以避祸，与姚枢都接受了任命诏书，独许衡以为不可：尚未正式立太子，岂能先有师保。于是三人同辞新命，退还诏书，遂改以姚为大司农，窦仍翰林侍讲学士，许授国子祭酒。不久，窦默、许衡均辞职归家②。文统赢得了这一回合权力斗争的胜利。中统二年下半年的政事也多有可道者，如罢诸路所役民夫还之州县，河南、怀孟等处军马牧地大部分听民耕垦，核实新增户口和措置诸路转输法，诏诸王、贵戚不得擅取官物和私自断决民间词讼，修筑燕京旧城，免民间赋税等等，其中应有不少出于文统之谋画。

　　李璮之乱与文统之死中统三年二月三日，李璮发动叛乱，使文统陷入了杀身之祸。在此之前，济南路万户兼总管（世侯）张宏曾秘密向忽必烈揭发李璮谋逆之迹十条，其中与文统有涉者为：诏命市马诸路，无论军民概属括买，独不及益都；中统钞法诸路通行，唯璮用涟州会子，而以所发中统钞到济南买物；山东盐课之额岁以中统钞计应纳三千五百锭，减为二千五百锭，中统元年本应恢复旧额② 姚燧：《姚枢神道碑》，《元文类》卷六○。

　　③ 李谦：《张文谦神道碑》，《元文类》卷五八。

　　① 《内翰窦文正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八。

　　② 《元史》卷四《世祖纪》一；《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内翰窦文正公》、《左丞许文正公》；《元史》卷一五八《许衡传》。

　　而未复，继续侵用国家盐课，又以取宋涟水请功邀赏，留用本境岁赋。张宏认为：“平章政事王文统，故璮参佐，倘中外连构，窥伺间隙，以逸待劳，此尤可虑。”并指出免益都市马一条尤可见文统与李璮交结，因此建议“亟宜罢王文统”，并调李璮从征漠北而择人代治益都。忽必烈以事属机密，但令勿泄①。从张宏所揭诸条看来，文统在中央当政，确有偏袒李璮之处（如许用益都官银赏其本部军功，命自领益都盐课等，皆见《元史·世祖纪》）。据《元史》本传，李璮乱发后，许多人揭发“文统尝遣子荛与璮通音耗”，忽必烈召文统质问：“汝教璮为逆，积有岁年，举世皆知之。朕今问汝所策云何，其悉以对。”文统与李璮是翁婿关系，有音信往来是情理中事，说他“教璮为逆”则并无确凿证据。文统写成书面材料回答忽必烈的质问，具体内容不详，只知其中有“蝼蚁之命，苟能保全，保为陛下取江南”之语，看来并没有承认上述指控。本传接着记载：“会璮遣人持文统三书自洛水（当为涟水）至，以书示之，文统始错愕骇汗。书中有‘期甲子’语，世祖曰：‘甲子之期云何？’文统对曰：‘李璮久蓄反心，以臣居中，不敢即发，臣欲告陛下缚璮久矣，第缘陛下加兵北方，犹未靖也。比至甲子，犹可数年，臣为是言，姑迟其反期耳。’世祖曰：‘无多言。朕拔汝布衣，授之政柄，遇汝不薄，何负而为此？’文统犹枝辞旁说，终不自言‘臣罪当死’，乃命左右斥去，始出就缚。”这段记载的头一句颇费索解，柯绍忞仅于其下加“为逻者所获”（《新元史·王文统传》），仍未能解释李璮何以将文统写给他的三封信送还。信的内容未载，只举出隐晦的“期甲子”（甲子为中统五年）一语。据文统自辩之言判断，李璮很可能向他透露过反蒙的意图，文统大概只是以隐约言辞含糊答之，既没有明确反对（如果反对则可证明无罪），也没有表示赞成（如果赞成则无辞以自解）。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他事先知李璮有反心而没有向忽必烈报告，就足以构成有罪。但似不至于死罪，故文统虽承服而不肯自言“当死”。忽必烈召窦默、姚枢、王鹗、刘秉忠及张柔等，示以上述三封书信，问“文统当得何罪？”诸文臣皆答：“人臣无将，将而必诛。”“无将”语出《春秋公羊传》，意谓不得企图叛逆（君亲），可见作为主要罪证的三封书信，最多只能断为“有反状”（诛王文统诏书中语），找不出通谋造反的实证。只有张柔大声说“宜剐”，忽必烈命诸臣“同辞言之”，于是都说“当死”。二月二十三日，遂以“同谋”罪诛文统及其子荛。文统虽因受李璮叛乱牵连而被处死，但当时人多承认，“元之立国，规模制度，.出于文统之功为多焉”。

　　① 张起岩：《张宏行状》，《元文类》卷五○。

　　第四节张文谦张文谦（1217—1283），字仲谦，邢州（今河北邢台）人，父英，曾任邢州军资库使。文谦自少年与刘秉忠同窗，意气相投。年渐长，不愿仰衣食于父母，欲习吏事，为其父阻止，乃专志于儒学。1238 年，参加蒙古国在中原举行的儒士考试，中选，得免本户徭役。

　　1247 年，因刘秉忠推荐，被忽必烈征召到漠北，“擢置侍从之列，命司王府教令、笺奏”①，也就是担任怯薛中办理文书事务的必阇赤。1251 年，他与刘秉忠共同向忽必烈进言，建议选官治理邢州，使之成为中原各地取法的榜样（参见本书《刘秉忠传》）；又对当时中原政务应当急行改革者提出了一系列建议。1252 年，从忽必烈征大理，与刘秉忠、姚枢同谏止屠城。1259年，从忽必烈攻宋，复以“王者之师，有征无战，宜一视同仁，不可嗜杀”为谏。九月，大军抵长江北岸，奉命备舟楫济师渡江，遂进围鄂州；闰十一月，忽必烈决定撤兵，命文谦传谕诸将，并命他发降民二万北归。

　　1260 年三月忽必烈即位，立中书省，以文谦为左丞，与平章政事王文统共理政务。五月，建年号为中统元年，立十路宣抚司，文谦以中书左丞兼大名、彰德等路宣抚使，诏授虎符。这时汉地各路都由世袭地方长官管领，各行其政，当年六月卫州儒士王恽就上书张文谦说：“而今河朔数路，怀、卫两州，世官有晚唐擅据之强，风俗近天宝涂炭之苦，秽彰邻邑，政出多门”，盼他能以承宣之权“擿伏破奸”①。可见派出十路宣抚使实是推行新政，整饬各路诸侯，加强皇权的重要措施。宣抚使权责甚重，故多以潜邸旧臣充任。《张文谦神道碑》说他出任宣抚使是因为在与王文统谋议之际，常提了不同意见，为文统所忌，乃求出；临行，对文统说：“天下生民疲弊日久，岁属大旱，若不量蠲税赋，将无以慰来苏之望。”文统以为“世祖新即大位，国家经费为数不赀，且素无积储、何所供亿。”他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俟时和岁丰，取之未晚也。”于是同意减免常赋十之四，商、酒税额十之二。碑作于王文统被诛之后，所载张、王二相间的矛盾未必是实录。文谦在宣抚河北诸路时，辟儒生尚文为书记，胡祗遹为员外郎，杜瑛为提举学校官。中统二年春入朝，还居中书省。四月，他与王文统、廉希宪、张易等宰执官在开平共议选官、差发、驿传、钞法等政务，取得一致意见，制定了各道宣抚司条画，奏准施行；五月，完善中枢政府机构，设立左、右部分掌庶务，世祖任命了中书省右、左丞相、平章、右、左丞、参政以及尚书等官，并决定了诸宰臣留中（开平中省）和分省燕京人员，文谦仍任中书左丞，与右相史天泽等留中。三年，世祖以阿合马领中书左、右部，总管财赋，阿合马提出有关事务由他直接奏闻，不必报告中书。诏命廷议，文谦指出：专人分管财用，前代是有的，但不报告中书却没有这个体例，如果中书省不能查问财赋事，难道要天子亲自管吗？世祖肯定了他的意见。皇子真金封燕王，守中书令，但未莅省署事，文谦与刘秉忠等奏言：“燕王既署相衔，宜于省中别置幕位，每月一再至，判署朝政。”于是真金入中书，加强了朝廷的权力①。至元元年（1264），诏命文谦以中书左丞行省于西夏中兴（今宁夏银川）。① 李谦：《张文谦神道碑》，《元文类》卷五八。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见碑。① 王恽：《秋涧集》卷六八。

　　① 《元史》卷五《世祖纪》二；卷一一五《裕宗传》。

　　当地文化、民俗与中原不同，政务还没有上轨道，文谦寻得被俘为奴的四川儒士五六人，释为良民，教以案牍，使任吏胥，于是地方政府机构的事务渐有头绪；又命随他来的副河渠使郭守敬疏浚中兴府境唐来、汉延二古渠，溉田九万余顷②，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三年，回朝廷，复入中书，仍任左丞。时有诸权势之家告称，有民户数千应归属他们为私奴，朝廷议久不决，文谦说：“奴与良，法当以乙未户帐为断，若已籍为奴或奴之而未占籍者，归势家可也。自余皆国家良民，必无为奴之理。”议遂定。四年，调整中书省宰执官，文谦降为参知政事。五年，高唐人吴乞儿、济南道士胡王反，高唐令郭侃讨平之，逮系百余人，奏闻，世祖命中书省议处置办法，文谦认为：“愚民无知，为所诳诱，杀首恶三数人足矣。”得到丞相安童的赞同，派他和断事官不花到济南裁决，只诛为首三人，余皆释放。六年，奉旨与刘秉忠、许衡同议定官制。

　　七年，诏立司农司，专掌功课农桑，以文谦为司农卿。遂拟定条画，奏立四道巡行劝农司，其使、副定期分赴各路州县督促、检查农业生产及兴办水利等事；命地方长官皆兼劝农事，岁终由司农司考核，作为其治绩优劣的依据之一。又令农司诸官搜阅古今农书，删繁撮要，编纂成《农桑辑要》7卷，以指导农业生产。在他领导下，农司工作成效甚著，“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①。又奏请立国子监，荐许衡为祭酒，选蒙古贵族、大臣子弟教之。时阿合马当政，实行官铸农器，高价配售于民；立行户部于东平、大名、专司印钞；立各路转运司掌课税，害民干政。文谦在世祖前极论其危害。十三年，改任御史中丞。阿合马忌监察机构碍事，其年十一月，趁省并衙门以汰冗官之机，奏准并罢诸道按察司，借此削弱御史台。已下诏，文谦与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皆奏言不可罢，诏复立之②。文谦自知他在御史台终为权臣所忌，乃求避位，十四年，改授昭文馆大学士、领太史院事，主管修历。十九年十二月，授枢密副使，拟议肃兵政，汰冗员，选练兵士而优恤其家，皆未及实施，次年三月病卒。

　　文谦早年曾从刘秉忠学习术数，后来则尤善许衡，笃志于义理之学，在朝廷上始终支持许衡进其言、行其道。他与刘秉忠同为世祖潜邸亲信侍臣，同以荐举人才和从征大理、南宋时劝勿嗜杀为时人称道。虽然智数不及秉忠，而在推行汉法，奠定世祖初年政局方面起了同样重要的作用。碑称他为人谦恭笃实，慈祥乐易，自奉若寒士，无他嗜好，唯聚书数万卷而已。子二人，晏，官至御史中丞；杲，武备寺丞。

　　② 此据齐履谦撰《郭守敬墓志铭》（《元文类》卷五○）。《张文谦神道碑》作“十万余顷”，《元史》本传又改作“十数万顷”，皆不取。

　　① 王磐：《农桑辑要序》。

　　② 《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二：“［至元］十三年，以省并衙门，罢按察司。十四年复置。”卷九《世祖纪》六载，至元十三年十一月癸丑“并省内外诸司”。李谦《王磐墓志》（《元朝名臣事略》卷十二引）载此事于至元十三年冬，谓因王磐奏谏，按察司得以不罢。《元史》卷一六八《姚天福传》则谓玉昔帖本儿以天福之言入奏，世祖诏复立之，唯误记为至元十二年事。

　　第五节郝经治学态度和政治思想郝经（1223—1275），字伯常，祖籍泽州陵川（今山西陵川）。生于许州临颖城皋镇（今河南许昌）。祖上八世均以习儒授课为业，金末大家元好问即出自郝经祖父郝天挺门下。

　　郝经幼年适逢蒙古兵锋南下、中原残破离乱之际，其父郝思温携家避居河南鲁山一带。在兵荒马乱中，他家饱受战乱之苦。郝经九岁那年，其母在一次逃难时藏身于地窖，因乱兵以烟火熏燎洞口而几至丧生。郝经本人在颠沛流离中也几度“濒死”①。

　　1232 年，河南沦陷。郝经一家北渡黄河，“先居于保，后徙顺天”。在保州满城（今河北保定满城）时，家境贫寒，赁屋而居。十一年间竟搬迁十次。为维持生计，其父原打算让郝经专治家事，单供其弟读书。但其母认为郝经志向远大，才堪造就，力主其继续学业、发扬家风，郝经才因此不致辍学。

　　是时，其父借铁佛寺南堂招童子开馆授业。郝经则承担起“负薪汲水”、“舂粟治菽”之类繁重家务，同时在父亲指授下发愤苦读，“日诵二千言为课”，夜则衣不解带，握管缀录，如是者五年②。

　　初读书时，郝经喜好诗文。1238 年，蒙古统治者在中原首次考试儒士。

　　郝经曾有心“决科文”应试。但父亲教导他说，“汝学所以为道非为艺能也，为修身非为禄养也”。郝经于是转而以“道德之理，性命之原、经术之本”为其先务①。“上溯洙泗，下迨伊洛诸书，经史子集靡不洞究”，为其一生奠定了坚实的学识基础，并树立了“以复兴斯文、道济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他曾自述其志说，“不学无用学，不读非圣书，不为忧患秽，不为利益拘，不务边幅事，不作章句儒”②。

　　成年后，郝经声名日著，藩帅豪门交相征辟。1234 年，他二十一岁时应顺天左副元帅贾辅之邀，到其府上的万卷楼中和堂执教家馆，数年后又受聘到顺天军民万户张柔家中课读张氏子弟。贾、张二人均为当时较为注重文教的汉人世侯，征战之余，搜集了不少图籍秘录，藏书不下数万卷。郝经在两府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恣意搜览，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学识素养。

　　在这些年里，郝经还北入燕京，寻访金故都遗迹；南下曲阜，朝拜儒学宗师故里。与流寓中原的一帮名士幕客交流得失、迭相唱和，最终形成了他对时务大政的基本看法。

　　像当时一般的汉族士人那样，郝经从亲身经历中对战乱带来的巨大破坏极为痛心。在他看来，蒙古的征服使“金源以来纪纲礼义，文物典章皆已坠没”，“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惫”③。但他并不认为事已无可挽回，他相信“天之所以兴不在于地而在于人，不在于人而在于道，在于必行力为之① 《郝经年谱》，《陵川集》卷首。

　　② 《北风亭记》，《陵川集》卷二六。

　　① 《铁佛寺记》，《陵川集》卷二六。

　　② 《志箴》，《陵川集》卷二一。

　　③ 《思治论》，《陵川集》卷十八。

　　而已矣”④。

　　其次，他也清醒地意识到，蒙古作为当时寰宇之内最强大的力量君临中原是必须面对的现实。他相信蒙古是可以像元魏、辽、金那样“附会汉法”、“致治成化”的。而蒙古统治者只要“能用士”、“能行中国之道”便可以为“中国之主”①。但问题在于当时蒙古统治者“凭锋恃锐”，“攻取之计甚切而修完之计弗逮”，对生民百姓盘剥无度、竭泽而渔，致使中原汉地民不堪命、疲敝已极。因此以“羽翼斯文”为终身使命的郝经期待着能“乘几挈会”，用夏变夷，以儒家的安邦经国之道去影响较为开明的蒙古统治者，借他们之力“挽回元气，春我诸华”②，逐步使乱世走向治世。

　　郝经的治学态度和用世精神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汉族士人们的普遍观念，受到儒林前辈元好问和赵复等人的嘉勉赞许。

　　召入藩府，四上国策1252 年，“好儒术、喜衣冠”的忽必烈受命统领汉地，开府伊始即着力罗致延揽人才。因其府中幕僚的大力推荐，忽必烈便于1255 年秋遣使召见郝经，但第一次郝经并未应召而至，而是草拟了一道名为《河东罪言》的奏议托使者带回。在此奏议中，郝经以其故乡河东平阳府（时为拔都封地）为例，陈述了汉地因蒙古贵族和地方胥吏“榜掠械系”、“殊求无艺”而失于治理的严重状况。提出了“轻敛薄赋以养民力，简静不繁以安民心”等项应行改革的对策。其用意看来是在唤起忽必烈对下情的重视，同时也想试探忽必烈有无从善举贤的诚意。

　　郝经的奏议显然触动了忽必烈。初召不至，隔两月忽必烈又二度遣使征召郝经入见。这使郝经深为感激忽必烈的知遇之情，他感到自己的才识有了用武之地，因而不再犹豫，毅然整装就道，于1256 年春上见忽必烈于漠南金莲川。

　　会面后，忽必烈问其“咨以经国安民之道”。郝经首先以历代圣王贤君“仁民爱物”之义赢得了忽必烈的赏识和器重。继而又“上立国规模二十余条”，力劝忽必烈从长治久安着眼，“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正纪纲，立法度”，“藻饰王化”，“文致太平”①，创“万世规模”。当忽必烈问及当务之急，郝经复举“天下蠹民害政之尤者十一条上之”，无不一一切中时弊。对此，忽必烈皆以为然。但因忽必烈当时尚未掌握国柄，且碍于对汉法持保守态度的大汗蒙哥，未能即行采纳郝经的建策。尽管如此，忽必烈对郝经的主张是心领神会的，他对郝经说，“时之一字最当整理。”“可行之时，尔自知之”（《元史·郝经传》）。

　　果然，几年之后中统建元，“更张制度”，郝经先前的一系列建议大都见之实行，证明了他对忽必烈的重要影响。

　　1258 年，蒙古大举征宋，宪宗自领一军入川蜀亲征，命忽必烈统东道兵径趋江汉荆湖一路。忽必烈立召在乡侍亲的郝经随军从征，以备顾问。但郝④ 《时务》，《陵川集》卷十九。

　　① 《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陵川集》卷三二。

　　② 苟宗道：《郝公行状》，《陵川集》卷首。

　　① 《立政议》，《陵川集》卷三二。

　　经对这次贸然攻宋是持有异议的，一路上，他多次相机进谏，表达了他对时局轻重缓急的全盘主张。

　　第一次在真定，忽必烈听了郝经的劝谏后说，“令师之出，皇帝所命也，一旦事定，汝为吾使宋讲和通好，以安百姓。”第二次是在路经濮州时，忽必烈得到南宋令各路严防备边的谍报后交付部属商议。郝经明白表示：“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今未有败亡之畔，我乃空国而出，诸侯窥伺于内，小民凋弊于外，经见其危，未见其利也。”因此他劝忽必烈“结盟饬备，以待西师”，“修德简贤，待时而动”。

　　郝经的议论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忽必烈的重视，他委派郝经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抚副使，先行一步到江汉等地“布恩信、纳降附”。

　　行至唐、邓一带，郝经得知宪宗一军在川蜀师久无功、进退维谷，便又一次上书进谏，从治国之道及战略的高度深刻剖析了此番出师不利的内在原因。他认为就根本而言，失利在于连年用兵，国力不济，难以继续支撑规模浩大的征伐举动。而从军事战略上讲，则是由于主攻方向的选择错误，放弃了蒙古以往出奇制胜善于野战的特长而一味攻坚所致。为“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变”，郝经建议：上策是息师抚民，厚植根本，待内部稳固后再行大举；如这条难以遽行，退求其次，也应及时调整战略步署，“假西师以为奇而用吾为正”，实行“三道并进”和“先荆后淮、先淮后江”的作战方略（《元史·郝经传》）。日后元朝的灭宋之战便大体遵循了这一战略思想，再次证实了郝经的远见卓识。

　　然而，在当时情况下，郝经的奏议上报后未见采用，忽必烈统领的东师一发便不可收。八月，大军行抵长江边。九月，宪宗在川蜀殒命的死讯正式传至忽必烈军中①。忽必烈却仍无意北还，又渡江包围了鄂州（今湖北武昌）。不料“攻城百余日而不能下”（《元史·张柔传》），在此形势下忽必烈还举棋不定，再次召集部属会商以定行止。郝经因此第四次进言，力主迅速班师撤兵北归。在《班师议》中，郝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忽必烈孤军深入，“役成迁延”所处的险境及蒙古后方隐伏的重要内乱危机。为“销祸于未然”，免蹈前人覆辙，郝经力谏忽必烈“断然班师，亟定大计”，尽快北上夺取最高权力，以稳定社稷人心。

　　郝经的忠告很快为阿里不哥括兵争位的急报所验证。至此忽必烈才终于下决心退兵北还，弭平内乱。

　　使宋被囚，著述不辍1260 年，忽必烈在开平登基，建元中统。为稳定南部边界以专心对付阿里不哥的挑战，忽必烈决定派郝经为国信使，以翰林侍读学士的身份，佩金虎符赴南宋“告即位且定和议”（《元史·郝经传》）。

　　临行前，忽必烈赐酒并征询对军国大事的主张。郝经就应行急务草成《便宜新政》十六事条奏上闻。这些条款包括置省部、建监司、行宽政、明赏罚、② 《再与宋国丞相书》，《陵川集》卷三八。

　　① 见《元史》卷四《世祖纪》一。按：郝经《班师议》中称忽必烈行至汝南时（约在八月）就曾听到蒙哥死讯。《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229 载，忽必烈以为是谣传而未听信。故此处据《元史·本纪》所载，九月，宗王穆哥遣使来告为正式通报。

　　罢冗官、总钱谷等项内容，其中以定都邑和建储贰两条最为重要。前者建议将政治中心从漠北草原南迁至形胜之地的燕京，以控制全国的局势；后者则建议仿照汉制预立储君，以杜绝蒙古旧制在确立皇位继承人问题上一再发生的危机。

　　由于郝经的建策大都事关紧要，切合实际，所以此后几年里得以次第施行，对推动忽必烈政权向传统中原封建皇朝的转化起了积极作用。当然，忽必烈“附会汉法”是出于历史的必然和众多汉臣共同影响的结果，但郝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无疑是不可忽视的。

　　中统元年（1260）四月，郝经赍致南宋的国书出使，这是他一生中担当的最重要任务，然而在当时形势下绝不是一桩轻松的使命。据载，派郝经使宋虽“出自圣意（指忽必烈）”，但也是“时相王文统忌公（即郝经）重望”，将其“排置异国”的一个阴谋。而郝经本人当时也有病在身，所以有人劝他“称疾勿行”。然而郝经面对重任朗朗答道：“自南北构难，江淮遗黎弱者被俘略，壮者死原野，兵连祸结，斯亦久矣。”“吾读书学道三十余年竟无大有益于世，今天下困弊已极”，“虽以微躯蹈不测之渊，苟能弭兵靖乱，活百万生灵于锋镝之下，吾学为有用矣。”①正是出于这种信念，郝经“振衣束发，慨然启行”。

　　国使赴宋议和的消息传出，“仗节即路之日，百姓无不遮马快睹”，热切表达了他们厌战思和的强烈愿望。目睹此景，更坚定了郝经输平退师，“坠仇崇好”的决心②。

　　郝经一行原打算自涟州经楚州（今江苏淮安）入宋。行至济南时，主管山东淮南行省的李璮告诉郝经，他先期派往南宋通报的两个人已为宋楚州安抚所杀。郝经他们若继续循原路向前，恐怕会遭遇不测。郝经闻言毫无惧色，但决定改道宿州五河（今安徽五河县）继续前行。

　　六月，郝经行抵宿州，遣副使移文于南宋，要求对方接纳并安排入境日期。七月，到达淮河北岸的五河口，南宋才派去朱宝臣、秦之才来接洽。又拖了一个月，才允许郝经等人在潘拱伯陪伴下入境，登船南下。

　　船至昭信（今江苏盱眙），潘拱伯传达宋两淮制置使李庭芝的命令，要求郝经出示国书，被郝经严辞拒绝。

　　九月，到达真州（今江苏仪真），郝经及其下属被带到忠勇营住下，就不再允许他们前进一步了。忠勇营的布置宛如囚所，“驿吏棘垣钥户，日夜守逻”，郝经从此失去了行动自由，虽经一再交涉，均不得要领。

　　十月，宋置制使李庭芝致书郝经，内称：“信使美意而来，松寿（指李璮）乃怀奸以逞。”“幸我先备，得以胜之，以此知，和殆类款我”①。郝经这才知道李璮挑起边衅，制造事端，给他的使命带来极大麻烦。于是，他连忙作答，申明他来通好议和是出自“主上圣意”，与边将违诏启衅无涉。然而，这种辩解很难打消宋人的怀疑。郝经又连连致书南宋皇帝、丞相和三省枢密院，极陈和战利害，希望南宋方面能认清形势，抓住良机，与北方达成和议。

　　书上，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郝经不明其中底细，但也知道和议无望，① 阎复：《郝公墓志铭》，《静轩集》卷五。

　　② 郝经：《再与宋国丞相书》。

　　① 《李庭芝回（郝经）书》，《陵川集》卷三二。

　　便多次要求南宋放他们归国，却同样得不到任何答复。事实上，郝经之所以被阻于真州，淹留不进，除李璮挑起事端引起的误解外，更重要的是南宋当朝丞相贾似道为对上隐瞒上年他在鄂州向蒙古乞和，私订城下之盟，却伪报大捷的事实，才有意将北方来使扣押在中途，不令进退。

　　郝经馆留真州期间，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在漫长的囚禁岁月里，其手下部属有经不住长期囚禁的折磨，“殆无生意”，“斗殴相杀死者”。宋方也几次派人游说，甚至伪报蒙古内乱的“异闻”，以图动摇瓦解郝经的意志。但郝经却顶住了压力，始终不为所动。他对下属说：“一入宋境，生死进退，听其在彼，屈身辱命，我终不能。”所以当朱方一再劝降时，郝经“与介佐束装露次庭者月余”，坚请归国①。宋方不得已只好放弃了劝降的意图。在严密的监管下，郝经不甘寂寞，除上书数十万言与宋方交涉外，还坚持笔耕不辍，羁押真州十余年间共撰有《续后汉书》、《易春秋外传》、《太极演》、《原古录》、《玉衡贞观》、《通鉴书法》等著作不下数百卷。至元十一年（1274）六月，世祖以南宋扣押国使郝经为由，正式诏告天下，发兵灭宋。与此同时，遣使赴宋“问执行人之罪”（《元史·世祖纪五》）。至元十二年二月，元军进占建康（今南京）。宋相贾似道震恐，连忙派人礼送郝经归元。至此，郝经已彼扣留了十五年之久，人也变得“龙钟皓首”，年老体衰。

　　在北上赴京途中，郝经不幸染病，忽必烈闻讯特派近侍、太医迎候照拂，及到大都，忽必烈又厚予赏赉，慰劳有加。但郝经终于一病不起，于当年七月病故，终年五十三岁。

　　① 《郝公行状》，《陵川集》卷首。

　　第六节姚枢早年经历与传播理学姚枢（1201—1278），字公茂，号雪斋，敬斋。先人自后唐使辽，遂居其地，因以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为籍。姚枢的祖父和父亲都是金朝的中下级官吏。1201 年，他生于汾（今山西汾阳）①。金末，因父亲姚渊调任许州（今河南许昌）录事判官，乃徙家于许。姚枢自幼读书刻苦，自期甚高，当时闲居许州的名士宋九嘉对他也倍加赏识，称赞他有“佐王之略”。

　　1232 年，蒙古军攻破许州，姚枢出逃，至燕京（今北京）投靠杨惟中，被荐北觐太宗窝阔台。这时漠北无汉人士大夫，太宗喜其来，甚重之。姚枢因此留居岭北多年。这段经历，对他熟悉和了解蒙古风俗习惯和文化无疑是十分重要的。1235 年，皇太子阔出统兵攻宋，姚枢受诏从杨惟中随军出征，到汉地求访儒、道、释、医、卜、酒工、乐人等类人才。蒙古军破枣阳（今湖北枣阳），主将欲坑姚枢搜罗的各色专门人才。在他的全力保护下，得脱逃入竹林间，尽免于死。

　　阔出所部攻陷德安（今湖北安陆）时，姚枢从俘虏中访得江汉间的名儒赵复。二人相见于军中。姚枢“戎服而髯”，赵复初疑为西域人，经过交谈，他对姚枢的才识十分赞赏，乃出所为文数十篇相赠。赵复以九族殚残，不复欲生，但被姚枢强留于军帐中。当夜，姚枢醒来，发现赵复床上惟存寝衣，连忙起身出追，“鞍马号于积尸间，求至水裔”②，见赵复脱履被发，仰天而号，欲投溺而死。姚枢以“汝存，子孙或可传诸百世”为辞，苦劝赵复北上授徒。不久姚枢亲自护送赵复北至燕京。并协助杨惟中创立太极书院，以赵复为师儒，教授程朱理学，从学者达百人之多。理学在北方由是传布日广，从此，姚枢本人也得以研读赵复所赠“程朱二子性理之书”，并很快成为在北方阐扬理学的一个重要人物。

　　1241 年，姚枢被窝阔台任为“燕京行台郎中”。这时花剌子模商人牙老瓦赤担任总领汉地政务中州断事官，汉人把这个官职称为燕京行台，姚枢事实上就是中州断事官的幕僚机构成员。由于牙老瓦赤性喜货贿，汉地世侯们惟恐获罪于他，“竞以掊克入媚”。牙老瓦赤常从接受的贿赂中分出一份送给姚枢。姚枢洁身无门，只好弃官而去，携家小迁至辉州苏门（今河南辉县北）隐居。

　　在苏门，他出资垦荒田数百亩，修二水轮，又诛茅为堂。置私庙，奉祠四世堂龛，别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敦颐等像，潜心读书，“衣冠庄肃，以道学自鸣，汲汲以化民成俗为心”。由于北方长期战乱，儒家经典、尤其是理学书籍相当缺少，姚枢不但亲自从事小学、四书的刊行，而且还动员别人刊刻图书，散发到四方。这个阶段，他与隐居在苏门附近的窦默、许衡等人过① 据姚燧《三贤堂记》，姚枢生于辛酉年，即1201 年，死于至元十五年，即1278 年。见《牧庵集》卷七。按《元史·姚枢传》谓枢卒于至元十七年（1280）。其所据当即姚燧《姚枢神道碑》。按碑文云：“明年（至元十四年），上以自九月不雨至于三月，问可以惠利斯民者。..初，公方奏事，得疾，忽跽不能言，帝急命从臣扶出登车至家，未更百日而愈。后三年，疾再至，昏然三日，薨，寿七十八。”元史作者将这段文字理解为十四年病，三年后复发致死，由此推断姚枢死于至元十七年，此误。② 《姚枢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

　　从甚密，经常聚集在一起，朝暮讲习，“凡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无所不讲”（《元史·许衡传》）。正是经过姚枢的介绍，许衡这时最早接触二程、朱子著述。回到魏地（今河南魏县之南）后，许衡曾感慨地对自己学生说：“曩所授受皆非，今始闻进学之序，若必欲相从，当尽弃前习，以从事于小学、四书，为进德基”①。窦默后来回到肥乡（今河南肥乡）教书授徒，也逐渐知名。苏门也因此成为当时北方理学传播的中心之一。名士王磐受窝阔台汗征召，就曾将自己的全部学主转至姚枢处从学。

　　在世祖藩邸中姚枢的政治经历及其学识与名声，不可能不引起“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的注意。当时在忽必烈周围业已逐渐聚集起刘秉忠、张文谦、李德辉等一大批名流儒士。1250 年，姚枢也被召至漠北，俾居卫从，而不直宿。忽必烈时召与语。姚枢曾为书数千言，殚精竭虑地劝说忽必烈采用汉法治理汉地，“首以二帝三王，为学之本，为治之序，与治国平天下之大经，汇为八目，曰修身、力学、尊贤、畏天、爱民、好善、远佞”。又列时政要务三十条，包括立省部、辟才行、举逸遗、慎栓选、汰职员、班俸禄等。这个时期，姚枢日渐受到忽必烈的信任，成为潜邸幕府中的重要谋士之一。

　　1251 年6 月，忽必烈之兄蒙哥，登上大蒙古国汗位。为了把天下控制在拖雷家族手里，蒙哥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全权委托给忽必烈掌管。忽必烈为此大宴群下。众人都忘乎所以，姚枢罢酒，将出，忽必烈遣人止枢，问他：“倾者诸臣皆贺，汝独默然，何耶？”姚枢回答：“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富之阜，有加汉地者乎？军民吾尽有之，天子何为？异时廷臣间之，必悔而见夺，不若惟持兵权，供亿之需取之有司，则势顺理安。”（《元史·姚枢传》）忽必烈听后恍然大悟，于是按照姚枢的建议把汉地政务交还蒙哥。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这种韬晦之计是十分必要的。

　　1252 年，姚枢向节度漠南军事的忽必烈建议，在蒙宋交界地段屯垦戍边。他总结了自1235 年阔出征宋以来蒙古军队的失误之处，指出在历年征战中，“军将惟利剽杀、子女玉帛悉归其家”，所掠人民尽没为私奴，不仅造成南民誓死抵抗的形势，而且所下之地“城无居民，野皆棒莽”，军事战果根本无法巩固。因此姚枢建议，变秋去春来、专事掳掠的军事行动为分屯要地，以守为主，亦战亦耕的长期战备，等到积谷高廪，边备既实，就可以大举攻宋。此后不久，忽必烈征得蒙哥同意，“试治”河南、陕西，姚枢的这一策略遂得以施行。当时立经略司于汴，以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使，屯戍军队，耕战结合，屯田唐、邓等州，在西自襄邓、东至陈亳、清口、桃源一线布置重兵，并构置工事，与南宋边境上的重镇襄阳成犄角之势，宋兵至则御之，敌去则耕。又置都运司于卫，转粟于河，不一二年而河南大治。这一地区日后成为蒙古军进攻襄樊的根据地。

　　为了实施攻取大理、包抄南宋的战略计划，1252 年7 月，忽必烈统兵攻大理，姚枢从行。大军行至曲先脑儿时，忽必烈摆设夜宴。姚枢即陈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杀一人、市不易肆事。翌日，出发行军时，忽必烈在马上大① 《姚枢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

　　声对姚枢说：“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

　　1253 年，蒙古军驻夏六盘山。姚枢受命以王府尚书身份宣抚京兆，与杨惟中、孛兰等人共治关中，史称“旬月之间，民大和浃，道不拾遗”。入秋以后，姚枢复随忽必烈由陇西南进，穿过吐蕃东部，攻至大理城下。他先遣三使入大理诏谕。大理守将尽杀蒙古使节。但是忽必烈攻入大理城后，依然饬令姚枢“尽裂帛为帜，书止杀之令，分号街陌”，由是“其民父子完保，军士无一人敢取一钱直者”。姚枢等人举曹彬事迹为止杀之谏，似乎对忽必烈造成了十分深刻之印象。

　　1254 年春，忽必烈北归，驻军六盘山。这时姚枢有病，于是忽必烈又用他为劝农使，协助关西道宣抚使廉希宪治理关中地区。姚枢不顾疾病缠身，“身至八州诸县，谕上重农之旨，凡今关中桑成列者皆所训植”。自金末丧乱以来，关中为战乱所残破，“城郭萧条，不见人迹”①。经过几年的治理，政治、经济状况有所好转，儒学教育也得以逐渐恢复。

　　蒙哥即位以来，忽必烈在汉地势力和声望大大提高。1256 年，蒙古贵族中有人在蒙哥面前进谗言，称“王府得中土心”，王府人员“擅权为奸利事”②，告发忽必烈。本于对忽必烈的猜忌之心，1256 年，蒙哥派出他的亲信、大必阇赤阿兰答儿到关中“钩考”钱谷。阿兰答儿倚仗大汗声威，扬言除史天泽、刘黑马以外，对汉地其他世侯和忽必烈委任的关中及河南官员们都有擅杀之权。忽必烈与蒙哥的矛盾呈现恶化的趋势。在关键时刻，姚枢向忽必烈进言：“帝君也，兄也；大王为皇弟，臣也。事难与较，远将受祸，莫若尽王邸妃主自归朝廷，为久居谋，疑将自释。”当时忽必烈犹豫不决。第二天，姚枢又一再敦劝忽必烈返回漠北，以屈求伸。忽必烈思之再三，终于断然回答：“从汝、从汝。”冬十一月，他先后两次遣使见蒙哥，表白自己归牧于岭北的心迹。得到蒙哥的诏许后，忽必烈即驰归和林。兄弟相见，忽必烈“立酒尊前，帝酌之；拜退，复坐。及再至，又酌之。三至，帝泫然，上（忽必烈）亦泣下，竟不令有白而止”。蒙哥于是敕罢钩考。

　　钩考虽然停止了，忽必烈仍然被解除兵权，留居岭北。然而一年之后（1258），由于进攻南宋的蒙古东路军的连连失利，蒙哥不得不再次委任忽必烈率军南下。忽必烈仍以姚枢从行。南宋“贾似道闻公咨谋军中，比为王猛”。

　　1259 年，蒙哥死于四川征宋前线，忽必烈当时已逼近鄂州，因为担心留镇漠北的幼弟阿里不哥欲谋称汗，便匆忙在鄂州城下与宋订立和约，随即北归。1260 年春，忽必烈在开平（会内蒙古正蓝旗东）举行忽里台大会，即位称帝，建元中统。蒙古帝国的统治重心从此由漠北转移到漠南汉地。

　　与元初权臣的矛盾忽必烈称汗不久，阿里不哥也在和林宣布即位，兄弟之间的争位战争便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以漠南汉地为基础与阿里不哥抗衡的忽必烈，失却了黄金家族多年以来积聚在漠北汗庭的大笔财富作为凭依，亟须通过增括中原财赋来支持新政权。在史天泽、张易等人推荐下，元廷起用王文统为中书省平① 《故宣差京兆府路田公墓志铭》，《寓庵集》卷六。

　　② 《平章廉文正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七。

　　章政事，由他主持更张庶务，全面负责汉地的钱谷大计和行政事宜。王文统原来是益都世侯李璮的幕僚和岳丈。他曾在前朝以经义登第，但同时又精权术，擅机变，不肯拘泥于儒家的纲常名节，所以被窦默等人斥为“学术不正”。在理财治国的问题上，他一反当时文章派和理学派儒臣们一致倡言的舒缓民力、“藏富于民”之类主张，而把政策侧重点置于管理财赋，增加国家收入方面，这一点恰好深中忽必烈的心意。因此，中统年间，备受忽必烈宠信的朝廷重臣偏偏是善于理财，“敷对明敏”的王文统，而不是精于义理、言必称节用爱民的迂儒。

　　姚枢等人与王文统之间的门户之见，似乎在中统之前双方就已有所冲突。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以潜邸旧臣为十路宣抚使，分行中原汉地，以安定各地政局，姚枢受命为东平宣抚使，乃以“文统新当国，彼将以我夺其位”为由不陛辞，直接之郡。二年七月（1261），元廷立燕京行中书省，统领中原政务。十路宣抚使的建制，约在这年撤除。或许应在此前后，姚枢回到朝廷。倾心义理之学的儒臣们似乎在世祖面前进行过推翻王文统的活动。史载窦默曾与姚枢、王鹗等人在忽必烈面前批评王文统，说不可让他久居相位，并推荐许衡为相。这场政争的详情现在已难以确知，关于姚枢在此时的行迹也没有直接的史料可资推究。但是，在隐居苏门时期所结成的深交，大约使他不会与窦默、许衡的活动完全无关。正因为如此，王文统才会始终不移地把姚枢同许衡、窦默等人一起视为威胁自己地位的政敌来加以排斥，于是讽奏以姚枢为太子太师，窦默为太子太傅，许衡为太子太保。太子师傅的地位不算不高。但对姚枢这样以治国平天下的佐王之材自期的人来说，此举明显地有将他从权力中枢排挤出去的意图。姚枢遂以“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师”为辞拒授。同年八月，被改授为大司农，管理农桑、水利等务。中统三年春，益都世侯李璮发动兵变。早在正月底，当李璮留质于燕京的儿子李彦简刚刚从燕京逃走时，忽必烈便马上召姚枢问对，要他预测李璮动向。根据姚枢判断，李璮叛变后有三种战略可供选择，“使璮乘吾北征之衅，濒海捣燕，闭关居庸，惶骇人心，为上策。与宋连和，负固持久，数扰边，使吾罢于奔救，为中策。如出兵济南，待山东诸侯应援，此成擒耳”。忽必烈追问：“今贼将安出？”姚枢断然对曰：“出下策。”事态的发展证实了姚枢的观察和预见是十分敏锐、准确的。

　　李璮之乱发生后，王文统因有牵连被诛。此后，忽必烈对汉人的疑惧心理日渐加深。另一方面，行政中枢一时难以有足够的合适人选，因此，几乎与提拔阿合马同时，姚枢于1263 年正月被任命为中书左丞，不久，又带相衔先后行省事于河南、山西等地。中统、至元之际，元廷乘平定李璮之乱，断然改变中原世侯各擅其地的局面，在各路置牧守，行迁转，军民分职。在实施这一重大的体制改变的过程中，忽必烈急于求治，措置失当，一度出现“政令日改月异”的状况。朝中有人上言，批评“中书政事大坏”①，忽必烈闻后大怒，是以举朝人心惶骇。姚枢遂上劝言书，向忽必烈陈说保持政令稳定的必要性，并进一步建议忽必烈“上答天心、下结民心”，“睦亲族以固本，建储副以重祚，定大臣以当国，开经筵以格心，修边备以防虞，蓄粮饷以待歉，立学校以育才，劝农桑以厚生”，由以建成宏图远业。忽必烈怒为释。在担任中书左丞以后，姚枢的政迹似乎并不十分显著。这或许与阿合马① 据《元史》卷六《世祖纪》三，当时有宋子贞曾上言：“朝省之政，不宜数行数。”以“功利成效”固位取宠不无关系。至元元年，阿合马即从领中书左右部“超拜”中书省平章政事，并由此逐步控制了政权中枢。至元五年，姚枢以河南行省“佥省”之职又一次离开首都到外地供职。他的具体任务，主要是在河南经理屯田事宜，为平宋张本。至元八年入觐，十年，官拜昭文馆大学士、详定礼仪使。十三年，罢昭文馆，姚枢乃改任翰林学士承旨。这时正是阿合马在朝廷中如日中天的时期，姚枢就在翰墨词臣的位置上，“明哲保身”一直到十五年病死。

　　在姚枢后人为他撰写的神道碑铭里，称赞他“不固富贵，进退礼敬，..故不取耻当时”。这段话实际上曲折地暗示出，姚枢晚年的遭际并不十分理想。作为曾被忽必烈深为倚重的藩邸旧人，自从中统以后，他却始终没有在政坛上取得过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为什么呢？

　　当忽必烈还是藩王的时候，他获得中土人心的主要活动是制止暴政，安集流亡，恢复汉地封建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生产，同时为了在黄金家族中获取更有利的政治地位，他也需要精通谋略的士人辅助他纵横捭阖。姚枢这样的儒生恰恰在两方面都适合忽必烈的需要。中统建元以后，忽必烈对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关注，与儒家讳于言利、一味主张节用爱民的偏执观点发生抵触，他只好到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一班“聚敛”之臣那里去寻求支持。姚枢曾被忽必烈斥为“不识事机”①，应与这种大背景有密切关系。除了作为政治家而外，姚枢亦颇以传播、显扬理学为己任，对蒙古贵族常欲“以三纲五常，先哲格言熏陶德性”，结果反而使忽必烈留下“公茂善谈论，物之圆者只说出柄来”②的印象。这恐怕也是使忽必烈后来对他逐渐疏远的原因之一。① 《元史》卷二○五《王文统传》，至元十二年，伯颜灭宋，捷报日至，忽必烈命阿合马、姚枢等议行盐、钞法于江南，姚枢去：“江南交会不行，必致小民失所。”在元军已占宋地的情况下，是否改行中统钞，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事关大局。故姚枢之迂，使忽必烈不满，称其“不识事机”。② 《中堂事记》，《秋涧集》卷八一。

　　第七节许衡倡鸣程朱理学于北方许衡（1209—1281），字仲平，世人因其书斋名尊称为鲁斋先生。金河东南路怀州河内县（今河南沁阳）人。世为农家，父名通，寓居南京路钧州新郑县。衡生于新郑，八岁入乡塾，勤敏好学。十余岁，从舅父当县吏者习吏事，金朝兴建宣宗陵，徭役繁重，衡协助舅父分办，见民生困苦，而为吏者犹须承命督办差役，遂不愿为吏，决意求学。但这时金朝在蒙古进攻下已濒于崩溃，人民颠沛流离，无从求师指授，遂依父母之命从占卜术士学习占候之术，以为战乱中避难计。衡于占者之家见《尚书疑义》（疑即孔颖达正义），抄录而归，从此着意研习儒家经典。

　　金开兴元年（1232），蒙古军略取河南诸州县，衡被掳，役属于某万夫长。万夫长南征（攻宋，应在1235 年），始得脱，隐居徂徕山（今山东泰安东南），得王弼《周易注》，昼诵夜思，身体力行，学识增进。后迁居泰安东馆镇，再迁大名，皆以教学为生。1238 年，蒙古太宗下令考试诸路儒士，衡应试合格，得入儒籍，渐有声名。时窦默亦居大名，以精针术闻名，并通儒学，衡与之交往，共同研习经传、释老以及医、卜、诸子百家之说。1242年，姚枢弃官隐居辉州（今河南辉县）之苏门，衡闻枢得南宋儒士赵复传授的伊洛之学，乃往求之，因得读程颐《伊川易传》、朱熹《论孟集注》、《中庸·大学章句》、《或问》及《小学》等书，深为信服，抄录而还，朝夕精诵，并付之实践。他对众学生说：“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闻进学之基。若必欲相从，当悉弃前日所学章句之习，从事于小学洒扫应对，以为进德之基。不然当求他师。”他让学生不论大小都从《小学》入门，彻底以程朱理学作为自己进修和教导学生的课程。从此，许衡的学术思想和治学道路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程朱理学在北方最专诚、最有力的拥护者和推行者。著《读易私言》成，末署“戊申（1248）八月庚辰识于家塾”①。其间，曾一度回故乡河内，又至洛阳寻弟。庚戌（1250），举家从大名迁回乡，中途闻河内政治仍苛虐，遂停留苏门，与姚枢邻居，共同切磋讲习。不久姚枢应忽必烈征召北上，衡独居苏门。

　　1254 年，忽必烈于份地京兆立宣抚司，劝农兴教，遣使征衡为京兆教授。衡应聘赴职，来学者甚多，其所著《小学大义》即此时教授学徒的讲义。次年，由宣抚使廉希宪保奏，令旨命衡为京兆提学，再三推辞不受，获准，返回家乡（据《考岁略》）。

　　上《时务五事》疏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衡应召至开平朝见，遂留居燕京。二年，奉召再至开平。时忽必烈方倚重平章政事王文统秉政，窦默上书言不可重用功利小人，又面斥文统学术不正，必将误国，不宜久居相位②；忽必烈问谁可① 《鲁斋遗书》卷六。《考岁略》谓“己酉，先生年四十一..是岁有《读易私言》”。又云“先生著述..曰《读易私言》，是先生五十后所作”。皆与此不合。

　　② 据欧阳玄撰《许衡神道碑》，（《斋圭集》卷九），窦默之言实出于许衡。为相，默荐许衡，忽必烈不悦而罢。文统疑许衡唱和窦默之说，乃奏授默为太子太傅，姚枢为太子太师，衡为太子太保，意在将他们搁置于虚位，使其不能在皇帝左右参议中枢政务。衡以此事不仅不合义理（时太子尚未立），且在当时朝廷也不可能实行太子尊师的古制，说服窦默相与力辞不受，于是改授默为翰林侍讲学士，枢为大司农，衡为国子祭酒。当时尚未置国子学，祭酒也是虚职，衡受命后不久，即称病辞去，遂改命为怀孟路教官，许还乡执教。

　　三年九月，奉召至燕京，寓居道观。时王文统已败，姚枢、窦默均已起用，独衡未有新任命。他不登权贵之门，仅与姚、窦交往。至元元年（1264）初，复还怀州。二年十月，再召至燕（时已改中都），命入中书省议事，但未授官职，衡称病推辞。丞相安童素闻其名，访之于寓所，甚加敬重。三年二月，忽必烈召见，面谕他入省议事，辅导安童，若有所建言可先告安童转奏，其“名分”（官职）俟朝廷斟酌授予。四月，又召至上都询问政事，衡遂奏上《时务五事》疏，一曰“立国规模”，论当行汉法方能长久统治；二曰“中书大要”，论用人、立法之方；三曰“为君难”，分别陈述了“践言”、“防欺”、“任贤”、“去邪”、“得民心”、“顺天道”六事；四曰“农桑学校”，论须优抚农民，劝课农桑，自京师至州县皆立学校，使仓廪充实，人民皆知君臣父子之伦；五曰“慎微”，论使臣下各安本分，崇尚退让，在上者则要慎喜怒，守信用①。这篇奏疏引古证今，指摘时弊，提出对策，论析比较透彻，是许衡最重要的一篇政论。他的许多奏稿都自己毁弃，独保存此篇。但面见后，忽必烈仍未授以具体职务，不久他就因病不再赴省，获准回乡养病。

　　四年九月，复授衡为国子祭酒；十一月，征至中都备顾问。六年，奉旨与刘秉忠、张文谦、王恂等同议朝仪官制，取古今制度加以损益，奏上。七年正月，擢为中书左丞。他提出三条理由表示不敢承受，一是非勋旧，不足以服众；二是无德才，不能当此重任；三是“臣之所学迂远，于陛下圣谟神算未尽吻合，陛下知臣未尽，信臣未至，直以虚名误蒙采擢。臣若不自度，冒当圣眷，其旋至悔咎必矣”。前二条都是虚文，只有第三条说出了他的真实思想。当时忽必烈急于增加财政收入，讲求功利，对许衡大讲义理王道，谓当期事功于三十年之后的议论不感兴趣，以致在听取他的长篇奏疏时流露出倦意；而且至元三年置制国用使司，七年初改立尚书省，委任阿合马总掌财政、民政，中书省权力已大为削弱。这都使许衡感到难以实行其政见。但他的辞职未获准许。五月，他弹劾阿合马专权、害民数事；又言阿合马所委尚书六部官多用人不当。阿合马欲以己子掌兵政，衡又言父子不宜兼掌兵、民、财三权，为此在忽必烈面前与阿合马激烈辩论。在当时诸相臣中，许衡确是尤为“切直敢言，不以荣贵为心者”，然而他的建议却都未被采纳施行，由是忧惶日深，病亦增剧，遂力辞左丞职①。

　　掌教国子学至元八年三月，改授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在此之前忽必烈已选蒙① 《时务五事》疏第五条后多删削，《鲁斋遗书》所收者较《元文类》卷十三多出六则，然文亦不全。① 王恽：《论左丞许公退位事状》，《秋涧集》卷八六。

　　古贵族子弟数人命衡教授，衡荐召门生王梓等12 人为伴读；至此正式设立了国子学（以南城旧枢密院为学址），增置司业、博士、助教各一员，选随朝蒙、汉百官、近侍子弟充生徒。衡亲执教事，以所召门生分任各斋斋长。开学以来，他将家事尽付其子师可，专意教学，宾客来学中访问者一概谢绝。其所教授，先以朱子《小学》一书，讲书章数不务多而重在理解，每每引证设譬，浅显明了，必使通晓而后已，并问诸生“此章书义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欲其践行而不贵徒说。课余则令蒙古生年长者习朝仪、典礼，小学生习跪拜揖让进退应对之礼节，或投壶习射。为使蒙古生学习算术，取唐尧至宋历代世次年数编为《编年歌括》，命诸生记诵加减之①。这套教学内容和方法很适合初习汉文和儒学的蒙古学生，对改变他们的蒙古旧习，使其了解中原儒家文化和治国方法，以培养统治人才，起了很大作用。诸生中后来成为宰辅大臣者近十人，各部官及地方长官者又数十人，尽管他们的进身多由家世根脚，并非因为有国子学学历，但他们都喜欢炫耀曾在国子学受过许衡教导的经历。

　　至元十年二月，元军取襄阳，忽必烈意欲乘胜大举攻宋，命诸臣议，诸臣多纷纷献攻取之策，许衡则主张“惟当修德以致宾服。若以力取，必戕两国之生灵以决万一之胜负”②。表示不赞成用兵，应用和平手段使南宋归降，并以为用兵未必能操胜券。他的意见在朝臣中是绝对少数（连他的密友姚枢也赞成用兵南宋），未被采纳。这时，当国权臣屡诋毁汉法，国学生员的膳食津贴常被断绝，一些学生离学而去，使许衡倾心竭力从事的办学事业也难以继续。四月，他奉旨到上都议事时，即以年老多病，先人未葬为理由请求还乡。忽必烈命诸老臣议其去留，王磐认为国学事关国家大体，“宜勿听其去”，而姚枢、窦默则主张根据许衡的处世原则，不应勉强挽留，且归葬先人也是孝道，应予允准。姚、窦与衡为密友，竟赞成他去职，可见他当时在朝中的处境确实不佳。获准回到怀州后，他谢绝交往，过着隐居生活。

　　仕途进退与学术成就十三年，元灭宋，南北统一，忽必烈命太子赞善王恂主持改定新历，以取代不准确的金大明历，集南北日官共同从事。王恂等奏言：“今之历家徒知历术，罕明历理，宜得耆儒如许衡者商订。”诏召衡至京，以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教领太史院事。许衡、王恂与实际负责制历工作的都水少监郭守敬（后改同知太史院事）一致主张应实测天体运行变化以为制历之本，参考历代历法，参别同异。遂制成仪表，分遣日官赴各地测候。十七年，新历成，奏上，赐名《授时历》。衡与王恂、郭守敬共著《授时历经》。其年八月，因病获准还乡，皇太子真金奏请授衡子师可为怀孟路总管以就便奉养。十八年三月，病卒于家，享年七十三岁。临终嘱其子慎勿请谥，不可立碑，“但书‘许某之墓’四字，使子孙识其处足矣”。

　　许衡在当时儒士中声望极高，而且胸怀治国平天下大志，忽必烈又早闻其名，屡次征召，待遇不薄。然而他在政治上却并不得志。虽然官至宰辅大① 《国学事绩》《鲁斋遗书》卷十三；虞集：《送李扩序》，《道园类稿》卷二○。② 欧阳玄：《许衡神道碑》，《圭斋集》卷九。按《考岁略》云：“襄阳下，上欲遂有江南，先生以为不可，其辞甚秘。”

　　臣（正二品中书左丞），但只当了一年多，因为阿合马当权而难以有所作为；他的许多奏议，均“未闻以次施行者”①，终于不得不辞去政务。从儒家用世的立场出发，每次诏使来召，他都欣然应命，结果却都失望而还，如此反复五进五退。究其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一套治国理论与忽必烈“未尽吻合”，被视为“迂远”不切实用，对他知之未尽，信之未至，只是因他声名甚著才一再征召，不过备顾问而已。尽管如此，他在促进忽必烈采用汉法和建立中原传统的仪文制度方面，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特别是国子学教育，对蒙古、色目子弟接受汉文化和培养了解中原文物制度的新一代统治人才，有很大贡献。

　　许衡最重要的业绩是传承程朱理学于中国北方，经他极力阐扬，开始扭转了北方的学术风气，从而为确立理学在全国学术上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

　　宋室南渡后，伊洛之学的重心也转移到江南，经朱熹集其大成，确立了理学（道学）的宏博规模和完整体系，成为理论上相当周密并能适应时代需要（因而具有很强生命力）的新学说。而在金朝治下的北方，伊洛余绪虽存却不成气候，一般学者为科举所左右，唯知蹈袭章句注疏之学，或究心于辞章声律，偶有朱子之书传至北方，但学者、知者、信者甚少，加以佛学在北方知识界浸润颇深，一些亦儒亦佛之士因南宋理学家力辟佛教，更起而攻击和抵制之。迨赵复传程朱理学于北方，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一时从学者颇多，以为孔孟道统由此从南方又回到北方。但反对者也不乏其人，在相当一段时期中未能普及。真正使程朱理学在北方得以推广并最终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者，当首推许衡。许衡生长于金未乱离之世，只是从乡鄙下第老儒学些识字句读，后来又自学了一些先儒传注之书，并无师授，故章句积习不深。及得读朱子诸书，心领神会，大为折服，“冰释理顺，美如刍豢”，自谓“终夜以思，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从此他尽弃旧习，专注于程朱理学，以“倡鸣斯道为己任”①。就其理学思想而言，他基本上都是祖述程朱，特别是朱子之说，加以通俗化的阐释。在写给其子师可的信中他说：“《小学》、《四书》，吾敬信如神明，自汝孩提，便令讲习，望于此有成，他书虽不治无憾也。”②他教授学生，一以朱子为主，或问以他说，则训之曰：“用功专主一家，则心不乱。”③似是把朱子的“持敬”说就用到对待朱学的态度上。如果说他的理论有什么特色的话，应该就在于他特别注重朱子有关伦理纲常的论述，反复阐明正心诚意的重要性，并强调身体力行的“践履”工夫，大至君臣父子，小至盐米细事，都可以而且应该做到“遵道而行”，不要因是小事而以为不足为，要求从内心到仪容、从日常行事到治国平天下，都应合乎“道”。他把“天理”（或“天道”）这一最高哲学范畴归结为“仁义五常”，谓“德行是学问中大节目，..圣人言论句句是尊德性”（《语录》下）。这本来也是理学家的常谈，不过在许衡尤为注重，以此修己，以此教人。欧阳玄撰《神道碑》颂之曰：“先生真知力行，实见允蹈，斋居终日，肃如神明。..其为学也，以明体达用为主；其修己也，以存心养性为要；① 王恽：《论左丞许公辞位事状》。

　　① 《考岁略》；姚燧《送姚嗣辉序》。

　　② 《与子师可书》，《鲁斋遗书》卷九。

　　③ 《考岁略》。

　　其事君也，以责难陈善为务；其教人也，以洒扫应对进退为始，精义入神为终；虽时尚柄凿，不少变其规矩也。故君召辄往，进辄思退。方世祖急于亲贤，而先生笃于信己，是以终无枉尺直寻之意。”这是对许衡一生事业、为人的较全面概括。他被推崇为朱子之后、在元朝特殊历史条件下承续道统的第一功臣。元人虞集说：“使国人（蒙古人——引者）知有圣贤之学，而朱子之书得行于斯世者，文正（许衡——引者）之功德大矣。”①是恰当的评价。后来元仁宗恢复科举，规定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经术考试均从《四书》出题，并专用朱子章句集注，使程朱理学成为元朝的官方学术，主要是许衡极力阐扬的结果。

　　大德元年（1297），赠司徒，谥文正。至大二年（1309），加赠太傅，追封魏国公。皇庆二年（1313），诏与宋九儒从祀宣圣庙廷。其著述存者有《读易私言》、《小学大义》、《大学要略》、《大学直解》、《中庸直解》及其他诗文和门人所编《语录》等，均收在《鲁斋遗书》中。

　　子四人：师可，历官河南按察副使，卫辉、襄阳、怀孟路总管；师逊，未仕；师孚，早卒；师敬，由御史历官吏部尚书、中书参政、国子祭酒、中书左丞、翰林承旨、御史中丞，奉旨编帝训，泰定二年（1325）书成，诏译为蒙文，更名《皇图大训》。

　　① 《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左丞许文正公》引。

　　第八章廉希宪赛典赤·赡思丁安童不忽木第一节廉希宪忽必烈藩府近臣廉希宪（1231—1280），字善甫，号野云，畏兀儿人。曾祖牙儿八海牙，祖吉台海牙，世代为本国官。父布鲁海牙（1197—1265），幼孤，家产尽为其叔所取，依母家就学，通晓畏兀儿文字，精骑射。1209 年畏兀儿国归附蒙古，1214 年布鲁海牙被送蒙古充宿卫（怯薛），从成吉思汗西征，忠勤服劳，成吉思汗赐以西辽后族女石抹氏为妻。1229 年，奉命至燕京总理财币，供诸王大会之需。1231 年命为“燕南诸路廉访使”（当是汗廷派出的监督使者，仿用中原官称）。拖雷妃唆鲁禾帖尼闻其廉谨，指名要求太宗将他拔属自己，派他管领本位下在燕京、中山的匠户；及得真定份地，命为真定路达鲁花赤①，并作为唆鲁禾帖尼位下的代表参与管辖中原汉地，为断事官之一。世祖即位，立十道宣抚司，授真定路宣抚使。

　　希宪为布鲁海牙次子，石抹氏生，适布鲁海牙任“廉访使”，遂以廉为姓。自幼生长在汉地，习汉文化，亦善骑射，奉命与阔阔等同师事名儒王鹗。1249 年中随父北觐，入忽必烈王府为宿卫（怯薛）。好读书，有一天正读《孟子》，闻忽必烈召，即持书入见，问所持何书，答曰《孟子》，又问书中所说为何，对以性善、义利之分，爱牛之心扩而充之，足以恩及四海。忽必烈嘉其言，称之为“廉孟子”①。1252 年从忽必烈征大理，1254 年师还，时关中为忽必烈份地，置宣抚司治之，六月，命他留京兆（今西安）任宣抚使②。上任后摧强破奸，无所顾忌。有大商贷钱于人，征息数倍，希宪下令岁月虽久，只需还一本一息；时有诏儒士为人奴者听赎身，权豪不从命，乃强制执行，悉放为良。尤着意兴学，遣使传忽必烈令旨征聘大儒许衡为教授，复保举为京兆提学③。1257 年，因宪宗忌忽必烈在中原得势，遣大臣阿兰答儿钩考关中钱谷，宣抚司遂罢，回王府。

　　力陈即位大计1259 年，从忽必烈攻宋，请求以官钱赎军士所俘儒生释还家，忽必烈许之，得免为奴者达五百余人。宪宗死后，阿里不哥谋争汗位，遣断事官脱里赤于燕京括汉民为兵。忽必烈得报，即从鄂州班师北还。希宪进言陈述“大计”，大旨谓：殿下是成吉思汗嫡孙，先帝母弟，征大理、伐南宋都取得成① 《元史·布鲁海牙传》将庄圣太后（唆鲁禾帖尼）向太宗求取布鲁海牙、授为真定路达鲁花赤事记在辛卯（1231）年“拜燕南诸路廉访使”之前。今按拖雷死于1232 年，由唆鲁禾帖尼向太宗要人应是拖雷死后事。《史集》第2 卷《拖雷传》载，拖雷死后，唆鲁禾帖尼别吉要求把合罕的一个商人给她，合罕吝啬不给，唆鲁禾帖尼哭道：“我的心爱的（指拖雷）为谁作为牺牲？”于是合罕才满足了她的要求（汉译本页203）。又，真定路于1236 年才分给唆鲁禾帖尼为食邑，在此之前她不可能任命真定达鲁花赤。① 《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平章廉文正王》引高鸣撰《廉希宪家传》。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皆据《家传》。② 同上；《元史》卷四《世祖纪》。

　　③ 许衡：《辞免京兆提学状》，《鲁斋遗书》卷九。

　　功，又招揽贤杰，抚育黎民，天下归心，天意人心所向都很明显，汗位非殿下莫属。忽必烈派他先行审察事变，他探得阿里不哥已派刘太平、霍鲁海到陕西，考虑到宪宗攻蜀时曾留大将浑都海率骑兵四万屯于六盘山，攻蜀诸军还散处在陕蜀，刘太平与诸将本有勾结等情况，如果关右之地被其所据，对忽必烈极为不利，于是立即向忽必烈报告，建议派赵良弼借口他事前往陕西探明情况。忽必烈要争夺汗位，必须获得东道诸王的拥护，因而首先要结好于东道诸王之长塔察儿，希宪自请为使，带着礼物前往。他向塔察儿称颂忽必烈的功德威望，天顺人归，并说：“臣下论议已定。大王位属为尊，若至开平，首当推戴，无为他人所先。”塔察儿被说服答应依其言，遂结约而还①。1260 年春，诸王大会于开平共议推戴，阿里不哥未至，犹豫间，希宪进言：“阿里不哥掌握留守汗廷之权已有多年，假使奸人奉他即位，下诏来召，我们就被动了。如果殿下先即大位，颁布诏书，他若迁延不来，便名叛逆。时机紧迫，宜早定大计。”于是忽必烈宣布即位。当时鄂州前线的军队还未撤还，而与阿里不哥的战争已势不可免，希宪又奏请遣使与宋息兵通好，令诸军北归；封高丽质子王倎为高丽国王，送之还国，以睦东邻。皆被采纳。安定川陕赵良弼从陕西回来报告说：刘太平、霍鲁海已宣布行使大汗政权于陕西，独收钱谷，名为接济四川军，实欲据有其地，与六盘山相呼应，而四川蒙古军帅亲属俱在漠北，其心难测，阿里不哥又分遣心腹替换诸将，并向将吏给散金帛。事态十分严重。四月初，世祖遣廉希宪与八春（断事官）、商挺为陕西四川宣抚使、副，赵良弼为参议，急驰赴任。五月一日，刘太平等先入京兆，三日，希宪等亦至，京兆出现了对立双方派来的长官，人们莫知所从。希宪当即召集官吏宣布诏旨，于是官府粗具，民心稍定，随即遣使往六盘宣诏。十多天后，有急使自六盘来告：浑都海拒令，已杀诏使，并遣人急邀驻成都军帅密里火者、驻青居军帅乞台不花起兵来援，且约刘太平等同时举事。希宪当机立断，命万户刘黑马等捕刘太平、霍鲁海下狱，接着遣刘黑马至成都诛密里火者，命汪惟正（巩昌总帅时驻青居）诛乞台不花，将虎符、银印授与权巩昌总帅汪良臣①，命率汪家军并征秦巩等处诸军讨伐六盘，发府库银、帛以给军。又临时组织四千军队交八春统帅，授以方略，谓六盘兵精，勿轻与战，但张声势，使其不敢来袭。闻有诏使来颁赦令，希宪先将刘太平、霍鲁海处死，然后接诏，上书自劾停诏先杀及擅权命帅、调军、发库等事。世祖赞许他知权变，诏慰之曰：“朕委卿以方面之权，事当从宜，毋拘常制，坐失事机。”四川蒙古都元帅纽璘军之奥鲁（留后家属营）在陕，奥鲁官二人受浑都海重赏，欲发兵应六盘，八春捕获二人并其从者，请诛之，希宪命尽释还，安定了奥鲁营。其人感激，愿效力，遂征得骑兵数千以增益八春之军。浑都海率军自六盘西走甘州，与从和林南下的阿兰答儿军会合后，浩浩荡荡向东进兵，同时派人联络陇蜀诸将，又命纽璘之兄写信招纽璘，形势又① 姚燧：《阿里海牙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九）载：“劝进之初，诸侯王议未一，惟一王蹋察耳尝有书，帝忘其谁在也，顾左右问。公曰：‘臣所有之’，书出而决。”据此知塔察儿于大会之前曾有同意推戴忽必烈的约书，应即廉希宪此行的成果。

　　① 《家传》及元明善撰《廉希宪神道碑》（《元文类》卷六五）均作惟良，误。趋危急，人心浮动。希宪遣使申谕诸将，晓以利害，使他们改变了观望态度，军队复安，纽璘也奉召入朝。八月，诏改陕西四川宣抚司为行中书省以重其权，拜希宪中书右丞、行秦蜀省事，商挺同签省事，赵良弼为参议。不久，汪良臣、八春及诸王军击溃敌军，俘阿兰答儿、浑都海送京兆，斩之，秦陇平。希宪又奏请下令禁四川军吏虏掠降民，违者本军千户同罪，并禁贩卖人口；又放还所俘宋资州知州张炳震等，令持书谕宋四川统帅，缓和了双方关系，四川局势得以安定。

　　中统二年（1261）春，希宪奉诏还朝，入中书省，与诸宰执同议政务；五月，新命宰执官，授中书平章政事。原定与王文统同行省燕京，因商挺遣使入奏谓“关陕重地，大乱之后，余风有未殄者，非廉希宪不能镇抚中外”，遂命仍行省秦蜀①。中统三年李璮叛后，世祖对方面大臣颇怀疑忌，中书平章赵璧言希宪与张易曾荐举王文统，法应坐罪，且关中形势之地，希宪得民心，又有商挺相辅，不可不虑；又有蜀人费寅（降蒙后曾任兴元府同知，犯法当死，遇赦）恨希宪不起用他，乘机告发希宪与商挺在京兆修城聚兵、潜蓄异志九件事。世祖惑其言，遣中书右丞粘合南合代希宪行省京兆，并审查其事，召希宪、商挺回京。经审查无验，事解，留任中书平章政事。建议罢世官，行迁转法。至元二年（1265）闰五月，行省事于东平、济南、益都、淄莱等路，省并州县，黜陟官吏，惩办其尤不法者，诸侯震悚。两月事毕，召还朝。四年，降为左丞。他在世祖面前能直言无讳，不稍迁就，如谏止罢免和审讯丞相史天泽，谏止诛四川军帅钦察，驳阿合马反对成立御史台之议。世祖命他受戒于国师（当指八思巴），他答以“臣已受孔子戒矣”，不从命，并解释说孔子之戒就是“为臣尽忠，为子尽孝”，世祖亦不能勉强。有诏释大都罪囚，回回人匿赞马丁（宪宗朝燕京行尚书省官）为怨家所告在囚，亦被释，怨家又告，世祖怒责释放匿赞马丁事。释囚时希宪适告假，未署堂判，这时急取堂判补署，以示共同负责，并以诏书中未言不释此人为理由当面抗辩。世祖愈怒，希宪请罢职，遂于至元七年正月和左相耶律铸同被罢①。居家四年，但以读书、教子为务。监察御史王恽上书论其功绩、廉能，建议起用，使当一面之责，未被采纳。

　　行省北京和荆湖十一年二月，诏起为中书右丞、北京等处行中书省事。时有言头辇哥国王行省其地有所不便者，故命希宪往镇，谕之曰：“辽霫户不数万，正以诸王、国婿分地所在，居者行者，联络旁午。明者见往知来，见微知著，塔察儿诸王素知卿能，命卿往者，当识此意。”其意明显是要他防东道诸王、驸马跋扈或生异心。希宪至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察知有西域人自称驸马，营于城外，逮缚富家，诬其祖曾借息钱，逼其偿还。即遣吏捕驸马，此人初尚踞傲，竟直入省堂坐榻上，希宪令曳下跪，责以私狱违法，始哀求免死，头辇哥也为之说情，稍宽待，连夜拔营逃走。塔察儿使者来传令旨，头辇哥① 据王恽《中堂事记》。按《元史·世祖纪》载：中统三年三月“诏以平章政事祃祃、廉希宪，参政商挺，断事官员麦肖行中书省事于陕西、四川”。疑赴任在此之前，又，《家传》及《神道碑》均谓其还朝前即授平章政事，误。

　　① 罢职年月据《元史·世祖纪》。释囚事实在至元六年，《元史》本传作七年误。站立，希宪则坐而听旨，说：“朝廷大臣没有为诸王起立的道理”。使者回报，塔察儿亦不敢加罪。七月，遂诏头辇哥毋署省事，归其份地。鲁国长公主与驸马入朝，途中狩猎，征民牛车以载猎物，征求需索，其费达15000 贯钞。希宪宴请公主，不及其从者，从者有怨言，希宪说：“我天子宰相，非汝庖者。”驸马怒而起，希宪即进言：驸马纵猎不是国务，而费民财无数，我已遣使驰奏。驸马惊愕，入告公主，公主只得陪礼，愿出钞如数偿还百姓，请求不要入奏。

　　十二年，阿里海牙攻取江陵，奏请派朝廷重臣开府镇之。世祖急召希宪，命以中书右丞行省荆湖①，三品以下官可承制刻印版授，奏入即发制书正式任命。希宪至江陵，阿里海牙率部属望拜郊外迎之，二人职品相同而尊崇如此，威信大立。当时元军取江陵未久，秩序混乱，士卒纵横，剽掠商旅，城门昼闭，灯火禁严，民心惊疑。希宪令各军归营，非调发不许辄出；开城门，弛灯火之禁；录用原宋宣抚、制置两司幕僚，宋官归降者使仍任旧职。于是政事初具，人情渐安。宋人曾引水环城为守御计，希宪令泄入江河，得淹没之地数百万亩，招民耕种，许三年后减半收租。沙市有积米二十万斛未收入官籍，即发以赈公安县饥民。继而大兴学校，亲临讲授，撤官屋恢复竹林书院，给书万四千卷，来学者日增。由于他的德政声名远播，思州、播州土官田、杨二氏及宋重庆守官赵定应（四川制使）均遣使越境前来约降，宝庆、武冈、益阳等城也都送户籍向他归顺。他拒绝接受诸官献金，但所献俘获男女则受之而释归，被释者遂自称“廉民”。

　　十四年春，符宝郎董文忠奏谓希宪有病，不适宜江陵暑热之地①，诏召还朝，征扬州名医王仲明为其治病。时有南人谢昌元建议立门下省，世祖采纳其言，拟以希宪为侍中，皇太子真金也加以鼓励，后因阿合马言其不便，未立，希宪也从此闲居养病。十六年春，诏命复入中书，时病已渐重，皇太子遣人探视，并叩问治道。希宪曰：“君天下者二道，用君子则治，用小人则乱。臣病虽剧，委之于天，所甚忧者，大奸专柄，群邪蜂附，误国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开圣意，急为屏除，不然日以沈痼，不可药矣。”当时阿合马当国，得到世祖宠信，希宪无力挽回，其心境可知。十七年十一月，病卒。为政清廉，尊礼儒士希宪先后出主三行省，都有突出政绩。在陕西则临危果断。弥伏祸乱，在北京则抑强摧奸，不畏亲贵，在荆湖则广施仁政，安抚新民。在中书七年，能直身立朝，对政务也有赞襄匡正之功，时人王恽称其“临大事不可夺，廉正有大臣风节”（《中堂事记》），“疾恶如仇，进贤若渴”（《廉平章廉能合复用状》）。其为官清廉尤受时人称颂。在陕西三年，荆湖两年，归朝时都是“囊橐萧然，准琴书自随”而已。当时派到南土的官员大多从南宋故官、富室那里索取（称为“撒花”）大量财富，希宪拒受献金，和他们形成鲜明对照。从荆湖归朝后，有一次，世祖问他有多少随从，回答说只有一个弟弟相帮，世祖笑道：“你的书生习气还一点都没有改变呀。”他厌恶奸邪，① 《元史》卷一四八《董文忠传》谓阿合马当国，“惧廉希宪复入为相，害其私计，奏希宪以右丞行省江陵”。按当时希宪已不在朝堂，说阿合马排挤他未必是事实。

　　① 《元史·董文忠传》载其言“希宪，国家名臣。今宰相虚位，不可使久居外，以孤人望，宜早召还。”不礼权贵，对儒士则极喜亲近，加以善待。在中书平章任上时，已授为行省、都元帅的宋降臣刘整诣门求见，他不予理睬，有意给以羞辱，对刘整说：“此是我私宅，汝欲有所言，明日当诣政事堂。”不久又有被拘执而流落燕京、饥寒狼狈的南宋儒士持诗求见，他立即命其弟铺设坐椅，亲自出门迎入，命内人备酒茶款待；诸儒士请求放其南归，次日他就奏准放还。诸弟问他：刘元帅为皇上所倚任，为何反菲薄之，而对江南穷秀才却礼遇如此。他说：“我是国家大臣，言动频笑，系天下重轻。整虽贵，卖国叛臣也，故折辱之，令其知君臣义重。若寒士数十，皆诵孔子者也，在宋，朝不坐，燕不与，何故而拘执于此！况今国家起朔漠，斯文不绝如线，我更不尊礼，则儒术且将扫地矣。”①先后举荐、辟用人才颇多，如张础、同恕、孟祺、张雄飞、张孔孙等。喜读经文，子弟都热心于学习汉文化，成为元代著名的色目儒宦家族。子六人，孚、恪、恂、忱、恒、惇，均任高官，恂官至中书平章政事，恒官至御史中丞，惇官至行省左丞。

　　① 陶宗仪：《辍耕录》卷七《待士》。

　　第二节赛典赤·赡思丁从燕京断事官到中书平章赛典赤·赡思丁（SaiyidAjall），一名乌马儿（Umar），是别庵伯尔的后裔。“赛典赤”，意为“尊贵的领袖”，是对先知穆罕默德后裔的称号。“别庵伯尔”，意为“天使”，是对先知穆罕默德的称号。赡思丁于1211年出生于不花剌（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1220 年，成吉思汗西征时，赡思丁年方9 岁，随其族人迎降，或谓迎降蒙古军的是他的祖父。此说尚待进一步的考证。成吉思汗西征结束后，他们随蒙古军队来到中国。

　　太宗时赡思丁袭父职，为燕京断事官，1251 年宪宗蒙哥即位，命塔儿、斡鲁不、察乞剌、赡思丁、赵璧等诣燕京，抚谕军民，以牙老瓦赤为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赡思丁、匿咎马丁佐之。大约在1253 年，赡思丁迁燕京路总管。在任期间，多惠政，擢为采访使，专事物资供应。1253 年，皇弟忽必烈奉命南攻云南，率师抵六盘山，“他的军队正处于饥饿和无奈之时，他［赛典赤］ 来到 耍 ⑶衣男兄袄袢缫潜ā*①。因而大受忽必烈赞赏。后来忽必烈专门在蒙哥面前保举了他，也受到蒙哥的慰抚和赞赏。从此，赡思丁与忽必烈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关系。忽必烈当时总管汉地军事，在漠南金莲川（今滦河上源）建藩府，招揽谋士，奉命征讨，有志于建立中原霸业，所缺者多为财粮，赡思丁（塞咥旃）主管燕京行省财赋，“彼事宪宗，常阴资朕（忽必烈）财用”（《元史·不忽木传》），助长了忽必烈的实力，赡思丁的功绩忽必烈是念念不忘的。1256 年蒙哥征蜀，赡思丁仍“主馈饷，供亿末尝阙乏”（《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以下引文未出注者皆据传）。

　　燕京行省期间，赡思丁除主管财赋外，还按照忽必烈的令旨，负责增修文庙和兴办学校。1252 年，忽必烈两次发令旨命牙老瓦赤等众断事官增修文庙；三年六月，作为燕京路总管的赡思丁奉令旨出包银增修文庙一新；四年五月，忽必烈再次下令旨给赡思丁，重申道士退出文庙及基地土，由在京儒生主领①。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由于上述特殊关系，赡思丁受到了重用。这年立十路宣抚司，赡思丁为燕京路宣抚使。二年六月，入为吏户礼三部尚书；旋拜中书平章政事，制辞曰：“两朝眷遇，事凡精勤，常办集于军前，能经营于意外，欲旌成绩，宜处台司，当奉至公，用遵大体，尽尔替襄之力，副予委任之诚”②。忽必烈没有忘记当年在藩邸时许的愿，于设置中书省之时，使赡思丁成为第一个被起用的回回人。这段时间内，赡思丁主要掌管财赋，当时忽必烈以丝为本发行交钞，赡思丁对交钞的发行有所控制，因而使交钞信誉甚高。至元元年（1264），赡思丁出为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第一任平章政事，在官三年，增户9565、军12255、钞6225 锭、屯田粮97021石，抑制和买钞331 锭，政绩卓著。中书省因此赏银5000 两，仍命陕西五路四川行院大小官属并听节制。

　　至元七年，赡思丁从大军进攻南宋，分镇四川，驻军嘉定，与宋军对垒。① 《史集》第2 卷，汉译本页340。

　　① 《析津志辑佚》，页199—200，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

　　② 王恽：《中堂事记》下，《秋涧集》卷八二。

　　次年，元军国襄阳，命各道进兵以牵制宋军，赡思丁率将郑鼎等水陆并进，至嘉定获宋将二人，顺流纵筏，断其浮桥，获战舰28 艘。奉命行省事于兴元（今陕西汉中），专门负责粮饷供给。

　　至元十一年，忽必烈召见赡思丁，曰：“云南朕尝亲临，比因委任失宜，使远人不安，欲选谨厚者抚治之，无如卿者。”赡思丁遂拜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兀良合台于1257 年平云南后，仍用段氏及当地首领统治。“自兀良合带镇云南，凡八籍民户，四籍民田，民以为病”（《元史·世祖纪九》）。他“委任非人，政令屡变，天庭高远，人相闻知，边鄙之民，往往复叛”①。至元元年曾爆发了舍利畏起义，诸蛮亦变乱不常。至元四年忽必烈封忽赤哥为云南王，镇大理、鄯阐、茶罕章、赤兔哥儿、金齿等处，同时立大理等处行六部，以阔阔带为尚书兼云南王傅，又设大理等处宣慰司都元帅。但宗王、行政长官、军事统帅之间互相争夺权利。至元八年，忽赤哥被都元帅宝合丁、六部尚书阔阔带等合伙毒死。事后，宝合丁等虽被处死，但忽必烈震动异常，遂决定在云南建立行省，命可靠的大臣去稳定云南大局。在这样的背景下，终于选定赡思丁去担负这一重任。赡思丁受命后，即遍求知云南地理者，画出云南物产、交通、山川、城郭、关隘等图，进呈忽必烈，忽必烈赐钞50万锭、金宝无算。

　　行省云南的卓著政绩至元十一年七月，赡思丁抵达云南大理后，即开始了一系列施政措施。

　　第一、创建云南行省。

　　当时的云南王为脱忽鲁。脱忽鲁以为赡思丁至必夺其权，乃“具甲兵以为备”。赡思丁采用尊重宗王、释其疑忌的办法妥善地解决了这一矛盾。他遣其子纳速剌丁先至王所，说明“天子以云南守者非人，致诸国背叛，故命臣来安集之，且戒以至境即加抚循，今未敢专，愿王遣一人来共议”。脱忽鲁遂派亲臣撒满、位哈乃去见赡思丁，受到隆重接待，并授两人为行省断事官，参以行省事务，从而打消了脱忽鲁的疑忌，“由是政令一听赛典赤所为”。赡思丁十分重视了解民情，调查社会存在的问题。“下车风动神行，询父老诸生安国例民之要”①。“赛公初下车，接见无虚日，虽以一虚浆至，必笑而纳之，更厚其酬答。由是远近翕然俱来”②。他通过与民众接触了解到当时政出多门、主多役繁是造成人民痛苦的主要原因，因此迅速完善行省机构、统一号令是当务之急。行省建立后，他命信苴日（段实）为大理总督，收回段氏统辖万户以下官吏的权力，使之权力范围仅限于大理地区。十二年，他奏请忽必烈批准，由宣慰司兼行元帅府事，并听行省节制，使行省成为全省最高军政机关；又使宗王权力得到限制，使之行使对行省监督、建议及重大军事行动之指挥权。

　　在建置行省的同时，赡思丁对云南全省的地方政权进行了改革。至元十二年，他上奏忽必烈：“哈剌章、云南壤地均也，而州县皆以万户、千户主之，宜改置令长。”得到批准。于是改万户、千户、百户为路、府、州、县，① 李京：《云南志略》云南总叙条。

　　① 赵子元：《赛平章德政碑》。《新纂云南通志》卷九二《金石考》。

　　② 张洪：《南夷书》。

　　路设总管，府设知府，州设知州，县设县户。云南全省“为路二十七，府二，属府三，属州五十四，属县四十七，其余甸寨军民等府不在此数”（《元史·地理志四》）。从此，云南地区的行政建置与全国统一起来，置于元廷的直接控制之下，结束了南诏、大理五百余年的地方割据状态。

　　第二、正确处理与少数民族和邻邦的关系。

　　云南地方居住着众多少数民族，他们叛服无常，历代统治者实际上都未能对他们实行有效统治。赡思丁采取了“力攻不如德降”①的政策，逐步平定了云南各地少数民族的反抗。

　　罗槃甸位于今红河一带，以元江为中心的阿棘诸部蛮曾参加过舍利畏领导的反蒙、段大起义，至元七年后诸部又筑城反抗。至元十三年，赡思丁率军亲征，师次罗槃城，诸蛮三日不降，诸将请攻之，赡思丁以为不可，遣使以理谕之，罗槃酋长虽表示降服但过了三日仍不降，诸将奋勇请兵，赡思丁又不可，有将卒违令进攻，赡思丁大怒，急令鸣金止之，召万户叱责之曰：“天子命我安抚云南，未尝命以杀戮也。无主将命而擅攻，于军法当诛。”罗槃酋长闻之曰：“平章宽仁如此，吾拒命不祥。”乃举部出降。违令的将卒亦释而不诛。赡思丁的这一做法收到了积极的效果，“由是西南诸吏翕然款附”。如至元十三年，广南溪洞侬士贵及左江李维屏、右江岑从威等2000人归附；十五年，招降临安、白衣、和泥分地城寨109 所，威楚、金齿、落落分地城寨军民32200，秃老蛮、高州、筠连州等城寨19 所；十六年，今贵州境内的八番、罗氏鬼国等归附，计洞寨1626，户101168。对于坚持武装反抗诸部，则发兵平定。

　　赡思丁十分注意团结和使用云南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刚到云南不久，有士吏数人怨恨赡思丁，便到京师诬告赡思丁“专僭数事”，被忽必烈识破，“即命械送赛典赤处治之”。既至，赡思丁不仅不予治罪，反而脱其械，委之以官，士吏皆叩头拜谢曰：“某有死罪，平章既生之而又官之，誓以死报。”上述罗槃甸土酋叛乱平定后，“夷酋每来见，例有所献纳，赛典赤悉分赐从官，或以给贫民，秋毫无所私；为酒食劳酋长，制衣冠袜履，易其卉服草履。酋皆感悦”。

　　云南行省的各级官吏中，云南当地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占有很大比重。

　　大理国主后人更为优待。段实（信苴日）曾任大理路总管、大理蒙化等处宣抚使，后又任大理、威楚、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云南行省参知政事等职。以后段氏子孙世袭大理总管，迄至明初，历11 代。云南行省所设路、府、州、县，基本上因袭大理国时期各土酋的统治范围，各级官吏大都由本地土官、土酋充任。这些措施到明代就形成了完整的土司制度。

　　赡思丁还妥善处理了与邻邦的关系。兀良合台征服交趾（今越南北方）

　　后，交趾“叛服不常”，赡思丁遣使“谕以逆顺祸福”，并与交趾结为兄弟，交趾王大喜，亲至云南，赡思丁至昆明城郊迎之，待以宾礼，“遂乞永为藩臣”。至元十六年赛典赤·赡思丁去世时，交趾王遣使者十二人来云南吊丧并为之致祭，祭文中有“生我育我，慈父慈母”等语，使者号泣震野。对于侵犯云南的邻邦则坚决打击。至元十四年，缅国蒲甘遣其将释多罗伯剽掠金齿（今云南德宏一带），赡思丁命万户忽都、总管段实出兵击退蒲甘军队，“自后蒲甘不敢犯金齿”。

　　① 赵子元：《赛本章德政碑》。

　　第三、恢复和发展云南社会生产。

　　赛典赤·赡思丁到云南前，农业生产不甚发达，“无秔稻桑麻”。为此，赡思丁主要抓了屯田、水利和推广中原先进生产技术三件事。

　　至元十一年（1274）当他到达云南后不久，即命爱鲁“阅中庆版籍，得隐户万余，以四千户即其地屯田”。后来置民屯于威楚、大理、金齿、永昌、鹤庆、中庆、曲靖、澂江、仁德、临安、建昌、会川、德昌等地，仅中庆一地即有民屯八处。行省专设机构统辖，官贷种子耕牛，租赋约为原赋的五分之一，并可根据各地具体情况折合金银、马牛缴纳。军屯在赡思丁去世后也逐步开展。据《元史·兵志》记载，云南屯田达67567 双又1250 顷，其中民屯约占三分之二，军屯约占三分之一。

　　在兴修水利方面以治理滇池的工程最大、效益最为明显。滇池位于昆明城南，方圆五百余里，上流水源来自盘龙江、宝象河、海源河、银汁河、金汁河、马料河六河，由于大理国后期战乱失修，河道淤塞泛滥，淹没农田。赡思丁亲身对地区进行调查，制定治池方案。工程于至元十三年动工，历时三年完工。工程分上、下两段进行，上段对六河进行疏、蓄，下段对海口扩、导。滇池修浚成功后，为滇池地区的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元史·张立道传》）。

　　赡思丁十分重视对云南地区推广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他设义仓以贷优良种子，教民耕作方法；大理巡行劝农使张立道也教爨、僰等少数民族饲养蚕桑方法，使之收利十倍于过去，“云南之人由于益富庶。罗罗诸山蛮禀之，相率来降，收其地悉为郡县”（《元史·张立道传》）。

　　在这期间，云南的商业、手工业和交通事业也有了明显的发展。赡思丁采取“薄征税”、“兴市井”等措施，发展商业，并尊重云南使用■（即贝）的旧俗，经朝廷批准，暂缓使用纸钞。定期的集市——亍子遍及城乡。手工业、采矿业发展甚快，马可波罗到昆明时，见到这座城市为商人和工匠杂居之地。元政府在云南开采金、银、铁、铜等矿，设云南造卖金箔规措所，专营金制品。云南遍设驿站，以中庆为中心，可通黔、川、缅甸、安南、乌蒙、金齿、蒲、骠等皆通驿道。

　　第四、传播封建文化，改变民间习俗。

　　为改变云南文化落后状况，赛典赤·赡思丁从传播中原封建文化着手，做了大量工作。他首先于昆明、大理两地设儒学提举，于昆明五华山右建文庙，拨田五顷，以供祭祀，并于城外建社学。当时云南不少地方“俗无礼仪，男女往往自相配偶，亲死则火之，不为丧祭”，赡思丁按中原习俗，“教之拜跪之节，婚姻行媒，死者为之棺奠祭”，又“严乡师约以风俗，正三纲，明五伦”①。这些措施使云南的文化水平和民间习俗逐渐与内地趋向一致，中原的儒学文化、生活风尚在云南广为传播。

　　赡思丁是虔诚的穆斯林，在他治滇期间，伊斯兰教在云南也广为传播。

　　云南昆明的南城清真寺、永宁清真寺就是赡思丁建立的。

　　至元十六年（1279）赛典赤·赡思丁病卒，“百姓巷哭”，下葬昆明北门。忽必烈“思赛典赤之功，诏云南省臣尽守赛典赤成规，不得辄改”。大德元年（1297）赠守仁佐运安远济美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咸阳王，谥忠惠。

　　① 《咸阳王抚滇功绩节略》。

　　后世的昌盛瞻思丁有子五人：纳速剌丁、哈散、忽辛、苫速丁兀默里、马速忽。

　　长子纳速剌丁随父去云南，累官云南诸路宣慰使都元帅。至元十六年，迁帅大理，招安金齿、蒲、曲蜡、缅国300 寨，籍户120200，定租税，置邮传，立卫兵。父卒后，于十七年迁云南行省左丞，升右丞。二十一年，进平章政事。在滇期间，继承其父治滇政策，罢除旧政，定屯田课税，设专官掌管，裁行省地方机构，削冗官，定云南土官子弟入质京师制，改善民族关系，政绩卓著。二十八年，进拜陕西行省平章政事。二十九年卒，封延安王。子十二人，长伯颜，原名阿不别克儿，世祖赐以伯颜平章之号，故名。至元二十九年官泉州，旋为河南江北行省平章，世祖颇欣赏其理财才能，擢为中书平章，位为众平章之上，世祖呼之为赛典赤。此后，即与梁德圭（梁暗都剌）秉政达11 年之久。大德十一年（1303）成宗卒后，因支持安西王阿难答夺取帝位失败，被杀。次子乌马儿，累官福建行省平章政事。至治元年（1321）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领江淮等处财赋都总管府事，时京师岁饥，于明年春运粮55 万石至京，官民相庆，卒于官。四子札法儿，曾任荆湖宣慰使。五子忽先，曾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六子哈辛，曾任宣慰司副使，后请旨赴长安守父墓。七子沙加，曾任云南行省左丞。八子阿容，曾任太常礼仪院使。九子伯颜察儿，泰定间累官太保、中书平章政事。致和元年（1328）留守大都，时泰定帝卒于上都，金书枢密院事燕铁木儿在大都发动兵变，拥立武宗次子图帖睦尔为帝，他因不从，被籍没流窜死。顺帝时追封奉元王。纳速剌丁后裔散居全国各地，以云南、陕甘为多，多改姓为纳、速、剌、丁。

　　次子哈散，历平安路同知、中奉大夫、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

　　三子忽辛，至元初入宿卫，后授兵部郎中，历河南宣慰司同知、云南诸路转运使、两浙盐运使等。大德元年（1297）后，进江东道宣慰使，改陕西行台御史中丞，再改云南行省右丞。在滇期间，革除病民之政，重建庙学，保护农田，改善与缅国关系，说服诸蛮缴纳租赋，使云南社会再次安定。八年，改四川行省左丞，累官至江西行省平章政事。

　　四子苫速丁兀默里，历官建昌路总管、淮东道宣慰使。

　　五子马速忽，历官云南宣慰使、云南行省平章政事。

　　第三节安童元勋后裔，青年丞相安童（1248—1293），蒙古札剌亦儿部人，木华黎三世孙。祖孛鲁，父霸突鲁①；母弘吉剌氏，世祖察必皇后之姊。1259 年，霸突鲁率蒙古军从忽必烈攻宋。宪宗死，忽必烈得报阿里不哥谋夺汗位，急从鄂州前线北还，留霸突鲁总军务，与从云南北上的兀良合台军会合后，这支军队遂成为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的基本力量。在此之前，忽必烈曾与霸突鲁讨论形势之地，霸突鲁建议选择燕京为国都，可见他早就有立国中原汉地的见识。不久死于军中。

　　安童既是勋臣之后，又与世祖有椒房之亲，中统初就担任了怯薛长（第三怯薛由木华黎家世袭），时仅13 岁。其母入宫见皇后时，曾在世祖面前称赞他虽然年少而有辅国之才，因为他常与大人讨论国事。中统四年（1263），世祖战胜阿里不哥，获其党千余人，欲尽杀之，以问安童，对曰：“两主争国，彼安知有陛下？且甫定神器，不推旷荡之恩，顾奋私憾杀无罪人，何以安反恻？”当时世祖与阿里不哥争位，都是拖雷嫡子、宪宗亲弟，本无所谓正统、叛逆之分，对方将卒在法理上并无罪过，而且阿里不哥尚未归降，正需要以宽待政策招抚其支持者。因此世祖很赞赏他的意见，对他才16 岁就有如此老成的见识感到惊异。

　　至元二年（1265），安童出任中书右丞相。当时史天泽从中统二年起一直任右相，但在李璮叛乱后，世祖对汉人世侯权重当有疑忌。这一年他巡幸上都时，召安童推荐的谋士崔斌征询“为治大体，今当何先”，斌答以“任相”，并举安童、史天泽可为相。世祖默思间，崔斌又奏：“陛下岂以臣猥鄙，所举未允公议，有所惑与？今近臣咸在，乞采舆言，陛下裁之。”遂立马扬言曰：“有旨问安童为相，可否？”（《元史·崔斌传》）众欢呼万岁。这时安童才18 岁，推辞道：宋朝尚据江南，如以臣为宰相，恐贻笑各方，使宋人轻视我们。世祖曰：“朕思之熟矣，无以逾卿，其勿辞。”遂拜相。这段插曲说明，世祖以亲信怯薛长安童出任首相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史天泽虽仍任右相，但地位在安童下。安童拜相后，即奏请燕王真金领中书省事，又奏召许衡入朝，亲自至旅舍拜访请教，十分佩服。于是世祖命许衡入省议事，特召见面谕：“安童尚幼，苦未更事，汝谨辅导。汝有嘉谟，先告安童，以达于我，我将择焉。”①显然意在培养练达中原政务的蒙古大臣来主掌行政，以免权力旁落。当时右、左丞相有五人（安童、史天泽、忽都察儿、耶律铸、伯颜），至元四年，安童奏：“今丞相五人，素无此例，臣等议拟设二丞相，① 《元朝名臣事略》及《元史》本传皆以安童为木华黎四世孙，元明善《丞相东平忠宪王（安童）碑》（《元文类》卷二四）载其世系为木华黎—孛鲁—塔思—霸突鲁—安童，谓系本《东平王世家》，与《事略》、本传一致。但钱大昕称其所见《东平王世家》所述世系与此异，霸突鲁为孛鲁第三子，与《元史·木华黎传》及黄溍《拜住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四）同（《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同一《世家》而元明善所本者与钱大昕所见者有异，同是元人而元明善、苏天爵与黄溍所载不同，何者为是，因《世家》已佚，难以考核。今按塔思出卒年（1212—1239），若霸突鲁为其第三子，则当生于1230 年前后，小世祖约15 岁，而娶世祖长后察必之姊，年岁相差颇大，情理不合，似以《木华黎传》、《拜住碑》所载者为是。① 《考岁略》，《鲁斋遗书》卷十三。

　　臣等蒙古人三员惟陛下所命。”诏以安童为长，史天泽次之，其余蒙古、汉人参用，员数勿过多。于是忽都察儿、耶律铸降为平章政事，伯颜降为右丞②。安童又奏宜用老成人如姚枢等同议中书省事，诏许之。姚、许等汉族儒臣原是世祖即位前就已征聘的人物，和世侯势力也没有关系，他们都主张实行儒家治国方针，安童在他们的帮助下继续奉行采用汉法的政策。

　　与阿合马的矛盾但世祖急于财用，自王文统被诛，即委阿合马掌管财赋，后超拜中书平章政事，兼领制国用使司。至元五年，阿合马等密议立尚书省，乃先奏安童宜升太师，进为三公。诏命诸儒臣议，商挺倡言：“安童国之柱石，一日不可出中书，若进三公，是崇以虚名，夺其实权也。”众皆和之，事遂不行。至元七年，立尚书省，以阿合马为尚书平章，言无不从。阿合马恃世祖信任，凡事直接奏闻，不通过安童，又擢用私人，不由部拟，不咨中书。安童向世祖迸言：“臣近言尚书省、枢密院宣奏并如常制，其宏纲大务，从臣等议定，然后上闻，已有旨愈允。今尚书众务，一切径奏，似违前旨。”①又奏：许衡认为阿合马所用部官多不当。诏命尚书省遵前旨行事，并责阿合马用人事，阿合马辩言：“事无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择。”安童只得让步，奏请“自今唯重刑及迁上都总管，始属之臣，余事并付阿合马，庶事体明白。”（《元史·阿合马传》）世祖对两人所奏均予许可，明显偏袒阿合马。九年，尚书省并入中书省，阿合马仍任平章政事，继续专擅朝政；十年，安童见阿合马擅权日甚，忍无可忍，乃奏其所任各部官和大都路总管府官多不称职，请别加选择；其营作宫殿，夤缘为奸，亦宜诘问；又奏：“阿合马、张惠（中书右丞）挟宰相权，为商贾，以网罗天下大利，厚毒黎民，困无所诉。”世祖命进行审查，阿合马抗辩说：“谁为此言，臣等当与廷辩。”（《元史·阿合马传》）安童举出左司都事周祥，中木取利，罪状明白，诏黜之。次年，安童奏以董文用为工部侍郎，取代阿合马所任命的私党纥石里，阿合马之党益恨安童，屡进谗言。于是世祖将安童遣往西北边境，行中书省、枢密院事，辅佐皇子北平王那木罕守边。由于世祖倚信善于“理财”的阿合马，安童与阿合马的这场斗争失败了，被调离了相位，从此阿合马“独当国柄”，更大树私党。

　　安童至西北边后，发兵讨伐窝阔台后王大名王禾忽，又因分配给养不公，引起诸王不满。至元十三年，从那木罕戍边的宪宗子昔里吉发动叛乱，劫持了那木罕和安童，将安童送到海都处拘禁。海都对拖雷家族的内争采取观望态度，颇优待安童，授以官职，直到至元二十年才遣还，二十一年，回到元廷。

　　安童回朝时，和礼霍孙任右相。自阿合马被杀，“朝廷之臣讳言财利事”，不符合世祖力图增加财政收入的要求。总制院使桑哥推荐卢世荣有才术，能裕国而不损民。二十一年十一月，诏命和礼霍孙等中书省官与世荣廷辩，世荣论所当行之事头头是道，辩胜，于是世祖罢和礼霍孙等，复任安童为中书右丞相，以卢世荣为右丞。

　　② 《元史》卷六《世祖纪》三。

　　① 《丞相东平忠宪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一。

　　归朝再相安童对世荣的诸项改革措施最初持赞成态度，如整治钞法，听民间从便买卖金银；罢各处竹课，从民货卖收税；听民采江湖之鱼；改革由各站户供给使司饮食之弊，除驿马外，由官支给；又起用阿合马所用官员中有才而无罪者。但不久便有许多蒙、汉廷臣弹劾卢世荣“苛刻诛求，为国敛怨”，安童亦觉卢世荣有擅权行为，且遭到许多人反对，乃改变态度，指责“世荣昔奏，能不取于民岁办钞三百万锭，..数月即有成效。今已四阅月，所行不符所言，钱谷出者多于所入，引用 人，紊乱选法”（《元史·卢世荣传》）。世祖令捕世荣下狱，命安童与诸臣议其所行，当罢者罢之，当更者更之。安童再相后，仍亲近儒士，奏请起用老臣徐世隆、李昶。时宋儒叶李归隐富春江，南台御史大夫相威奉旨求遗逸之士，以其名奏上，世祖大喜，即授浙西道儒学提举，叶李不欲受，安童特致书恳请，谓“先生在宋，以忠言谠论著称，简在帝心。今授以五品秩，士君子隐见随时，其尚悉心，以报殊遇”（《元史·叶李传》）。叶李见丞相来书劝驾，始就职。这时发生了南台御史上章请禅位太子的风波，世祖甚怒，安童虽自承罪责，但君臣间嫌隙已生。世祖欲倚近侍为耳目以监视群臣，近侍辈遂恃势援引奸人，擅署某人某官、某人某职，径自奏闻，付中书施行。安童将其中尤不合体例者搁置不行，但顾虑有人借此告发他不奉旨，二十三年四月，他故意将中书所拟漕司等官姓名上奏。世祖说：“平章、右丞（等职）固当取朕裁决，其余皆卿事，若一一相烦，有失寄托之意。”安童乃乘机将近侍擅署官职事奏明，世祖命今后若此者勿行①。

　　二十四年，世祖决意立尚书省总理财政，以桑哥、铁木儿为平章政事。

　　朝臣多有异议，安童乃上奏道：“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桑哥，别相贤者，犹或不至虐民误国。”世祖不听。不久又升桑哥为尚书省右丞相，总领政务，中书六部也改属尚书，致使中书省名存实亡。桑哥一派顾忌安童有威望，力图将他排挤出中枢政府，于是阴进谗言，构陷其罪。其一，乃颜叛乱平定后，世祖命安童按问从叛诸王，多所平反，诸免罪者俟安童退朝，争相迎谢，至有执辔扶其上马者，安童不理睬，有人就告发安童：“宗室虽有罪，皆太祖子孙，陛下族弟，丞相虽尊，人臣也，奈何悖慢如此！”其二，谓北安王（那木罕）以皇子僭祭岳渎，安童知而不奏（后经证明安童其实不知情）。其三，安童在海都处时，曾接受海都所授官职。世祖对这一点很恼怒，幸石天麟为之辩解说，安童不拒绝海都所授官职，是意在“释其疑心，导其臣顺”（《元史·石天麟传》），这才使世祖稍稍息怒。二十五年，安童见国家大政尽归尚书省，中书职权全被剥夺，遂屡次将中书省印上交，世祖不许。二十六年，被罢去右丞相职，只掌怯薛。二十八年，桑哥被诛，世祖欲更换政府大臣，燕公楠奏荐伯颜、不忽木等十人，世祖又问谁可为首相，对曰：“天下人望所属，莫若安童。”又问其次，曰“完泽可”（《元史·燕公楠传》），遂拜完泽为相而不用安童。

　　三十年正月，安童死于大都。安童两度出任首相，能荐用和亲厚儒臣，崇尚汉法，政刑宽平，多次制止滥用死刑，故有贤相之誉。但在任期间，前① 《元史·徐世隆传》；又元明善：《丞相东平忠完王碑》。

　　有阿合马、后有桑哥以理财受到世祖信任，使他难以完全贯彻以儒治国的方针。子兀都带，袭掌怯薛。孙拜住。

　　第四节不忽木仕历不忽木（1255—1300），一名时用，字用臣，自号静得，康里人。祖父海蓝伯，父亲燕真①，母亲是高丽人，名叫金长姬②，燕真幼时，由拖雷妃唆鲁禾帖尼鞠养，后来成为忽必烈的心腹。蒙哥与忽必烈有隙，燕真曾劝忽必烈南征，以缓和他们兄弟间的矛盾。蒙哥崩殂之后，阿里不哥争位，燕真统率忽必烈留部，护送忽必烈的妻子南徙，功劳很大。不忽木是燕真次子①，幼年就读于国子学，至元十四（1277）年，任利用少监。十五年任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十九年，升任提刑按察使。二十一年，参议中书省事，不拜。二十二年，擢为吏部尚书。二十三年，改任工部尚书，九月，转刑部尚书。二十四年，称病免职。二十七年，拜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二十八年五月，为中书平章政事。至元三十一年，出为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将行，留为昭文馆大学士、平章军国重事，成宗元贞二年（1296）三月，复拜该职。大德二年（1298），特命为行御史中丞。三年兼领侍仪司事。四年卒，享年四十六岁。

　　不忽木深受汉文化的影响，陈垣先生称之为“纯儒”②，他廉正守职，执法公允；不畏权臣，敢于直谏；反对聚敛，体恤百姓，在当时深孚众望。崇儒尊长，堪称“纯儒”

　　不忽木有很高的汉文化素养，他谙熟古史，崇儒尊长，纲常观念浓厚，是个完全汉化的“纯儒”。他幼年在东宫侍奉真金太子，师从王恂。王恂北征后，应燕真的请求，忽必烈将他送入国子学中，继师许衡。王、许皆为当时大儒，不忽木受业门下，自然深受影响，甚至在性格特征上，也像前辈大儒，沉稳而敏瞻。许衡曾把历代帝王名谥、统系、岁年编纂成书，教授学生，不忽木都能牢记成诵。忽必烈考他时，他竟背诵得不漏一字。至元十三年（1276）年，他与同舍生坚童、太答、秃鲁等上疏，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继述历代学校制度。要求设立国学，下列诸科，“使其教必本于人伦，明乎物理，为之讲解经传，授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本着儒家的纲常观念，他极力反对“奴告主”、“子证父”，认为这会坏风俗，乱人伦，断不可行。对于老师，“其敬以素，犹子事父”。因此，许衡常常夸奖他，说他将来“必大用于世”，所以给他起名为“时用”，字为“用臣”。不忽木还有深厚的文学素养，曾有乐府行于世。

　　① 海蓝伯、燕真，《元史》皆有目录而实无传。赵孟頫《松雪斋集》卷七《文贞康里公碑》及《元史·不忽木传》都说海蓝伯有十子，燕真为幼子，但苏天爵所编的《平章鲁国文贞公》及姚燧所撰不忽木神道碑都说，康里国质贵族子十人，燕真年最少，因此，这“十子”是否都是海蓝伯之子，殊难确定。② 赵孟頫：《文贞康里公碑》，《松雪斋集》卷七。

　　① 苏氏所编《平章鲁国文贞公》引姚燧撰神道碑说，“公（不忽木，作者注）其元子”，元子即嫡长子，而赵氏及《元史·不忽木传》都说不忽木为燕真次子，姑存之。

　　②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二。

　　力纠时弊，极言直谏不忽木身为近臣，劝谏时没有多大的顾忌，但能蹇蹇匪躬，知无不言，确实精神可嘉。有一次，忽必烈想看看国子生的书法，当时，不忽木才十六岁。“独书《贞观政要》数十事以进，帝知其寓规谏意，嘉叹久之”。至元二十三（1286）年，土土哈多取国家编民增益他的军队，中书佥省王遇验籍改正。土土哈便上奏忽必烈，诬告王遇，忽必烈大怒，要杀王遇。不忽木劝谏道：“遇始令以钦察之人奴为兵，未闻以编民也，万一他卫皆仿此，户口耗矣。若遇诛，后人岂肯为陛下尽职乎？”忽必烈领悟，王遇遂免死。又过了几年，元军进攻交趾失利，欲再次征伐。经不忽木劝谏，忽必烈才罢去此役。忽必烈还曾在他面前夸赞塞咥旃（即赛典赤·赡思丁）的才能，他便询问忽必烈，忽必烈答道：“他侍奉宪宗时，常在暗中用财物资助我，这件事你父亲知道，当时，你还不曾出世，不知此事。”不忽木说：“这是人臣怀有二心。现在，假如有人用内府的财物私结亲王，陛下以为何如？”忽必烈急忙挥手说：“卿不用说了，是朕失言。”至元三十（1293）年，有星犯帝座，忽必烈忧虑重重，当夜将不忽木召入禁中，问他怎样才能消弭天灾，不忽木便借机劝谏，要忽必烈敬天之怒，克谨天戒。成宗当政时，凡“事有不可行，公（不忽木）必侃侃正言，援引古今复甚力，上闻之悚然，虽已成命，数夺而止”①。史称他在“帝前论事，吐辞洪畅，引义正大，以天下之重自任，知无不言..每侍燕间，必陈说古今治要”（《元史·不忽木传》）。忽必烈在世时，常常抚髀叹曰：“恨卿生晚，不得早闻此言，然亦吾子孙之福。”（同上），忽必烈弥留之际，将一块洁白的玉璧交给不忽木，说：“他日持此以见朕也”。

　　廉正守职，执法公允不忽木曾任提刑按察使、刑部尚书等职，他断案公允，而且正人能先正己，廉洁守职，不羡钱财。至元十五（1278）年，不忽木任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有一次，忽必烈派通事脱虎脱，护送西僧往作佛事。还过真定时，该僧无理将驿吏打得奄奄一息。当时，喇嘛教势力很大，西僧往往横行不法，该僧又是忽必烈所遣，所以状子告到按察使那儿，按察使不敢受理。不忽木毅然受理此案，将僧下狱。脱虎脱坚持要释放该僧，辞气倔强，不忽木下令去掉他的冠帽，严厉训斥了他。脱虎脱逃进京城，告到忽必烈那儿。忽必烈正色道：“不忽木素来刚正，必定是你们犯了法。”至元十九（1282）年，有人状告：净州守臣盗窃官家帑廪。净州本属河东山西道，忽必烈却特召不忽木按问。至元二十三（12s6）年九月，不忽木任刑部尚书时，河东按察使阿合马，用资财谄媚权贵，私贷官钱，答应用羊马偿官，却抑取本部百姓的羊马偿还，事觉，遣使按治，都无结果。及不忽木按问，讯得阿合马违法事百余件，阿合马因此而伏诛。

　　不忽木执法公正，人无异词，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本人廉洁而正直。桑哥当政，对不忽木貌敬而实忌，曾唆使西域商人诈为讼冤，送给不忽木美珠一箧，不忽木拒绝接受，后知果为桑哥构陷之举。不忽本身体孱弱而消瘦，① 赵孟頫：《文贞康里公碑》，《松雪斋集》卷七。

　　虽然为官多年，家中素贫，躬自爨汲，妻织纴以养母。平居服儒素，不尚华饰，禄赐有余，便散施亲旧。大德四年（1300），不忽木卒，家贫无以葬。成宗赐钞五百锭，才了结丧事。

　　反对聚敛，体恤百姓忽必烈在位期间，曾先后起用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理财”。不忽木属于拥护汉法的蒙、汉官员集团，反对聚敛，这是什么原因？不忽木早年师从王恂、许衡等人，经常接受以民为本，宽以待民等教育。许衡也极力反对阿合马敛财、专权，年轻的不忽木耳濡目染，自然深受影响。至元二十一（1284）年，忽必烈召他参议中书省事。当时，榷茶转运使卢世荣阿附桑哥，说如用他理财，国赋可增十倍。忽必烈就此事询问不忽木，不忽木回答说：“自昔聚敛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之徒，操利术以惑时君，始者莫不谓之忠。及其罪稔恶著，国与民俱困，虽悔何及！臣愿陛下无纳其说。”（《无史·不忽木传》）由于物价腾飞，国用不敷，忽必烈急于敛财，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他就辞去参议，不拜。不久，在蒙汉官员强烈反对下，卢世荣理财很快失败。忽必烈安慰不忽木说：“朕很对不起卿！”并擢拔不忽木任吏部尚书。至元二十四（1287）年，忽必烈又起用桑哥理财，桑哥重新推行阿合马理财的办法，收到了一些成效，颇得忽必烈的信任，却遭到拥护汉法的蒙汉官员的强烈反对。不忽木对桑哥聚敛深为不满，曾几次在忽必烈面前与桑哥辩论。不忽木还对忽必烈说，桑哥为相，必败国事。忽必烈不听，此后，桑哥诬杀参政杨居宽、郭佑，任刑部尚书的不忽木，又出面力争，因此，桑哥深为忌恨，曾指着不忽木，对他的妻子说：“他日籍我家者，此人也。”便借故陷害不忽木，不忽木遂称病免职。同年，彻里在忽必烈面前陈述桑哥奸邪贪饕，误国害民的事实，言辞激烈，忽必烈大怒，说彻里诋毁大臣，有失礼体，便令左右打彻里的耳光，彻里却愈辩愈烈。于是，忽必烈召问不忽木。不忽木说：“桑哥壅蔽聪明，紊乱政事，有人敢说他，便诬陷他罪而杀害之。现在百姓失业，盗贼蜂起，乱在旦夕，不杀桑哥，深为陛下担忧。”月赤察儿等反桑哥的官员也纷纷乘机进言，忽必烈乃命亲信御史台官勘验，与桑哥辩论。桑哥被逮入狱中按问。桑哥败后，麦术丁复请立尚书省，专领右三部。不忽木在朝中责问他说：“阿合马、桑哥相继误国，身诛家没，前鉴未远，奈何又欲效之乎？”事遂不行。

　　在反对聚敛之臣的同时，不忽木也做了一些对百姓有益的事情。至元十九年到至元二十一年（1282—1284）间，他曾出使河东道，遇见饥民死徙相属，就下令发廪赈济，数万人赖以不死。又有一次，有人请征讨流求。为筹措军费，计划在江南征收包银，不忽木争辩说：“吾元疆理天下，四表之间，横目穷发，何所不至，何资鱼虾之国，始广土众民哉..今江南履亩而税，输酒醋课，及他乡里门徭，水马驿递，又增包银，则重敛矣，民将不堪。”①事遂止。

　　不忽木夫人寇氏、王氏，皆封鲁国夫人②。寇氏生子回回，官至陕西行省平章；王氏生巎巎，官至江浙行省平章，翰林学士承旨，尤善书法，《元史》① 苏天爵：《平章鲁国文贞公》，《元朝名臣事略》卷四。

　　② 《鲁国太夫人王氏墓志铭》，《吴文正集》卷七三。

　　有传。二子均为元代名臣。

　　第九章阿合马桑哥卢世荣第一节阿合马阿合马（？—1282），元世祖时“理财”权臣。回回人，其出生地在花刺子模费纳喀忒（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塔什干西南锡尔河右岸）。早年投靠忽必烈皇后察必的生父按陈那颜，后为察必皇后斡耳朵的侍臣①。

　　中统三年（1262），忽必烈始命阿合马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专委以财赋之任。是年，发生了李璮之乱，主持中书政务的王文统，因与李璮有牵连而被杀；阿合马等利用忽必烈对汉人的猜忌和“急于富国”、敛财心切的心理，获得了在政坛初露头角的绝好机会。

　　阿合马于上任的第二年，建言“以河南钧、徐等州俱有铁冶，请给授宣牌，以兴鼓铸之利”。又“奏以礼部尚书马月合乃兼领已括户三千，兴煽铁冶，岁输铁一百三万七千斤，就铸农器二十万事，易粟输官者凡四万石”。这是他“理财”之一法。

　　至元元年（1264）正月，阿合马又倡言“太原民煮小盐，越境贩卖，民贪其价廉，竞买食之，解盐以故不售，岁入课银止七千五百两。请自今岁增五千两，无问僧道军匠等户，钧出其赋，其民间通用小盐从便”。这一主张在同年七月付诸实行①，使解州盐课猛增了三分之二。增课是他“理财”的又一手法。是年十一月，元廷罢领中书左右部，并入中书省，超拜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进阶荣禄大夫。

　　至元三年（1266）正月，元廷立制国用使司，阿合马又以平章政事兼领使职。之后，制国用使司提出了一系列的搜括措施，初奏：“以东京岁课布疏恶不堪用者，就以市羊于彼。真定、顺天金银不中程者，宜改铸。”前者直接嫁祸于民，后者势必加重百姓负担。十一月又奏：“桓州峪所采银矿，已十六万斤，百斤可得银三两，锡二十五斤。采矿所需，鬻锡以给之。”如此折算比例，根据为何？史无记载，采矿者当首受其加紧榨取之害。而元廷对制国用使司的上述奏言，则“悉从其请”。

　　至元五年，廷臣密议立尚书省，以阿合马主持，为架空中书右丞相安童，“乃先奏以安童宜位三公”。商挺等儒臣揭露其夺权之阴谋，遂未得逞②。至元七年正月，元廷罢制国用使司，立尚书省，又以阿合马为平章尚书省事。“阿合马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负”，“咸称其能”。他又善争辩，丞相线真、史天泽等皆非其对手。忽必烈急于富国，乃“授以政柄，言无不从”。阿合马恃忽必烈对他的信任，竭力攫取权力，以控制朝政。深受儒术与汉法影响的中书右丞相安童，早已对其不满，但“含容久之”，至是，安童对忽必烈说，阿合马的尚书省违反常制，遇大事不从安童等议定奏闻，而径由“尚书省一切以闻”。忽必烈肯定了安童所言，并指出：“岂阿合马以朕颇信用，敢如是耶！其不与卿议非是，宜如卿所言。”安童又奏：“阿合马所用部官，左丞许衡以为多非其人，然已得旨咨请宣付”，在此情况下，他建言，“宣试其能否，久当自见。”也得到忽必烈的同意。这说明① 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288。

　　① 《元史》卷四《世祖纪》一，卷二○五《阿合马传》。本节后面引文未加注者，均见此二处。② 《元史》卷一二六《安童传》。

　　了阿合马的尚书省与安童为首的中书省之间，在权力和用人等问题上的矛盾是颇为尖锐的。同年五月，尚书省奏括天下户口，由于御史台的反对，遂止。括户之目的是进一步搜括百姓钱财，这是阿合马等的第三种“理财”手法。立尚书省之初，忽必烈曾明令规定：“凡铨选各官，吏部拟定资品，呈尚书省，由尚书咨中书闻奏。”可是在执行过程中，“阿合马擢用私人，不由部拟，不咨中书。”丞相安童提出意见，忽必烈令问阿合马。阿合马乃说：“事无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择。”其无视大汗圣旨，目无中书，已昭然若揭！安童无奈，因请：“自今唯重刑及迁上路总管，始属之臣，余事并付阿合马，庶事体明白。”忽必烈竟“俱从之。”安童之权力至此被夺殆尽。说明阿合马的飞扬跋扈是得到忽必烈的认可的，关键是阿合马的聚敛政策正符合了忽必烈的需要。

　　至元九年正月，并尚书省入中书省，原来平章尚书省事的阿合马，如今又摇身一变而成了中书平章政事。这次两省合并，表面上是尚书省并入中书省，实际上使阿合马得以进一步控制中书省。因如上所言，安重中书省的权力本来就被夺殆尽了。

　　至元十年（1273）春三月，尊崇儒术和汉法的真金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这在客观上加重了汉法派的分量。

　　阿合马于推行搜括之法的同时，千方百计破坏汉法，史载“权臣屡毁汉法”（《元史·许衡传》）。可为证。至元十年他为了搞垮教习人才的国子监，使“诸生廪食或不继”，逼得国子祭酒许衡无法执教，只好请求回乡。至元十一年十一月，安童见阿合马擅财赋权，蠹国害民。乃奏劾阿合马“凡所用非人，请别加选择；其营作官殿，夤缘为奸，亦宜诘问”。忽必烈表面上“命穷治之”。实际上未有动作。相反，安童却于次年七月，被阿合马排挤出了中书省，忽必烈命他以行中书省枢密院事，从北平王出镇北方①。至元十二年九月，阿合马等以为兴国用不足，请复立都转运司九，量增课程元额，鼓铸铁器，官为局卖，禁止私造铜器。同年十一月，阿合马奏立诸路转运司凡十一所。其搜括手法仍属故技重演。是年，姚枢与徒单公履曾建言，北盐药材，“可使百姓从便贩鬻”。阿合马则反对，他奏称，“臣等以为此事若小民为之，恐紊乱不一。拟于南京、卫辉等路，籍括药材，蔡州发盐十二万斤，禁诸人私相贸易。”其目的，显然是不使财源流归百姓，实为与民争利！忽必烈称：“善，其行之。”先籍括而后由朝廷专卖，乃阿合马之又一搜括手段。

　　至元十三年，阿合马威权日盛，恣为不法，顾忌御史台揭发其奸状，乃奏罢诸道提刑按察司，以撼内台。御史中丞张文谦奏复其旧，使阿合马阴谋未能得逞。但从此张文谦自知为阿合马所忌，力求离开御史台。明年，忽必烈授之以昭文馆大学士。张文谦是忽必烈的潜邸旧臣，汉法派的主要成员之一。

　　至元十五年四月，中书左丞崔斌奏言“阿合马溺于私爱，一门子弟，并为要官”。忽必烈下旨“并罢黜之”。然而终不以此为阿合马之罪。相反，忽必烈却称道“阿合马才任宰相”。同年七月，忽必烈命崔斌迁江淮行省左丞。崔斌到任后，“凡前日蠹国渔民不法之政，悉厘正之，仍条具以闻。阿合马虑其害己，捃摭其细事，遮留使不获上见，因诬构以罪，竟为所害”。① 《元史》卷八《世祖纪》五；卷一二六《安童传》。

　　真金在东宫，“闻之，方食，投箸恻然，遣使止之，已不及矣”（《元史·崔斌传》）。原来被崔斌奏劾免官的阿合马子忽辛、阿散等，于是年十一月却又被复官。

　　约当至元十七年，礼部尚书南人谢昌元建议设立门下省以封驳制敕。忽必烈“锐意欲行之”。围绕这一议题，皇太子真金、忽必烈潜邸旧臣董文忠、深通儒术的廉希宪等汉法派与阿合马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较量。阿合马觉得于已“不利”，极力阻挠，最后竞由他获胜。（详见本书“真金”条）。至元十七年六月，阿合马奏遣不鲁合答儿等检覆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铁木儿钱谷，结果，二人于同年十二月均遭诛。此事与当年崔斌任江淮行省左丞时厘正阿合马“前日蠹国渔民不法之政”不无关系；崔斌已被阿合马诬害而死，与其同列的阿里伯、燕铁木儿当然也难逃阿合马的暗算与报复，惜史无明载。

　　阿合马在位日久，益肆贪横，援引奸党，骤升同列，阴谋交通，专事蒙蔽，通赋不蠲，众庶流移，京兆等路岁办课至五万四千锭，犹以为未实，如此狂征暴敛，搞得民不聊生，致使天下怨忿。他又诬杀异己，“内通货贿，外示威刑，廷中相视，莫敢论列”。洛阳宿卫士秦长卿，曾愤然上书忽必烈，揭露阿合马为政擅权杀人，并说：“观其禁绝异议，杜塞忠言，其情似秦赵高，私蓄逾公家资，觊觎非望，其情似汉董卓”，“请及未发诛之为便”。（《元史·秦长卿传》）阿合马知道后，任秦长卿兴和宣德同知铁冶事，然后诬以折阅课额数万缗，将他逮捕入狱，籍没其家产偿官，并使狱吏杀之狱中。诬杀异己是阿合马惯用的手法。特别是崔斌之死，“天下怨之”。凡此种种，表明了阿合马与汉法派之间的斗争已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至元十七年十一月，廉希宪卒，其疾笃时，皇太子真金遣侍臣杨吉丁问疾，并问治道。希宪说：“臣病虽剧，委之于天。所甚忧者，大奸专柄，群邪蜂附，误国害民，病之大者。”并进一步建议：“殿下宜开圣意，急为屏除，不然，日以沈痼，不可药矣。”①说出了汉法派欲急除阿合马的心愿。而当时作为汉法派的代表人物皇太子真金，对阿合马的所作所为，早已极为不满，素“恶其奸恶，未尝少假颜色”（《元史·裕宗传》）。

　　阿合马本人亦知其树敌和积怨太多，所以他平日“极为小心和警惕，常有卫士随从，其寝处不为人所知”，以防不测，整日里提心吊胆。然而，他终究未能逃脱灭亡的命运。至元十九年（1282）三月十七日，益都千户王著与高和尚等合谋，乘真金随从忽必烈在上都之机，诈称皇太子还大部作佛事，结八十余人，夜入京城，诱杀阿合马于东宫前，时王著以所袖大铜锤，击碎阿合马脑，使之立毙。阿合马之同党郝祯亦被杀。消息很快奏到忽必烈面前。当他得报之初，很快派枢密副使孛罗等人驰驿大都，将肇事者王著、高和尚等诛杀。事先知情的枢密副使张易亦被杀。但忽必烈也知道，在反阿合马的一派势力中，有包括皇太子真金在内的蒙汉官员在内，具有相当强大的力量，加之阿合马犯有欺君之罪，将商人们为大汗买来的巨大宝石据为己有；益以真金及诸汉官之进言，尽得阿合马罪恶。忽必烈乃大怒说：“王著杀之，诚是也。”并命将阿合马发墓剖棺，戮尸于通玄门外，纵犬啖其肉。“百官士庶，聚观称快”。子侄皆伏诛，没入其家属财产。其妻引住处死，妻四十、妾四百人分赐他人。可见，在揭露阿合马的劣迹中，以皇太子为代表的汉法① 元明善：《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见《元文类》卷六五。

　　派是起了作用的。

　　从阿合马“理财”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可以确定其最终被杀实属必然，只不过是时间的迟早和处死方式的问题罢了。纵观忽必烈朝的三个“理财”之臣，没一人有好下场便是明证。就阿合马个人而言，当他受宠于忽必烈时，忽必烈虽称道他“才任宰相”，但将其子忽辛仅作“胡贾”看待；当其失宠后，忽必烈骂他为“奴”①。其所以能显赫一时，仅是其搜括之法迎合了忽必烈“急于富国、敛财心切”的心理。他在忽必烈的心目中，犹如一条走狗。识者有言，走狗不走，就要换狗。如今阿合马被杀而无法再“走”，忽必烈当要寻找新的能充当这一角色的人物，于是，卢世荣、桑哥之流乃相继登场，此是后话。

　　① 波义耳译：《成吉思汗的继承者》，页293。

　　第二节桑哥桑哥（Sengge，源于梵文的藏语名，意为狮子，？—1291），《史集》记载为畏兀儿人②，藏文《汉藏史集》称他“出身于噶玛洛（bKa-ma-log）部落”③，也就是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代（755—797）派驻脱思麻地区（mDo-smad，今青海东部、甘肃东南部和四川西北部）、后来一直留居当地的吐蕃军队的后裔①。《元史》本传说他是胆巴国师的弟子，“能通诸国语言，故尝为西番译史”（即藏语译员）；据元人虞集记载，他“本大浮图师之译者”②。《汉藏史集》的记载更详，说他通蒙古、汉、畏兀儿、藏等多种语言，在脱思麻地区汉藏交界之地拜见了帝师八思巴，愿为上师效力，八思巴将他收为译史。汉、藏文史料相印证，说明他出身于藏族噶玛洛部落的记载是可信的。

　　桑哥谒见八思巴的时间可能是1253 至1255 年八思巴在脱思麻、朵甘思一带活动期间，但更可能是至元初（1264）从上都回萨斯迦途经脱思麻时。《汉藏史集》记载说：“以后，当他任速古儿赤之职时，因其见识广博，得上师喜爱，多次遣往皇帝驾前奏事。皇帝也因此人之学识和功德，将他从上师处取来。”速古儿赤（Sugurchi）是怯薛执事中“掌内府上供衣服者”，但从上文分析，他并非世祖的怯薛，而是八思巴的侍从。八思巴回到萨斯迦后，大概是仿照蒙古的怯薛制度建立了自己的“刺让”（bla-brang，上师私邸）机构，设置了13 种侍从官，其中就有掌内室和服饰之官（gzim-dpon）。很可能八思巴把他带到了萨斯迦，成立“刺让”时让他担任了这个职务（同书又载八思巴的司茶侍从是桑哥好友，亦可作为他曾任上师侍从的佐证）。其时胆巴当也在乌思藏。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偕同胆巴和13 侍从官回京师，进呈所制“国字”（即八思巴字）；八年，离京赴临洮居住，而“以教门之事属之于”胆巴①。桑哥大概也是随八思巴来京，并被世祖召用，更可能是由八思巴推荐而担任了总制院的官员。《汉藏史集》记载他当官后在大都帝师居处梅朵热哇（me-tog- ra-ba，意为花苑）旁建了一座向上师求法的佛堂，因此被御史台按治下狱，后世祖邀请八思巴同观歌舞，八思巴乘机奏明桑哥被下狱事，遂得释放。此事发生在八思巴最后一次来京时，即至元十一年，可见桑哥在此之前已任总制院官。汉文史料记载桑哥初受戒于胆巴②，可能是在胆巴主持京师教门事之后。八思巴于至元十三年回到萨斯迦，十七年，乌思藏发生反对帝师和朝廷的骚乱，八思巴被谋害。世祖遣“大臣”桑哥率领大军前往讨伐，此时他已被重新任命为总制院官，并升为院使。次年（1281），他率军到达乌思藏，先后攻下叛乱者所据朗卓康马土城（在今康马县境）和甲若仓之城（在今江孜县境），处死叛首、前任本钦功嘉藏卜，② 《史集》第2 卷，汉译本页346。

　　③ 《汉藏史集》陈庆英汉译本，页179。

　　① 参见毕达克（L.Petech）：《元代的藏族政治家桑哥》，《匈牙利东方学报》，1980 年；仁钦札西：《元代中央王朝的藏族宰相桑哥》，《西藏研究》1984 年第2 期。

　　② 虞集：《赵思恭神道碑》，《道园类稿》卷四二。

　　① 赵孟頫：《大元敕赐龙兴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胆巴）之碑》；参见《红史》东嘎·恪桑赤列校注本注270（陈庆英、周润年汉译本，页214）。按胆巴随八思巴来中原后，初诏居五台山寿宁寺，至元八年留京师，“王公咸禀妙戒”，当即代替八思巴掌领宗教事务。

　　②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胆巴传记。

　　到了萨斯迦。他修建了东甲穷章寺，其门楼采用汉地式样建造；在乌思藏各要害之地留下精兵镇戍，并整治了驿站（令驻军负责驿站，规定由乌思藏各万户人民供应马匹、食粮、帐篷及一切需用之物），然后班师回朝③。

　　此后桑哥更加受到世祖的宠信，权势显赫，以至侥幸之徒竞趋其门入贿求官。至元二十一年，卢世荣以桑哥之荐白身进用，被任命为中书右丞，主持政务。二十二年正月，桑哥奏请将杭州宋宁宗攒宫和宋郊天台折毁，建造佛寺，诏准之。不久，卢世荣被诛，而他的地位并未受到影响。中书省曾令一汉人市油（当为佛事所需用），“桑哥自请得其钱市之，司徒和礼霍孙谓非汝所宜为，桑哥不服，至与相殴，并谓之曰：‘与其使汉人侵盗，曷若与僧寺及官府营利息乎？’乃以油万斤与之。”（《元史·桑哥传》）其后桑哥交上所营息钱，表现了理财的本领。一天，他在世祖面前论和雇和买事，谈到这件事，世祖益喜，遂有意重用他，给他更大的参预中枢政务之权。至元二十三年正月，根据他的奏请，诏命江淮释教总统杨琏真加遣送南宋宗戚谢仪孙、全允坚、赵沂、赵太一至京入质；七月，命桑哥具列中书省宰执等官姓名奏进以定人选，朝廷上有所建置以及人才进退都让他参与议决。作为掌管佛教和吐蕃事务的总制院使，竟受命预议政府大臣人选，此事颇不寻常，表明世祖已决意用他主持政务了。适此时南士叶李被征召至京，问以治道，叶李也推许桑哥，使世祖益信桑哥可以任相。

　　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诏立尚书省，分别任命了尚书、中书两省官，以桑哥为尚书平章政事。中书右丞相安童奏请不用桑哥，别相贤者，不听。中书六部被改为尚书六部，各行中书省也改为行尚书省，统归尚书省领导；除任命行省官要与中书省议行外，其余事务都由尚书省从便奏闻。同年十一月，进桑哥为尚书右丞相，仍兼总制院使（二十五年，桑哥奏改总制院为宣政院，仍兼院使），于是独揽了朝廷大权。

　　桑哥执政后相继采用了几项措施来解决财政问题。一项是更定钞法，于当年三月颁行至元宝钞。另一项，最重要、反响最大的，是钩考中书省和全国各地钱谷。首先检校中书省，查出亏欠钞4770 锭，昏钞1345 锭。桑哥志在严厉整治中书以张声威，遂审问省官，参政杨居宽自辩“实掌铨选，钱谷非所专”，桑哥令左右拳击其面，责以用人不当。参政郭佑被责“多所逋负，尸位不言，以疾为托”，也遭到殴辱。十月，杨、郭二人均被处死。以失职之罪竟诛参政大员，殊属苛重，据说桑哥当总制院使时，不少人走他的门路得内旨授官，其中必须通过中书的，有些被杨居宽裁掉，裁不掉的也被记下其得官之由，因此桑哥怀恨，乘机报复①。当时凡仓库诸司无不钩考，声势甚厉，御史台吏王良弼与人议论说：“尚书钩校中书不遗余力，他日我曹得发尚书奸利，其诛籍无难。”桑哥闻其言，捕良弼，以诽谤尚书省政事罪杀之，籍其家。二十五年九月，桑哥以钩考事重，奏置征理司，秩正三品，专治合追财谷。十月，又以各行省欺盗、亏欠钱谷必多，除湖广省已委其平章要束木自查征偿外，奏请派尚书参政忻都、户部尚书王巨济等省、院、台官12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安西（陕西）六省钱谷，每省2 人，特授印章，并给兵以备使令和护卫。于是钩考范围扩大到了全国（除云南、吐蕃外），各地普遍进行清查和追征积年逋欠钱粮，期限严急。钩考的目的③ 《汉藏史集》汉译本，页180—181。有关年代参照毕达克《中藏与蒙古》，页22—25。① 姚燧：《杨居简墓志铭》，《牧庵集》卷二八。

　　完全是为解决国用不足问题，这在桑哥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的上奏中说得很明白：“国家经费既广，岁入恒不偿所出，以往岁计之，不足者余百万锭。自尚书省钩考天下财谷，赖陛下福，以所征补之，未尝敛及百姓。”由于旨在多征钱粮，所委任钩考官又多贪饕邀利之人，行省承风，严厉督责下属，唯求增羡，除责偿于亏、盗钱粮的官吏外，势必主要逼取于百姓。特别是江南理算，追征逋欠甚急，“胥卒追逮”相望于道，“民至嫁妻卖女，祸及亲邻”，扬州、杭州两地受害最惨，“延蔓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亲；又失，代输其邻。追系收坐，牢狱充牣，掳掠百至”。被逼死者达五百余人①。钩考导致天下骚动，江南“盗贼”蜂起达数百处，可见桑哥所奏“未尝敛及百姓”实际上没有做到也不可能做到。

　　通过实行钩考追征逋欠钱谷，只能暂时补足一下国用，桑哥在至元二十六年闰十月上奏中就说：“臣恐自今难用此法矣”，据他解释是因为“仓库可征者少，而盗者亦鲜”，其实当时“理算”出来的逋欠数目甚大，“已征者数百万，未征者数千万”（《元史·赵孟頫传》），但由于其人多死（或逃亡），实际上无法追征，只好作罢。于是他提出又一项措施，即增加赋税：盐课每引由中统钞30 贯增为50 贯；茶课每引由5 贯增为10 贯；酒醋税课江南增额10 万锭，腹里20 万锭；大增商税，江南为25 万锭，腹里20 万锭；有协济户18 万，入籍以来只输半赋，今增为全赋。此外，海运江南粮是当时京畿地区粮食的重要来源，桑哥执政后，立行泉府司专掌海运，增置上海、福州二海运万户府。二十五年十月，他又奏请将次年海运粮数由过去每年三、五十万石左右增定为百万石，同时奏请开浚安山至临清的运河（即“会通河”），将此段原陆运夫放罢为民，征其赋入以给开河之费。皆诏准施行。桑哥还提出了另两项增收节支的措施。至元二十五年四月，他奏言：“扈从之臣，种地极多，宜依军、站例，除四顷之外，验亩征租。”准行之。“扈从之臣”系指怯薛，占有大量土地而不纳地税，现在令他们按军、站户体例，占地超过四顷的都要交地税。《汉藏史集》记载桑哥“对怯薛们实行限制”，引起他们的忌恨，当包括这件事。其年十二月，他又提出：“有分地之臣，例以贫乏为辞，希觊赐与。财非天坠地出，皆取于民，苟不慎其出入，恐国用不足。”世祖令：“自今不当给者，汝即划之，当给者宜覆奏，朕自处之。”（《元史·世祖纪十二》）赏赐诸王贵戚（即“有分地之臣”）是当时一项巨大的财政支出，在国用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桑哥不得不予以裁抑。按照桑哥的建议，还收缴了安西王相府印。皇子忙哥刺之子阿难答嗣封安西王，另一子封秦王，桑哥认为一藩二王不妥，遂诏罢秦王之封，收还其印；东道诸王胜纳哈儿用“皇侄贵宗之宝”，桑哥谓“宝”非人臣所宜用，奏改授“济南王印”。以上几条都触及蒙古贵族以至皇室成员的权益，桑哥也敢于提出，并被采纳，可见世祖对他的宠信程度。

　　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大都人史吉等请为桑哥立“德政碑”，诏准之，命翰林学士阎复撰文，题为《王公辅政之碑》；次年闰十月，碑成，树于省前。又敕以秃鲁花（怯薛散班）及侍卫兵百人为桑哥导从，并许其乘小舆而行。其宠荣为出身“大根脚”的蒙古大臣所不及。当时桑哥已掌握了铨调中央和地方官员的人事权，但宣敕还由中书省颁给，桑哥奏言不便，世祖命“自① 《元史》卷一七三《崔彧传》；姚燧：《彻里神道碑》，《牧庵集》卷十四。有关钩考之害的记载，还见于阿鲁浑萨里、乌古孙译、程钜夫、赵孟頫等人碑传。

　　今宣敕并付尚书省”，因此权势益盛。据《元史》本传载，他“由是以刑、爵为货而贩之”，犯法、求官之人“咸走其门，入贵价以买所欲。贵价入，当刑者脱，求爵者得，纲纪大环，人心骇愕”。但由于世祖正信任桑哥，反对他的人都畏惧而不敢言。

　　至元二十八年正月，世祖在大都东南的柳林（漷州北）狩猎，随从怯薛也里审班（不忽木弟）、彻里（利用监卿）、也先帖木儿（御史中丞）等首先控告了桑哥奸贪误国害民诸罪。彻里尤为激烈，“言色俱厉”，世祖怒责他“丑诋大臣，失几谏体”，命左右批其颊，“血涌口鼻，委顿地上”，彻里仍辩不止，声明自己与桑哥无仇，只是为国家着想①。世祖召不忽木问，不忽木也揭露桑哥蒙蔽皇帝，紊乱政事，诬杀言者等罪。怯薛长（宣徽院使）月赤察儿根据时任尚书平章的怯薛也速答儿的密报，也奏劾了桑哥②。正月二十三日，桑哥被罢去相位，交付审讯。指控他的一条罪状是“沮抑台纲，杜言者之口，又尝捶挞御史”。他上台不久就以诽谤尚书省和非议时政罪杀台吏王良弼和前江宁达鲁花赤吴德，以压制群言。至元二十六年，他奏告监察御史稽照尚书省左右司文簿多有遗漏，提出应令监察御史到省部稽照，署名于卷末，若有遗漏则易于归罪。于是笞监察御史四人。此后御史到省部，司吏持文簿置于桌上而去，使御史陷于遍阅案卷，一有疏忽即获罪，纠弹之职尽废。南台侍御史程钜夫入朝，上疏指摘宰相“惟以殖货为心”，“立尚书省钩考钱谷，以割剥生民为务，所委任者率皆贪饕邀利之人。江南盗贼窃发，良以此也”（《元史·程钜夫传》）。桑哥大怒，将他羁留京师，并以御史台都事王约与程呼应，奏请并诛二人，因世祖不许而止。治书侍御史陈天祥奉命理算湖广钱粮，上疏劾平章要束木凶暴不法，要束木是桑哥的姻亲、党羽，于是桑哥摘天祥疏中语，诬以不道，奏遣使逮捕入狱，欲致之死，直到桑哥事败才获释，系狱达400 天。监察御史周祚弹劾江淮行省官忙兀台等奸赃，被反诬以他罪，流放到漠北憨答孙之地，妻子财产没官。这些事实说明桑哥确曾沮抑御史台。世祖令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审辩其事，桑哥持御史已刷文卷来为自己辩解，经反复勘验辩论，终于辞屈。另一条罪状是他实行的钩考和变更钞法、盐酒课以及铨选制度。钩考本来是清查和追征各官府仓库侵盗、逋欠的钱粮，主要是针对官吏贪污、失职的，由于以多征为主旨，层层严责，实际上负担往往转嫁给到百姓身上，成为害民弊政。课税增额自然是加重人民的负担，但似乎并没有受到深究，桑哥下台后，课额也没有减少。最致命的罪状是他结党营私，贪赃受贿，“以刑、爵为货”。中书平章麦术丁和右丞崔彧奏劾他“当国四年，中外诸官鲜有不以贿而得者。其昆弟故旧妻族，皆授要官美地”（《元史·崔彧传》）。其妻族湖广行省平章要束木在他的庇护下，贪暴不法，莫敢谁何；其妻弟八吉由授为燕南宣慰使，也受赂积赃；他还把巩昌总帅府改为宣慰司，以弟答麻刺答思为宣慰使；江淮行省一批长官都是他的党羽，利用钩考搜括民财，受贿肆虐尤为严重。被揭发出来的桑哥党羽还有其他一些人。这些所谓“党羽”大多是以贿赂桑哥① 姚燧：《彻里神道碑》；《元史·赵孟頫传》。《汉藏文集》载，世祖听了怯薛们控告丞相贪污的话，说：“对怯薛如何压制，朕知之，与桑哥何干？你们受人贿赂，跟在别人后面，仅听说桑哥有财宝，就找他的罪名，这怎么行！”拒绝了他们的控告。

　　② 元明善：《太师洪阳忠武王（月赤察儿）碑》，《元文类》卷二三。《汉藏史集》也记载，怯薛们控告桑哥，得到了怯薛长的支持。

　　相结纳的。河间盐运使张庸纳官婢于桑哥，成为他的亲信，得以久居其位，独盗官库钱达三千余锭。斡罗思、吕国瑞因入贿于桑哥、要束木，得授八番罗甸宣慰使。麦术丁、崔彧还指控了一条：“大都高资户多为桑哥等所容庇，凡百徭役止令贫民当之。”这些富户所以能受到他的庇护得免徭役，自然是纳贿所致。关于桑哥受贿事，也见于拉施都丁《史集》的记载。据载，由于一些回回商人拒食蒙古人宰杀的羊肉，世祖大怒，下诏禁回回人抹杀羊（以断喉法宰羊），违者处死，家产抄没以赏告者。这使回回人受到沉重的打击。其后，回回达官贵人别哈丁、沙的左丞、乌马儿、纳速刺丁、忻都左丞等以大笔金钱奉献给桑哥，桑哥遂为之奏称：回回商人都走光了，而且不再来，关税收入不足，珍奇货物也不能运来，都是由于禁抹杀羊所致，应该开禁。于是这条禁令得以废止。《史集》记载的这些向桑哥纳贿的回回达官贵人，就是汉文史料所载肆虐江淮的桑哥党羽。二月二十五日，世祖命彻里率怯薛三百余人抄籍桑哥家资，“得金宝衍溢栋宇，他物可资计者，将半内帑”①。据《史集》载，从桑哥家拿来两个箱子的珍珠和贵重物品，世祖责问他：“你有这么多珍珠，我曾向你要两三颗，你都不给。”他羞愧地说：“这些都是大食达官贵人送给我的，他们都是每个地区的长官。”世祖说：“为什么他们不把珍珠和贵重物品也献给我呢？你把一些粗毛衣带给了我，而把金钱和无比贵重物品归了自己！”②《汉藏史集》也记载说，世祖责问桑哥：“汉人织匠为我织成无缝衣服，献给我两件，你手中却有三件，甚至超过了我，这不是你的罪过吗？”③于是桑哥贪赃罪被证实，拘捕入狱；三月，仆其“辅政碑”。其亲旧党羽先后受到惩办。七月，诏诛桑哥。

　　① 姚燧：《彻里神道碑》。

　　② 《史集》第2 卷：汉译本页349。

　　③ 《汉藏史集》，汉译本页184。

　　第三节卢世荣卢世荣，名懋，字世荣，以字行。大名人。阿合马专政期间，世荣以贿赂进用，为江西榷茶运使，后以罪废。阿合马死后，元廷之臣讳言财利事，均不能符合世祖的财政需求。于是，总制院使桑哥“荐卢世荣有才术，谓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世祖召见，“奏对称旨”。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十一月辛丑，召中书省官与之廷辩，右丞相和礼霍孙等辩论失败，均被罢官，世诅重新起用安童为中书右丞相，以卢世荣为右丞，并以卢世荣所推荐的史枢为左丞，不鲁迷失海牙、撒的迷失并为参知政事，前户部尚书拜降为参仪中书省事①。他上任的当天，即奉旨中书整治钞法，“官吏奉行不虔者罪之”。次日，同右丞相安童奏，对已被罢黜的阿合马专政时所用大小官员，其间有才能的，“宜择可用者用之”。世祖“诏依所言汰选，毋徇私情”（《元史·世祖纪十》）。

　　十二月，卢世荣先后提出几项财政改革措施，被世祖采纳实行者有：一，解除百姓私相买卖金银之禁，听民间从便交易；二，怀孟等路竹货系百姓栽植，官府拘禁发卖，使民重困，又致南北竹货不通，今罢竹监，从民货卖收税；三，江湖鱼课已有定例，贫民采捕，恃以为生，而官府到处拘禁，今后听民采捕；四，站户供给使臣饮食，以致疲弊，今后除驿马外，其余由国家支给；五，关于盐法，每引价钞本只15 贯，国家未曾多收，但“官豪诡名罔利，停货待价”，以致卖到80 贯，贫民多不得食，今“议以二百万引给商，一百万引散诸路，立常平盐局，或贩者增价，官平其值以售，庶民用给，而国计亦得。”六，关于酒课，“京师富豪户酿酒，价高而味薄，以致课不时输，宜一切禁罢，官自酤卖。”如此则“向之岁课，一月可办”（《元史·世祖纪十》）。

　　二十二年正月，卢世荣奏称，他曾言除“天下岁课钞九十三万二千六百锭之外，臣更经画，不取于民，裁抑权势所侵，可增三百万锭”。尚未施行而内外多有非议，他请求与台、院官面议。世祖让他直接奏陈，于是他又提出几项具体办法：一，“古有榷酤之法，今宜立四品提举司，以领天下之课，岁可得钞千四百四十锭。”二，钞法虚弊，“莫若依汉、唐故事，括铜铸至元钞，及制绫券，与钞参行。”三，“于杭、泉二州立市舶都转运司，造船给本，令人商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禁私泛海者，拘其先所蓄宝货，官买之；匿者，许告，没其财，半给告者。”四，“尽禁权势所擅产铁之所，官立炉鼓铸为器鬻之，以所得利合常平盐课，籴粟积于仓，待贵时粜之，必能使物价恒贱，而获厚利。”五，“宜令各路主平准周急库，轻其月息，以贷贫民，如此，则贷者众，而本且不失。”六，“可于各都立市易司，领诸牙侩人，计商人物货，四十分取一，以十为率，四给牙侩，六为官吏俸。”七，“宜于上都，隆兴等路，以官钱买币帛易羊马于北方，选蒙古人牧之，收其皮毛筋角酥酪等物，十分为率，官取其八，二与牧者。马以备军兴，羊以充赐与。”卢世荣所言的“理财”诸法，主要是官营（如酒、铁、海外贸易）或官商合营而官取其利之大部。世祖除对羊马官营放牧一条表示还要考虑外，其余各条都准许付之实施。这些措施有不少确是“裁抑权势侵利”，欲夺之归于政府，同时也有过分征敛之处，反对者必定不少，卢世荣对世祖① 《元史》卷二○五《卢世荣传》。后面引文出于此者不再一一注出。

　　说：“臣之行事，多为人所怨，后必有谮臣者，臣实惧焉，请先言之。”世祖让他放心，谓“疾足之犬，狐不爱焉，主人岂不爱之”。嘱他“饮食起居间可自为防”。

　　卢世荣又奏请罢行御史台，“改按察为提刑转运司，俾兼钱谷”。尽管御史台及廷臣多以为不可，世祖仍从其言。二月，卢世荣又奏请立规措所，经营钱谷。

　　卢世荣上任不到十天，御史中丞崔彧即“言卢世荣不可为相”（《元史·崔彧传》），以忤旨罢职。皇太子真金从儒治角度对卢世荣“以言利进”大不以为然，他说：“财非天降，安得岁取赢乎。恐生民膏血，竭于此也。岂惟害民，实国之大蠹”（《元史·裕宗传》）。加上他的“理财”措施有许多因触犯了富豪势要的利益，根本行不通，何况他又是汉人，在等级地位上比起色目人阿合马又低了一等，使其更处于不利的地位。四月初，在卢世荣所上的奏章中，再次表明他内心的忧惧，他希望得到丞相安童的更多支持，并盼世祖能“与臣添力”。回说“朕知之矣”。并皆从其奏事①。

　　四月初八日，监察御史陈天样就上章弹劾他过去有贪赃劣迹，执政后所奏行者多无成效，其中说到：“今取本人所行与所言已不相符者，昭举数事：始言能令钞法如旧，钞今愈虚；始言能令百物自贱，物今愈贵；始言课程增添三百万锭，不取于民而能自办，今却迫胁诸路官司，勒令尽数包认，始言能令民皆快乐，凡今所为，无非败法扰民之事，既及于民者，民已不堪其生，未及于民者，民又难为后虑。”陈天样建议宜将卢世荣“本人移置他处，量与一职，待其行事果异于前，治政实有成效，然后升用未以为迟。”②世祖乃命安童集诸司官吏、老臣、儒士及知民间事者，同卢世荣听陈天祥弹文，并令他们二人同赴上都。到了上都之后，在对质和审问过程中，卢世荣承认了一些错误，如“不白丞相安童，擅支钞二十万锭；擅升六部为二品；不与枢密院议，调三行省万二千人置济州，委漕运使陈柔为万户管领”等。但加给他的罪名越来越大。同年十一月，卢世荣被处死。

　　① 《元史·卢世荣传》系此事于四月陈天祥上章劾卢世荣之前，《元史》卷十三《世祖纪》十载陈天祥劾卢世荣罪恶之时为至元二十二年庚戌（初八日）。故本处置户世荣上章为四月初。② 陈天祥：《论户世荣奸邪状》，《元文类》卷十四。

　　第十章伯颜阿术阿里海牙张弘范李恒史弼高兴第一节伯颜征宋主帅伯颜（Bayan，1236—1295），蒙古八邻部人。曾祖述律哥图、祖阿刺从成吉思汗征战有功，封为八邻部左千户及断事官。父晓古台袭职，从宗王旭烈兀西征，伯颜自幼在西域长成。

　　至元元年（1264），伯颜受旭烈兀委派赴大汗处奏事，他的风度才干深受世祖赏识和器重，被留在元廷为侍臣，“与谋国事”。“建谋发令，才恒出庭臣上”。下属上报待决之事，他往往“一语破其归，要事以决”。二年出任中书左丞相，后迁同知枢密院事，成为元廷决策机构的核心成员①。十一年正月，南宋的军事要地襄阳被拔除后，世祖计议乘胜平宋的方略和人选，老臣史天泽提议，“可命重臣一人如安童、伯颜，都督诸军”（《元史·世祖纪五》），世祖断然抉择由伯颜肩此重任。

　　三月，改宋元交战前线的荆湖、淮西二行枢密院为二行中书省。伯颜和史天泽并拜为左丞相，同领荆湖省事。不久，根据史天泽的建议，为统一号令，淮西行省仍改为行院，史天泽本人也因年迈体病辞职北还。遂专任伯颜“领河南等路行中书省，所属并听节制”，统一指挥除四川、淮东方面而外的征宋元军①。七月，陛辞出征之际，世祖面嘱伯颜，以宋初平江南的大将曹彬为范例，勿滥杀以争取宋人民心。

　　九月，伯颜抵襄阳与前方将帅阿术、阿里海牙会合。按照蒙古的作战惯例，元军分三道并进，命“招讨使翟某（文彬）以兵一万由西石路老鸦山趣荆南府，唆都以兵一万由东路枣阳掠司空山”②，目的都在于分散宋军的注意力，策应和配合主力作战。伯颜本人与阿术等统率包括步、骑、炮兵和水师的二十万大军沿汉水向东南方向推进。

　　元军首趋汉江中下游的郢州（今钟祥），途遇大雨水潦，行军艰难。伯颜命一骑前导，“麾诸军毕济”。军抵郢州，宋人在此夹汉水构筑新旧二城，“恃江为固而兵精食足”，江中又“横铁绳，锁战舰”阻扼舟师往来。元军派兵袭城，为宋守将张世杰所却。这时，伯颜获悉下流黄家湾堡附有溪道藤湖，至江仅数里，可拖船入湖再转入汉江。伯颜深知用兵缓急，元军此次出师旨在灭宋，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既然郢州非旦夕可下，为节省时间，抓住时机，他毅然决定舍郢不攻，派兵直取黄家湾堡，“破竹席地”（地上铺竹片以拖船荡舟由藤湖入江），成功地越过了入宋的第一道屏障。郢州宋军出兵来追，伯颜亲自殿后，手杀宋将，挥师击溃了追兵。

　　十月，元军路经沙洋、新城。宋军守将王虎臣、边居谊等进行了顽强抵① 《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刘敏中：《伯颜庙碑》，《中庵集》卷一。下引文出《元史·伯颜传》者，不再注明。

　　① 《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按：淮东元军时由博罗欢统率、节度。参见《元史》卷一二一《博罗欢》传。

　　② 引文出自《元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征伐·平宋君》。按：招讨使翟某，明张溥《宋史纪事本末》以为翟文彬，此处从之。

　　抗。伯颜督军发动强攻，连克两城，继续深入宋境。十一月，宋复州知州降元，伯颜约束诸将不得入城扰民，当月下旬，军至蔡店，伯颜往观汉口形势，见对方军在沿江一带严密布防，宋将夏贵领战舰万艘分据要害，江北渡口阳逻堡城防坚固，江面上也有宋游击军扼守中流。“伯颜大会亲将议渡江”。军将马福献计，“回舟沦河口，穿湖中，从阳逻堡西沙芜口入大江”（《元史·阿术传》）。但沙芜口已有宋军精兵驻防。对此形势，伯颜先围攻汉阳，声言由汉口渡江，吸引夏贵移兵来援。尔后，“遣阿剌罕率骑兵倍道兼行，击破沙芜堡”，控制是处江口，对阳逻堡实行警戒。与此同时，发大军自江开坝，引船入沦河，“径趋沙芜，遂入大江”。元军以战舰数千艘泊于沦河口，数十万步骑屯驻于江北。“旌旗弥望”，“宋人夺气”①。

　　阳逻大捷和丁家洲之役是时，诸将要求从沙芜口渡江，夺取南岸的宋军战船。伯颜未允，命修攻具，进夺江北要隘阳逻堡。守堡宋军“戮力死战”，元军连攻三日不克，战事呈胶着状态。伯颜同其最信任的副手阿术密商，俩人不谋而合，决定趁阳逻堡鏖战之机，“泛舟直趋上流，为捣虚之计”。计议停当，伯颜遣阿里海牙督张弘范等攻武矶堡以吸引宋人的注意力，同时以阿术率晏彻儿等溯流西上四十里，对青山矶而泊，阿术一军趁雪夜飞渡天堑，抢占屏障南岸的沙洲，架起浮桥，“成列而渡”，伯颜接报大喜，急挥师攻克了阳逻堡。阿里海牙指挥的舟师也与宋将夏贵的水军大战江中，宋军大溃①。是役，宋军数十万众，死伤几尽。更重要的是，江防的突破意味着南宋失去了一道天然屏障，沿江为之震动，使其后的数十座城池不战而落入元军之手。

　　阳逻大捷之后，伯颜采纳了副手阿术的建策，决定先取附近的鄂、汉“以策万全”，巩固所得的战果，然后再向大江下游的蕲、黄等地发展。元军兵临鄂州，纵火烧毁了宋军的数千艘战船，一时火光冲天，鄂州、汉阳、德阳的南宋守官为元军的声威所吓倒，“皆以城降”。伯颜安排了新附诸城的军民事务，就地充实了军饷，留右丞阿里海牙将兵四万镇守鄂州，以进一步规取荆湖未下之地，自己则与阿术率主力沿长江“水陆东下”。

　　从占领鄂州截至至元十二年二月，元军沿途一帆风顺，未遇任何抵抗，兵不血刃地进占长江下游的池州。沿江所过州郡黄州、蕲州、江州、南康、安庆等城相继迎降。

　　为挽救覆亡命运，南宋朝廷派其丞相贾似道都督诸路军马十三万，战船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摆出决战的架势在芜湖一带布防，企图阻止元军继续东进。贾似道先遣使致书于伯颜，重施故伎，愿“约贡岁币”以换取元军退师北还。伯颜断然拒绝了宋方的请求，并责贾似道前来面议。

　　和谈未成，宋元两军在丁家洲一线（今铜陵附近）遭遇，爆发激战。伯颜“命左右翼万户率骑兵夹江而进”，“两岸树炮击其中坚”。水师则在阿术带领下顺流直冲敌阵。面对排山倒海的进攻，宋军在气势上已被压倒，主① 见《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卷一二八《阿术传》、卷一二九《阿拉罕传》，《经世大典·平宋录》。① 见《元史》卷八《世祖纪》五及伯颜、阿术传；元明善：《伯颜勋德碑》。按：本节中“伯颜遣阿里海牙督张弘范等攻武矶堡以吸引宋人的注意力”一句系照《世祖纪》、《阿里海牙传》、《张弘范传》所载记述。伯颜本传系武矶堡为阳逻堡。

　　将夏贵先遁，惊呼：“彼众我寡，势不支矣。”贾似道闻之，仓皇失措，“急回棹走”。元军在伯颜指挥下，乘胜追杀百五十里。宋军溺死无算，“水为之赤”，其他如战船、军资器杖、图籍印符也尽为元军所获。此战同阳逻之战一样，重创了宋军主力，南宋由此基本上失去了还手的能力，同时也奠定了元灭宋的基础，为元军直下临安扫清了道路。

　　兵下临安丁家洲之役后，慑于元军声势，江东、淮西的南宋诸郡太平、无为、镇巢、和州、溧阳、镇江、江阴、宁国等地的守官非逃即降。元军除分兵向江西掠地外，主力则由伯颜统率，以董文炳为前锋长驱直下，顺利开进长江下游重镇建康（今南京）。

　　三月，国信使廉希贤南下传旨，“令诸将各守营垒，毋得妄有侵掠”。

　　伯颜受命以行中书省驻节建康，对部署作了一些调整，以原淮西行枢密院的阿塔海、董文炳驻守镇江，阿术则分兵北上攻扬州，为下一步行动预作准备。是时，江东时疫流行，居民乏食。伯颜下令“开仓赈饥，发医起病，”安定了社会民心。

　　四月，世祖以“时暑方炽，不利行师”，命元军暂停进攻，“俟秋再举”。伯颜则认为，“宋人之据江海，如兽保险，今已扼其吭，少纵之则逸而逝矣”。奏上，许伯颜相机行事。但事实上元军还是放慢了进攻步骤，作战重点暂时移到其他地区。

　　五月，伯颜北上述职，路过镇江时召集诸将计事；抵上都晋见世祖，“面论形势”，说服他准许元军继续对临安实行进攻。

　　八月，伯颜进阶为中书右丞相后，携招降宋室书南还，调淮东都元帅孛鲁欢部元军“溯淮而进”。九月，伯颜指挥淮东元军攻打淮安城，拔其南堡。十月，元军围扬州，伯颜召诸将“指授方略”，部署孛鲁欢（或博罗欢）等守湾头城堡。同月，抵镇江，罢行枢密院，以阿塔海、董文炳同署行省事。显然，元军这一阶段的行动着重于长江以北，目的在于剪除淮东地区宋军对元军侧翼的危胁。

　　十一月，元军恢复了对临安的攻势。伯颜决策分三道进兵，最后会师于临安。其右路军由参知政事阿剌罕率步骑自建康出溧水、广德一线，取独松关，从西面掩击临安，切断宋室逃往内地的道路；左路则由参知政事董文炳领舟师发自江阴，出长江口，循海岸线，入杭州湾，堵截宋室从海道逃亡的路线；伯颜与右丞阿塔海节制诸军由中道的常州、平江（今苏州）、嘉兴一线直捣临安。

　　伯颜及其率领的中路军出发后先抵常州。该城原已降元，后又反正归宋，推举姚訔为城守，坚决抵抗元军的进攻。伯颜招降不成，乃亲自督战攻城。宋军两次来援均被击败，常州坚守两日而失守，元军屠其城。此后元军在无锡、平江、嘉兴、湖州等地再未遇到有效抵抗。

　　十二月，伯颜率师抵无锡，遇宋使柳岳来见。柳以宋度宗去世不久，“自古礼不伐丧”为由，乞求元军退兵，表示愿年年进奉修好。伯颜声称元军征杀是为宋长期拘留元使郝经而兴师问罪，加之本年宋将又半道杀害元使廉希贤。如欲元军停兵不进，除非宋廷纳土出降。完全封死了宋人苟安求存的侥幸之心。及伯颜师抵平江，宋廷再次派尚书夏士林等前来乞和，表示只要元军为宋廷留一条生路，宋帝愿尊元帝为伯父，“世修子侄之礼”。且岁贡银二十五万两、帛二十五万匹。伯颜毫不理会，只是遣人将宋使逐回临安促降。十三年正月，元军进至临安近郊皋亭山，南宋皇室不得不遣临安知府与宗室奉传国玺及降表至伯颜军前请降。是时，宋室谢太后及幼主赵 尚留在临安宫中，而宰臣陈宜中、张世杰等拥宋主兄弟益王赵 、广王（后封卫王）赵 南下逃亡。伯颜急遣阿剌罕、董文炳等据守要津，防止宋室再逃，另派一支劲旅追捕益、广二王，但追之不及而返。

　　伯颜对南宋皇室的投降事宜作了妥善安排。为维持临安正常的社会秩序，他将大军驻扎于临近的湖州，严禁军士入城扰民，仅遣原宋降将持黄榜抚谕临安内外军民，使之“安堵如故”。他带左右亲随，巡视临安，观察形势，尔后派兵“分屯要害”，保护宋室的宫庭、山陵。他命要员入城籍军民钱谷之数，阅实仓库，收诰命、符印，罢宋官府，改编三衙诸司宋军，同时派遣新附降官分赴湖广、四川招谕未下州郡。整个受降交接过程井然有序，避免了改朝换代之际常有的毁灭和破坏。

　　二月，宋少帝率文武百官朝北拜交降表。三月，伯颜正式入临安，籍没宋室的礼祭器、册宝、仪仗、图书；留阿剌罕、董文炳治行省事，继续经略闽、广，自己则押解宋室君臣北上入觐。

　　出镇北境，讨伐叛王平宋还都后，世祖对其信赖更重，曾面谕太子真金，“伯颜才兼将相，忠于所事，不可以常人遇之”。因此，当宋亡之后，北方诸王不时作乱威胁到元朝安全时，伯颜又肩负起镇守北疆的重任。至元十四年，漠北迭传边警，急报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那木罕、右丞相安童，“胁宗王以叛”。忽必烈命伯颜统兵北征，坐镇和林，都督诸路军平乱。是秋，伯颜率所部与叛军遇于斡鲁欢河（今鄂尔浑河）。两军隔水相持竟日，伯颜令部下“牧马具食”以迷惑对方，敌军果中计懈怠。伯颜掩其不备，分军为二，迂回包抄，大破敌军。昔里吉由此一蹶不振。

　　十八年，燕王真金领父旨巡抚北疆，伯颜被指派随行，日与太子“论天下事”，以备顾问。真金也对其尊礼有加，事实上伯颜是以其丰富的治军经验辅弼太子在实践中历练才干。

　　二十二年，诸王海都与都哇联兵反叛，西北边陲的别失八里与火州频频告急。伯颜再度受命，取代失职的宗王阿只吉，统帅西北边军。他的到来一度稳定了边防形势，解除了都哇对火州的围困，并恢复了屯田，尽可能以当地资源来保障军需供给。次年，伯颜指挥元军进军别失八里，在洪水山击败叛军，但因“追击浸远”，后援不至而败绩。

　　二十四年春，东道诸王乃颜将叛，伯颜曾衔命深入其地探察。乃颜假意设宴款待，阴谋伺机拘捕。伯颜察觉，以智脱身。归来后，又伴随忽必烈亲征乃颜。他所推荐挑选的汉军李庭、董士选部担当护驾宿卫，在征战中“以汉法战”，力却叛军。

　　乃颜虽灭，海都对北疆的威胁却长期不能解除。二十六年，伯颜以中书右丞相兼知枢密院事的双重头衔出镇和林。二十九年，宗王明里铁木儿入寇。伯颜奉命进讨，遇敌于阿撒忽秃岭。敌方居高临下，飞矢如雨，众军畏战不前。伯颜率先冲锋陷阵，带动部属大破敌兵。次日，他又乘锐追击，歼敌数千。对待战俘，他力戒祭旗的陋习，并致函明里铁木儿，促其感悟来归。伯颜久戍北土与海都周旋而未能彻底殄灭，朝中便有人进谗，说他作战因循保守，“无尽寸之获者”，甚至怀疑他与海都通好。终于使伯颜被撤换，由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代行其职。临近交接时，适逢海都又来进犯，伯颜不因被谗而放弃职守，他深知海都“邀之即遁”的习性，决定诱其深入，以便一鼓擒敌。所以交战后并不急于迎击，而是一连七天“且战且却”。诸将不解其深意，执意还军迎战。伯颜因已被解职，难以约束部众，只得任其改变战法，结果又使海都逃脱。

　　南归前，当时抚军巡边的皇孙铁穆耳特意向伯颜征询驭兵之道。伯颜诫之以酒色当慎、恩威并济、营驻循旧三条建议。

　　至元三十年（1293）冬，忽必烈病重不起，召伯颜自大同还都。次年正月，忽必烈逝世，伯颜遇变不惊，镇定如常，统领百官保持了宫中的安宁。皇孙铁穆耳即位于上都，亲王中有人表示异议，伯颜作为朝中重臣，挺身而出，“辞色俱厉”，“陈祖宗宝训，宣扬顾命”，稳定了政局。成宗即位后，升为太傅。

　　同年，伯颜染疾，仍扶病参谋、顾问政事。是冬十二月，病故，终年五十九岁。

　　伯颜一生治军严谨，赏罚分明，“诸文武将佐，皆密悉其才用，临事遣授，各尽其当。故能所向无前，动必有成。”

　　第二节阿术阿术（Achu，1227—1281）。蒙古兀良合部人，祖速不台、父兀良合台均为一代名臣宿将。

　　宪宗年间，阿术就随父从军，参与了蒙古军平大理，从西面迂回包抄南宋的万里远征，“率精兵作候骑”，担任开路先锋，屡建奇功①。在攻打押赤城（今昆明）时，阿术“潜师跃入”；在乾德哥城（今澄江）“兀良合台病，委军事于阿术”。阿术不负所望，率部“搏战城上”，破其城；攻不花合因、阿合阿因（在今曲靖境），阿术先登，取其三城；攻赤秃哥山寨（在今昭通境），拔之，乘胜进击鲁鲁厮国（即罗罗斯，今西昌地区）、阿伯国，皆大惧请降（《元史·兀良合台传》）。

　　宪宗九年（1259），兀良合台奉命率兵自西南方突入宋境，以期北上与忽必烈所率的主力会师于湖南长沙。宋军在其境内邕州附近的横山寨、老苍关一线，陈兵数万，试图拦截蒙军的前进。阿术在其父指挥下，“潜自间道”绕出其后，“冲其中坚”，大破宋军，成功地突破了宋军的阻拦。此役战罢，兀良合台一军进展顺利，沿途“蹴贵州（今广西贵县），蹂象州，入静江府，连破辰、沅二州，直抵潭州（长沙）城下”。不久随父撤军北还，仍充先锋。在南宋境内，阿术随父“转斗千里”，“大小十三战未尝败北”（《元史·兀良合台传》）。在近十年的军旅生活中极大地锤炼和提高了自己的军事谋略和指挥才干。

　　世祖即位后，阿术入宿卫。中统三年（1262），从诸王拜出、帖哥平定李璮之乱有功。同年九月由宿卫将调任征南都元帅，驻扎开封。到任以后，阿术恢复了淮北宿州建置，并以此为基地“经略两淮，攻取战获，军声大振”①。

　　至元四年（1267），元廷鉴于以前的经验教训，开始把攻宋的主要目标转向汉水中游的军事重镇襄阳。宋元双方投入大量兵力在此展开了长达五六年的争夺战。阿术作为襄阳之战的元军总指挥主持了对该城进攻的全过程。当年八月。阿术“观兵襄阳”，驻马虎头山侦察其周围地形及宋军的布防情况。他带领一支精骑“入南郡，取仙人、铁城等栅”，退兵时避开宋军的拦截，在中心岭“立虚寨，设疑火”，布下埋伏，一次歼敌万余。

　　元军知襄阳城坚池深，非强攻可下，决定取长期围困之策，“俟其自毙”。从至元五年起，在阿术要求下，世祖不断增兵襄阳，尤其是增添长于攻山寨、水栅的汉军。为适应水战，阿术奏请造舰数千艘，练水军数万人。这不但加强了元军对汉江的控制，而且为后来南下渡长江灭宋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阿术指挥元军环绕襄阳修筑长围，陆续建造了白河口、鹿门、新城、楚山、百丈、漫河滩等城堡。甚至“筑台汉水中，与夹江堡相应”，有效地切断了宋军的水陆援道，完成了对襄阳的战略包围。其后几年，元军主要采取了围点打援的战略战术，屡挫来援的宋军。其中较大的战斗有至元六年的新堡、虎尾洲之战，七年的万山堡、灌子滩之战，八年的鹿门、百丈山、湍滩之战和九年的柜门关之战。这些战斗，阿术大都亲自指挥，重创了南宋的援军，达到了孤立襄阳，置之于死地的目的。这期间阿术还多次组织元军袭① 《元史》卷一二八《阿术传》。下引文出此传不再注明。

　　① 王恽：《兀良氏先庙碑》，《秋涧集》卷五○。

　　击襄阳外围州郡，掠地至复州、德安、荆山等处，“俘万人而还”①。

　　至元九年，元军攻破与襄阳夹江而峙的樊城外郛，增筑重围逼之。但樊城仍可通过汉水中的浮桥与对岸的襄阳互通声气，彼此支援。阿术听取了部属的意见，派兵破坏了宋军植入江中保护浮桥的本栅、铁索，火烧浮梁，一举断绝了襄、樊之间的联系，为最后攻克两城铺平了道路。是年十二月樊城陷落，未几襄阳守将吕文焕举城出降。

　　十年，世祖任命阿术与史天泽等行荆湖等路枢密院事于襄阳。次年正月，阿术入觐，与阿里海牙共同奏请趁势灭宋，议久不决。阿术以自身的经历更进一步证实道：“臣久在行间，备见宋兵弱于往昔，失今不取，时不再来。”终于使世祖下灭宋决心，毅然增兵十万，并晋升阿术为平章政事，与丞相伯颜、参政阿里海牙等行中书省于荆湖，组成征宋的指挥中心。

　　九月，元军水陆两路浮汉而下，首先抵达设防坚固的郢州。阿术从一俘民口中得知前有间道可绕过郢州，便“与丞相伯颜议，决意前进，遂拖舟达（汉）江，舍郢而去”②。

　　十月，阿术带数十从骑作为殿后。行至大泽中，突遇郢州的宋骑兵千人追袭而来，阿术挺身迎战，一举歼敌数百，击退了宋军的追赶。

　　十二月，元军行抵大江北岸。是时，宋军在江中和两岸防守严密，渡口及要害之处均在掌握之中。元军虽用阿术军将马福的建策，将战船迂回沦河中入江，但连攻三日仍未能克服战略要点阳逻堡。阿术建议伯颜暂停攻城，而由他引“军船之半，循岸西上，对青山矶止泊，自隙捣虚，可以得志”。伯颜正好也有此意，欣然同意他的建策。次日雪夜，阿术率四翼精兵驾舟飞渡长江，与巡江的宋军水师“血战中流”；登上靠近南岸的沙洲时，又遇到宋军顽强抵抗。阿术与手下数十人“攀岸步斗，（敌阵）开而复合者数四”，终于占领了一块滩头阵地，为大队人马渡江开辟了道路。

　　渡江后，元军策划下一步进军方向。有人主张顺流东下，直取下游的蕲、黄二州，阿术却认为，“若赴下流，退无所据。上取鄂、汉，虽迟旬日，师有所依，可以万全”。事实确如他所料，天险失去之后，汉阳、鄂州的南宋守将已闻风丧胆。元军西指，兵临城下，两城便拱手投降。这就保证了元军渡江后得以站稳脚跟，尔后相机向下游扩大战果。而蕲、黄、江、池、安庆等州府也都慑服于元军的威势，先后降附。

　　十二年正月，元军前锋直逼芜湖。宋丞相贾似道拥重兵前来拒战。交战前先遣使至元军营中请和。适伯颜也接到诏令要他们驻守待命，因而问计于阿术。阿术深感于以往元军得而复失，劳师无功的教训，力主拒和进兵。他提醒伯颜：“若释似道而不击，恐已降州郡今夏难守。”并慨然表示，“今日惟当进兵，事若有失，罪归于我。”

　　二月，宋元双方数十万水陆大军决战于丁家洲。激战之中，阿术身先士卒、勇冠三军。“诸战舰居后者，阿术促骑召之”。他索性“挺身登舟，手舵冲敌船，舢舻相荡，乍分乍合”。在此同时，他挥舞小旗指挥元军水师将校，“并舟深入”，“突入敌阵”，大败宋军。

　　丁家洲大战使南宋元气大伤，但在江北两淮地区宋军尚有一定的实力。

　　① 参见《元史》卷六、七《世祖纪》三、四；卷一二八《阿术、阿里海牙传》；一二九《唆都，帖木耳不花传》；卷一五九《赵璧传》；卷一六一《刘整传》。

　　② 王恽：《兀良氏先庙碑》，《秋涧集》卷五○。

　　尤其是驻扬州的淮东制置使李庭芝所部更是宋廷赖以支撑危局的主要力量。同年四月，阿术奉命分兵北上围攻扬州。以掩护东进元军主力的侧翼，阻止两淮宋军增援临安。

　　当月，阿术军至真州（今仪真），在珠金砂（老鹳口）歼敌两千，派兵树栅留守原地，以确保元军粮道。进而，又占扬州西南四十五里江边的瓜洲，督造楼橹战具以防备宋军水师来袭。他的第三步棋是在扬州之南十五里的交通要冲扬子桥筑木垒据守，既“断淮东粮道，且为瓜洲藩蔽。”六月，宋军两万人来争夺扬子桥，为阿术所却，损失甚重①。

　　七月，宋将张世杰、孙虎臣出动大批战船进据焦山，直接威胁元军占领的镇江、瓜洲。宋舟师“舳舻连接，旌旗蔽江”，每十船为一舫，联以铁锁，以示必死战。阿术见宋军势盛，决定与镇江行院的阿塔海等联兵合作，火攻宋军，共同破敌。交战前，阿术与阿塔海登上长江南岸的石公山，首先命水军万户刘琛率一军循江南岸，绕出敌后，尔后以刘国杰、忽刺出、董文炳分左中右三路齐头并进冲击敌阵，并以张弘范作为后续部队随后跟进。战斗开始，元军选强健善射者千人，乘风以火箭分两翼夹射敌船的篷帆、樯桅。刹时，“烟焰涨天”。宋军水师因舟船锁在一起，欲战不得，欲走不能，完全陷入被动，元军乘胜追至团山，获敌船数百艘，而“宋人自是不复能军矣”。阿术的战绩有效地策应配合了主力的正面攻势，史称“伯颜所以兵不血刃而平宋者，阿术控制之力为多”。

　　十三年二月，淮西宋将夏贵举诸城降元，唯有坚守扬、泰的李庭芝、姜才等誓死不降。阿术为防李、姜“东走通、泰，逃命江海”，更多方布控，进一步收紧了对扬州等地的分割包围。他在扬州西北之丁村设障，以扼高邮、宝应粮道。又在扬州和泰州之间湾头、新城两地驻屯精兵，以断宋军东走之路。五月，元军先拔新城，扬州宋军出击湾头堡，激战竟日，仍被逼回。六月，扬州宋军再次出动进攻丁村栅，接应高邮米道，又被阿术部下的精兵拦了回去，七月，扬州、泰州守城宋将开门投降，李庭芝、姜才被执就义。元军占领两淮全部。

　　灭宋之后，阿术与其他军将一样被调至北方镇压叛乱的诸王。

　　二十三年，阿术奉命讨伐叛王昔剌木等，凯旋而归。次年，又受命西征，病卒于哈剌火州（今新疆吐鲁番）。

　　阿术一生“南征北讨四十年间，大小百五十战，未尝败衄”①，不失为一位难得的将才。

　　① 参见《元史》卷八《世祖纪》五及阿术、张弘范、李璮、史弼、刘国杰等传及《宋史》李庭芝、姜才等传。

　　① 王恽：《兀良氏先庙碑》，《秋涧集》卷五○。

　　第三节阿里海牙阿里海牙（AriqQaya1227—1286），畏兀儿人。父阿散合彻，业农。阿里海牙聪敏善辩，立志建功立业，遂弃耕就学，习畏兀儿书。后投蒙古大将不怜吉带麾下，不怜吉带使教其子忽鲁不花畏兀儿字，又推荐给宗王忽必烈，成为王府宿卫士（怯薛）①。1258 年，从忽必烈攻宋，在进攻鄂州时奋勇先登，为流矢所伤，因功受赏。

　　中统二年（1261），授中书省左右司郎中。至元元年（1264），参议中书省事。二年，佐平章赵璧行中书省事于南京、河南府、大名、顺德、洺磁、彰德、怀孟等路，任签行省事，实施罢世侯、行迁转政策。三年，改领鹰坊，兼领中都路阑遗。四年，签制国用使司。

　　五年，转同签河南行省事，时立元帅府领兵攻宋襄阳，别置行省掌签军、屯田、供饷诸事。次年，以驸马忽剌出、左丞相史天泽出任行省平章，统筹攻宋事宜，阿里海牙专责入奏军机。八年，授参知行省事。九年，兼汉军都元帅，与刘整共掌汉军，从蒙古军都元帅阿术攻襄、樊，破樊城外郭，筑重围困之。襄阳宋将张贵乘夜以船出城，顺流突战，阿术、阿里海牙令军士于两岸积薪举火，照江如昼，率水师与战，至柜门关，擒张贵。行省议攻取之策，与万户张弘范等皆言襄、樊唇齿相依，是以难破，宜先攻樊城，断其声援，则襄阳易取。十一月，赴京以此策入奏，获准；适回回人亦思马因等自西域来献所造巨石炮，遂请求以回回炮助攻，携同亦思马因等回军中。十年初，攻破樊城；二月，移攻襄阳，仍发炮击之，声如雷霆，所中无不摧陷，守军惊乱。刘整以前曾至襄阳城下说降守臣吕文焕，被伏弩所伤，因此主张立毁其城俘文焕，阿里海牙不同意，自至城下再次劝降，谓：“君以孤城御我数年，今鸟飞路绝，帝实嘉能忠而主。信降，必尊官重赐以劝方来，终不仇汝置死所也。”①并折箭为誓担保，于是文焕出降，奉旨偕同入觐。四月，罢行省，分立荆湖、淮西二枢密院，真拜阿里海牙参知政事，与左丞相史天泽、平章阿术同行荆湖枢密院事，镇襄阳。阿里海牙与刘整不和，诏命分领汉军。十一年正月，阿里海牙奏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汉水上流已为我有，顺流长驱，宋必可平。”（《元史·世祖纪五》）并请增兵十万，分三道进攻。世祖决意大举攻宋，命丞相伯颜统军。三月，改二行枢密院为二行省，升阿里海牙为右丞，与伯颜、史天泽、阿术及参政吕文焕同行省荆湖。九月，荆省诸军发襄阳，顺汉水而下，绕过防守坚固的郢州，攻拔沙洋、新城，降复州，十二月四日，进至汉口。宋淮西制置使夏贵等以战船万艘分据江边诸隘，重点防守北岸要塞阳逻堡（即武矶堡），元军攻三日不克。阿里海牙奉伯颜之命率张弘范等部继续攻打阳逻，诱宋军主力来援，使阿术军得以出其不意从沙芜口渡江占领青山矶，然后他乘宋军军心动摇发起猛攻，遂破阳逻堡，宋鄂、汉江防完全崩溃，鄂州、汉阳守臣相继献城降。

　　伯颜、阿术率大军沿江东进，留阿里海牙仍行荆湖省事，领兵四万镇鄂① 姚燧：《湖广行省左丞相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九。按：宪宗元年（1251），遣不怜吉带那颜率10万军队前往别失八里之境镇压察阔台、察合台两系诸王反对派（见《史集》第2 卷汉译本页253），阿里海牙投不怜吉带麾下或在此时。又：忽鲁不花是忽必烈王府怯薛官，中统二年拜中书左丞相，疑本任怯薛必阇亦长。阿里不哥或系随忽鲁不花入为王府宿卫士。

　　① 姚燧：《湖广行省左丞相神道碑》。

　　州，以防遏上游，使东进军无后顾之忧。十二年二月，用签省贾居贞之议，奏请乘势攻取宋京湖制司首府江陵，以保鄂州安全，诏从之。三月，率师进兵江陵，适宋湖北安抚副使兼知岳州高世杰集诸州军二万、战船1600 艘欲攻鄂，相遇于洞庭湖口，击败宋军，世杰降，遣其招降岳州。四月，至沙市，以火攻破之，屠其城；遣人谕降江陵，宋京湖宣抚制置使朱祀孙、湖北安抚使高达等以城降，遂入江陵，遣使招降了湖北许多府、州，以所得户口、财赋奏上，并请授降官官职。世祖原来担心伯颜领兵东下，阿里海牙以孤军戍鄂，如果宋人荆、蜀连兵顺流而下，人民起而响应，就将使整个灭宋战略失败。今见此“小北庭人”竟能占领全荆，从而使伯颜军“可无后虞”，不觉大喜，亲笔写畏兀儿字诏褒赏之。五月，诏命中书右丞廉希宪行省于江陵，阿里海牙还戍鄂州。七月，奉旨进取湖南。十月，率军攻潭州（长沙），遭到宋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李芾的顽强抵抗，至十三年正月始破；诸将企图乘机虏掠，提出由于潭州持久抗战，应按例屠城，阿里海牙采纳参政崔斌、郎中和尚的意见，以屠城不符合世祖所谕“曹彬不杀”之旨说服诸将，乃下令抚慰城民，发仓赈饥。遂移省治于潭州，传檄招降了湖南诸州县。奉旨入朝，上所得州县、户口。诏命进兵广西，升平章政事，行省于湖广。十一月，率军入广西，攻破严关，进逼静江（桂林），遣使持世祖诏招降，宋守将马暨焚诏斩使，坚决抵抗，元军攻打三十余日始克，遂以静江与长沙不同，“民性骜嚣，易叛难服，不重典刑之，广西他州不可言以绥徕”，下令屠城，并杀所俘马暨等宋官①。接着分遣诸将略取广西诸州县，还驻潭州。十五年，镇压了湖广各地响应宋二王的起义，并亲自领兵渡海攻取琼州，谕降万安、吉阳等军。十六年，入朝，进献金3500 两，银53100 两，并携所招降八番酋长见帝，请置宣慰司治之。十八年，奏准复移省治于鄂州，遂成定制。其后，元朝出兵侵占城、安南，立荆湖占城行省，仍以阿里海牙为平章领之，发本省兵民出征；又命佐镇南王脱欢领兵攻安南。二十三年初，入朝议征安南事，拜安南行省左丞相，未及行，五月，病死于上都。后追封楚国公，至正八年（1348）进封江陵王。

　　阿里海牙在攻取荆湖南北路战争中，将降民3800 户没入为私奴，自置官吏治之，岁责其纳租赋。湖北道宣慰使张雄飞请他将这些人户还归政府，不从，遂入朝奏其事，诏还籍为民；至元二十年，有旨命南台御史大夫相威检核阿里海牙及湖广省参政忽都帖木儿等所占俘丁32000 余人，并放为民。十九年，相威又弹劾阿里海牙占降民1800 户为奴，阿里海牙辩称系征讨所得；又自言功比伯颜，要求赐养老户，也受到御史的弹劾。（《元史·相威传》；虞集《姚天福神道碑》）。二十三年四月，中书省平章要束木奉旨钩考湖广省钱谷，阿里海牙奏请与要束木相互钩考贪贿事，但不久他就病死，世祖命钩考事依要束木之言行之。十二月，要束木抄籍了他的家资，并将他所庇逃民无主者千人发去屯田。他还据有大量江南田土，成宗时被收归国有。他在取湖广后，罢宋夏税，按中原例改科门摊，每户一贯二钱，比夏税增钞五万余锭，造成湖广赋税比江浙更重的后果。

　　有子六人，次子贯只哥之子小云石海涯以文著名。

　　① 姚燧：《湖广行省左丞相神道碑》。

　　第四节张弘范张弘范（1238—1280），字仲畴，祖籍河北易州定兴，元初汉人世侯张柔第九子。他少承家训，文武兼备。

　　中统初年，张柔致仕，张弘范之兄张弘略袭职任顺天路总管，带领宣德等路诸军屯兵淮上。张弘范时年二十，暂时代兄管理府事，处事断案十分果敢干练，对入境肆虐的蒙古军，同样予以惩戒，故所属吏民无不帖服。不久，授御用局总管之职。

　　中统三年（1262），山东李璮叛乱，张弘范改任行军总管，随蒙古宗王合必赤赴济南平乱。临行之际，张柔将自己多年军旅生涯中得来的作战带兵经验一一传授给他，要他“围城勿避险地”，带兵“无怠心”云云。及抵战场，张弘范遵照父亲的指点，择险地立垒设伏以诱敌。敌兵不明虚实，果中计来袭，为张弘范所歼。但李璮之乱平定后，元廷为防范再度发生类似事件，决计削夺汉人世侯“兵民之权”并“罢大藩子弟之在官者”，张弘范也依例在被罢之列。

　　至元元年（1264），张弘范因其兄入值宿卫而被起用，继任顺天路管民总管之职。次年，实行迁转法，弘范奉调出任大名路总管。到任前，他特意“微服行民间察其所患苦”①。这年大水漂没庐舍，民生艰难，难以缴纳租税。张弘范体恤民艰，决定蠲免当年税收。元廷以其未经同意，私自免税，而“罪其专擅”。张弘范入见世祖申辩道：“朝廷储小仓，不若储之大仓。”“今岁水潦不收，而必责民输，仓库虽实，而民死亡殆尽，明年租将安出？曷若活其民，使不致逃亡，则岁有恒收，非陛下大仓库乎！”世祖悟，不再追究他的责任②。四年七月，张弘范由于“盗用官钱”的罪名而落职③。

　　六年，元廷调集各路兵马围攻襄阳，张弘范得以恢复兵权，授益都淄莱等路行军万户，率领原由李璮教练出的强兵悍将。他接受的任务是戍守鹿门堡，以断绝襄阳宋军的饷道和来自汉水下游鄂州方向的救兵。张弘范研究了襄阳四周的地形和以往的战例，认为元军的包围还有漏洞，尤其是在汉水之中和襄阳以南接江陵、归、峡的道路尚未截断。因此，他建言“宜城万山以断其后，栅灌子滩以绝其东”，以进一步孤立和隔绝襄阳。这一建议为帅府采纳，从他的部属中抽调千人去万山筑堡驻守。万山城完工后，一次张弘范与部下出城堡演练射技，突与大队宋军遭遇。众将以众寡不敌，要求回城拒守，张弘范坚持与敌周旋，击溃了宋军。

　　八年，张弘范督军筑一字城迫近襄阳，掩护元军袭破樊城的外郭，次年在攻打樊城的战斗中，肘臂中箭。他向主帅献策，主张“截江道”，切断襄阳从水上增兵樊城的通道，实行“水陆夹攻”。樊城若破，襄阳也必破。次日，他带伤指挥手下精兵奋勇争先，力拔樊城，襄樊之战结束，他因功受奖。十一年，元军大举伐宋。张弘范随主帅伯颜率军循汉江左岸南下，参与了鄂西、武矶堡几次战斗。在元军跨越长江直至芜湖丁家洲一路作战过程中，他都作为前锋，“转战而前”，“宣布威德，所过降下”，长驱直入建康①。① 《元帅张献武王》，《元朝名臣事略》卷六。

　　② 《元史》卷一五六《张弘范传》，下引此传不再注明。

　　③ 《元史》卷六《世祖纪》三。

　　① 《元史·张弘范传》；虞集：《张弘范庙堂碑》，《道园学古录》卷十四。十二年四月，时刚入夏。世祖传令告诫征宋的前方将领，“毋轻敌贪进”，“少驻以待”。对此张弘范不表苟同，他向主帅进言，作战军务应根据实际来确定，“缓急之宜，而非可遥度。今敌已夺气，正当乘破竹之势，取之无遗策矣。岂宜迂缓，使敌得为计耶？”他的见解深合丞相伯颜之意。所以，其后伯颜赴阙觐见忽必烈时，“面论形势”，促使世祖批准元军继续进兵②。五月，张弘范被调至江北驻守瓜洲，受都元帅阿术节制，担当拦截扬州宋军南进的任务。扬子桥一战，辅佐阿术挫败了宋军夺路南下的企图。七月，宋元两军水师大战于镇江焦山，战斗中张弘范率一军从旁横冲敌船队，促成了宋军的溃败。他因战功突出而获拔都（勇士）称号。

　　十月，元军向临安发动总攻。张弘范随中书左丞董文炳，出长江取海道包抄临安，与伯颜率领的主力会合于临安近郊。是时南宋朝廷为投降条件交涉往返迁延不决。张弘范奉命入城，迫使宋帝上降表。

　　十三年，浙东台州一带人民继续进行抗元斗争，张弘范奉命绥靖其地。

　　他用恩威并济的手段，诛其为首者而宽大其余，很快就平定了局势。

　　十四年，平宋元军大部北调。张弘范被任命为江东宣慰使，负责维持南方新附地区的安定。次年，宋将张世杰等拥立益王赵昰、广王赵昺兄弟，复辟宋室于南方沿海。闽、广一带群起响应，“诸州应者十五郡县”。元廷正式授张弘范以蒙古汉军都元帅之职，命其前往征讨。陛辞之际，他请求“以蒙古信臣为首帅”，因为他深知此前无汉人统蒙古军的先例，顾虑难以指挥，无法保证成功。但世祖鉴于以往安丰之战中，“委任不专”，张弘范之父张柔与蒙古主将察罕捍格龃龉，以至“进退失据”的教训，断然决定把这次行动的指挥大权完全交付给他。为示信任还专门赐以尚方宝剑，并当面交代，“剑，汝之副也。不用命者，以此处之”。

　　张弘范衔命至扬州选调水陆兵将两万人，分道南征。他以李恒为副手由江西南下广东，以其弟张弘正为先锋直趋闽、广。行前张弘范特意告诫其弟要勇敢作战，谨慎从事，表示自己不会因私情稍假宽纵。进军途中，连拔三江寨、漳州、鲍浦寨等几座防守坚固的城堡，致使其余“濒海郡邑皆望风降附”。宋丞相文天祥、礼部侍郎邓光荐也在五坡岭（在今海丰）被俘获。张弘范慑于文天祥的浩然正气，将其礼送大都。

　　十六年正月，张弘范由广东潮阳发船下海，搜寻宋室踪迹，在甲子石林获两名宋谍，从他们口中探知宋帝君臣的藏身之地在崖山（今广东新会县南80 里）。张弘范随率舟师追踪而至。

　　崖山系东西对崎的近岸小岛。宋人建宫室于岛上山麓。岛下“结巨舰千艘下碇海中。中舻而外舳（即船头向内，船尾向外），大索贯之为栅”①。为防火攻，“舰皆涂泥，缚长木以拒火舟，火不能炙”（《宋史·瀛国公纪》），隐然一座海上坚城。因崖山之北水浅“舟胶”（易搁浅），张弘范指挥元军船队由崖山之东转入大洋，尔后由南面逼近宋人的水上基地。正式接手交战前，张弘范“潜舟载骑兵登陆焚其宫，命乐总管立寨断其汲路”②，使宋人失去了陆上的基地和淡水供应，在心理和生理上遭受沉重打击而困顿不堪。② 按：《元史·张弘范传》载此事在至元十二年五月，而《伯颜传》载此事在四月，五月伯颜已奉旨赴阙。根据伯颜传改。

　　① 《经世大典·征伐·平宋录》，《元文类》卷二一。

　　② 同上。

　　二月，张弘范发起总攻。他分军为四，指挥诸将从东南北三面接近敌船，自将一军居西南，担当最难的一面。元军每艘船上均构造成楼于舟尾，外覆布阵，内藏甲士。张弘范命令各船以他船上的乐声和锣声为号令。乐作，宋人闻之，以为元军摆宴而放松了警觉。待元军舟师直犯其前，宋军才放箭拒敌。元军按照命令皆伏盾不动，直至舟将接，突然“鸣金撤阵，弓弩火石交作，顷刻并破七舟”。元军“诸将乘乱皆殊死战，自己至申，声震天海，斩获几尽”①。宋丞相陆秀夫在绝境中背负幼主赵昺投海自尽，宋朝最终灭亡。宋将张世杰率残余舟船败走交趾，遇风坏舟，死于海陵港，“岭海悉平”。张弘范勒石纪功于崖山之阳而还。

　　十月，张弘范班师回朝，受到忽必烈接见，慰劳甚厚。不久竟染疾身死，年四十三岁。

　　① 《经世大典·征伐·平宋录》，《元文类》卷二一。

　　第五节李恒李恒（1236—1285），字德卿，唐兀人。其先姓於弥，后赐姓李。祖为西夏兀纳剌城守帅，1209 年，蒙古军来攻，城陷不屈而死。父惟忠，时方七岁，为兵士所掠，欲从死，所隶将吏惊异，执献宗王合撒儿，因留养之。及嗣王移相哥继立，追随进征中原。稍晚，以为汤沐邑淄川路（今山东淄博市西南淄川）达鲁花赤，佩金符。未几，迁全家于所镇淄川县。至元十五年（1278），卒。

　　李恒于弟兄十三人中排行第四，得王妃喜欢而认作义子。及长，作为本位下代表被任命为行尚书断事官，不久，让职与兄，改任淄州安抚司郎中。中统三年（1262），山东行省大都督李璮举益都、济南等路附宋，他谋与其父赴京师告变，事觉，全家被收狱中。叛乱平靖后，始被释放。四年，授淄莱等路奥鲁总管，佩金符，并得赔偿损失家资。此后，历任管军总管、副万户。至元七年（1270），擢益都淄莱新军万户，受命率部南下。围攻襄阳府时，他负责城西南万山堡的构筑。南宋守帅吕文焕派水军来袭，他设伏击败之；十年，移部围攻樊城，自南面渡汉江登垣。

　　至元十一年九月，从河南行省左丞相伯颜南征，领部为后卫，败敌追兵。十二月，进次长江北岸的阳逻堡，宋淮西帅夏贵遣子夏松等逆战；他领部陷阵，流矢中额依然奋勇不退，射杀敌主将。继而大军南渡，与宋大军遭遇，他领部作战，击败敌主力，乘胜招降鄂、汉阳等州、军，仍随大军东下。十二年正月，宋岳州安抚使高世杰遣部北窥，图复失地，他乃受命西还，守镇鄂州安抚司。时地方豪杰聚众抗元，行省檄令发兵，他敛部未动，先遣使招谕，得生口十余万，使为良民，仍禁约士卒掳掠，所有馈献一无所受。三月，他领部从荆湖行省右丞阿里海牙南征，与万户解汝楫等共败高世杰军于洞庭湖口，克岳州。四月，移徇江陵府东南沙市，拔之。宋湖北制置副使高达等以城降，更江陵府为荆南安抚司，留他镇守之。不久，又徙控湖南冲要常德安抚司。

　　当年七月，有诏李恒晋右副都元帅，偕都元帅逊都台、万户武秀、张荣实、兵部尚书吕师夔等经略江西。九月，开府于江州安抚司，擒都统熊飞，进围隆兴府（今江西南昌市）。南宋江西路转运使刘某诈降，他窥破诡谋，密为准备。有顷，其锐兵突然来袭，麾众聚歼之，刘乃真降。至元十三年正月、二月间，抚、瑞、建昌、临江等州、军皆降。三月，又下吉、赣、南安等州、军，宋广东经略使徐直谅，亦遣部将梁雄飞赍蜡丸书，以所部来附。五月，返旆北上，宋江西制置使黄万石举部以邵武军（今福建邵武市）归降。返驻隆兴安抚司，而同僚有人觊觎财货，诬富民通敌，被害者已一百三十余家；他察其无罪，为之争辩，其余人被释。

　　同年六月，宋左丞相陈宜中、枢密副使张世杰等聚兵福建，图谋分道出师，恢复浙东、江西。李恒因率部南向，于建昌安抚司备御。镇抚孔遵以偏师出宁都县，俘获逃亡乡民数人押解至营，告同知易仲荣密报敌以虚实，遂搜得南宋枢密使文天祥与当地故宦大家书札，留戍将校因欲惩治，以遂私利。他焚毁书札，释放受牵连者。时江西故地多响应文天祥，起兵抗元，宋将吴② 本节主要依据《元史》卷一二九《李恒传》；姚燧：《李恒家庙碑》，《元文类》卷二一；刘岳申：《李恒庙碑》，《申斋集》卷七；柳贯：《李恒新庙碑》，《待制集》卷九；吴澄：《李恒家传后序》，《吴文正文集》卷二四。

　　浚复取南丰等县，张文虎进兵建昌，恒率军击败之。十二月，授同知江西道宣慰司事；加镇国上将军，遥领福建道宣慰使，又改江西道宣慰使。十四年三月，宋右丞相文天祥军出广东，围赣州安抚司，连陷附近兴国、太和等县。他分遣部将应援，自己则率主力转战永丰、庐陵等县，扫荡敌部。宋军全线溃败，他乘胜追击，捕获文天祥妻、女及监军赵时赏等。七月，授参知政事，行省江西。九月，与都督忙兀台、招讨高兴等会师南征；不久，领部至梅岭，出其不意地击败宋师。

　　至元十五年六月，改授蒙古汉军副都元帅。十月，率部克英德府及清远县，闰十一月，进入广州。因都元帅张弘范军未到，他以主力据守，偏师东取梅、循等州。十六年正月，乃领部与张弘范军会合，攻崖山，恒负责围守北面。二月，双方决战，他先率军自北乘早潮退去发动进攻。宋以劲卒殊死搏战，相持至午时，张弘范督师从南合击。宋军溃败，枢密使张世杰等十六船突围。时已天晚，风烟骤起，弘范收兵，他独与士卒尾追，又降宋承宣使翟国秀等，以功入觐。

　　至元十七年，拜资善大夫、中书左丞，行省荆湖。李恒到任后，严令禁止掠鬻男女为奴婢，犯者正其罪。澧州、辰川、沅州等路受灾饥馑，居民至以子女易食；他开仓赈济，存活者十万余口。时系猎户籍者数量颇多，他奏请除保留一千户外，其余仍散归地方。十九年，上书辞去军职，世祖即命其长子世安袭领本管万户。恒从镇南王脱欢攻安南，率所部与大将乌马儿由水路进兵，俘其建德侯陈仲；进陷天长府，复率水师追安南王，获船200 艘。未几，值盛夏连降暴雨，江水横溢侵淹营地，军中发生病疫，主帅遂决计班师，行至南策江（今越南海阳市西北），左丞唐兀歹军遭伏击损失惨重；因改命他率部殿后，杀退敌兵。一路追军数番逼近，他且战且退，至永平关，膝中毒矢，至思明州（今广西宁明县西北），毒发身死，享年五十，归葬大都西永安山。二十八年，追赠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谥武愍。至大元年（1308），封滕国公。

　　第六节史弼史弼（1247—1318），字君佐，一名塔剌浑，蠡州博野县（今河北蠡县）人。曾祖彬，率乡人投归蒙古。祖忠，官工匠提领。父伯祥，业农耕①。史弼体格魁伟，膂力绝人，尝举置四百斤重的石狮子于数步之外；精习挺槊，又善骑射。潼关守将王彦弼招为婿；中统二年（1261），荐于左丞相耶律铸，给侍省府。近侍火里台见其所挽强弓，告于世祖，召见，试射远垛中的，留为宿卫士，遂通蒙古语言文字。尝奉旨计数军需、礼祠山岳，以廉干闻名②。四年，授金符、管军总管。至元六年（1269），从都元帅刘整攻南宋。出阵挑战，射杀二将，横刀前冲，敌兵退却。十年，分诸将为十二道围攻樊城，他攻东北隅，凡十四个昼夜，终破其城。行省上其功，升副万户。十一年，从丞相伯颜南征。十月，率部攻沙洋堡，飞矢中臂，奋勇不退，及堡破，凝血满衣袖，因授金虎符。十二月，大军驻阳逻堡前，万户史格一军率先渡江，为宋军所败；他领部继进，击败宋军，乘胜克武矶堡。论功第一，进定远大将军。十二年五月，元军驻瓜洲，他受命领三千士卒立木栅于扬子桥头，断敌粮道。六月，率数十骑驰抵扬州，诱其来攻；宋都统姜才果以一万余人乘夜来攻，他一面向阿术告急，并告戒营中镇静，等其靠近，始发木、石击之，又开堡门出战，至天亮，值主力援军到达，合击，遂大败守军，姜才脱走，擒副将张林。十三年四月，移部泰州西北丁村堡，截断高邮、宝应等军与扬州的联系。六月，姜才等以步骑数千来攻，他与大将苫彻共同抵御；兵少被困，手斩数十人，方出围。会援军赴到，反攻，宋军惊走。七月，朱焕举扬州降，他以数骑入与之接洽受降。

　　十四年，授淮东淮西大都督，改扬州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兼本军万户；不久，迁黄蕲道宣慰使。十五年，入朝，升江淮行省参政、仍行黄蕲道宣慰司事。十七年，都昌县（今江西都昌）杜万一、谭天麟起事，自称天王、副天王；他率部前往平定，杀其亲党而赦胁从。江州路宣课司征收米税，商人闭市，为奏罢之。十九年，改浙西道宣慰使。二十年，黄华在建宁路举兵，诏令他辅大将不怜吉带往讨。二十一年，师还，逢连降大雨，米价腾涌，他开仓发粮，计十万石，平价出粜。行省长吏欲加价，他竭力反对，并得再增十万石出粜。不久，改淮东道宣慰使。迁签书沿江行枢密院事，驻建康路（治今江苏南京市）。二十五年，仍改浙西道宣慰使；二十六年，浙东诸处发生反元起义，弼请率军讨之，又改浙东道宣慰使。不久，率部参预讨伐台州路（治今浙江临海市）杨镇龙，复东阳县。拜尚书左丞，行淮东道宣慰使。二十七年，仍改浙东道宣慰使，擒杀处州路（治今浙江丽水市）等地起义首领吕重二、杨元六。

　　二十九年，擢福建行省平章，率军征爪哇国，以右丞高兴、左丞亦黑迷失为副，发付金符一百五十，钞、帛各二百锭、匹，以奖励立功者。十一月，他以本部五千人和其余应征各部自泉州后渚港登船，经七洲洋、万里石塘至于占城国。翌年正月，又历橄榄屿、假里马答山而抵达爪哇。时葛郎城（今① 王恽：《史忠行状》，《秋涧集》卷四七。据《行状》，降蒙者为史忠，忠之父名成，与《元史》卷一六二《史弼传》异。

　　② 王恽：《史忠行状》，《秋涧集》卷四七。据《行状》，降蒙者为史忠，忠之父名成，与《元史》卷一六二《史弼传》异。

　　印度尼西亚谏义里市）主哈只葛当攻杀国王哈只葛达那加剌，又围其婿土罕必阇耶于麻诺八歇城（今印度尼西亚苏拉巴亚市西南）。二月，元军驻八节涧，他遣使招谕，值土罕必阇耶来纳款并求援，命偏将守护营地，麾部三道以进。敌闻讯，集主力于答哈城迎战，元军胜，哈只葛当被迫出降。四月，命土罕必阇耶归国准备货物入觐，不期其在道袭杀委派陪伴监视的万户担只不丁、甘州不花等二百人，又集部下来袭。元军败，他决定撤退，因自率部断后，且战且行，始回到船上。六月，归到泉州。十二月，朝廷以是役士卒死者三千，虽得价值五十余万贯的金宝香料和他物上献，犹未足抵赎过失，杖十七、籍没家资三分之一。

　　元贞元年（1295），起为同知枢密院事，太师玉昔帖木儿奏请还其籍没家资。寻拜荣禄大夫、江西行省右丞。至大三年（1310）三月，仍同知枢密院事①。延祐五年（1318）四月，升平章②；又加银青荣禄大夫，封鄂国公。① 《元史》卷二三《武宗纪》二。

　　② 《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

　　第七节高兴高兴（1245—1313），字功起，一字显卿，汴梁路蔡州汝阳县（今河南汝南）人。

　　高兴年少力大尚武，尝在南阳山中遇虎，神色自若，发一矢而毙。至元十一年（1274）冬，偕八骑至黄州（治今湖北黄冈县）城投奔宋沿江制置副使陈奕为部将。十二年正月，右丞相伯颜领南征大军至，他随主帅出降，授千户，从攻宋，行省上其功，因得专将一军，常充前锋。十一月，次溧阳县（今江苏溧阳），阵斩大将三人，授金符，为管军总管。继至建平县（今安徽郎溪）境，遂由间道袭夺独松关，进至武康县（今浙江德清县西武康），擒捉了曾杀使者严忠范、廉希贤等的守将张濡。十三年二月，他随参政阿剌罕、左丞董文炳等经略浙东，招降建德府（治今浙江建德县东北梅城）。婺州（治今浙江金华市）已降又反，推章焴为守；他率五千卒往讨，克婺州，擒章焴③。复进至衢州，连胜宋军；追宋秀王赵与■至福安县，敌据桥隔岸而阵，他领部出其不意夺桥冲阵，杀观察使李世达；宋军败，斩首三千，擒与■父、子及小王二、裨将二，获印五、马五百。未几，往攻兴化军（治今福建莆田市），降其参政陈文龙、制置使印德傅等一百四十人、军兵三千、水手七千，获海船七十八艘；以功迁管军万户。

　　十四年，他佩虎符，充衢、婺二州招讨使，还守婺州。九月，东阳县张念九、强和尚等袭杀宣慰使陈祐于新昌县，兴率军讨平之。次年，奉旨立行都元帅府于建宁（治今福建建瓯县）。政和人黄华、邵武人高日新、高从周等起兵，讨降之。十六年，入觐，献江南所得珍宝；改辅国上将军、浙东道宣慰使，赐西锦服、金钱鞍辔，不久，奉行省檄讨败海盗顾某、处州路（治今浙江丽水市）富某、漳州路王南慰等部。十七年，诏以他为福建等处征蛮右副都元帅，从都元帅完者都往平漳州路高安寨。十八年，陈吊眼等聚众十万，连五十余寨；他麾部攻击，克十五寨。陈吊眼走保千壁岭，他佯装和善，至半山与交谈，乘不备徒手将其擒捉。

　　二十年，改浙西道宣慰使。黄华又起事，有众十万；十月，兴领兵与战于铅山县（治今江西铅山县东南永平），俘八千人，转战分水岭，取嘉禾县（治今福建建阳县）。黄华移兵攻建宁路，他亦赶赴，与福建方面军合，遂决战，获其将二。追逐至赤岩，黄华返斗又败，自投火死①。二十一年，改淮东道宣慰使。二十三年，拜江淮行省参政，时江淮多处发生反元斗争，高兴率军讨平婺州路施再十；又接受总管许楫建议，喻降徽州路（治今安徽歙县）②；仍任浙东道宣慰使。二十四年，复拜江淮行省参政，平林洪、柳分司等部。二十七年，领军讨詹老鹞、林雄等部。又进师徽州路，平汪十千部。二十八年，行福建道宣慰使，劝降漳州路欧南喜等部；召入朝，擢江西行省左丞。二十九年，迁福建行省右丞，与平章史弼、左丞亦黑迷失等出征爪哇。

　　次年，失败而还，因他与释放土罕必阇耶事无关，没有受处罚，反得赐金50两。三十一年，赐号拔都鲁，进福建行省平章。大德元年（1297），他建言③ 《元史》卷一六二《高兴传》。

　　① 《元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政典·招捕》，元明善：《高兴神道碑》。② 《元史》卷一九一《许楫传》。

　　招取琉球，仍为福建平海行省平章①。三年改江浙行省，在任颇有善政②。八年，授枢密院副使。十年，同知枢密院事，又改河南行省平章。十一年，进行省左丞相，仍商议行省事。病死，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太师、上柱国，封梁国公，谥武宣。元统三年（1335），加封南阳王。

　　① 《元史》卷十九《成宗纪》二。

　　② 任士林：《高兴去思碑》，《松乡集》卷一。

　　第十一章玉昔帖木儿月赤察儿土土哈床兀儿第一节玉昔帖木儿玉昔帖木儿（Usutemur，又译玉速帖木儿，1242—1295），蒙古阿儿剌氏（Arlat），成吉思汗建国功臣“四杰”之一博尔术之孙，世祖赐号“月吕鲁那颜” （Orlug-noyan，意为“能官”。Orlug 又译月儿鲁、月鲁、玉吕鲁），遂常以此号代其名。父孛栾台，袭博尔术职为右翼万户，统领蒙古西部直到阿勒台（阿尔泰）山诸蒙古千户。窝阔台八年（1236）分授贵戚勋臣中原州县民户，得广平路洺水县（今河北威县）份地民户17333 户。

　　中统二年，（1261）玉昔帖木儿20 岁袭父职，后被召入朝，为怯薛官宝儿赤（ba’urchi），掌内廷饮膳，成为世祖的亲信侍臣。至元十二年（1275），出任御史大夫。当时，御史台下属有七道提刑按察司，分掌纠弹地方官吏奸邪、违法及检查各地方官府文卷等事。十三年，因省并衙门，诏罢各道按察司。玉昔帖木儿以监察御史姚天福之言入奏，陈述设立按察司是为了扩大朝廷耳目，防范非常，系出于深远考虑，不仅纠察地方官府而已，不宜罢。世祖大悟，即下诏复立按察司①。十四年，置江南行御史台，职在监察南方各行省官府。起初，行台文卷令行省官检核，十六年，玉昔帖木儿奏称：这样做不便于行台执行其监察职能。乃诏改之。二十二年，中书右丞卢世荣总领财赋，受到世祖宠信，奏请将各道提刑按察司改为提刑转运司，兼领钱谷事（财政），凡刑名事报御史台，钱谷事报户部呈中书省。玉昔帖木儿奏言：如按察司兼掌钱谷，则其纠弹之职废矣，此事应请丞相安童与朝廷老臣集议，终于得以不改②。二十四年，尚书省平章政事桑哥专擅朝政，又提出应让各路管民官检核按察司文案，以互相纠察，并称这符合太祖圣旨“凡临官事者互相觉察”的旧制。世祖已准其奏，玉昔帖木儿谏言：监察机构职在止息奸邪，若如此则有伤监督之体。于是桑哥之议不能实行。玉昔帖木儿领御史台事达二十年，多次阻止了权臣削弱监察机构的企图，维护了台察的权力和职能。元朝制度，凡军国重事，多令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长官共议而行。

　　玉昔帖木儿除领导全国监察机构外，还参与许多重大军、政事务的决策，如与丞相伯颜等拟定江淮以南镇戍军的部署和屯戍体制，西北边境防范叛王海都、都哇的军事布置，发兵镇压江南各地反元起义等等。

　　至元二十四年，以乃颜为首的东道诸王发动叛乱，世祖亲征，玉昔帖木儿为前军主帅，统兵先进，击退敌军。与世祖会合，渡哈剌河（今哈拉哈河），夺取乃颜之失剌斡耳朵（今新巴尔虎左旗东辉河旁），复率蒙、汉诸军追击乃颜，擒之。世祖还都，玉昔帖木儿奉命统领诸军继续征讨乃颜余党塔不台、金家奴等，败之于海剌儿河，追至蒙可山（当在今海拉尔河上游）、那兀江（今嫩江），皆擒之。二十五年，乃颜余党诸王哈丹等复叛于辽东，皇孙铁穆耳督诸军征讨，玉昔帖木儿再任统兵官，率军出征。初与哈丹军战于贴列可、木骨儿抄剌，不利；八月，会土土哈等部军，进至贵列儿河（今归流河① 《元史》卷一六八《姚天福传》。此传系罢按察司事于十二年，据《元史·百官志》，应为十三年事。又据同书《王磐传》，权臣私以按察司不便，欲乘汰冗官之机并罢之，因王磐言得不罢。② 阎复：《太师广平贞宪王碑》，《元文类》卷二三；《元史》卷十三《世祖纪》十；卷二○五《卢世荣传》。

　　——洮儿河上游支流），击败哈丹军，又追击于托吾儿河（今洮儿河）、那兀江等处，哈丹遁走。九月，遣部将伯帖木儿往那兀江以东各处招集叛王所属蒙古、契丹、女真等百姓①。其年冬，佯言驻兵休整以待来春进讨，乘敌不备，率军倍道兼进，过黑龙江，突袭叛王营垒，杀戳甚众，哈丹逃亡，后奔入高丽。二十六年春，班师，以平叛功，诏赐内府七宝冠带，加太傅、开府仪同三司。先是，西北诸王海都和阿里不哥子明里铁木儿相结，于至元二十六年大举进攻漠北地区，世祖以丞相伯颜兼知枢密院事统领漠北诸军讨之，并留镇和林。二十九年秋，海都又入寇，廷臣中有人进谗，谓“伯颜久居北边，与海都通好，因仍保守，无尺寸之获”，世祖诏召伯颜南还，遣玉昔帖木儿代之出镇，加录军国重事、知枢密院事，命漠北诸王、将帅皆听其号令，特赐步辇使乘以入宫，“位望之崇，廷臣无出其右”。三十年，诏命皇孙铁穆耳“抚军”（总领诸军）于漠北，以玉昔帖木儿辅之。玉昔帖木儿奏请将“皇太子宝”授予皇孙以重其权。他与铁穆耳结成更密切的关系。三十一年，世祖病故，玉昔帖木儿护送铁穆耳回到上都。宗亲大臣召开忽里台大会共议推举新帝继位，晋王甘麻剌和铁穆耳在帝位继承上发生争执，以致世祖死后三个月还未能推举出新帝。玉昔帖木儿谓晋王曰：“..神器不可久虚，宗祧不可乏主。畴昔储闱符玺既有所归，王为宗盟之长，奚俟而弗言。”这就是说，他利用世祖已将“皇太子宝”授予铁穆耳为理由，迫甘麻剌放弃争位并拥戴铁穆耳。其实授“皇太子宝”并不是决定性因素，主要还是由于铁穆耳和玉昔帖木儿总领军事的实力，以及掌握朝政大权的伯颜丞相的支持，使甘麻剌不得不屈从，于是宗王勋戚大臣共推铁穆耳即帝位（是为成宗）。玉昔帖木儿以推戴之功进拜太师，仍还镇漠北。

　　元贞元年（1295）冬，玉昔帖木儿回朝商议边事，备受恩宠。十一月，病死于大都家中，诏赐厚葬。大德五年（1301），赠功臣封号，追封为广平王，谥“贞宪”。

　　有子三人。长木剌忽，袭职为万户；至大四年（1311），仁宗特授知枢密院事；皇庆元年（1312），封广平王。幼脱脱哈（又译秃秃合、脱忒哈），延祐六年（1319）以勋臣之后由御史中丞进拜御史大夫，七年英宗即位，因曾谋废立罪被诛。木剌忽子阿鲁图，至正间拜中书右丞相，为元末名臣。① 《元史》卷一三一《伯帖木儿传》；卷一五四《洪万传》；卷一一八《特薛禅传》。阎复撰碑称初战“两与敌遇，皆败之”，唯据《伯帖木儿传》，贴列可之战显然是失败的。

　　第二节月赤察儿世祖朝怯薛长月赤察儿（Ochicher，1249—1311），蒙古许兀慎氏（Hu’us-in）人，成吉思汗建国功臣“四杰”之一博尔忽的曾孙。祖脱欢，袭父职领右翼第二千户兼右翼军副万户①，从蒙哥西征钦察、斡罗思有功。父失烈门，从忽必烈征云南，死于军（1254）。

　　月赤察儿六岁丧父，由母石氏（金宰相之女）抚育成长，事母孝敬。至元元年（1264），世祖追念其父从征而死，召入朝，见其容貌英伟，举止端重，奏对详明，甚喜，即命为怯薛执事官宝儿赤（Ba’urci，掌御膳者）。儒臣王思廉进讲《通鉴》等书，世祖皆命他在旁听受。十七年，任第一怯薛之长。次年，以其执事敬慎，熟知朝章，授为宣徽使。元朝宣徽院是蒙古大汗怯薛职能与中原官制相结合的宫廷机构，主要掌内廷饮膳，朝会宴享，兼及怯薛歹的选拔和廪给，御位下畜牧，蒙古人民差发和诸部（爱马）赏赐、抚恤等事，职权甚重，故院使皆以最亲信侍臣如宝儿赤、怯薛长担任。出则为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长官；或由这些军政大臣兼院使。月赤察儿是元勋后裔，又联姻皇室，所以受到特殊的恩宠②。二十一年，分拨武冈路绥宁县民5000 户为其封户。二十六年，海都攻占和林，漠北危急，世祖统兵亲征至于杭海（今杭爱山）。月赤察儿从征，他以自己未有战功，不如同是勋臣之家的安童、伯颜、玉昔帖木儿光彩，乃请求出战。世祖劝慰他说：你亲佩弓矢，日夜守卫宫帐，保护了皇帝的安宁，功劳就很大，何必要自身上阵杀敌！可见其受宠眷之深。

　　二十七年，尚书省右丞相桑哥方倚世祖专信，委以朝政，权倾内外，凡中央、地方官员任命均由他决定，但按制度委任宣敕仍由中书省颁发，遂奏言不便，世祖即命以宣敕付尚书省掌握，于是求官爵者纷纷到桑哥门下用重贿请托。尚书平章政事帖木儿在怯薛中为月赤察儿下属，暗以此事告之，月赤察儿遂奏明世祖，其他大臣、内侍也多弹劾桑哥。次年一月乃诏罢桑哥，治其罪；以月赤察儿能发桑哥欺君贪赃之罪，将没入桑哥之金、银、田产、别墅等赏之。同年，都水监奏凿通惠河，世祖急欲成功，诏命四怯薛及京中诸府人都参加凿河，分段负责，刻日完工。月赤察儿亲自带领怯薛歹应役，起了表率作用。他还荐举哈剌哈孙为湖广行省平章政事，治绩甚佳，可见有知人之明。三十年，世祖以他为元勋后裔，又有摧奸荐贤之功，任命为知枢密院事，并仍当宣徽使。

　　讨伐西北叛王三十一年，成宗即位，加开府仪同三司录军国重事、太保，仍为知枢密① 《元朝秘史》第202 节所载成吉思汗始封95 千户中有脱欢，那珂通世以为即博尔忽子，据此则脱欢于建国时别授千户，非袭父职（见《成吉思汗实录》页324；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二八即采此说）。伯希和、李盖提、姚从吾等皆以《秘史》所载脱欢与其下之帖木儿合为一人之名，氏族不明。此处从元明善撰《太师淇阳忠武王碑》（《元文类》卷二三）。

　　② 月赤察儿尚斡赤斤孙女抹开公主、塔察儿孙女也逊真公主。

　　院事和宣徽使。大德四年（1300），拜太师。当时海都、都哇统治窝阔台、察合台两汗国，不承认元朝皇帝的大汗——宗主地位，还时常进攻大汗属境。大德二年冬，海都、都哇军来袭，统领西北边防诸军的亲王阔阔出麻痹轻敌，饮酒作乐，疏于防守，以致大败。三年，成宗遣皇侄海山出镇称海、金山沿边，取代阔阔出；晋王甘麻剌仍统漠北诸王之军，共同防守。五年，又把月赤察儿派到漠北，以朝廷大臣身份作为晋王的副手指挥诸军。其年秋，海都、都哇大举进攻漠北。元朝军队有五支，月赤察儿指挥其中一支。先是海山之军与海都军战于帖坚古山（在札布罕河旁），获小胜，但旋即陷入海都大军的包围之中，力战突围，后退至合剌合塔之地（当在札布罕河上游之东杭爱山南某处）。这时晋王、月赤察儿统率的军队开到，五军会合，与海都军大战，互有胜负。不久海都因病撤军。都哇军后至，在与元军作战中负伤，亦退。这次战役虽然并没有如一些汉文史料记载的那样大获全胜，终究是阻止了海都、都哇的猛烈进攻，保卫了漠北地区。战后，月赤察儿回驻原镇守之地。

　　战后一个月，海都病死，长子察八儿继立为汗，窝阔台汗国发生内争，国势衰落。都哇自知已无力继续与大汗对抗，首先于大德七年向朝廷请和。月赤察儿派人向海山及诸王、将帅提出建议说：“都哇请降，为我大利，固当待命于上，然往返再阅月，必失事机。事机一失，为国大患，人民困于转输，将士疲于讨代，无有已时矣。都哇之妻，我弟马兀合剌之妹也，宜遣报使许其臣附。”（《元史·月赤察儿传》）众人都赞同他的建议，于是先派马兀合剌去见都哇，再遣使入朝报告此事。成宗赞扬月赤察儿“深识机宜”，并许都哇和议，命仍统治其察合台汗国。察八儿和叛附海都的阿里不哥之子明里铁木儿也遣使请和，承认元成宗的大汗——宗主地位。次年，元朝和西北诸叛王达成和议，持续了数十年的内争终告结束。

　　由于海都之死和窝阔台汗国的内讧，原先在海都领导下结合起来的西北诸王联盟解体了，臣服元朝以后，其属下各部军民纷纷离开他们投向朝廷，都哇和察八儿又因领土争端发生冲突。但明里铁木儿所部仍屯于金山（阿尔泰山），与察八儿连在一起，对漠北地区的安全终究是个威胁。大德十年七月，海山、月赤察儿出其不意发动袭击，率领大军越过金山，俘获其诸王、驸马并家属人等；月赤察儿遣部将秃满铁木儿、察忽率兵万余深入其境，获其部众。元军进至也儿的石河，明里铁木儿和窝阔台后裔诸王秃满等被迫投降。时察八儿正领兵去抵抗都哇，委托明里铁木儿照管其斡耳朵，明里铁木儿投降元朝后，就与海山、月赤察儿之军一起袭取了察八儿的斡耳朵、家属和部众达十余万人，察八儿无奈投靠都哇。这次战役基本上摧毁了窝阔台汗国及其联盟者阿里不哥家族的势力。

　　拥立武宗，建省和林大德十一年正月，成宗死，皇后卜鲁罕和一些诸王、大臣合谋立安西王阿难答为帝，三月，海山母答己、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在一部分大臣支持下扑灭了后党。海山接到成宗死讯，立即率领精锐军队从称海至和林，迳自召集漠北诸王、勋戚大会，定议拥立海山为帝，并以三万大军扈从南来即位。月赤察儿当时是驻镇漠北地位最高的朝廷大臣，在拥立海山的策划中起了很重要作用。五月，海山即位（是为武宗），为赏其战功和拥立之功，将察八儿之女燕铁木儿公主配他为妻，并赐以世祖宴幕、成祖御辇及侍仆、乐工等；七月，立和林等处行中书省以统领漠北全境，任命他为行省右丞相，特封淇阳王。诏书称：“卿（月赤察儿）乃国之元老，宣忠底绩，靖谧中外。朕入继大统，卿之谋猷居多。今立和林等处行中书省，以卿为右丞相，依前太师、录军国重事，特封淇阳王（因其曾祖博尔忽份地为辉军路淇州—引者），佩黄金印。宗藩、将领，实赡卿麾进退。”（《元史·月赤察儿传》）可见授与了他节制漠北诸王、将帅的大权，其势和分藩漠北的晋王相埒。十一月，赐江南田40 顷。时赐田皆夺还官，中书省以此提出异议。武宗有旨：“月赤察儿自世祖时积有勋劳，非余人比，宜以前后所赐合为百顷与之。”（《元史·武宗纪一》）并命浙江行省平章为他掌管赐田岁入。他是元朝第一个生前就获得王封的异姓大臣，曾请置王傅，虽因中书省言异姓王无置傅之例而被驳回，但武宗对此亦未加深责，足见其权位之重。

　　至大元年（1308），月赤察儿遣使上奏：“诸王秃苦灭①本怀携贰，而察八儿游兵近境，叛党素无悛心，倘合谋致死，则垂成之功，顾为国患。臣以为昔者都哇先众请和，虽死，宜遣使安抚其子款彻，使不我异。又诸部既已归明，我之牧地不足，宜处降人于金山之阳，吾军屯田金山之北，军食既饶，又成重戍，就彼有谋，吾已捣其腹心矣。”武宗十分赞许他的计谋，即命他移军于阿答罕三撒海之地（当在金山之北）。月赤察儿把大军部署在逼临窝阔台汗国边境上，随时可以直捣腹心，察八儿、秃苦灭甚惧，欲投奔款彻，款彻不敢接纳，只得投降元朝。漠北边境得以安宁。至大三年，复赐清州民17919 户为其封户。

　　至大四年，武宗死，仁宗继立。月赤察儿自和林至大都朝觐，仁宗宴之于大明殿，礼遇优重，诏仍太师，并厚赐金帛。九月，病故于大都家中。月赤察儿尚三宗王女，有子七人。长子塔剌海，为皇太子真金侍臣，至元三十年，任左都威卫使佩金虎符，大德元年授徽政使仍兼前职，四年兼枢密副使，六年升同知枢密院事，八年兼宣徽使，十年升知枢密院事。十一年五月武宗即位，拜中书省左丞相，仍领枢密、徽政、宣徽三职及怯薛之长；不久加太保、拜中书右丞相。一人兼任最高军、政及内廷机构长官，可谓荣宠显贵之极。至大元年再加领中政使。其年病死。第三子 头，武宗赐名脱儿赤颜，斡赤斤孙女抹开公主所生，幼侍武宗、仁宗兄弟；大德十一年，武宗即位，以弟为皇太子，乃任太子府四怯薛之长；不久，相继授徽政使①，加右丞相；至大元年，兼尚服使，又加中政使，拜太师，兼前卫亲军都指挥使、阿速卫指挥使、左都威卫使；二年，兼知枢密院事；四年，仁宗即位，命嗣父怯薛长之职；皇庆元年（1312），诏佩父印嗣淇阳王爵。其余诸子皆供奉内廷。

　　① 秃苦灭，海都子。

　　① 《太师淇阳忠武王碑》作宣徽使。按《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大德十一年六月丙午条有“徽政使■头等言..”的记载。■头时侍仁宗母子，当以《元史》所载为是。

　　第三节土土哈、床兀儿土土哈的祖先土土哈（1237—1297），钦察人，祖先原为武平②北折连川③按答罕山部族，伯牙兀惕氏。其地原为奚王牙帐所在地。伯牙兀惕氏属迭列列斤蒙古，源出于蒙古乞颜、捏古思两始祖氏族。当是一支迁出额尔古纳昆山谷后，南下进入奚地的蒙古人。约在辽末金初时离开故土，万里西迁至位于押亦水（即今乌拉尔河的钦察语名称扎牙黑（Jayaq）水的东部或南部突厥语读法）和也的里水（Etil，今伏尔加河的突厥语名称）之间的玉里伯里山地区。降服了当地部落而统治之，自号钦察，但与也的里河下游的钦察人是两支不同的部族。玉里伯里纬度高，夏夜极短，日暂没即出。川原平衍，草木盛茂。土地宜马，富人有马至万匹者。土风刚悍，其人勇而善战。

　　土土哈的五世祖曰曲年①，土土哈四世祖曰唆末纳②，曾祖曰亦纳思③。蒙古部的世敌蔑儿乞被击破后，余众在霍都的率领下继续西奔，投向定居于玉里伯里的亦纳思。成吉思汗遣使至玉里伯里求索霍都等人，被拒绝。成吉思汗命将征讨。亦纳思年老，国中陷于混乱。1237 年，亦纳思之子忽鲁速蛮前往蒙古朝见元太宗，其时拔都所率西征军中蒙哥之师已至其地，忽鲁速蛮之子班都察举族投降，从军西征。忽必烈南征大理、伐宋，班都察率部民百人从军侍左右，掌军马。钦察特产黑马湩，岁时以进，色清味美，号黑马乳。在蒙古-突厥语中黑为“哈剌”，故其部人号曰“哈剌赤”，中统年成乱，班都察随忽必烈北征阿里不哥有功；土土哈弱冠随行，亦立功。

　　长期征战漠北班都察卒，土土哈受命袭职，备宿卫，长期征战于漠北。至元十四年（1277），昔里吉等发动叛乱，率兵越金山而东，漠北诸部及前汗大帐皆被掠。土土哈率军征讨，同年春三月败叛军将领脱耳赤颜于纳兰不剌之地。次月，应昌弘吉剌部万户斡罗陈驸马之弟只儿瓦台响应昔里吉，起兵叛乱，脱脱木儿引兵东援途中，与土土哈部相遇，战不利退去。只儿瓦台陷于孤立，不久被消灭。当年夏秋，又败敌于土兀剌河、斡儿寒河流域，夺回祖宗大帐。又受诏率钦察骁骑千人随大军北伐讨叛。至元十五（1278）年追昔里吉越金山，擒叛将扎忽台，又败叛将宽折哥等，在战斗中受伤仍力战不退，获敌辎重羊马甚众。因钦察军英勇善战，忽必烈下诏收集散在诸王位下和成为奴仆的钦察人，户给钞粟帛，隶属土土哈组建钦察军，并从中选勇建者入宿卫。冬入朝，世祖召至榻前，亲慰劳之，赏赐有加，并赐质孙服，授以先皇武帐，② 武平之地在辽代称武安，见《辽史》卷三九《地理志》，及《契丹国志》，林荣贵、贾敬颜点校本，页209，至金大定七年（1167）方改名武平。

　　③ 即《元史》中屡次出现的折连怯儿、者连怯耶儿、折连怯呆儿等，为突厥—蒙古语jeren ke'er 之音译，意为黄羊（羚羊）原。

　　① 阎复：《枢密句容武毅王》，《元朝名臣事略》卷三；按《元史》本传其名曰“曲出”。② 约为也速该同时代人，活动于十二世纪七八十年代。

　　③ 为成吉思汗同时代人。

　　军中宴诸帅则设之。

　　至元十九年（1282）因功授昭勇大将军、领群牧司事。又授霸州方安县田，命钦察种人屯田，并增以亡宋新附军八百余名。二十一年（1284）赐金符，划拨河南等路蒙古军弟子四千六百余人及其他财物和田产，至元二十二年（1285）升枢密副使。二十三年，元廷设钦察卫，土土哈以枢密副使摄钦察亲军都指挥使。卫以下官属皆由土土哈从族人中择人任之。同年夏，海都兵犯金山，受命与大将朵儿朵怀率兵御敌。

　　海都攻入漠北时，东道诸王乃颜起兵响应。土土哈集中兵力与乃颜叛党作战，至元二十四年（1287）侦知东道诸王乃颜与元漠北驻军之阔列坚之子也不干、合赤温后裔胜剌哈要结谋叛，奏报要求朝廷召胜剌哈入朝，以夺其兵权。胜剌哈设宴邀朵儿朵怀与土土哈，企图借机擒获之，被识破，不往，胜剌哈计不得行，元廷为防不测，召胜剌哈入朝，欲从东道往。土土哈向北安王那木罕建议，防备胜剌哈与乃颜勾结，不允取东道，遂令取西道入朝。不久也不干叛变，率所部兵东趋怯绿连河成吉思汗大帐，以策应乃颜。

　　诸将欲先奏报朝廷，再行出兵。土土哈否决此建议，自率精兵为大军前驱，日夜兼程，疾行7 日，出其不意渡土兀剌河，于孛怯岭大败叛军，也不干仅以身免。元世祖亲征乃颜获大胜，东道叛王属下的康里、乃蛮部民归降者，均划给土土哈部，并设立哈剌鲁万户府。散处安西王等诸王位下的钦察部民，亦全部划归土土哈指挥。

　　同年十月，乃颜余党重起，土土哈扈从皇孙铁穆耳往讨。次月大军至海剌，杀叛王兀塔海，收降其属民。至元二十五年，元军诸王也只里部众为叛王火鲁哈孙所掠，遣使求救，土土哈奉命从皇孙铁穆耳往援。夏五月双方在兀鲁灰之地①会战，叛军败，追至哈剌温山（大兴安岭）。夜渡贵烈河②，再败之，叛王哈丹仅以身免。辽东诸部悉平，元廷乃置东路万户府镇守其地。诸王也只里妻以己妹塔伦。

　　以功受勋扑灭乃颜叛后，元廷集中精力对付海都，把防线从杭海岭推至金山。至元二十六年（1289）春从晋王甘麻剌征海都。同年夏，军至杭海岭，海都军已先据有利地形，元军溃，土土哈率钦察军苦战，护卫晋王脱险。海都乘势进逼，北安王那木罕被迫下令放弃和林。次月，元世祖亲征漠北，收复和林，褒奖土土哈，比之以成吉思汗班朱尼之战。归阙后，世祖再次提及钦察军善战，闻名于敌我之事。土土哈自知国制色目低于蒙古，答称庆赏之典，蒙古将士宜先之。世祖要土土哈勿推让，并言蒙古人地位的确高于钦察人，但战功并不如土土哈之旅。次日论功行赏，先钦察将领。封以建康旧籍租户，又以俘获之户一千七百赐之。命其一子为官，督赋税。至元二十八（1291）年，奏报钦察军数已盈万，请战。受命率钦察军至汉塔海，海都军原准备入寇，闻知土土哈守边，遂引去。次年秋，元军在金山发动攻势，获海都部民三千余户。还驻和林。

　　至元三十年（1292）奉诏攻取吉利吉思，至谦河。冰行数日，尽收五部① 今内蒙东乌珠穆沁旗乌拉根郭勒。

　　② 今洮儿河上游支流归流河。

　　之众，屯兵镇守之。以功授行枢密院印，以便移文。同年五月，海都为收失地，引兵至谦河，遭败迹，叛将孛罗察被擒。

　　成宗即位，知土土哈善战，诏镇守北边，无需专程赴朝会往返，并予赏赐。元贞二年（1296），叛王药木忽儿与叛将朵儿朵怀来归，衣食无着，沿停抢劫，边民惊扰，逃匿山谷，土土哈率军至金山玉龙海为备，馈赠资粮，安辑部众，导叛王入朝。成宗亲解御衣赐之。大德元年（1297）迁同知枢密院事，乃兼钦察亲军都指挥使。同年病卒，有子8 人。

　　床兀儿床兀儿（1260—1322），土土哈第三子。至元二十四年（1287），奉诏以大臣子从太师玉昔帖木儿军在百搭山战有功，授左卫亲军都指挥使。至元二十六年（1289）杭海之役后，扈从至和林兀卑思之山，授钦察亲军都指挥使。大德元年土土哈逝后，受命袭父职，领北征诸军。

　　大德元年帅师逾金山，攻入八邻之地。依附于海都的帖良古惕部在八邻之南的答鲁忽河边立营，阻水而军，伐木栅岸，军士皆下马跪坐以待元军进攻，矢不能及，马不能攻。床兀儿命吹铜号角，全军大呼，声振林野。帖良古惕军不知原因，以为元军将至，争起坐马，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床兀儿指挥军队抢渡，奋师驰击，大破敌军，尽得其人马庐帐。元军还次阿雷河，与海都所遣增援八邻部的孛伯相遇。孛伯立营于高山之上，向床兀儿军发起冲击。山高不利于马匹下驰，孛伯马匹多颠踬。床兀儿乘势奋击之，孛伯军大败，仅以身免。

　　大德二年（1298），叛王都哇、彻彻秃等偷袭元军据守的火儿哈秃之地①，据守此地者为汪古部驸马阔里吉思所率领的6 千人。床兀儿、囊家歹等将帅为其左右翼。都哇军至时，元军统帅阔阔出正与床兀儿、囊家歹等因饮酒作乐，怠忽不设备，消息传到时已烂醉如泥，不能出战，致使阔里吉思孤军被困，战败被俘。当床兀儿的军队投入战斗时，都哇等择高地卓帐。床兀儿选勇而能步战者，从四面发动猛攻，都哇之军退去。大德三年，奉诏入朝，成宗命缚床兀儿、囊家歹至前，怒斥之。还边后，仕于海山麾下，边政军事大计必咨询其意见。逢战，钦察军常为先锋，深得重用。

　　大德四年（1300）秋，窝阔台后裔宗王秃麦、斡鲁思犯边，床兀儿迎敌于阔客之地。未待敌列阵，钦察军已抢先发动进攻，直冲敌营。秃麦、斡鲁思等不敌，向后溃逃。床兀儿军追逾金山而还。大德五年，海都大举东犯，率军越金山，止于铁坚古山，据高设营自守。床兀儿以钦察军猛攻，诱使海都军离营入平川地，元军力攻，击败海都。都哇应约率军与海都相会，与元军会战于兀儿秃之地，双方大战，元军不利，钦察军驰入奋击，大量杀伤敌军。战后朝廷派员与北边诸将帅会于赤纳思之地，议论战况，亲王以下至于诸军咸以为床兀儿当立首功。安西王、晋王均赐以重赏，海山除赐赏之外，命尚楚王牙忽都之公主，并将床兀儿战功上奏。成宗赐以御衣。

　　大德七年（1303），床兀儿入朝，成宗亲自表彰他累建大功。赏赐之外，晋为枢密副使，并以重金犒劳钦察亲军。海都死后，都哇、察八儿、明里帖① 应为蒙语Qorqutu，此言“有寨子”。见陈得芝：《元岭北行省建置考》（下），南京大学《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2—13 辑。

　　木儿相聚而谋，认为元朝边将土土哈、床兀儿父子等骁勇善战，连年动兵死伤甚重，愿请和通好。都哇等通过安西王遣使朝廷，成宗立即响应，明里帖木儿入朝，床兀儿特为置驿，北边以宁。大德十年，晋同知枢密院事，又晋知枢密院事。随同海山赴北边浑麻出海。

　　大德十一年（1307）成宗去世，床兀儿鼓动海山归朝抢夺帝位。海山纳其议，即日南还。床兀儿率本部军护卫。武宗即位，仍遣还北边，封容国公，赐银印。至大二年（1309）入朝，赐以大量财物，加封为句容郡王，赐金印。因床兀儿有足疾，赐以世祖所乘安舆。不敢受，固辞，武宗特为制马轿，使得乘之殿门下。

　　武宗朝末年，元朝与察合台汗国因牧场纠纷关系重趋紧张。双方军队沿边对峙，位于床兀儿右翼的为脱火赤丞相所率领的12 万军队。而与之相对的是彻彻秃所率领的察合台汗国军队。察合台兀鲁思汗也先不花向驻于霍博和野孙漠涟的脱火赤丞相军队发动突袭，因走漏消息而未能得手。战幕拉开后，也先不花有意求和，除了向元仁宗遣使以外，与床兀儿之间也使者往来不断。也先不花派出术里只出使床兀儿，并借机侦察元军动静。床兀儿对军事行动计划严格保密，使也先不花误以为所需要对付的只是脱火赤的12 万军队，床兀儿不会参战。结果床兀儿所部军突然投入战斗，与脱火赤的军队协同大败也先不花。次年，仁宗下旨命元军夺取察合台汗国大斡耳朵及其冬营地和夏营地，战事迅速扩大到察合台汗国境内。脱火赤、床兀儿率军深入察合台汗国，驱敌达三月程之遥，床兀儿于赤麦干（赛阑）败也先不花之弟也不干及忽都帖木儿，追出其境，越铁门（铁木儿忏察关），于扎亦儿之地大败察合台汗国军。延祐四年（1317），因年老召回。其子曰燕帖木儿、撒敦、答里。第十二章哈剌哈孙李孟铁木迭儿拜住燕铁木儿第一节哈剌哈孙家世与经历哈剌哈孙（Harqasun，1257—1308），斡剌纳儿氏。曾祖启昔礼，初为乞颜氏那颜也客扯连帐下马夫。金泰和三年（1203），也客扯连及其堂兄阿勒坛依附于克烈部长王汗脱斡怜勒，共谋以兵袭击铁木真，启昔礼得知消息，遂与另一帐下马夫巴歹连夜潜往告变。克烈部覆亡时，铁木真恩赐以金帐和百姓，加号“答剌罕”①。1206 年成吉思汗即位后，授为千户那颜。其后，参加对西夏王国和花剌子模的出征。1232 年，卒。祖博里察，曾随拖雷率军迂回攻金。1236 年，得授邢州（今河北邢台市）为汤沐邑。父囊加台，以近侍护卫蒙哥入蜀。1258 年，在军中病死。

　　哈剌哈孙二岁时丧父，自此不妄言笑。稍长，善骑射，习蒙古字，喜爱儒家学说。至元九年（1272），由勋臣裔擢宿卫百户，袭号“答剌罕”。他供职唯谨慎，世祖曾当面许以日后重用，且叮嘱太子真金善遇之。十八年，割钦州、廉州（今广西钦州市、合浦县）益其封户。二十二年，拜大宗正（札鲁花赤）。当时郡县囚犯盗诈者都要报大宗正府裁决，他到任后，要求申移案牍完备，略有疑缺者即勒令再勘。当年奏处死者仅六十人，其余数百人则因大赦令得减免。西京路（今山西大同市）居民群殴，系籍鹰房者三人被杀，近臣某以事变上告。他受命处置，只将为首肇端者抵罪。京师有造伪钞者，主审官故使攀附富民百余家，他为之辩析开释。保定路5 处旱灾，当地百姓按规定要纳米于大都，有人在畿内籴米输纳，经管官借此为罪，他为之开脱说：“舍贵就贱，民便事集，又何罪为？”均予释放。二十四年，诸王乃颜叛乱，他扈从大驾北讨，曾以壮士三百败敌突骑①。不久，桑哥以尚书右丞相秉政，其家僮犯禁杀牛，他不阿权贵，竟置于法。桑哥奏以江淮等南方行省重案复谳事亦隶大宗正府，借此因扰之。他上疏说，这些地方相去数千里之遥，兼领恐怕难免滋生冤狱。桑哥之议遂不行。

　　至元二十八年，升荣禄大夫，出任湖广行省平章政事。湖广所辖，东接江西、广东，西包八番、两江，北涵湖北，南及海南，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素号难治。哈剌哈孙到职后，审利病、度先后，简僚佐，抚兵民，理财断刑，井井有条。其地自宋时就有巨盗出没山野，剽掠商旅，他挑选士卒，亲授方略平灭之。相邻江西行省所属江州路（今江西九江市）有豪民勾结官吏，为害地方数年，他遣人擒缚，处以极刑，远近震惊。二十九年，他因入觐之机，于世祖前力陈南方各行省重设行枢密院，兵民分权，吏员相结成党，造成不便。当提到有人抱怨“风宪”官员干扰治理时，他指出：朝廷倚重御史台、行御史台等进行纠察，贪官污吏视为眼中钉，故而肆以诽谤。三十年，他返回行省首府鄂州（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值平章政事刘国杰奉命调军出征安① 韩儒林：《蒙古答剌罕考》一文指出：“迨蒙古勃起，答剌罕之号始贵。专用以报私恩，大体对可汗本人或其子孙有救命之恩者，悉封以此号。其所享特殊权利，中国所重视者为月脱、宿卫等礼仪，回教史料所乐者，则免除赋税等实惠。至于九罪弗罚，则东、西史籍皆有记载”（《穹庐集》，页18—46）。① 刘敏中：《哈剌哈孙碑》，《元文类》卷二五；黄溍：《也速带儿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四。南国，他戒饬将卒无扰民居，适逢有抢夺鱼菜者，即杖其上级千户。少顷，有旨征发湖南富民万家屯田实边；他度事非便，暗地遣使往奏。属吏抱牍请署，不答，再请，则嘱暂缓。数日后，果然返使回报已经取消成命。迨广西道宣慰司请募南丹安抚司五千户屯田，他认为屯田者系土著居民，可以不劳士卒馈饷有余，便极力赞成，使相地立五屯，供给牛、种及农具①。大德元年，常德、澧州、辰州等路（今湖南常德市、澧县、沅陵县）江湖泛滥，飘没房屋，他即刻下令开仓赈济。湖南道宣慰使张国纪建议按南宋末年例增征夏税，致百姓困顿，他与御史台官一齐上奏反对，有旨革罢。

　　大德二年（1298），朝见成宗于上都，拜江浙行省左丞相。莅职七十日，而革弊兴利七十余项②。召还朝，拜中书左丞相。到任后，罢斥言利之徒，一以“节用”、“爱民”为务。有大事故，必召引诸儒臣聚议。大都（今北京市）孔子庙未备，国子学寄寓他署，他为申奏建立，挑选名儒施教，以近臣子弟入学。五年，云南行省左丞刘深倡议远征八百媳妇，他竭力反对。成宗不听，仍发兵二万以往。半途，终因将校勒索黄金、骏马，逼使亦奚不薛女酋长蛇节等武装反抗，衅起兵败。会有赦令，有司议释罪魁刘深，他力争，竟置于法。七年，转中书右丞相。鉴于当时普遍存在所用官吏非人的情况，他主持遴选，并核定贪赃罪罚及丁忧、婚聘、盗贼等制度，禁止进献户口、山泽。每岁车驾巡幸上都，他必留守大都。其时，成宗多病，中宫弄权，幸臣党附；他身居要职，尽力斡旋，颇有匡补之功。十年，加开府仪同三司，监修国史，得以置僚属；他奏修三朝皇后和宗室、功臣诸传。入冬，成宗病重，他内侍医药、外掌宿卫；为避免发生意外，他拒绝了诸王进宫省问的请求。

　　拥立武宗大德十一年正月，成宗死；太子德寿前殇，储嗣未立。中书左丞相阿忽台与安西王阿难答，诸王明里帖木儿等，合谋以成宗后卜鲁罕摄政，谋立安西王阿难答。哈剌哈孙认为此非“祖宗法”，属意于故太子真金第二子答剌麻八剌之子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兄弟。于是，他收藏京城百司符印，封闭府库，称疾居阙而不署公文；同时，秘密遣使，北向告迎出镇漠北西境的海山，南向延请被谪居怀州的爱育黎拔力八达。二月，爱育黎拔力八达先至大都。三月，卜鲁罕等决以二日后御殿，他佯为同意，却连夜差亲信与爱育黎拔力八达联络。翌日，爱育黎拔力八达与诸王秃剌等率卫士入宫，擒阿忽台、阿难答、明里帖木儿，禁闭卜鲁罕后，局势因而得到基本的控制。下个月，他随答己、爱育黎拔力八达至上都。五月，海山自北方至，即皇帝位，是为武宗。他以“定难”功加太保、录军国重事；未几，又加太傅，赐宅第一区，而令其子脱欢入侍。七月，因反对封秃剌“一字王”，遭其谮言，改任和林行省左丞相，出抚漠北。既至，杀偷盗来商者一人。值大风雪，居民饥馁垂① 又，《元史》卷一六三《乌古孙泽传》：“岁饥，［乌古孙泽］上言蠲其田租，发象州［路］ 、贺州官粟三千五百石以赈饥者，既发，乃上其事。时[湖广]行省平章哈剌哈孙察其心诚爱民，不以专擅罪之。”② 《哈剌哈孙传》、《哈剌哈孙碑》皆作“视政七日”；但是，据碑，任命哈剌哈孙在大德二年九月，而《元史》卷十九《成宗纪》载同年十二月，“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答剌罕（咕剌哈孙）升［中书］左丞相”。以此，疑“七”当作“七十”。政死；他奏请得钞七千三百万贯及布帛、牛羊等，分遣使者四出赈济，远的地方则置传车。有以子女易食者，即官为赎回。近水处，散给网罟使捕鱼充食。灾情过后，他着力于发展生产：疏浚古渠，整治屯田，修建仓库；一时间，漠北号称大治。至大元年（1308），赐大帐，待遇如诸藩王。闰十一月，积劳成疾，卒，享年五十二。归葬昌平县（今北京昌平西）。二年，追赠推诚履正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顺德王，谥忠献。

　　第二节李孟仁宗潜邸文学侍臣李孟（1255—1321），字道复，号秋谷，元代中叶政治家。后唐皇室沙陀贵族后裔。先世居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祖父昌祚，任金潞州税务同监，归降蒙古，授潞州招抚使，佩银符①。父唐（1226—1306），通蒙古语，从军于秦、陇，1248 年，以才能被兴元行省夹谷龙古带辟为掾，自此，长期在汉中担任幕僚职务，遂迁居汉中，至元八年（1271）退职家居。

　　李孟自幼力学，博闻强记，通贯经史，善文章，常纵论古今治乱兴衰之故，有志用世。当时科举尚未恢复，读书人谋求官职的主要途径是担任吏员，李孟不愿由吏途出仕，于是在家开馆教授生徒，来学者甚多，声名益著，前辈名士大夫如商挺、王博文、刘宣、魏初过汉中，皆与交往。至元十九年，随父居四川（时李唐当就任四川行省幕职），行省拟辟为掾，辟为晋原县主簿，皆辞不就。时值权臣阿合马被杀，主张行汉法的皇太子真金得以真正参决朝政，支持新任中书右丞相和礼霍孙改革阿合马专权时的弊政，起用儒臣；二十年，刑部尚书崔彧又奏陈时政十八事，中有广开言路，多选正人，以及博访耆儒硕望，以重翰林之选等条，被世祖采纳，诏命中书省、御史台商议施行。朝政出现了革新气象。李孟以为施展其学识才能的时机已到，乃赴京师，受到行中书右丞杨吉丁器重，推荐给真金，召见于东宫，未及擢用而真金死（至元二十二年），杨吉丁延请为家塾师①。翰林诸名公尝识其才，呈请中书省授以馆阁之职，但铨曹却拟为梓潼县主簿，不受。二十三年，李唐出任夔府路（治今四川奉节）总管府经历，孟离京赴夔府省亲。二十八年，随父还居汉中。

　　三十一年，李孟在父亲敦促下再次北上求仕，路过关中，时成宗即位，诏命各省采访世祖朝政事以备修史，陕西行省留孟参与讨论编次，送京进呈。皇太后阔阔真（真金妃）为孙子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已故真金次子答剌麻八剌之子）选聘名儒为师，李孟被推荐当选。大德三年（1299），海山出镇漠北。爱育黎拔力八达留京中，孟“日侍讲读”，甚得亲信和敬重，召画工为之画象，命集贤大学士王颙书其号“秋谷”二大字，亲自刻匾并署名其上，旁注“大德三年四月吉日为山人李道复制”①。成宗闻孟名，诏授官职，执政者以孟未尝登门拜谒，沮格不行。成宗晚年疾病缠身，朝政多决于皇后卜鲁罕及执政大臣。大德九年六月，立卜鲁罕所生皇子德寿为皇太子。十月，出于卜鲁罕之谋，遣爱育黎拔力八达与其母答己出居怀州（今河南沁阳）。李孟仍随侍爱育黎拔力八达，忠勤如故，为他讲论古先帝王得失成败之理及治天下之法，并引荐人才为其用。于是，更加受到信任，成为心腹谋士。出谋画策，两定内难① 刘敏中：《李唐神道碑》，《中庵集》卷六。黄溍所撰《李孟行状》（《黄金华集》卷二三）亦作“佩银符”，《元史》卷一七五《李孟传》作“授金符、潞州宣抚使”，不取。① 《元史·宰相表》无杨吉丁之名，屠寄以为即成宗朝中书右丞相杨炎龙（《蒙兀儿史记》卷一三七《李孟传》）。

　　① 姚遂：《李平章画像序》，《牧庵集》卷四。

　　大德九年十二月，皇太子德寿死。十一年正月初八，成宗病故，一场争夺皇位的斗争随即爆发。自世祖依汉制册立皇储，就赋与了皇太子真金一系继承皇位的正统地位。成宗别无其他嫡嗣，真金长子甘麻剌一支已出封漠北，“具有盟书，愿守藩服”，“不谋异心，不图位次”②，因而有资格继承皇位的只有答剌麻八剌嫡子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成宗皇后卜鲁罕操纵朝政多年，曾谋贬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为了免遭报复并继续掌权，不愿皇位落入海山兄弟手中，遂与其党左丞相阿忽台、平章八都马辛、中政使怯列等策划，先实行皇后临朝称制，以安西王阿难答（世祖第三子忙哥剌之子）为辅，掌握主动权，然后拥立阿难答为帝。阿难答与诸王明里铁木儿已于成宗死前三日至大都，参与谋划。朝中反对立安西王的一派以右丞相哈剌哈孙为首，他秘密遣使分赴漠北和怀州，向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报告，请他们速回京城。爱育黎拔力八达犹豫未决，李孟进言，先指出安西王图谋皇位违背了“支子不嗣”的世祖典训，继而说以利害，谓形势危急，而海山远在万里，一旦安西王得逞，下诏来召，势将难以自保。经他启发，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决计回京，二月十六日至大都。哈剌哈孙守宿东掖门，称病卧床以抵制皇后内旨，爱育黎拔力八达遣李孟前往与他计议，适逢皇后接连派人来探病，孟假装医者，从容上前为哈剌哈孙诊脉，瞒过了皇后使者耳目。据《元史·李孟传》记载，孟从哈剌哈孙处得知安西王即位日期已定，即还报，主张先发制人，尽快采取行动。同列意见不一，有人认为，皇后掌有玉玺，可以调动四卫之士（怯薛），安西王侍卫亦多，而殿下（爱育黎拔力八达）侍卫才数十人，恐难成功，不如等兄海山到来再行动。李孟分析说，皇后之党违弃祖训，欲立庶子，人心必然疑惑不附，殿下进入内庭，晓以大义（指对宿卫之士），凡明白事理者都将舍彼而听命于殿下，成功必有把握；如果失去了时机，让安西王抢先即了位，即使海山来到，他岂肯拱手让位，必将发生内战。爱育黎拔力八达命以占卜决之，卜者按照李孟的事先嘱咐只言大吉，于是决计举事。据《武宗纪》、《仁宗纪》及《哈剌哈孙传》，哈剌哈孙于三月一日夜遣人密报皇后已定于三日临朝称制的消息，并提出不能等海山到来，“当先事而发”的主张。应该说，后一种记载更具权威性，哈剌哈孙以右丞相兼掌一部分宿卫并守宿宫内，他的主意无疑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根据同时代人对李孟“定难”功勋的赞颂，孟运筹定策，不避艰险与嫌疑，在这次政变中确是起了重大作用。传记所载事实是可信的，很可能是在他与哈剌哈孙的秘密联络中商议了计策，故敢于力主先期举事。三月二日，爱育黎拔力八达率李孟等侍从、卫士由延春门入宫，哈剌哈孙来迎，立即控制了宫廷，召捕阿忽台等诛之，囚阿难答、明里帖木儿（后送上都由武宗下令赐死），贬卜鲁罕皇后出居东安州。

　　政变一举成功，爱育黎拔力八达监国，李孟被任为中书参知政事。孟久在民间，备知民情，其处理政务兴利除害，悉皆得当；因抑绝侥幸之风引起群小人不满，仍毫不退缩。然而，随着政变成功而来的海山兄弟之间的皇位风波，却使他陷入因窘恐惧。海山居长，又因统军漠北，手握重兵，论名分和实力，皇位自当优先属他。但在他还没有南还之前，爱育黎拔力八达便在② 见元文宗即位诏与泰定帝即位诏。甘麻剌是否真金元妃阔阔真所生嫡长子，仍有疑问（参见周良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元史论丛》第3 辑）。

　　朝中诸王、大臣和宿卫军支持下扑灭政敌，先掌握了皇权，当下就有诸王阔阔出、牙忽都等请爱育黎拔力八达早登帝位，据《元史·仁宗纪》载，他当即推辞，表示无意“觊望神器”，皇位应属其兄海山。但令人疑惑的是，其母答己却请阴阳家推算两子星命以“问所宜立”，“推算”结果兄凶弟吉，即遣内侍以此传谕海山，意在要他主动退让而拥立其弟①。可是海山野心勃勃，一闻成宗死讯，其部下大将就提出以武力为后盾来取皇位；三月至和林，迫不及待地召集诸王勋戚大会商议推戴，并向他们颁发赏赐。对母亲的劝谕，他极为恼怒，竟指责为“近日任事之臣”的奸谋，并表示皇位志在必得，随即亲率大军南下。在这种情况下，答己只得慌忙遣使迎请海山南来即位。李孟在这场皇位风波中的态度不明，只是他作为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心腹谋士参与策划政变，事成后又立即被任命为执政大臣，不能不招致嫌疑。海山对“任事之臣”的指责充满杀机，无疑使他深感震惧，于是就在海山南来之际提出辞职说：“执政大臣宜出于嗣天子亲擢，今銮舆在道，臣未见颜色，诚不敢冒当重寄。”爱育黎拔力八达不准，他竟不告而别，逃到许昌陉山中隐居。五月，海山（武宗）即位，果然就有人告发说：“内难之初定也，李孟尝劝皇弟以自取。”武宗察其诬，不予追究，爱育黎拔力八达也不敢再推荐李孟。避难隐居中，他作有《寄东宫二首》诗（东宫指爱育黎拔力八达，武宗即位后立为皇太子，兄弟达成妥协）①，表达了对朝廷政争险恶的认识：艰危勤扈从，俯仰尽周旋。小试屠龙技，翻成抱虎眠。

　　脱钩鱼纵壑，漏网鸟冲天。万事众今始，灰心未死前。

　　十年陪顾问，一旦决安危。自合成功去，应惭识事迟。

　　长城何自坏，孤注莫相疑，辟谷求仙者，高明百世师。

　　时隔两年多，爱育黎拔力八达才在一次内宴上向武宗提起李孟定难之功，遂命寻访之，遣使召至京，至大三年（1310）正月入见，特授平章政事、集贤大学士、同知徽政院事，只是虚衔清职。

　　就在这一年，发生了企图废储另立的风波。武宗滥行赏赐，奢侈无度，以致库藏空竭，宠信脱虎脱、三宝奴、乐实等敛财之臣，立尚书省，任为宰执，授以重权，通过发行至大银钞、增加税课等手段进行搜括。尚书左丞相三宝奴等恃宠专权，惧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通过宦官李邦宁劝武宗另立皇子为皇太子，并以“建储议急”，亟召右丞相康里脱脱来议，因脱脱反对而作罢①。三宝奴所说：“今日兄已授弟，后日叔当授侄，能保之乎？”可能就是武宗本人的忧虑，此事背后必有武宗与其弟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之间复杂、微妙的权力斗争和政治路线斗争。至大四年正月，武宗死，爱育黎拔力八达立刻罢尚书省，并以“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的罪名将丞相脱虎脱、三宝奴、平章乐实等处死，随即任命李孟和太子詹事完泽为中书平章政事以掌政务；三月，以储君身份，无须通过忽里台推举形式直接宣布即位（是为仁宗）。在这段虽隐秘却十分激烈的斗争期间，李孟一直居于京中，与爱育黎拔力八达当有接触，可是关于他的活动竟毫无记载。唯同时人姚燧（武宗时任太子宾客、翰林承旨）称颂他说，当成宗死后和武宗末年，“洪济于艰，① 《元史》卷一一六《后妃传》；卷一三八《康里脱脱传》。

　　① 《元诗选》二集乙《秋谷集》。

　　① 《元史》卷一三八《康里脱脱传》；卷二○四《宦者传》。

　　嘉猷是赖，两扶青天之红日”②；张养浩（武宗时任太子文学、中台监察御史）也明白说他“两定内难”③。看来，他在保储和仁宗即位过程中，也曾出谋画策，起了很大作用。

　　入主中书，施行新政李孟当政后，针对当时的弊政之尤甚者进行改革，主要有四项：一、节赏赐，办法是“复其旧”④，即按原行定例颁给，削其额外增赐和停止滥赐。二、重名爵。大德以来，名爵大滥，封授三公者无数；又僧、道皆另署官府管理，扰乱政事。孟奏请削夺滥冒名爵，罢僧道官。三、核太官之滥费。宣徽院掌宫廷饮膳、宴飨及宿卫廪给等事，太府监领左、右藏等内库，掌其钱物出纳，这些内廷机构收支不受政府核查，欺冒、滥支情况十分严重。李孟提出应予核查。至大四年三月仁宗令太府监：“自今虽一缯之微，不言于朕，毋辄与人。”（《元史·仁宗纪一》）当是施行新政的一环。四、汰宿卫之冗员。元代四宿卫（怯薛）人数累朝增加，同时，由于充当宿卫士（怯薛歹）是做官的捷径，诸色非蒙古人冒入者甚多，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仁宗诏命分汰宿卫士，汉人、高丽、南人冒入者还其原籍，当出于李孟之议。这四项改革都触犯到贵族、近臣的利益，虽蒙古大臣亦不敢议及，李孟乃能挺身任之，明知将有危险而不顾。他还奉命兼领国子监学，亲诣国子学课督诸生，整饬学政。建议：“四方儒士成才者，请擢任国学、翰林、秘书、太常或儒学提举等职，俾学者有所激劝。”仁宗采纳其议，诏“自今勿限资级，果才而贤，虽白身亦用之”（《元史·仁宗纪一》）。并命李孟博选南北才学之士任职翰林。仁宗即位一年就颇多善政，如选用儒臣，重视教育（增国子生额及其廪膳等），整顿机构（至元三十年后新设、升级诸衙门及冗员分别裁、并、降、罢），撙节经费等等。这和李孟多年教学的影响和当政后的辅佐有很大关系。他曾说：“道复以道德相朕，致天下蒙泽。”

　　当政才数月，李孟便请辞平章职，仁宗不允，谓“朕在位，必卿在中书，朕与卿相与终始。”至大四年闰七月，加封秦国公，命装潢其画像，填金刻匾，摹前赐号及亲署，令文臣作序、赞于其下。对一个布衣出身的汉族儒臣来说，可谓备极荣宠。然而，半年后，皇庆元年（1312）正月，李孟即告假归葬其父母于上党，虽仁宗嘱其事毕速还，却延宕至十二月（三月葬事已毕）方回京，并坚请辞政务，终于获准解除平章政事实职，保留原职衔、爵位，留任翰林学士承旨。皇庆二年夏，又缴还秦国公印绶。为什么李孟正当君臣相得之际却一再请求辞去相职？时人张养浩说是“公自以布衣致此，惧弗克任。”①实际上应有更深一层原因。对李孟的改革，“贵戚近臣恶其不利于已”，只是碍于有仁宗支持，不敢公然反对，但朝中还存在着以皇太后答己及其宠臣、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为首的另一强大守旧势力。他们处处掣肘新政，反其道而行之。至大四年十一月，李孟奏报了严重的财政状况：“今每岁支钞六百余万锭，又土木营缮百余处，计用数百万锭，内降旨赏赐复用三百余万② 姚燧：《［李孟］考赠韩国忠献公制》，《牧庵集》卷二。

　　③ 张养浩：《李平章还山亭记》，《归田类稿》卷五。

　　④ 许有壬：《秋谷文集序》，《至正集》卷三五。

　　① 张养浩：《李平章还山亭记》，《归田类稿》卷五。

　　锭，北边军需又六七百万锭。今帑藏见贮止十一万锭，若此安能周给！自今不急浮费，宜悉停罢。”指出营缮、赏赐仍为巨大支出。十二月，中书省臣奏：“今官未及考，或无故更代，或躐等进阶，僭受国公、丞相等职，诸司已裁而复置者有之。今春以内降旨除官千余人，其中欺伪，岂能悉知！坏乱选法，莫此为甚。”可见财政和官制方面的改革受到干扰（尤以“内降旨”为甚），并不顺利；反对新政的贵戚近臣有太后为之奥援，不能不使无“根脚”汉人李孟深感处境艰危。这从他的《偶成》诗（疑作于归乡葬亲期间）中可以看出：日午山中道，停骖进步难，硷侵苔径滑，风吹毳袍寒。

　　匡国终无补，全身尚未安。一尊茅店酒，强饮不成欢。

　　皇庆二年十月，仁宗命中书省集议实行科举，李孟亦预议。十一月，颁《行科举诏》，定于明年八月乡试，又明年二月会试。当时科举停办已久，恢复科举一事，从世祖初年以来屡次议而不行，直到仁宗时阻力仍然很大，“大臣且笑且怒，下而素以士名，耻不出此，亦复腾鼓谤议。赞其成者数人耳”①。在这些赞成者中，李孟起了主要作用。他长期执教于潜邸，使仁宗深受中原文化的薰陶，形成“修身治国，儒道为切”（仁宗语）的思想和重用儒者的施政方针；在与仁宗论用人之道时，他提出了实行科举的主张：“自古人才所出固非一途，而科目得人为盛。今欲取天下人才而用之，舍科目何以哉。然必先德行经术，而后文辞，乃可得其真才以为用。”促使仁宗果断作出决策。延祐元年（1314）十二月，他被重新任命为中书平章政事；二年春，受命知贡举，主持了元建国以来的第一次科举考试，并担任廷试监试官。在《初科知贡举》诗中，他得意地写道：百年场屋事初行，一夕文星聚帝京。豹管敢窥天下士，鳌头谁占日边名。宽容极口论时事，衣被终身荷圣情。愿得真儒佐明主，白头应不负平生。七月，进阶金紫光禄大夫（正一品，原为从一品光禄大夫），勋上柱国，改封韩国公。

　　权奸的掣肘与迫害然而，李孟第三次进入中书后，在政务上似未能有所作为。右丞相铁木迭儿专权，奏以孟分领钱帛、钱法、刑名。铁木迭儿怙势贪虐，孟不附权奸，但亦无力匡正。其《在朝思乡》诗有“中书三入成何事，画里相看亦厚颜”句，看来并非谦辞。延祐二年初，御史台因水旱上奏，议及“宰臣燮理有所未至”，孟即请辞职以“避贤路”①。其后又屡次以衰病不能任事乞解政务。四年七月，仁宗允其请，免去平章政事，复授翰林承旨。孟退居闲职后，日以文史自娱。

　　延祐七年正月，仁宗死，已被仁宗罢去相位的铁木迭儿立即又被太后答己任命为右丞相，重掌大权，大肆迫害曾弹劾过他的大臣；以李孟前在中书共事时不肯附己，乃谗构诬谤，夺其所受封爵，仆其先世墓碑，并降职为集贤侍讲学士，度其必不肯附就，即可借以中伤之。孟竟欣然就职，使权奸无从借口。从铁木迭儿一上台就把李孟作为迫害的对象来看，他对铁木迭儿专① 许有壬：《送冯照磨序》，《至正集》卷三二。

　　① 《元史》卷一七六《刘正传》，卷二五《仁宗纪》二；《蒙兀儿史记》卷一三七《李孟传》将此事系于至大四年，误。

　　权也有过抗争，并非缄默容忍。至治元年（1321）四月，孟病死于大都。时人蒲道原的挽诗中有“事有难为可若何”，“磊落勋庸无复纪，令人愤懑寄哀歌”句②。反映了他晚年的处境和对他遭受迫害的不平。

　　李孟才气跌宕，落笔纵横，所作诗传播甚广，所进论议、奏章，常自毁其稿。有《秋谷文集》，今佚，唯《元诗选》存其诗若干首，《山右金石录》有其文一篇而已。

　　② 蒲道源：《挽秋谷平章》，《闲居丛稿》卷六。

　　第三节铁木迭儿太后宠信铁木迭儿（Temuder？—1320），蒙古人，曾事世祖。成宗大德年间，授同知宣徽院事，兼通政院使。宣徽院掌宫廷饮膳等事，铁木迭儿久任此职，有亲近内宫之便，得到武宗母答己太后的宠信。武宗即位后，拜宣徽使，至大元年（1308）夏四月，加右丞相①。后任江西平章政事；同年，又迁云南行省左丞相。

　　三年十月，铁木迭儿自云南擅离职守逃回大都，遂为尚书省奏劾，奉旨诘问。但不久，从宫中传出皇太后答己的旨意，铁木迭儿乃得以“贷罪还职”。四年一月，在武宗海山刚死，仁宗受育黎拔力八达尚未即位之时，答己便急急从兴圣宫下旨召铁木迭儿回朝，拜中书右丞相，使其成为自己控制朝政的最得力助手。

　　三月十八日，仁宗即位于大都，欲改革弊政，以儒术治国，任命太子詹事完泽和李孟并为中书平章政事。然而母后答己却从后宫传旨命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仁宗为不逆母意，遂以铁木迭儿为相，主持中书省事务。

　　皇庆元年（1312），铁木迭儿以病去职。仁宗于次年正月以太府卿秃忽鲁为中书右丞相。

　　延祐元年（1314），秃忽鲁以灾变乞罢相。仁宗以回回人哈散继相位，哈散不敢当国，自谓“非世勋族姓”，请仁宗再任铁木迭儿。仁宗令哈散“启诸皇太后。与之印，大事必使预闻”。显然，这是太后答己的安排。夏四月，复拜铁木迭儿为开府仪同三司、监修国史、录军国重事。九月，即复以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

　　延祐经理仁宗新政在经济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增加国家的赋税。铁木迭儿入主中书省后，除了竭力控制任用僚属的权力，也集中朝中诸老臣共议补救国家赋税欠缺的办法，而且主张以敛财的手段谋之。他说：“往者富民，往诸蕃商贩，率获厚利，商者益众，中国物轻，蕃货反重。今以江浙右丞曹立领其事，发舟十纲，给牒以往，归则征税如制：私往者，设其货。又经用不给..动钞本，则钞法愈虚；加赋税，则毒流黎庶；增课额，则比国初己倍五十矣。惟预买山东河间运使来岁盐引，及各冶铁货，庶可以足令岁之用。”又说“江南田粮、往年虽尝经理，但多未核实，可始自江浙，以及江东、西，宜先事严限格、信罪赏，今田主手实顷亩状入官，诸王、驸马、学校、寺观亦令如之；仍禁私匿民田，贵戚势家，毋得阻挠..则国用足矣。”铁木迭儿的奏本符合解决财用不足的需要，仁宗从之，并于是年冬实行江南经理。十月，铁木迭儿遣江浙平章张驴等人分道经理江浙、江西、河南三省田粮，“制江南东西道及浙西道民先自实土田”①，他们括田增税，敲榨勒索，① 《元史》卷二二《武宗纪》一。至大元年四月铁木迭儿加右丞相事，《元史》卷一一二《宰相年表》一不载。

　　① 李存：《送李总管序》，《俟庵集》卷一六。

　　无所不用其极。被派往江西的使臣昵匝马丁，酷暴尤甚。仅信丰一个县，就被他拆毁民房一千九百多间，还到处乱挖坟墓，充作新增田亩，百姓们恨之入骨。当时各地吏治也十分腐败，“郡县并缘以厉民”，因此“经理考核多失其实”②。

　　江南经理的惨烈，“赣为甚，宁都又甚”，民不堪命，延祐二年四月，赣州人蔡五九遂在宁都举兵反抗，进围州城，烧四关，杀贪官，除污吏，号令四方。铁木迭儿乃又遣张驴率兵往剿。蔡五九率众抵抗，终因势穷力蹙，被杀。

　　因延祐经理失败，铁木迭儿“得罪斥罢”，但他“更自结徽政近臣。复再入相，恃势贪虐，凶秽愈甚。中外切齿”（《元史·杨朵儿只传》）。延祐二年七月，太后降旨，铁木迭儿又被任命总宣政院事。十月，又晋封为太师。中书平章政事张珪提出反对，认为太师论道经邦，须有才德兼备之相，方足以担当此重任，而“铁木迭儿非其人”。太后怒其言，趁仁宗巡幸上都之隙，令徽政院使失列门召张珪入见，以杖击致重伤。张珪即缴还印信，挈家眷离开大都。

　　跋扈朝中仁宗对答己母后处处袒护铁木迭儿，在朝中肆行威福，心中早已不满，然而他却不断向太后曲意妥协，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有了改变叔侄相继的先约，要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的私心。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且不使武宗之后将来起而争夺帝位，与太后、铁木迭儿势力相结盟达成暂时利益的一致是十分必要的。

　　延祐三年（1316）春，朝中议建东宫，铁木迭儿上奏议立仁宗之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实际上，这也正是仁宗、皇后弘吉剌氏和太后答己的意思。是以这年冬十二月，年仅十三岁的硕德八剌被立为皇太子，“兼中书令、枢密使，授以金宝”（《元史·仁宗纪二》）。

　　有太后的庇护、仁宗的放纵，铁木迭儿在朝中更加肆无忌惮。他与失列门及嬖幸也里失班之徒相结纳，凡宗戚、大臣忤己者，“巧饰危间，阴中以法，忠直被诛窜者甚众”（《元史·张珪传》）。时参议中书省事韩若愚不阿附铁木迭儿，遂为其所恨，罗织若愚之罪。后因仁宗知其枉，才未成冤案。延祐四年六月，上都富人张弼杀人，被下入狱中。他重贿铁木迭儿六万贯。铁木迭儿乃派心腹家奴潜至上都，威胁上都留守贺胜，令其释放张弼。贺胜不肯，据实上奏。时侍御史杨朵儿只升任御史中丞，对铁木迭儿在中书怙势贪虐，常“慨然以纠正其罪为己任”，闻张弼贿赂案，遂邀集平章政事萧拜住及内外监察御史四十余人联合弹劾铁木迭儿，极言铁木迭儿“桀黠奸贪，阴贼险狠，蒙上罔下，蠹政害民，布置爪牙，威慑朝野，凡可以诬陷善人，要功利己者，靡所不至”。并列举其六大罪恶，即：取晋王田千余亩、兴教寺后壖园地三十亩、卫兵牧地二十余亩；窃食郊庙供祀马；受诸王哈儿班答使人钞十四万贯、宝珠玉带氍毹币帛又计钞十余万贯；受杭州永圣寺僧章自福赂金一百五十两；取杀人囚张弼钞五万贯；其子无功于国，尽居贵显，为害百端，以致阴阳不和，灾异数见，百姓流亡。奏本证据确凿，义正辞严，② 危素：《余姚州经界图记》，《危太朴文续集》卷三二；黄溍：《倪渊墓志铭》，《黄金华集》卷三二。结尾厉言铁木迭儿至今“恬然略无省悔。私家之富，又在阿合马、桑哥之上。四海疾怨已久，咸愿车裂斩首，以快其心。如蒙早加显戮，以示天下，庶使后之为臣者，知所警戒”（《元史·铁木迭儿传》）。”

　　仁宗素恶铁木迭儿所为，闻奏震怒，“击碎太师印，散诸左右”①，下诏逮问。铁木迭儿惧，“走匿太后近侍家中”，有司不得捕之，不久，答己为其说情，仁宗“恐诚出皇太后意，不尽重伤咈之”，仅罢免了铁木迭儿的相位。

　　此后，铁木迭儿家居。延祐六年四月，他被重起为太子太师，又引起了以赵世延为首的内外监察御史四十余人的联合弹劾，认为他“逞私蠹政，难居师保之任”，但结果仍“以太后故，终不能明正其罪”（《元史·铁木迭儿传》）。

　　延祐七年（1320）正月二十一日，仁宗死，英宗未及即位，答己、铁木迭儿乘机夺取权力。二十五日，答己从内宫宣旨，命铁木迭儿“复入中书为右丞相”。几日后，又超擢旧日爪牙黑驴、木八剌、赵世荣等人，从外省调入中书任职，对仁宗时常与他们相对抗的御史台臣实施报复。二月十四日，铁木迭儿派人逮捕了曾奏劾他十三条罪状的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赵世延。二十七日，夺前中书平章政事李孟所受秦国公印，“仍仆其先墓碑”。二十八日，又伙同其党羽徽政使失列门、御史大夫秃忒哈，以违太后旨之罪，枉杀曾弹劾过他的杨朵儿只、萧拜住二人。

　　答己、铁木迭儿及其党羽在朝中，“日诛大臣不附己者”，一时朝廷大臣在他们的淫威慑逼之下箝口摇手，不敢再发任何议论。铁木迭儿意欲进一步排除异己，为中书左丞张思明劝止：“如今山陵甫毕，新君未立，丞相恣行杀戮，国人皆谓阴有不臣之心，万一诸王、驸马疑而不至，将奈之何，不可不熟虑也”（《元史·张思明传》）。铁木迭儿从其言。然而答己却未罢休，几日后，又通过徽政院使失列门传命英宗“请更朝官”，以便进一步在朝中大树己党，控制朝政。

　　英宗硕德八剌自小在父亲仁宗身边长大，曾受过相当程度的儒家思想的影响，颇思大有为于天下，对答己对自己的束缚十分不满。所以当答己传命到来的时候，英宗乃言：“此岂除官时耶？且先帝旧臣，岂宜轻动。俟予即位，议于宗亲、元老，贤者任之，邪者黜之，可也。”（《元史·英宗纪一》）英宗不满答己、铁木迭儿的肆行威福，但因为自己缺乏像忽必烈和仁宗那样的既有声望又有足可以信赖的潜邸侍臣班底，基本上处于孤立无援，“孑然宫中”①的境地，所以未立即与答己正面冲突。延祐七年三月十一日，他即位于上都，尊皇太后答己为太皇太后，进铁木迭儿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师。二十五日，又诏“中外毋沮议铁木迭儿”。但在有关朝廷中枢机构的人事安排问题上，英宗与答己、铁木迭儿之间却开始了越来越明显的斗争。铁本迭儿有答己太后依仗，愈加无所顾忌，以为英宗小儿不足畏，继续对以前弹劾过他的人打击报复。二十三日，他奏请尽收李孟所受制命，降为集贤侍讲学士，欲以李孟推辞不往而治其罪，后因李孟受到英宗的保护而未得逞。五月二日，他设计陷害最早揭发张弼贿钞案的上都留守贺胜，加以“便服迎诏为不敬”之罪杀之。

　　① 危素：《月鲁帖木儿行状》，《危太仆文续集》卷七。

　　① 许有壬：《纠锁南疏》，《至正集》卷七六。

　　铁木迭儿对仁宗旧臣的擅杀，更加剧了英宗与其祖母答己之间的矛盾。

　　五月十一日，英宗以拜住（名相安童之孙）为中书左丞相，遂开始对答己的党羽进行大规模的诛杀。二十日，英宗将当时岭北行省平章政事阿散、中书平章政事黑驴及御史大夫脱忒哈、徽政使失列门、要束谋妻亦列失八等以“谋废立”罪而尽加诛戮，并籍其家。答己之党“势焰顿息焉”（《元史·后妃传二》）。铁木迭儿也有所收敛。然而英宗与祖母之间的矛盾更加表面化。八月十日，铁木迭儿摄太尉。时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赵世延已被铁木迭儿下在狱中，赵世延在仁宗时曾弹劾于他，他复相后拘捕世延，诱使诬告当年一同在御史台共事参劾他的人，许以高官，被世延严词拒绝，遂蓄意致之死地。英宗每有旨赦免赵世延，而铁木迭儿却“更以它事白帝”，暗中指令刑部党羽，威逼赵世延自裁。十二日，铁木迭儿乃诬赵世延不敬，“请杀之，并究省台诸臣”。英宗自知此为铁木迭儿对赵的构害，不允，并私下对近臣说：“顷铁木迭儿必欲置赵世延于死地，朕素闻其忠良，故每奏不纳。”十一月，铁木迭儿又因恶平章王毅、右丞高昉不附于己，以在京诸仓储粮亏耗，奏请诛杀二人。拜住乃进奏英宗，言平章、右丞皆宰臣的副手，宰相的职责是论道经邦，不应当以金谷琐事来责怪他们。英宗免二人死罪。铁木迭儿遂恨拜住，欲“谋中害之”。

　　劣迹败露不久，铁木迭儿称病不朝。时拜住奉旨往范阳为其祖安童立忠宪王碑。

　　铁木迭儿闻言，又趁机入朝，临出，才至内门，便有人报之英宗。英宗乃遣人候门前，向铁木迭儿赐酒，传旨说：“卿年老宜自爱，待新年入朝未晚。”（《元史·拜住传》）铁木迭儿遂怏怏而还。从此抱病不出，但仍然操纵其朝中党羽为其通风报信。

　　至治二年（1322）拜住又参铁木迭儿二本，一是司徒刘夔私买累代失业之田，贿赂宣政使八里吉思，托词田是卖给僧寺，矫诏出库钞六百五十万贯，偿付买田钱款。铁木迭儿父子及御史大夫铁失等“上下蒙蔽，分受之。为赃巨万”。二是道士蔡道秦以奸杀人，下至狱中，私下打通关节，贿赂铁木迭儿，减免了死罪。英宗得拜住奏本命御史台鞫之，尽得其情，判刘夔、蔡道秦和八里吉思皆坐罪死刑，未治铁木迭儿父子之罪。但八月十五日，铁木迭儿终以老病惊恐死于家中。

　　铁木迭儿生前，在朝中“恃其权宠，乘间肆毒，睚眦之私，无有不报”

　　（《元史·铁木迭儿传》），以至于“中外切齿”恨之。死后，乃为御史盖继元、宋翼所参，言其上负国恩，下失民望，生逃显戮，死有余辜。英宗乃命毁所立碑，追夺其官爵及封赠制书，籍没其家。

　　铁木迭儿有子二人：班丹，知枢密院事。子锁南，尝为治书侍御史，至治三年（1323）八月，与铁失弑杀英宗，十月，被泰定帝以逆党诛杀。

　　第四节拜住英宗心腹拜住（Baiju，1298—1323），蒙古札剌儿氏。成吉思汗开国功臣木华黎之后，名臣安童之孙。五岁而孤，太夫人教养之，令知文学者为之讲陈儒家孝悌忠信之说，拜住“闻辄领解”①。“稍长，宏远端亮有祖风”（《元史·拜住传》）。武宗至大二年（1309），袭怯薛长。仁宗延祐二年（1315），拜资善大夫、太常礼仪院使。四年，进荣禄大夫、大司徒。五年，进金紫光禄大夫。六年，加开府仪同三司，每参议大政，辄问是否合于典故。常延儒士咨访古今典章制度和治乱得失。余并如故。七年春三月，英宗即位，拜中书平章政事；五月，升中书左丞相。时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布置爪牙，威慑朝野”，与“威临三朝”的太皇太后答己相勾结，“恃其权宠，乘间肆毒，睚眦之私，无有不报”。英宗不悦其所为，乃任拜住是职，“委以心腹”（《元史·铁木迭儿传》），以牵制之。由于英宗对拜住的信任，铁木迭儿一直到死，“以拜住故不得大肆其奸，虽百计倾之，终不能遂”（《元史·拜住传》）。不久，岭北行省平章政事阿散、中书平章政事黑驴及御史大夫脱忒哈、徽政使失列门等与要束谋妻亦列失八谋废立，英宗召拜住谋，命率卫士擒斩之，其党悉平。

　　至治新政及其失败至治二年（1322）二月，元廷置左、右钦察卫亲军都指挥使司，命拜住总之。五月，又以拜住领宗仁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事，佩三珠虎符。秋七月，敕赐拜住平江田万亩。凡此种种，表明英宗对拜住恩宠有加。是年八、九两月，铁木迭儿与答己相继病死，这两个政治反对势力代表人物的消失，为英宗和拜住实行政治革新提供了机会和条件。促使英宗实行改革的根本原因是当时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至治二年一至九月，全国各地水旱频仍，加之霜、雹、蝗灾，遍及山东、河北、四川、湖北及江南广大地区，人民反抗斗争时有发生。英宗为维护其统治，乃决心进行改革。从至治二年十月起，任拜住为中书右丞相①，且不设左丞相，以示信任与权力之专。拜住为英宗新政参与决策的主要人物和具体执行者。此后数月，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主要内容如下：（一）大规模起用汉族地主官僚及儒臣。拜住“首荐张珪，复平章政事，召用致仕老臣，优其禄秩，议事中书。不次用才，唯恐稍后，日以进贤退不肖为重务”（《元史·拜住传》）。接着吴元珪、王约、韩从益、赵居信、吴澄、王结等人，都在短短数月内被擢任为集贤、翰林院及中书官职。英宗对拜住所推荐的赵居信、吴澄等“有德老儒”，不仅深表赞同，且进一步令拜住“更当搜访山林隐逸之士”（《元史·英宗纪二》）。

　　① 黄溍：《中书右丞相拜住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四。

　　① 英宗任拜住为中书右丞相的具体年月，《元史·英宗纪》及同书《宰相年表》均载系至治二年（1322）冬十月；然《元史·拜住传》谓系“至治二年冬十二月，进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时人黄溍所撰《中书右丞相拜住神道碑》则系此事于至治二年“冬十一月”。兹从《元史·英宗纪》及《宰相年表》。（二）罢汰冗员。英宗从至治二年十一月起，罢世祖以后所置官，“锐然减罢崇祥、福寿院之属十有三署，徽政院断事官、江淮财赋之属六十余署”（《元史·英宗纪二》）。后因被剌于南坡而未能完成这一改革。

　　（三）行助役法。元代农民劳役繁多，负担沉重。至治三年四月，英宗下诏“行助役法，遣使考视税籍高下，出田若干亩，使应役之人更掌之，收其岁入以助役费，官不得与”（《元史·英宗纪二》）。《元史·干文传传》对此法的记载较具体：“会创行助役法，凡民田百亩，令以三亩入官，为受役者之助”，“文传谕豪家大姓，以腴田来归，而中人之家，自是不病于役。”时人余卓在其所撰《松江府助役田粮记》一文中对当时上海县的田、粮、纳税及实米助役诸数额均有明确记载，其文云：“上海计田七百一十六顷有奇，粮二万九千有奇，纳税二千七百有奇，实米助役二万六千三百有奇。”①由此可证助役法对广大农民确实是有利的。

　　（四）岁减江南海运粮二十万石。至治三年夏六月，拜住以海运粮比世祖时顿增数倍，“今江南民力困极，而京仓充满，奏请岁减二十万石”（《元史·拜住传》）。英宗遂并铁木迭儿所增江淮粮免之。

　　（五）审定颁行《大元通制》。至治二年正月，英宗命将仁宗时未最后审定完毕的法令编纂工作继续进行，令枢密副使完颜纳丹、侍御史曹伯启、判宗正府普颜、集贤学士钦察、翰林直学士曹元用，以二月朔会集中书平章政事张珪及议政元老率其属众共同审定，并加以补充；书成，“堂议题其书曰《大元通制》”②。凡二五三九条，内断例七一七，条格一一五一，诏赦九四，全类五七七，颁行天下。全书共八八卷。此书是元朝“政制法程”的汇编。

　　英宗新政的各项措施，特别是大规模任用儒臣和罢汰冗员，势必引起元廷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元代儒臣袁桷曾称拜住“选贤与能，奸党滋惧”。英宗又曾对其大臣说：“今山林之下，遗逸良多，卿等不能尽心求访，惟以亲戚故旧更相引用耶？”（《元史·英宗纪二》）这些言论和行动，使元廷内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些人感到是对他们既得特权的莫大威胁。尤其是英宗拜住的对立面原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死后，英宗说他“贪蠹无厌”，下令“宜籍其家，以惩后也”（《元史·铁失传》）。“时铁木迭儿过恶日彰，拜住悉以奏闻”，英宗乃命“夺其官，仆其碑”（《元史·拜住传》）。至治二年十二月，铁木迭儿子宣政院使八里吉思，又坐刘夔冒献田地伏诛，仍籍其家。次年二月，刘夔及参与此冒献田地案的同佥宣政院事囊加台也被诛杀。铁木迭儿的党羽，其义子铁失等甚为恐惧。至治三年六月，他们阴诱群僧说：“国当有厄，非作佛事而大赦无以禳之。”遭到拜住严厉斥责，他说：“尔辈不过图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耶？”铁木迭儿的党羽闻之更加恐惧。一场谋杀英宗和拜住的宫廷流血政变就迫在眉睫了。

　　铁失等为发动宫廷政变，需要物色新的靠山，乃与晋王也孙铁木儿的心腹、王府内史倒剌沙“深相要结”。至治三年（1323）八月二日，铁失等遣使至也孙铁木儿处，告以准备发动政变之谋，并说事成之后，推立也孙铁木儿为帝。五日，铁失等乘英宗自上都南返到离上都三十里的南坡之时，与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儿、大司农失秃儿、前平章政事赤斤铁木儿、前云南行省① 余卓：《松江府助役田粮记》，嘉靖《上海县志》卷八。

　　② 孛术鲁翀：《大元通制序》，《元文类》卷三六。

　　平章政事完者、铁木迭儿子前治书侍御史锁南、铁失弟宣徽使锁南等以及按梯不花等五个蒙古诸王，共十六人，利用铁失自己所统辖的阿速卫兵为外应，发动政变，先杀右丞相拜住，然后杀英宗于卧所。

　　史称“拜住入相，振立纪纲，修举废坠，裁不急之务，杜侥幸之门，加惠兵民，轻徭薄敛。英宗倚之，相与励精图治。时天下晏然，国富民足”，“而奸臣畏之，卒构祸难云”。泰定初，制赠清忠一德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东平王，谥忠献。至正初，改至仁孚道一德佐运功臣，余如故。

　　第五节燕铁木儿密谋政变，拥立文宗燕铁木儿（El-Temur？—1333），钦察氏，床兀儿第三子。自少年为宗王海山宿卫，从镇漠北。大德十一年（1307），从海山南还，海山（武宗）即位，授同知宣徽院事。皇庆元年（1312），袭父职左卫亲军都指挥使。泰定二年（1325），加太仆卿；三年，迁同佥枢密院事。致和元年（1328），进金枢密院事。

　　致和元年春，泰定帝在柳林围猎对得病还宫，燕铁木儿即与诸王满秃等密谋待帝死后发动政变，拥立武宗子①。三月，泰定帝北幸上都，燕铁木儿留大都掌宿卫军。七月，泰定帝死于上都，燕铁木儿凭借掌握的大都兵权，与居守大都的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等策划举事。八月四日，率族党阿剌帖木儿及心腹17 人持兵刃入兴圣宫，召百官至，宣布“祖宗正统属在武皇帝之子，有不顺者斩”，当即缚平章政事乌伯都剌、伯颜察儿、左丞朵朵、参知政事王士熙等有异议者下之狱；与阿剌忒纳失里共守内廷，封府库，收百司印，召百官听命。随即，遣前河南行省参政明里董阿等驰驿南迎被贬居江陵的武宗次子图帖睦尔入都，密谕河南行省平章伯颜（武宗旧臣）拥立之意，令他领兵护送，并宣称已遣使奉迎流亡金山之西的武宗长子和世■。时朝省大臣多在上都，燕铁木儿遂推前湖广行省左丞相别不花为中书左丞相，太子詹事塔失海涯为平章政事，前湖广行省右丞速速为左丞，与原右丞赵世延等共掌政务，另立政府，同时调宿卫诸军严守宫廷及京畿诸要隘，完全控制了大都局势。不久，又令人诈称为和世■派来的使臣，扬言和世■已率诸王兵南来，“旦夕且至”，以稳定人心①。与此同时，在上都的中书左丞相倒剌沙与梁王王禅、辽王脱脱等宗室、右丞相塔失帖木儿、知枢密院事铁木儿脱、御史大夫纽泽等大臣结成拥护泰定帝太子的一派，处死企图在上都起事响应大都的诸王满秃等，出兵分道讨伐大都，于是两都之战爆发。

　　两都之战图帖睦尔在伯颜护送下，急趋大都，先遣使升燕铁木儿为知枢密院事；八月二十六日至京，燕铁木儿奉天子车驾郊迎，遂入居皇宫。燕铁木儿虽然声称同时奉迎武宗的太子，但和世■多年僻居西北，底细不明，故实际上是打算拥立图帖睦尔，当他任命诸宿卫军官时，就命他们向南拜谢，可见其意所在。九月初八，不待和世■至，他就率领诸王、大臣劝请图帖睦尔即位。十三日，图帖木尔即位，封他为太平王，以太平路（令安徽当涂）为食邑，赐金、银、钞及平江路（今江苏苏州）官田500 顷，又加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仍前知枢密院事。同月，倒剌沙等也在上都奉泰定帝子阿剌吉八即帝位。

　　① 《元史》卷三二《文宗纪》一。又据卷一八四《任速哥传》，泰定四年速哥与平章政事速速（按：速速于英宗时任中书左丞，泰定帝即位后改御史中丞，寻被免职。其任平章政事在文宗即位后）曾密议拥立武宗子，并以其谋告燕铁木儿，得到了他的同意。可见早在泰定帝得病前他就与亲信密谋政变。① 《元史》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以下凡据本传者不注。

　　上都军由梁王王禅、诸王失剌、也先帖木儿等分别率领，进向居庸关、古北口和迁民镇（今山海关），湘宁王八剌失里、诸王忽剌台等率另一路军绕道山西进向紫荆口，对大都地区形成四面进攻的态势。九月初，燕铁木儿亲率主力击退逼近榆林（居庸关外）的王禅军。不久，因上都诸王也先帖木儿、平章秃满迭儿所部辽东军突破迁民镇关口西进，复奉旨前往蓟州堵截，十六日军至三河县，得报王禅军已破居庸关，乃留一部军守蓟州，自率主力迅速回师西向。二十日，与敌前军遇于榆河，激战却之，追至红桥北，于是两军隔江桥立营。后数日中，与王禅军两次会战于榆河北白浮之野，设计命将卒乘夜鼓躁，钲鼓号角齐鸣，敌营惊扰，自相踏践、射击，败走。二十五日，追袭王禅军于昌平北，杀敌数千，降者万余；次日，敌军溃散，王禅逃入北山，遂收复居庸关，命将守之。

　　二十七日，获悉上都军攻破古北口，进掠石槽（怀柔西南），即遣弟撒敦领兵急往迎击，自率大军继至，转战至牛头山（怀柔南），俘其驸马孛罗帖木儿等，上都军万余人降，残部溃散，被逐出古北口。二十八日，上都也先帖木儿、秃满迭儿军攻占通州，逼近大都，燕铁木儿又麾师驰救，十月一日黄昏赶至，立即乘敌休息直捣其营，敌不及应战，退到潞河东，二日后宵遁，乃渡河追击，进驻枣林（通州东南）；五日，上都军复集来攻，激战破之，斩其阳翟王太平，敌死伤惨重，北遁。上都诸王忽剌台军于九月末攻入紫荆关，十月初进犯涿州，于良乡南打败大都军，据卢沟桥而阵。七日，燕铁木儿率军兼程西进，人马皆且行且食，急趋良乡，在卢沟桥作战的大都军遂声言燕铁木儿军将至，上都军惧，退走；后此路军曾攻下冀宁（太原），而上都已败，退至马邑，湘宁王八剌失里、诸王忽剌台等皆被擒。十一日，上都秃满迭儿军复入古北口，燕铁木儿率军御之，大战檀州（密云）南，敌败，其万户以所部军降，秃满迭儿遁走辽东。十三日，齐王月鲁帖木儿与东路蒙古元帅不花帖木儿（燕铁木儿叔）率军包围兵力空虚的上都，倒剌沙等出降，两都之战至此以上都的失败告一段落。此次内战，上都方面拥有较多诸王、大臣的支持，兵力颇强，其四路军均曾先后攻入京畿，但缺乏统一指挥，未能配合，而燕铁木儿则集中精兵由自己直接统率，又富于谋略，勇决善战，虽往来奔驰救援，均能以优势兵力各个击溃敌人，保卫了大都的安全。赢得两都之战的胜利使燕铁木儿权势更盛。文宗下诏：“今后朝廷政务及籍没田宅赐人者，非与燕铁木儿议，诸人不许奏陈。”加号“答剌罕”，使子孙世袭其号；许兼三职署事。十二月，置龙翊卫，分领钦察卫士，以燕铁木儿兼都指挥使。天历三年（1329）正月，立都督府（六月升为大都督府），统左、右钦察卫、龙翊卫及哈剌鲁、东路蒙古二万户府和东路蒙古元帅府，亦命他兼统，并授御史大夫。于是军、政、监察大权尽掌握在他手中。

　　参与谋害明宗文宗即位时曾宣布等长兄来到立即让位，打败上都集团后就派官员北迎和世■。天历二年正月，和世■从西北来到和宁地区，岭北诸王、旧臣争先迎谒拥戴，于是不等与文宗及其大臣见面就在和宁北即帝位，是为明宗。三月，文宗命燕铁木儿奉皇帝玺往见明宗；四月，到达明宗驻地洁坚察罕（在和宁北，本太宗春季行宫），献上帝玺，明宗命他仍为中书左丞相，封爵如故，并宣布“凡京师百官，朕弟所用者，并仍其旧”。燕铁木儿奏请任命中书、枢密、御史台大臣，于是明宗任命追随他的旧臣哈八儿秃等为中书平章政事、知枢密院事、御史大夫，并向燕铁木儿及新任大臣谕示了一系列政令；同时，立文宗为皇太子。燕铁木儿从明宗南行，八月一日，至旺兀察都（即中都，今河北张北之北），次日，文宗从上都来迎，兄弟相见，宴诸王、大臣于行宫。六日，明宗“暴崩”，燕铁木儿声称奉明宗皇后之命，以皇帝宝授予文宗，立即拥文宗“疾驱”还上都，途中“昼则率宿卫士以扈从，夜则躬擐甲胄绕幄殿巡护”，八日，抵上都。十五日，文宗再即帝位。明宗之死，事有蹊跷，皇后八不沙、子妥欢贴睦尔（即元顺帝，时已十岁）当时都在行宫，必知其情，朝野当亦有疑者，但八不沙于次年即被谋杀，妥欢贴睦尔被贬于高丽。直到后至元六年（1340），顺帝才公开颁诏揭露文宗“当躬迓之际，乃与其臣月鲁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谋为不轨，使我皇考饮恨上宾”（《元史·顺帝纪三》）。诏中没有提燕铁木儿，但《元史·燕铁木儿传》则谓其“明宗之崩，实与逆谋”（此系据权衡《庚申外史》）。胡粹中《元史续编》卷十载：“闻故老言：燕帖木儿奉上玺绶时，明宗从官有不为之礼者，燕帖木儿且怒且惧。既而帝暴崩，燕帖木儿闻哭声，即奔入帐中，取宝玺，扶文宗上马南驰。”可见他参与谋害明宗之事在元末广为流传，且合乎情理，当是事实。

　　权倾朝野文宗再次即位后，更加倚重燕铁木儿。诏追封其父祖王号；以燕铁木儿既为右丞相，乃不置左丞相，使独掌政务，诏告天下，谓其功勋卓著，“宜专独运，以重秉钧”，“凡号令、刑名、选法、钱粮、造作，一切中书政务，悉听总裁”，诸王、公主、驸马、近侍和所有官员都不得越过他奏事；命艺文监刊行其《世家》；命礼部尚书马祖常撰碑文纪其功，赐题《太师太平王定策元勋之碑》，诏于红桥南为其建生祠，树纪功碑，并亲祀其生祠；命于兴圣宫西南侧为其建居弟；诏以其子塔剌海为养子；此外还多次赏赐田地、鹰坊、金银、宫女等。其弟撒敦授知枢密院事，子唐其势宣徽使，并赐号“答剌罕”，一门权势盛极，以致唐其势扬言“天下本我家之天下”（《元史·唐其势传》）。燕铁木儿掌握大权后，“挟震主之威，肆意无忌”，让中书省臣奏请赐给自己安丰等路封户，龙庆州之园池、水硙、土田，嘉兴、平江等处田地，占有了大量财富；取泰定帝后为夫人，先后娶宗室女达40 人，“后房充斥，至不能尽识”，“一宴或宰十三马”，荒淫、奢侈至极。

　　至顺三年（1332）八日，文宗死，遗诏立明宗之子。为了便于控制朝政，燕铁木儿乃立明宗次子，年仅七岁的懿璘质班，十月四日扶之即位，是为宁宗。

　　宁宗仅做了四十三天皇帝就死了。于是文宗后临朝，燕铁木儿又与群臣议立文宗子燕帖古思。文宗后不同意，主立明宗长子妥欢贴睦尔。妥欢贴睦尔时年十三岁，至顺元年（1330）被文宗流放于高丽一海岛中，第二年又被迁居广西静江（今桂林）。燕铁木儿派人迎他入都，并亲至良乡迎接，陈述迎立之意，妥欢贴睦尔因年幼且畏惧，“一无所答”，燕铁木儿疑忌，深恐妥欢贴睦尔即位之后追究明宗被害之事，所以迁延不立达六个月。在皇位空缺期间，一切军国重事均决于燕铁木儿，实际上拥有皇帝之权①。后燕铁木儿以荒淫过度身死，妥欢贴睦尔才得于至顺四年六月即皇帝位于上都，是为顺帝。

　　燕铁木儿虽死，但其家族势力仍旧把持朝政。顺帝以其弟撒敦为左丞相、子唐其势为御史大夫。后至元元年（1335）三月，又立其女伯牙吾氏为皇后。同年六月，均为右丞相伯颜所杀，至此，燕铁木儿家族在元朝政治舞台上消失。

　　① 公哥朵儿只：《红史》，汉译本页28—29。

　　第十三章伯颜脱脱察罕帖木儿扩廓帖木儿第一节伯颜伯颜（Bayan，？—1340），蔑儿乞氏。祖称海，为领军百户，从宪宗攻宋合州钓鱼山死；父谨只儿，仁宗时总领太后兴圣宫宿卫。伯颜年十五，成宗命侍皇侄海山。大德三年（1299）至大德十一年（1307），从海山出镇北边，与西北叛王海都、笃哇战，屡立战功。大德十一年，成宗死，海山率部南还争位，大会诸王驸马于和林，赐伯颜号拔都儿。

　　海山即位，是为武宗，授伯颜吏部尚书，不久改任尚服院使，又任御史中丞。至大二年（1309）十一月，任尚书平章政事，特赐蛟龙虎符，领右卫阿速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

　　延祐三年（1316），仁宗命为周王（武宗子和世■）府常侍。其后历任江南行台御史中丞、御史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陕西行台御史大夫等职。至治二年（1322），复任南台御史大夫。泰定二年（1325），又任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三年，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佩虎符，节制江淮诸军①。

　　致和元年（1328）七月，泰定帝死于上都，武宗旧属燕铁木儿任佥枢密院事留守大都，谋立武宗子为帝，联结同党发动政变，拘杀异己，严控枢密诸要害，遣同党明里董阿等驰乘驿迎武宗次子怀王图帖睦尔于江陵，并命以其谋密告伯颜，使选兵以备扈从。伯颜立即响应，筹集粮饷费用，征发民丁，增置驿马，补城浚濠，修战守之具，选募骁勇士五千遣往护卫怀王北行。同僚平章曲烈等持异议，参政脱烈台谋刺伯颜，都被伯颜处死。怀王至汴梁，伯颜劝请即速北上大都即位，并亲自披坚执锐，率军护送。同年九月，怀王即位于大都，是为文宗。伯颜以功特加银青荣禄大夫，仍领宿卫，寻加太尉，进开府仪同三司、录军国重事、御史大夫、中政院使。天历二年（1329）正月，拜太保，加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明宗立，任中书左丞相。明宗暴死，文宗嗣位，加伯颜储政院使。三年正月，任知枢密院事。至顺元年（1330）文宗以伯颜功大，特令凡饮宴比照诸宗王赐“喝盏”之礼，并赐怯薛歹百人，蔑儿乞百人，阿速百人为其宿卫，又命尚世祖阔阔出太子女孙卜颜的斤。二年八月，进封浚宁王，并追封其先三世为王。三年，诏建伯颜生祠于涿州、汴梁，立碑记其拥立之功。八月，文宗死，同受顾命，立明宗次子，是为宁宗；拜太傅，加徽政使。不久宁宗死，复依文宗皇后意，将明宗长子妥欢贴睦尔从静江迎入京。自文宗即位以来，朝廷大权一直掌握在右丞相燕铁木儿手中，伯颜地位虽仅居其次，但在实际国务中作用不大。次年（1333），燕铁木儿死，妥欢贴睦尔（元顺帝）即帝位，伯颜以翊戴功拜中书右丞相、上柱国，监修国史。元统二年，进太师、奎章阁大学士，领太史院，兼领司天监、威武、阿速诸卫。十一月，进封秦王，继领太禧宗禋院、中政院、宣政院、隆祥使司、宫相诸内府，总领蒙古、钦察、斡罗思诸卫亲军都指挥使。中书左丞相、燕铁木儿子唐其势见伯颜独得势，耻位居其下，忿然说：“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颜何人而位居吾上。”遂与其叔塔里蓄谋政变，交结诸王晃火帖木儿。郯王彻彻秃告发其谋。后至元元年（1335）六月，伯颜捕杀唐其势及其弟塔剌海，皇后伯牙吾氏为燕铁木儿女，庇护其兄弟，亦被逐出① 马祖常：《敕赐太帅秦王佐命元勋之碑》，《石田集》卷一四。

　　宫毒死。塔里举兵叛，杀朝廷使者，北奔诸王晃火帖木儿。伯颜率军讨之，执塔里处死，晃火帖木儿自杀。七月，专命伯颜为中书右丞相，罢左丞相不置。赐“答剌罕”之号，子孙世袭。自此朝令悉归伯颜。中书平章彻里帖木儿议罢科举，诸汉臣争之，卒以伯颜支持此议，科举竟罢。三年，伯颜以广东朱光卿、河南棒胡等起兵反元，奏禁汉人、南人不得执兵器，并拘刷其马匹。甚至禁农家用铁禾叉，以防造反。又，诏禁汉、南人习学蒙古、色目文字；诸中央、地方衙门幕长并用蒙古、色目人，皆出于伯颜。他还荒唐地提出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后因顺帝不从作罢。四年，郯王入朝，伯颜为子求婚王女遭拒，极为不满，又忌郯王位尊望重，遂指使他人诬告其谋反，捕王下狱，查无实据后，竟不待诏令，擅自处决①。五年十月，诏以伯颜为大丞相。

　　伯颜独秉国柄，专权自恣，益无所忌，“诸卫精兵收为己用，府库钞帛听其出纳”《元史·脱脱传》），势焰薰灼，威权在顺帝之上，以致“天下之人唯知有伯颜而已”（《元史·伯颜传》）。其官衔多达246 字。顺帝深忌之。其侄御史大夫脱脱惧祸及己，至元六年（1340）二月，与顺帝心腹世杰班筹合谋，乘伯颜出猎柳林之机，将其黜为河南行省左丞相。三月，诏徙伯颜于南恩州阳春县（今广东阳春）安置。伯颜在途中病死于龙兴路（治今江西南昌）驿舍。

　　① 权衡《庚申外史》谓：“伯颜本郯王家奴也，谓郯王为使长。伯颜至是怒曰：‘我为太师，位极人臣，岂容有使长乎耶？’遂奏郯王谋为不轨，杀郯王并杀王子数人。”

　　第二节脱脱早年经历脱脱（Toqto’a，1314—1356），字大用，蒙古蔑儿乞部人。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出生在一个地位显赫的蒙古贵族家庭里。伯父伯颜，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即位后任中书右丞相，独秉国政达八年之久；父马札儿台，仁宗以来即居要职，伯颜罢相后即任中书右丞相。

　　脱脱自幼养于伯父伯颜家中。稍长，就学于名儒吴直方。直方，字行可，婺江浦江（今属浙江）人，儒学素养很深，曾与方凤、谢翱、吴思齐等名儒交游过。后出游京师，任教于周王和世■藩邸，和世■出走后，改任上都路学正，脱脱父马札儿台对他的智谋大加赞赏，比之为诸葛孔明。于是延入府中教其子脱脱、也先帖木儿。吴直方是脱脱的启蒙教师，后来成为脱脱的心腹幕僚。

　　少年时代的脱脱膂力过人，能挽弓一石，是一位显见的将才。但经吴直方的谆谆善诱，他接受了许多儒家文化，虽然不习惯于终日坐读诗书的生活，他的进步依然是很明显的。脱脱善书画，书法刚毅有力，酷似颜真卿；画竹颇得妙趣。他受儒家思想影响最大的是用儒家标准做人，他立下了“日记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终身”（《元史·脱脱传》）的志向。

　　15 岁时，脱脱为泰定帝皇太子阿剌吉八怯怜口怯薛官。文宗图帖睦尔即位，他渐被擢用，天历二年（1329）任内宰司丞兼成制提举司达鲁花赤，不久命为府正司丞。至顺二年（1331）授虎将、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妥欢贴睦尔即位后，伯父伯颜有翊戴之功而独揽大权，他亦随之飞黄腾达，元统二年（1334），由同知宣政院事兼前职升同知枢密院事。至元元年（1335）在挫败前右丞相燕铁木儿子唐其势余党塔里、塔剌海等的战斗中，立有战功，拜御史中丞、虎符亲军都指挥使，提调左阿速卫，进为御史大夫。

　　铲除伯颜伯颜是武宗海山的旧臣。致和元年（1328）泰定帝病卒后，他支持燕铁木儿发动政变，是拥戴文宗图帖睦尔夺位的第二号大功臣。燕铁木儿死，顺帝即位，伯颜独揽大权。唐其势不满，发动兵变，反被伯颜执杀。此后，伯颜“独秉国钧，专权自恣，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渐有奸谋”（《元史·伯颜传》）。脱脱是伯颜的亲侄儿，当然视脱脱为亲信，曾企图以脱脱为宿卫，以监视妥欢贴睦尔的起居。脱脱虽自幼养于伯颜家中，但目睹伯颜倒行逆施，势焰熏灼，深感事态严重，虑一旦事败，伯颜有杀身之祸，自己也会受牵连。于是一场以家族内部斗争为形式、关系到政权易人和政策变化的政变正在酝酿着。

　　开始，脱脱与生父马札儿台进行商议。脱脱对其父说：“伯父骄纵已甚，万一天子震怒，则吾族赤矣。曷若于未败图之。”其父虽然也感到事态严重，但不敢贸然付诸行动。脱脱乃问计于吴直方。直方曰：“《传》有之：‘大义灭亲。’大夫知有朝廷耳，家固不宜恤。”脱脱曰：“事不成奈何？”直方曰：“事不成天也，一死复何惜。即死亦不失为忠义耳。”脱脱顿足曰：“吾意决矣。”①吴直方引经据典，为脱脱鼓气，终于使脱脱下了铲除伯颜的决心。

　　进一步采取行动的关键是取得妥欢贴睦尔的支持和赞同。妥欢贴睦尔虽然年轻，但并不甘心做傀儡，脱脱测知伯颜擅权，“帝患之”；伯颜矫旨擅杀郯王彻彻秃，贬走宣让王帖木儿不花、威顺王宽彻普化，“帝益忿之”；伯颜胡作非为，“帝积不能平”。特别是至元四年（1338）脱脱获知伯颜与太皇太后卜答失里（文宗后）谋立燕贴古思（文宗子）而废妥欢贴睦尔，把此事告诉了吴直方，直方教他“以密告于帝，令帝知而预为之防”（权衡《庚申外史》）。因而，脱脱与妥欢贴睦尔之间是有共同思想基础的。但是在宫廷复杂的环境里，在伯颜的淫威下，妥欢贴睦尔未敢轻易表态，私下派心腹世杰班、阿鲁对脱脱反复试测后才释去疑心，表示支持脱脱采取行动。

　　至元五年（1339），脱脱曾两次准备下手，均因准备不足而未下手。这一年，脱脱与伯颜的矛盾实际已经暴露。十一月，河南省台掾史范孟因不满其地位低下，假传圣旨矫杀行省长官，命原河南廉访使段辅居省中权事，自命为河南都元帅。五天后事泄被杀。这件事因牵连廉访使段辅，伯颜大怒，命御史台臣上章言汉人不可为廉访使。作为御史大夫的脱脱与吴直方商议，直方曰：“此祖宗法度，决不可废，盍先为上言之。”脱脱入告于帝，故御史台臣上章被妥欢贴睦尔驳回。伯颜知出于脱脱，大怒，言于帝曰：“脱脱虽臣之子，其心专佑汉人，必当治之。”（《元史·脱脱传》）再加上脱脱增兵宫门的事，使伯颜对脱脱愈益增疑。

　　至元六年（1340）二月，伯颜约妥欢贴睦尔去柳林打猎，妥欢贴睦尔托疾不去。伯颜遂邀太子燕贴古思同往。脱脱密告妥欢贴睦尔曰：“伯父久有异志，兹行率诸卫军马以行，往必不利于社稷。”脱脱遂与世杰班、阿鲁合谋以所掌士兵及宿卫士控制京师，先收京城门钥，由亲信列布城门下。当夜，妥欢贴睦尔在玉德殿诏近臣汪家奴、沙剌班及省院大臣先后入见；中夜二鼓命太子怯薛月可察儿率30 骑抵柳林太子营，连夜将燕贴古思接回京师；即起草诏书，命中书平章政事只儿瓦歹奉诏前往柳林。诏书称：“伯颜不能安分，专权自恣，欺朕年幼..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今命伯颜出为河南行省右丞相。”（《庚申外史》）

　　天明，大都城门紧闭，脱脱倨坐城门上等候。伯颜遣人来城下问故，脱脱传圣旨曰：“诸道随从伯颜者并无罪，可即时解散，各还本卫，所罪者惟伯颜一人而已。”伯颜要求入京向皇帝辞行，不许。所领诸军见伯颜失势，纷纷散去。伯颜无可奈何，南下而去。三月，命徙伯颜于南恩州阳春县（今属广东）安置，其在途中病死于龙兴路（治今江西南昌）驿舍。

　　“旧政更化”

　　脱脱与伯颜的斗争虽然是元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夺权利的斗争，但其中包含着深刻的社会背景。自忽必烈推行“汉法”以来，蒙古贵族内部围绕着继续推行“汉法”还是抵制“汉法”的斗争一直很尖锐。伯颜擅权以来，排斥汉人，废除科举，采取一系列民族压迫政策，是元代后期一场罕见的抵制“汉法”运动。脱脱虽为伯颜之侄，从维护元朝统治的根本利益出发，他不① 宋濂：《集贤大学士吴公行状》，《宋文宪公全集》卷四一。

　　满伯颜的“变乱祖宗成宪”，因而发动了一场在皇帝支持下的政变，驱逐了伯颜。这一行动是受到朝野官民普遍欢迎的，有些士人称此举为“拔去大憝，如剔朽蠹”①；百姓则痛恨伯颜专权贪赃，当他卒于龙兴路驿舍后，有人题诗于壁云：“百千万锭犹嫌少，垛积金银北斗边，可惜太师无运智，不将些子到黄泉。”②伯颜被逐后，妥欢贴睦尔命脱脱之父马札儿台为太师、中书右丞相，脱脱为知枢密院事，脱脱弟也先帖木儿为御史大夫。马札儿台上台后，于通州置榻坊，开酒馆、糟坊，日至万石，又贩运长芦、淮南盐、热衷于经商敛财。脱脱让参政佛嘉问向皇帝上奏章弹劾，迫使马札儿台辞职，“养疾私第”，仍为太师。是年十一月脱脱出任中书右丞相。

　　脱脱上台后，即大刀阔斧地废除伯颜“旧政”，推行一系列新政，史称“更化”。当时，妥欢贴睦尔图治之意甚切，对脱脱十分信任，把国家大事交给脱脱处理。吴直方在帮助脱脱决策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国有大事、上命，必定于公，公亦慨然以泽被斯民为己任，有知无不言，言之丞相无不行，天下翕然，比后至元之治于前至元，公之功居多”③。既然直方“言之丞相无不行”，那么，脱脱更化与“儒术治天下”就产生了必然的联系。

　　脱脱推行的更化政策主要内容有：第一，恢复科举取士制。脱脱出任中书右丞相后仅一个多月，即至元六年（1340）十二月，正式宣布恢复科举。这一举措对于笼络汉族士大夫，引导人们走读书入仕的道路，对于消除由于伯颜推行排儒政策而带来的民族隔阂心理，具有一定的作用。接着，脱脱大兴国子监，招收蒙古、色目、汉人三监生员达三千多人。

　　第二，置宣文阁，开经筵，遴选儒臣以选讲。文宗天历二年（1329）曾创建奎章阁，一时精英荟萃，文采焕然。文宗卒后，伯颜弄权，奎章阁无人顾问，文士四散，一片凋零凄凉景象。脱脱执政后，立即改奎章阁为宣文阁，改艺文监为崇文监，由康里人巎巎董阁事。宣文阁主要任务是宫廷教育。宣文阁设立后，在经筵教育、修撰三史、翻译古籍、编撰史书等方面起了不少好作用。脱脱非常注意对皇帝进行传统的经史教育，决定开经筵，遴选儒臣欧阳玄、李好文、黄溍、许有壬四人为皇帝五月一进讲，读五经四书。脱脱对妥欢贴睦尔说：“陛下临御以来，天下无事，宜留心圣学。颇闻左右多阻挠者，设使经历不足观，世祖岂以是教裕皇（即真金太子）哉？”于是从秘书监取真金所授书以进，帝大悦。在这段时间内，妥欢贴睦尔常在宣文阁用心读书，了解历史上的前言往行，写大字，操琴弹古调，“欣欣然有向慕之志”。由于皇帝重视儒学，曲阜衍圣公升秩二品，又下诏译《贞观政要》为蒙文，让蒙古贵族子弟认真阅读。

　　第三，恢复太庙四时祭。伯颜专权以来，礼仪制度多有破坏，现在一切按规矩办事。至正三年（1343）十月，妥欢贴睦尔享于太庙，按礼仪向其弟宁宗懿璘质班灵位下拜。

　　第四，调整蒙古统治集团内部关系。伯颜为了自己的私利，迫害、打击异己，造成蒙古贵族内部不和。现在正式为郯王昭雪，召还宣让王帖木儿不① 杨维桢：《元故中奉大夫浙东慰杨公神道碑》，《东维子文集》卷二四。②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七《讥伯颜太师》。

　　③ 宋濂：《集贤大学士吴公行状》，《宋文宪公全集》卷四一。

　　花、威顺王宽彻普化，让他们回到自己的领地，功臣博尔术四世孙阿鲁图正广平王之位。这些措施对于维护蒙古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起了一定作用。第五，开马禁、减盐额、蠲负逋，减轻对人民的控制和剥削。伯颜曾下令汉人南人不得有寸铁，禁百姓畜马，脱脱下令罢禁，元代财赋倚重盐赋，广大灶户苦不堪言，故脱脱减盐额，河间盐场自至正二年始免余盐三万引，两浙盐场自至正三年起免十万引，福建盐场自至正三年起免三万引。此外，还时而下令减免赋税、负逋，如至正三年十月南郊礼毕，大赦天下，蠲民租五分。

　　第六，整顿吏治。元末官贪吏污，吏治败坏。脱脱上台后对地方官提出了新的要求，创立六条标准，“先是以五事备取守令，至是取守令以常年仓得法，凑成六事”（《庚申外史》）。又制定《守令黜陟之法》：“六事备者升一等，四事备者减一资，三事备者平迁，六事俱不备者降一等。”（《元史·顺帝纪》）

　　主持“三史”的修撰脱脱在执政期间还主持修撰辽、金、宋三史。由于更化政策的推行，伯颜专权时辞归的儒臣这时纷纷应召入国史馆，脱脱受命为三史都总裁官，以中书平章政事、康里人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欧阳玄，侍御史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为总裁官，经过挑选淘汰确定了一批修史官，他们之中除汉人外，还有畏兀儿、哈剌鲁、唐兀、钦察等族的史学家。如此众多的少数民族学者参加修史，这在全部二十四史中是仅见的。脱脱虽然没有秉笔修史，但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都总裁。他以江南三省前南宋的学田钱粮为修史费用，解决了经费困难问题；辽、金、宋三朝谁为“正统”问题，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影响修史开展，脱脱主张三史分别撰写，各为正统，一律平等对待，“议者遂息”。

　　三史于至正三年（1343）四月开始修撰，至正四年三月完成《辽史》，脱脱命掾史仪礼鼓吹导从，自史馆进至宣文阁，甚为隆重。四年十一月《金史》成，五年十月《宋史》成。三史总共只用了两年半时间，除因有前朝修史基础外，主要是因为脱脱这位都总裁官用人得当，措施有力。《金史》、《宋史》完成之时，脱脱已辞去相位，故以中书右丞相阿鲁图、中书左丞相别儿怯不花为“领三史事”。

　　复相后的开河变钞脱脱第一次执政，推行更化政策凡三年又七个月，除因论证不足强行开大都金口河，造成沙泥壅塞、民舍被毁、丁夫死伤、劳而无功外，其他措举大体得当，朝政为之一新，汉儒们“知无不言，言无顾忌”（《元史·苏天爵传》），皇帝用功读书，注意节俭，颇有“励精图治之意”（《元史·脱脱传》），脱脱治国有方，“中外翕然称为贤相”。

　　至正四年五月，脱脱因病辞相。七年六月，马札儿台被右丞相别儿怯不花弹劾，帝命徙甘肃，脱脱力请同行以照料父亲，遂居甘州（今甘肃张掖）就养。十一月，马札儿台病死，脱脱回京师。八年，命脱脱为太傅，负责东宫事务。

　　脱脱辞相后，阿鲁图、别儿怯不花、朵儿只先后任右丞相。这段时间有5 年多，妥欢贴睦尔虽仍有励精图治之志，也曾推出一些新政，但从整体来说，元朝政治腐败已不可挽救。加之天灾频仍，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此起彼伏，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面对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妥欢贴睦尔于至正九年（1349）闰七月命脱脱复为中书右丞相。

　　脱脱复相后，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下决心治理这疮痍满目的社会。当时摆在脱脱面前的有几大棘手的难题：第一，河患引起的严重财政危机。

　　脱脱辞相后仅一个月，即至正四年夏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许，北决白茅堤（今河南兰考东北）。六月，又北决金堤。沿河郡邑，如济宁路（治今山东巨野）、曹州（今山东菏泽）、大名路（治今河北大名南）、东平路（治今山东东平）等所属沿河州县均遭水患。元廷对之束手无策，以致水势不断北浸，到至正八年正月，河水又决，先是淹没济宁路诸地；继而“北侵安山，沦入运河，延袤济南、河间，将隳两漕司盐场，实妨国计”（《元史·贾鲁传》），大有掐断元王朝经济命脉之势。运河中断将危及大都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水浸河间、山东两盐运司所属盐场，将会使元廷财政收入急遽减少。本来已经空虚的国库面临着新的危机。

　　第二，河患加剧了社会动荡不安。

　　自从河患发生以来，河泛区的饥民和流民纷纷起来反抗，有的劫夺商旅，有的打击官府，所在有司无可奈何。全国各地不断爆发起义；至正四年七月，山东私盐贩郭火你赤起义，活动于鲁、晋、豫一带；六年六月，福建汀州连城县罗天麟、陈积万起义，湖南爆发吴天保领导的瑶民起义；七年十月，全国发生起义达二百余起；八年春，台州黄岩（今属浙江）盐贩方国珍起兵反元；同年三月，辽东锁火奴和辽阳兀颜鲁欢分别自称“大金子孙”，起兵反元；九年，冀宁（今山西太原）平遥等县有曹七七起义；十年，江西铅山、真州（今江苏仪征）、泰州（今属江苏）均有农民起义。

　　第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

　　脱脱去相后，以右丞相别儿怯不花为首的一派与脱脱父子有旧怨，别儿怯不花、左丞相太平、御史大夫韩嘉纳、右丞秃满迭儿等10 人，结为兄弟，曾弹劾马札儿台，使之远徙甘州。康里人哈麻与弟雪雪，因其母为宁宗的乳母，兄弟俩充宿卫士，为妥欢贴睦尔所宠幸。脱脱为相时，哈麻官任同知枢密院事，对脱脱百般趋附。脱脱去相后，遭到别儿怯不花等攻击，哈麻在妥欢贴睦尔处竭力为之辩护。至正九年，太平、韩嘉纳支持御史斡勒海寿列哈麻罪行劾奏，妥欢贴睦尔不得已夺哈麻、雪雪官职，而太平、韩嘉纳、斡勒海寿等均被贬官。未几，脱脱复为右丞相，为报答哈麻辩护之功，对太平等人进一步打击报复，使太平谪居陕西，别儿怯不花谪居般阳，韩嘉纳以赃罪杖流奴儿干致死，秃满迭儿出为四川右丞，途中被杀。脱脱重新召用哈府，从此埋下了杀身之祸。

　　至于官贪吏污、纪纲废弛、赋役不均等，已是积重难返的社会现象，脱脱复相后根本顾不上去治理这些问题。当务之急是解决财政危机和治理黄河。

　　解决财政危机最快的办法是变更钞法。因为从至元后期以来，纸币发行猛增，不断贬值，以后历代大量印钞，到至正年间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再加上伪钞横行，钞法已经败坏不堪。至正十年四月，左司都事武琪建议变钞，吏部尚书偰哲笃支持变钞，并提出了以纸币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为母，而钱为子的方案。脱脱会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集贤、翰林两院官，进一步商议。会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吕思诚反对最坚决，但遭到了压制，脱脱终于下决心实行变钞。妥欢贴睦尔批准了中书省的变钞方案，下诏曰：朕闻帝王之治，因时制宜，损益之方，在乎通变。惟我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颁行中统交钞，以钱为文，虽鼓铸之规未遑，而钱币兼行之意已具。厥后印造至元宝钞，以一当五，名曰子母相权，而钱实未用。历岁滋久，钞法偏虚，物价腾踊，奸伪日萌，民用匮乏。爱询廷臣，博采舆论，佥谓拯弊必合更张，其以中统交钞壹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二贯，仍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至元宝钞，通行如故。子母相权，新旧相济，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元史·食货志》）变钞的具体办法是：一，印造“至正交钞”（实际上是用旧日的中统交钞加盖“至正交钞”字样，故又称“至正中统交钞”），新钞一贯合铜钱一千文，或至元宝钞二贯，而至正交钞的价值比至元宝钞提高了一倍，两钞则并行通用。二，发行“至正通宝钱”，与历代旧币通行，使钱钞通行，并以钱来实钞法。

　　至正十一年（1351）新钞与通宝同时发行，结果很快就出现了通货膨胀。“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京师料钞十锭（每锭50 贯），易斗粟不可得”，“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元史·食货志》）。变钞的最后结果是完全失败。

　　在实行变钞的同时，脱脱决心治理黄河。

　　早在至正八年二月时，元廷于济宁郓城立行都水监，命贾鲁为行都水监使，专治河患。贾鲁经过实地考察、测量地形、绘制地图，提出二策：“其一，议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则用工省；其二，议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使复故道，其功数倍”（《元史·贾鲁传》）。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九年，脱脱复相后，专门召开治河讨论会，贾鲁以都漕运使身份再次提出自己的治河主张，并进一步强调“必疏南河，塞北河，修复故道。役不大兴，害不能已”（《元史·成遵传》）。脱脱当机立断，取其后策。并不顾工部尚书成遵等抗争，坚定地说：“事有难为，犹疾有难治，自古河患即难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元史·脱脱传》）脱脱明知“此疾难治”，也明知要冒巨大风险，还是坚决地“欲去其疾”；他深知越是不治，越是难治，越难治，饥民、流民问题越严重。脱脱是把治河当作制止“盗贼滋蔓”的重要手段来加以认识的。

　　至正十一年四月初四日，妥欢贴睦尔正式批准治河，下诏中外，命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发汴梁、大名13 路民15 万人，庐州（今安徽合肥）等地戍军18 翼2 万人供役。四月二十二日开工，七月完成疏凿工程，八月二十九日放水入故道，九月舟楫通行，并开始堵口工程，十一月十一日，木土工毕，诸埽堵堤建成。整个工程计190 天。贾鲁按照他的疏塞并举、先疏后塞的方案，成功地完成了治河工程。

　　镇压农民起义然而，就在贾鲁治河之时，白莲教主韩山童等抓住时机，凿好独眼石人一个，预先埋于黄陵岗，散布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五月初，韩山童与刘福通等在颍州颍上（今属安徽）发动起义，元末农民战争爆发。

　　颍上起义爆发后，韩山童虽遭官府捕杀牺牲，刘福通则在占领颍州成功后，迅速进据河南朱皋、罗山、真阳、确山、汝宁、息州、光州等地，众至10 万。同年夏，彭莹玉兵起淮西。八月，邳县人李二（芝麻李）、赵君用、彭大及其子早住等占领徐州；麻城人、铁工邹普胜，罗田人、布贩徐寿辉起兵蕲州（今湖北蕲春南）。十月，徐寿辉克蕲水（今湖北浠水），建立天完政权。十二月，王权（布王三）、张椿等攻占邓州、南阳，称“北琐红军”；十二年正月，孟海马等攻占襄阳（令湖北襄樊），称“南琐红军”。二月，定远人郭子兴等攻占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北、南、西三片地方的红中军几乎同时而起，来势之猛为元廷所料不及。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脱脱的心情是极其复杂的。当初廷臣议论治河时，有人认为中原必乱，脱脱把不同意见者压制下去后，岂料中原果然大乱。于是急忙遣兵镇压，结果事与愿违，起义烈火越扑越旺。所以在议政时，脱脱总是讳言这伤透脑筋的事。一日，妥欢贴睦尔把脱脱召去，怒责之曰：“汝尝言天下太平无事，今红军半宇内，丞相以何策待之？”脱脱汗流浃背，一时竟无言以对。

　　丞相的对策主要有二：一是加紧对汉人、南人的防范。凡议军事，汉人、南人官僚必须回避。一日，脱脱奏事内廷，事关兵权，回头看到中书左丞韩元善、中书参政韩镛随后而来、脱脱立刻命守门人拦阻不得入。于是上奏妥欢贴睦尔：“方今河南汉人反，宜榜示天下，令一概剿捕。诸蒙古色目因迁谪在外者，皆召还京师，勿令诖误。”（《庚申外史》）有一次，中书省吏员抱文牍，题为“谋反事”，送到脱脱处，脱脱视其牍，改题为“河南汉人谋反事”。这两件事说明，在关系到蒙古贵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脱脱仍然要借助民族压迫政策来维护其统治的。二是采取血腥镇压方式。颍州起义爆发后，脱脱曾派枢密院同知赫厮、秃赤率阿速军镇压，结果大败而归；不久又派其弟也先帖木儿等率十余万军进兵河南，结果在沙河不战而溃。脱脱还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义兵来镇压起义军，其中以河南沈丘的察罕帖木儿和罗山的李思齐最为凶狠，对中原红巾军威胁最大。

　　至正十二年八月，脱脱亲率大军出征徐州。当芝麻李等占领徐州后，尽有徐州附近州县，徐州地处黄河与运河交汇处，因此红巾军切断了通过漕运对大都的物资供应。九月，脱脱破徐州，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芝麻李被杀。脱脱班师回朝，妥欢贴睦尔加其为太师，于徐州为脱脱建生祠，立《徐州平寇碑》，以著其功绩。

　　徐州红巾军被镇压后，元军联合各地地主武装对北、南、西各部红巾军进行了疯狂的镇压，使各路红巾军被迫转入低潮。

　　统治集团的腐败与脱脱贬死在一派至正中兴、天下太平的假相下，元朝以妥欢贴睦尔为首的统治集团进一步腐化堕落了，政治更加黑暗。

　　脱脱复相后，对哈麻兄弟深为感激，提升哈麻为中书右丞。但脱脱对左司郎中汝中柏十分倚重，引起哈麻不快，脱脱改哈麻为宣政院使，且位居第三，于是哈麻对脱脱怀恨在心。哈麻为取悦于皇后奇氏和皇子爱猷识理达腊，找脱脱商议授皇太子册宝礼事，脱脱加以推托。哈麻善于媚上，偷偷引进西天僧教妥欢贴睦尔运气术，哈麻的妹婿、集贤大学士秃鲁帖木儿亦荐西天僧伽磷真来教“演揲儿”法（汉语“大喜乐”），使之修成房中之术，诱导妥欢贴睦尔淫乐。秃鲁帖木儿与老的沙等十人结为“倚纳”，引进公卿贵族家的命妇和街坊良家妇女到宫中，供妥欢贴睦尔和倚纳们玩乐，君臣全然不顾羞耻，男女赤身裸体作乐。丑声秽行，著闻于外，脱脱对哈麻一伙益加痛恨。这时，脱脱利用战争停息之时，对农业生产抓得颇为有力。至正十三年三月，脱脱用左丞乌古孙良桢、右丞悟良哈台建议，屯田京师地区，以二人兼大司农卿，自领大司农事，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至檀、顺州，东至迁民镇，凡系官地及原管各处屯田，皆引水利，立法佃种，合用工价、牛具、农器、谷种、召募农夫诸费，给钞500 万锭，以供其用。当年收成甚佳。又于江浙、淮东等处立分司农司，召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围堰之人各1000名为农师，教民播种，所募农夫，每名给钞10 锭。

　　正当红巾军暂时失败之时，泰州白驹场（今属江苏东台）盐贩张士诚于至正十三年初起兵，攻破泰州、高邮。十四年正月，张士诚据高邮，自称诚王，国号大周，改元天佑。六月，士诚破扬州，南北运河再次梗塞。九月，妥欢贴睦尔再命脱脱出师，南征高邮。其诏书语句颇为恳切：“朕于丞相共理天下者也，天下多故，朕轸其忧，相任其劳，理所必致汝往。”脱脱总制诸王各爱马、诸省各翼军马，董督总兵、领兵大小官将，号称百万，连“西域西蕃皆发兵来助，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师之盛，未有过之者”（《元史·脱脱传》）。十一月，元军抵高邮，双方战于高邮城外，士诚大败，退入城中不出。元军分兵破六合、盐城、兴化等地。

　　脱脱出师之前，命汝中柏为治书侍御史，以辅助其弟也先帖木儿代理朝政。汝中柏认定哈麻必为后患，劝脱脱除之。脱脱犹豫不决，命与也先帖木儿商议。也先帖木儿向来无能，又认为哈麻曾有功于己，不从。哈麻获悉后，将脱脱拖延皇太子册宝礼等事，挑拨奇皇后、皇太子与脱脱兄弟关系。脱脱出师后，妥欢贴睦尔命哈麻为中书平章政事。哈麻大权在握，即唆使监察御史袁赛因不花奏劾脱脱兄弟，奏章称：“脱脱出师三月，略无寸功，倾国家之财以为己用，半朝廷之官以为自随。又其弟也先帖木儿庸材鄙器，玷污清台，纲纪之政不修，贪淫之习益著。”妥欢贴睦尔轻信谗言，又害怕脱脱成为伯颜第二，先罢也先帖木儿职，又下诏削脱脱兵权。

　　诏书到达军中之时，参议龚伯遂对脱脱说：“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

　　且丞相出师时，尝被密旨，今奉密旨一意进讨可也。诏书且勿开，开则大事去矣。”脱脱曰：“天子诏我而我不从，是与天下抗也，君臣之义何在？”不从，遂交出兵权，由河南行省左丞相泰不花等代为总兵。客省副使哈剌答曰：“丞相此行，我辈必死于他人之手，今日宁死丞相前。”言毕，拔刀刎颈而死。妥欢贴睦尔临阵易将，高邮城下百万元军乱作一团，“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其散而无所附者，多从红军，铁甲一军入襄阳，号铁甲兵者是也”（《庚申外史》）。高邮战役元军不战自溃，是元末农民战争的转折点，从此，各路农民起义军转被动为主动，重新掀起规模更大的武装起义高潮。大约过了10 年后，监察御史们上书说：“奸邪构害大臣，以致临敌易将，我国家兵机不振从此始，钱粮之耗从此始，盗贼纵横从此始，生民之涂炭从此始。设使脱脱不死，安得天下有今日之乱哉！”（《元史·顺帝纪》）脱脱先被安置于淮安路，不久即命移置亦集乃路（治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十五年三月，诏流于云南大理宣慰司镇西路（治今云南腾冲西），流也先帖木儿于四川碉门。脱脱长子哈剌章肃州安置，次子三宝奴兰州安置，家产籍没。十二月，哈麻矫旨遣使鸩死脱脱于云南贬所，时脱脱年仅四十二。二十二年，平反昭雪，诏复官爵，并给复其家产。哈剌章、三宝奴召还朝封官。

　　脱脱是元朝后期蒙古贵族集团中少见的有见识、有能力的宰相。《元史》本传称他：“功施社稷而不伐，位极人臣而不骄，轻货财，远声色，好贤礼士，皆出于天性。至于事君之际，始终不失臣节，虽古之有道之臣，何以过之。”用封建史家的标准来衡量，脱脱不失为善于治国的忠臣，但从历史发展的总体看，他虽然推行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措施，但终究不能挽救垂死没落的封建王朝，他的主要政治活动是徒劳的。

　　第三节察罕帖木儿察罕帖木儿（Chaqan-temür，？—1362），字廷瑞。汉姓李，又称李察罕。祖籍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北，即元之别失八里）。曾祖阔阔台，元初随军取河南，以探马赤军户留居。祖乃蛮台、父阿鲁温，皆居河南，遂为颍州沈丘（今安徽临泉西北）人。察罕帖木儿自幼攻读儒书，曾应进士举，名闻乡里。

　　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北方红巾军发动起义，占领颍州（今安徽阜阳）、亳州（今属安徽）、罗山（今属河南）、汝宁（今属河南）等地。不数月，江淮诸郡皆被红巾军占领。元廷派军镇压，多大败而归。

　　十二年，察罕帖木儿率先组织地主武装，纠集当地数百人，号称义兵。

　　并与罗山县典吏李思齐组织之地主义兵相合，设计袭破罗山。时元廷官军破敌无方，忽有地主武装收复城池，因而大加赞赏，授察罕帖木儿中顺大夫、汝宁府达鲁花赤，李思齐汝宁府知府。自此，元廷颇重视利用地主武装，于河南、淮南等地立义兵万户府、毛胡芦（乡人自相团结之意）义兵万户府等，“免其差役，令讨贼自效”（《元史·百官志》）。察罕帖木儿义兵在朝廷支持下发展很快，得万人，自成一军，屯沈丘，与刘福通部红巾军屡战告捷，并迫使北方红巾军一度处于低潮。

　　十五年二月，刘福通等自砀山夹河迎韩林儿至，立为皇帝，号小明王，建都亳州，国号宋，改元龙凤，起义进入高潮，汴梁（今河南开封）以南邓、许、嵩、洛诸府州皆为红巾军所有。察罕帖木儿驻戍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以遏制红巾军。十一月，刘福通部红巾军北渡孟津，破怀庆（今河南沁阳）。察罕帖木儿率军进战，红巾军败退。朝廷以其功，升中书刑部侍郎，阶中议大夫。时驻荥阳苗军叛元，察罕帖木儿夜袭之，尽虏其众，乃结营于中牟。未几，淮西红巾军30 万来攻中牟营，察罕帖木儿率众奋力抵抗，红巾军不能支，弃旗鼓遁走，察罕帖木儿追杀十余里，无数红巾军惨遭杀戮。

　　十六年，升为中书兵部尚书，阶嘉议大夫。九月，刘福通遣李武、崔德等为西路军，破潼关，进克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虢州（今河南灵宝东北），扼崤函。元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答失八都鲁命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往攻，察罕帖木儿率军西行，乘夜取崤陵（今河南渑池西）。再攻陕州，城坚不可拔，转灵宝城（虢州），克之。李武、崔德渡河入山西，克平陆，掠安邑，察罕帖木儿追袭不舍。李武、崔德回师下阳津，与元军相峙数月，终因不敌退走。察罕帖木儿以功加中奉大夫、佥河北行枢密院事。

　　十七年初，李武、崔德占领商州（今陕西商县），攻武关。二月，夺七盘，进据蓝田，前锋直抵灞上，进逼陕西行省首府奉元路（今陕西西安），分兵攻同（今陕西大荔）、华（今陕西华县）。陕西省台连连告急。元廷急令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刘哈剌不花等由陕州、潼关来援。红巾军再次遭到杀戮，余党溃散，逾南山，转攻兴元（今陕西汉中）。朝廷对察罕帖木儿大加嘉奖，授资善大夫、陕西行省左丞。闰九月，刘福通增派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由四川北上，克秦（今甘肃天水）、陇（今陕西陇县），进据巩昌（今甘肃陇西），攻凤翔（今属陕西）。察罕帖木儿先分兵入守凤翔城，然后诱红巾军围凤翔。红巾军不知是计，发重兵来围城，察罕帖木儿自率铁骑，昼夜急驰200 里赴凤翔城外，分左右两翼包抄，城中元军开门而出，形成内外合击。红中军大溃，自相践蹂，被杀者数以万计，伏尸百余里。西路红巾军从此一蹶不振，李喜喜南下川蜀，李武、崔德转入宁夏。

　　十八年二月，山东红巾军首领毛贵开始挥师北伐，进逼京师。元廷惶恐不安，急征四方兵入卫，命察罕帖木儿屯兵涿州（今属河北）。察罕帖木儿留兵戍清湫（今陕西眉县东南）、义谷（今陕西蓝田西南），屯潼关、塞南山口，以防陕西起义军再起。自率精骑急赴河北。时关先生、破头潘等所率中路红巾军逾太行山，破上党，攻掠晋宁（今临汾）、冀宁（今太原），陷云中（今大同）、代州（今代县），又遣军南下。察罕帖木儿遣其将关保、虎林赤守上党，关先生等克辽州（今左权），旋被虎林赤击退，关先生等又占领冀宁。为遏制红中军南下之势，察罕帖木儿遣兵埋伏于太行山南山关隘，而自勒重兵屯闻喜、绛阳。红巾军果南下走南山，遭伏击，损失惨重。察罕帖木儿分兵屯泽州（今晋城），塞硫子城（今晋城南），屯上党，塞吾儿谷（今黎城东）；屯冀宁，塞井陉口（今平定东），以杜塞太行山通道。致使中路红巾军在山西无法活动，逐离开山西北上，转攻河北，进军上都。察罕帖木儿进为陕西行省右丞兼陕西行台侍御史，同知河南行枢密院事。顺帝妥欢贴睦尔对察罕帖木儿十分倚重，下诏令其守御关陕、晋、冀，抚汉、沔、荆、襄，便宜行阃外事。

　　是年五月，刘福通破汴梁，宋政权迁都于此。北方红巾军虽未攻克大都，但东自山东，西至甘肃，北达辽阳，南方江淮、荆楚、巴蜀，所在兵起，势相联结，宋政权势力出现鼎盛局面。察罕帖木儿不得不收缩兵力，于晋、豫交界一带，北塞太行，南守巩、洛，自将中军守渑池。时福通将周全攻洛阳，察罕帖木儿出宜阳，率精兵自新安来援。周全久攻不下退走。元廷拜察罕帖木儿陕西行省平章政事，仍兼同知行枢密院事。

　　十九年初，宋政权各路红巾军出击未达预期目的，逐渐由盛转衰。时关先生等中路军破上都，转攻辽阳；山东毛贵为来投奔的淮安赵君用所杀，山东红巾军自相屠杀；西路军李武、崔德一支进宁夏路（今银川）。于是宋政权都城汴梁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五月，察罕帖木儿开始调兵遣将进攻汴梁。自率大军次虎牢，遣兵南道出汴南，略归、亳、陈、蔡诸州；北道出汴东，发战船沿黄河，水陆并下，略曹州（今山东菏泽）以南，据黄陵渡（今河南兰考东）。又调陕西兵，出函关，过虎牢；山西兵出太行，逾黄河，会师汴梁城下，夺取其外城。察罕帖木儿自屯杏花营（在汴梁城西），指挥各路军环城而垒，把汴梁围得水泄不通。刘福通起义军屡次出战皆败，外无援军，内无粮草，形势十分危急。八月，城中食将尽，察罕帖木儿与阎思孝、李克彝、虎林赤、关保等将商议，分门而攻。入夜，元军登城，破关而入，刘福通与数百骑护送宋主韩林儿自东门夺围而遁，元军俘获皇后及起义军家属数万，宋政权官员五千余人。元军夺取汴梁后，起义军失去河南，察罕帖木儿势力大振，朝廷以功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兼知河南行枢密院事、陕西行台御史中丞。于是，察罕帖木儿以兵分镇关陕、荆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营垒旌旗相望数千里。乃日修车船，缮兵甲，务农积谷，训练士卒，谋大举以复山东”（《元史·察罕帖木儿传》）。元军在战场上取得暂时胜利，各军阀之间的矛盾也随之萌生。当时在中原屡与刘福通部红巾军争战的河南行省左丞相答失八都鲁，出身于蒙古珊竹带氏功臣世家，地位在察罕帖木儿之上，但战绩远在察罕帖木儿之下，察罕帖木儿自恃有功，颇为不满。十七年十二月，答失八都鲁因战绩不佳，忧愤而死。子孛罗帖木儿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总领其父原管军马，在濮州（今山东鄄城北）、曹州有战功。二十年二月升中书平章政事，又在兴和（今河北张北）一带击败中路红巾军，朝廷命其总领一应蒙古、汉人诸军，便宜行事。战功显赫的察罕帖木儿对年少气盛的孛罗帖木儿内心当然不服。朝廷为避免双方发生磨擦，命孛罗帖木儿守石岭关（今山东忻县南）以北，察罕帖木儿守石岭关以南。九月，孛罗帖木儿遣兵自石岭关围攻察罕帖木儿兵所守之冀宁，旋又退屯交城。十月，朝廷又命孛罗帖木儿守冀宁，孛罗派其将保保、殷兴祖、高脱因欲进城，冀宁守将不纳。察罕帖木儿派其将白琐住、陈秉直以兵来争，被孛罗帖木儿部将脱列伯打败。二十一年正月，顺帝命平章答失帖木儿、参政七十前往劝谕，孛罗帖木儿遂罢兵回到原驻地。但双方结怨已经很深，和解是不可能的。山东红巾军原来形势非常好。毛贵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有勇有谋的农民领袖，加上元镇守黄河义兵万户田丰归附红巾军，势力大增，山东之地几为毛贵、田丰所有。毛贵北伐大都虽未成功，退守山东后仍然局势稳定。但不幸毛贵为赵君用所杀，毛贵部将续继祖又从辽阳赶回益都杀赵君用，山东红巾军各部互相仇杀，处于群龙无首状态，从此一蹶不振。这时，山东红巾军中以田丰、王士诚两部势力最大，王士诚原是毛贵的部将，毛贵派他和续继祖参与中路红巾军进攻山西，后来回到山东。田丰称花马王，士诚称扫地王，互相攻伐不已。察罕帖木儿占领汴梁后，得知山东红巾军自相攻杀，决定大举进攻山东。

　　二十一年六月，察罕帖木儿在洛阳召集各路将领，商定发师进攻山东战略部署：并州军出井陉，辽、沁军出邯郸，泽、潞军出磁州，怀、卫军出白马，与汴、洛军水陆分道并进。而自率精锐铁骑，建大将旗鼓，渡孟津，经怀庆，鼓行而东。七月，占领东昌（今山东聊城）、冠州（今山东冠县）。八月，察罕帖木儿师至盐河，遣其子扩廓帖木儿、阎思孝等，会关保、虎林赤等，率精兵5 万人进攻东平。元军由东河造浮桥渡河，田丰派二万军夺桥，关保、虎林赤且战且渡，元军两败红巾军，占领长清，兵临东平城下。田丰遣其将崔世英等出战，不胜。察罕帖木儿考虑到“田丰据山东久，军民服之，乃遣书谕以逆顺之理”（《元史·察罕帖木儿传》）。时田丰提兵穆陵关，使人因答：“总兵如不信我心，且不与总兵相见，当为平沿海诸城，然后相见未晚也。”察罕帖木儿大喜，命田丰为前锋，从元军东进，东平王士诚、棣州（今山东惠民）俞定、东昌杨诚等皆降。察罕帖木儿以朝命授田丰为山东行省平章。

　　当时，山东红巾军诸将会聚于济南，决定出兵齐河、禹城以抗击元军。

　　察罕帖木儿分兵三路：北路攻济阳、章丘；中路由察罕帖木儿自率主力攻济南；南路攻泰安、益阳。察罕帖木儿中军渡大清河，与红巾军战于分齐，元军胜，进逼济南城。时北路元军得齐河、禹城，南路元军亦报捷。益都红巾军见济南危急，遣兵来援，与察罕帖木儿军战于好石桥，败绩。元军乘胜攻围济南，分兵取山东其他由红巾军控制的州郡。元军攻济南三月，克之。朝廷拜察罕帖木儿中书平章政事、知河南山东行枢密院事，陕西行台中丞仍旧。红中军失去济南后，仅存益都一座孤城。益都为宋政权益都行省治所，原由毛贵任行省平章，毛贵被杀后，众拥毛贵子为平章，称小毛平章。小毛年幼，无力驾驭诸部众，山东各地红巾军各自为战。元军攻山东后，各地败退之红巾军均会集益都，作拼死抵抗。察罕帖木儿自济南东进围益都，田丰于益都城西会见察罕帖木儿。察罕帖木儿命诸军环城列营，凡数十处，又大治攻具，百道并进。益都守军全力拒守。元军又挖掘深沟，筑长围，引南洋河水灌城中。

　　二十二年，元军围攻益都数月，屡攻不下。时田丰扎营益都南门，频往察罕帖木儿营议事，“见其待朝廷使甚简傲，又所施多术数，无忠诚心，田丰乃忿曰：‘我以山东地降汝，又为汝平海上诸城之不同心者，诚以汝为元朝中兴人物也，今若此，是汉室之曹操耳，使汝为曹操，我岂不可为之耶？’”至是年六月，与扫地王“王士诚私谋曰：‘十五日察罕必巡围，我预椎牛酿酒，至日，设席邀其一切幕官、大小部帅，酒行，汝选骁勇带刀，若供给然，两人夹一人，以击鼓为之，自察罕以下皆杀之。’”谋定，察罕帖木儿于十四日日落后与从骑二人来田丰营。行前，诸将以为不可往，察罕帖木儿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又请以力士从行，不许。察罕帖木儿先至义兵头目王信营中，再至田丰营。王士诚“其人躁勇，见察罕轻出，意谓得间，带刀入侍。田丰目之使退，其人误以为使之行其所谋，转身自察罕后挥刀，中其肩。田丰知其不可止，遂击鼓三通，城中闻，即开门纳田丰军，遂拥察罕入城，城中人复推察罕为主以拒朝廷。田丰不允。已而，察罕死。”①察罕帖木儿被刺的消息传到朝廷，朝野为之震动。据载，善观天象的妥欢贴睦尔曾预言“山东必失一良将”。即驰诏察罕帖睦尔勿轻举，使者未到山东而察罕已丧命了。朝廷诏赠推诚定远宣忠亮节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河南行省左丞相，追封忠襄王，谥献武。后改赠宣忠兴运弘仁效节功臣，追封颍川王，改谥忠襄，食邑沈丘县。命其子扩廓帖木儿袭总其父兵，拜银青荣禄大夫、太尉、中书平章政事、知枢密院事、皇太子詹事。

　　察罕帖木儿出身探马赤军户，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作为色目地主阶级的一员，深感切身利益受到威胁，因而纠集武装，组织义兵，对抗起义军。他以治军有方，作战勇敢，使这支地主武装发展成当时规模最大、对农民军镇压最力的地方武装力量。察罕帖木儿因此而跻身行省长官，地主义兵改编为官军，他本人也成为握有重兵的军阀。他是元末兵起以来支撑元朝统治的柱石，也是血腥屠杀起义农民的刽子手。

　　① 权衡《庚申外史》将察罕之死记于至正二十一年，不确，当为二十二年；又记察罕死于益都城中，亦与《元史》本传等不同，但《外史》记田丰、王士诚谋杀察罕过程之详为他书所不及。第四节扩廓帖木儿镇压山东红巾军扩廓帖木儿（ ü，？— ），本姓王，名保保，颍州沈丘k ke - tem r 1375 &&o人。察罕帖木儿之甥，察罕无子，养为己子，遂更名扩廓。

　　至正十二年（1352），察罕帖木儿组织地主武装义兵，与北方红巾军屡战屡胜，累官至中书平章政事、知河南山东行枢密院事、陕西行台中丞，兵力控制豫、晋、陕、鲁等地。扩廓帖木儿随父征战。二十一年四月，奉其父命，以皇太子副詹事身份贡粮至京师，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亲与订约，朝廷对察罕帖木儿不再存疑。八月，察罕帖木儿总兵进攻山东红巾军，命扩廓帖木儿与阎思孝、关保、虎林赤诸将率精兵5 万攻东平，迫使山东红巾军将领田丰、王士诚投降。后随其父破洛南、围益都。

　　二十二年六月，察罕帖木儿在田丰军营中被王士诚刺杀，诸将校惶惑不知所从，军中亦颇有异论。察罕帖木儿旧将、同佥白琐住遂倡言曰：“总兵奉朝廷命讨逆寇，总兵虽死，朝命不可中止，况令总制官王保保曾为总兵养子，朝廷又赐其名扩廓，若立以为主，总兵虽犹不死也。”（《庚申外史》）于是率先下拜，众亦皆拜，人心始定。元廷起用扩廓帖木儿，拜银青荣禄大夫、右尉、中书平章政事、知枢密院事、皇太子詹事，仍便宜行事，袭总其父兵。

　　扩廓帖木儿领兵柄后，率诸路军急攻益都，但城守益固，于是挖掘地道以入。十一月，破益都，城中红巾军首领二百余人被俘，取田丰、王士诚之心以祭其父，余众皆被诛杀。又遣关保取莒州，于是山东红巾军全部被镇压。当是时，东至于淄、沂、西逾关陕，已无起义农民，北方红巾军宋政权失去汴梁后，退守安丰（今安徽寿县），既无兵力，又失去号召力。扩廓帖木儿乃驻兵于汴、洛，朝廷倚之为安。

　　与孛罗帖木儿的权力之争战争暂时停息后，扩廓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之争立即激化。这场斗争既是拥兵自重的军阀之间的争斗，又是宫廷内部争权的一种反映。

　　扩廓与孛罗之争根源在察罕帖木儿与答失八都鲁。至正十七年（1357）

　　十二月，答失八都鲁忧愤而死后，其子孛罗帖木儿曾与察罕帖木儿争夺冀宁（今山西太原）等地，朝廷调解后双方各还本镇。二十二年六月，察罕帖木儿在山东被刺后，扩廓帖木儿总其兵。时孛罗帖木儿戍兵大同，屡次派兵争夺晋、冀地盘，并与陕西军阀张思道（又名良弼）相联结。张思道与李思齐在关陕为争夺地盘互相攻伐，思道在孛罗支持下，设伏兵于武功（今陕西武功），大败思齐。二十三年六月，孛罗乘扩廓战事方休，移兵汴、洛之机，南侵扩廓守地，遣其将竹贞袭据陕西。当时陕西行省右丞答失铁木儿与行台有矛盾。恐陕西为扩廓所有，遂与孛罗相结，引竹贞入奉元（今陕西西安），劫御史大夫完者帖木儿印，并予拘留。扩廓亦不示弱，遣部将貊高合李思齐兵攻之，竹贞战败投降。

　　扩廓帖木儿为集中力量对付孛罗帖木儿，采取纵横捭阖手段，与据有江淮、势力不断壮大的宋江南行省左丞相朱元璋主动修好。早在至正二十一年八月时，元璋就曾以都事汪河、钱祯去察罕帖木儿军中通好，察罕帖木儿亦以书报聘，元璋以前所遣使不返，未予回聘。扩廓帖木儿总领其兵后，于二十二年十二月派尹焕章送还使者，自海道南下献马。朱元璋东有平江（今江苏苏州）张士诚。西有武昌陈友谅的严重威胁，乃采取同样手段，于次年正月，遣汪河送尹焕章归汴，致书扩廓曰：“不意先王捐馆，阁下意气相期，遣送使者涉海而来，深有推结之意，加之厚贶，何慰如之。薄以文绮若干，用酬雅意。自今以往，信使继踵，商贾不绝，无有彼此，是所愿也。”（《明太祖实录》卷一二）这种相互利用的关系，于双方有利。一旦各自目的达到后，这种关系就会破裂，代之以兵戎相见。

　　宫廷内争与此同时，元廷内部的斗争也日益尖锐。御史大夫老的沙，哈剌鲁人，顺帝母舅，与宦官、顺帝后奇氏高丽同乡朴不花素不和，为奇皇后和皇太子所恶。顺帝将老的沙遣回。老的沙途经大同，留于孛罗帖木儿军中。而右丞相搠思监、朴不花与皇太子结成一帮，依靠扩廓帖木儿为外援。皇太子屡次向孛罗索要老的沙，孛罗不遣。二十四年三月，搠思监、朴不花诬称孛罗与老的沙图谋不轨，顺帝下诏削孛罗兵权、官职，令其归四川。孛罗拒不从命。朝廷下令命扩廓出兵讨孛罗。这时宗王不颜帖木儿等出面上书替孛罗说情，并与孛罗会师。顺帝怕事情闹大，急忙下诏，贬斥搠思监、朴不花，孛罗官复原职。

　　诏书虽下，搠思监、朴不花依然留居大都。这年四月，孛罗帖木儿以此为由，遣前知枢密事秃坚帖木儿率军进攻大都。秃坚帖木儿兵入居庸关，朝廷命知院也先、詹事不兰奚迎战，败归。皇太子见势不妙，率侍卫军出光熙门，东走古北口，趋兴（今河北承德西）、松（今辽宁赤峰西）。秃坚帖木儿兵至清河。当时京师空虚，城中大震，诸官吏士卒奉命分守各城门。顺帝命达达国师、蛮子院使去秃坚帖木儿军营问明原委。秃坚帖木儿声称必得搠思监、朴不花。二使反复劝解，不听。顺帝被迫交出搠、朴二人，孛罗杀之。秃坚帖木儿浩浩荡荡率军自健德门进入京师，顺帝赐宴慰勉，仍以孛罗帖木儿为太保、中书平章政事，兼知枢密院事，守御大同；命秃坚帖木儿为中书平章政事，退出京师。

　　是年五月，皇太子出奔至路儿岭，知孛罗、秃坚复职，愤怒不已。遂命扩廓帖木儿调动军队，分道进攻孛罗。扩廓乃命白琐住领兵3 万守御京师，以貊高、竹贞为中道领兵4 万，以关保为西道领兵5 万，合击孛罗于大同，扩廓则至太原，调督诸军。七月，孛罗与秃坚、老的沙以“清君侧”名义再次攻京师。前锋抵居庸关，皇太子统军迎于清河，丞相也速、詹事不兰奚屯军昌平，锁住军亦抵京师，然也速军士无斗志，琐住部将杨同佥在居庸关被孛罗军杀，不兰奚战败逃走。皇太子见势不妙，回到京师，胁迫东宫官僚随他出走，白琐住扈送皇太子由雄、霸、河间，直奔太原。孛罗军抵健德门外，本拟追袭皇太子，因老的沙阻止未去。孛罗等3 人进大都，顺帝于宣文阁接见，分别命孛罗为太保、中书左丞相，未几进右丞相，节制天下军马；老的沙为平章政事；秃坚帖木儿为御史大夫。八月，顺帝加封孛罗帖木儿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太保、中书右丞相，节制天下军马。孛罗主政后，杀倚纳（与顺帝共习“演揲儿”进行淫乱活动的人）秃鲁帖木儿、波迪、哇儿祃等，罢三宫不急造作，沙汰宦官，减省钱粮，禁西番僧人佛事，并多次遣使请皇太子还朝，使者被皇太子拘留于太原，拒不还朝。

　　二十五年三月，皇太子在扩廓帖木儿军中下令曰：“孛罗帖木儿袭据京师，余既受命总督天下诸军，恭行显罚，少保、中书平章政事扩廓帖木儿，躬勒将士，分道进兵，诸王、驸马及陕西平章政事李思齐等，各统军马，尚其奋义戮力，克期恢复。”（《元史·顺帝纪》）于是调岭北、甘肃、辽阳、陕西各地军队，共讨孛罗。孛罗闻之，乃将奇皇后幽禁于厚载门外诸色总管府中，遣秃坚帖木儿率军进攻上都附皇太子者，调也速南御扩廓。也先驻兵永平， 举师倒戈，遣人西联扩廓，东联辽阳，军声大振。也先袭孛罗将姚伯颜不花于通州虹桥，斩姚伯颜不花。孛罗大怒，自领大军出通州，遇大雨三日而还。

　　孛罗在京郁郁不乐，终日与老的沙饮宴，荒淫无度，酗酒杀人，喜怒无常。顺帝极为不满，密令威顺王宽彻普化子和尚寻找机会刺杀孛罗。和尚募得杀手6 人，于七月二十九日乘孛罗入宫时，杀死于延春阁李树下，老的沙逃奔孛罗家中，携其母、妻及子天宝奴北遁，与秃坚帖木儿会合。两人谋与赵王起兵，被赵王灌醉，缚送朝廷处死。

　　与各路军阀混战当顺帝在京密谋杀孛罗帖木儿之时，扩廓帖木儿派其将关保取太原。皇太子联络也先及魏、辽、齐、吴、豫、幽诸王准备进兵京师。孛罗被杀后，顺帝诏皇太子还京。原先皇太子投奔太原时，就想用唐肃宗在灵武称帝的故事自立，扩廓与不兰奚等不从。现在还京师，奇皇后传令扩廓以重兵拥皇太子入城，以胁迫顺帝让位。扩廓知其用意，兵至京师30 里处，即下令分散，不入京师。皇太子怨恨在心。

　　既入京，顺帝命老臣伯撒里为右丞相，扩廓为左丞相。居两月，扩廓请南还视师。闰十月，顺帝诏封扩廓为河南王，代皇太子亲征，总制关陕、晋冀、山东等处并迤南一应军马，诸王各爱马应该总兵、统兵、领兵等官，凡军民一切机务、钱粮、名爵、黜陟、予夺，悉听便宜行事。扩廓置分省官属，随之南下，其气派之盛大，几与朝廷相等。

　　二十六年二月，扩廓抵河南，欲守父墓以终丧，心腹幕僚孙翥、赵恒献策曰：“丞相受天子命，总天下兵，肃清江淮。兵法欲治人者先自治。今李思齐、脱列伯、孔兴、张思道四军，坐食关中，累年不调。丞相合调四军，南出武关，与大军并力渡淮，彼若前顽不受调，则移军征之。据有关中四军，惟丞相所使，不亦善乎！”（《庚申外史》）但各路军阀根本不服扩廓调遣：李思齐与察罕帖木儿同起义兵，为扩廓前辈，得调兵札后大怒曰：“乳臭儿，黄发犹未退，而反调我耶！我与尔父同乡里，尔父进酒，犹三拜我然后饮，汝于我前，无立地处，而今日公然称总兵调我耶！”张思道曾与孛罗结盟，也拒不受命；孔兴、脱列伯等皆以功自恃，各怀异见，要求别为一军，也不受调遣。四将各令本部曰：“一戈一甲，不可出武关，王保保来，则整兵杀之！”（《庚申外史》）他们共推李思齐为盟主。扩廓遣关保、虎林赤西攻张思道于鹿台，而思齐与思道合兵抗之。双方相持一年，前后百战，胜负未决。

　　北方军阀混战之际，正是朱元璋削平群雄、统一南方之时。至正二十四年元璋灭武昌陈理汉政权后，称吴王，建百官，拓地江北、淮东，并准备大举东灭张士诚。二十六年五月，扩廓军与诸军阀相持于关中，自率中军由怀庆（今河南沁阳）屯彰德（今河南安阳），彰德积粮草达10 万，顺帝颇疑扩廓有异志，因屡催扩廓发兵攻江淮。扩廓遣将攻徐州，元璋将徐达分兵击退之。时元璋正发兵征张士诚，必须避免与北方交兵，因而于七月又遣使致书扩廓，分析形势，陈述利害关系。扩廓面对关中诸军阀，不敢寻衅江淮，因而于十月遣其弟脱因帖木儿及貊高、完仲宜驻兵济宁、邹县等地，名为保障山东，实为防南师北上。双方均有避免两面作战的心态，因而均十分谨慎，虽在徐州发生过磨擦，但均未形成较大规模的交战。

　　二十七年，扩廓继续增兵关中，誓必决一雌雄，李思齐、张思道等渐感不支，使人求助于朝廷。朝廷因命左丞袁焕、知院安定臣、中丞明安帖木儿传旨，令两家罢兵。孙翥进密计于扩廓曰：“我西事垂成，不可误听息兵之旨。且袁焕贪人也，此非其本意。可令在京藏吏，私贿其家，则袁必助我。”袁焕受贿后，果对扩廓曰：“不除张、李，终为丞相后患。”于是扩廓攻张、李益急。七月，孙翥、赵恒又进计曰：“关中四军，李思齐最强，思齐破，则三军自下矣。今关中兵将，彼此相持不决，所畏者，惟貊高耳。宜急抽貊高一军，疾趋河中，自河中渡河驰凤翔，覆思齐巢穴，则渭北之军可降，此唐庄宗破汴梁之策也。”扩廓从之。（《庚申外史》）

　　八月，顺帝命皇太子总天下兵马，动员所有兵力，南下剿杀各地反元武装。诏书命扩廓帖木儿总领本部军马，自潼关以东，肃清江淮；李思齐总领本部军马，自凤翔以西，与侯伯颜达世进取川蜀；以少保秃鲁为陕西行中书省左丞相，驻扎本省，总本部及张良弼、孔兴、脱列伯各支军马，进取襄樊；王信本部军马，固守驻地，别听调遣。“诏书到日，汝等悉宜洗心涤虑，同济时艰”（《元史·顺帝纪》）。这道诏书显然是脱离实际的。自至正二十二年元军先后占领汴梁、平定山东后，立即代之以军阀混战，可谓国无宁日。元朝的军事力量用于内耗。当时没有任何人有力量把各支军阀加以统一指挥。

　　诏书下后，首先在扩廓军内发生兵变。貊高的部将多为孛罗帖本儿旧部将，对扩廓本来就心怀不满。当部队行至卫辉，部将夜聚商议道：“我为官军，扩廓为总兵，用我敌南军犹云可也。今者却闻檄我们粮，星驰往河中，渡河西趋凤翔，李思齐乃官军也，以官军杀官军如何？”于是发动兵变，胁貊高叛扩廓。貊高军攻破卫辉，杀守御官余仁辅；夺彰德，杀守御官范国英；引军至清化，闻怀庆有备，遂还彰德。貊高上奏曰：“人臣以尊君为本，以尽忠为心，以亲民为务。今总兵官扩廓帖木儿，岁与官军仇杀，臣等乃朝廷培养之人，素知忠义，焉能俛首听命。乞降明诏，别选重臣，以总大兵。”（《元史·顺帝纪》）

　　与此同时，关保也宣布脱离扩廓，上书朝廷，列扩廓罪状。关保、貊高皆察罕帖木儿老部将，关保勇冠诸军，功最高；貊高善论兵，为察罕所信任。元廷对扩廓拒不南攻江淮，而西攻关陕，又跋扈不从命，正欲削其兵权而找不到借口。貊高、关保上奏其罪状，正好是个机会。这时，皇太子用沙蓝答儿、帖林沙、伯颜帖木儿、李国凤计，立抚军院，总制天下军马，专备扩廓帖木儿。顺帝以貊高等能倡大义，赐号“忠义功臣”。

　　十月，顺帝以扩廓帖木儿不受调遣、构兵仇杀，免其太傅、中书左丞相职，以河南王食邑汝州（今河南汝南），与其弟脱因帖木儿同居河南府（今河南洛阳），所有从行官属悉令还朝。凡扩廓所总诸军，其主帐由白琐住、虎林赤领之；在河南者由李克彝领之；在山东者由也速领之；在山西者由沙蓝答儿领之；在河北者由貊高领之。又命秃鲁、李思齐、张良弼、孔兴、脱列伯率兵东来，准备南讨。扩廓帖木儿被迫交出兵权，退军屯泽州（今山西晋城）。

　　正当元廷内部倾轧之时，朱元璋在消失灭了劲敌张士诚割据势力后，南征北战同时开始了。十月二十一日，元璋正式下令，命中书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中书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25 万，由淮入河，北取中原。十一月，徐达陆续占领山东州郡。十二月，徐达军至济南，元平章忽林台等遁去。守将以城降。所俘元将官送至应天（今江苏南京），元璋对杨左丞等曰：“王保保本一孺子，承李察罕余烈骤得重权，恢复山东、河南、北诸郡，遽袭王爵，遂萌骄纵之心，岂有豪杰之见。..今王保保..自除官职，其麾下称左右丞、参政、院官，不可胜数。而各处钱粮皆收入军中，不供国用，此与叛乱何异？名虽尊元，实则跋扈。”（《明太祖实录》卷二八）这时的朱元璋已把扩廓帖木儿视为与“叛乱”无异的、专权跋扈的军阀。

　　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朱元璋即皇帝位，定国号为明，建元洪武。明军北伐正按既定方针向大都逼近，而元朝统治集团内部依然无止境地你争我斗。

　　正月，元命左丞孙景益分省太原，关保领兵守城。扩廓帖木儿立即遣兵进据太原，尽杀朝廷所置官。二月，皇太子命魏赛因不花及关保与李思齐、张良弼诸军夹攻泽州，顺帝下诏削夺扩廓爵邑，令诸军共诛之。扩廓自泽州退守晋宁（今山西临汾），关保据泽、潞二州，与貊高合。三月，明兵已至河南，汴梁守将李克彝遁走洛阳。至五月，明兵尽取河南，察罕帖木儿之父阿鲁温，以梁王金印出降。闰七月，貊高、关保以兵攻扩廓于晋宁，大败被俘。这时顺帝态度又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下诏称：“关保、貊高，间谍构兵，可依军法处治。”于是两人皆被杀。是月十九日，顺帝诏罢大抚军院，杀提议成立大抚军院的知大抚军院事伯颜帖木儿、李国凤等。顺帝还不自量力地作了一番军事部署：“命扩廓帖木儿仍前河南王、太傅、中书左丞相，统领见部军马，由中道直抵彰德、卫辉；太保、中书右丞相也速统率大军，经由东道，水陆并进；少保、陕西行省左丞相秃鲁统率关陕诸军，东出潼关，攻取河洛；太尉、平章政事李思齐统率军马，南出七盘、金、商，克服汴洛。四道进兵，掎角剿捕，毋分彼此。秦国公、平章、知院俺普，平章（白）琐住等军，东西布列，乘机扫殄。太尉、辽阳左丞相也先不花，郡王、知院厚孙等军，捍御海口，藩屏畿辅。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悉总天下兵马，裁决庶务。”（《元史·顺帝纪》）接着顺帝即差哈完太子来督扩廓，命其出援京师、勤王御敌，扩廓得诏，提军由晋宁向大同。有人劝阻曰：“丞相率师勤王宜出井陉口，向真定（今河北正定），与河间也速军合，势可以遮截南军。若入云中（今山西大同），至燕京（即大都）沿途千里，无乃不可乎！”扩廓曰：“我潜师由紫荆口，出其不意，岂不可以图胜？”其幕僚赵恒、曩元辉则曰：“朝廷开抚军院，步步要杀丞相。乃要勤王，我驻云中，观其成败，徐为计耳。”（《庚申外史》）当时元都已危在旦夕，扩廓依然抱着观望态度，拒不勤王。至二十八日，明军势如破竹，兵临大都城下，当日夜半，顺帝率三宫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及扈从官员，开健德门北奔上都。八月初二，明军入大都，元亡。

　　拥兵抗明，退据漠北顺帝逃奔上都后，元朝残余势力仍不可忽视。扩廓帖木儿拥兵数十万屯驻山西，李思齐、张思道等盘踞陕西，辽阳有兵10 余万，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守云南。实力最强的当然是山西扩廓帖木儿，明廷亦视其为头号劲敌。

　　明军占领大都后，并没有立即出关追击残元，因为山西扩廓帖木儿威胁不除，将后患无穷。八月，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率师取山西。未几，又派偏将军汤和、右副将军冯宗异（即冯国胜）增援。明军分兵两路：南路由冯宗异等率领，扩廓部将平章韩札儿、毛义来攻，与明将杨景战于韩店，明军失利；冯宗异、汤和率师下潞州（今山西长治）。北路由徐达、常遇春率领，九月下保定，十月克真定，元平章孙克义降。这时明军已形成对太原夹击的态势。在上都的元顺帝，谋复大都心切，命皇太子出屯红罗山（今辽宁兴城北），觊觎关内；为拉拢扩廓，改封其为梁王，仍为中书左丞相，命其速出兵攻大都。扩廓率军至保安，拟经居庸关，乘虚收复京城。徐达得知，与诸将曰：“王保保率师远出，太原必虚，北平孙都督总六卫之师，足以镇御。我与汝等乘其不备，直抵太原，倾其巢穴。则彼进不得战，退无所依，此兵法所谓批抗 虚也。若彼还军求太原，则已为我牵制，进退失利，必成擒矣。”常遇春又提出用精兵夜袭其营。明兵至太原，扩廓自保安还军，双方对垒，列营二十余里，相持3 日，徐达果然夜袭，以扩廓部将豁鼻马为内应。扩廓仓猝不知所出，匹马只鞋夜遁，从者仅18 骑。豁鼻马以城降。扩廓直奔大同。①明师乘胜追至大同，于是猗氏、平阳、榆次、平遥、介休等地次第而下。山西尽为明军所有。时大同已为明军占领，扩廓遂奔甘肃。

　　顺帝仍不死心，继续谋复大都。至正二十九年（洪武二年，1369）正月，顺帝命也速屯全宁（今年蒙古翁牛特旗西），拜扩廓为中书右丞相。四月，明军主力攻陕甘，顺帝以为有机可乘，命也速等南下攻大都。朱元璋急命常遇春从凤翔返北平（明改大都为北平），与副将军李文忠大败残元军队。六月，顺帝见大势已去，决定逃奔应昌（今年蒙古克什克腾旗西达来诺尔附近。）与此同时，西线的明军也取得节节胜利。是年三月，明军攻陕西。时元将李思齐据凤翔，副将许国英、穆薛英等守关中，张思道、孔兴、脱列伯、金牌张、龙济民、李景春等驻鹿台，以保卫奉元（今西安）。明军入关后，张思道、金牌张等逃至宁夏，被扩廓帖木儿所执。明军轻取奉元，常遇春、冯宗异下凤翔，李思齐率所部十余万人西奔临洮（今属甘肃）。明军分兵攻临洮、兰州等地，李思齐以临洮降，甘肃大部分州县为明所有。五月，徐达挥师萧关，下平凉，张思道弟良臣以庆阳诈降，旋乘夜劫营，伤明将薛显。徐达命诸将会师攻庆阳。七月，扩廓命部将韩札儿破原州（今甘肃镇原）、泾州，援庆阳。八月，残元将贺宗哲攻凤翔，脱列伯、孔兴攻大同，以牵制明军，脱列伯被擒，孔兴逃绥德。庆阳被明军攻破，良臣父子被杀。

　　庆阳之役后，顺帝在应昌势孤力薄，遂征扩廓帖木儿来援。十一月，扩廓帖木儿上奏，请顺帝速移至和林（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南哈剌和林），勿以应昌为可恃之地。以后又多次催促，但顺帝仍寄托希望于扩廓，故迟疑不定。① 《国初群雄事略》卷十一《河南扩廓帖木儿》引俞本《皇明纪事录》。扩廓则继续屯兵甘肃，为恢复计作殊死斗争。十二月，扩廓攻兰州，俘明巩昌守将于光，命于光至兰州城下呼降，于光大呼“坚守”，被扩廓杀死。至正三十年（洪武三年，1370）正月，扩廓久围兰州不下。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再征西北。他说：“王保保方以兵临边，今舍彼而取元主，失缓急之宜。吾欲分兵二道：大将军自潼关出西安，攻定西，以取王保保；左副将军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应援。元主远居沙漠，不意我师之至，如孤豚之遇猛虎，取之必矣。”（《明太祖实录》卷四八）

　　时扩廓已撤离兰州，纵兵四掠。三月，徐达兵至定西，扩廓退屯本道峪（在定西西北），徐达进兵沈儿峪，与扩廓隔深沟而垒，立栅以逼之。明军粮储充足，扩廓军粮乏。四月，徐达命各卫士兵昼夜轮番掠扰残元军，使之无法休息。初七夜，令军士停止骚扰，俟其军熟睡之际，袭其中军，擒获元郯王、文济王及国公阎思孝、平章韩札儿、虎林赤、严奉先、李景昌、察罕不花等官1865 人，将校士卒84500 余人，获马15280 余匹，驼骡驴杂畜无算。扩廓与其妻、子数人从古城北遁走，至黄河得流木而渡，入宁夏奔和林。至此，残元势力基本上退至漠北。

　　同年四月二十八日，顺帝卒于应昌，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五月，明军兼程攻应昌，爱猷识理达腊匆匆北奔和林。

　　洪武五年（1372）正月，因扩廓帖木儿军常南下骚扰，朱元璋决定出师北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由中路出雁门，趋和林；李文忠为左副将军，由东路自居庸出应昌；冯宗异为征西将军，由西路出金、兰，取甘肃。三道并发，共15 万人。二月，徐达命都督蓝玉先出雁门，深入至漠北土拉河，与扩廓帖木儿军相遇，击败其众，扩廓遁去。五月，徐达大败，死伤数万人。是役为明军与残元军战争中明第一次重大失利。六月，冯宗异等西路军平甘肃，扫除残元军事势力。左副将军李文忠等出居庸后，进次胪朐河（今克鲁伦河），兼程至土拉河，与残元太师蛮子哈剌章交战，元军稍却。再至鄂尔浑河，双方激战，明军追至称海，元军退去。是役，两军胜负相当，明军曹良臣、周显、常荣、张耀等战死。

　　六年六月，扩廓遣兵寇雁门，明指挥吴均拒之。十一月，扩廓犯大同，徐达击之，擒其武平章、康同佥，获马八千余匹。

　　朱元璋遣军深入漠北不能取胜，扩廓又屡屡犯边，因而转为和平攻势，争取北元归降。洪武七年夏，特遣李思齐至漠北劝谕扩廓帖木儿。扩廓待之以礼，留数日，遣归，令骑士送至界上，骑士辞思齐曰：“总兵有旨，请留物以作遗念。”思齐曰：“我为公差远来，无以留赠。”骑士曰：“请留一臂。”思齐知不可免，断一臂与之，还京而死①。九月，元璋释放在应昌俘获的元顺帝孙买的里八剌；又赠爱猷识理达腊织金、文绮锦衣各一袭。但扩廓帖木儿始终不降。

　　洪武八年八月，扩廓帖木儿病死于漠北。

　　扩廓帖木儿少年即随其养父察罕帖木儿征战，父死，以青年总领其父军、剿灭山东红巾军。此后即成为军阀互斗的主角，且卷入元宫廷内部纷争，耗时达五六年之久，元之速亡与其不无关系。然元亡后，其臣拥兵不降者，惟扩廓帖木儿。明军所向披靡，徐达智勇双全，独兵败漠北。朱元璋从不轻视① 《国初群雄事略》卷十《汝宁李思齐》引俞本《皇明纪事录》。

　　扩廓，“尝获其家庭，厚恩以招徕之”（姚福《清溪漫笔》）。察罕帖木儿父阿鲁温死则厚葬之，扩廓之妹以“名家贤女”收为第二子秦王妃。不可谓不优待有加。然扩廓终不降。故高岱论曰：扩廓“勇略善用兵，以逋播垂尽之势，犹能转斗千里，屡挫不衰。徐达自入中原，未尝少衄，独陇右之克甚艰，至多斩杀其部曲，则扩廓之故也。暨其祚终运迄，卒遁沙漠，而不为亡国之俘，此亦难能哉！我圣祖激励诸将，尝曰：‘王保保，天下奇男子也！’岂非深羡之耶。”①第十四章韩林儿刘福通徐寿辉陈友谅明玉珍张士诚方国珍陈友定第一节韩林儿韩林儿（？—约1367），栾城（今属河北）人，出身于北方白莲教世家。曾祖父韩学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大约在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朝廷禁白莲教时，从栾城谪徙永年县（今河北邯郸东北旧永年）。父韩山童继为白莲教主，宣传弥勒佛下生和明王出世，以宗教宣传方式组织群众，“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元史·顺帝纪》）。

　　白莲教渊源于佛教净土宗的弥陀净土法门，得名于五世纪初东晋庐山慧远之白莲社。南宋初昆山（今属江苏）人茅子元创立白莲宗，即白莲教。该教崇奉阿弥陀佛，相信只要口念阿弥陀佛，死后即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茅子元依据弥陀经典，编写了《弥陀节要》，宣扬“念念弥陀出世，处处极乐观前”（《庐山莲宗宝鉴》卷二《离相三昧无住法门》），认为弥陀、净土乃是修行者明心见性的产物。白莲教的戒律，要求徒众做到三皈（皈佛、皈法、皈僧）、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主张素食，故其教徒被称为“白莲菜人”。正统的天台宗僧侣，如志磐在《佛祖统纪》中把明教、白莲教和白云宗称为“事魔邪党”，宗鉴在《释门正统》中说“此三教皆假名佛教，以诳愚俗”。

　　白莲教在宋之前就传到北方。元朝统一后，南北香火都很旺盛，得到元朝政府的扶持。但自至元十七年（1280）江西都昌白莲教徒杜万一利用白莲教组织武装起义后，此类情况屡有发生，终于导致武宗时被禁。仁宗时虽有所恢复，但仍受到歧视，而在民间则信徒愈来愈多。白莲教主在宣教时，与明教、弥勒教，甚至道教互相渗透。如元末红巾军起义前，南北白莲教主都宣传“弥勒佛下生”，韩山童则宣传“明王出世”。他们力图使苦难的民众相信，一旦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了，就迎来了光明的极乐世界。

　　元末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特别是变钞、开河后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贾鲁开河后，韩山童等决定利用这一时机发动起义。他们散布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同时暗地里凿一独眼石人，在其背上刻上“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几个字，埋在即将挖掘的黄陵岗附近的河道上。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贾鲁开河后不久，民工挖出独眼石人，消息不胫而走，大河南北，人心浮动。韩山童等借独眼石人来鼓动造反，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五月初，韩山童与其信徒刘福通、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等聚众3000 人于颍州（今安徽阜阳）颍上县，杀黑牛白马，誓告天地，准备起义。韩山童发布文告内有“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贫极江南，富夸塞北”（《草木子·克谨篇》）等语，打出“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辍耕录》卷二七《旗联》）的战旗。山童还自称宋徽宗八世孙。这些文告和宣传，无非是为了揭露当时社会的贫富不均，用“复宋”来号召群众投入反元武装起义。但正当起义群众聚集一起宣誓起义时，地方官突然派兵前来镇压，韩山童被捕牺牲，韩林儿与其母杨氏，乘乱逃到武安山（今江苏徐州境）躲藏起来。

　　这时，刘福通等冲出重围，重新聚合起义军，于五月初三日占领颍州城，大起义正式爆发。刘福通等击败前来镇压的元军，迅速占领今安徽、河南许多城镇。是年八月，李二（芝麻李）起义于徐州；徐寿辉、邹普胜起义于蕲州（今湖北蕲春南）；十二月，王权（布王三）等起兵邓州（今河南邓县），称“北琐红军”；十二年正月，孟海马占领襄阳，称“南琐红军”；二月，郭子兴等起义于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总而言之，颍州起义后，起义烈火迅速燃遍大江南北，起兵反元者“无虑千百计”。北方红巾军的首义之功不可磨灭。

　　由于元朝军队和地主武装——义兵的镇压，一度轰轰烈烈的起义形势迅速转入低潮。刘福通领导的北方红巾军也受到遏制。至正十四年九月，顺帝妥欢贴睦尔命右丞相脱脱率百万大军镇压高邮（今属江苏）张士诚，因元廷内部倾轧，脱脱在前线被削兵权，元军不战自溃，百万大军四散，元末农民战争的形势发生急遽变化。

　　至正十五年（1355）二月，刘福通利用高邮战役后的形势，再次掀起大规模的反元武装斗争。他将韩林儿自砀山夹河迎至亳州（今属安徽），立其为帝，号小明王，建国大宋，改元龙凤，以林儿母杨氏为皇太后。林儿号称宋徽宗九世孙，故国号称宋，以迎合汉族人民的民族感情，表示“复宋”之实现；所谓“小明王”者，是为迎合“明王出世”之预言，以示黑暗已经过去，光明来到。

　　韩林儿命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罗文素、刘福通为平章，福通弟刘六为知枢密院事。不久，杜遵道专权，被刘福通杀死，福通自任丞相，加封太保。

　　宋政权很重视政权建设，中央机构多仿元制，设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和六部。为节制北方各路红巾军，在那些占领一地而又比较巩固的地区，宋政权设置行省机构，现据史料可考者有江南、益都、淮安、辽阳、曹州等中书省；行省官制亦与元制同；行省以下地方政府，则废除元的路一级机构，即设有府、州、县。管军机构也自成系统，有统军元帅府、管军总管府、管军万户府等，均属枢密院管辖，各行省另设行枢密院，相应的军职则有百户、千户、万户、总管、统军元帅等。

　　宋政权建立后，“林儿徒拥虚名，事皆决于福通”①。林儿年轻，无军事指挥能力与经验。刘福通从领导颍州起义以来，四五年间，身经百战，面对元军主力，冲破围剿，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十五年六月，元廷以河南行省平章答失八都鲁为中原元军总指挥，被刘福通先后击溃于许州长葛（今河南长葛东北）、中牟，红巾军渡河，河之北为之震动。十二月，元军进围亳州，小明王避兵安丰（今安徽寿县），福通击败敌军，亳州得安。十六年九月起，刘福通发动著名的三路北伐：西路由李武、崔德率领，转战于陕甘；东路军毛贵，曾兵抵枣林、柳林（均在今北京通县境内），元都人心大骇；中路军关先生、破头潘等由鲁入冀、晋，北破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东进高丽。十八年五月，刘福通破汴梁，宋政权迁都汴，实现了使“宋”名副其实的宿愿。宋政权历年战况，详《刘福通传》。

　　作为宋政权的皇帝，韩林儿负责下达诏书，建立中央和地方军政机构，任命各级官员。如龙凤二年（至正十六年，1356）二月，朱元璋克集庆（今① 高岱：《鸿猷录》卷二《宋事始末》。

　　江苏南京）。七月，宋政权立江南行中书省、江南行枢密院，韩林儿以朱元璋为行省平章、郭天佑为左丞，以后韩林儿又升元璋为行省左丞相、吴国公，元璋虽不断壮大，仍奉龙凤为正朔。益都行省约建于龙凤三年，韩林儿任命毛贵为平章；淮安行省约建于龙凤二年，韩林儿任命赵君用为平章；辽阳行省约建于龙凤五年初，韩林儿先后任命毛居敬、潘诚（破头潘）、沙刘、关铎（关先生）等为行省平章；曹州行省约建于龙凤三年初，武某为行省丞相。宋政权迁都汴梁后，北方红巾军势力发展至顶峰，但从龙凤四年七月开始，察罕帖木儿、孛罗帖木儿等开始大举反攻。当时三路北伐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造成兵力分散，陷汴梁于无援之地。次年五月，汴梁被围。八月，汴梁城破，刘福通护韩林儿冲出重围，逃奔安丰，林儿妻及诸官员家属数万人、官兵五千人被俘，符玺、印章、官库被夺，宋政权遭到严重破坏。

　　韩林儿到安丰后，由于兵力丧失大半，已不构成对元廷的威胁。察罕帖木儿把进攻重点放在山东红巾军方面。韩林儿名义上仍为宋政权皇帝，因而曾多次下诏加封朱元璋官职，而元璋直至龙凤十二年（至正二十六年，1366），下达命令仍称：“皇帝圣旨，吴王令旨”，用龙凤年号。

　　龙凤九年（1363）二月，张士诚遣其将吕珍攻安丰。安丰被围日久，“城中人相食，有尸埋于地而腐者，亦掘而食之。或以井底泥为丸，用人油炸而食之者”。（《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宋小明王》引俞本《皇明纪事录》）。小明王在城中号泣，刘福通遣人求救于朱元璋。刘基谏曰：“不宜轻出，假使救出来，当发付何处？”（刘辰：《国初事迹》）朱元璋不听，率徐达、常遇春等击吕珍。吕珍得到庐州左君弼支持，极力拒守，被元璋军击败，吕珍与左君弼逃遁。朱元璋遂救出韩林儿与刘福通。元璋拟将林儿安置于应天（朱元璋占领集庆后改名），诸将亦议于中书省设御座奉林儿，刘基曰：“彼牧竖耳，奉之何为！”（《鸿猷录》卷二《宋事始末》）密陈“天命”所在，元璋领悟。遂“设銮驾伞扇，迎驻滁州，创造宫殿居之，易其左右宦侍，待之甚厚”。是年三月三十四日，小明王内降制书，赠元璋三代：曾祖考九四公资德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右丞、上护军、司空、吴国公，曾祖妣侯氏吴国夫人；祖考初一公光禄大夫、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上柱国、司徒、吴国公，祖妣王氏吴国夫人；考五四公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太尉、吴国公，妣陈氏吴国夫人。

　　龙凤十年（1364）正月，朱元璋在取得鄱阳湖大战胜利后，即吴王位。

　　这时，宋政权已名存实亡，但元璋仍奉之为正朔。十二月十二日，朱元璋在平定南方割据势力取得节节胜利之际，命廖永忠自滁州迎小明王、刘福通至应天，船至瓜步（今江苏六合南），将他们溺死。①韩氏君臣在元末农民起义中的作为，史家历来有较公正评论。《国初群雄事略》引李文凤论曰：“元之不能以匹马、只轮临江左者，以有宋为捍蔽也。韩氏君臣非特有功于中国，其亦大有功于我明也乎！”《明史·韩林儿传》赞曰：“元之末季，群雄蜂起。..林儿横据中原，纵兵蹂躏，蔽遮江、淮十有余年。太祖得以从容缔造者，藉其力焉。帝王之兴，必有先驱者资之以成其业，夫岂偶然哉！”

　　第二节刘福通刘福通，颍州（今安徽阜阳）人。元末北方红巾军领导人。

　　元朝末年，由于权臣专权，官贪吏污，社会矛盾极其尖锐。北方白莲教主韩山童以宣传白莲教的方式广收门徒，刘福通与罗文素、盛文郁、杜遵道、王显忠、韩咬儿等成为韩山童最早的一批信徒。他们鼓吹“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号召信徒，等待时机，推翻元朝统治。

　　至正四年（1344）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水深达二丈许，白茅堤、金堤先后北决，沿河郡邑均遭水灾，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极大的苦难。“至正四年，河南北大饥，明年又疫，民之死者半。..民罹此大困，田莱尽荒，蒿藜没人，狐兔之迹满道”。由于河水溢入会通运河，延袤济南、河间，威胁两漕盐场，直接影响到元廷国库收入，右丞相脱脱决定采纳贾鲁的治河方案，开凿自黄陵岗南至白茅、黄固、哈只口，西至阳青村，共280里新河道，然后塞南行之旧河道，使黄河由新凿之河道至哈只口进入故道，东去徐州，合淮河入海。

　　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元顺帝任命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发汴梁（今河南开封）、大名（今河北大名南）等13 路15 万民工及庐州（今安徽合肥）等18 翼两万军队，开始治河。韩山童、刘福通等抓住这一时机，发动农民起义。

　　五月初，韩山童与刘福通、杜遵道等，聚众三千人于颍州颍上，杀黑牛白马，誓告天地，准备起义。刘福通等宣称韩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刘福通自称南宋将刘光世后代，当辅之。正当起义即将举行之时，县官派兵前来镇压，山童被捕牺牲，其妻杨氏、子林儿逃奔武安（武安山，今江苏徐州境）。刘福通率众冲出重围，于五月初三日攻占颍州，大起义正式爆发。由于起义军头裹红巾为标志，故称红巾军，或称红军；起义军多为白莲教徒。烧香拜佛，故又称香军。

　　刘福通攻占颍州后，犹如平地春雷，震撼中原大地。“是时天下承平已久，法度宽纵，人物贫富不均，多乐从乱。曾不旬月，从之者殆数万人”（《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元廷亦为之震惊，急命监戍治河民工的同知枢密院事赫厮、秃赤领阿速军六千并各支汉军进讨刘福通军。赫厮、赤秃与河南行省徐左丞三人但以酒色为务，属下军士但以剽掠为务，赫厮望见红中军人多势众，扬鞭大呼“阿卜！阿卜！”（蒙古语“走”之意）回头就跑，元军不战自溃，来自高加索北麓的阿速人不服水土，不习水战，病死者过半。后来徐左丞被朝廷诛杀，赫厮战死于上蔡。六月，刘福通乘胜占据朱皋（今河南固始北），攻破罗山、真阳、确山，进攻舞阳、叶县等地。九月，刘福通攻克汝宁府（今属河南）、息州、光州（今河南潢州），众至十万。

　　刘福通起兵仅四五个月，击溃了元廷派遣的赫厮、秃赤大军，摧垮了一批地方统治机构，占领了中原大片城镇，元廷深感这是“心腹大患”。是年九月，元顺帝以右丞相脱脱之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为知枢密院事，与卫王宽彻哥率诸卫军十余万人前往镇压。十月，加派知枢密院事老章增援也先帖木儿。十二月，元军攻陷上蔡，起义军最早的领导人之一韩咬儿被俘，押送京师处死。江浙平章教化、济宁路总管董抟霄也攻陷安丰（今安徽寿县）。十二年正月，刘福通将韩兀奴罕摆脱敌人围剿，挺进河之北，进攻东明。二月，克滑、浚二州，进克开州（今河南濮阳），出现了“红衣遍野，呼声动地”（《万历濮州志》卷六）的壮观场面。未几，为元军所败，韩兀奴罕被擒。三月，元河南行省平章太不花攻陷汝宁，元知行枢密院事巩卜班率数万侍卫汉军、爱马鞑靼军屯驻汝宁沙河岸，他们“日夜沈溺酒色，醉卧不醒”，刘福通乘其不备，偷袭元营，巩卜班战死，元军退至项城。元廷命也先帖木儿为总兵，率精兵30 万，“金银物帛车数千辆，河南北供亿万计，前后兵出之盛无如此者”（《庚申外史》卷上）。也先帖木儿驻军沙河。某夜，军中夜惊，也先帖木儿尽弃军资器械、粮草、车辆，仅收散兵数万人逃奔开封，受到指责，遂驻军朱仙镇。元廷命蛮子平章代之，也先帖木儿径归京师，仍为御史大夫。

　　北方红巾军首义成功并抗击元军的围剿，为全国各地不满元朝统治的广大劳苦大众树立了榜样，也鼓舞着他们拿起武器投入推翻元朝统治的斗争。徐州芝麻李，蕲黄徐寿辉，湘汉布王三、孟海马，濠州郭子兴等纷纷起义响应，声势浩大的元末农民大起义全面展开。

　　至正十一年八月，萧县人李二（因家有芝麻一仓，饥荒时赈济饥民，故称芝麻李）与社长赵君用（一作赵均用）、樵夫老彭及其子彭早住等亦以“烧香聚众”，一举攻占徐州。未几，占领徐州近县及宿州、五河、睢宁、虹县、丰、沛、灵璧、安丰、泗县等地，众至十万。

　　同年十一月，王权（又称布王三）、张椿等攻占邓州（今河南邓县）、南阳，称“北琐红军”，旋又占领唐（今河南唐河）、嵩（今河南嵩县）、汝（今河南临汝）、河南府（今河南洛阳）等地。翌年正月，孟海马等攻占襄阳，称“南琐红军”，旋克房（今湖北房县）、归（今湖北秭归南）、均（今湖北均县西北）、峡（今湖北宜昌）、荆门等州。

　　至正十二年二月，定远富豪郭子兴与农民出身的孙德崖、俞某、鲁某、潘某四人起兵，占领濠州，郭子兴等称元帅，亦以红巾为号。

　　上述各支起义军，起初均各自为战，并未有相互的统属关系。徐州、濠州显然是韩山童传教的活动范围，芝麻李、郭子兴等有可能共尊韩山童为教主，至正十五年（1355）刘福通建立宋政权后，这两支起义军统归宋政权领导，因此可以纳入北方红巾军系统。江淮及其以南地区，彭莹玉为白莲教主，其徒邹普胜与徐寿辉发动蕲黄起义，建立天完政权，统庐州、巢湖等地起义军，为南方红巾军系统。布王三、孟海马的南北琐红军没有材料可以证明他们与南北方红巾军有什么联系。

　　脱脱在屡次出兵镇压刘福通起义军失利的情况下，采取攻其两翼——徐州起义军和南阳襄湘起义军的战略，以达到孤立刘福通部的企图。

　　至正十二年八月，脱脱亲自督制诸处军马，出师徐州。九月，徐州城破，元军大肆屠城，芝麻李被捕杀，赵君用、彭早住等率余众逃奔濠州。脱脱命贾鲁攻濠州。次年五月，贾鲁病死后元军才撤围。彭早住称鲁淮王，赵君用称永义王，权在郭子兴之上。十四年，彭、赵取盱眙、泗州，旋二王火并，彭早住死，赵君用据淮安。濠州方面郭子兴与诸将不和，其部将朱元璋南略滁阳，另图发展。

　　自至正十二年闰三月起，元廷先后派四川行省平章咬住、四川行省参政答失八都鲁，诸王亦怜真班、爱因班，参知政事也先帖木儿陕西行省平章月鲁帖木儿，豫王阿剌忒纳失里，知枢密院事老章等分路围剿南北琐红军。五月，答失八都鲁攻陷襄阳，布王三被俘，北琐红军被镇压。十四年正月，答失八都鲁攻陷峡州，南琐红军亦被镇压。

　　刘福通部红巾军自击溃也先帖木儿后，虽未遭遇元军主力，但其两翼有元军围剿其他红巾军，而其占领区内崛起了两支地主武装。沈丘（今安徽临泉西北）畏兀儿人察罕帖木儿与罗山县典官李思齐各结集“义兵”，合兵袭破罗山，元廷分别授为汝宁府达鲁花赤和汝宁知府，渐拥兵至万人，屯驻沈丘，屡败刘福通部红巾军，因而牵制了刘福通部的进一步发展。

　　至正十四年（1354）九月，元廷因张士诚占领高邮（今属江苏），阻塞漕运，再命脱脱出师征高邮。脱脱总制诸王各爱马、诸省各翼军马，董督总兵、领兵大小官将，号称百万。十一月，军抵高邮，士诚大败，退入城中不出。元军分兵破六合、盐城、兴化等地，高邮城中日议投降事。这时在京师的中书右丞哈麻乘机奏劾脱脱和也先帖木儿罪行，顺帝下诏削脱脱兵权，安置淮安路。诏书到达军营，“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元军竟不战自溃。高邮战役是元末农民战争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元军丧失了优势，再也无力纠集如此众多的力量来镇压起义军，只能主要依靠地主武装来维持元朝的统治。

　　刘福通利用战场上形势的急遽变化，于至正十五年（1355）二月，迎韩山童之子林儿于砀山夹河，在亳州（今属安徽）正式建立宋政权，改元龙凤，立林儿为帝，号“小明王”。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罗文素、刘福通任平章，福通弟刘六任知枢密院事，尊山童妻杨氏为太后。未几，因壮遵道擅权，刘福通命甲士挝杀之。杜遵道原为一名书生，因建言“开武举，以收天下智谋勇力之士”，被知院马札儿台补为掾史，“既而知不能行其业，遂弃去”（《庚申外史》卷上），追随韩山童发动农民起义。据说杜遵道与杨氏有染，“自是专权怙势，人皆嫉之”（《垄起杂事》），以致被杀。此后，刘福通自任丞相，加封太保，成为宋政权的实际领导人、北方红巾军的总指挥。在往后长期的斗争中，展示了他的军事和政治才能。

　　宋政权建立后，元军把进攻矛头又集中到中原来。这年六月，河南行省平章答失八都鲁率原属太不花的诸王藩将兵马，进攻许州长葛，为刘福通击败，答失八都鲁退至中牟，红巾军劫其营，夺其辎重，俘获其子孛罗帖木儿。但红巾军又遭元将刘哈剌不花袭击，孛罗帖木儿被夺走。刘福通命其将赵明达取嵩、汝、洛阳，北渡孟津至怀庆路（今河南沁阳），河之北大为震动。元廷不得不自豫南调察罕帖木儿来应战，赵明达战败。十二月，答失八都鲁进攻太康，进围亳州。刘福通将小明王移置安丰，次年三月，自领兵与答失八都鲁军激战于太康、亳州，击退敌军，亳州得安。

　　刘福通在率领红巾军与敌人搏斗的同时，十分注意利用宋政权的名义，把北方各支农民起义军纳入宋政权统辖之下，并建立地方政权。至正十六年二月，朱元璋攻占集庆（今江苏南京），七月，宋政权立江南等处行中书省、江南等处行枢密院，任命朱元璋为行省平章；同年十月，赵君用取淮安，乃设淮安等处行中书省，任命赵为行省平章。以后，为了节制各路红巾军，在那些占领一地而又较为巩固的地区，继续设置行省机构。

　　为了分散元军对宋政权都城亳州的压力，扩大战果，从至正十六年九月开始，刘福通派遣军队分路出击，到至正十七年（1357）夏，形成三路北伐的壮观局面，而刘福通自率大军攻克汴梁，北方红巾军进入鼎盛时期。

　　一、西路军早在至正十六年九月，刘福通即遣李武、崔德进兵陕西，首破潼关，元陕西行省参政述律杰战死。红巾军又克陕州、虢州（今河南灵宝），扼崤函。答失八都鲁急调察罕帖木儿、李思齐阻截，李武、崔德折往晋南，取平陆、安邑（今山西运城东北），遭察罕帖木儿追袭，红巾军溃散。十七年二月，李武、崔德重振队伍，占领商州，攻武关，取七盘，据蓝田，直抵灞上，进逼陕西行省首府奉元路（今西安），分兵攻同（今陕西大荔）、华诸州，三辅震恐，陕西省台告急。元廷命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刘哈剌不花等来援，红巾军败走南山，入兴元。李武、崔德其后一直无战功，曾受到刘福通斥责，至正二十一年（1361）五月，向李思齐投降。

　　至正十七年六月，刘福通部署各路军马三路北伐，命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组成西路军。十月，红巾军取兴元，克凤翔，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击走之，红巾军退入四川。是年底，白不信等又攻入秦（今甘肃天水）、陇（今陕西陇县），据巩昌（今甘肃陇西），再攻凤翔。次年正月，白不信败入四川。四月，察罕帖木儿纠集陕西各路元军进攻巩昌李喜喜，李喜喜败入蜀。败退到四川的红巾军改称“青巾”，为徐寿辉天完政权的部将明玉珍所不容，李喜喜又率余部到武昌，投奔陈友谅。西路军在溃散时，有一支起义军于至正十九年（1359）四月北上宁夏，攻占宁夏路（今银川），活动于灵武等处。二、东路军至正十六年三月，地主武装“青军”在其头目张明鉴率领下据扬州，逐走镇南王孛罗普化，孛罗普化逃奔淮南。不久，由盐丁组成的地主武装“黄军”反叛朝廷。十月，占据盱眙等地的赵君用联合青军、黄军攻占淮安，杀镇南王。宋政权命赵君用为淮南行省平章。赵君用命其部将毛贵北上略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等地，因元将也先来攻，毛贵夺取海船，由海道进入山东，于至正十七年二月取胶州，其后在不足两个月时间内，连克莱州、益都、莒州等地。元廷急命湖广行省左丞相太不花、知枢密院事孛兰奚、同佥淮南行枢密院事董抟霄等镇压毛贵。七月，元镇守黄河义兵万户田丰宣布起义，克济宁路（今山东钜野）。刘福通命毛贵联合田丰尽取山东之地，北伐大都。

　　是年冬，元义兵千户余宝在棣州（今山东惠民）杀知枢密院事宝童起义，而元廷在山东的元军总指挥太尉纽的该龟缩于东昌（今山东聊城）不敢轻易出动。至正十八年正月，田丰克东平路，使南北漕运中断，而毛贵在益都西南的好石桥大败孛兰奚，孛兰奚退至济南，毛贵乘胜于二月初攻占济南。至此，山东各地大部分被毛贵、田丰占领。

　　宋政权在山东设益都等处行中书省，以毛贵为平章。毛贵立宾兴院，选用故宫，命姬宗周等分守诸路，“又于莱州立三百六十屯田，每屯相去三十里，造大车百辆，以挽运粮储，官民田十止收二分，冬则陆运，夏则水运”（《元史·顺帝纪》）。十分注意生产建设和经济政策，为建设北伐基地作出了努力。

　　至正十八年二月，毛贵挥师北伐，进河北境。时升任河南行省右丞的董抟霄驻兵南皮之魏家庄，毛贵兵至，将其刺杀，遂北克清、沧二州，据长芦镇。三月，克蓟州，兵至通州枣林、柳林，直逼大都。“京师人心大骇，在廷之臣，或劝乘舆北巡以避之，或劝迁都关陕，众议纷纷。”（《元史·刘哈剌不花传》）但毛贵孤军深入，元军四方来援，毛贵军败于刘哈剌不花，退回济南。

　　毛贵北伐之时，田丰夺取东平、济宁、东昌等地。所以，尽管毛贵北伐未能成功，但山东形势还是有利于红巾军的。

　　三、中路军至正十七年初，宋政权丞相之一的盛文郁攻占曹州（今山东菏泽），与在山东其他地方作战的毛贵、田丰势相联结，宋政权有可能在曹州建立行省。是年夏，刘福通发动三路北伐，遂命曹州行省组织中路军。九月，由关先生（关铎）、破头潘（潘诚）、冯长舅、沙刘二等率领的中路军，逾太行山，取陵川、高平，克潞州（今山西长治），进攻冀宁（今山西太原），被察罕帖木儿所败，退入太行山。

　　至正十八年二月，东路军毛贵由河北进攻大都，为分散敌军力量，毛贵遣其部将王士诚、续继祖等自益都出兵，进攻怀庆路，杀元怀庆路总管王得贞。三月，王士诚取晋宁路，杀总管杜赛因不花，并与关先生等所率军相合。刘福通命中路军分兵两路：一路攻绛州（今山西新绛）；一路由沁州出发，攻冀宁（今太原）、代州、大同，“烽火数千里，复大掠南且还”。此路的意向是北上与东路军形成对大都的包围，但这时毛贵已在大都附近受挫退回山东，故中路军北至大同后南还。可惜，他们回军途中遭察罕帖木儿伏击。五月，察罕帖木儿将董克昌收复冀宁。六月，关先生、破头潘等克辽州（今山西左权），旋被察罕帖木儿将虎林赤击走，而关先生军再克冀宁。九月，关先生等攻保定，不克，转而攻克定州。十月，占领大同，北上进攻兴和（今河北张北）。十二月，关先生、破头潘攻克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上都为元廷夏都，筑有宫阙官署，中路军予以焚毁，逗留七天，中路军又攻破全宁（今内蒙古翁牛特旗），焚鲁王府，进克辽阳。并以辽阳为基地，准备进攻高丽。刘福通就在这时置辽阳行省，任命关先生、破头潘、沙刘二等为平章。

　　至正十九年（1359）二月，红巾军发布致高丽王书称：“慨念生民久陷于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东逾齐鲁，西出函秦，南过闽广，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饥者之得膏粱，病者之遇药石。”（《高丽史·恭愍王传》）十一月，红巾军前锋渡鸭绿江。十二月，红巾军在毛居敬率领下攻占义州、静州、麟州、西京（今平壤）等地。翌年正月，红巾军在西京战败，退走。三月，红巾军从海路进攻高丽西北沿海诸州，旋退去。二十一年九月，关先生、沙刘二、破头潘等率十余万红巾军渡鸭绿江攻朔州。十二月，攻占开京（今开城），迫使高丽恭愍王南逃。二十二年正月，高丽军收复开京，关先生、沙刘二被杀，破头潘率余众败退辽阳。四月，辽阳行省兵邀击红巾军余众，破头潘被俘。中路军残部投降孛罗帖木儿。

　　刘福通在发动三路红巾军北伐的同时，意图倚托益都、曹州两行省比较巩固的基地，展开对汴梁的攻击，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宋政权都城。至正十七年六月，刘福通首攻汴梁，不下。八月，取大名、卫辉（今河南汲县）两路，形成对汴梁包围的态势。十月，元廷增派知枢密院事达理麻失里攻雷泽、濮州，被刘福通杀死，节制河南元军的答失八都鲁被迫退至石村。“朝廷颇疑其玩寇失机，使者促战相踵”。刘福通又使反间计，“诈为答失八都鲁通和书，遗诸道路，使者果得之以进。答失八都鲁觉之，一夕忧愤死，十二月庚子也”（《元史·答失八都鲁传》）。其子孛罗帖木儿袭职，退驻井陉。至正十八年五月，刘福通再次进攻汴梁，元守将竹贞逃遁，福通据汴梁为都，迎韩林儿居之。时毛贵虽进攻大都失利，但山东形势甚好，中路军转战山西，西路军趋关中，出现了鼎盛局面。《元史·察罕帖木儿传》称：“安丰贼刘福通等陷汴梁，造宫阙，易正朔，号召群盗。巴蜀、荆楚、江淮、齐鲁、辽海，西至甘肃，所在兵起，势相联结。”在这一形势下，元河南行省平章周全，以怀庆路降。刘福通命其进攻据洛阳的察罕帖木儿，“守将登城，以大义责全。全愧谢退兵，刘福通杀之”（《元史·顺帝纪》）。

　　宋政权鼎盛局面没有维持多久，很快发生了逆转。至正十八年九月，孛罗帖木儿统领诸军夹攻曹州。十月，元军破曹州，擒杀曹州行省武宰相、仇知院。曹州陷落，使宋政权与山东红巾军联系切断。十九年初，孛罗帖木儿北上代州、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云内（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东南），驻守大同，以切断宋政权与中路红巾军的联系。而察罕帖木儿一直以重兵驻守渑池、洛阳，时刻准备对汴梁发起进攻。宋政权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山东红巾军这时也发生了逆转。毛贵北伐大都失败后返回山东，与田丰配合，其势仍很盛。至正十九年四月，淮安失守，赵君用逃奔毛贵，竟阴险地把毛贵杀死。七月，毛贵部将续继祖从辽阳回益都，怒杀赵君用。山东红巾军自此一蹶不振，这时王士诚也脱离中路军返回山东，与田丰争夺势力，田丰称花马王，王士诚称扫地王，互相攻伐。

　　至正十九年五月，察罕帖木儿移军虎牢，分兵南路出汴南，攻陷归、亳、陈、蔡，北路出汴东，置战船于黄河内，略曹州南，据黄陵渡，又发陕西、山西各路元军，包围汴梁。八月，元军破汴梁，刘福通奉韩林儿突围奔安丰，元军俘获韩林儿妻及红巾军家属数万，红巾军各级官员五千。至此，宋政权虽曾发布文告，加封朱元璋官爵，朱元璋名义上也仍奉龙凤为正朔，所发布榜文称“皇帝圣旨，吴王令旨”，但实际上宋政权已名存实亡。

　　至正二十一年（1361）夏，察罕帖木儿向山东红巾军发起总攻，田丰、王士诚降之。十月，察罕帖木儿进围益都，毛贵部将陈猱头等坚持抵抗。次年六月，田丰、王士诚杀察罕帖木儿，参加益都保卫战。察罕帖木儿子扩廓帖木儿袭其父职，继续围攻益都。十一月，益都陷，田丰、王士诚被杀，陈猱头被俘送大都，毛贵子小毛平章不知所终。接着，莒州陷，山东红巾军全部被镇压。在安丰的宋政权，名义上只存下朱元璋的江南行省。

　　至正二十三年（1363）二月，平江（今江苏苏州）张士诚乘安丰空虚之机，遣其将吕珍进攻安丰。刘福通等进行了顽强的抵抗，韩林儿急向朱元璋求救，朱元璋亲率大军击败吕珍和支援吕珍的原天完政权的庐州（今安徽合肥）左君弼，救出小明王和刘福通，把小明王和刘福通安置于滁州。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朱元璋命廖永忠迎小明王、刘福通至应天（今南京），途经瓜步，廖永忠将他们沉入水中溺死。

　　第三节徐寿辉徐寿辉，一名真一，蕲州罗田县（今属湖北）人，原籍湖南。生平以贩布为业，往来于蕲州（今湖北蕲春西南）、黄州（今湖北黄冈）一带。至正十一年（1351）八月于蕲州起兵，十月建都蕲水（今湖北浠水），国号天完，年号治平，寿辉称帝，成为南方红巾军名义上的领袖。

　　南方红巾军与北方红巾军一样，信奉白莲教，念弥勒佛，燃香，起兵后头裹红巾，作为标志。南方白莲教主是彭莹玉。莹玉，又名国玉、翼，教徒尊称为彭祖，俗称彭和尚，敌人称之为“妖彭”，江西袁州（今宜春）南泉山东屯庄农家子。10 岁时入附近慈化寺为僧，会治病，在民众中威望甚高，“袁民翕然，事之如神”。莹玉在农民群众中开展白莲教宣传活动，并秘密组织武装起义。至元四年（1338），他与徒弟周子旺在袁州发动起义失败，子旺被杀，他“逃淮西，淮民闻其风，以故争庇之，虽有司严捕，卒不能获”（《庚申外史》）。此后十余年间，他在江淮等地继续宣传白莲教，足迹遍及今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各地，并在各地招收门徒，策划武装起义。他以“弥勒佛下生，当为世主”的宗教口号来鼓动群众起来反元，其早期门徒多以“普”字命名。由于他坚韧不拔的努力，不仅培养了一批农民起义的骨干，而且为农民大起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徐寿辉最初并非白莲教徒，且缺乏组织能力，但体貌伟岸。据《湖广总志》记载：当时在蕲、黄一带从事秘密策划反元起义的人物是麻城铁工邹普胜。至正十一年五月，刘福通在颍州起义成功后，邹普胜积极准备起义，但需物色一位体态雄伟的人物，以应“弥勒佛下生”之偈言。一日，寿辉行山中，获鉴铁10 斤。某日夜，邹普胜梦见黄龙蟠其铁砧。明日寿辉携铁过之，令普胜制■锄，蹲坐铁砧上。普胜大异，告之曰：“今天下尚须■锄治耶？当为炼一剑赠君耳。”（万历《湖广总志》卷九八《别传》）于是两人深相结，谋举大事。是年八月，邹普胜、徐寿辉起兵，以红巾为号，南方红巾军起义爆发。九月，起义军占领蕲水县及黄州路，起义军将领倪文俊大败元威顺王宽彻普化及其子别帖木儿、答帖木儿于金刚台，并执别帖木儿。起义军占领蕲水时，元蕲州路总管李孝先不敌身死。十月，徐寿辉以蕲水为都，国号天完，改元治平，寿辉称帝，邹普胜为太师。“天完”是压倒“大元”的意思，表达了农民起义军誓死推翻元朝统治的决心。

　　天完政权是元末农民起义中建立最早的农民政权。它的行政机构多仿元制，设有中书省（称莲台省）及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军制有百户、千户、万户，管、统军元帅等职，并有管军万户府、管军总管府、统军元帅府等管军机构。天完政权的建立，标志着起义军有了自己的政治中心，原来以宗教为纽带联系南方各地白莲教徒的状况将逐渐被政治关系所代替。

　　天完政权建立后，南方各地起义形势发展迅猛。天完红巾军分兵出征，各地群众奋起响应。是年十一月，天完军南下江西，新建人邓南二聚众攻瑞州（今江西高安），被元军擒杀；同月，天完军入宿松，破太湖、潜山（均属今安徽）。十二月，王权（布王三）起兵克邓州、南阳（均属今河南），称“北琐红军”，后来占有今河南中部南部一带；均州郧县（今属湖北）人田端子聚众杀官吏，旋被镇压。至正十二年正月，孟海马占领襄阳，杀元襄阳路总管柴肃，这支起义军称“南琐红军”，后奄有均、房、荆门、归、峡等地。由于各地群众蜂拥起兵，形势对天完红巾军十分有利，于是徐寿辉等决定派出各路红巾军，分兵攻占湖广、江浙等地。

　　天完军首攻目标是湖广行省首府武昌。至正十二年（1352）正月，丁普郎、徐明远克汉阳，杨普雄克兴国（今湖北阳新），形成包围武昌的态势。是月，邹普胜率主力军攻克武昌，元威顺王宽彻普化、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和尚弃城走，元顺帝下诏追夺宽彻普化王印，和尚被诛。天完军夺取武昌后，向湖北中部、西北部推进，同时遣兵南下。曾法兴率兵克安陆（今湖北钟祥）、沔阳（今湖北沔阳西南）、中兴（今湖北江陵），擒杀元安陆知府丑闾、江陵守官山南廉访使卜理牙敦，沔阳府达鲁花赤咬金自溺死。天完军与布王三的北琐红军、孟海马的南琐红军势相联结。

　　在江西的战斗十分激烈。邹普胜自率主力与彭莹玉等沿江而下，夺取江西门户江州（今九江），元江州路总管李黼被杀。邹普胜挥师南下，直抵江西首府南昌，南昌城高水深，围城数周、激战54 日不克，红巾军退走。但南昌周围多被红巾军占领，史普清占领新建、进贤等地。是时，南昌以西多为天完红巾军所有，张普宪连克宁州（今修水）、靖安等地；陶九、况普天、钟普高等克瑞州（今高安）、上高、新昌等地；欧普祥、陈普义克袁州，欧普祥又西攻醴陵、茶陵，陈普文下吉安。天完军分兵攻抚州，取宜黄、乐安，进克宁都、兴国、会昌、瑞金等地，但多得而复失。

　　天完红巾军在江浙的战斗中最为壮烈。至正十二年二月，项普略（又名项甲、项奴儿、项普寿）、彭莹玉在攻占江州后，挥师南下克南康（今江西星子）、饶（今江西鄱阳）、信（今江西上饶）。四月，克婺源、黟县、休宁、徽州（今江西歙县）。他们遇到休宁大地主汪同、程国胜、俞茂等组织的“义兵”的拼死抵抗。六月，项、彭率军破昱岭关。七月，攻克江浙行省首府杭州路，元江浙行省官员纷纷逃窜，参政樊执敬自杀。红巾军纪律严明，“不杀不淫”，一面宣传“弥勒佛出世”，号召人民参加红巾军，“招民投附者，署姓名于簿籍”，一面把官府库藏没收归红巾军所有。元顺帝急令江浙行省平章教化、济宁路总管董抟霄从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前线撤围，与江浙行省平章三且八一起攻打杭州的红巾军，项、彭等被迫弃守杭州，退回徽州，敌人又扑向徽州。为摆脱敌人的“围剿”，红巾军北上广德。九月，克广德，入湖州、武康、德清、吴兴等地。十月，克常州，夺取大地主王“佛子钱财，发其仓廪，分给贫苦农民。又攻占江阴、宜兴、溧阳、溧水、丹阳、句容等地，并遣军进逼集庆（今江苏南京）。因元军势大，再返徽州，项普略被俘牺牲，彭莹玉在巢湖水师支援下再克徽州。直到次年春，元军攻占徽州，彭莹玉退到江西瑞州，是年十一月元江西行省右丞火你赤破城，莹玉与诸守将惨遭杀害。

　　至正十二年四月，江西宜黄、新城（今黎川）的红巾军在涂乙、涂佑、童远等率领下进入福建，建宁起义首领应必达响应，占领建宁、泰宁，直入邵武。红巾军进入邵武，“扬言‘摧富益贫’，以诱村氓从逆。凡窭者之欲财，贱者之欲位，与凡子弟之素无赖者，皆群起趋之，旬日间聚至数万。大掠富民家，散入山谷搜劫，无获免者”（《邵武府志》卷二）。“摧富益贫”这是南方红巾军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提出的响亮口号，这个口号有力地鼓舞了千千万万贫苦大众投入浩浩荡荡的起义洪流中去。这支红巾军分兵几路，一支进取顺昌、将乐、万安，围攻延平（今南平）、建安（今建瓯）、建阳等地；一支攻入浙东龙泉；另一部分红巾军在王善、江二蛮等率领下深入福建东部沿海，攻克福安、宁德、福宁（今霞浦）等地。十三年春，王善曾克罗源、连，围攻福州。到这年春，这支红巾军得地多被元军重新占领，起义军领袖或杀或俘。

　　天完红巾军早在十二年二月便攻入今湖南境，克岳阳、长沙。但在衡州（今衡阳）受阻。后来，红巾军曾攻破常宁、道州（今道县）、宝庆（今邵阳）等地，但均被元军收复。

　　南方红巾军利用北方红巾军抗击元军主力的有利形势，于至正十二年初采取分兵四出的战略，取得了预料不到的战果。“至正十一年寇起淮南，自浙西、江东西、湖南北，以及闽、蜀之地，凡城所不完者皆陷”（余阙：《青阳集·合肥修城记》）。红巾军的胜利，使所到之处的贫苦农民纷纷响应，以致出现“不旬日，众辄数万，皆短衣草屦，齿木为杷，削竹为枪，截绯帛为巾襦，弥野皆赤”（《元史·魏中立传》）的壮观场面。

　　天完红巾军早期的胜利是与彭莹玉长期的秘密组织活动分不开的。蕲州起义爆发后，彭莹玉长期活动的根据地江淮地区“人多应之”，以巢湖为中心形成了三支起义军：即赵普胜（即“双刀赵”）部，金花姐、李普胜（即“李扒头”）部和左君弼部。金花姐牺牲较早，左君弼活动范围不广，赵普胜曾于至正十二年春率水师南下，与天完军密切配合，战功显赫。是年三月，赵普胜自合山出发，与据无为的李普胜合兵攻繁昌，由于繁昌监邑孛罗铁木儿顽抗，赵普胜率舟师转攻铜陵、池州（今贵池），进围安庆。元急调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卜颜帖木儿、湖广行省平章政事也先帖木儿、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江南行台御史中丞蛮子海牙等部兵镇压，原在武昌的威顺王宽彻普化也派兵助战。星吉等联合地主武装，在安庆、池州、湖口一带与赵普胜水师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九月，赵普胜开始进攻小孤山元军。据元军巡哨头目赵国用报告说：“哨见三江口有红巾反贼，乘胜大小船只万余，顺流而来；并江两岸，步行贼徒，不计其数，水陆相接。”（《永乐大典》卷二六一一《南台备要》）可见红巾军声势之大。当时星吉等虽据守小孤山、鄱阳口等要冲，但很快就被红巾军击垮，星吉也在鄱阳口被击毙，致使元军在长江的驻防全线崩溃。赵普胜在鄱阳口大胜后，连取湖口、彭泽等要地，转而围攻安庆。十一月，再克池州。至是年底，赵普胜等占领了从繁昌到湖口的长江两岸，包括宿松、太湖、潜山、枞阳、太平、石埭等地。元朝在“江淮以南郡县陷没者十七八”（《青阳集》卷二）。元安庆守将余阙惊呼：“红军..纵掠江淮之南，南方之地，雄都巨镇，诸侯王之所封，藩臣臬司之所治，高城浚隍、长戟强弩之所守，环辄碎之，鲜有固其国者。”（《青阳集》卷六）至正十三年，赵普胜在沿江一带继续与元军激战，并占领桐城等地，击败向小孤山反扑的元军，但先后11 次攻安庆未下。随着天完军在各地的失守，赵普胜率领的水师也受到巨大压力，不得不退居黄墩，等待时机再起。现在我们虽然没有证据说明巢湖水师一开始就是天完政权的属部，但赵普胜、李普胜、左君弼等都是彭莹玉的门徒这是无疑的。彭莹玉在南方红巾军起兵后，虽然没有担任天完政权的要职，但他往来于各支起义军之中，起到了别人无法起到的协调、指挥作用。巢湖水师活跃于江淮之间，激成于长江两岸，牵制了敌军主力，对天完红军主力驰骋湖广、江西、江浙，帮助是很大的。回顾至正十一年到十三年天完红巾军第一阶段的战史，不难看出由于红巾军发展过快，士兵缺少训练，组织松散，徐寿辉等领袖人物没有制定出明显的作战部署，听任各部流寇式的作战，没有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因而当元军与地主武装结合起来后，红巾军所占城池多不敌而失守。从至正十三年春天后，南方各地红巾军普遍遭到元军和地主武装镇压，天完红巾军由盛势转入低潮。是年十二月，元军在卜颜帖木儿、蛮子海牙及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哈临秃、左丞秃失里、西宁王牙罕沙等率领下，向天完都城——蕲水发起进攻，蕲水陷落，天完政权的四百多名官员惨遭杀戮，徐寿辉等天完领导人“遁入黄梅山中及沔阳湖中”（《庚申外史》）。

　　至正十四年（1354 年）以徐寿辉为首的天完政权处于极为不利的形势下，天完政权主要领导人被迫潜伏于山泽之间，活动相当困难，但他们并没有丧失信心，而是积极恢复和组织力量，等待时机掀起更大规模的反元斗争。这一点可从已发现的治平四年（1354 年）颁发的“统军元帅府印”中得到证实。这方铜印证明了天完政权当时仍有自己的根据地，并继续在委任各级将领。事实上当时仍有许多红巾军余部在活动，如欧普祥在袁州，史普清在奉新，李普成、王普敬在瑞州周围。

　　高邮之战为天完红巾军再起提供了机会。至正十四年正月，张士诚据高邮（今属江苏）称诚王，国号大周。九月，元顺帝命右丞相脱脱率百万大军前往镇压。十二月，城之将下，顺帝下诏削脱脱兵权，“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其散而无所附者，多从红军，铁甲一军入襄阳，号铁甲兵者是也”（《庚申外史》）。于是，天完红巾军乘机壮大队伍，开始出击，进入反元斗争的第二阶段。

　　至正十五年（1355）正月，倪文俊攻克沔阳。文俊，号蛮子，黄州黄陂渔家子。他是蕲州起义最早的成员之一，勇敢善战，“用多桨船，疾如风，昼夜兼行湖江，出人不意，故多克捷”（《草木子》卷三《克谨篇》），寿辉命为统军元帅。天完红巾军处于低潮时，文俊仍积极活动，积聚力量，故能抓住时机再起。及文俊攻克沔阳后，实际上揭开了天完军第二阶段战史的序幕。

　　当时驻守湖广的元军主要是宽彻普化的军队。宽彻普化因武昌失守被夺王印，后因镇压天完军立有战功，至正十四年十二月，元顺帝下诏还其印，仍镇守武昌。文俊再起后，宽彻普化命其子报恩奴、接待奴、佛家奴以大船四十余艘水陆并进，攻沔阳。兵至汉川县鸡鸣汊，水浅船搁不能行。文俊以火筏尽焚其船，接待奴、佛家奴败死，报恩奴自杀，随行妃妾为文俊所获。宽彻普化逃奔陕西。三月，徐寿辉遣元帅扫地冯由安陆攻襄阳，元襄阳万户杨克忠投汉水死。五月，元军复襄阳。倪文俊自沔阳克中兴，元将朵儿只班战死。

　　面对天完红巾军的再起，元廷重新结集军事力量，以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咬住为总兵官，领本省军马并江州苗军杨完者、黄州李胜等军守御湖广，命章佩监丞普颜帖木儿、翰林修撰烈瞻招谕沔阳，四川行省平章政事玉枢虎儿吐华等助之。元军在加紧军事进攻的同时，不断采取诱降办法，以分化瓦解起义军。七月，倪文俊攻克武昌、汉阳。这时元军进一步大调动，知枢密院事答儿麻监藏、四川行省左丞沙剌班、湖南同知宣慰使刘答儿麻失里屯兵中兴，湖广行省平章政事桑哥、亦秃浑及秃秃屯兵襄阳，参知政事哈林秃、王塔失帖木尔屯兵沔阳，又命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从便调度湖广行省左丞卜兰奚所领苗军，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卜颜帖木儿守御蕲州、黄州、兰溪等地。十一月，元以湖广行省左丞相统领湖广、荆湘诸军，镇压天完军。面对元军咄咄逼人的势态，天完红巾军继续攻城夺池，扩大战果。是月，徐寿辉遣军克饶州、克都昌，招降都昌“义兵”头目于光，命为江东宣慰元帅，镇守饶州。十二月，天完军克婺源，进军徽州路各县。

　　至正十六年（1356）正月，倪文俊重建天完政权于汉阳，迎徐寿辉入居，改元太平。自任丞相，以邹普胜为太师。同月，天完军经过反复激战后，占领徽州，并由歙县东逾昱岭关，一度攻占于潜、昌化。但这条战线上红巾军并不顺利，汪同等地主武装夺回徽州及休宁、祁门、婺源、黟县等地。倪文俊自率大军进攻湖南，取得巨大战果，三月克常德，五月克澧州、攻辰州（今沅陵），八月克衡州（今衡阳），十二月克岳州。次年二月，倪文俊又破峡州，占领鹿卢夫。天完统军元帅明玉珍开始进军四川。

　　与此同时，巢湖水师也开始出击。至正十三年底，赵普胜、李普胜退到黄墩后，与俞廷玉父子、廖永安兄弟、赵伯仲兄弟及张德胜、叶升、桑世杰、华高等连水寨于巢湖，由于与庐州左君弼不和，赵、李急欲寻求同盟，以求出路。至正十五年春，原濠州红巾军郭子兴部将朱元璋自滁阳（今安徽滁县）取和州（今安徽和县），因城中乏食，欲渡江取采石，但苦于无舟楫。赵普胜欲与元璋结盟，助其渡江，但李普胜企图乘机杀元璋，吞并其部队，结果被元璋识破，将李普胜杀死。赵普胜闻讯后率部分水师归附天完政权，而俞廷玉等则投奔朱元璋，巢湖水师发生分裂。赵普胜率水师离开巢湖，进驻枞阳，南下夺取池州、青阳等地。至正十六年曾两度围攻安庆，杀元怀庆县达鲁花赤伯家奴。

　　倪文俊虽然在重建天完政权上立下了巨大功劳，但他经不起敌人的引诱，曾经动摇过。早在至正十五年初在沔阳俘威顺王诸子、妃妾后，元顺帝“特降诏招抚”（《草木子》卷三《克谨篇》），诱以官、禄，文俊求为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因元廷中有人反对未成，文俊遂杀威顺王诸子。之后，文俊战功显赫，更加居功自傲，虽位居天完政权丞相，仍不能满足其篡权野心。至正十七年九月，倪文俊图谋杀害徐寿辉，事败逃奔黄州其部下陈友谅处，反被友谅杀死。友谅尽并其兵，自称宣慰使，旋称平章政事。这时，友谅已实际上控制了天完政权的军权。

　　当时天完政权控制的范围，主要有长江中游地区、洞庭湖周围和鄱阳湖地区北部，加上进入四川的明玉珍部、控制袁州周围的欧普祥部和在池州一带活动的巢湖水师赵普胜部。在天完政权控制范围之外，元军和地主武装仍有强大实力。但这时北方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北方红巾军已经建立了宋政权，吸引了元军的主力，并发动了三路北伐，逐渐进入鼎盛时期。这一形势十分有利于天完政权发兵出击元军在南方的各据点。

　　陈友谅杀倪文俊后的次月，即至正十七年十月，便率沔阳战船东下出征安庆，与赵普胜、饶州祝宗汇合，经过三个月激战，于次年正月攻克，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阙负伤自刎，终于打通长江从四川到今安徽的通道。友谅又进破南昌、瑞州，分兵取邵武、吉安，自率军入抚州，破建昌、赣、汀、信、衢诸州。

　　战场上的胜利使陈友谅产生了强烈的权力欲。至正十八年夏，徐寿辉准备将天完政权迁徙到南昌。“友谅忌其来不利于已，不从，寿辉不得已而止。”（《明太祖实录》卷八）可见，这时的陈友谅根本不把徐寿辉放在眼里，而徐寿辉只是徒具虚名的天完皇帝而已，根本指挥不了握有重兵的陈友谅。陈友谅为了达到篡夺天完政权的目的，首先铲除了骁勇善战的赵普胜。

　　下一个目标是除掉徐寿辉，达到登上皇帝宝座的目的。至正十九年十二月，徐寿辉引兵发汉阳，仍欲徙都南昌。路经江州，陈友谅伪装出迎，阴设伏兵于城西门外。待寿辉入城后，城门紧闭，城外伏兵尽杀其部属。寿辉只身一人，如友谅囊中之物。友谅遂以江州为天完都城，仍保留寿辉帝号，而自称汉王，置官属，大权独揽，“寿辉但拥虚位而已”（《草木子·克谨篇》）。至正二十年（1360）闰五月，友谅挟寿辉攻朱元璋部所有的太平，城下，友谅自以为天下无敌，迫不及待谋杀寿辉，篡夺帝位。次日，遣人于采石舟中，持铁挝自寿辉身后击其头致死。友谅以采石五通庙为行殿，即位称帝，国号大汉，天完政权亡。

　　徐寿辉作为农民起义领袖，论其能力和威望，确不称职。故史书中说他“无他长”，“木强无他能”（《明太祖实录》卷八）。诚然，他缺少刘福通指挥千军万马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气概，更无朱元璋纵横捭阖能在夹缝中生存壮大的谋略，但他在天完近十年的战斗历程中仍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他是蕲黄起义的发动者之一，天完政权的建设者之一；他也制订过作战计划，派遣将领四出掠地，在反元斗争中态度是坚决的；他“资性宽纵”，待人宽厚，能团结各部，故其亡后，诸部将多不服陈友谅，如明玉珍在蜀割据后，立寿辉庙于重庆城南，春秋奉祀。

　　第四节陈友谅陈友谅，沔阳玉沙县人，世业渔。本姓谢，祖赘于陈氏，因从其姓。少读书，略通文义。曾担任过县衙小吏，但非其所好。蕲黄起义爆发后，他慨然投奔红巾军，为倪文俊统军元帅府的簿掾。从文俊攻城夺池有功，升至领兵元帅，驻黄州（今湖北黄冈）。至正十七年（1357）九月，文俊谋弑天完帝寿辉不果，逃奔黄州，友谅乘机杀之，其部众尽归友谅，友谅自称宣慰使，不久称平章政事，从此握有天完政权的军政大权。

　　是时，北方红巾军宋政权兵势大盛，刘福通率师攻汴梁，分军三路北伐，元军主力被吸引，无力南顾。陈友谅抓住时机在南方扩张地盘。是年十月，友谅发战舰东下，与巢湖水师赵普胜部合兵进攻安庆。友谅直捣小孤山，大败义军元帅胡伯颜，兵临城下。饶州祝宗奉友谅命来援攻南门，普胜军东门，友谅军西门，筑飞楼昼夜急攻。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阙负伤自刎，城中焚死者以千计。至正十八年正月城破。自至正十二年起，赵普胜屡攻安庆不得，至是城下，自四川至池州长江上中游打通，天完军威大增。

　　陈友谅攻占安庆后，为扩大战果，分兵进攻皖、浙、闽、赣各地。

　　赵普胜奉命东进，与朱元璋争夺地盘。是年四月，自枞阳发兵夺回被占的池州，俘朱军院判赵忠。普胜命别将守城，自据枞阳水寨，与元璋军战于建德等地。十九年四月，元璋军夺走池州，普胜破石埭、太平二县。双方争夺安庆尤为激烈，朱军屡攻不下，后调黑先锋领兵水陆并进，船至枞阳，普胜于水中置铁索横截，将黑先锋及所部擒获。

　　王奉国奉命于是年二月率军20 万攻信州（今江西上饶）。是役历时最久，战况激烈。元镇南王子大圣奴、枢密院判官席闰等屯兵城中坚守。十九年正月，元江东廉访副使伯颜不花的斤自衢州引兵来援，天完军受挫。二月，陈友谅弟友德率军驻信州城东，攻城益急。三月，王奉国分信州军攻衢州。六月，奉国率军穴地百余处，或架梯登城，破信州，大圣奴等战死，伯颜不花的斤自刎。

　　邓克明、康泰等奉命于十八年五月攻邵武，不克。克明原为新淦（今江西新干）义兵头目，率众归友谅，封为右丞，遂转攻永丰、宁都、石城、汀州、宁化等县，克崇仁、乐安等地，据抚州。是年十一月，克明由建昌分三道进攻福建，破杉关。二十年初，克邵武、汀州、延平等地，闽地骚动。六月，邓克明、康泰合兵围建宁，不利。以后转战邵武、建宁等地，不克，还兵驻抚州。

　　陈友谅自率主力军主攻江西各州郡。十八年四月，友谅自九江南下克龙兴路（今南昌），元江西行省平章政事道童、火你赤弃城遁走。友谅军再克进贤。同月，友谅遣王奉国克瑞州（今高安），守臣临江同知给事中死之；进兵临江，守臣定住降。五月，遣熊天瑞克吉安路，元参政全普庵撒里等逃遁。同月，友谅克抚州路，杀道童及达鲁花赤完者帖木儿。八月，友谅围建昌路（今南城），元守臣王溥降。九月，友谅遣熊天瑞、幸文才克赣州路，元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全普庵撒里、总管哈海赤死之。陈友谅在江西的攻势犹如风卷残云，仅四五个月内便几乎占领了今江西全省。次年三月，又遣兵占领襄阳。不久，王奉国又得信州，邓克明进兵福建，赵普胜在安庆、池州顶住朱元璋部攻势。有利的形势使他威望大增，篡夺最高权力的欲望也急剧上升。

　　实现篡权最大的障碍是赵普胜。普胜是彭莹玉的门徒，起兵早，骁勇善战。早在至正十二、十三年间，就曾率师百万与元军激战于江淮一带。以后取池州，得安庆，堪称天完政权东线的支柱。友谅对他有所忌，又担心他投靠朱元璋，故处心积虑欲除之。朱元璋亦因屡与赵普胜交锋不得胜，遂施反间计，买通其门客，潜往友谅处离间陈、赵，普胜毫无察觉，“见友谅使者辄自言其功，悻悻然有得失”（《明太祖实录》卷七），更加深了友谅的疑忌。十九年九月，元璋将徐达、张德胜率兵自无为登陆，夜至浮山寨，击走赵普胜部将胡总管，进克潜山县。友谅决意借机杀普胜。乃诈以会军为名，至安庆，普胜不知其计，具烧羊迎于雁汊，登船见友谅，友谅杀之，尽并其军。

　　陈友谅杀赵普胜是天完红巾军的第一次大分裂，而且对当时的战局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赵普胜的部众以枞阳为据点，安庆、石埭、太平等地皆有其部属。朱元璋部数欲突破天完东线，皆因普胜强悍，不能取胜。普胜被杀后，其部众心中不能平，不愿为陈友谅卖命，造成东线形势吃紧。普胜被杀后不久，朱元璋将徐达轻取枞阳水寨，威胁安庆。陈友谅不得不亲率主力稳住东线，遂于至正二十年（1360）五月，率军攻池州，徐达、常遇春设伏兵于九华山，友谅中伏，士兵被杀万余人，被俘3000 人。这次池州大败是他谋杀普胜后得来的恶果。六月，陈友谅杀徐寿辉篡权后发兵攻朱元璋政权首府应天（今江苏南京），在龙湾大败，赵普胜部将张志雄率众投奔元璋。“张志雄者，故赵普胜部将，善战，号长张，尝怨友谅杀普胜。故龙湾之战无斗志。”（《明太祖实录》卷八）志雄又献计攻安庆，未久果然取之。

　　陈友谅谋杀徐寿辉蓄谋已久。至正十九年十二月，徐寿辉引兵发汉阳，决定徙都南昌，路经江州，友谅伪装出迎，阴伏兵于城西门外，待寿辉入城，将城门紧闭，尽杀寿辉部属于城外。于是以江州为天完都城，挟寿辉号令各部。自称汉王，立汉王府于城西门，置官属，大权独揽。次年五月，亲率水军攻池州，大败而归，损失士卒万余人。闰五月，率水军挟寿辉攻太平（今安徽当涂），擒元璋将花云，杀之。友谅“既陷太平，志盈满，急谋僭窃，乃采石舟中先使人诣寿辉前，佯为白事，令壮士持铁挝自后击碎其首，杀之”①。友谅残忍地杀死徐寿辉后，急忙以采石五通庙为行殿，将庙中神像颠倒置于门外，不顾倾盆大雨，群下冠服皆濡湿，草草举行礼节于江岸，遂自称皇帝，改国号大汉，改元大义，仍以邹普胜为太师，张必先为丞相，张定边为太尉。

　　天完政权的灭亡和大汉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南方起义的失败，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封建割据政权。

　　陈友谅在至正十七年掌握天完政权后，就把争取和依靠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元故官作为巩固自己权力的措施。例如，友谅攻下南昌后，立即召辟名儒吴澄的孙子、曾任元肃政廉访使的吴当，当时元廷已命吴当为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友谅来聘后，“当卧床不食，以死自誓，乃舁床载之舟，送江州，拘留一年，终不为屈”（《元史·吴当传》）。友谅还在南昌亲自登门拜访元江南行台侍御史韩准，卑躬屈膝地称：“吾向为县小吏，已闻公名”。韩准不答，“既去，使人致糗，公拒不受，然竟不敢加害。”（吴海：《闻过斋集》卷五）在陈友谅的积极争取下，不少地主知识分子和元故官投奔而来，① 《明太祖实录》卷八。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称友谅勒死徐寿辉于采石。其中著名的有黄昭和解开、解开之叔解观。黄昭曾任元兵部尚书，与吴当一起镇压过江西农民起义；解氏是江西名宦之家，解开曾嗾使陈友谅杀徐寿辉。陈友谅对地主阶级的政策，受到一部分地主分子的赞赏，曾任元进贤县尹的傅箕，称友谅“以雄毅之姿，英迈之略，纠集群帅，起兵汉、沔，而威吴、楚。凡行师立署，所至之处，能者使，才者用，贤而有德者尊礼，俾各遂其性，无意于富贵功名者不强以职，此所以超轶群雄者也”（《同治南昌府志·人物志》）。陈友谅篡权建汉后，更多的地主分子投奔而来，“伪汉之在九江，趋者日众”（王礼：《鹿遴原前集》卷三）。于是，早期参加起义的一批农民军领袖，如欧普祥等也和陈友谅一样，蜕变为新的地主阶级利益代表者，而投奔汉政权的元故官和地主知识分子在汉政权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他们结合在一起，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田赋数额有的地方高于元制一倍①。

　　陈友谅一伙也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他置鹿苑，造镂金床，有成群的后宫妃妾。

　　陈友谅杀徐寿辉后，“其将士皆离心，且政令不一”（《明太祖实录》卷九）。徐寿辉、赵普胜的旧部纷纷脱离大汉政权，或自立，或归附朱元璋。汉政权的实力貌似强大，实际上已是十分虚弱了。

　　汉政权建立后，元朝在南方的势力越来越小，所以陈友谅除了派军队进攻福建邵武、建宁等地与陈友定争夺地盘外，主要精力用在东线与朱元璋争雄上，他倾尽全力，意图一举全歼朱元璋军，达到称霸南方的目的。但最后的结果却导致他自己的覆灭。

　　至元二十年闰五月，陈友谅在采石仓促称汉帝后，率舟师顺流而下，锋芒直指应天。陈友谅为了这场战争，命四川明玉珍出兵来会，玉珍大怒，“不与相通”；又遣使约平江（今苏州）张士诚东西夹击朱元璋，“而士诚欲守境观变，许使者，卒不行”（《明史·张士诚传》）。尽管如此，友谅舟师仍十倍于元璋。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朱政权内部也出现意见分歧。“献计者或谋以城降，或以钟山有王气，欲奔据之，或欲决死一战，不胜而走未晚也”①。朱元璋采纳刘基的意见，用计胜友谅。朱元璋的部将康茂才曾是陈友谅的故友，元璋让茂才致书友谅，愿作内应。友谅不知是计，应约至江东桥，连呼“老康”，无应之者。友谅始知中计，即与其弟友仁率舟千余向龙湾，朱军伏兵四起，内外合击，友谅军大败溃，又值退潮，陈舟搁浅不能动，杀溺死者无算，被俘者达二万余人。其将张志雄、梁铉、喻国兴、刘世衍等皆降，所造巨舰名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江海鳌者百余艘及战船数百皆为元璋军所获。与此同时，元璋遣其将胡大海克信州（今江西上饶），以牵制友谅。友谅兵败后逃奔江州，朱军乘胜取太平、安庆。

　　龙湾大败后，陈友谅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至正二十年七月，陈友谅鄱阳院判于光、左丞余椿以浮梁（今江西景德镇北）降元璋。九月，原天完政权大司徒、袁国公欧普祥，因不满陈友谅骄恣，以袁州（今江西宜春）降元璋，友谅遣其弟友仁往攻之，普祥大败其众，俘友仁，友谅派太师邹普胜去说和，友仁得归。欧普祥是天完政权中老资格的勇将，据守袁州已近十年，“时江、楚诸郡皆为陈氏有，袁扼其要害，潭、岳、赣兵不得出，友谅势大蹙”（《明史·黄彬传》）。

　　① 《重修上高县志》卷一《艺文志》载，瑞州上高田赋“伪汉陈友谅加一石为二石”。① 黄伯生：《诚意伯刘公行状》，《诚意伯文集》卷首。

　　至正二十一年，陈友谅企图进行反扑。五月，派李明道攻信州，明道被朱军俘获投降。七月，友谅遣其将张定边攻占安庆。八月，朱元璋亲率舟师攻陈友谅，打出“吊民伐罪，纳顺招降”旗号，乘风溯流而上，经采石，直扑安庆，命廖永忠、张志雄率舟师击陈军水寨，进克安庆。长驱至小孤山，友谅守将傅友德、丁普郎迎降。师次湖口，追击友谅舟师至江州。友谅亲率兵督战，大败而归，夜半携妻子弃城逃奔武昌。元璋命徐达进兵追击，徐达屯兵汉阳之沌口以遏制友谅沔阳战舰。元璋乘胜取南康（今江西星子）、蕲、黄、广济，陈友谅江西行省平章吴宏以饶州（今江西波阳）降。九月，陈友谅江西行省平章王溥以建昌（今江西南城）降。十一月，朱元璋遣邓愈、吴宏攻抚州，守将江西行省右丞相邓克明以抚州、建昌、临江、汀州等4 路，南丰、宁都、富三州，临川、乐安等18 县印诈降，旋又逃归新淦；康茂才取瑞昌（今属江西）。十二月，陈友谅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同佥康泰等以南昌降。

　　至正二十二年正月，宁州（今江西修水）土豪陈龙以分宁、泰新、通城、靖安、德安、武宁6 县民兵2 万降元璋；吉安土军元帅孙立本、曾万中与其弟粹中以城降；陈友谅江西行省平章彭时中以龙泉降。三月，祝宗、康泰据南昌叛，朱元璋将邓愈逃回应天，元璋命徐达从汉阳出兵攻南昌，次月克复。祝宗奔新淦依邓克明，后被克明所杀，函其首降元璋；康泰走广信，途中被俘送应天。八月，陈友谅遣其将熊天瑞攻吉安，守将孙本立战败走永新，天瑞复攻永新，执本立杀之。友谅命其知院饶鼎臣守吉安。十二月，朱元璋将朱文正遣兵攻吉安，饶鼎臣败走，朱军复得吉安。

　　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时，陈友谅的处境更为恶化，众叛亲离，疆土日蹙。是年四月，气急败坏的陈友谅，乘朱元璋北上安丰（今安徽寿县）救援小明王韩林儿尚未回师的机会，大举进攻南昌。为了这次战争，他特制大舰数百艘，“舰高数丈，外饰以丹漆，上下三级，级置走马棚，下设板房为蔽，置橹数十其中，上下人语不相闻，橹箱皆裹以铁，自为必胜之计，载其家属百官，空国而来”（《明太祖实录》卷一二）。陈军号称60 万，真是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岂知陈友谅此举犯了严重的战略错误，朱元璋在陈友谅鄱阳湖兵败丧身后说道：“我不当安丰之行，使陈友谅乘我兵之出，京城空虚，顺流而下，捣我建康，诚进无所成，退无所守。友谅不攻建康而围南昌，此计之下者，不亡何待！”（刘辰：《国初事迹》）

　　南昌城原来紧靠赣江，朱元璋考虑到靠江容易受水师进攻，将城墙改建去江岸30 步。这次陈友谅来攻，大舰无法靠城墙，只好登岸围城。南昌守将是朱元璋的侄子都督朱文正，文正与诸将分城拒守：参政邓愈守抚州门，元帅赵德胜等守宫步、土步、桥步三门，指挥薛显等守章江、新城二门，元帅牛海龙等守琉璃、淡台二门，文正居中，节制诸军，自将精锐二千，往来应援以御敌。友谅攻城甚急，牛金海、赵德胜等一些战将阵亡，文正督诸将死守，双方相持达85 日。与此同时，友谅遣将陷吉安、无为等地。七月，朱元璋亲率舟师20 万，大将徐达、常遇春、廖永忠、俞通海等皆随师出发。友谅闻朱军来援，即解南昌之围，东出鄱阳湖迎战。于是爆发了规模空前的鄱阳湖水战。

　　陈朱双方虽然实力悬殊，但陈友谅戕主篡权，大失人心，他“唯知巨舰，未知军心恇怯”（《明太祖实录》卷一二）。而朱元璋的部队上下一心，士气高涨，准备决一死战。而且，战争的胜负还决定于战场上的指挥能力。陈友谅战舰虽大，但用铁索连在一起，转动不便；朱元璋战船虽小，但机动灵活，故战争一开始，元璋就决定用火攻破敌。

　　七月二十日，双方舟师相会于鄱阳湖中康郎山。友谅舰高船坚，占有优势。元璋见势，下令分舟师为11 队，用火器、弓弩攻击。二十一日，元璋命俞通海乘风发火炮，焚友谅舰20 余艘，杀溺者甚众，元璋将韩成、宋贵等战死，友谅骁将张定边攻击元璋所乘之舟，而元璋舟又搁浅，形势危急，常遇春、俞通海来援，方脱险，战斗十分激烈。二十二日，元璋命敢死勇士驾满载火药等易燃物的小舟，冲向敌舰，使友谅水寨中数百艘船被焚，“烟焰涨天，湖水尽赤，死者大半”。友谅弟友仁、友贵、平章陈普略等皆被焚死。是日，元璋将张志雄、丁普郎等亦丧身。此后，连战数日，友谅愈不利。元璋派出伏兵，封锁鄱阳湖到长江的出口，抢先驻泊左蠡，而友谅亦移舟渚矶。相持3 日，友谅左、右二金吾将军率所部降元璋，失此二将，友谅兵力益衰。元璋乘机展开舆论攻势，派人致书友谅，重申共同反元、各安一方主张，指责友谅挑起兵端，造成损兵折将，要友谅“听我指挥”。友谅“得书怒，留使者不遣”，下令杀所俘元璋军士。元璋闻之，命遣返所有友谅战俘，有伤者赐药疗之，又再致书友谅，劝其放弃抵抗。同时又遣将克蕲州、兴国等地。（《明太祖实录》卷一二）

　　八月，友谅粮绝势困，进退失据，准备突围奔武昌。二十七日，友谅率楼船百余艘趋南湖嘴不成，转向湖口突破，被流矢射中而死。明日，其平章陈荣、参政鲁某、枢密使李才等率楼船军马降，元璋得士卒五万余人。张定边及杨丞相、韩副枢等乘夜用小舟载友谅尸及其子陈理逃回武昌。

　　张定边到武昌后，立陈理为帝，改元德寿。至正二十四年（1364）二月，朱元璋率水陆大军征武昌，陈理降，大汉政权亡。

　　陈友谅是一个猜忌成性、刚愎自用、唯私欲是图的人。为了达到篡夺目的，不惜杀害战友、国主，其手段之残忍令其部众胆战心惊，于是“人各一心，上下猜疑”，再加上其才略低下，举措失当，军事上终于一败再败，导致覆灭。朱元璋在陈理投降后对群臣说道：“陈氏之政，非为勇将健卒，由其上下骄矜，法令纵弛，不能坚忍，恃众寡谋，致至于此。使其恃重有谋，上下一心，据荆楚之富，守江汉之险，跨豫章，连闽越，保其民人，以待机会，则进足以窥中原，退足以抗衡一，吾安得而取之？举措一失，遂致土崩，此诚可为鉴戒者也。”（《明太祖实录》卷一三）这段话是有道理的。

　　第五节明玉珍明玉珍（1329—1366），生于河南行省随县梅丘村（今湖北随县柳林）。本姓旻，后因崇信白莲教（因鼓吹“明王出世”，又称明教）而改姓明；一说名瑞，字玉珍。家世务农，曾当过巡司弓兵牌子头（实际上是一种差役）。他身高八尺，“为人英武有大志，不嗜声色货利，善骑射”①。

　　元至正十一年（1351）夏秋之际，刘福通等率北方红巾军起义于汝颍，徐寿辉等率南方红巾军起义于蕲黄，于是天下骚动，群雄并起。玉珍家乡也不安定。“玉珍一日谓乡耆老曰：‘元君无道，天下兵起荼毒，吾侪将不免也。为之奈何？’耆老对曰：‘明公平日勇略，人所信畏，集乡兵，屯青山，量力审时，大则进取，小则自卫，盍策之。’玉珍曰：‘善’。”①于是组织乡兵，修栅治城，分屯县南青山等诸要害，结寨自保。其众达千余人，玉珍被推为屯长。

　　徐寿辉已于至正十一年十月据蕲水（今湖北浠水）为都，建国天完，年号治平。十一年正月，天完军攻克汉阳、兴国（今湖北阳新）、武昌、安陆（今湖北钟祥）、沔阳、中兴（今湖北江陵）等地，势力逼近随州。寿辉遣人招降明玉珍，玉珍见大势所趋，遂参加了天完红巾军队伍。寿辉待以殊礼，授玉珍为统军元帅。命其率本部军马，镇守沔阳，隶元帅倪文俊部。

　　至正十三年（1353），天完红巾军所得多不能守，元军加紧围剿。元军将领哈麻秃（或作哈麻都）屡攻沔阳，明玉珍率部英勇抗击，不幸被飞矢击中右目，致使失明，故人称“明眼子”。是年十二月，天完都城蕲水为元军攻破，徐寿辉等遁入黄梅山中和沔阳湖中。在沔阳湖中，玉珍担负起保卫天完政权和领袖的重任。是时，沔阳水涝连天，民采菱、鱼为食，处境相当困难。

　　至正十五年（1355）正月，倪文俊重整旗鼓，夺取沔阳城，大败元威顺王宽彻普化。为扩大战果，红巾军急需筹粮，于是文俊命玉珍领兵万余驾斗船50 艘至夔州（今四川奉节）筹粮。时夷陵（今湖北宜昌）为天完参政姜珏所辖，故玉珍得以往来巫峡，满载粮食而归，而四川人民亦未受到骚扰。明玉珍去四川筹粮的成功，解决了天完红巾军的军需供应，有力地支援了倪文俊在军事上的胜利，为天完政权的重建立下了战功。

　　至正十七年（1357）春三月，屯兵西平寨的义兵元帅杨汉领兵至重庆，屯于江北。时镇守重庆的元四川行省右丞完者都正招兵买马，欲扩大势力，闻杨汉兵至，遂遣人招纳。杨汉不知是计，应邀谒见完者都，被完者都用计于酒席间杀死。杨汉将士忿而起兵复仇，不克，于是掳夺船只顺江东下。适遇明玉珍于巫峡，杨汉部众诉说被害事，且言重庆城兵备单薄，完者都与另一守将、四川行省左丞哈麻秃不和，若回船，出其不意攻之，取重庆易如反掌，重庆下，则全蜀可图。玉珍犹豫不决。万户戴寿献计说：“鸟困投林，人困投人。且明公修兵沔阳为民也，哨粮于蜀亦为民也。不若分船为二，以其半载粮还沔以济荒，以其半因汉兵攻重庆，事济则据之，不济则归，何损也。且此兵之出，窥陇蜀，据上流，保荆襄，开粮道，一举三得，幸勿他虑。”玉珍从之，遂率兵与杨汉余部合兵至重庆。时蜀中承平日久，忽见大批斗船① 明玉珍墓出土之《玄宫之碑》，见重庆博物馆编：《明玉珍及其墓葬研究》。① 杨学可：《明氏实录》。本传引文多引自《明氏实录》，下引此书者不另注。云集，远近骚动。完者都见明玉珍军势大，夜遁果州（今四川南充），哈麻秃仓促出战，战败被执。玉珍轻而易举攻占重庆，父老迎玉珍入城，其军纪律严明，城中安然如故，远近降者络绎不绝。玉珍遣使献俘哈麻秃于汉阳徐寿辉，寿辉大喜，是年秋授玉珍陇蜀行省右丞。

　　至正十八年（1358）二月，逃至果州的元四川行省左丞完者都与行省平章郎革歹、参政赵资，率兵屯嘉定州，妄图夺回重庆。明玉珍命其义弟明三（一作明二，原名万胜，湖北黄陂人）领兵围攻嘉定，屯兵九顶山、大佛寺，相持达半年之久，不克。玉珍则率军由涪江西进。时北方红巾军宋政权西路军李喜喜（李仲贤）部在陕西作战失利后进入四川，占领成都等地，改称“青巾”。六月，玉珍败青巾于普州，李喜喜率青巾退至成都，玉珍班师返重庆。明玉珍西进时曾驻军泸州，其宣使刘泽民曰：“此间元进士刘桢字维国者，有文章，能政事，历仕大名路经历，因青巾李喜喜入蜀大肆杀戮，隐居方山，曷往见焉。”玉珍亲往拜访，与之交谈后大喜曰：“吾得一孔明也。”遂邀至舟中，与论国事，拜为理问。

　　与此同时，天完政权内部先后发生了倪文俊、陈友谅的篡权活动。至正十七年九月，倪文俊阴谋杀害徐寿辉，不果，逃奔黄州其部将陈友谅处，友谅杀文俊，兼并其军。友谅握有军权后，排除异己，不听天完主号令，玉珍上表斥责友谅罪状。友谅遣刺客陈亨等潜入四川，图谋杀害玉珍，因不得近身而未能得逞，遂乘玉珍出兵广安之机，杀员外郎鲍玉等7 人而逃遁。

　　至正十九年（1359）春，青巾军李喜喜、王虎、郭成等被明玉珍军击败，军队四散。其后，部分士兵为明玉珍所收编，部分士兵由李喜喜率领东投陈友谅。是年，玉珍遣使进贡于天完，徐寿辉拜玉珍为骠骑卫上将军、陇蜀省左丞相①。

　　至正二十年（1360）闰五月，陈友谅杀徐寿辉于采石，自立为帝，建国大汉。遣使赴明玉珍处讣告，玉珍“乃斩使焚书，三军缟素，为宋（天完）主发丧，拊膺哀悼，殆不堪忍”（《玄宫之碑》）。又命其将莫仁寿领兵守夔，不与相通，立徐寿辉庙于城南，春秋奉祀。

　　至正二十一年（1361）春，明玉珍自领兵围嘉定九鼎山，命明三率精锐直趋成都。时在成都的元平章买奴、参政韩叔享被青城农民军所执，城市空虚，由都事薛元理理署行省事。守城士兵皆新募者，闻明玉珍军至，大惊溃散。明三领兵进入省府，掳郎革歹、赵资之妻，顺流而归。郎革歹妻投江自尽，赵资妻至阵前劝降，被赵资射杀。玉珍挥师勇进，元军大溃，遂生擒完者都、郎革歹、赵资至重庆，玉珍劝降不成，杀三人于大十字街，以礼葬之。此后，明玉珍议进讨陈友谅，移檄四方，会兵三峡。至正二十一年十月，明玉珍正式称陇蜀王，不改国号，不改元，谥徐寿辉为应天启运献武皇帝，下令曰：元朝运去，中国豪杰并起而逐之。予本乡农，因乱为众所推，殆为自保，岂敢图人。迩者义兵一起，群丑底平，湖、湘向化。顾兹蜀地久被青巾之乱，莫有为之剪除者。予奉天诛罪，岂能自安。已经殄灭凶徒，幸而坐收全蜀，是乃天意，夫岂人谋！方今图为画一之规，与民共享太平之治。诚恐百姓不知，以予为争地杀人之师，非吊民伐罪之举。予取尔蜀于青巾之手，非取诸元。尔辈亦当复见中华文明之化，不可安于元人之陋习也。更宜洗心从治，慎勿取恶招尤。（《明氏实录》）

　　① 此段记载仅见于《玄宫之碑》。

　　明玉珍称蜀王后，以刘桢为王国参谋，朝夕侍讲书史，参与裁决政事。

　　刘桢竭力鼓吹明玉珍割据称帝。“桢一日屏人，从容说珍曰：‘西蜀形胜，虽小，沃野千里。北有剑门可以窥陇西，东有夔塘可以达江左。今民遭青巾之苦，幸获扶养，颇得苏息，人心之归，天命可知，他日大事可举也。此时若不称大号，以系人心，军士俱四方之人，思其乡土而去，明君虽自保全蜀尚难，况欲天下乎！’”刘桢屡劝之，其左右戴寿、张文炳亦力赞之。玉珍终于决定加紧筹划称帝事宜。与此同时，明玉珍派兵四出，以图拓展疆土。至正二十一年九月，遣兵下四川东部诸郡县，元命四川行省左丞李思齐出兵，思齐佯为出兵，旋即退守凤翔。二十二年五月，玉珍分兵攻龙州（今四川江油北）、青川，北犯兴元（今陕西汉中）、巩昌（今甘肃陇西）诸路。

　　至正二十三年（1363）正月，明玉珍即帝位，建都重庆，国号大夏，改元天统。夏政权建立后，主要措施和军事活动有：第一，建立朝廷和地方行政机构，巩固政权。

　　玉珍建国诏中称：“元以北人，污我中夏，伦理以之晦冥，人物为之销灭”，“昭显茂功，成我文明之大治。”因而在立国规模上颇有复古倾向。其朝廷官制，行周制，设六卿：以戴寿为冢宰，总理百官；明三复姓名万胜，为司马，掌军事；张文斌为司空，掌工程；尚大亨、莫仁寿为司寇，掌司法刑狱；吴友仁、邹兴为司徒，掌土地户籍；刘桢为宗伯，掌礼仪制度。置翰林院，以牟图南为承旨，史天章为学士，太子明升朝夕受学；内设国子监，教公卿子弟；外设提举司、教授所，教养郡县生徒。立进士科，科举取士。夏政权行周制，官制名称皆不合时宜，故于至正二十五年（天统四年，1365）更六卿为中书省、枢密院，以戴寿为左丞相，万胜为右丞相，向大亨、张文炳为知院，邹兴、吴友仁、莫仁寿、邓元帅为平章，江宝英为考政，荆玉、商希孟为宣慰使。

　　在地方政权建设方面，玉珍分蜀地为八道，更置府、州、县官名，府置官刺史、州置官太守，县置官县令。其统治范围最盛时东至夷陵（今湖北宜昌），西到中庆（今云南昆明），南达播州（今贵州遵义），北抵兴元（今陕西汉中）。州县多所改置，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设宣慰司、安抚司、军民府、镇边都元帅府等。

　　第二，采取恢复生产等经济措施。

　　夏政权建立后，制定“赋税十取其一，农家无力役之征”的措施，应该说在当时各农民起义军建立的政权中，赋税是最轻的。北方红巾军宋政权将领毛贵在山东“官民田十止收二分”，也较夏政权为重；陈友谅汉政权加紧搜括民脂民膏，其所收田赋数额，有的地方竟比元制高出一倍。明玉珍实行低赋政策，有助于战乱中恢复农业生产。

　　明玉珍还很重视军队屯田。如天统三年（1364）冬，守夷陵的姜珏，在当地屯种置仓，“以赡军用”。夏政权还发行新的钱币，一种为“天统通宝”，一种为“天统元宝”，均为小平钱，作流通之用。

　　第三，继续奉行弥勒教，与天完政权保持政治上的延续关系。

　　明玉珍建大夏政权后，下令废释、老二教，上奉弥勒。这表明明玉珍在宗教意识上仍然一如既往，以白莲教作为号召群众的宣传武器。同时，这不仅仅表明明玉珍与天完政权在宗教意识上的继承，而且是一种政治关系的延续。

　　第四，继续展开反元武装斗争。

　　夏政权建立后，明玉珍在军事上作了重要部署：置奉天征虏大将军府于汉中，以进取陕右；置奉天征蛮大将军府于夷陵，以进取友谅。这一军事部署，充分表明了夏政权的军事斗争目标，即巩固蜀地，北取陕右，与元军阀李思齐、张良弼争夺陕西；东塞夔门，以对抗背叛天完的陈友谅。这一战略思想，在天统三年（至正二十五年，1365）明玉珍致朱元璋书中也有所表白：“区区人马二十万，北出汉中，东下荆、楚，期靖残虏，以安黎庶。”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必须首先巩固后方。故天统元年（1363）冬，万胜领兵出汉中，攻剌踏坎，元普颜达失平章逃遁，获其人马，即报捷而还。这是一次试探性进攻，当时主要军事行动还是用在安定后方上。天统二年春，玉珍命万胜领兵11 万攻云南，由界首入；司寇邹兴由建昌入；指挥芝麻李由宁番入。二月，万胜屯兵金马山，等待邹、李兵来会合，两军却迟迟不至。而驻守云南的元梁王勃罗、云南省廉访司官员闻风逃遁，万胜“遣使四方，告谕招安，继日赍宣牌面而纳降，降者不可枚举”。万胜继续深入大理，“初临乌蛮，蛮酋纳款以供输；继次乌隆，敌众望风而奔溃。遂由驿路，直入滇池。士民冒雨以争降，官吏叩头而请罪。一毫不犯，万里皆安”。这支军队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四月，元梁王傅官大都领兵来攻城，万胜因孤军深入，约兵又不至，战士多病伤，于是留逯水元帅府千户聂堇等领兵8000 人与大都拒守同马，自引兵而还。不久，玉珍命万胜领兵攻兴元城（今汉中），围城三日，不克而还。此次战争不胜后，夏政权便采取保境自守政策，不再轻易出兵进取。

　　天统三年（1363）春，明玉珍对中央官制作了重大调整，立中书省、枢密院。同时，在军事部署上也作了调整，以达到保境自守的目的。命平章邹兴镇成都，平章吴友仁镇保宁（今阆中），平章莫仁寿镇夔关（今奉节），平章邓元帅镇通江，参政江宝英镇播州（今贵州遵义），宣慰荆玉镇永宁（今四川叙永西南），宣慰商希孟镇黔南，参政姜珏守夷陵。

　　第五，采取与朱元璋修好的政策。

　　明玉珍在蜀称帝之时，正是朱元璋崛起之日。至正二十五年（天统三年，1365），朱元璋已在一年前灭亡汉政权，并自立为吴王。这年秋天，元璋遣其都司孙养浩到重庆与明氏结好，元璋致书于玉珍曰：吴王奉书夏国皇帝。闻者得姜珏诰命，文义妥贴。辛卯岁兵起蔡、颍，有陈友谅恃其土地之广，甲兵之强，一旦区区之境，不得已而应之，三年遂灭。元人本处沙塞，今反居中原，是冠履倒置。足下应时而起，居国上流，区区有长江之险，相为唇齿，协心同力，并复中原。事定之日，各守疆宇。特遣使通好，惟足下图之。

　　明玉珍接书后，遣参议江严答聘，其书曰：夏国皇帝奉书吴王足下。迩者元人运衰，中原气盛，天必降生豪杰，驱逐元虏以为生民主，是乃天意之有在也。第以中原人物解此者少，尚为彼用，殊为可恶。足下应运而兴，目视赤子之涂炭，想亦不忍也。区区人马二十万，北出汉中，东下荆、楚，期靖残虏，以安黎庶。特遣使奉复通好，不敢后约，唯高明谅之。

　　明玉珍与朱元璋在推翻元朝这一目标上有共同点，因此采取通好政策，这是很正确的。

　　天统四年（至正二十六年，1366）二月六日，明玉珍病卒，享年仅38岁。在他病危时，召臣下遗言曰：“中原未平，元虏未逐，予志不能遂也，此殆天意。今西蜀险塞，予没后，汝等同心协力，但可自守，慎勿妄窥中原，亦不可与各邻国构隙。”玉珍葬于重庆江北之睿陵。皇太子明升继位，年仅10 岁，尊母彭氏为皇太后，垂帘听政。改元开熙。

　　明玉珍出身农家，以地方武装保卫乡里，旋即归附徐寿辉天完政权，作为红巾军将领进据四川。陈友谅杀徐寿辉后，割据四川称帝，建立大夏政权。明玉珍始终继承天完政权，反元目标不变，躬行俭约，保境安民，发展生产，为此得到历代史家的好评。明初方孝孺说：“夏主幸致躬行俭约，兴文教，辟异端，禁侵掠，薄税敛，一方咸赖小康焉。..历年虽不永，民至今感叹焉。”明末查继佐也说：“以义终寿辉，事颇正。顾减税、下贤，留心礼乐，郁然成文，诸偏安之主不及也。”（《罪惟录》）

　　明升即位后，诸大臣互相残杀。万胜与张文炳有隙，密遣人杀文炳；玉珍义子明昭又矫旨缢杀万胜。明升起用刘桢为右丞相。平章吴友仁对杀万胜不服，遣使与元将李思齐、张良弼通好，明升调兵征伐，皆败而还。丞相戴寿被迫杀明昭，始和解。刘桢病卒，大权由戴寿执掌，戴寿屡次拒绝明使要求，竟绝和好。洪武四年（1371），明太祖朱元璋命汤和、廖永忠等率舟师由东路，傅友德等率步骑由北路取蜀。六月，明升降，夏亡。

　　第六节张士诚张士诚（1321—1367），小名九四，泰州白驹场（今属江苏东台）人，以“驾运盐纲船，兼业私贩”（《辍耕录》卷二九《纪隆平》）为业。因平时受富户欺凌及弓兵丘义多次窘辱，怀恨在心。

　　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刘福通领导的北方红巾军在颍州（今安徽阜阳）发动起义，其后，徐寿辉起兵蕲、黄，芝麻李起兵徐州，郭子兴起兵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全国各地农民群众奋起反抗元朝黑暗统治。时有泰州人王克柔者，“家富好施，多结游侠，将为不轨”（《辍耕录》卷二九《纪隆平》），事泄，被高邮知县李齐收捕于狱。克柔好友李华甫、面张四，谋劫狱以救克柔，李齐遂将克柔解往扬州，同时将华甫等招安，任华甫为泰州判，面张四为千夫长。张士诚得知李华甫有起事之谋，遂与之共谋起义。至正十三年（1353）正月，士诚与其弟士义、士德、士信及壮士李伯升等18人联合李华甫等起兵，士诚等杀弓兵丘义及所仇富家，焚富家庐舍，引兵进入附近盐场，时“盐丁方苦重役，遂共推为主”（《明史·张士诚传》）。士诚率起义军行至丁溪，当地土豪刘子仁集义兵抗拒，士义中矢死。士诚奋击，子仁溃逃入海，士诚乘胜攻克泰州。

　　张士诚攻占泰州后，元河南行省遣李齐前往招降，被拘留。未几，士诚与李华甫等意见不合，发生火并，华甫等被杀，其众亦被士诚兼并，李齐乘机出走。行省派兵镇压，不胜，再派李齐往泰州说降，“士诚因请降，行省授以民职，且乞从征讨以自效”（《元史·赵琏传》）。时元淮南江北行省参政赵琏驻军泰州，命士诚治战船，赴濠、泗镇压郭子兴部起义军，士诚疑惮不肯发，见赵琏无备，半夜发兵杀赵琏等，大掠官库，进入得胜湖结寨，进克兴化县。行省以左丞偰哲笃与宗王驻守高邮，遣李齐守甓社湖。五月，士诚派兵突袭高邮，城内官员闻风逃遁。李齐急还救城，城门已紧闭。此时，士诚兵势大盛，自泰州至兴化，舟舰四塞，北至宝应县，锐不可挡。元廷下诏至高邮，再次招降，诏使不得入城，行省命李齐前往，被士诚杀死。其后，元廷又遣盛昭等先后赴高邮招降，均未成功。

　　六月，元廷见屡次招降张士诚不成，决定发兵镇压。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达识贴睦迩于淮南、淮北等处召募壮丁，并总领汉军、蒙古军守御淮安。同月，亲王完者秃进攻泰州时阵亡，再命也先不花为淮西添设宣慰副使攻泰州；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福寿攻兴化。有枢密院都事石普，向元廷提出领兵3 万，定能攻克高邮，元廷命为山东义兵万户府事，招义兵万人（后减其半）南下占领宝应，乘胜攻高邮，城几乎被克，因同行诸将忌其功不予配合，使之孤军作战，而卒于阵；元淮东宣慰司掾纳速剌丁与其三子宝童、海鲁丁、西山驴在高邮前线亦因诸将领及阿速军临阵逃遁而一家死于阵。元军腐败不堪，由此可见一斑。

　　元军屡攻高邮不能得手，士诚已不感到威胁，遂于至正十四年（1354）

　　正月，正式建立政权，国号大周，改元天祐，自称诚王。他下令放出元时入狱囚犯，免去民逋，征用儒士。春三月，下务农桑令；四月，下州县兴学校令。但元廷对张士诚的进攻并没有停止。十四年二月，元以湖广行省平章政事苟儿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率兵攻高邮。六月，又命达识贴睦迩攻张士诚，大败而归，旋又命江浙行省参知政事佛家闾会同达识贴睦迩攻张士诚。但张士诚依然据有高邮等地。

　　就当时全国形势而言，南北红巾军虽一度轰轰烈烈，但多得地不能守，元朝军队和各地地主武装虽受到猛烈打击，仍具有一定的实力，以致对起义军各个击破，迫使南北红巾军转入战略防御阶段。而张士诚却在全国起义转入低潮时崛起于淮东，且占据运河要道，严重影响江南财富和粮食通过运河北运大都，等于掐断了元廷的财源，因而出兵高邮已迫在眉睫。

　　十四年九月，元顺帝命右丞相脱脱亲自挂帅出师高邮。脱脱总制诸王各爱马、诸省各翼军马，董督总兵、领兵大小官将，号称百万，出师之盛，从未有过。由此可见，元廷对夺回运河补给线何等重视。脱脱一路浩浩荡荡，至十一月抵达高邮前线，士诚兵力不济，连战皆败，“兵围邮，日事攻击，矢石雨注，城中几不支，日议降附，又恐罪在不赦”（《庚申外史》卷上）。元军又连破六合、盐城、兴化等地，高邮城破也指日可待。这时，脱脱“以士卒劳苦，视贼以釜鱼罟兔，何可逃免，姑俟明日进兵，破之决矣”（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岂料京城里的佞臣哈麻一伙，因与脱脱不和，乘机唆使监察御史弹劾脱脱“出师三月，略无寸功，倾国家之财以为己用，半朝廷之官以为自随”（《元史·顺帝纪》）。昏庸的元顺帝竟下令削脱脱兵权，以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中书平章政事月阔察儿、知枢密院事雪雪代将其兵。诏书到后，前线元军大乱，“诸军溃散，叛而资寇者有之”（《农田余话》）。张士诚不战而胜，客观上使高邮之役成为元末农民大起义的重要转折点。因为百万元军是元廷费了好大气力纠集而成的主力，竟因临阵易帅，不战而溃。从此，元军主力丧失大半，再也没有力量纠集如此众多的军队来镇压起义军，而只能主要依靠地主武装来维持危局，元朝对起义军的优势转而成为劣势；高邮之役的胜利成为南北红巾军重新组织力量，掀起更大规模的反元武装斗争的转机。之后不久，刘福通迎韩林儿于砀山夹河，建大宋政权于亳州（今属安徽）；倪文俊连战皆捷，重建天完政权于汉阳。

　　高邮之役后，元廷又转而采取招安手法来对付张士诚。至正十五年（1355）四月，命翰林待制乌马儿、集贤待制孙 赴高邮招安，士诚不降。五月，元又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咬住、淮东廉访使王也先迭儿赴高邮招安，士诚亦未降。

　　是时，江阴石牌有朱英（一作朱定）者聚众反元，元遣江浙行省参政纳麟哈剌讨之。朱英得知张士诚据高邮，乃遣人引张士诚兵南下。当时，淮东遇饥荒，士诚决意南下占领江南富庶之地。十五年冬，士诚遣其弟士德率军自通州（今江苏南通）渡江，次年正月破福山港，福山有曹氏，富甲县中，士德率军纵掠一空。进破常熟。二月，士德率三四千人攻平江（今江苏苏州），元江浙行省参政脱因、平江达鲁花赤哈散沙、平江总管贡师泰等兵败，士德率军缘北门城而入，遂据有平江城，脱因被杀，哈散沙自刎死，贡师泰等逃遁。未几，昆山、嘉定、崇明皆降。

　　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张士诚自高邮抵平江，改平江路为隆平府，据以为都，以承天寺为王宫，立省、院、六部、百司，设学士员，开宏文馆，使将吏子弟、民间优秀子弟入学其中；设礼贤馆，招四方儒士居之；籍户部田赋，皆仍元旧，免逋欠，赐当年田租十之四及往年粟、帛给贫民；设郡劝农使、县劝农慰，讲修水利。以阴阳术人李行素为丞相，士德为平章，蒋辉为右丞，潘元明为左丞，史文炳为枢密院同知，锻工周仁为隆平太守。

　　周政权移到平江后，军事上一度进展顺利。是年二月，张军攻松江，守将王与敬元帅降，达识贴睦迩命苗军杨完者破城，苗军“掠妇女，劫货财，残忍贪秽，惨不忍言”。“苗军恣肆检刮，截人耳鼻，城中女妇多为淫污。房舍间有存者，皆为焚毁，靡有孑遗。居民两遭锋镝，死者填街塞巷，水为不流”（《辍耕录》卷三○《松江之变》）。四月，士诚遣其将史文炳来攻城，苗军逃遁。当地群众对元朝残暴统治极为不满，曾对张士诚军队寄予厚望，张军攻松江之前，松江城内曾有民谣曰：“满城都是火，官府四散躲；城里无一人，张军府上坐”（《辍耕录》卷九）。后苗军蹂躏松江等地，民谣曰：“死不怨泰州张，生不谢宝庆杨”（姚桐寿：《乐郊私语》）。张军连克无锡、常州。七月，破杭州，元江浙行省平章左答纳失里战死，左丞相达识贴睦迩逃遁。未几，苗军杨完者又收复杭州。张军屡攻嘉兴，皆败于苗军。

　　与此同时，朱元璋已攻占集庆（今江苏南京），势力向东扩展，与张军开始接触。六月，朱元璋遣杨宪通好于士诚，提出“睦邻守国，保境息民”的主张。士诚踌躇满志，根本不把朱元璋放在眼里，得书不悦，竟拘留杨宪不遣。七月，张士诚遣兵攻镇江，为朱军击败。元璋遣其将徐达攻常州，士诚军大败，张、鲍二将军被俘。士诚惧，遣使孙君寿向元璋请和并愿岁输粮20 万石、黄金500 两、白银300 斤，以为犒军之资。元璋复书谴责士诚，士诚得书不报。

　　至正十七年（1357）三月，已经降元的方国珍攻太仓、昆山，士诚大败。而朱元璋连克长兴、常州、泰兴、江阴、常熟等地，张士德在常熟被元璋军所俘，士诚北有淮海，南有浙西，江阴、长兴二邑皆其要害。“长兴据大湖口，陆走广德诸郡；江阴枕大江，扼姑苏、通州济渡之处。得长兴，则士诚步骑不敢出广德、宣、歙；得江阴，则士诚舟师不敢泝大江，上金、焦。至是并为我（指元璋军）有，士诚侵轶路绝”（《明太祖实录》卷五）。张士诚在战场上遭到巨大挫折。

　　造成战场上失利的根本原因是张士诚集团的蜕化变质。张士诚从泰州起兵不久，就表现出动摇、投降的政治倾向。从李齐泰州说降到脱脱兵围高邮，士诚集团都表现出十分动摇。到平江后，这个集团的头目面对江南富庶之地，开始追求钱财和享乐，“凡有寺观庵院，豪门巨室，将士争夺，分占而居，了无虚者”（《辍耕录》卷二九）。他们本无推翻元朝的决心，“士诚之士无日不在泰州、高邮”（《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他们向往的只是做割据一方的土皇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周政权移到平江后，就专门设学士员，开弘文馆，搜罗地主知识分子和元朝旧官吏为其服务。于是一批旧官吏、地主分子、儒生蝇营狗苟，纷纷前来投靠，“张氏继陷姑苏，浙以西震恐，有官资者多趋附之”（《始丰稿》卷三）。张士诚对这些人一律重用，“士有至者，不问贤不肖，辄重赠遗，舆马居室，无不充足，士之嗜利者，多往趋之”（《明太祖实录》卷二）。一旦张士诚军事失利之后，这些旧官吏、地主分子都纷纷劝说士诚降元。十七年八月，张士诚请出投降他的原元江南行台御史中丞蛮子海牙赴杭州请降。士诚始要王爵，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贴睦迩不许；士诚又请爵为三公，遂授士诚太尉，士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士信同知行枢密院事，其余头目皆授官有差。时士德已为元璋军所俘，拘押于应天（今江苏南京），士德阴寄书于其兄士诚：“可降元朝，以为之助”（刘辰《国初事迹》），后不食不语而死。因士德被擒，元升士信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元命江浙行省参政周伯琦往平江授太尉诰，“谕以大义，士诚稽首称臣”，后伯琦留居平江不归。“然士诚虽降，而城池、府库、甲兵、钱谷皆自据如故”（《元史·周伯琦传》）。张士诚降元后，即与元军结合，对朱元璋控制地区发动进攻，企图扭转军事上的被动局面。至正十八年（1358）五月，士诚与苗军杨完者联手攻严州（今浙江建德），败归；其后屡攻江阴、常州，遭失败。朱元璋为了进一步紧缩对张士诚的包围，也于十月出兵克宜兴，廖永安率水军入太湖，被士诚军俘获而死。杨完者出师屡不利，又强娶江浙行省庆童之女，达识贴睦迩也对其不满，因而与士诚密谋清除之。苗军无备，士诚以出兵建德为名，出杭州城北，突袭苗军军营，完者与弟伯颜兵败自杀，达识贴睦迩与张士诚都除掉了心腹之患。

　　至正十九年（1359），朱元璋军与张士诚军在余杭、诸暨、江阴、湖州、建德、绍兴、杭州、常州等地展开争夺战。双方对诸暨的争夺最为激烈，十九年正月，胡大海夺得诸暨；六月，士诚将吕珍来攻，决水堰灌城，大海反灌，吕珍败退；次年九月再来攻城；二十二年三月，张士信又率军来攻城。但直到二十三年秋，朱张双方在江南地区基本上维持原来形势。而士诚则趁宋政权三路北伐造成苏北、鲁南空虚之机，将势力扩张到济宁，甚至连朱元璋的老家濠州也被士诚占领。

　　张士诚既受元朝名爵，必受制于元廷。由于海运及河运中断，至正十八、十九年京师发生大饥荒。十九年九月，元廷不惜以御酒龙衣赐士诚，以征其海运粮。从至正二十年开始，张士诚出粮，方国珍出船，至二十三年止，每年运粮抵京师11 万至13 万石。这一行动无疑是为摇摇欲坠的元朝输血打气，从而延长了它的统治。

　　张士诚一伙也是新生的地主分子。他们占据平江后，特别是投降元朝后，更加贪婪地追求财富和享乐。这一伙人，“无不志在良田美宅”（乾隆《苏州府志》卷一○），“诸公经国为务，自谓化家为国，以底小康，大起第宅，饰园池，畜声伎，购图画，唯酒色耽乐是从，民间奇石名木，必见豪夺..诸公宴集，辄费米千石”（《农田余话》卷上）。士诚本人常年不出门，不理政事，终日与一批地主文人、官僚谈古论今，舞文弄墨；其弟张士信，有“后房百余人，习天魔舞队，洙金玉翠，极其珊饰，园中采莲舟楫，以沉檀为之”（《明太祖实录》卷二○）。其婿潘元绍，“娶美娼凡数十”（《国初群雄事略》卷七，引《铁崖泳史乐府》）。一些将领也极为腐化堕落，“大将丧师失地亦置不问，骄恣成习”（《隆平纪事》）。张士诚政权的权力实际上操纵在一些旧官吏和政客手里，“士诚兄弟，骄奢淫侈，懈于政事，又谙于断制，权为元吏所窃”（《明太祖实录》卷二○）。这一伙新生地主分子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和运粮支持残元政权，加紧对其控制区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以昆山一地为例，“张氏以来，比于前元多增粮额，民以穷困，输官不敷。..今催粮里长人等，破家荡产，累遭杖责，监系囹圄，受罪数月，逃亡缢死，不知其数”①。松江地方也是“数年间军旅之需殷而赋敛之役亟”②。他们已经完全从农民起义的队伍中叛离出来，堕落成割据一方的地主政权。

　　至正二十三年（1263）二月，张士诚遣吕珍突袭宋政权都城安丰（今安徽寿县）。宋政权自三路北伐失利后，继而汴梁失守，被迫退至安丰，当时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吕珍围安丰，“城中人相食，有尸埋于地而腐者，① 谢应芳：《吴府侯书》，《龟巢稿》卷一二。

　　② 高启：《送刘侠序》，《高太史凫藻集》卷三。

　　亦掘而食之，或以井底泥为丸，用人油炸而食之者”③。刘福通遣人求援于朱元璋。元璋不顾陈友谅乘机进攻的危险，毅然亲往救援，吕珍败退，小明王韩林儿和刘福通被救出后安置于滁州。元璋退兵后，士诚军遂占领安丰。张士诚乘人之危，夺取安丰，是他投降元朝、与红巾军为敌的必然结果。之后，由于陈友谅进攻洪都（今江西南昌），朱元璋与陈友谅展开鄱阳湖大战，张士诚觉得机会来了。这年九月，士诚自称吴王，请求元廷批准，元廷不准；元廷向士诚征粮，士诚不与。此后，他与元朝断绝了关系。

　　至正二十四年（1364）八月，张士诚逼迫元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贴睦迩让位给其弟张士信，达识贴睦迩无奈，只好移居嘉兴，不久被鸩杀。张士信当了江浙行省左丞相后，只顾寻欢作乐，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一切政事全由黄敬天、叶德新、蔡彦文三个文人掌管，民众气愤地以十七字歌谣加以讥讽：“丞相作事业，专用黄菜叶，一朝西风起，干瘪！”（《国初事迹》）至正二十三年冬，张士诚为增加农业收入，疏通常熟白茆塘，群众编民谣曰：“好条白茆塘，只是开不全，若与开得全，好与西帅歇战船。”（《国初群雄事略》卷七《周张士诚》），西帅指朱元璋，可见张士诚统治区的人民对这伙新贵恨之入骨。

　　张士诚称吴王后，为了突破朱元璋的包围，曾派投降过来的原朱元璋部将领谢再兴进攻东阳（今属浙江），派李伯升率60 万大军四攻诸暨，派张士信攻长兴，都未获胜。至正二十五年（1365）月，又派李伯升、谢再兴五攻诸暨，又遭败绩。到这年十月，朱元璋在灭汉政权后，开始发动削平群雄的大规模战争，第一个目标就是张士诚。

　　朱元璋消灭张士诚的战争，主要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占领张士诚在苏北、淮河流域的地盘；第二阶段是占领江南地区的城市，形成对平江的包围；第三阶段是围攻平江。

　　二十五年十月，朱元璋发布文告，指责“士诚启衅多端，袭我安丰，寇我诸全，连兵构祸，罪不可逭”（《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令徐达、常遇春、胡廷瑞、冯国胜、华高等率马步舟师，水陆并进，规取淮东、泰州等处。到次年四月，徐达等攻占了泰州、通州、兴化、盐城、高邮、淮安、濠州、徐州、宿州、沛县、邳州、安丰等地，夺取了张士诚在苏北和淮河地区的全部占领区。五月，朱元璋发布《平周檄》，列举张士诚八大罪状：“惟兹姑苏张士诚，为民则私贩盐货，行劫于江湖；兵兴则首聚凶徒，负固于海岛，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区难抗天下全势，诈降于元，坑其参政赵琏，囚其待制 ，二也。厥后掩袭浙西，兵不满万数，地不足千里，僭号改元，三也。初寇我边，一战生擒亲弟；再犯浙省，杨苗直捣其近郊；首尾畏缩，又诈降于元，四也。阳受元朝之名，阴行假王之令，挟制达丞相，谋害杨左丞，五也。占据江浙钱，十年不贡，六也。知元纲已坠，公然害其丞相［达］失贴木儿、南台大夫普化贴木儿，七也。恃其地险食足，诱我叛将，掠我边民，八也。凡此八罪，又甚于蚩尤、葛伯、崇侯，虽黄帝、汤、文与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讨，以靖天下，以济斯民。”（《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八月，朱元璋令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20 万进攻张士诚。至十一月，徐达等先后攻占湖州、杭州、绍兴、嘉兴等地，只有无锡仍为士诚部将莫天佑驻守，朱军已形成对平江的包围。张士诚的重要将领吕珍、李伯升、③ 《国初群雄事略》卷七《周张士诚》引俞本《皇明纪事录》。

　　张天骐、潘元明等均投降朱元璋。十一月，开始围攻平江。

　　围平江后，朱元璋用叶兑的锁城法，由徐达、常遇春、华云龙、汤和、王弼、张温、康茂才、仇成、何文辉等分兵驻守各门、各方之外，城四周筑长围困之，架木塔（名曰敌楼）三层，监视城中动静，每层施弓弩火铳，又用襄阳炮日夜轰击。张士诚依仗城坚死命坚守。至正二十七年（1367）六月，士诚数次突围未成，士信于阊门督战中石炮死。九月，徐达破葑门、常遇春破阊门，士诚诸将周仁、潘元绍等皆降。士诚先令其妻妾自尽，然后亦自缢，气未绝，俘送应天，自缢死，终年47 岁。不久，元璋军克无锡、常熟，张士诚割据政权灭亡。

　　第七节方国珍方国珍（1319—1374），名珍（因避庙讳更名真），以字行，其字又称谷贞。台州黄岩（今属浙江）人。“世以贩盐浮海为业”（《明太祖实录》卷八），身高七尺，状貌魁梧，脸黑而体白。

　　至正初，黄岩有李大翁啸众反元，出入海岛，劫夺漕运舟，杀使者。其地有蔡乱头起兵，元命江浙江行省参知政事朵儿只班讨伐，祸及平民。国珍仇家陈氏乘机诬告国珍与蔡乱头通，国珍怒杀陈氏，陈氏家属诉之于官，官府追捕，国珍“大恐，屡倾资贿吏，寻捕如初”，遂与其兄国璋、弟国瑛、国珉等谋曰：“朝廷失政，统兵者玩寇，区区小丑不能平，天下乱自此始。今酷吏借之为奸，媒蘖及良民。吾若束手就毙，一家枉作泉下鬼，不若入海为得计耳！”（《国初群雄事略》卷八引《秘阁元龟政要》）遂与其兄、弟及邻里之惧祸逃难者逃入海中，旬月间得数千人。他们劫掠漕运粮，梗海道，严重影响粮食海运。元廷命江浙行省参政朵儿只班率舟师捕之，兵败，反为所执。国珍逼迫朵儿只班为其请朝廷下招降之诏。元顺帝妥欢贴睦尔无奈，授国珍庆元定海尉。国珍得官后返回故里，但其所聚兵士不解，势益暴涨。至正十年（1350），方国珍不受元廷节制，四出劫夺。五月，兵至大、小篑衍当，元宣慰司命元帅扈海率万户孙昭毅等往捕，溃于小澳，扈海被俘。十二月，方国珍入海攻掠沿海州郡。攻入温州，焚烧漕舟，登岸入镇海门，官兵逃窜。次年正月，国珍率舟退出港。二月，元命孛罗贴木儿为江浙行省左丞，总兵讨方国珍，驻庆元（今浙江宁波），以泰不花为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分兵驻温州，对国珍进行夹攻。未几，方国珍再次进攻温州，泰不华纵火筏焚之，国珍逃去。孛罗贴木儿与泰不华密约以六月乙未合兵进讨国珍。孛罗贴木儿先期至大闾洋，国珍夜袭，官军赴水死者过半，孛罗贴木儿被执，反为国珍上书朝廷，元廷遣大司农达识贴睦迩等至黄岩招降，国珍兄弟投降，元复授其兄弟官职有差。

　　至正十二年（1352）初，徐州芝麻李起兵后发展至十余万人，阻塞南北运河，元命逮鲁曾为淮东添设元帅前往镇压，又命江浙省原募舟师守大江。方国珍心起疑窦，又率舟入海反元。三月，元台州路达鲁花赤泰不华发兵扼黄岩之澄江，国珍以小舸二百突海门，入州港，进马鞍诸山，与泰不华激战，泰不华与临海尉李辅德、千户赤盏等皆战死。国珍又北上袭击太仓刘家港，烧海运舟船无数。闰三月，元命左答纳失里为江浙行省左丞讨方国珍。五月，元又命江南行台御史大夫纳麟给宣敕与台州民陈子由、杨恕卿、赵士正、戴甲等地主武装，夹击方国珍。国珍率众攻台州城（今浙江临海），自中津桥直上，登城南垣外水仙楼，楼坍，国珍兵纵火焚城外民居。六月，国珍破黄岩，克之。十一月，元命江浙行省左丞贴里贴木儿总兵讨方国珍。

　　至正十三年（1353）正月，方国珍率舟2000 余艘，登岸掠温州。元江浙行省官遣使至国珍船上招降。三月，元再命江浙行省左丞贴里贴木儿、江南行台侍御史左答纳失里招谕方国珍。时元廷上下为招降方国珍事颇有分歧，中书右丞相脱脱主征讨，中书平章政事定住则主招降，江浙行省都事刘基亦主“捕而斩之”。方氏兄弟为达到投降的目的，重贿刘基，为刘基拒收；又使人浮海至京师，重贿省、院、台大小官员，故有准贴里贴木儿等招谕方国珍之议。至是年十一月，元廷授方国珍徽州路治中、国璋广德路治中、国瑛信州路治中。贴里贴木儿等设立巡防千户所，纳国珍船，散遣其徒众。国珍不从，率其船1300 余艘，仍据海道，阻绝海运。

　　至正十四年（1354）四月，贴里贴木儿、左答纳失里因方国珍降而复叛，被御史台臣所劾。元命阿儿温沙为江浙行省右丞、恩宁普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领兵讨方国珍。阿儿温沙等令各州县树栅捍江，加紧备战，但元兵入海遇国珍兵皆溃而归。方国珍依然横行海上，曾北至太仓刘家港，为元水军副万户董抟霄所败。九月，方国珍拘执元帅也忒迷失、黄岩州达鲁花赤宋伯颜不花、知州赵宜浩为人质，要挟元廷再次招安。

　　元廷为中原、江浙各地红巾军所困，河运已经中断，京师发生粮荒，而方国珍据海上，海运亦中断，京师粮荒愈加严重，故元对国珍仍以招抚为主。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元以方国珍为海道运粮漕运万户，兼防御海道运粮万户，其兄国璋为衢州路总管，兼防御海道事。时泰州白驹场（今属江苏东台）人张士诚在取得高邮之战胜利后，已从苏北渡江南下，据平江（今江苏苏州）为都，占有苏南大片富饶土地，元廷为之不安。十七年八月，元廷升方国珍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兼海道运粮万户，命其率兵讨士诚。国珍率兄弟诸侄等以舟师5 万进击士诚昆山州，士诚遣其将史文炳等御于明子桥，国珍七战七捷。未几，张士诚降，元廷命方国珍罢兵。士诚“乃托丁氏往来说合，结为婚姻，于是两境之民稍息”。国珍还，开府于庆元，兼领温、台两州，以兄国璋、弟国瑛居台州，侄明善居温州，留弟国珉为副手。

　　至正十八年（1358）底，朱元璋的军队已东下衢州（今属浙江）、婺州（今浙江金华），逼近方国珍所据的庆元、温、台诸地。十二月，朱元璋遣蔡元刚至庆元招降方国珍。国珍招集其兄弟谋曰：“方今海内虽乱，而元运未终，然惟建业善用兵，威振远迩，恐吾兄弟不足与抗。不如姑示顺从，以观天下之势。”乃遣其子完为质子入侍，元璋知其无诚意，命完归去。（《明太祖实录》卷七、卷八）

　　至正十九年（1359）正月，方国珍遣使奉书于朱元璋，并献黄金50 斤、白银100 斤、金织文绮百端。其书略曰：国珍生长海滨，鱿盐负贩，无闻于时。向者因怨构诬，逃死无所，遂窜海岛。为众所推，连有三郡，非敢称乱，迫于自救而已。惟明公倡义濠梁，东渡江左，据有形胜，以制四方，奋扬威武，以安百姓。国珍响风慕义，欲归命之日久矣，道路壅遏，不能自通。今闻亲下婺城，抚安浙左，威德所被，人心晾从。不弃犷愚，猥加诲谕，开其昏朦，俾见天日，此国珍所素愿也。谨遣使奉书上陈恳款，或有指挥，愿效奔走。首言为定，明神实临。（《明太祖实录》卷七）

　　三月，方国珍遣郎中张本仁以温、台、庆元三郡献元璋，且以次子关为质，元璋命关返还。九月，元璋授国珍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国璋福建行中书省右丞、国瑛福建行中书省参政、国珉枢密分院佥院。并令国珍“奉龙凤为正朔”，以本部兵马城守，俟命征讨，国珍“欲不受，业已降；欲受，又恐受制”（《明太祖实录》卷七），真可谓“心持两端，觇伺成败”，因而提出借口，“不奉正朔”，“姑以至正为名”（《国初事迹》）。果然，这个诡诈多端的两面派在地主政客刘仁本、张本仁等人的怂恿下，接受朱元璋封职才一个月，就又接受了元朝封他的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的官职。并于至正二十年（1360）至二十三年，每年派出大批海船，运送张士诚的十余万石粮到大都（今北京）去，元顺帝大为赞赏，封国珍为江浙行省左丞相，赐爵衢国公。至正二十二年五月，方国珍曾遣使至山东察罕帖木儿处，并愿为之效劳，适察罕帖木儿被田丰、王士诚杀，察罕帖木儿养子扩廓帖木儿对国珍使臣“于礼特优”。

　　方国珍害怕朱元璋派军来攻，伪装“惶惧谢罪，以金宝饰鞍马献”（《明史·方国珍传》）。至正二十二年，朱元璋部苗帅蒋英叛乱，杀胡大海，持大海首级奔国珍，国珍不受，自台州奔福建。时方国璋守台，截击之，为蒋英所败，国璋被杀，朱元璋遣使吊祭。次年，温州人周宗道以平阳降元璋，方明善以兵争，元璋参军胡深击败之，进兵瑞安、温州。国珍恐，请岁输白银3 万两，俟元璋下杭州城后，即纳土归附。元璋遂命胡深班师。而国珍仍北通扩廓帖木儿，南交福建陈友定，企图形成犄角之势。

　　元廷对方国珍不断拉拢。至正二十五年（1365），以国珍为淮南行省左丞相。二十六年九月，以国珍为江浙行省左丞相，弟国瑛、国珉，侄明善并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未几，进太尉。至正二十七年（1367）四月，朱元璋的军队攻克湖州、杭州，进而围攻平江张士诚。“国珍拥兵坐视，屡假贡献觇胜败，为叛服计”。朱元璋见其反复，以书数其十二过曰：“当尔起事之初，元尚承平，天下谁敢称乱？惟尔倡兵海隅。元官皆世袭子弟，顾惜妻子，其军久不知战，故临阵而怯，尔得鸱张于海隅。及天下乱，尔遂陷三州之地，扼海道之冲，窃据山岛二十余年。朝送款于西，暮送款于北，此岂大丈夫所为，尔过一也。吾下婺时，四方强敌甚多，岂暇用兵海岛，与尔较短长。尔自怀惧，遣子纳降。吾以诚心待人，不逆尔诈，即遣还尔子。尔乃诡诈多端，不数年间，迭生兵隙，尔过二也。近者浙左会稽、浙右钱塘诸郡皆下，尔阴蓄异志，时遣人觇吾虚实，尔过三也。未有衅端，先起猜忌自怀反侧，尔过四也。易交而轻悔，尔过五也。扩廓贴木儿以曹操之奸，将乌合之兵，东奔西扰，顿师之粮；又为李思齐、张思道逐出潼关，三秦已失，中原徐、邳、宿郡为吾藩篱，大河为吾门户，吾舟师往还，如入无人之境。尔不能料中原事势，顾且泛海交好，声言击我。虚张声势以速怨尤，尔过六也。彼若仓卒有事，尔隔海滨，岂能应援，败亡由尔；彼若无事，交疏礼菁，则豪杰之怨，祸乱之生，由此始矣，尔过七也。尔兄弟无功于朝，无恩于下民，盗据海隅，以势要君，以私贿下，坐邀民爵，跋扈万状。今归于我，而又不能善保富贵，欲驱民于锋镝，尔过八也。尔兵数出，掠我并海之民。上帝好生，下民思治，乃违天虐民，尔过九也。尔若有大志，尽驱温、台、庆元之民，与我较胜负，此果决丈夫之志也。今不能此，徒遣数舟狗偷鼠窃，小举而兴大怨，尔过十也。吾遣兵入浙，下湖州，军旧馆，张氏将士尽皆降附，遂捣姑苏，对垒深沟，民安如故。尔乃诱我海上土豪作乱，近已平定，匿其首恶，此岂良谋，尔过十一也。福建陈友定，奸诚待尔，反自疑贰，辄以诈罔，所谓首言为定者何在？尔过十二也。”（《明太祖实录》卷二三）

　　是年七月，朱元璋责令方国珍贡粮23 万石，同时又致函以威胁。方国珍惶惶不已，日夜运珍宝，集海船，准备下海逃跑。九月，朱元璋军攻克平江，消灭张士诚割据势力后，遣军分两路进攻方国珍。参政朱亮祖一路攻台州，方国瑛败逃黄岩，朱亮祖又攻温州，方明善逃走，亮祖分兵取瑞安，自率舟师败方明善于乐清之盘屿，追至楚门海口。征南将军汤和一路先取余姚、上虞，进攻庆元，方国瑛逃入海中，汤和率师追击，克定海、慈溪等县。十一月，朱元璋再命廖永忠为征南副将军率舟师入海，与汤和合击方国珍，国珍见其诸将皆降，黔驴技穷，不得不纳款投降，这股割据势力终于被平定。元璋军得其步卒9200 人，水军14300 人，官吏650 人，马190 匹，海舟420艘，粮151900 石。

　　洪武元年（1368）正月，方国珍至明京师叩首谢罪，明太祖朱元璋授其为广西行省左丞，食禄京师，洪武七年（1374）卒，享年五十有六。

　　第八节陈友定陈友定（？—1368），一名有定，字安国，福州福清县人，后徙汀州清流县明溪。幼孤，帮佣于富室罗氏，邻舍王氏妻以女，使其习商贩，因亏本，充明溪驿卒。为人沉勇，喜游侠，乡人畏服。

　　至正十二年（1352），南方红巾军天完政权遣各路兵四出，福建各地民众起兵响应。宁化有曹柳顺起兵据曹坊，拥众数万，遣其兵八十余人至明溪索马，友定率众尽杀之。柳顺大怒，率步骑千余奔明溪。友定募集赖政、孙通、胡璃等500 人，将当地老孺引入山寨，大败柳顺军，友定追杀至曹坊，俘获曹柳顺以归。时汀州府判官蔡公安至清流募义兵，友定请见，公安令统所集民兵，授为明溪寨巡检。后从福建佥都元帅吴按滩不花剿灭汀、延、邵、建诸山寨起义军，以功升清流县尉、主簿、县尹，再升延平路（治今福建南平）总管。

　　至正十八年（1358）五月，天完元帅陈友谅遣其将康泰、赵琮、邓克明等进攻邵武。十一月，邓克明占领汀州，进围清流。陈友定驻兵于县前平安寨，夜袭红巾军军营，大败之，追至宁化，收复清流。乃修缮崆峡岭关寨及南北寨，加以坚守。

　　十九年，友谅移康泰取邵武，邓克明攻汀州，转略延平、将乐等地。元福建行省授友定汀州路总管，率兵抵御红巾军，双方战于黄土寨，友定获邓克明将邓益，克明败退。友定以功升行省参政。十一月，陈友谅遣军破杉关，友定力战，友谅兵退却。

　　二十一年，汉政权（陈友谅在至正二十年篡夺天完政权，改国号为大汉）将领邓克明再克汀州，转攻永丰、宁都、石城、宁化等县，克宁昌，破杉关，攻光泽，经顺昌以攻建宁（今建瓯），汉军于城西北立数十寨，以铁炮、火箭、云车、机弩轮番攻击，前后达半年之久，城中食将尽，元守将、行省平章完者帖木儿急檄陈友定解围。八月，友定率数十骑突围入战，焚橄榄山寨，夺水南寨，败克明军于菱角塘，其将孙通等复建阳、崇安、浦城等县。克明退守抚州。友定寻复邵武诸县。

　　二十二年五月，陈友定自延平南引兵，水陆并进，一由顺昌出将乐，一溯延平溪而上清流，会攻汀州，汉军败退。友定既复汀州，萌生占有全福建之心，于是威迫行省平章燕只不华，“所收郡县仓库，悉入为家资，收官僚以为臣妾，有不从者，必行诛窜，威镇闽中”①。

　　二十四年，元置分省于延平，以友定为平章。至是福建诸路及广东潮州俱由友定据而守之。唯泉州一带为亦思巴奚（波斯语Isbah 的音译，意为军队，由中亚穆斯林士兵组成）占有。至正十七年春，义兵万户赛甫丁、阿速里相率亦思巴奚占领泉州。十八年，奉行省平章普化帖木儿命进攻福州廉司兵。二十年，与兴化分省右丞苫思丁谋，出兵兴化（今莆田），攻陈从仁。次年，苫思丁杀从仁，亦思巴奚进入兴化，参与汉人割据势力互相攻伐。二十二年二月，代表蒲氏（元初福建行省左丞莆寿庚后裔）势力的那兀纳（又译阿巫那）据泉州，杀阿速里丁。五月，新任福建行省平章燕只不华杀赛甫丁于福州。那兀纳乘机扩充势力，拒绝行省命官，控制泉州、兴化，清除赛甫丁余党。

　　①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一三《陈友定》引《秘阁元龟政要》。

　　二十五年二月，陈友定攻朱元璋吴政权控制之处州（今浙江丽水）。吴政权参军胡琛往援，友定遁去。胡琛追至浦城。四月，胡琛克松溪，获友定守将张子玉。五月，朱元璋命指挥朱亮祖由铅山、行省左丞王溥由杉关，会胡琛军进攻福建。六月，亮祖克崇安，进攻建宁时，胡琛被执遇害。

　　二十六年四月，亦思巴奚头目那兀纳遣其将白牌、马合谋、金阿里等攻兴化柳伯顺，陈友定遣军与城中柳伯顺军夹击亦思巴奚军，亦思巴奚军大败。五月，友定破泉州，擒杀那兀纳，大肆杀色目人，又发蒲氏诸冢，致使大批穆斯林逃离泉州，迁徙乡间或他方，多隐姓埋名，以求生存。八月，元中书左丞李国凤上其功，升友定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友定既为平章，发兵讨省内未服者，远近闻风献城，惟漳州总管罗良不服，以书指责友定：“今郡邑之长，君命也，固不可以加害；百司之职，君役也，固不可以加窜。足下破郡邑为家资，驱官僚为臣妾，口言为国，心实私耳。”（《龙飞纪略》）友定得书大怒，“益发兵攻之，罗良巷战死之，友定遂据漳州。元福建宣慰使陈瑞孙镇守福清州，不服友定，被执，瑞孙愤骂不已，遇害，其妻及幼女皆投井死。崇安令孔楷，因拒友定亦遇害。建阳詹斡结兵自保，不从友定，亦遇害”。是时，“友定据全闽，八郡之政，皆用其私人以总制之。朝廷命官不得有所与”（《元史·失里弥实传》）。友定每年遣海舶运粮由海道经登、莱等州运抵大都，虽得达者仅十之三四，元廷大加嘉奖。

　　二十七年十月，朱元璋在削平方国珍割据势力后，命中书平章胡廷瑞为征南将军、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辉为副将军，率安吉、宁国、南昌、袁州、赣州等卫军由江西取福建。十二月，吴军度杉关取邵武，友定守将李宗茂降；至建阳，守将曹复畴降；吴将沐英破分水关，克崇武；李文忠克浦城，杀守将胡璃。是月，朱元璋命征南将军汤和、副将军廖永忠、都督佥事吴祯等率舟师自明州（今浙江宁波）由海道攻福州，驻师南台河口，遣人入城招谕守将曲出、赖正孙、谢英辅等，曲出杀使者，吴师围西、南、水部三门，曲出等遁去，正孙、英辅逃奔延平陈友定处，其余元臣多自杀死。汤和遣使招谕兴化、漳州、泉州诸路，分兵攻略福宁等州县未附者。

　　洪武元年（1368）正月乙亥，朱元璋即皇帝位，国号大明，建元洪武。

　　壬辰，胡廷瑞克建宁，守将达里麻降。庚子，汤和破延平，执陈友定。先是友定大会诸将，杀明招降使者，置其血酒于壶中，慷慨饮之，誓众死守。汤和师至延平，隔水而阵，廖永忠渡水攻西门，友定诸将请出战，不许，诸将屡请不已，友定疑其部将萧院判、刘守仁有贰心，杀萧院判，刘守仁被迫降明，诸士卒亦多逾城夜遁。明将李文忠、胡廷瑞率部会师，攻城益急。友定见大势已去，饮药自尽，其将白哈麻、谢英辅自杀，赖正孙出降。明兵入城，友定气未绝，值大雷雨复苏，械系送京师。友定子宗海自将兵来援其父，亦被俘送至京师。朱元璋责之曰：“元纲不振，海内土崩，天命更革，岂人力所能为。尔窃据偏隅，负固逆命，害吾参军，杀吾使者，陆梁弗服，欲何为哉！’友定对曰：“事败身亡，惟有死耳，尚何言！”父子均被诛杀。二月，明兵取兴化、泉州、漳州、潮州诸路。友定余部金子隆、冯谷保等曾在将乐、清流、宁化等地据山寨反抗，至是年七月，均被平定。

　　陈友定出身贫寒，曾为富户佣工。元末农民起义爆发，他因镇压福建当地起义群众有功，从士兵升为军官，从小军官又升至行省参政、平章。他以结集义兵、镇压起义群众起家，成为割据全闽的土皇帝，专权跋扈，作威作福，敌视农民起义、忠于元廷始终如一，直至兵败被杀。

　　第十五章邱处机八思巴爱薛第一节邱处机金宋蒙三方争取的全真道首领邱处机（1148—1227），字通密，道号长春子，世称长春真人。山东登州栖霞县人。幼年失母，父娶继室抚育之。聪敏强记，能日诵千余言，久而不忘。金大定六年（1166），十九岁弃家遁居昆嵛山石门峪学道。次年，闻重阳真人王喆在宁海州（今山东牟平）传道，创全真庵，道行甚高，即前往拜谒，礼之为师，遂被留庵中掌文翰。其名、字及道号皆王喆所命。王喆本京兆咸阳儒生，兼精武艺，家产丰厚，但文武两业均无成。正隆四年（1159），自称遇异人面授口诀，不久弃家屏居终南刘蒋村修道。大定七年游山东，得到宁海州富者马钰的尊信，乃建庵授徒。其创立的道教新派，因主张三教合一，道、释、儒兼修，倡言“屏去幻妄，独全其真”，故名“全真”。大弟子有马钰（号丹阳子）、谭处端（号长真子）、刘处玄（号长生子）、邱处机（号长春子）、王处一（号玉阳子）、郝大通（号广宁子）及马钰妻孙不二（号清静散人）七人。后全真道门以祖师王喆（重阳）与马、谭、刘、邱、王、郝并称“七真”。

　　大定九年冬，马、谭、刘、邱四子从师至汴。十年初，王喆死于寓舍，遗命马钰（丹阳）掌教，令邱处机师事之。四子遵师命同往王喆原修道处终南刘蒋村故庵（此处全真门人奉为“祖庭”）。十二年，赴汴奉灵柩归葬刘蒋村，为之守墓。十四年，四子分处，丹阳仍守祖庭，长真、长生往游汴洛传道，长春则西至磻溪（今宝鸡东南），凿洞以居，日丐一食，潜心修炼。二十年，移居陇州（今陕西千阳）龙门山娄景洞，率门徒数人继续苦修，自谓至此道业始成。从居磻溪以来，长春道誉渐著，秦陇士人颇有与之结交者。二十二年，丹阳归山东，以关中教门事付处机。二十六年，金陕西统军使夹谷清臣差官召他主持终南祖庭。此时全真道在陕右、河南北、山东诸地已拥有很多信徒，声名甚大。二十八年初，金世宗遣使者访求重阳门人，长春应召至中都，主持万春节醮事，敕建官庵居之。都下亲王、公主及官民等多有来问道者，金世宗也两次召见，问以养生之术及“天人精微之理”。八月，辞还，途中在河南北各地传道数月，创立卫（今辉县）、孟、洛阳等处道观数所。次年春回到祖庭。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东还栖霞故里；门人先已于其祖宅建长春庵，后请于礼部，命名为太虚观。

　　全真道提倡“除情去欲，忍耻含垢”，“以柔弱为本”，不抗争，勤耕作，耐辛劳。这一套逆来顺受的哲学，很有利于统治者，因而受到赏识。但其势力发展很快，到处“什百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形成宗教社团，又引起统治者的疑忌。金章宗明昌初年，即以全真“惑众乱民”下令禁罢。明昌六年，又“沙汰道流”，连终南祖庵也被没官。到承安二年（1197），经长春倾资纳粟，金廷才许登、莱、陕右重立道观九所，并赐额。全真道经过这些年的挫折后，“稍微而更炽”，道门复兴，长春起了很大作用。泰和三年（1203）刘处玄（长生子）死后，邱处机成为最有威望的掌教首领。他① 本传主要依据《长春真人西游记》、尹志平《北游语录》、史志经《玄风庆会图说》卷一《龙门全真》等著作。

　　与金统治者结合起来，“达官贵人敬事者日益多”，定海军（莱州）节度使刘师鲁、邹谷皆与为友。大安三年（1211），他再次奉召赴都，后因蒙古攻金而未成行。次年，山东红袄军起义，两年中发展到数十万人，夺取许多州县。贞祐二年（1214），金宣宗向蒙古求和后，即派仆散安贞率军镇压起义，时登州、宁海都在起义军手里，仆散安贞请长春出面“抚谕”，长春果然用说教平息了起义，因而得到金朝的封号。

　　金宣宗迁都汴京后，先已遭受蒙古军攻掠过的黄河以北地区，更陷入蒙、金及各地土豪武装的争夺攻战之中，战祸使人民处于极度困苦境地，希望从宗教得到庇护以免兵燹之苦。在这种背景下，全真道徒众大为增加，成为北方最有社会影响力的宗教派别，金、南宋和蒙古三方也都想争取它。贞祐四年，长春居登州长春观，金宣宗命东平监军王庭玉来请，公主亦差官来请，皆辞不赴。兴定二年（1218），移居莱州昊天观。这一年，山东红袄军首领李全、益都金元帅张林等归附南宋。兴定三年八月，南宋命彭义斌、李全邀请长春南行，众人以为南方重道，他会接受邀请，却也被推却。他说：“我之行止天也，非若辈所及知。当有留不住时去也。”所谓“天”，其实就是时势。此时金朝已衰弱不足依倚，南宋比金更弱，新兴的蒙古则势力强盛，非金、宋所能抗衡。待机选择新的依托，是长春审时度势、深思熟虑的结果。时机果然来到了。这年五月，成吉思汗西征途中，侍臣刘仲禄荐举长春“有保养长生之术”，侍臣耶律楚材从三教“皆有益于世”、能帮助大汗“安天下”的角度也加以赞成。于是成吉思汗遣刘仲禄与蒙古20 人传旨邀请长春面见。仲禄等经半年跋涉，先到潍州访得其门人尹志平同行劝驾，十二月抵莱州。尹谓长春：“道其将行，开化度人，此其时矣。”此言正合其意，遂决意应召北行。时年已七十岁。

　　晋见成吉思汗1220 年正月，长春与选定同行的弟子十八人从山东出发，二月抵燕京。

　　闻成吉思汗尚在西域，惧年老不堪远行，欲留在燕京等待班师后觐见。仲禄派使者去西域报告，长春亦上表请求。八月，应宣德路长官耶律秃花邀请至宣德（今河北宣化）。十月，使者阿里鲜、燕京宣抚使王檝分别传达斡赤斤旨意，请他西行时先到其斡耳朵。去西域的使者带来成吉思汗诏书，敦请西行，命仲禄善为护送。次年二月，离宣德，出野狐岭，过抚州（今河北张北）向东北行；三月初一，至鱼儿泊（今内蒙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四月初一，至斡赤斤斡耳朵（今内蒙新巴尔虎旗东辉河旁），停留十七日，转西北行，过大海子（呼伦湖），沿陆局河（克鲁伦河）南岸西行至其上游，又西进入多山地区（土拉河之南），经契丹故城（辽镇州，喀鲁哈河下游青托罗古城），度数河及山岭（鄂尔浑河上游东西），六月底至皇后斡耳朵；七月，西南行过大山（杭爱山），西行至镇海城（在今哈腊乌斯湖之南），金公主及被掳章宗妃等并众多汉民工匠居此，有城郭、耕作。镇海来见，长春表示想留在这里过冬以待成吉思汗回，镇海称奉有圣旨不许稽其行程，愿亲自随从长春去西域，遂留弟子九人于此，选地建栖霞观；八月八日在镇海、仲禄护送下启行，南越金山，过大沙陀（准噶尔盆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二十七日抵阴山（天山）北，西行过二小城，至憋思马大城（别失八里，今新疆济木萨尔）；九月二日，沿阴山北麓西行，经诸城，由大池（今赛里木湖）南越阴山，二十七日，至阿里马城（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西）；十月二日过亦列河（伊犁河）西行，十六日至大石林牙（西辽故都虎思斡耳朵，今古尔吉斯斯坦托克玛克东南），又十余日至赛兰城（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南渡霍阐河（锡尔河），十一月十八日至邪米思干（撒马尔罕）。这时，成吉思汗正击溃花剌子模王扎兰丁，统兵溯印度河而上攻略诸地。又已届严冬，长春获准留在邪米思干等待明年春天朝见。1222 年三月，阿里鲜从成吉思汗行营来传旨慰劳，并告已回师，命长春前往朝见。十五日启程南行，二十九日渡阿姆河，四月五日至大雪山（兴都库什山）行营。成吉思汗问：“真人远来，有何长生之药以资朕？”答曰：“有卫生之道，无长生之药。”成吉思汗嘉其诚实，命以“神仙”称之。因该地发生叛乱，准其回邪米思干。八月七日奉旨再赴行营朝见。二十七日随成吉思汗回师北行，九月一日渡阿姆河。十五日开始论道，由耶律阿海（邪米思干长官）、阿里鲜、镇海、仲禄陪同听讲。阿海充当翻译，成吉思汗命记其所论（当用畏兀字蒙文），并“誌以汉字”。自此行途中多次讲论，关于长生之术，以“减声色，省贪欲”为言；关于治国之方，则劝以戒杀戮，敬天爱民，择良吏治汉地等。月末至邪米思干。十月下旬扈从东还，十二月末过霍阐河，成吉思汗再次召见，并集太子、诸王、大臣，以长春先后奏对之语告之，并谓“汉人尊重神仙，犹汝等敬天，我今愈信真天人也”。次年二月，一再请求先行东还；三月，获准，命阿里鲜等护送，并赐旨许汉地神仙门人并道观悉免差发。五月初，至镇海城栖霞观。取东南道南还，六月二十二日到丰州（今呼和浩特东白塔镇），七月九日至云中（今山西大同），应阿里鲜请求，派弟子尹志平持其谕书随之前往山东招谕未降人民。八月中，回到宣德。又次年二月，燕京行省石抹咸得不、刘敏等，遣使者迎请居燕京天长观。

　　长春的应召西行，使成吉思汗十分满意，尽管他并无长生之药进奉，仍给予极高的礼遇。在东还后，还一再遣使传旨问候。居宣德时，元帅贾昌来传旨问其回途食宿行旅是否安好，“招谕在下人户得来否？朕常念神仙，神仙无忘朕”。及入居燕京，使者曷剌又来传旨：“神仙至汉地，以清净道化人，每日与朕诵经祝寿，甚好。教神仙好田地内爱住处住。”后又命宣差札八（即都达鲁花赤札八儿）传旨，表示思念之意，并许随意居住，“门人恒为朕诵经祝寿即佳”。于是行省及札八以北宫（即金宫城东北之琼花岛离宫）园池并其近地数十顷给之，遂立道院于此。又重修和扩建天长观，1226 年完工。次年五月，成吉思汗从秦州（今甘肃天水）遣道人王志明来传旨，改北宫仙岛（即建道观之琼花岛）为万安宫，天长观为长春宫，“诏天下出家之人皆隶焉，且赐金虎牌，道家事一仰神仙处置”。其所以如此优待，正如多次诏书所示，主要是因为长春在汉地民众中有很大影响，可利用他“招谕在下人户”，“以清净道化人”，使汉地人民归服和顺从蒙古的统治。燕京等处官员秉承旨意，对长春备极尊礼；士人们也竞相逢迎，拜谒、求名者不绝于门，处于逆境者希望得到他的庇护。长春与其众弟子也利用蒙古大汗给予的特权大肆扩展全真道势力，“教门四辟，百倍往昔”，甚至恃有圣旨、金牌，驰驿四出，宣称可通管僧尼，或抑僧为道，改寺为观，种下了僧道矛盾尖锐的祸根。不过，在当时蒙金战争正激烈进行的情况下，长春“大开玄门，遣人招求俘杀于战伐之际，或一戴黄冠而持其署牒，奴者必民、死赖以生者，无虑二三钜万人”，对保全人民，减轻社会生产力受破坏的程度，不能不说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全真道势力的扩展丁亥（1227）七月，长春病死于燕京，享年八十。遗命以门人宋道安提举教门事，尹志平副之。金中叶时全真道初创，本主除情去欲，清静无为，到长春时发生了重大变化。尹志平说：“丹阳师父以无为主教，长生真人无为、有为相半，至长春师父有为十之九，无为虽有其一，犹存而勿用焉。..尝云：‘无为之道，视之不可见，听之不可闻，行之率不可至，..都不若积累功行最为有效。’”（尹志平：《北游语录》）这一演变过程，与全真道越来越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正相应。在蒙、金、宋三方纷争中，长春成为各方争相笼络利用的对象，身价陡增。他选准了最强的蒙古一方为依托，完全摒弃师父、师兄的无为思想，提倡有为，广招徒众，扩大地盘和道观财产，使全真道势力臻于极盛。其诗文有《磻溪集》、《鸣道集》、《大丹直指》等；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详载其西行旅程以及自奉召启程至去世期间的诗词、讲论；尹志平《北游语录》记载了他的重要议论；《玄风庆会录》①记载了他对成吉思汗“论道”的言论。

　　① 《金莲正宗记》谓系耶律楚材所记。

　　第二节八思巴继任萨斯迦法主八思巴（hPhags-pa，1235—1280），又译发思八、拔思发、八合思巴。

　　乌思藏萨斯迦（今西藏自治区萨迦县）人。家族为款氏（hKhon）。1235 年3月6 日生于后藏昂仁的鲁孔地方。父索南监藏（bSod-nams-rgyal-mtshan），母觉卧公却吉。1244 年镇守凉州的蒙古王子阔端致函萨斯迦派首领萨斯迦班第达公哥监藏（Sa-skyapanditaKun-dgah rgyal-mtshan，1182—1251，简称萨班），邀其前来商谈吐蕃归附蒙古事宜。萨班从大局出发，接受邀请，八思巴遂与伯父萨班及其弟恰纳朵儿只（Phyag—nardo-rje，1239—1267）启行前往，1246 年抵达凉州。其时阔端正在和林参加推举贵由为可汗的忽里台大会，次年返回凉州。双方商订归附条款，由萨班通告乌思藏纳里僧俗首领。吐蕃正式归附大蒙古国。嗣后，萨班做了阔端的供应上师留居凉州，八思巴则随伯父学法，恰纳着蒙古服，学习蒙古语言并娶蒙古王公女为妻。

　　1251 年，萨班在凉州地方去世，八思巴继任萨斯迦法主之位。次年，蒙哥下令在吐蕃括户，八思巴受命派格西朵儿只不鲁克（dge-bshesrDo-rjehbrug）与格西孙不（dge-bshesSum-bu）率人配合金牌使者行动。同时，蒙哥在吐蕃推行分封制，萨斯迦仍为阔端及其后裔封地。

　　封为国师，掌天下僧政1253 年，八思巴与受命经营漠南中原地区的忽必烈初次相会，忽必烈接受其密续灌顶。随后，忽必烈南征大理，八思巴也在凉州主持萨班灵塔开光仪式之后回乌思藏，拟从伍由巴大师受比丘戒。行至朵甘思，从商客处得知伍由巴大师已去世，遂折回。次年，在阔端子蒙哥都王的陪同下，与从大理班师北上的忽必烈相会于六盘山。忽必烈喜出望外，“留下了萨斯迦人（即八思巴），［为他］ 授了灌顶，结为施主与福田”（《红史》）。忽必烈赐给八思巴一道诏书（hjah-sabod-yig-ma），宣布保护寺院不受侵害，号召僧人不可争官位、依恃圣旨欺凌他人，应该“敬奉上天，为我祈祷”（阿旺·公哥索南《萨斯迦世系史》）。

　　1255 年五月，八思巴前往河州，从涅塘巴·扎巴生格、恰巴·却吉生格及雅隆巴·喇嘛绛曲监藏等人受具足戒。然后，到内地从事宗教活动。1257年在佛教圣地五台山朝拜，写下了《文殊菩萨名号赞》、《文殊菩萨坚固法轮赞》等诗及《听法广记》。

　　1258 年，佛道争执加剧，忽必烈受蒙哥之命，在开平城主持大辩论，双方围绕《老子化胡经》真伪展开。八思巴参预其事，位次那摩大师而名列第二，以其雄辩之才为释教一方获胜立下功劳。会后道士樊志应等十七人被削发为僧，伪经被毁。八思巴声名渐著。同年著《道果法明鉴》，阐述本派主张。

　　1260 年，忽必烈称帝，建元中统，封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王磐：《八思巴行状》），成为全国最高的佛教首领。1264 年，元世祖立总制院而领之于国师。“总制院者，掌浮图氏之教，兼治吐蕃之事。”（《元史·桑哥传》）同年，元世祖颁布诏书，说明自己从八思巴处接受灌顶，已封之为国师，令掌天下僧政，不可违背，以及优礼僧人，保证其寺院财产不受侵犯。

　　建立乌思藏行政体系，创制蒙古新字至元元年（1264）夏，八思巴与恰纳离开大都前往吐蕃，受命建立乌思藏地方行政体系。至元二年（1265）元旦，八思巴至拉萨，在大昭寺向元世祖献辞遥贺新年，春天抵萨斯迦。在萨斯迦修建了塔庙，并为七座纪念前辈教主的灵塔树立伞盖、金铜法轮及金顶，用金汁写制显密经典及般若等经二百余部，同时还向名师大德求学问法，增广见闻。

　　至元四年，八思巴建立了“剌让”（bla-brang），设置司礼官（gsoldpon）、掌内室与服饰之官（gzim-dpon）、司宗教仪式之官（mchod-dpon）、司礼宾官（mjal-dpon）、主文书官（yig-dpon）、司库官（mdzod-dpon）、司厨官（thab-dpon）、司引见官（hdren－dpon）、司座位官（gdan-dpon）、掌运输之官（skya-dpon）、掌马官（rta-dpon）、掌犏牛官（mdzo-dpon）、掌犬官（khyi-dpon）等十三名，负责其起居与日常生活。

　　八思巴在吐蕃的几年间，除了建立地方行政系统之外，很重要的一项成果是创制蒙古新字。六年，八思巴回到大都，受到真金太子及王公大臣的欢迎。八思巴向元世祖献上了受命创制的蒙古新字。元世祖大悦，随即颁行天下，诏令：“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元史·释老传》）次年，封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大元帝师，赐玉印。作为帝师，八思巴向皇帝、皇后及太子讲经说法，祈求福寿，并广做佛事，佑国久安。至元六年（1269）十二月，八思巴率领僧人在太庙作佛事七昼夜。次年，又在御座上置白伞盖，上书金字梵书，用以“镇伏邪魔，护国安刹”（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集史》）。

　　萨斯迦派在乌思藏的影响至元八年，八思巴离大都至临洮住夏，并在当地建寺传法。十一年三月启程前往拉萨，由真金太子率军护送，帝师之职由其异母弟亦怜真（Rinchenrgyal-mtshan）代理。途中八思巴还多次写信给元世祖问安，并祝贺元军攻克南宋诸城，劝戒行善止杀。并向真金讲解佛教教义，此即后来成书的《彰所知论》。十三年底抵萨斯迦，乌思藏地方掌管教法的格西与管理各地事务的首领，都前来相会。次年正月，在出密举行了有七万僧人参加的大法会，真金太子以元世祖的名义充当施主，扩大了萨斯迦派在乌思藏地方的影响。

　　八思巴在萨斯迦期间，对乌思藏地方的官员重新作了任命，免除了原来还是由他任命的公哥监卜（Kun-dgah-bzang-po）的本钦（dpon-chen）职务，以尚尊（ zhang-btsun） 代之。同时， 指定恰纳的遗腹子答耳麻八剌（Dharmapala-rakshita，1268—1287）为萨斯迦款氏家族与教主的继承人。这些措施在当时均引起一定的不满情绪。真金护送军返回后，矛盾尖锐。《汉藏史集》记“由于本钦公哥藏卜做了背信弃义之事，有人将此情奏报朝廷。皇帝顾念朝廷与萨斯迦派关系重大，遂决定予以护佑，派大臣桑哥（senggha）为首领，率蒙古大军前往究查”。桑哥率蒙古军七万及朵甘思（mDo-khams）和朵思麻（mDO-smad）军三万人，共十万人前往，迅速击败对抗者，处死公哥藏卜。嗣后，还拜见八思巴喇嘛。桑哥率军返回后不久，1280 年11月22 日，八思巴在萨斯迦中的拉康喇让中逝世，终年46 岁。“讣闻，赙赠有加，赐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元史·释老传》）为之建大宰堵波于京师。至治年间（1321—1323），元英宗特诏郡县建庙通祀。泰定元年（1324），又以绘像十一幅，令各行省为之塑像，备极尊崇之礼。

　　帝师制度的沿袭八思巴是元代杰出的宗教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一生对巩固元朝在吐蕃地方的统治，加强蒙、藏、畏兀儿、汉等民族的相互了解与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保护佛教各派信仰自由，繁荣文化事业等方面，有过积极的贡献。由元世祖所确立的帝师制度也为元朝诸帝所沿袭，直至元亡。这一制度规定：帝师由萨斯迦一派掌握；由皇帝任命，总天下释教兼管吐蕃地方事务；荐举宣政院及乌思藏地方行政官员；为皇帝、皇子、后妃讲经说法，祈福祷寿，为护国安刹躬尽其力等。有元一代有帝师十四人，简介如下：（1） 八思巴（hphags-pa），1260—1270 年任国师，1270—1274 年任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师。（2）亦怜真（rin-chenrgyal-mtshan，1238-1279 或1282），八思巴异母弟，萨斯迦款氏家族人。1274 年八思巴前往乌思藏，以其继任帝师，直至去世。

　　（3）答耳麻八剌剌吉塔（Dharmapala-rakshita，1268—1287），萨斯迦款氏家族人，白兰王恰纳朵儿只的遗腹子。1282 年任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师至1286 年去职。1287 年卒于朵甘思。

　　（4）亦摄思连真（ye-shesrin-chen，1248—1294），八思巴弟子之东支，夏尔巴（Shar-pa）系统。1286 年继答耳麻八剌剌吉塔为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师，至1291 年去职。

　　（5）乞剌斯八斡节儿（Grags-pahod-zer1246—1303），八思巴弟子的康赛（khan-gsar，萨斯迦新寺）传承，西夏王室后裔。自1291 年起先后为元世祖忽必烈、元成宗铁穆耳的帝师，直到去世。

　　（6）辇真监藏（Rin-chenrgyal-mtshan，1258—1305），八思巴弟子的东支传承。夏尔巴氏家族人，为第四任帝师亦摄思连真之弟。1304 年任元成宗铁穆耳的帝师，次年卒。

　　（7）相家班（sangs-rgyasdpal， 1267—1314），萨斯迦康赛传承，帝师乞剌斯八斡节儿侄，西夏王室后裔。从1305 年至1314 年先后任元成宗铁穆耳、元武宗海山及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帝师。

　　（ 8 ） 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 Kun-dgah blogrosrgyalmtshandpal-bzang-po，1299—1327），萨斯迦款氏家族人。自1315 年至1327年，先后任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元英宗硕德八剌及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帝师。

　　（9）旺出儿监藏（dBang-phyugrgyal-mtshan，？—1325），家族出身不详。自1323 年至1325 年先后任元英宗硕德八剌和泰定帝也孙铁木儿的帝师。或云其为前任帝师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去萨斯迦期间代理帝师。（10）公哥列思八冲纳思监藏班藏卜（ Kun-dgahlegs-pahihbyung-gnasrgyal-mtshandpal-bzang-po， 1308-1330），萨斯迦款氏家族人，自1327 年至1330 年先后任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元幼主阿里吉八及元文宗图帖睦尔的帝师。

　　（11）辇真吃剌失思（Rin-chengrags－shis），家族出身生卒年不详。

　　《元史》卷三三文宗二及《元史》卷二○二均记其天历二年（1329），任元文宗图帖睦尔的帝师。

　　（12）公哥儿监藏班藏卜（Kun-dgah-rgyal-mtshandpal-bzang-po1310—1359），萨斯迦款氏家族人，帝师公哥列思八冲纳思监藏班藏卜之弟。自1333 年至1359 年任元顺帝妥欢帖睦尔帝师二十七年。

　　（13）唆南罗古罗思（bsod-namsblo-gros，1332—1362），萨斯迦款氏家族人，白兰王公哥儿列思八监藏班藏卜之子。1361 年至1362 年任元顺帝妥欢帖睦尔帝师。

　　（14）喃加巴藏卜（rnam-rgyaldpal-bzang-po？）据《明实录》卷七七记，洪武五年十二月庚子（1373 年1 月21 日，“乌思藏摄帝师喃加巴藏卜等遣使来贡方物”，可知其曾任元顺帝妥欢贴睦尔的帝师（又见《明史》卷三三一《西域传》）。

　　第三节爱薛代父应召爱薛（阿拉伯语名‘ ，即欧洲语之——耶稣的音译， — Isa Jesus 1227 ~ 1308），也称爱薛·迭屑·怯里马赤，意为通事基督徒爱薛。①西域拂林（Porum，Rom 的突厥语读法，指叙利亚地）人。出身于基督教聂思脱里派教徒世家。祖不阿里，父不鲁麻失，均有名望。窝阔台汗时，有叙利亚聂思脱里派长老审温—列边阿答（SimeonRabban-ata， Simeon 为其名，Rabban-ata 系叙利亚—突厥语混合称号，意为师父、长老）者，奉命从蒙古至西域传诏，谕蒙古军帅勿滥杀无辜，保护基督教徒。大约在贵由汗即位时（1246），列边阿答回蒙古朝觐②，并推荐不鲁麻失的才能。在汗廷极有权势的拖雷妃唆鲁禾帖尼崇信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又很注重收罗人才，遂奏请遣使征召。不鲁麻失因年老“辞不能往”，以子爱薛能继其家学，通晓西域诸国语言和星历、医药之学，乃极力推荐于使者，让他代父应召。爱薛到蒙古后，供奉于唆鲁禾帖尼母子，甚受亲信，得娶唆鲁禾帖尼的同族侍女（克烈氏，亦信奉基督教）为妻，夫妇一同当过蒙哥汗之女的傅父、傅母，与拖雷家族的关系十分密切。“直言敢谏”，反对阿合马爱薛“直言敢谏”，忽必烈即位前对他就很器重，后召侍左右，能时进善言。中统三年（1262）春，诏命燕京于二月八日（汉地佛教以此日为佛出家日）大做佛事，临大街结五采流苏楼观，集教坊百伎，备法驾迎佛。爱薛谏曰：“方今高丽新附，李璮复叛，淮海之壖，刁斗达旦，天下疲弊，疮痍未瘳，糜此无益之费，非所以为社稷计也。”二月十五日，元世祖游燕京道观长春宫，欲留宿，爱薛又急入谏：“国家调度方急，兵因民罢（疲），陛下能安此乎？”其言都得到嘉许。他不仅是从基督教的立场反对崇奉佛、道，也是从国计民生利害的角度提出意见。如至元五年（1268）春，元世祖大猎于保定之新安县（今安新）境多日，人民疲于供应。他有意在世祖面前问供给之民：“得无妨尔耕乎？”世祖悟，即日罢猎。自蒙古征西域以来，有不少擅长天文历法和医药之学的西域人才被征召来华。中统年间，由爱薛建议设立了西域星历、医药二司，即命他掌其事。他创立了京师医药院，至元十年改为广惠司（正五品机构，后升正三品），仍由爱薛兼领。广惠司掌管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为宿卫士及京城疲癃残疾、穷而无告者疗疾。至元十三年，伯颜灭南宋班师，阿合马以伯颜所赠礼物太薄，诬告他私取宋玉桃盏，元世祖下令审查，爱薛叩头力谏，事得解。时阿合马任宰相（中书平章政事），恃宠擅权，专事聚敛，回回人（木速蛮）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势力甚大，借机谋利，侵害国家财富和百姓。朝中许多官员对此极为不满，爱薛也加入了反对阿合马和回回势力的行列。至元十六年，有回回商人从八里灰、火里（Barqu，Qori，部落名，今贝加尔湖附近）地区取海青鹰隼到大都贡纳，所过之处，拒绝食用供应给他们的别人宰杀的羊，而索要活羊按伊斯兰教规的断喉法宰杀，因而搔扰沿途百姓。此事触怒了元世祖，下令回回人必须食① 本传资料主要依据程钜夫《拂林忠献王神道碑》（《雪楼集》卷五）、《元史·爱薛传》。② 有关列边阿答及爱薛事迹的西文资料，参见伯希和《蒙古人与罗马教廷》页15—66。用任何人宰杀的羊肉，不许按伊斯兰教规“抹杀羊”，违者处死，其奴仆首告者放出为良，并以其主人家口财物赏之。爱薛及其下属基督教徒，正利用这道诏令压制回回人，诱使他们的奴仆告密，夺取他们的财富，以致回回人一连四年不敢奉行其教法，其经商者纷纷离开汉地，不敢再来。后来回回人用重金贿赂丞相，以商税减少、珠宝不至为由奏请解除了禁令①。

　　出使远域爱薛因通晓西域诸国语言，曾数次被派遣出使远域。至元二十年四月，又奉命副孛罗丞相出使伊利汗国，并充译人（怯里马赤， Kelemechi）。二十一年冬，孛罗、爱薛一行抵达伊利汗冬营地阿兰草原（今阿塞拜疆共和国南境，阿拉斯河下游）之满速里牙行宫，晋见阿鲁浑汗。大汗派出以显贵大臣为首的高级使团在伊利汗国受到高度重视，《史集》中作为大事予以记载；在梵蒂冈档案中有1285 年阿鲁浑汗致教皇信的拉丁文本，信中提到了大汗派来的使者Ise terchiman（波斯文tarjuman，“译人”），即爱薛怯里马赤。孛罗丞相被留在伊利汗国，享有极高的地位和礼遇；爱薛则带着阿鲁浑汗献给大汗的礼物宝装束带等回朝。当时叛王海都、都哇正与元军在西北境激战（如至元二十二年进攻和州，二十三年战于马纳思河，攻彰八里、哈密力等地），爱薛途遇战乱，与其他使团成员失散，冒矢石，出险境，路上走了两年才回到大都。他以阿鲁浑所献礼物进呈，报告了往返情形。元世祖对他的归来大加赞誉，说：“孛罗生吾土、食吾禄而安于彼，爱薛生于彼、家于彼而忠于我，相去何远耶！”即拜平章政事，固辞不受。二十四年六月，擢为秘书监（掌管皇家图籍及阴阳禁书并领司天台的中央官署秘书监的长官，正三品）①。二十六年，置崇福司，“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以爱薛为崇福司使（从二品）。“马儿·哈昔”是叙利亚语Mar-Hasia 的音译、聂思脱里教派主教的称号（义为圣者）；“列班”即长老；“也里可温”系波斯人对聂思脱里教士的称呼（erke-’un，似源于希腊文αρΧων），元代通指基督教教士和教徒；“十字寺”是元人对基督教堂的称呼。崇福司是掌管全国一切基督教事务的中央机构，品级次于掌管佛教的宣政院（从一品），与掌道教的集贤院相同（从二品）。基督教在元朝境内传播甚广，自京城至诸路，也里可温为数颇多，从此开始和佛、道一样有专门官方机构管理有关他们的各类事情，这无疑是爱薛为基督教势力争取到的地位和权益。爱薛及其子相继担任这个机构的长官。元世祖对爱薛日益亲信，时常召见，他也能提出许多利国利民的建议，如谏止迁移原燕京南城居民以实大都新城，请赐宿卫士庐舍，下令禁止猎杀怀胎鹿及幼鹿，设立广惠司，给在京贫穷残疾者赈济、治病等。

　　秦国公之封至元三十一年，元成宗即位，加授爱薛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荣衔，优遇益隆。因其年老，特赐腰舆乘以出入宫廷。大德元年（1297），遥授平①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禁回回抹杀羊做速纳》；《史集》第2 卷，汉译本页346—347。① 据《秘书监志》卷九职官题名（作海薛）。

　　章政事。大德七年以后，元成宗久病，国事多取决于皇后卜鲁罕，爱薛常数月不得一入见。这几年屡有灾异，皇后以爱薛知天象，有时召见询问。他乘机进言，力陈弭变之道，辞语激切，不被采纳。十一年，元成宗死，皇后谋立安西王阿难答，遣内官到秘书监迫取仅供御览的秘文，爱薛厉色拒绝，表明了他在这场皇位继承斗争中的态度。元仁宗母子诛灭卜鲁罕和阿难答一党，迎海山即帝位，为元武宗。以爱薛为忠，封秦国公。至大元年（1308）六月，爱薛病死于上都家中。

　　据程钜夫撰的爱薛神道碑，有子六人：也里牙，袭职为崇福使、领司天台事；皇庆元年封秦国公，为权臣铁木迭儿之婿，后以贪赃罢。天历元年（1328），命为太医院使。至顺元年（1330），复加秦国公，同年，以诅咒皇帝罪被诛。腆哈，翰林学士承旨。黑厮，光禄卿。阔里吉思，同知泉府院事。鲁哈，提举广惠司事。咬难，为宿卫。另据姚燧《牧庵集》所载，爱薛尚有一子名阿实克岱（原文应为阿速台），先于也里牙任崇福使；其子蒙克特穆尔（原文忙哥铁木儿），为元武宗侍臣，至大二年任尚书省左丞，爱薛遂以孙贵追封秦国公。元仁宗即位后，罢尚书省，以“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罪名惩治尚书诸臣，忙哥铁木儿被杖流海南①。

　　① 参见韩儒林《爱薛之再探讨》，《穹庐集》页93—108。

　　第十六章札马鲁丁郭守敬第一节札马鲁丁关于札马鲁丁的史料札马鲁丁是十三世纪来华的元代回回天文学家。他把阿拉伯的天文历法知识介绍到中国，并发起编纂了《大元大一统志》，为我国科学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札马鲁丁是汉文音译。在元、明、清代的文献中就有不同译法。《元秘书监志》译作札马剌丁或扎马剌丁。《元史·天文志》作札马鲁丁。清代修《四库全书》时，曾对汉文文献中一些民族的人名译法作了大规模的修改。札马鲁丁于此时被改作札玛鲁鼎。今取《元史·天文志》的译法，统作札马鲁丁。

　　关于札马鲁丁的生年、祖籍或出生地以及其早年的活动史，迄今未清楚。国外的研究者一般认为他来自波斯大不里士附近的马拉加城（今属伊朗）。当时统治波斯等地的蒙古伊利汗旭烈兀曾接受波斯天文学家纳速剌丁·图西的请求，从1259 年起聚集了一批天文学家，在马拉盖建造了一座著名的天文台。英国学者李约瑟等就认为，札马鲁丁是在这座天文台工作的一位学者。后来他由旭烈兀或其后裔的派遣，来到中国①。

　　对这一传统的说法，日本学者山田庆儿提出过不同意见，认为上述说法与中国的文献不合。他提出，札马鲁丁可能是中亚细亚的布哈拉城（今属乌兹别克共和国）人②。

　　根据中国现存的史料，札马鲁丁是元世祖忽必烈即位（1260）以前到中国的。《元史·百官志六》有记载：世祖在潜邸时，有旨征回回为星学者。札马剌丁等以其艺进，未有官署。忽必烈于1258 年底起兵攻宋，此后他一直处于繁忙的军政事务中。《元史·百官志》所记的情况不大可能发生在1258 至1260 年之间。即使札马鲁丁是在这期间来华的，那么他也不大可能是马拉加天文台的人。因为这座天文台当时还正在酝酿、筹组和开始建造。因此，山田庆儿对传统说法的否定是有道理的。至于是否确实是布哈拉城人，则由于中亚等方面的史料不足，有待新的材料发现时再断定。又，《元史·世祖本纪》中提到：岁甲辰，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这里的“岁甲辰”是指1244 年。当时忽必烈正是三十岁。所谓文学之士，乃是泛指学者。这段记载表明，忽必烈招请四方学者的起始年份是相当早的。因此，推测札马鲁丁来华时间的上限可以早到十三世纪四十年代。下限则为忽必烈即位的前一年，即1259 年。较可能的是十三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或稍后。

　　据前引《元史·百官志》表明，札马鲁丁来华后最初并没有正式的官职，做了些什么工作也不清楚。不过，忽必烈是不会让一位有才能的回回学者长期无所事事的。查《元史·食货志》有段记载：① J.Needham，Scienceand CivilisationinChina，Vol.III，pp.372—373。② 山田庆儿：《授时历の道》，株式会社みすず书房，1980 年版第48—53 页。世祖中统二年（1261）..是年三月，又命札马剌丁籴粮，仍敕军、民官毋沮。这位为元朝筹办军粮的札马鲁丁，很可能就是那位《元史·百官志》中提到的“回回为星学者”。事实上，以天文学家著名的札马鲁丁确实从事过与天文历法全然无关的工作。看来，札马鲁丁是一位具有多种才干的人物。在蒙古汗国和元皇朝统治时期，包括回回在年的色目人，具有仅次于蒙古本族人的民族地位，得到蒙古族统治者较大的信任和重用。因此，委派这位回回星学者札马鲁丁担任极重要的筹粮工作，是非常可能的，也不足为怪。

　　札马鲁丁的天文工作，最早的史籍记载是在至元四年（1267）。计有二条。一是《元史·天文志》，称他在这一年造了西域仪象七件。另一是在《元史·历志》，说他这一年撰进《万年历》，得到元世祖的批准颁行。这两件工作无论哪一件都不是短时期内能完成的。由此可以肯定，扎马鲁丁在1267年以前若干年就从事这两项重大的天文工作了。

　　此后，史籍中对札马鲁丁的活动屡有记载。

　　至元八年（1271），元皇朝在上都（今内蒙正蓝旗境内）建立回回司天台，札马鲁丁被任命为“提点”（即台长）。

　　至元十年（1273），札马鲁丁以回回司天台提点的身分被元世祖任命兼职为新设立的秘书监两长官之一。另一长官是汉人，原任户部尚书的焦友直。秘书监的主要职责是掌管皇家收藏的历代图籍和阴阳禁书，从事皇帝特命的撰述任务等。而元代的司天台则因当时认为其工作关涉皇家机密，故也被划为秘书监管辖。元代回回司天台和秘书监的主管人往往是兼任的，札马鲁丁就是这一惯例的开始者。担任秘书监职务的人，都是皇帝较信任之人。据《元秘书监志》记述，札马鲁丁曾被引到万寿山（今北京颐和园中的万寿山）下的浴室里向忽必烈奏事。如果不是忽必烈十分信任他，那是不可能这么做的。在他领导下的秘书监，引进了许多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的天文学、数学、星占学等方面的图书、器物，其中著名的有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托勒密《天文学大成》等著作，还有大量阿拉伯的地图等。元代的秘书监是当时中国与阿拉伯科学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中心。

　　与此同时，札马鲁丁官阶日升。他在任司天台提点时才是从五品官，任职秘书监就一下子升到从三品。几年之后他又被宣授嘉议大夫职衔，那是正三品的官位。至元二十四年（1287）他升任集贤大学士中奉大夫行秘书监事，就成了从二品的大员。集贤大学士主管的集贤院，职掌“提调学校，征求隐贤，召集贤良。凡国子监、玄门道教、阴阳、祭祀、占卜、祭遁之事”（《元史·百官志三》）都归集贤院管理。作为一个回回人，札马鲁丁被任命为管理中国传统文化事务最高机构的主管领导，这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

　　在这段时间里，札马鲁丁除了从事日常的天文工作和秘书监、集贤院的领导工作外，还做了许多培养和提拔后进的工作。

　　札马鲁丁在后期还做了两项特别重要的工作。

　　其中一项工作完全与天文学无关。据《元史·百官志》记载，至元二十四年（1287），“札马剌丁率人匠成造撒答剌欺，与丝绸同局造作”。撒答剌欺是一种波斯或中亚地区的纺织品。此种织物的原料、结构及品质特点，迄今我国学术界均未弄清楚。但它是一种美丽又高贵的织物，则无疑义。《元史·百官志》记载称元廷因札马鲁丁的成功而“改练人匠提举司为撒答剌欺提举司”（《元史·百官志一》）。若非撒答剌欺有特殊的吸引力，元廷是不会这样做的。《元史·百官志》并无明确记载札马鲁丁是否当了撒答剌欺提举司的提举，事实上也不大可能当。因这提举才正五品，而札马鲁丁当时已是从二品了，官阶相差太远。无疑，这个纺织机构应该是由他领导的。据《元秘书监志》的记载，继札马鲁丁任秘书监的另一个回回天文学家可马剌丁，兼任了撒答剌欺人匠提举。按照封建皇朝任命官吏往往重视循例的习惯来看，札马鲁丁在这个因他的努力才得以创立的机构的领导地位是无可怀疑的。无论如何，札马鲁丁把一种新的纺织技术介绍到了中国，对中国纺织技术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另一项工作严格来说则应与天文学有一定的关系。那就是至元二十二年（1285）他向忽必烈提出编纂全国地理图志的建议。这项建议得到批准，其工作就在他的领导下开展。最后成果就是著名的《大元大一统志》。这部书不但在当时有重大的军事和政治意义，而且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有关札马鲁丁的活动，史书有记载的最后年头是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元秘书监志》记载他在这一年的两项活动。一条有关荐举人才，一条则为编地理图志的人请支报酬及请求给他们提职。此后，在元人的史料中再未发现他的活动。清人钱大昕却提到，《大元大一统志》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完成后由札马鲁丁及其助手秘书少监虞应龙两人一起进呈朝廷①。现尚不清楚钱大昕此说有什么根据。但据《元秘书监志》记载，至元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以秘书监名义上奏的已不是札马鲁丁而是可马剌丁。由此看来，札马鲁丁很有可能在此以前已去世了。至于钱大昕之所以还把他列为进呈《大元大一统志》的第一责任者，当是因为札马鲁丁一直是编撰这书的主要负责人。

　　当然，人们也可推测，至元二十七年并非是札马鲁丁的卒年，而只是他离开秘书监之年而已。这样，他还是有可能与虞应龙一起于至元二十八年进呈《大元大一统志》。一般来说，似乎没有什么理由要让札马鲁丁离开秘书监，至少，史书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因此，可能性较大的是，札马鲁丁于1290 年故世。

　　天文仪器的创制札马鲁丁一生中有三项业绩值得详细研究：造七件西域仪象、编制《万年历》、编修《大元大一统志》。

　　造七件仪象在《元史·天文志》有具体的介绍。此事曾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兴趣。今据迄今所见有关研究新成果叙述如下②：一、咱秃哈剌吉《元史》汉译为混天仪。根据有关描述知道，这架仪器有一个地平环，一个垂直于地平环的子午双环，双环的中线即相当于观测地的子午线。这两组环互相固结不动。在子午双环之内还有一对较小的双环，它们的中线则相当于天球上的赤经圈，可以绕着天球的南北极作东西方向的转动。这些环圈① 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史部地理类》，见《二十五史补编》第六册，中华书局1991 年版，第8410页。

　　② W. Hartner，The AstronomicalInstrumentsofCha-Ma-Lu-Ting，their Identification，andRelationtotheInstramentsoftheObservatory ofMaragha，Isis，1950，Vol.41，p184。J.Nedham。Science andCivilisation in China，Vol.III，CambidgeUniversityPress，1959， pp.373—374。薄树人：《回族先民札马鲁丁的科学贡献》，载《科学》杂志，1986 年第4 期。

　　与我国传统的天文仪器浑仪的结构一致。但是，在这套结构之内还有两个中国传统浑仪中所没有的环。《元史·天文志》对此是这样描写的：内第三、第四环皆结于第二环（即上述可转动的双环），又去南北极二十四度，亦可以运转。凡可运之环，各对缀铜方钉，皆有窍，以代衡箫之仰窥焉。

　　所谓有窍的铜方钉，是指一块直立在各环面上的小方铜片。铜片上开了缝，从缝中可以观测天体。由铜片所在位置可以在各环面刻度上读出天体的相应坐标读数。这种铜方钉实际上是一种观测用照准器，其功用和古代浑仪中用来瞄向天体的那根细长管子——窥管相同，只是其形制和使用方法不相同而已。既然咱秃哈剌吉的第三、第四环上装了照准器，则它们应是能提供经度或纬度读数的环圈。从上引《元史·天文志》的描述来看，它们应是黄道环和黄经环。黄经环的中央有一条极轴，轴的两头套连在可转动的赤经双环上离南、北极各二十四度的地方。这两个套连结处的中心就是南、北黄极。黄经环可以绕着南、北黄极轴旋转。只要转动赤经双环，使仪器上的南、北黄极摆到与天球上的南、北黄极相应的位置；再转动黄经环，使天体处在黄经环面上；然后把黄经环上的铜方钉对向那个天体，这时就可从黄经环刻度上读出铜方钉所在的位置读数，这个读数就是天体的黄纬。至于黄道环，则当是垂直地固结在赤经双环上，且与黄经环的黄极轴也相垂直。这时，黄道环与赤经双环相结而有两组结点，这两组结点的两个中心点就分别是仪器上的冬至点和夏至点。它们分别离赤经双环中腰（即仪器上的赤道圈）的南和北各二十四度。转动赤经双环，把黄道环摆到和天球上的黄道相一致的位置上，移动黄道环上的铜方钉，就可测读出天体的黄经。在现今的北京古观象台上还存有一件清康熙十二年（1673）制造的黄道经纬仪。除了这件仪器的可转动的赤经环只是单环而不是双环这一点外，其他的结构大体与《元史》所描述的咱秃哈剌吉相一致。

　　咱秃哈剌吉是一种源自古希腊的托勒密式黄道浑天仪，它与我国传统的赤道式浑天仪相比较，在外形上大体相似，都是在一个球面空间内由多层环圈所构成；但是两者的具体构成和功用则不相同。因此，《元史》中把咱秃哈剌吉译成“混天仪”，混字与浑字音近而字不同，翻译者是颇为有心的。二、咱秃朔八台《元史》释为“测验周天星曜之器也”。从《元史》所作的具体描述来看，这是件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发明的天文仪器。西方学者称之为托勒密长尺。

　　咱秃朔八台有一根垂直立于地面的铜表，高七尺五寸。表顶设有机轴。

　　轴上悬挂二根五尺五寸长的铜尺。外面的那根尺上附有同样长的窥管一根，用来瞄准天体。两根铜尺的底端又都连在一根横尺上。整个仪器可以绕铜表转动，而窥管则可以高低转动。这种仪器可用来测定任意方向上的天体的天顶距。窥管、始终置于铅直位置上的里面的那根铜尺及底下的横尺，三者构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其顶角即天体的天顶距。它可以由窥管所指示的横尺上的读数，用三角学方法计算出来；也可以直接在横尺上刻出相应的顶角度数。托勒密在其名著《天文学大成》第五卷第十二章中介绍过这种仪器，不过，托勒密的铜表是三角形的，而咱秃朔八台的铜表则可以是方柱形或圆柱形的，更可能是圆柱形的。

　　三、鲁哈麻亦渺凹只《元史》汉译为春秋分晷影堂。据有关描述，这台仪器是置于一座基本密闭的屋子里的，只在顺东西方向的屋脊上开了一道缝，让日光从缝中射入屋内。屋中有一座台，台面南高北低，与天赤道面平行。贴着台面放置一条铜的半圆环，半圆的半径长达六尺。另有一根六尺长的铜条，一头固定在半圆环的圆心上，一头可贴在环面移动。当春秋分时，太阳正处在赤道面上，太阳光就正好照射到环面上，观测此时的太阳位置，便可求得准确的春、秋分时刻。与春秋分晷影堂相类似的仪器，现在在印度的德里、斋浦尔等地还可以见到，不过它们都是露天的。这些印度仪器是十八世纪初的印度天文学家摩诃罗阇·贾伊·辛格所造。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这种仪器的照片，称之为二分日晷（equinoctialsundial）。但这是定节气的仪器，称之为定时刻的日晷，是不妥当的。

　　四、鲁哈麻亦木思塔余《元史》汉译为“冬夏至晷影堂也”。据有关描述，这件仪器也是安置在房子里的。房子有五开间大。屋脊顺南北方向，且上开一道缝。缝的正下方立一道墙。墙上挂一条长一丈零六寸的铜尺。又以挂尺之点为中心，以尺长为半径，在墙上画一仰天的半圆规环。环上标有刻度。墙底下还挖有一定深度的坑，以便人可以站在铜尺的一端进行观测。每当太阳到达子午线时，日光从屋缝中直射下来。转动铜尺，对准太阳，从半圆规环上可以读出太阳的地平高度或赤纬。因为冬、夏二至是太阳赤纬最小和最大的时刻，所以使用冬夏至晷影堂即可测定冬、夏至的准确时刻。

　　这件仪器实际上就是后来在欧洲广泛使用的墙仪。《元史》虽然称之为用来测太阳定节气的，但用该仪器测量任何其他天体的赤纬，也是同样有效的。

　　五、苦来亦撒麻《元史》汉译为“浑天图”。从具体描述来看，当是一种天球仪。它与中国传统的浑象无大差别，只是其上所绘的当是阿拉伯天文学中的星座。六、苦来亦阿儿子《元史》汉译为“地理志”。历来的研究家一致认为，这是地球仪。从《元史》的描述中可知，这个木制圆球上画着白色的陆地和绿色的江、河、湖、海。陆地和海洋的比例为3∶7，与现今的结论很接近。球上画有许多小方格，用于计算道里的远近。但当然，这些小方格并不是真正的方格，而是经纬线所形成的网格。

　　早在札马鲁丁之前五百多年，唐代的僧一行已提出了地球的纬度里差数据；之前四十多年，蒙古汗国的耶律楚材也提出了在寻斯干（今乌兹别克共和国撒马尔罕）的纬度上的东西里差问题。但是，统一的、比较科学的经纬度概念和明确的地球概念，是在札马鲁丁的地球仪上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的。可惜的是，这些概念并未在元代的科学史上产生显著的影响。究其原因，大概有二。其一，这是置于回回司天台上的仪器，其他学者能见到的极少。其二，与这些新天文概念相联系的数学知识和计算方法没有翻译介绍过来，即使别人见过这架地球仪，也无法理解和运用这些全新的概念。

　　七、兀速都儿剌不《元史》原文作“兀速都儿剌不定，汉言昼夜时刻之器也”。但据德国学者哈特纳的研究，当时阿拉伯世界有一种天文仪器，名叫al- Usturlab，即后来在欧洲也风行过很长时间的星盘。此仪器名的词尾音应该是“不”，拉丁文等欧洲文字也都如此。从《元史》有关具体描述来看，这确是一件星盘。因此，上述《元史》有关这件仪器的名称及说明是有讹误的。应当改正为：“兀速都儿剌不，汉言定昼夜时刻之器也。”

　　根据《元史》的描述，札马鲁丁星盘上的观测照准器是一条铜条，中间钉在星盘中心，可以绕中心旋转。铜条二端各屈起一小块，垂直星盘盘面。这二小块铜片上各有一个孔，二孔的联线正好经过盘面的中心轴线。通过这二个孔，就可观测太阳或恒星，以确定时刻。这是又一种与中国的窥管形制不同而功用相同的观测照准器。

　　以上这七件西域仪象，与中国传统的天文仪器相比，除了少数相似之点外，无论从结构、形制和具体功能来说，都大有不同。而这些特色鲜明的仪器却对以后中国传统天文仪器的发展没有重大的影响。其中的原因，英国李约瑟认为“由于它们不适合中国天文学特有的体系——有天极，并使用赤道坐标”（《中国科学技术史》）。例如，托勒密式的黄道浑仪或长尺，就很难使不采用黄道坐标系和天顶距的天文学家感兴趣。

　　李约瑟的分析确实有道理。不过，还有一个至少是同样重要的理由，那就是，与这些仪器的运用极为相关的数学知识和计算方法的缺乏，如，欧几里得几何学、平面三角学、球面三角学等等，都没有在当时被译成汉文。因此，除了回回司天台上的工作人员外，传统的中国天文学家就很难了解和使用这些仪器。关于这一点，对比一下明末清初的情况就可明白。以星盘为例。它在明朝末年由欧洲耶稣会士再次传入中国。由于他们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陆续把《几何原本》等数学著作译成了汉文，又在介绍星盘的同时也介绍了一些相关的数学知识，因此，星盘就很快被中国学者接受了。当时还有一位中国学者李之藻专门为之写了一部说明书，名为《浑盖通宪图说》。

　　虽然对中国的传统天文仪器发展没有重大影响，但是却也不是没有任何影响。既然这七件仪器已在中国的司天台上安装，那么，不但在这个台上工作的中国天文学家会使用它们从事观测，而且对这个台之外的天文学家也可能产生某种启发和影响。例如，当时的天文学家郭守敬在发展传统的天文仪器时，有两点当是从扎马鲁丁的仪器上借鉴来的。

　　其一是郭守敬在他的简仪、立运仪等仪器中废止了中国传统的观测照准装置——窥管，而改成象扎马鲁丁星盘中一模一样的窥衡，即一根贴着仪器刻度环面旋转的铜条，两端立有两块带观测孔的小铜片（郭守敬称此铜片为立耳）。

　　其二是郭守敬在他的简仪的时刻盘上采用了传统的整个圆周分成100 刻的制度（这是中国传统的制度）之后，又将每1 刻再分成36 分，而这是传统时刻制度中所完全没有的。它当是札马鲁丁仪器上所用360°制度的衍生。因为100 刻×36 分刻= 3600 分，而360°×10 分度=3600 分。且360°或3600分的刻度分划，比传统的100 刻或传统的100 刻×60 分刻＝6000 分的刻度分划较容易达到精密的程度。

　　《万年历》《元史·历志》载：“至元四年，西域札马鲁丁撰进《万年历》，世祖稍颁行之。”遗憾的是，这《万年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历法？史书上没有留下一点儿具体的资料。

　　《元史·仁宗本纪》中提到，皇庆二年十二月辛酉（1313 年12 月23 日），“可里马丁上所编《万年历》”。可见，在札马鲁丁初次进呈《万年历》之后，至少一直行用到1314 年，而这，大概也不会是这部历法行用的最后年份。在中国历法史上，一部历法能行用到46 年以上，这寿命也就不算短了。

　　据《元秘书监志》记载，至元十五年（1278），札马鲁丁在司天监的副手司天少监可马剌丁，曾奉皇子安西王的命令，每年推算、编撰回回历两本。又，在《元史·食货志》上记有天历元年（1328）皇家发卖的历日——即每年民用的历书——数字，在总数3123185 本历日中有回回历日5257 本①。相比起来，这个数字的确很小。不过，既然回回历日在天历元年有发卖，当然，其他年份也是会有卖的。照此说来，元皇朝稍许颁行的是《回回历》。

　　历日，或历书，向使用者提供了他在一年中从事各种活动的一个时间坐标。作为国家政权来说，它不可能容许一个国家内有二种不同的时间坐标，因为这将引起整个社会的秩序混乱。除非国内有宗教信仰或生活习惯比校特殊的民族，为了照顾这部分人民，会允许他们使用特殊的、合乎其信仰和习惯的历日。但这必然只是限于这些民族内部的、小范围内的事。一当这些民族要从事超出本民族范围的社会活动时，他们就必须使用全国统一的历法，否则将导致混乱。这样的行为规则，在中国封建皇朝执行得更加严格，因为中国的封建皇朝一向把“颁正朔”视作是自己的权力标志。所以，元皇朝可以颁行万年历，但这只是供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使用，故称为“稍颁行之”。因此可以肯定，元皇朝绝不会向这部分人民提供二种不同的历法，否则岂不自找麻烦？这样看来，札马鲁丁——可里马丁的万年历和《元史·食货志》上所说皇家发卖的《回回历》历日应是一回事。

　　至于说到可马剌丁为安西王推算、编纂回回历两本一事，则因为可马剌丁是札马鲁丁的下属（后来又成为札马鲁丁的接班人），故可认为，札马鲁丁当时已将推算、编纂《万年历》的事交给了可马剌丁。安西王（忽必烈的第三子忙哥剌）封于至元九年，卒于至元十七年。《元史·诸王表》称他被封后“出镇长安”。长安本是穆斯林聚居较多的城市，又是与西北各地伊斯兰民族交往的要地。因此安西王自有必要早一点得知明年的回回历日，故可能与可马剌丁私相交往，要求尽早得到此物。不可能想象安西王会要求可马剌丁为他编二本与朝廷颁行的《万年历》全不相同的《回回历》。如果他要的历日与朝廷颁行、发卖的历日不同，那么第一，他要了也没有用；第二，他就犯了自行正朔的大罪。在他那样的地位，这可是与不臣、谋逆相联系的罪名。这反过来也表明，《万年历》与《回回历》当是一回事。

　　当然也有可能，《回回历》和《万年历》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不过，它们并不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历法，而只是同一个历法下的两种形式不同的历日（历书）。比如说，《万年历》是一种长达几年、几十年的历日，就像现今市面可见的一些万年历一样。《万年历》中的“万年”两字只是表示所预推的历日年头较长。而《回回历》则是一种每年一本的历日，这种历日除了《万年历》中也会有的各月历日安排；伊斯兰教的各种节日、礼拜日期；朔、望等天文现象之外，可能还有关于日、月、五星的位置；合乎阿拉伯星占学的各种吉凶、宜忌等的历注之类，等等。据《元史·食货志》的记载，回回历每本售价和大历（即根据《授时历》编印的颁行全国的历日）每本售价一样，都是纹银一两。可见两者的篇幅和刻印的工本是很相似的。

　　① 《元史·食货志·额外课》。

　　总之，《万年历》和《回回历》应是同一种历法所编的历日；两者的形式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无论如何，两者的历日安排是应当一致的。在承认历日安排一致的前提下，也许两种历日（历书）的形式不一样的可能性更大些。

　　《大元大一统志》《大元大一统志》是一部官修的全国地理志书。从至元二十二年修起，到二十八年进呈，共成书七百五十五卷。其后，因得到了云南、甘肃、辽阳等地的地图，又加重修。重修工作由孛兰肹、岳铉等主持，于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完成，撰书一千三百卷。这前后两部书的绝大部分都已佚失。当代学者赵万里曾努力汇辑残存资料，于1966 年出版了《元一统志》辑本两册。辑者在序中指出，是书曾引用了大量宋、金、元时代的地方志，“此书存，则无数宋、金、元旧志俱随之而存；此书亡，则宋、金、元旧志亦随之而亡。此书学术上之重要性可见一斑。”不过，赵万里序中未提及是书的编纂经过，在给辑本署名时又只列了一千三百卷本的进呈者的名字，因此，现代的一般读者已不知道本书的编撰还有札马鲁丁的巨大功绩。

　　元末有位身居宰辅高位的学者许有壬曾于元至正七年（1347）为《大一统志》写过一篇序。序中说到，当时的朝廷曾决定将这部书的七百五十五卷本刻印，“以永于世”②。为此才有旨命他作序。他明确指出，这部书是由札马鲁丁创议修撰的。

　　很幸运的是，元代王士点撰的《元秘书监志》中记载有许多关于编撰《大一统志》的史料，从这些史料中可清楚地了解到札马鲁丁在这项工作中所起的作用。

　　一、札马鲁丁是修撰《大一统志》的发起者《元秘书监志》卷四中收录了至元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中书省的一道文书，其中摘录有札马鲁丁的奏文：太史院历法做有。《大元本草》做里。体例里有底，每一朝里自家地面图子都收拾来把那的做文字来。圣旨里可怜见教秘书监家也做者。..奉圣旨，那般者，钦此。太史院编历法是指编《授时历》一事。此历于至元十七年冬编成，十八年颁行天下。故札马鲁丁在此称“做有”。《大元本草》之事鲜见本草史家提起。从文字语气推断，当时似正在编纂中。何时编完，最后定名是什么，均尚无考。但肯定，当时也应是件学术界的大事。札马鲁丁以编历法和编本草两件大事为说辞，要求元世祖忽必烈批准秘书监也做一件大的编纂工作：把国家疆域内各地地图拿来做有关地域的文字介绍。此项要求得到元世祖的批准，经由中书省交秘书监办理。

　　当时，兵部为了掌握全国各地的地理情况，也提出了由各行省提供所辖郡邑的图志，及各路、京、府、州、县的沿革的要求。因此，当札马鲁丁的奏章批回到秘书监后，秘书监即提出，由翰林院和兵部“各差正官，与本监一同商量编类”。此意见得到中书省的批准。于是，《大元大一统志》的工作便正式开始了。

　　① 赵万里：《元一统志序》，载赵万里辑校《元一统志》，中华书局1966 年版。② 许有壬：《大一统志序》，《至正集》卷三五。

　　二、札马鲁丁重视《大一统志》中的地图工作札马鲁丁非常重视地图的工作。他在给忽必烈的奏章中就强调：但是路分里收拾那图子。但是画的路分、野地、山林、里道、立堠，每一件里希罕底。但是地生出来的，把那的做文字呵，怎生？

　　从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出，在札马鲁丁的思想里，是要以地图为本来写志书。而他的地图也主要着眼于地理景观。所谓路分，是指元朝的一种行政区划——路的区域四至；所谓野地、山林是笼统地指路内的自然地貌；所谓里道是指路内外的交通道路，而所谓立堠则是指古代沿交通要道设立的里程碑式的堠堆（五里一单堆，十里一双堆）。至于所谓地生出来的，用现代语言来说当是指当地的物产资源，也可能还包括地面的重要建筑物。

　　值得注意的是，札马鲁丁曾把大量回回地图带到了中国。他在至元二十三年三月初七日上的一道奏章中说道：如今日头出来处，日头没处，都是咱每的。有的图子有也者。那远的，他每怎生般哩会的？回回图子我根底有，都总做一个图子呵，怎生？么道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

　　札马鲁丁在这里说到，他掌握有许多回回地图。这些图是当时的汉人看不懂的。他要把它们与原有的汉文地图总做一个图子。他的建议得到了元世祖的批准。这样一来，我国引进了大量的西域地图，不但大大扩充了地理知识，而且随之也引进了阿拉伯的地图制图法。而这种有地球概念为背景的地图制图法，与中国传统的计里画方的方法是不相同的。因此，从中国地图学史和中国地理学史的角度来看，札马鲁丁的工作也是具有很大意义的。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对《大元大一统志》的佚失就格外感到痛惜。

　　三、札马鲁丁为推进编篡工作而积极荐举人才后来任秘书少监并与他一起联名进呈《大一统志》的虞应龙，就是经他推荐而从秀才被破格提拔上来的。

　　札马鲁丁为了加快工作进程，曾多次尽力督促各方努力工作。他甚至还亲自过问为工作人员支请伙食费，及对他们“从优升用”等具体的人事工作。由于札马鲁丁在《大一统志》的编纂过程中需要从事许多具体的学术工作和组织工作，而参加本项编纂任务的绝大多数是汉人，所以，秘书监曾专门请求中书省批准，给札马鲁丁配备了一名汉语翻译。仅此一事就可想见他和《大一统志》的关系有何等之深了。

　　第二节郭守敬生平事迹郭守敬，字若思，顺德邢台（今河北省邢台市）人，生于元太宗三年（1231），卒于仁宗延祐三年（1316），是我国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水利工程专家。

　　郭守敬的父亲情况史传未载，有可能是早逝。他是由祖父郭荣抚养成人的。郭荣是饱学之士，尤精通数学、水利。在郭荣的教养下，郭守敬从小勤奋好学。值得称道的是，他在少年时代就养成了很强的动手能力。有当时人的记载①，他曾根据书上的一幅插图，用竹篾扎制出一架测天用的浑仪，而且还堆土做了一个土台阶，把竹制浑仪放在上面，进行天文观测。他还曾根据北宋燕肃一幅拓印的石刻莲花漏图，弄清了这种可以保持漏壶水面稳定的、在当时非常先进的计时仪器的工作原理。

　　当时，忽必烈的重要谋士、大学问家刘秉忠因守父丧，正在邢台西南武安县境的紫金山中结庐读书。从学者有后来的大数学家王恂。郭荣和刘秉忠是好友，知此消息后，就把少年郭守敬送到刘秉忠门下深造。这一段时间虽然不长，但对郭守敬后来的一生事业却很重要。

　　刘秉忠守丧期满后回到了忽必烈身边。郭守敬则回到了他的家乡。这时的郭守敬已小有名声。在他成年不久，忽必烈派来安抚邢台一带地方的脱兀脱和刘肃等，发起了整治开挖水流河道的工作，并专门聘请郭守敬承担工程的规划设计。郭守敬依仗家传绝学，再加上认真的调查勘测，很快就弄清了因战乱而破坏了的河道系统。随后的疏浚整治工程，使 漫的水泽各归故道，并且在郭守敬的指点之下一举挖出已被埋没了近三十年的石桥遗物。这项工程受到了时人的传颂。著名文学家元好问曾专门为此写了一篇《邢州新石桥记》①，文中的郭生指的就是年轻的郭守敬。

　　1260 年，忽必烈登上了皇位。他任命刘秉忠的同学张文谦到大名路（今河北省大名县一带）等地任宣抚使。张文谦把郭守敬带在身边协助他办事。郭守敬所到之处，做了许多河道水利的调查勘测工作。他还在大名召集匠人，鼓铸了一套他少年时所探究的莲花漏，不过，大概他把作为装饰性的莲花作了改动，因此改称为宝山漏。

　　中统三年（1262）春，张文谦向忽必烈推荐了郭守敬。忽必烈即在开平府（后称上都）召见了他。召见时，郭守敬向忽必烈提出了六项水利工程计划。由于他掌握了丰富的实际资料，因而所提计划都很具体而有明显的说服力。忽必烈对他大加赞赏，当即任命他为提举诸路河渠，掌管各地河渠的整修和管理工作。次年，他又升任银符副河渠使。

　　至元元年（1264）初夏，忽必烈派唆脱颜与郭守敬二人去西夏一带视察河渠水道。几个月后又派张文谦作为朝廷的代表治理西夏（相当于今甘肃东部、宁夏、内蒙西部一带）。郭守敬在张文谦的领导和支持下，修复了黄河中、上游许多被破坏了的渠道，受到西夏人民的爱戴。当地人民曾在渠头上为他建立生祠。

　　① 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元文类》卷五○。

　　① 元好问：《遗山集》卷三三。

　　至元二年，郭守敬升任都水少监。至元八年（1271）升任都水监。至元十三年，都水监并入工部，他被任为工部郎中。

　　这一年，元兵攻克南宋首都临安，全国统一在望。忽必烈想起了已于两年前去世的刘秉忠曾在生前提出过的建议：改革历法，编修新皇朝自己的历法。为此，他下令设立太史局（后改称太史院），任命张文谦和另一位大臣张易主持；任命当时任太子赞善的王恂负责具体组织工作，后正式任他为太史令。王恂除了调集大都、临安等地的天文官外，还聘请了其他一些专家，包括当时的理学家许衡和杨恭懿等。其中王恂的老同学工部郎中郭守敬则是最重要的一个，他后来被任命为同知太史院事。据当时人记载，参加修历的主要人员有明确的专业分工①。其中王恂负责历法的推算，而郭守敬则负责仪器和观测。郭守敬在这项工作中发挥了惊人的创造力，发明了十多件天文仪器，把我国光辉的天文仪器制造传统推向了新的高峰。郭守敬还组织并亲自进行了大量的天文观测，为新历提供了坚实的观测基础。

　　新历于至元十七年（1280）冬，初步告成，被定名为《授时历》，并颁发了次年的历书。但从至元十八年起，几个主要的修历人员都先后去世或退休，于是，只好由郭守敬担负起了整理和总结新历资料的浩大工程。经过几年的时间，他整理成《推步》（历法计算的步骤与方法）七卷、《立成》（各种天文计算表）二卷、《历议》（评议历代历法的各种得失及新历的优点所在）三卷等书，从而使《授时历》得以流传后世。至元二十三年（1286），郭守敬被任命为元皇朝的第二任太史令。于是，他把上述几种书，以及《转神选择》二卷、《上中下三历注式》十二卷等书一并进呈朝廷。其后，他还著有《时候笺注》（研究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物候现象和人们届时应从事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二卷、《〈授时历）修改源流》一卷、《仪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研究历代用圭表测影定冬、夏至时刻的问题）二十卷、《五星细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测二十八宿杂坐诸星入宿去极》一卷、《新测无名诸星》一卷、《月离考》一卷等重要著作，也都藏于官府。但这些书现都已失传，令人十分痛惜。

　　至元二十八年（1291），有人提出利用滦河水道，向上拉纤可到上都；又有人提出，从麻峪经泸沟（即今永定河）往上可到上都附近的荨麻林（今河北省万全县西北）。忽必烈派郭守敬去调查。郭守敬调查表明，这两种方案都是不可行的。在向忽必烈汇报时，郭守敬提出了自己的十一项水利计划。其中第一项是提出修一条从大都到通州（今北京市通县）的运河，以解决向大都运粮的问题。忽必烈对此极为重视，并决定重新设立都水监，由郭守敬领导，把开凿运河作为首要任务进行安排。至元三十年秋天，这条全长一百六十多华里的通惠河工程全部完成。从此，南来的船舶经大运河可以一直驶进大都城中。

　　此后，郭守敬身兼天文和水利两方面的领导工作。至元三十一年，他升任昭文馆大学士、知太史院事，但仍然要他过问水利方面的工作。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有人提议在上都西北的铁幡竿岭下，开出一条宣泄山洪的渠道，向南通往滦河。成宗把郭守敬召到上都商议。郭守敬根据地势和历年山洪资料，指出这条宣泄山洪的渠道要宽到五十步至七十步（约80—115米）。但经办此事的人认为郭守敬太夸大了，就把他定的宽度缩减了三分之① 杨桓：《太史院铭》，《元文类》卷十七。

　　一。谁知次年山洪暴发时，果然因渠道太窄，泛滥成灾，还险些冲了元成宗的行帐。元成宗在避水时叹道：“郭太史真是神人呐，可惜没有听他的话！”此后，郭守敬的声望更高了。大德七年（1303），元成宗诏令，年满七十岁的官员都可以退休，独对郭守敬，因为许多工作都要依靠他，故破例不准他退休。由此形成了一个新例：太史院的天文官都不退休。这样，郭守敬就一直工作到去世。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郭守敬去世，享年八十六岁。天文工作上的贡献郭守敬在天文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有：制造仪器、从事天文观测和为《授时历》作整理定稿工作。

　　一、天文仪器的制造郭守敬为完成《授时历》工作创制了十二件天文台上用的仪器，四件可携至野外观测用的仪器。这十二件天文台上用的仪器，在郭守敬的门人齐履谦为他写的传记中全有记载，每件还附有极简洁的一二句赞语①。但不知什么原因，这篇传记中合计仪器总数为十三件。由此后世研究家颇为迷惑。但细检齐履谦所记叙及其他各种史料，实为十二件。至于四件可携式仪器，则在齐履谦也全部罗列。这十六件仪器中，有九件在《元史·天文志》有较详细记载：简仪、候极仪、立运仪、浑象、仰仪、高表、景符、闚几和正方案。其中仅正方案被称为可携式仪器。

　　1.简仪这是郭守敬发明的最重要的天文仪器。它是把中国传统的天文仪器浑仪加以简化、改造而成。浑仪是一种赤道装置。它由七八个同心圆环组成，共分三层。外层古称六合仪，起固定架构作用，也可以测读地平方位角等读数。中层古称三辰仪，包括赤道环、黄道环和白道环，可以读取赤道度数、黄道度数和白道度数。内层是个双层的圆环，古称四游仪。在这双层环中夹有一条两端开口、供瞄准天体用的窥管。四游环可以绕整个仪器的极轴旋转；窥管则可以在夹层中绕整个仪器的中心旋转。这样，就可以把窥管瞄向星空中的任何一点。浑仪是中国古代在天文仪器方面的一大创造，它在世界天文仪器史上也占有突出的地位。只是，由于浑仪窥管外的环圈较多，有相当一部分空间被遮蔽了，使用效率受到一定影响。

　　郭守敬的简化是省去与黄道度数、白道度数有关的圆环。把测读地平方位角的圆环分离出来，形成一架独立的仪器—立运仪。郭守敬的改造则是改造了同心结构，把六合仪和三辰仪中的两个赤道环都移到四游环的南端，用一组云柱架子斜托着它们。四游环转动轴的北端则用另一组云柱结成一个小圆环，让圆环中心套着轴的北端。转动轴安装得和天球周日转动轴（也就是地球自转轴）相平行。这样就形成一种新形式的赤道装置。这种新形式的赤道装置后在现代天文望远镜中得到广泛运用。这是简仪成功的第一个事例。由于撤去了许多圆环，在四游仪的上方一无遮拦，观测范围和效率就有了增加和提高。

　　郭守敬对浑仪中的窥管也作了改革。传统的窥管是个细长的正方立柱管，柱的两端开有圆孔。这种细长的中空的立柱体在加工精度上是比较困难的。郭守敬撤去了柱管的三个面，只剩下一面可贴着四游仪环面转动。这一① 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元文类》卷五○。

　　面就像一根尺子，故改称窥衡。窥管两头开观测孔的小正方板现在是垂直立在那条尺上的，故称为立耳。这样的构造比管子容易加工得多。

　　由于中国古代测量天体的赤道坐标位置时有自己的特点：相当于现代天文学上所谓赤纬的量，中国古代用其余角——去极度来表示；相当于现代天文学上所谓赤经的量，中国古代用入宿度（即待测天体与其前在二十八宿中某宿的距星的赤经差）来表示。前者在简仪中的四游仪上可以直接读出；后者在浑仪的情况下是采取二次观测法，即把窥管先对准某宿距星，从赤道环上读出四游仪所对的读数；然后快速转动四游仪，把窥管对向待测天体，再从赤道环上读出此时四游仪所对的读数。前后两数相减，可得天体的入某宿几度的数值。因为二十八宿的距星各有不同的去极度，与待测天体的去极度一般来说也都不同，因此，即使是一个熟练的观测者，在前后二次观测之间也都必须用相当一段时间。而天球是在不停转动的。这就使前后二次观测所得的差数，并不是这两个天体之间真正的赤经差，而是有一定的误差。针对这个情况，郭守敬又在简仪上增加了二个部件。它们都是一条长尺，称为界衡，贴在简仪南部的二个赤道环上，中心可绕着四游仪转动轴旋转。每根尺子的两端都用细铜线连接起来，细铜线又穿过四游仪的北极轴端。于是，二线一尺形成一个平面。观测时，可以由两个人分别把一根尺的二条线对向距星或待测天体，这样可以同时得到二个读数，其赤经差的误差，较之浑仪观测所得就可降低。就是在一人观测的情况下，因为每次不需要瞄准一个点，而是瞄向这个点所经过的线，因此所需的瞄准时间也就少得多。这样，也就降低了误差。

　　简仪的刻度也比较精细。古代浑仪刻度一般将圆周分成度，或者3651 4100 刻。每度后来又可分成4 等分，每刻则分成6 等分。这样古代浑仪的最小刻度数是度和刻（古时分刻为分， 刻即为分）。而简仪上的刻度，则度分成等分； 刻分成等分，即，最小读数是度或刻，1 41 61 61101361 60 101 10 1 36与古浑仪相比，读数精度大大提高了一步。

　　简仪的二个赤道环是重叠在一起的。一个固定不动，好像浑仪的六合仪中的赤道环，上刻时刻制度。一个可以转动，好象浑仪三辰仪中的赤道环，上刻周天度数。为了增加可转环的灵活性，郭守敬在二环中间装了四个滚柱，这种机械装置可说是近代滚柱轴承的祖先。西方类似的发明是郭守敬之后两个世纪的意大利大科学家达·芬奇所作出的。

　　2.候极仪古人早就知道，北极星不在正北极点上，在周日运动中北极星绕不动的北极画出一个圆。在安装浑仪时应把浑仪的转动极轴对准这个北极星轨迹的圆心。郭守敬发明了候极仪，专门用来作这件事。这件仪器的主要功用是校正仪器极轴的安装位置。故在简仪中就包容了它。在简仪南北极轴的大小两圆环中都有斜置的正交十字铜条，十字中心就是极轴中心。北极一端的十字上叉处又置一小圆环，圆环中有正置的正十字铜条。十字中心离北极轴中心有个固定的距离甲。简仪南极轴处也有一组斜置的正交十字铜条。其上叉处置一方铜板，板中心开一小圆孔。圆孔中心和南极轴中心的距离也正是甲。因此，从南端的方铜板小孔中心到北端小十字中心的连线正与四游仪的转动轴中心线平行。通过南端小方铜板的中心向北观测，应看到北极星在北端的小圆环内。当北极星的轨迹所画出的圆，其圆心正好和小十字中心重合时，简仪的极轴就被安装正确了。否则，就应加以调整。

　　3.立运仪这是把浑仪中的地平环分离出来而构成的一个独立装置。一个地平环水平地卧在地上（仪器底座上），另一个可转动的环立在地平环的中心，名为立运环。立运环的转动轴就是从天顶到地平环中心的铅垂线。立运环上也附有一条窥衡，可以用它来观测天体的地平高度（或天顶距，它与地平高度互为余角）。至于地平方位角的测定问题，则因没有史料留存，故只能推测：或许它是和简仪相仿，有一条界衡，它的两端用细线和立运环转动轴的上端相连。转动界衡，让二线与所测天体重合，就可从界衡所在读得天体的地平方位角。也可能不用界衡，而是从立运环的所在估读出天体的地平方位角。一般而言，古代对于地平方位角和地平高度这样的量的测量精度要求不高，因此，从立运环所在进行估读也不是件不可以的事。现今史料所传这件立运仪是安装在简仪北部的云柱架下的。实际上它是一件简仪的附属装置。虽然如此，这件能同时读出地平高度和方位角的仪器，在古代世界还是很有意思的。直到清初，西方传教士南怀仁在北京制造的6 件仪器中，有2 件是分别测读地平方位角的地平经仪和测读地平高度的地平纬仪。在中国，把二者功能合在一起的地平经纬仪则是法国传教士纪里安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所制造的。

　　4.仰仪这是一台铜制的、中空的半球面形仪器，形状像口仰天放着的锅。半球的口上刻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半球内面刻着与观测地纬度相应的赤道座标网。半球口上还用一横一竖两根十字交叉的竿子架着一块小板，板心开一小孔，孔的位置正在半球面的球心上。太阳光通过小孔，在球面上投下一个圆形的像，坐标网上立即可以读出太阳此时在天球上的位置。更妙的是，当发生日、月食时，仰球上的日像或月像也相应地发生亏缺现象。这时，从仰仪上可以观测出日、月食发生的方位，亏缺部分（称为食分）的多少，以及各种食相发生的时刻等等。这件仪器后来传入了朝鲜，朝鲜人民把带小板的十字竿改成一根尖顶的竿，尖顶位置则正在半球面的中心。这件改造了的仰仪能更精确地测读地方真太阳时，因而改名仰釜日晷。现今在汉城就还有这样的实物遗存。

　　5.浑象这是一台天球仪，与现代常见的天球仪本质一致，只是安放在一只方柜子中。方柜的面相当于地平面，半个天球露在方柜之上。柜内有机轮系统，可以用漏壶流水来推带，使之与实际的天球作同步运转。这是对张衡所创的水运浑象传统的继承。

　　6.高表古代有一种测量二十四节气时刻的仪器，叫做圭表。表是根垂直立在地上高八尺的竿子或铜柱。圭是从表足下往北延伸的一根平放的尺子，大多为石刻。每天正午，太阳投射出表影落在圭面上，测量影子的长度，可以推算出冬至和夏至的时刻，等等。圭表是件简单而实用的仪器、但有个缺点，主要由于空气中微粒尘埃的漫射，使表影的顶端界线模糊不清，这就影响了观测精度。

　　郭守敬将圭表加以改造，使之成为原来表高的五倍，故称高表。绝对数据增长到五倍，同样的测量误差，其影响就缩小了五分之四。关于这一点，后世的天文学家也都认识到，所以，从阿拉伯世界到印度，天文仪器巨型化的趋势是很明显的。这方面，郭守敬是先行者。

　　郭守敬的高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表顶不是完全的实体，实体只有三十六尺。在其顶上升起二条龙，抬着一根水平的、直径三寸的横梁。梁心到表顶为四尺，梁心到圭面为四十尺。郭守敬这样设计的缘故，下文自明。

　　7.景符这是一件与高表相配合使用的仪器。一个座架，斜撑一块宽二寸、长四寸的小铜板。铜板中心开一小孔。利用针孔成像原理，使太阳光在小铜板背后成一光亮的像。把景符放在圭面上合适的地位，当太阳过子午线时太阳和表梁在圭面上投出清晰的影子：一个个米粒大小的光点，中间有一条纤细的黑线。测量从表足到那根黑线的距离，这就是高表的影长。由于使用了针孔成像原理，景符到圭面的距离很短，这样，阳光漫射使表影模糊的问题就解决了。

　　古代测量影长的读数精度只能到寸以下的分。再往下，因为影端模糊的问题就不再有意义，而且在刻度上求分以下的单位也很困难。郭守敬由于使用了景符，测量的读数精度就可以到分以下的厘；厘以下还可估计到五毫。至于他在量度实践中使用的是什么方法可达到厘和估到五毫的精度，则史无明文，无可猜测。

　　8.闚几这件仪器也是配合高表使用的。古代圭表技术只能用于测量太阳影长，月亮和星星的光太暗弱，没有人想过用圭表来对它们进行测量。于是，郭守敬发明了闚几来从事这件古人所没有想到的事。

　　闚几是一张长六尺、宽二尺、高四尺的桌子。桌面上开一道长四尺、宽二寸的缝。缝两旁刻上尺、寸、分的刻度。把闚几放在圭面上，人蹲在几下进行观测。几面上横放着二根长二尺四寸、宽二寸、厚五分的木条，称为闚限。它们的两头各比闚几长出的二寸处，又各往下增厚二寸。这样它们就可卡紧在闚几边上。观测时，用于挪动南闚限，使其北边沿和高表横梁的下边沿及待测天体的下边相重，然后再挪动北闚限，使其南边沿和横梁上边沿及天体的上边重合。折取二闚限位置的中线所在就可得到天体的表影数。不过要注意，这里的表高就只有三十六尺。如果要求四十尺表的“影长”，当然还要经过一定的折算。

　　重要的是，据《元史·天文志》记载表明，当时曾提到过，用远隔两地的高表、闚几，同日观测，由此可以推算星、月离地面的距离。这样的测定，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只可惜当时的推算方法和实测事例都没有留传下来，否则，将为中国天文学发展史提供许多重要的信息。

　　9.正方案这是一件所谓供行测，即可以携带到野外用的仪器。是一块四尺见方，厚达一寸的板。板四周开水沟，放水，可以调整仪器的水平位置。从板中心画一个十字直达边缘。以十字中心为心，作十九个同心圆，圆的半径从一寸起，一寸一寸增加。最外第十九个圆则画成双重的，以便中间画上刻度线。最内层的半径一寸的圆上做成一个高二寸的圆台。中心打洞，洞内立表。表高一尺五寸，冬至时则改为一尺高表；夏至时则改成三尺。改变表高的目的是使一年四季里中午表影一定会落在最内圆之外、最外圆之内。每天从日出开始，监视正方案上表影的移动情况。每当表影正落到一个圆上时，就记下记号。表影从西方进来，到中午时影最短，下午则影从东方出去。一般来说，在一个圆上有二个记号。将这二个记号折取其中，中点和圆心相连就得南北线。如果每个圆上都得到相同的南北线，则这条线就是正确的南北线。当然，做这种观测，应当在太阳赤纬变化很小时效果较好。这主要是在夏至或冬至前后的若干天内，若在春分或秋分日附近，则太阳赤纬的变化较大，此时只能使用正午前后少数几个圆上的观测结果。

　　有意思的是，正方案也可以用来测定北极方向。把正方案侧立在已确定了的正南北线上。用某种方法测定当地的北极出地高度（也即地理纬度）。然后从十字中心斜引一线，与水平横线所成角度和地理纬度相等，则斜线所指即为北极。以后在安装其他仪器时，极轴所指即以此正方案上的斜线所指为准。

　　以上九件在《元史·天文志》中有介绍的仪器，研究的人较多，大体对其结构、功能和使用方法都已有比较清楚的了解①。其他七件中有二件可从朝鲜《李朝实录》中找到一些史料。这二件中的一件是固定安装在天文台上用的，叫星晷定时仪；另一件是所谓可携式的“行测之器”，叫悬正仪。

　　10.星晷定时仪根据齐履谦记述和赞语，有人判断所描述的是具赤道式日晷。故提出星晷和定时仪是两件仪器①；其实齐履谦的记述有脱文，失落了赤道式日晷的名称和星晷定时仪的赞语②。但从《李朝实录》卷七十七《世宗实录》十九年丁巳四月甲戌日条记载，这些猜测都错了。星晷定时仪应是一件仪器，《李朝实录》称之为日星定时仪。星晷定时仪中的“星晷”二字应理解作星和晷，这个晷字作日影解，而不作测日影定时刻的仪器器物解，否则将和定时仪中的仪字意义重复。但星晷二字合在一起，确实有这么一种器物。例如，《明史·天文志一》中就几次提到星晷这种仪器。所以，星晷定时仪一词确实容易引起误会。朝鲜学者改称为日星定时仪，是很合理的。关于这件仪器的具体情况，齐履谦留下的四句赞语：天有赤道，轮以当之；两极低昂，标以指之。

　　此外则无考。但在《李朝实录》中却有对日星定时仪结构的详细介绍，此段文字转录于下：（日星定时仪）其制用铜为之。先作轮，势准赤道，有柄。轮经（径）③二尺，厚四分，广三寸。中有十字距，广一寸五分，厚如轮。十字之中有轴，长五分半，经二寸。北面剡掘，中心存一厘以为厚，中为圜穴如芥。轴以贯界衡，穴以候星也。下有蟠龙，含轮柄。柄厚一寸八分，入龙口一尺一寸，出外三寸六分。龙下有台，广二尺，长三尺二寸，有渠有池，所以取平也。轮之上面，置三环。曰周天度分环，曰日晷百刻环，曰星晷百刻环。其周天度分环居外运转，外有两耳，经二尺，厚三分，广八分。日晷百刻环居中不转，经一尺八寸四分，广、厚与外环同。星晷百刻环居内运转，内有两耳，经一尺六寸八分，广、厚与中、外环同。有耳，所以运也。

　　三环之上，有界衡，长二尺一寸，广三寸，厚五分。两头中虚，长二寸二分，广一寸八分，所以不蔽三环之画也。

　　腰中左右，各有一龙，长一尺，共捧定极环。环有二。外环、内环之间，勾陈大星见；内环之内，天枢星见。所以正南北赤道也。外环经二寸三分，广三分。内环经一寸四分半，广四厘。厚皆二分。些少相接如十字。界衡两端虚处，内外各有小穴。定极外环两边，亦有小穴。以细绳通贯六穴，而结于界衡之两端，所以上候日星，而下考时刻者也。

　　周天环刻周天度，每度作四分。日晷环刻百刻，每刻作六分。星晷环亦刻如日晷。但子正过晨前子正，如周天过一度为异耳。

　　① 参见潘鼐、向英著《郭守敬》第二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① 陈遵妫：《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 年版。

　　② 薄树人：《试探有关郭守敬仪器的几个悬案》，《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 年第4 期。③ 原文以“经”字代“径”字。下同。

　　上述文中把日星定时仪的大小、结构乃至一些细部都已说得很清楚，可不必再作解释。唯一不太清楚的是，捧定极环的二条升龙立在什么地方？所谓“腰中左右”究竟是什么涵义？此事幸得上引《李朝实录》原文之后还有一段铭文：“双龙挟轴，擎定极环”。可见，这：“腰中”就是“贯界衡”的轴。这两条龙当然不会站在界衡之上，因为这样将要妨碍观测。应当是站在赤道轮中的十字距上的，而且从器物本身平衡的考虑，可以推知当是在子午向的那条铜距上的。

　　仔细推敲这段文字，可以发现日星定时仪与郭守敬的星晷定时仪可能有细节上的差别。这主要是指郭守敬的星晷定时仪中是“两极低昂，标以指之”，也就是说，星晷定时仪中未必有一套定极环等等的结构，而是用某种方法测定了北极方向之后，用一根指标竿固定地对向它就行了。这样做当然不如有定极环可以随时观测校正仪器的极轴方向；反之，它因为没有二条立龙，故此仪器的使用范围要比日星定时仪来得宽广些。两者各有利弊。

　　11.悬正仪这件可携式仪器过去被推测为是一种校正仪器垂直方向的辅助仪器。①究竟具体结构是什么？中国文献中未查到资料。查《李朝实录》，在卷七十七“十九年丁巳四月甲戌”条下记有戊午年春承旨金墩所作的一篇记。记中描述了世宗十四年壬子秋七月起，世宗命大提学郑招、艺文馆提学郑麟趾、中枢院使李藏及户曹判书安纯等制造天文仪器，修筑简仪台、报漏阁、钦敬阁等工程情况。还提到了当时所造的多种日晷。其中有一种称为悬珠日晷，结构如下：方趺，长六寸三分。竖柱趺北，凿池趺南。画十字于趺北。悬锤于柱头，与十字相当，则不必水准，自然平整。画百刻于小轮。轮经三寸二分。有柄斜贯于柱。轮心有窍，贯一细线，上系柱端，下系趺南。线影所在，便知时刻。

　　这是一台赤道式日晷，只是用北高南低的一根线来代替通常的晷针罢了。令人感兴趣的是悬锤校正的设备和方法。在趺北画一个十字，从柱头悬一个小重锤下来，当它与十字中心相当，就使仪器自然得以平整。这种装备和校正方法，在天平日晷、定南日晷等仪器中曾多次使用。这应是郭守敬所发明的悬正仪。正象郭守敬的候极仪成为简仪中的一个装置一样，悬正仪也可以不是一件独立的仪器，而是一件辅助装置。

　　此外，还有玲珑仪、证理仪和日月食仪三种固定式仪器，丸表、座正仪二种可携式仪器尚未有可考的资料以使研究者们得到肯定一致的结论。

　　12.玲珑仪关于此仪，郭守敬当年的下属太史院校书郎杨桓写过一篇铭文①；明代叶子奇的《草木子》中也有一段关于玲珑仪的记载。根据这些记载，有人判断玲珑仪是一种演示性的假天仪②。人进入仪器腹中去，仪器本身是个中空的大圆球，球面上凿着与恒星位置相应的孔。人在里面可以看到星星的东升西落。也有人认为这是件假天仪式的浑象，天球的制作材料是与玉相类似的半透明的玻璃③。

　　有人根据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札记，认为这是一件精巧的浑仪④。更有① 薄树人：《试探有关郭守敬仪器的几个悬案》，《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 年第4 期。① 杨桓：《玲珑仪铭》，《元文类》卷十七。

　　② 李迪：《对郭守敬玲珑仪的初步探讨》，《北京天文台台刊》第11 期，1977 年7 月。③ 山田庆儿：《授时历の道》，みすず书房1980 年版，第207—209 页。④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科学出版社1975 年版，第4 卷，第459—464 页。人指出这件浑仪是明代仿制浑仪的母体⑤。据说晚清时来华的伟烈亚力（Alexanderwylie，1815—1887）就认为利玛窦在札记中所描述的浑仪是玲珑仪⑥。后来德礼贤（DasqualeM.d'Elia）在编辑《利玛窦全集》及研究利玛窦札记中所述在南京所见天文仪器那一大段文字时，也将利玛窦所见到的浑仪释为玲珑仪①。但事实上这都是误解。利玛窦本人并未说过自己在南京所看到的那架精美巧妙的浑仪有个玲珑仪的名字。

　　有人详细分析了杨桓《玲珑仪铭》等较可靠的资料后认为，只有解释作假天仪式的浑象才比较合理②。其中最主要的是对铭文中“十万余目，经纬均布”，“遍体虚明，中外宣露”，“人由中窥，目即而喻”等句的理解，就观测用的浑仪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13.证理仪齐履谦赞语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公则一之，作证理仪。”所谓“证理”是指证明古人称月行九道，实即一道的道理。至于如何用仪器来证明法，因无线索，无可推测。

　　14.日月食仪齐履谦赞曰：“历法之验，在于交会，作日月食仪。”这件仪器是用来验证历法的，所以可能是一件具有实测性能的仪器。究竟如何，尚待研究。

　　15.丸表据推测可能是一具新型的天球仪式日晷。在一个可携式天球上刻着时角一赤纬坐标网。天球赤道上安设一条赤道环。赤道环上装一根可沿环移动的、垂直天球面的晷针。当把这样的丸（天球）表（晷针）携到一个新的地点后，先把丸表的极轴校正得与天的极轴相平行。丸表上的赤道环与天赤道平行。这时移动晷针，当它的日影最短时，从晷针所在的时角线即可得知地方真太阳时。

　　16.座正仪这当是一种校验大型仪器底座的水平位置是否正确的仪器。可能是从中国传统的水平仪发展而来的。

　　以上十六件仪器都是郭守敬在为创编《授时历》的工作期间所发明制造的。而在创编《授时历》工作前后，他还制造并创作了一些天文仪器，其中多数是计时器或与计时器有关的仪器。工作之前制作的仪器有：17.宝山漏这是根据燕肃莲花漏的原理建造的。

　　工作之后所制作的仪器有：18.大明殿灯漏又称七宝灯漏。作于元世祖晚年。此仪器《元史·天文志》有关于外形方面的记载。这是一架高一丈七尺的大型仪器，有四层。顶层是代表日、月、参星、心星的四个神，每天左旋一周。次层有龙、虎、鸟、龟四种动物像，分布在东、西、南、北四方，每到一刻就跳跃鸣叫。再次层有十二神分执时辰牌。到某个时辰，该神就在四门通报。另外有一个人，常以手指时刻牌上的刻数。最末层在四角上各设钟、鼓、钲、铙，各有一人，一刻鸣钟，二刻打鼓，三钲，四铙。所有动力机构和主要传动机构都藏在一个柜子里，用水来推动。

　　此器因较复杂，也没有关于机械部分的任何说明流传下来，故迄今尚未⑤ 潘鼐：《现存明复制浑仪源流考》⑥ 潘鼐：《现存明复制浑仪源流考》。

　　① 何高济译，《利玛窦中国札记》，第4 卷第5 章，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353 页，中译者注②。② 薄树人：《试探有关郭守敬仪器的几个悬案》，第2 节“关于玲珑仪”《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 年第4期。

　　有人作过研究。

　　19.灵台水运浑天漏① 制于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这又回到古代的水运浑象传统，既有报时刻的部分，又有演示天球周日转动的部分。这项仪器的复杂程度远较原来的要高。其中主要是有日月二环，在随天球作周日转动的同时，又要表演其在星空间的周期运动。因为日、月的运转速度不同，且日的视运行轨道——黄道，与天球转动的赤道不在同一平面上，这种机械结构就比黄赤道在同一平面时的结构要复杂得多。据有关史料记载，这台仪器的机轮共有25 个，那的确比宋代苏颂《新仪象法要》所记的机轮要多。20.柜香漏中国古代有焚香的习惯，或为敬神礼佛，或为去秽除臭。如果香制得均匀，燃烧时空气相对稳定，那么焚香可以作为计量时间的一种方法。南宋王应麟《小学绀珠》卷一“晷漏四法”条记道：“铜壶、香篆、圭表、辊弹。”这香篆就是香漏。因为把香制成曲折盘蛇形（以减少占地面积而又能燃多时间），有如篆字，故称香篆。郭守敬把香放入柜中，大抵是为了保持燃烧时空气流的稳定。至于其具体结构，则无资料可考。

　　21.屏风香漏这当是把香篆放在屏风上的了。齐履谦说“以备郊庙”①，大概这件屏风是在皇帝祭神、祀祖时，放在神庙里的。郊祀庙祭时有一套复杂的礼仪，其中多有时刻规定，因此，计时仪器是少不了的。使用屏风香漏则兼有计时和敬神的作用。

　　22.行漏这是供皇帝出行时随行用的。《宋史·舆服志一》记有一种行漏舆，要用六十人来抬着走的。舆中的漏是一种很大的秤漏。郭守敬的行漏是个什么结构，也因缺乏史料已无考。

　　综观郭守敬一生制造的天文仪器，大多具有设计科学、结构巧妙、制造精密、使用方便的特点，而且绝大多数都注意到仪器安装的校正装置。他的创作博得同时代和后世的高度赞扬。王恂是很高傲的人，每见到郭守敬的新创作，皆为之心服。三百年后，利玛窦在南京看到几件明初从北京运到南京的郭守敬天文仪器，赞叹说：“其规模和设计的精美远远超过曾在欧洲所曾看到和知道的任何这类东西。这些仪器虽经受了二百五十年的雨、雪和天气变化的考验，却丝毫无损于它原有的光荣”①。这几件仪器，后又于清初运回北京。后来在十八世纪康熙、乾隆年间的几次工程中，把郭守敬的作品都当作铜材熔化掉了。这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损失。

　　二、天文观测郭守敬运用他改进、创造的天文仪器，进行了许多精密的天文观测，从而使《授时历》的编制有了可靠的观测基础。他所从事和领导的观测项目甚多。仅举几例来说明。

　　1.冬至时刻的测定冬至时刻是中国古代编算一年历日的起始时刻，是极重要的基本数据。

　　郭守敬在大都运用4 丈高的木表，每天中午太阳到正南方时观测影长。然后运用数学方法，推算出从至元十三年冬至到十六年冬至的时刻及这期间的三个夏至的时刻。这中间共利用了九十八组观测数据，反复核较，处理是很谨① 此器在《四库全书》本的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中称为“灵台水浑莲浑天漏”。显然有误。① 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元文类》卷五○。

　　① 何高济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 年版。

　　慎的②。

　　他还从八百多年前的祖冲之所做的冬至时刻观测开始，选取历史上比较可靠的六次冬至时刻的测定，由此定出了一个回归年数值为365.2425 日。此数值与南宋杨忠辅的《统天历》（制成于1199 年）中的数值相同，是祖冲之以来最精密的数值。郭守敬还进一步证实了回归年长度逐渐缩小的规律，定为每百年往后减少万分之一日。此数虽较现代天文学测定的数值要大（约为后者的16.3 倍），但却优于其前辈杨忠辅（杨忠辅的数值约为现代值的34.5倍）。

　　2.二十八宿距度和星表测定中国古代为了确定日、月、五星的位置和运动，就在天空黄道、赤道带附近选取了二十八组恒星，作为量度日、月、五星位置的相对标志。这二十八组星称为二十八宿。每组星中又选取一颗星作为标志星，称为距星。这一宿的距星到下一宿距星之间的赤道度数（即这二颗星之间的赤经差），称为这一宿的距度。二十八宿的距度是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基本数据之一。从西汉太初改历时的唐都起，到郭守敬为止，中国历史上共进行了六次测定。以郭守敬的测定精确度为最高，其误差的绝对值平均为0°.075 或4＇.5。

　　郭守敬还做过全天星表的测定工作。所谓星表通常是指具有坐标位置的恒星目录。中国最早的星表是分载于唐《开元占经》中的《石氏星表》。此表约共121 颗星（今本《开元占经》佚失6 星），坐标位置取中国式的赤道坐标系一入宿度和去极度。据研究，此表测定于西汉中期约公元前78 年①。其后唐、宋两代也都有过全天性的星表测定。其中以宋仁宗皇祐年间（1051—1053）所测星数为最大，在中国古代283 星官（星组）1464 星范围内大约测定了将近360 颗星②。郭守敬的工作应当汇集在他的《新测二十八舍杂坐诸星入宿去极》一卷及《新测无名诸星》一卷两书中。遗憾的是这两书都已不存。从这留下的二个书名可以推想，前一部书是当时有关中国传统的全部1464 颗星的星表，后一部则是超出了中国传统星官范围的其他恒星。令人感兴趣的是，郭守敬是选取的哪些无名星？根据什么原则选的？怎么称呼它们？这些星的选取和阿拉伯的星表是否会有某种关系？诸如此类的重大问题，由于此书一佚，均无法解答。

　　前一部书虽已佚，但最近在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明代抄本《天文汇钞》，收了一篇题为《三垣列舍入宿去极集》的文献。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以图的形式绘出传统星官中的267 官1374 星（其余16 官89 星当是某种遗漏），且在741 颗星的边上注出了该星的赤道坐标位置。另有633 星未注数据。对这份特殊形式的星表，潘鼐认为是元代郭守敬所测无疑①。其理由：（1）其中列有二十八宿距度数值和黄道十二次宿度数值，均与《元史·历志》所载《授时历经》中的数据相同②。（2）各种度值数据均采用百分制，即1 度分为100分。这与郭守敬的方法也相同。

　　对此，有人提出过不同意见，认为所载的不是郭守敬的数据，而是其后② 关于具体计算方法，参阅潘鼐、向英著《郭守敬》第三章（一），第67—72 页。① 孙小淳：《汉代石氏星官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3 卷2 期，1994 年。② 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第3 章第3 节，学林出版社1989 年版。

　　① 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第七章第一节，学林出版社1989 年版。

　　② 潘鼐：《中国恒星观测史》第七章第一节，学林出版社1989 年版。

　　一百年左右的明初人所为。其结论主要来自对741 颗星的座标数据所作的数理分析；同时指出所绘的冬至、夏至点和春分、秋分点的位置，也是明初的数值③。虽然他和潘鼐的结论不同，但他也承认该书曾受到郭守敬的深刻影响。

　　3.四海测验中国古代历法都是以首都作为计算基点。许多天文现象，如日，月交食的时刻、食分，当地的昼、夜时间长度等等，却是因地而异。在唐代，僧一行在改历时就提出应派观测队到全国十三个地点进行天文观测，以便使新历能适应全国的要求。元朝比唐朝疆域辽阔，因而郭守敬奏请元世祖批准派出十四个观测队，到全国二十七处地点观测。这次史称“四海测验”的部分结果在《元史·天文志一》有记载。有南海、衡岳、岳台、和林、铁勒、北海和大都七处，各测出当地的北极出地高度（地理纬度）、夏至日中时八尺高表的影子长度（大都为四十尺高表的影长），以及这一天的昼、夜漏刻数（昼夜时间长度）。其余二十一处地点则只留下一项北极出地高度的数据。据对现今可考的二十处观测地点所测北极出地高度计算，平均误差为0°.35。关于检验夏至日正午表影的数据，以大都、和林、岳台三处可考的地点来说只误差几分（现代单位，1 度＝60 分），最大也仅13 分。其精确度是比较高的①。

　　4.黄赤交角测定地球的赤道面延伸出去，在天球上的投影也称为赤道，或称天赤道。地球绕日公转的轨道面延伸出去，在天球上的投影称为黄道。黄道和赤道之间有个交角，称为黄赤交角。这是天文学上的基本数据。许多历法计算上的问题都要用到这个数据。郭守敬通过观测太阳一年中去极度的数据，得到冬至去极一百一十五度二十一分七十三秒，夏至去极六十七度四十一分一十三秒。这两个数据相减，差数除以2，即得黄赤交角为二十三度九十分三十秒。化成现代使用的单位，则为23°33＇33″.9。运用现代历书天文学公式可推知，当时的黄赤交角值应为23°31＇58″.0②。郭守敬的误差为1＇35″.9。古代的黄赤交角测定值中虽然有比郭守敬更精密的。例如，北宋史序等人编撰的《仪天历》，其误差只23″.9。金代赵知微的《重修大明历》，误差也仅39″.0。他们都比郭守敬要精密。但郭守敬的观测在当时世界上已是非常先进的了。欧洲要直到三个多世纪以后才有可与郭守敬相比的观测出现。

　　5.一些历元时刻的测定在现代天文学上，各种天文周期都有自己的起算点。这种起算点称之为有关的历元。当然，在推定、编排一部天文年历或民用历书时，都只能用一种历元为主，而把其他历元都归算到这个指定的历元时间系统中去。在中国古代，这些归算的目标和方法都比较特殊。实际上是推算出一个理想的历元，这个历元是各种天文周期的共同起点。因此，这个理想的历元一定离开现实生活的时代十分遥远。古人称之为上元。随着天文观测的进步，各种天文周期的数值测定得越来越精确，这个上元离开现实③ 孙小淳《〈三垣列舍入宿去极集〉提要》，《中国科技典籍通汇·天文学卷》，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 年版。

　　① 潘鼐、向英：《郭守敬》，第三章第（三）节，第79—86 页。

　　② 现代历书天文学关于黄赤交角ε值的计算公式是由美国天文学家纽康（SimonNewcomb）于1901 年提出的，公式为：ε＝23°27＇08″.26—46″.845T－0″.00591T2＋0″.00181T3 式中T 是从1900 年起算的儒略世纪数（1 儒略世纪＝36525 日），往过去为负。

　　也越来越远。例如，金代赵知微的《重修大明历》中的上元，离他的编历年份竟有8863 万余年。如此巨大的数字要在历法编算中使用，对古人来说是件极其费力的事。因此，到郭守敬时代，王恂等人就决定断然废除上元。他们改用至元十八年（1281）天正冬至（即至元十八年开始之前的那个冬至时刻，实际上在至元十七年内）为其主要起算点。其他各种天文周期的历元，均推算出与该冬至时刻的差距，称为相关的“应”。由此形成一个天文常数系统。在这个天文常数系统中，《授时历》提出了七应。这些应值的确定首先必须依赖有大量的天文观测，有的还须经过复杂的计算，但郭守敬及其观测班子的工作则是个基础。

　　这七应是：（1）气应。这个数据的含义是，从作为历元的那个冬至时刻与其一个甲子日夜半之间的时间距离。郭守敬等人历时三年多的对日影长度的观测，共取得九十八组数据。并进而推算出这三年中的冬至及夏至时刻，最后确定至元十八年的天正冬至为己未日六刻正。用现代通行的单位说，那是在1280 年12 月14.06 日。按照现代理论的推算，郭守敬等人测定的这个冬至时刻十分精确。（2）转应。历元时刻与其前面一次月亮过近地点时刻之间的时间距离。从所留数据得知，郭守敬测定的那次月过近地点时刻在1280年11 月30.87 日。用现代理论检验，其误差为0.15 日。这是历代测定中最佳结果之一。（3）闰应。历元与其前一次平朔之间的时间距离。（4）交应。历元与在其前一次的月亮过黄白道降交点时刻之间的时间距离。（5）周应。历元时刻太阳所在的赤道宿度位置与赤道虚宿六度之间的角度距离。这是7个“应”中唯一不是时间量的“应”。但因郭守敬等人把一个圆分成365.2575度，其数值和太阳（实即地球）的一个恒星年（相对任一颗恒星，太阳在天上绕行一周的时间）长度365.2575 日完全相同。故周应虽然是个角度的量，但却完全可以当作时间量来运算。郭守敬等测定，在历元时刻太阳在赤道箕宿10 度。用现代理论检验，其误差为0.22 度。在古代诸历中准确度是比较高的。（6）合应。历元与其前一次五大行星平合时刻之间的时间距离。因为每颗行星的平合时刻各不相同，所以，合应实际上是5 个数据。（7）历应。历元与其前一次的五星过近日点时刻之间的时间距离。这实际上也是5 个数据。

　　以上十五个数据中，除水星平合时刻和火星过近日点时刻这两个数据的误差较大外，其他都是中国古代历法史上最精确的，或近于最佳的。

　　三、《授时历》在《授时历》创作中，郭守敬虽然有专业分工，他负责制器和测验，但与整个创作中的其他部分以及总体工作，并非全然无关。《授时历》的编制是一件规模较大的集体工作。工作中既有专人分工负责，也有重大问题的集体讨论。《元史》作者除了在王恂、郭守敬的列传中记叙了改历之事外，还在许衡、杨恭懿等人的列传中也作了相当篇幅的叙述。这些叙述中都透露出《授时历》编撰工作的集体性。按照当代科学史家钱宝琮的观点，甚至可认为，早在刘秉忠、张文谦、张易等人同学的时代，他们就对历法问题有过许多探讨①。

　　在估价集体工作的体制下郭守敬的作用时，应注意的是：一方面，郭守① 钱宝琮：《授时历法略论》，初刊于《天文学报》四卷二期， 1956 年12 月。收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的《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1983 年版，第352—376 页。敬所分工负责的任务一定会吸收别人的智慧和劳动。例如，关于全天恒星星表的测定就不是哪一个人所能独力完成的。至于在测定七应的工作中，也离不开历法的推算和对数据的处理。另一方面，则应该肯定在整个历法的创新和改革中，也凝结着郭守敬的贡献和智慧。在新历颁行后不久主要骨干王恂等因先后去世或辞归②，唯剩下郭守敬继续工作，一人整理了《授时历》全部文稿。因此郭守敬功不可没。这也就是后人把《授时历》的成就都归于郭守敬的重要原因。《授时历》除了在天文数据上的进步之外，在计算方法方面也有重大的创造和革新。主要特点有：1.废除上元积年这一点前面已述。

　　2.以万分为日法古代的天文数据都以分数形式来表示。例如，《四分历》的回归年长度为日，朔望月为日。这中的就称为日法。

　　西汉《太初历》或《三统历》取朔望月为日，回归年则为日。

　　3651429499940429438136538515391 4这两历就称81 为日法。后人为区别起见，又称《四分历》的4 为岁日法，而《太初历》的81 则为朔日法。后世各历也都有自己的朔日法或岁日法。唐代李淳风在《麟德历》中曾发明回归年和朔望月统一的日法，但其用分数表示的方式一直未变。但这种分数方式难以立即比较数值的大小，在历法计算中又需作繁杂的通分运算，很不方便，而且随着天文数据测定的进步，古人实际上已逐渐明白，无法用一个分数来完全准确地表达这个数据的值。因此，从唐代开始就有人企图打破分数表达法的老传统。南宫说于唐中宗神龙元年（705）编的《神龙历》即以百进制为天文数据的基础。曹士 于唐德宗建中年间（780—783）编的《符天历》更明确提出以万分为日法。但《神龙历》未获颁行。《符天历》只行于民间，被官方天文学家贬称为小历。到《授时历》中始以宏大的革新精神，断然采用以万分为日法的制度，使天文数据的表达方式走上了简洁合理的道路。

　　3.发明正确的处理三次差内插法方法自隋代刘焯以来，天文学家使用二次差内插法来计算日、月等各种非均速的天体运动。但实际上唐代天文学家已发现，许多运动用二次差来计算是不够精确的，必须用到三次差，但关于三次差内插公式却一直没有找到，只能用一些近似公式来代替。《授时历》发明了称之为招差法的方法，解决了这个三百多年未能解决的难题。而且，招差法从原理上来说，可以推广到任意高次差的内插法，这在数据处理和计算数学上是个很大的进步。

　　4.发明弧矢割圆术天文学上有所谓黄道坐标，赤道坐标、白道坐标等等的球面坐标系统。现代天文学家运用球面三角学可以很容易地将一个坐标系统中的数据换算到另一个系统中去。中国古代没有球面三角学，古人是采用近似的代数计算方法来解决问题的。《授时历》采用的弧矢割圆术，将各种球面上的弧段投射到某个平面上，利用传统的勾股公式，求解这些投影线段之间的关系。再利用宋代沈括发明的会圆术公式，由线段反求出弧段长股关系的方法是完全准确的。它们与现今的球面三角学公式在本质上是一致的② 王恂卒于至元十八年。许衡于至元十七年告病辞归，次年卒。杨恭懿至元十八年辞归后即不再返回朝廷。张文谦于至元十九年拜枢密副使，次年病故。张易于至元十九年受他人案件的株连而被处死，等等。①。

　　以上这些计算方法上的成就，主要应当归功于王恂，但是，其他学者也为此付出了劳动。特别由于郭守敬是《授时历》的最后整理定稿者，使这些突出的天文学、数学成就得彰后世，故其功不可没。

　　水利工程上的成就郭守敬生平的第二项事业是水利。其中最主要的有二项工程：修复西夏水利和开凿通惠河。

　　1.修复西夏水利所谓西夏水利，是指西夏国首都兴庆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一带黄河两岸的水利设施。

　　这一带早在秦汉时起就陆续开凿了许多河渠，引黄河水灌溉，由此构成一张水渠网，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粮仓。但在元朝开国前，历年征战，严重毁坏了原有水利设施，使此地九万多顷良田荒芜，人民常年处于饥饿之中。郭守敬的有关修复水利工作，主要据齐履谦的记述①。

　　郭守敬对原有的十二条正渠，六十八条大小支渠“因旧谋新，更立牐堰。役不逾时，而渠皆通利”。整修原有的渠道，使之焕然一新，原有已损毁的牐堰也修补更新。总之，这项工程大抵是因旧整修，即令有新渠开挖、新牐堰的建立，也不会很多。所以全部工程才能“役不逾时”，干了不到一个季度，“渠皆通利”。当然，这也是因为涉及千百万人的生计大事，上、下均望其速成。投入和工效一定都是极高的。此事的成功对郭守敬来说，在于他有组织大型工程的才能，干的是造福人民的大好事，因而人民才会在渠上给他立生祠。

　　2.通惠河的开挖元世祖把首都定在大都（今北京）。为了供养大都臣民的生活，保证帝王、贵族们的享用，许多物资都要从南方运来，其中粮食每年需要从南方征运数百万斤之巨。在金代，就利用华北平原上的天然水道，与自隋唐以来陆续开挖修建的南方运河相连网，建立了一个水上运输系统，从南方往金朝中都（今北京）运送粮食。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这个系统的终点不是在大都，而是在京东的通州。通州距离金中都和后来的元大都还有好几十里路。这一段路程就只能依靠陆运。而陆路运输的成本很高，并且一到雨季，道路泥泞难行，牲口倒毙，粮车陷在泥中，运输效率极低。因此，自金朝起，人们就力图开凿一条从通州直达京城的运河，以解决运粮问题。

　　通州地势低于大都。开运河，只能从大都引水流往通州，沿途筑一系列牐坝，使南来的船逐级上驶。这样，就必须在大都城周围寻找水源以保证运河的水量。大都城郊有西北方的高粱河，西南方的凉水河，其水量都很小，不敷运河的用水。大都城北几十里处，有清河和沙河，虽有一定水量，却因地形自然流向东南，成为通向通州的温榆河的上游。大都城西几十里的浑河（今称永定河），水量在当时是相当大的。金朝时曾从京西石景山北面的西① 钱宝琮：《授时历法略论》，文中专有一节讨论弧矢割圆法，见《天文学报》四卷二期，1956 年12 月；收入《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1983 年版。

　　① 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元文类》卷五○。

　　麻峪村开了一条运河，经过中都注入通州城东的白河。但因浑河中泥沙极多，运河很快淤积；加之夏、秋洪水季节，浑河水极其汹涌，极易泛滥，对运河两岸造成威胁。所以，开凿了十五年之后又复把运河上游的口子填塞了。这个使命最终落到了郭守敬的身上。而郭守敬也不是一举成功的。

　　由于金朝开挖的运河，正流经大都城墙的南面。以下往东到通州的一段完全可以利用，因此所需解决的只是上游的水源。

　　早在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郭守敬初见忽必烈时所提的六项水利工程计划中，第一项提的就是此事。他计划把清河的上源中，从玉泉山涌出后东流，经瓮山（今万寿山）南面的瓮山泊（今昆明湖的前身）再向东的那一支流改道向南，注入高粱河，再进入运河。这项计划曾经实施。但因只是一泉之水，只能用于增加大都城内湖池宫苑的用水量，对航运则无裨益。

　　三年以后，他从西夏回来，又提出了修运河的第二个方案。这个方案是利用金人所开浑河的口子，只是另在金人运河的上游开一道分水河，引回浑河。当河水暴涨，危及下游时，就开放分水河闸口，解除对大都城的威胁。同时考虑到浑河水携来的泥沙问题，他撤去了运河上的闸坝，以使泥沙自然运走。这种设想固然有其道理，但大都到通州运河段的水位下降梯度，虽比大都以上的运河段梯度较小，却仍然是相当大的，没有闸坝控制，巨大的粮船就无法逆流而上。因此，这个方案在至元十三年（1276）实施完成以后，只对运河两岸的农田灌溉及放送西山砍伐木料的作业有所帮助。

　　此后郭守敬总结了两个方案失败的教训，并在大都周围仔细地勘测水文和地形起伏情况。只是由于他又被调去修历，才把此事搁下了。

　　至元二十八年（1291），有人建议利用滦河和浑河溯流而上，作为向上都运粮的渠道。元世祖不能决断。派太史令郭守敬去实地勘查。郭守敬探测到中途，就已发现这些建议不切实际。他乘着报告调查结果的机会，提出了许多新建议。其中第一个就是他已筹划多年的大都运河新方案。

　　这个方案利用他第一次方案中凿成的把瓮山泊流出的一支清河上源引向南面高粱河的河道。为了进一步扩充水源，又把昌平县神山（今称凤凰山）脚下的白浮泉水引入瓮山泊。此后，河水并不径直南下，而是反向西引到西山脚下，再沿西山往南，沿途拦截所有原来从西山向东流入沙河、清河的泉水，使汇成流量可观的水渠，再经高粱河进入流向通州的运河。因为这些都是清泉水源，泥沙很少，运河下游可以无顾虑地建立船闸，使粮船平稳上驶。元世祖对这一方案极为重视，下令重设都水监，命郭守敬兼管都水监事，并调动几万军民，于至元二十九年春天动工。开工之日忽必烈命丞相以下官员一律到工地劳动，听郭守敬指挥。此举虽然只是个象征，但却反映了元皇朝对这条运河的重视程度和郭守敬在水利方面的权威。整个工程只用了一年半时间，全长一百六十多华里的运河连同全部闸坝工程就完成了。这条运河被命名为通惠河。而自昌平到瓮山泊的一段又特称白浮堰。从此以后，南来的船舶可直驶到大都城中，作为船舶终点码头的积水潭上登时桅樯如林，热闹非凡。通惠河不但解决了运粮问题，而且促进了南货北销，繁荣了大都城的经济。

　　通惠河工程从技术上来说最突出的是白浮堰线路的选择。白浮泉的发源地海拔约六十米，高出大都城地势最高的西北角约十米。但因两者之间隔有沙河和清河两条河谷地带，它们的地势都在五十米以下，甚至还不到四十五米。因此，如从白浮泉直线南下，则泉水势必沿河谷东流而下，进不了运河。如果用架渡槽的办法，则也只能引白浮一泉之水，起不了多大作用，却费工甚巨。而郭守敬所选的线路，虽然迂回，却保持了河道较小的水位落差梯度，且可拦截沿途所经的诸多水源，使流入运河中的水能有较大的水量。因为从神山到大都城的直线距离有六十多华里（三十多公里），在这么长的路程上地形有几米的起伏那是很微小的。从这里可以看出，郭守敬的地形测量技术实在是很高超的。当代许多地理学家考察了白浮堰线路之后，对郭守敬的成就无不交口赞誉。

　　光辉业绩郭守敬的毕生事业和主要成就虽在天文和水利两个方面，但他却是位多才多艺的科学家，在许多领域都有他的创造性的贡献。

　　他曾提出，以海平面作为基准，比较大都和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两地地形高下之差，这是地理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海拔的创始。

　　他在西夏水利工程结束后曾溯黄河之流而上，探寻黄河的发源地。由此他成为以科学考察本身为目的，专程探求黄河河源的先驱者。他的探查结果没有记载流传下来。传世的第一部河源考察成果专著为都实所撰《河源记》，此是至元十七年（1280）都实奉忽必烈之命专程考察河源的纪实。先前郭守敬的考察对都实肯定有相当的影响。

　　他在简仪中使用了滚柱轴承，以使简仪南端的动赤道环可以灵活地在定赤道环之上运转。西方的类似装置是在二百年后才由意大利科学家达·芬奇发明的。

　　他所创作的大明殿灯漏是第一架与天文仪器相分离的独立的计时器，在中国钟表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他在景符、仰仪等仪器中反复运用了针孔成象原理。这在中国光学史上也是比较突出的成就。

　　这样一位有多方面杰出成就的科学家，身后自然会得到后人的赞扬和敬仰。

　　新中国建立后，人们对他更隆重纪念。1959 年开馆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在门厅中陈列了他发明的简仪，元代展品中设立有他的胸像和事迹介绍。八十年代初，在他的家乡建立了郭守敬纪念馆。在北京积水潭上的汇通祠中也陈列有关事迹和开挖通惠河的介绍。1962 年，邮电部就发行绘有郭守敬像和简仪的纪念邮票共二枚①。1970 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以郭守敬的名字命名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其位置为134°W，8°N。1977 年，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把小行星2012 号正式命名为郭守敬星。中国天文学会受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的委托，在八十年代举办过几届有关天文学前沿的世界性讲习班，这些讲习班也是以郭守敬的名字命名的。

　　① 《中国古代科学家》（第二组共8 枚），编号纪92，1962 年12 月1 日发行。郭守敬像为第7 枚，简仪为第8 枚。

　　第十七章王祯黄道婆忽思慧第一节王祯王祯的身世和劝农活动王祯，《元史》中无传，《山东省通志》也未载他的事迹，只知他是山东东平县人。《东平县志》有“王构传”附带一笔提及：“同郡有王祯者，为丰城①县尹，著《农书》行世。”

　　王祯活动的时代，正当元朝初期至中期。1271 年，元世祖忽必烈改建国号为“大元”。他在未登大位前就已采纳耶律楚材等的建议，重视农业生产。登位后，即“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元史·食货志》）。同时，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具体措施，设置农业管理机构和官员。中统元年（1260），命各路宣抚司择通晓农事者，充随处劝农官；中统二年，立劝农司。至元七年（1278），“特设司农司，劝课农桑，兴举水利，凡滋养栽种者皆附而行焉”（《元史·食货志》）。同年，又颁布劝农立社条规十四条。此外，还组织人编写和多次印发《农桑辑要》一书。元皇朝统一江南后，江南经济得以继续发展，东南地区北运大都的粮食逐年增加，最多时达到三百五十多万石。经济作物棉花这时已推广到淮河和长江流域。随着全国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迫切需要一部总结并指导南北方农业生产的农书。而元初编写的《农桑辑要》有很大局限性，所记载总结的农业科技知识主要是北方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的。王祯的《农书》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王祯的家乡东平，位于山东西部，是大运河和黄河交汇之处，元初已文人荟萃。当时名士加王磐、李昶、徐世隆等都先后在东平设帐授徒，培养了一批学有所长的人才，著名的有宋衜、雷膺、魏初、徐琰、胡祗遹、孟祺、李谦等。孟祺于至元七年（1270）任山东西道的劝农副使，也是《农桑辑要》的主要编纂者之一。这些人的思想和言行，对包括王祯在内的东平知识界必然有所影响。王祯自元贞元年（1295）至大德四年（1300）任宣州旌德县（今安徽旌德县）尹。在任期间，他生活俭朴，曾捐出薪俸兴修当地的学校、桥梁、道路，教农民种植树艺，施舍医药给有病的穷苦人。六年后调任信州永丰县（今江西广丰县）尹。由于王祯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所以颇有好评，人们称他“惠民有为”（《旌德县志》）。据《农书》，他自称：“愚尝客居江淮”①，“尝见于江浙农家”②，“又见江南春夏之间，用此挟贮泥粪”，③均反映了王祯对当时的江南农业生产是非常熟悉的。

　　从《农书》的字里行间，还可分析出王祯的思想品行。

　　首先，他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农本思想。《农书·自序》开头就说：“农，天下之大本也。”又说：“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遵循这种农本思想，身体力行，教民耕织。为了① 此丰城应为信州永丰县（今江西广丰县）。

　　① 《农器图谱集之一·田制门》“沙田”条。

　　② 《农器图谱集之八·蓧蒉门》“筛谷拐”条。

　　③ 《农器图谱集之十二·舟车门》“划船”条。

　　总结经验，他立志编写一部《农书》，“不揆愚陋，搜辑旧闻，为集三十有七，为目三百有七十。”戴表元为《农书》写序，介绍王祯在旌德时劝农事迹：“丙申岁客宣城县，闻旌德宰王君伯善，儒者也，而施德治。问之其法，岁教民种桑若干株，凡麻、苎、禾、黍、 、麦之类，所以时艺芟获，皆授之以方；又图画所为钱、镈、耰、耧、耙、杷诸杂用之器，使民为之。民初曰：‘是固吾事，且吾世为之，安用教？’他县为宰者群揶揄之，以为是殊不切于事..如是三年，伯善未去旌德，而旌德之民赖而诵歌之。”①二是重视和推广新的生产技术和农器。王祯在写作《农书》过程中，重视对新发明的农器和生产技术的搜集，并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如在推荐民间新创可兼磨、砻、碾三用的水转轮轴时说：“一机三事，始终俱备，变而能通，兼而不乏，省而有要，诚便民之活法，造物之潜机。”②《农书》本身就是一部收集和推广当时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农器的科学著作。

　　第三，反对虚文，重切实致用。王祯认为进行“劝农”工作必须“加实意，行实惠，验实事，课实功”；“以身率先于下”，“亲执耒耜，躬务农桑”，这样农民才能“恳恳然劳之哉”。王祯反对当时劝农工作中不讲究实效，徒具虚文的做法，说：“今长官皆以劝农署衔，农作之事，己犹未知，安能劝人？借曰劝农，比及命驾出郊，先为文移，使各社各乡预相报告，期会赍敛，只为烦扰耳。”在《农书》中，他从实用目的出发，着意比较南北方的农具、耕作和蚕桑方法等的优劣，加以介绍，交流推广。

　　第四，同情农民，反对统治者无止境的剥削。《农桑通诀之四·劝助篇》写道：“今夫在上者，不知衣食之所自，唯以骄奢为事，不思己之日用，寸丝口饭，皆出于野夫田妇之手..朘削脂膏以肥己”。指出高利贷残酷剥削农民使“其间有收刈甫毕，无以糊口者”①。他宣传提倡北方农村中的“锄社”，认为此可以发挥小农互助力量的作用，“以十家为率，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间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名为锄社，甚可效也”②。

　　综上所述，可见王祯是一位具有正义感又较体恤民情和克尽职守的地方官吏。

　　《农书》对中国传统农学的发展王祯《农书》对中国传统农学有重大贡献。关于写作时间，《农书·杂录》“造活字印书法”中称：“前任宣州旌德县县尹时方撰《农书》”；“后二年，予迁任信州永丰县..是《农书》方成”；在“自序”中则记为“皇庆癸丑”。由此可知，《农书》始撰于他任旌德县尹时，到永丰县二年以后，即皇庆二年（1313）才脱稿。明代和清代中期以前的官私书目都没有著录此书的元刻本，但可以肯定的是此书在永乐年间（1403—1427）被收入了《永乐大典》。明嘉靖九年（1530），山东布政使司根据一个抄本刻印，这可能是此书完整的最早刻本。万历二年（1574），山东济南府章丘县县署又翻刻① 戴表元：《王伯善农书序》。

　　② 《农桑通诀之四·劝助篇》。

　　① 《农桑通诀之四·蓄积篇》。

　　② 《农桑通诀之三·锄治篇》。

　　一次。万历四十五年（1617），邓渼又据“嘉靖本”重刻，行款有了改变，插图略有删减。这刻本较稀见。在明代共刻过三次，三种刻本均为同一来源。清代中期以前，本书流传不多。乾隆时编纂《四库全书》收入本书，称“库本”。“库本”比“明刻本”多一篇作者“自序”，书的次序和内容都有些出入。“武英殿聚珍板丛书”也收入了本书，这是清代的第一次印本，系据“库本”，参考“明刻本”改订的，有的地方甚至与这两个版本都不同，即后来流传很广的几种版本之祖本。晚清时，全国上下提倡“实学”，福建、广东、上海也都有翻刻。民国以后，有1924 年山东农业专科学校排印本。1937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收入“万有文库”。新中国建立后，有1956 年中华书局铅印本，仍用“万有文库本”纸型，稍有修改①。1981 年，农业出版社出版王毓瑚校订本，文字以“库本”为主，用“嘉靖本”校补，并参考其他版本，此是迄今最好、也较接近《农书》原貌的本子。

　　王毓瑚校订的《王祯农书》，内容大体如下：开头是王祯写的“自序”；接着是正文，共计三十七集，三百七十一目，分《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三大部分；最后是“杂录”二目。

　　《农桑通诀》共六集，二十六目。属农业总论性质。开卷根据古代传说等叙述农事、牛耕和蚕事的“起本”，即历史渊源，为中国古农书中所首见。接着以“授时”、“地利”、“孝悌力田”三篇说明天时、地利的作用和人力的重要性。然后转入正题，泛论农、林、牧、副、渔各业。农业生产中从耕种到收获止的一些共同基本措施，如垦耕、耙劳、播种、锄治、粪壤、灌溉、收获；再有“种植”（种植树木）、“畜养”（包括马、牛、羊、猪、家禽、鱼、蜂）、“蚕缫”三篇，作为农家副业。另有“劝助”、“蓄积”、“祈报”三篇。概而言之，其主要内容贯穿着农本观念与天时、地利、人力共同决定的思想，与《齐民要术》“序文”中“教民”的主导思想一脉相承。《百谷谱》共十一集，八十三目。属农作物栽培各论。“谷属”十四目，记述粟、水稻、旱稻、大小麦、黍、大豆等十五种粮食和油料作物的栽培、管理、收获、贮藏、利用的技术与方法。“蓏属”十三目，介绍甜瓜、冬瓜、芋、萝卜、蔓菁、莲藕等十二种作物；“蔬属”十九目，介绍葵、芹、芸苔、菌、蒜等二十种作物；“果属”十八目，包括有梨、桃、梅、杏、荔枝、柑橙等二十三种果树。此外，还有二十一种竹木、纤维、药材等经济作物的栽培、管理、收获、收藏，以及利用的技术和方法。这一部分的资料来源，主要根据《汜胜之书》到《农桑辑要》已有各种农书，新增的只有十几条。后为“饮食类”，原有“豳风七月诗说”、“食时五观”和“备荒论”三篇，今仅存“备荒论”。从积谷仓和区田、柜田等积极防荒的措施谈起，又列举了许多可以代粮用的野生植物，最后是抄录的一些不可信的民间相传的所谓“辟谷方”。

　　《农器图谱》是全书的重点。收有插图共三百零六幅，分为二十门（二十集），二百六十一目。田制门（十四目）、耕作工具耒耜门（十六目）、钁臿门（十二目）、钱镈门（十一目）等；收获工具铚艾门（十二目）、杷朳门（十五目）、蓑笠门（十目）等；蓧蒉门（二十目），即搬运工具；以及杵臼门（十目，包括油榨）、仓廪门（十二目）、鼎釜门（八目，包括炊① 有关《农书》版本情况，据王毓瑚校《王祯农书》“校者说明”缩写。具和盛具）、舟车门（九目，包括田庐、守舍、牛室）、灌溉门（二十三目，包括设备和工具）、利用门（十四目，包括水利工具和水力设备）、 麦门（八目，收麦的特殊工具）、蚕缫门（二十目）、蚕桑门（十目）、织絍门（七目）、纩絮门木棉附（十二目，包括制作丝绵和棉花加工）、麻苎门（十六目）。每一幅图均附有文字说明，记述构造、来源、用法、演变和性能等等。并附有一段韵文，或一首诗赋，有的录自前人作品，但大半为王祯自己所作。这些图经过辗转复刻，自然会有些走样，但所绘的实物，大体上还是精细正确的。

　　“田制门”包括的区田、圃田、圩田、沙田、涂田、柜田、架田等，是一些特殊的土地利用和改良，反映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为了温饱和生存，在人多地少的条件下是如何千方百计找地种的。从丰富多样的农具图像中，也看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根据不同地区、不同需要而创造出不同用途的农具，显示了农业技术的进步。还有少数不属农具范围的“梧桐角”（用梧桐叶卷成角形的哨子）、“薅鼓”（薅田时，挂在村头树上，敲击时能起召集和娱乐之作用）、“击壤”（一种农村老农玩的游戏）。此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关系密切，反映了当时农村的民俗风习。

　　王祯《农书》在中国农学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首先是综合了黄河流域旱地农业和江南水田农业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写成的。其次，《齐民要术》奠定了中国古代农学体系的基础，而《王祯农书》，则是中国古代农学体系形成的标志，比前者更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第三，《农器图谱》篇幅占《农书》的十分之八，把农具列为综合性农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则是从王祯开始的。此后的农书和其他书籍所记述的图绘农具多以此为范本。

　　多才多艺王祯多才多艺，在机械学等方面也颇有发明创造，是一位出色的工艺学家。他所编的《农器图谱》，把当时农业生产所用的各种器物分门别类详尽地用文字介绍，一一绘有图样。有的已失传的农业机械，他大力搜集加以复原，如西晋时刘景宣制作的磨，“奇巧特异，策一牛之任，转八磨之重”。此磨用力少而功效大，但久已失传。王祯“寻绎搜索，度其可用，述此制度”，名之为“连磨”①。东汉时杜诗发明的水排，可用水力鼓风来炼铁，到元代时制法已不可考，王祯也是特意“多方搜访，列为图谱”。他对轮轴特别感兴趣，在《农器图谱》中有“杵臼门”、“灌溉门”、“利用门”，收集了五十七种与轮轴有关的生产工具。在此基础上，他还创制出“水砻”和“水轮三事”。尤以“水轮三事”最为机巧，王祯称之为“诚便民之活法，造物之潜机”②。

　　创制木活字和转轮排字盘，是王祯对印刷排字技术的一大贡献。王祯开始写《农书》，因字数较多，雕板印刷有困难，他就请工匠创制木活字约三万多。其方法是先用纸写好字样，糊于木板上刻字。刻后把每个字锯开，用小刀修理成一样大小。然后一行行排字，用竹片夹开来，排满一板框，用小竹片垫平，木楔塞紧，使每个字都坚牢不动。再于活字上刷墨，铺纸，用棕① 《农器图谱集之九·杵臼门》“连磨”条。

　　② 《农器图谱集之十四·利用门》“水排”条和“水轮三事”条。

　　刷刷纸，就印出文字来了。这套活字他原计划用于排印《农书》，后因故未用上。大德二年（1298），王祯用来试印《旌德县志》，全书六万字，不及一个月百部书都完成，同刊板一样，证明效率较高①。为了减轻排字工人的劳动，提高工效，王祯又发明了“转轮排字盘”，用“以字就人”代替“以人寻字”。排字工人坐着推转轮盘，就可找到所需要的活字。王祯把这种先进的造木活字方法和排版印刷经验，写成《造活字印书法》一文附于《农书》。此后，有一位马称德在浙江奉化也用此法雕镂木活字十万个，于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印成《大学衍义》等书。元代时木活字印刷还流传到少数民族地区，敦煌千佛洞中就发现过元代畏兀儿文木活字。明、清时木活字大为流行，除排印书籍、家谱外，还用于印行邸报。在中国古代印刷史上使用广泛仅次于雕板，而远胜其他活字。毕昇虽试制过木活字，但用于印刷书籍，并把制造方法和经验写成专文的，则是王祯。②《农书》所述“授时指掌活法之图”和“全国农业情况图”，这也是王祯首创。后一图的原图已佚，书中的一幅是后人补画的。“授时指掌活法之图”是对历法和授时问题所作的简明小结。该图以平面上同一个轴的八重转盘，从内向外，分别代表北斗星斗杓的指向及天干、地支、四季、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各物候指示的应该进行的农事活动。把星躔、季节、物候、农业生产程序灵活而紧凑地连成一体。王祯在对图的说明中强调两点：一是不依历书所载月份，而用节气定月份，即“以交立春节为正月，交立夏节为四月，交立秋节为七月，交立冬节为十月”③。二是指出图中所列的各月农事，只能适用于一个地区，其他地区应当按纬度和其他因素而有所变更，不能“胶柱鼓瑟”。这种把“农家月令”的主要内容集中总结在一个小图中，简明了然，使用方便，确实是一种值得叹赏的创作。

　　王祯在文学上也有较高的素养。《农器图谱》一幅幅插图所附的一篇篇韵文和诗赋，大多是他所作。有的写得颇有文采。徐光启评论说：“余读《农书》，谓王君之诗学胜农学。”①① 《杂录·造活字印书法》。

　　② 张秀民：《王祯》，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中国古代科学家》，科学出版社1960 年版。③ 《农桑通诀之一·授时篇》。

　　① 转引石声汉：《中国古代农书评价》，农业出版社1980 年版。

　　第二节黄道婆黄道婆对元代以后棉纺织业的发展很有影响，本卷丙编第四章中有所论及。有关黄道婆的“本事”，各种官方史书均不载，元以后的私家笔记、诗文杂著中略有提及，内容大多相同。这些记载虽不很准确，但却是我们了解黄道婆生平的重要资料。

　　黄道婆的生卒年月及名字已无从查考，“道婆”两字无疑是后人对她的尊称。最早提到黄道婆事的是《辍耕录》，作者是元末明初人陶宗仪。《辍耕录》成书于元末，其载黄道婆生活于“国初”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的乌泥泾（时属上海县，有的书称松江乌泥泾，那是因上海县隶属于松江府之故）。正确地说，黄道婆应是元代前期松江府上海县乌泥泾人。据与陶宗仪同时代人王逢的诗《黄道婆祠并序》所记，黄道婆年轻时候，不知什么原因曾远离故乡漂泊到海南的崖州（今海南省三亚市），在那里从事很长一段时间的植棉和棉纺织劳动，掌握了一整套出色的棉纺织技术，待至中年，方才返归乌泥泾故乡。

　　乌泥泾毗邻东海，在黄道婆离乡前，这里农业极不发达，棉纺织技术更是落后。黄道婆回乡后，看到家乡棉纺织生产的落后情况，决意使之改变。她陆续采取不少措施，向家乡人传授在崖州学到的整套棉纺织技术，结合内地传统的纺织工艺，进行改革，创造了一套新技术。至今可推断的技术革新有五项：1.改良棉种。用她从崖州带回的棉种培育出适合于当地种植的优良棉种，取代了原有的质次种子。

　　2.改良捍棉机具。用双把手摇轧棉的搅车代替原有的用手剥脱棉籽。

　　3.改良弹弓。用檀木椎（或称槌）往来敲击四尺多长的绳弦大弹弓代替仅有一尺四五寸长的指拨线弦小弓。

　　4.改良纺车。缩小纺麻丝的三锭脚踏车竹轮直径，调整踏杆支点和竹轮偏心距，制成一手纺三根纱的脚踏三锭纺车，代替手捻纺坠纺纱或单锭手摇纺车纺纱。

　　5.改良织造工艺。借鉴和汲取黎族织造“崖州被”的经验和方法，发展汉族民间固有的传统织造工艺；织布讲究“错纱、配色、综线、挈花”技法；被褥、带、帨等织物，有“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等图案；创造了具有江南特色的“乌泥泾被”。这些织物具有独特的风格，很快成为当时异常珍贵的品种，称为“云布”风行一时。由于乌泥泾棉布销行日广，千户农家和手工业者生活大获改善，从而使乌泥泾很快变成了一个富庶的知名村镇。

　　黄道婆的棉纺织新技术，对棉织业在与上海县相邻的松江、青浦一带的普及，和上海地区棉纺织业日益繁荣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在黄道婆逝世后，松江府地区很快成为全国植棉业的中心，并赢得了“松郡棉布，衣被天下”的赞誉。黄道婆创造的棉纺织新工艺长期流传于世。据清代褚华《木棉谱》记载：松江府地区普遍栽种的“杜花”和“紫花”，均为黄道婆传下的棉种。盛行于明清两代匹值万金的棉织龙凤、斗牛、麒麟等袍服材料，也是沿用黄道婆的方法生产的。

　　棉纺织业的发展，使松江府地区的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后人无不衷心感谢黄道婆的功德。民间传诵一首歌谣：“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两只筒子两匹布。”表达了对这位出身劳动者的纺织家的敬仰和赞颂。乡人为她造墓树碑，建祠塑像，奉祀香火，敬如神祗。如清代上海县城内一处黄道婆专祠碑文所记：“天怜沪民，乃遣黄婆，浮海来臻。沪非谷土，不得治法，棉种空树。惟婆先知，制为奇器，教民治之。踏车去核，继以椎弓。花茸条滑，乃引纺车。以足助手，一引三纱。错纱为织，灿如文绮，风行郡国。昔苦饥寒，今乐腹果。..”①此段文字真实地反映了黄道婆革新棉织技术的功绩和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

　　① 包世臣：《新建黄道婆专祠碑记》，刊《安吴四种》卷二九。收入《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页46。

　　第三节忽思慧忽思慧，一译和斯辉，生卒时间不详。蒙古族（一说为回回人）。忽思慧于元仁宗延祐年间（1314—1320）被选充饮膳太医一职，至元文宗天历三年（1330）编撰成《饮膳正要》一书。由于有关史料缺乏，该书成为考其生平的主要依据。从该书“虞集序”可知，忽思慧尝为赵国公常普兰奚下属，且两人关系密切。据《新元史·常齩住传》，常普兰奚于延祐二年（1315）加金紫光禄大夫、徽政院使，掌侍奉皇太后诸事，忽思慧很可能即于是年被选任饮膳太医，入侍元仁宗之母兴圣太后答己。《饮膳正要》成书之后，专门进呈中宫供览，受命担任该书刊刻、校正者又多为与中宫关系密切之人，如拜住为中政院使，张金界奴为内宰、隆祥总管等，且“虞集序”中专有褒颂“圣后”之语，故忽思慧当时应在中宫供职，以膳医身份侍奉元文宗皇后卜答失里。忽思慧在元廷中主要是以饮膳太医之职侍奉皇太后与皇后。

　　营养保健学在我国古籍中称为“食疗”、“食补”等，具有悠久的历史。历代帝王往往都很注重自身的医药养生，食疗亦为所重。宫廷中食医机构与职官的设置，可追溯及《周礼》。据《天官》章载，就专门设置有两名为王家服务的“食医”，专司宫廷饮食和齐、四季所宜。此后，历代皆有类似制度与职官设置。至元代，蒙古统治集团性喜豪宴，食医与食官尤为偏重。自成吉思汗时就有食医之设，如常普兰奚之曾祖父常资、祖父常兀迩笃，就先后担任成吉思汗宿卫兼典御膳。元世祖忽必烈对饮食卫生尤为重视，他“食饮必稽于本草”（《饮膳正要·虞集序》），设置有执掌饮膳的太医四人，负责宫廷的补养调护之术，饮食百味之宜，且每日须将“所职何人，所用何物..标注于历，以验后效”（《饮膳正要·忽思慧进表》），有较为严明的规章制度，这对于总结食疗经验是十分有利的。出生印度的铁哥，为忽必烈掌饔膳汤药，深得信赖，元世祖尝谓其曰：“今卿典朕膳，凡饮食汤药，宜先尝之”（《元史·铁哥传》）。铁哥即为当时的饮膳太医之一。元初名医许国祯之母韩氏，亦曾以食医身份侍奉元世祖之母庄圣太后。

　　金元时期，我国医学的发展有两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是中外各民族医学的交融，一是医药学术的争鸣与创新，这不仅促进了食疗学的发展，也为食疗经验的继承与总结提供了特色各异的丰富资料。忽思慧长期担任元廷饮膳太医，负责宫廷饮食调理、养生疗病诸事，他重视食疗与食补的实践与研究，得以有机会将元文宗以前历朝宫廷进用的奇珍异馔、汤膏煎造的技艺与经验加以及时整理总结，他自称，《饮膳正要》一书就包括了元世祖时“尚医之论著”（《饮膳正要·虞集序》）。他还继承了前代著名本草著作与名医经验中的食疗成就，并注意汲取当时民间日常生活中的食疗经验。这些都构成了《饮膳正要》一书的丰富内容。

　　《饮膳正要》是一部珍贵的蒙元宫廷饮食谱，也是现存最早的古代营养保健学专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史料价值。全书三卷，约三万一千二百余字。内容大略可分为如下三部分：一是养生避忌，妊娠、乳母食忌，饮酒避忌，四时所宜，五味偏走及食物利害、相反、中毒等食疗基础理论；一是聚珍异馔、诸般汤煎的宫廷饮食谱153 种与药膳方61 种，以及所谓神仙服饵方法24 则；一为食物本草，计米谷、兽、鱼、果、菜、料物等共230 余种，② 本文材料主要参考忽思慧《饮膳正要》，上海涵芬楼影印本；明宋濂等《元史》；清柯绍忞《新元史》，民国初得耕堂刊本；李经纬等主编《中国医药百科全书·医药史》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7 年版。并附本草图谱168 幅。全书另有21 幅精美插图，为古代线描版画。该书的编撰工作曾得到集贤大学士、赵国公常普兰奚的直接支持。书成后，于同年刊行，惜元刻本久已失传，今存有明经厂刊本及近现代影印的几种刊本。

　　忽思慧继承了前代食、养、医结合的悠久传统与食疗、养生的丰富经验，尤其重视与承袭了唐代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的有关学术理论与见解。他着重论述了有病先以食养、不愈再取药疗，及“保养之道，莫若守中”等食疗理论，强调了食疗在医药学中的作用与地位。书中选录的每一种药物与食谱、药膳方，都十分重视和讲究其养生和医疗作用，因此书中所载食品大多是具有补益与治疗作用的保健食品。他比较重视“以脏补脏”的食疗理论，并在其食疗方中充分加以运用，如以羊、鹿、猪肾治疗肾虚等等。除食疗方外，忽思慧还注意汲取前代养生学各方面的丰富成果，如在卷一“养生避忌”节中收集了前代养生箴言近60 则，其中既有与饮食有关的如“凡热食有汗，勿当风”、“夜不可多食”等，也有如“节嗜欲、戒喜怒”、“远唾不如近唾，近唾不如不唾”等其他方面的养生经验，大多具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神仙服饵、气功导引方面的内容，更反映了传统养生学的特色。书中所引用的前代有关养生的著述有《道书·八帝经》（1 条）、《抱朴子》（8 条）、《列仙子》（2 条）、《神仙传》（4 条）、《修真秘旨》（2 条）、《孙真人枕中记》（1 条）、《东华真人煮石经》（1 条）等多种。

　　在中国食疗史上，较为全面地论述食疗理论与应用的，忽思慧可谓第一人。我国食疗的发展源远流长，至唐宋时期形成一个高峰，出现了不少食疗专书，而“千金”两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唐宋时的大型综合性医书中也收载了很多食疗方面的内容。但是，这些专书与内容大多以食疗本草或食疗方剂的形式出现，形式与内容均较单薄，食疗理论的阐述也较零散。而忽思慧在食疗应用范围、食品性味与营养价值、饮食保健、饮食治疗、饮食卫生与宜忌、食物中毒及解救、食物烹调等各方面，从基础理论到实际应用均有论述，并且较前代有不少新的发展，内容涉及到了现代营养卫生学的各主要方面。尤其重视妇幼保健，除继承了前代胎教学说外，对“妊娠食忌”、“乳母食忌”等均列有专节论述。他新增补了不少不见于前代文献的药膳方。对饮食卫生，他也很重视，反复予以论述。如主张不食不洁或变质之物，防止病从口入；又如“烂煮面，软煮肉，少饮酒，独自宿”的主张，对于当时的饮食习惯来说，是很有现实意义的饮食卫生措施。忽思慧还在医学中首先使用了“食物中毒”这一术语，并列举了许多有效的解救食物中毒的方法，有的沿用至今。

　　《饮膳正要》的学术成就与史料价值是多方面的。如以继承发扬前代食疗学成就为经，以广泛吸取汉、蒙、藏、维等各族人民各具特色的饮食经验为纬，反映了当时国内各民族医药文化的交流与融汇。书中卷一首列“三皇圣纪”一节，条述伏羲、神农、黄帝等的传说，这是历史悠久的传统汉族医药文化在书中得以延续的生动体现。书中尤其突出体现了蒙古族人民的饮食特点。如“聚珍异馔”节的食谱方中有78 方用有羊肉、羊脏、羊骨及羊血等，占全部94 方的4/5 以上，其余16 方中，尚多有用马、鹿、狼、熊、雁等漠北常见动物者。这些食谱方的功效以温中益气散寒为主，显然也与当时蒙古族人民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蒙古族人民的主要饮料马奶在书中也颇多应用。书中专列“饮酒避忌”一节，收集饮酒卫生经验33 条，尚有解酒毒法，并设五味子汤、人参汤等代酒饮料，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蒙古族人民的饮食风尚。而书中所载酥油、醍醐油、白酥油（马思哥油）、西番茶等，则是具有藏族特色的饮食。另外，卷二的“搠罗脱因”，自注云“系畏兀儿茶饭”，显系维吾尔族特色的食谱。卷三并称哈剌火者（今新疆吐鲁番地区）所产葡萄酒为最佳。

　　《饮膳正要》还充分反映了元代中外医药文化交流的史实。元代中外医药交流活动十分兴盛，其中外来药物与方剂的输入是其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书中收载了大量外来药物，如回回药物八担仁（巴旦杏仁）、必思答（开心果）、马思答吉（黄连木乳香）、咱夫兰（藏红花）；来自东南亚与南亚的胡椒、草果、孩儿茶，及来自朝鲜半岛的新罗参等。其中有的外来药物如孩儿茶未见于以前文献，为《饮膳正要》所首载；有的药物如咱夫兰等以前文献虽有个别记载，但以《饮膳正要》收载为依据，才标志着该药物已得到较为深入的认识与广泛应用。传入较早且已习用的胡椒之类辛香类药物在书中应用颇广，而较为珍贵的新罗参也见于书中的五个方剂之中，且如“铁瓮先生琼玉膏”一方中用量达24 两，可证当时输入量之多。书中所载的许多外来药物为《回回药方》、《本草品汇精要》与《本草纲目》等元及元以后的本草著述所收载，并逐渐成为中国医学的常用药物。书中还收载了一些外来植物，如回回豆子（豌豆）、回回葱（洋葱）、西瓜、苏门稻米等。

　　烧酒在医药中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在元代以前文献中很少见，尤其未见有关于制作方法的可靠文献。《饮膳正要》卷三载有：“阿剌吉酒，味甘辣，大热，有大毒。主消冷坚积，去寒气。用好酒蒸熬取露，成阿剌吉。”记述了阿剌吉酒的性味、功用与制法。从以好酒蒸馏而成的制法看，显即后世所称烧酒，故《饮膳正要》当为烧酒可靠史料的首载文献。元代以后类似记载即多见，而烧酒也逐渐成为中国各地的常见饮料。从现有资料看，烧酒及其蒸馏制法，有可能是在元代从东南沿海地区推广到中原地区，并逐渐在全国广为流传饮用的。蒸馏法烧酒的传入和制作，可谓中国酿造业的一个巨大变化。

　　外来方剂的传入在《饮膳正要》中也有反映。在中世纪的世界医学发展史上，糖浆制剂、果实浸剂等是阿拉伯医生在药物实用领域中取得的重要成就，也是阿拉伯医药中习用的药剂。这类方剂宋金时即已传入我国，在元代，由于统治集团的喜爱，颇为时兴。《饮膳正要》卷二“诸般汤煎”节中即载有这类制剂近20 种。这类制剂因所取果品不同，具有不同性能与效用，大多具有某种治疗作用，但过量服用却可致病，中性者则可充作饮料。如所载“五味子舍儿别”，系取新北五味子与白沙糖一同加工熬煎成。舍儿别又译舍利别、舍里别、舍里八、砂哩别等，为波斯语sherbet 的音译（语源或来自拉丁文syrup，药典译为“糖浆”）。成吉思汗时，撒麻耳干名医也里可温撒必，曾因进所制舍儿别医愈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病，而被授予答剌罕封号，并充任专司其法的“舍里八赤”一职。撒必外孙马薛里吉思尤精此术，至元五年（1268）奉元世祖召进舍儿别，获赏赉甚多，并获专司其职的金牌，并专为造舍儿别事赴云南，闽浙等地。当时可能因果品取用之便，其制造以东南沿海地区为甚，并作为地方贡物而源源不断输入中原，如据《至顺镇江志》、《续通考》等记载，元时镇江、泉州等路每年均向元廷进贡不少舍儿别。这类制剂元代以后仍见流传，如舍儿别，至清赵学敏所著《本草纲目拾遗》一书中尚有记载。除上述回回方剂外，《饮膳正要》还载有一些其他外来方剂，如卷一所载“八儿不汤”、“撒速汤”，均自注云“系西天茶饭名”，当为传入的古代印度饮食方。

　　《饮膳正要》卷三部分为食疗本草。忽思慧在“进书表”中说“本草有未收者，今即采摭附写”，收载了一些前代本草未载的药物，如狼肉、黄鼠肉等，还首次提出海红一药的性味功效。《饮膳正要》还是现存唯一的元代本草图谱，绘图形象生动准确，168 幅附图除录自北宋《本草图经》外，尚新增有银杏、八担杏、草果等图。虽今传本为明重刻本，但应仍大部保存了原刻风貌，在元代本草著述少有流传至今的情况下，弥足珍贵。书中引用的本草著述有唐苏敬等《唐本草》（即《新修本草》。3 条）、唐孟诜《食疗本草》（3 条）、宋《日华子诸家本草》（7 条）、《食医心镜》（作者待考。1 条）、《药性论》（作者待考。1 条）及太清诸本草（当为道教本草著述。1 条）等，多为散佚不传的古本草，有关引文对研究辑佚这些古本草著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饮膳正要》还保存了部分元代风习与语言等方面有价值的史料，足资考证。如描述元廷奢侈的食尚：“每日所造珍品御膳，必须精制。..进酒之时，必用沉香木、沙金、水晶等盏，斟酌适中，执事务合称职。..至于汤煎，琼玉、黄精、天门冬、苍术等膏，牛髓、枸杞等煎，诸珍异馔，咸得其宜。”（《饮膳正要·忽思慧进表》）书中丰富的元代宫廷食谱药膳方，是我国饮食史、烹调史上宝贵的资料、很有进一步研究、开发的价值。卷二“井华水”一条，则追载了元武宗时内府御用之水必取邹店井水的由来，以今观之，其地井水水质佳良，很可能与某些微量元素的含量有关。又书中有不少蒙汉对照的词汇，如沙吉木儿-蔓菁根、答必纳-草龙胆、哈昔泥-阿魏、赤赤哈纳-北地酸角儿、白纳八-沙糖、阿剌浑-花鹅、速速儿-鸭、塔剌不花-土拨鼠等等，也是研究民族历史语言学的有价值的资料。

　　在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上，少数民族作为大家庭的成员，各自为华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并涌现出不少优秀人物。忽思慧为其代表之一，他的成就在我国食疗史与医药发展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他编撰的《饮膳正要》具有较高的学术与史料价值，值得我们重视与深入研究。

　　第十八章阿尼哥朱思本贾鲁第一节阿尼哥来自尼波罗的优秀工艺师阿尼哥（Anigo，1244—1306）①，尼波罗国（今尼泊尔）人，为王室后裔②。其祖名密迪迩，父名腊可纳。阿尼哥自幼诵习佛书，并通梵文。有从事画塑业的同学读《尺寸经》，他一听即能默记，稍长大后，就善于画塑和铸金为像。尼波罗国曾属于吐蕃王国，九世纪玛剌（Malla）王朝建立后，仍与吐蕃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其国人擅长建筑、雕塑、绘画等工艺。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命八思巴建黄金塔于吐蕃，以尼波罗国多良工，发诏书征召，其国搜罗得80 人应征，令推一人为领队，阿尼哥自清任之，时年仅17 岁。遂率诸匠至吐蕃，受命督役，次年塔成请归，八思巴奇其才，劝其入朝，乃为之祝发，收为弟子，授以秘典，并荐之元廷。元世袒遣使召阿尼哥至京，问以“汝来何为？”答曰：“臣世家西土，奉诏构塔于吐蕃者二载，见彼土兵难，愿至尊安戢之，特为苍生来耳。”又问其能，答曰：“臣以心为师，粗知绘塑铸镂。”元世祖遂命他修补一尊针灸铜人像，系窝阔台时王檝出使南宋时所得献进者，关膈脉络皆备，但年久损坏，诸匠皆不敢承命修补，阿尼哥请试为之，于至元二年（1265）补成，令诸匠折服，叹为天巧。此后凡大寺庙建塔、造像及重要画塑、铸镂等工事多以委之。

　　至元十二年，立诸色人匠总管府，下统梵像局等18 个司局，授阿尼哥为总管①。时其妻尚留本国，察必皇后遣人赐金。至元十三年，特命中使携黄金500 两乘驿往召之来京。至元十五年，诏命阿尼哥还俗，授光禄大夫、大司徒，兼领将作院；以宋景献太子孙女妻之，并赐景献太子所有之府库田宅。至元十六年，因建圣寿万安寺塔成，赐京畿良田万五千亩、农夫百人及牛具等物。元贞元年（1295），以建五台山万圣佑国寺，皇太后阔阔真赐银万两，并赐贵戚女为妻。次年，崇真万寿宫建成，诏为其设位置像②。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病卒于大都。至大四年（1311），加赠开府仪同三司、太师、凉国公，谥敏慧。

　　建筑工艺上的非凡成就阿尼哥巧思绝人，凡塔庙之建筑，像设之铸镂、雕塑或绘织以及其余器① 藏文《汉藏史集》载其名作E-ner-dga’。《元史》卷二○三本传谓“其国人称之曰八鲁布”，其义不详。达斯《藏英辞典》有Par-bu 一词，据Schmidt《藏德辞典和藏文文法》，同于梵文patra，意为图画，绘画，未知是否即此。

　　② 程钜夫：《凉国敏慧公神道碑》，《雪楼集》卷七。以下未注出处者皆本于此碑。① 神道碑作“至元十年立诸色人匠总管”，据《元史》卷八十五《百官志》，诸色人匠总管府系至元十二年始置，其所属11 司局，除铸泻等铜局置于至元十年外，其他10 局亦皆置于十二年。颇疑阿尼哥初授者仅为铸泻等铜局官，两年后立诸色人匠总管府，始授总管。

　　② 崇真万寿宫系为张留孙所建江南龙虎山正一道教之道观，建成于元贞二年，见《元一统志》（辑本）卷一。阿尼哥像，见程钜夫《题凉国敏慧公画像》，《雪楼集》卷二五。

　　物之铸造刻镂，无不精湛。仕元四十余年，主持的大型工事有塔三座，大寺九座，祠祀两座，道宫一座，像设多出其手。著名者如西园之“凌空”玉塔、大圣寿万安寺塔（今北京白塔寺之白塔），五台山佛塔，大都护国仁王寺之庄严佛像，涿州护国寺及所塑摩诃葛剌（大黑天神）主从之像，大都东花园寺所铸丈六金身佛像，圣寿万宁寺所塑千手千眼菩萨及所铸五方如来，大都和上都国学文庙所祀之孔夫子及十哲肖像，元世祖和察必皇后之织像，真金和其长妃阔阔真之织像等。此外还先后铸成内廷之大鹏金翅雕和尚酝巨瓮；制造了镔铁自运法轮，元世祖行幸时用于前导；又创浑天仪及其他司天器物。阿尼哥对中国艺术的主要贡献，其一为创作、传授了佛教造像的“西天梵相”，至元七年建护国仁王寺时，汉族巧匠刘元被召参加塑造佛像，从阿尼哥学西天梵相，得其神妙，遂为绝艺，成为仅次其师的元代最著名的塑像工艺家，这种造像式样也日益盛行。其二设计建造了尼泊尔式塔，最著名的就是现存元大都西城大圣寿万安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建于至元八年，高50.9米，砖造，塔基上建二重复合式方形折角须弥座，其上为覆莲承托之圆瓶形硕大塔身，塔颈作圆锥形相轮状，顶端华盖直径9.9 米，其周边悬挂36 个铜质透雕之流苏和风铃，其上之塔顶为一铜质小塔（原为一宝瓶）。因塔座、塔身通体用石灰粉妆，故俗称“白塔”。

　　阿尼哥有子六人，长阿僧哥，授大司徒；次阿述腊，任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

　　第二节朱思本遁世入道朱思本（1273—？），字本初，号贞一，江西临川（今抚州）人。生于南宋咸淳九年（1273），祖父以科举入仕，任淮阴县令。父不仕。入元后，家庭开始破落。至元十二年（1275）底，抚州被元军占领。宋亡之痛，笼罩着朱思本一家，长辈们抱着与新皇朝不合作的态度，坚决不仕元。长辈们厌世遁迹、薄视名利的处世心态，对年幼的朱思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年不满十四的朱思本曾到信州（今江西上饶）龙虎山学道。龙虎山是道教正一教派的中心，自四代张天师起即据此山传教。元平江南时，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应召入觐，元世祖忽必烈命其主领江南道教。后其徒张留孙留大都，建崇真宫于两京，专掌祠事，并被授为玄教宗师。至元二十四年（1287），其徒吴全节至大都，协助留孙处理教务。是时，朱思本入山不久。以后的十余年间，一直潜心学道，以其相当高的文化素养在龙虎山的地位不断上升。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朱思本奉玄教宗师张留孙命，离龙虎山去大都，成为留孙、全节的得力助手。这时，朱思本却留下了这样的诗句：“胡为舍此去，乃与尘俗萦，人生有行役，岂必皆蝇营。”（《贞一斋诗文稿·发山中》）看来他早就下决心，不做蝇营狗苟般的人，更无意去追求权势。然而他却利用这一机会，考察“山川风俗，民生休戚，时政得失，雨潮风雹，昆虫鳞介之变，草木之异”①，在科学上做出一番事业来。

　　游历考察二十年朱思本游历考察各地先后达20 年之久。这期间主要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大德三年（1299）离开龙虎山北上，“登会稽，泛洞庭，纵游荆、襄，流览淮、泗，历韩、魏、齐、鲁之郊，结辄燕、赵，而京都实在焉”（《贞一斋诗文稿·舆地图自序》）；第二阶段，从至大四年（1311）到延祐七年（1320）止，是奉诏代祀名山大川时期，即“奉天子命，祠嵩高，南至于桐柏，又南至于祝融，至于海”。这20 年间，除了在大都一段时间外，他的足迹遍及今华北、华东、中南地区，真可谓“跋涉数千里间”。

　　第一阶段从龙虎山出发北上大都的过程中，这位久居深山、脱离群众的道士，真正接触到社会，对“人生休戚，时政得失”始有了解。大德年间，江浙一带经常遭遇大水，灾民流亡失所，死者不可胜计。朱思本目睹了人民受灾的悲惨情景，他在《庙山九日》中写道：“良田没巨浸，鱼鳖为鲜食；壮健多流亡，老羸转沟洫”；在《东吴行》中写道：“今岁东吴遭海溢，太湖涌波高百尺，夏秋之间阴气凝，十旬风雨韬阳精。吴江浙水不复辨，仿佛蓬莱眼中见；稽天巨浸十六州，良田茫茫蟠蛟虬。”在大水的侵袭下，不知夺去了多少劳苦大众的生命，“死者十七八，存者多飘零”；“流尸日夜下，水气为之腥”（《御河》）。大水之后，扬州一带又发生旱、蝗等灾和瘟疫。他在《广陵行》中写道：“去年春旱天无雷，种不入士心已摧；夏秋日色烈如火，万里良田俱草莱。”“今春雨滑动犁锄，忍饥力作交相呼；奈何螟虫① 许有壬：《朱本初北行稿序》，《至正集》卷三二。

　　蔽天起，所至草木无遗余。捕蝗作食已云恶，疫疠无端扇余疟；死亡枕藉无人收，赖有王宫为掩骼。”

　　难能可贵的是，朱思本从江浙的大水和扬州的旱蝗中悟出了这是与封建官府的残暴统治分不开的。他在《御河》中揭露道：“守令肆豺虎，里胥剧蝗螟”；在《南昌道中》写道：“见说田家更憔悴，催科随处吏成群。”他还巧妙地把“庙堂”与“县胥里正”加以区别开来，以达到痛斥贪官污吏的目的：“庙堂赈济颁良策，宣阃爱民心甚力；县胥里正肆奸欺，远者那能沾帝泽。”（《广陵行》）江南人民在遭受特大洪水之灾后，能否完成数以百万计的海运粮，朱思本深表担忧：“东南千万斛，岁漕输上国；今兹民力竭，何以继供亿。”（《庙山九日》）表达了诗人对元廷不顾民力衰竭、横征暴敛的不满。

　　大德十一年（1307），吴全节被授为玄教嗣师。作为吴全节的助手，朱思本有可能随从吴全节祭祀五岳四渎等名山大川。元成宗铁穆耳病死后，元武宗海山夺位成功，至大三年（1310）春，元武宗特授布衣李孟为中书平章政事、集贤大学士、同知徽政院事。当时朱思本的诗作已在大都知识界中流传，其才能李孟必有所闻。次年，元武宗卒，其弟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嗣位，拜李孟为中书平章政事。李孟是一位很注意选用人才的政治家，他十分欣赏朱思本的才学，曾劝他返儒入仕，但被朱思本婉言谢绝了。许有壬《朱本初北行稿序》中记述了这段事迹，并加以评论说：“夫昔秋谷李公当国，一见本初，即劝其返初服，本初以早奉父母，父殁而不忍改也。使本初用世必烨烨可观，不独诗岩文而已。秋谷之长于观人，当益信于世也。”可见朱思本“厌世溷浊”的心态始终如一。

　　至大四年（1311），朱思本在谢绝了李孟劝他返儒入仕之后，开始了长达10 年之久的考察活动。他周游各地，名义上是代天子祭祀名山大川，但同时也负有中朝大夫“每嘱以质诸藩府，博采群言，随地为图”的任务。这一任务正与他试图重绘新图以纠正前人地图的错误的想法相合。经过10 年的努力，他终于绘成“长广七尺”的《舆地图》，后刻石于上清之三华院。可惜此图已失传，幸明代罗洪先所绘《广舆图》还保存了此图的概貌。

　　《舆地图》的绘制为了完成《舆地图》这一艰巨任务，朱思本在实地考察、搜集资料、制图方法等方面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一是实地考察。他在《舆地图自序》中说：每到一地，“往往讯遗黎，寻故道，考郡邑之因革，核山河之名实，验诸滏阳、安陆石刻《禹迹图》、樵川《混一六合郡邑图》”。他的考察是严格的科学实践，首先是“讯”，即向当地父老乡亲询问古迹、口碑；其次是“寻”，即寻找遗迹、遗址；三是“考”即考证郡邑之沿革；四是“核”，即核实河流山川之名是否有误；五是“验”，即根据自己的考核来验古地图所载是否相符。为了取得科学的结论，他那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为其同时代的文人虞集所称道：遇輶轩远至，辄抽简载管，累译而问焉。山川险要，道径远近，城邑沿革。人物、土产、风俗必参伍询诘，会同其实，虽靡金帛费时日不厌也，不慊其心不止。（《道园学古录》卷四六《贞一稿序》）

　　通过实地考察，对前人所作进行核对，他发现“前人所作，殊多乖谬”，因而进一步增强了他重新绘制地图的决心，“思构为图正之”。

　　二是广泛吸收有关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朱思本善于从前人的著作中吸取有价值成果。在《自序》中他历举参考过的地理著作有《水经注》、《通典》、《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等。当时正值《元一统志》编成。该书初由札马鲁丁、虞应龙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编成，后由孛兰兮、岳铉等据新编的《云南图志》、《甘肃图志》、《辽阳图志》等增补，于大德七年（1303）成书，凡1300 卷。该志所引资料，江以南各行省大半取材于《舆地胜记》和宋、元旧志，江以北大半取材于《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和金元旧志，云、甘、辽则据新志。因此，《元一统志》是汇集当时地理学最新成果的一部全国性地方志。朱思本既有中朝大夫命“随地为图”的任务，因而得以随时“质诸藩府”，查看当地政府部门所藏地理资料和地方档案、方志资料等，当然也可以利用刚刚新编成的《元一统志》。有了这些条件，《舆地图》的绘制就具备了更充实的基础。

　　朱思本不满足于汉文资料的搜集，而且注意利用藏文等少数民族地理著作。例如，为了弄清黄河河源及其流向里程，“从八里吉思家得帝师所藏梵字图书，而以华文译之，与〔潘〕昂霄所志（即《河源志》），互有详略”（《元史·地理志》）。朱思本所译藏文图书中关于河源的记载，《元史·地理志》中有部分摘录，自发源地火敦脑儿至汉地，有较细记载，是黄河上游所经之地的宝贵资料。据此，可知朱思本也是一位精通藏文的翻译家。为了编绘较精确的《舆地图》，在搜集材料方面他是不遗余力的。

　　三是重振“计里画方”的绘图方法。我国地图制作的画方之法，始于魏晋。地理学家裴秀创造了“制图六体”法：即“分率”（比例缩尺）、“准望”（方位）、“道里”（实际里数）、“高下”、“方邪”、“迂直”（即地貌地形与实际里数的关系）。裴秀的《禹贡地域图》，“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备载名山都邑，王者可不下堂而知四方也”（《北堂书钞》卷九六）。可知即以计里画方绘制的。此法到唐贞元年间得到贾耽的重新提倡。朱思本在《舆地图自序》中提到的《禹迹图》，为伪齐阜昌七年（1136）四月所刻。从图中的唐代地名和绘图情况来判断，很可能是据贾耽《海内华夷图》中的禹贡九州部分绘成的，所用的画方绘法，注明“每方折地百里”。可见计里画方法并未中断。朱思本在裴秀、贾耽的基础上重振此绘图法，所绘《舆地图》比前代更为精细详尽，图画上的山川湖泊、城镇区域注记也大大增加，因此对计里画方的精确度要求更高。这种计里画方法经朱思本的提倡，到元明两代又开始盛行。直到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传入西方的绘图法后，更科学的经纬度才开始逐渐代替计里画方法。

　　形实可据，“靡不精到”

　　明嘉靖年间地理学家罗洪先有志重绘天下舆图，经过反复比较之后，发现朱思本《舆地图》是他见到的地图中最正确、最可靠的地图，于是以朱图为基础，加以增补扩大，名为《广舆图》。他说：尝遍观天下图籍，虽极详尽，其疏密失准，远近错误，百篇而一，莫之能切也。访求三年，偶得元人朱思本图，其图有计里画方之法，而形实自是可据，从而分合，东西相侔，不至背舛。于是悉所见闻，增其未备，因广其图，至于数十。（《广舆图序》）霍冀在评价根据《舆地图》扩大而成的《广舆图》时，特别强调了计里画方的优越性：计里画方者所以较远量迩，经延纬袤，区别域聚，分拆疏数，河山绣错，疆里井分，如鸟丽网而其目自张，如棋布局而其罫自列，虽有沿革转相易移，而犬牙所会，交统互制，天下之势尽是矣！（《广舆图叙》）

　　朱思本对自己的《舆地图》也作有实事求是的估价。他虽然周游了全国许多地方，但实际上也只是到今天的华北、华东、中南地区，在当时的条件下，也不可能走遍西北、东北、西南各边远地区。所以对自己考察过的地方，他满有把握地说：“其间河山绣错，城连径属，旁通正出，布置曲折，靡不精到。”对自己没有去过的“涨海之东南，沙漠之西北，诸番异域，虽朝贡时至，而辽绝罕稽，言之者既不能详，详者又未必可信，故于斯类，姑用阙如”。这种科学态度堪称我国古代科学家的典范。

　　至治二年（1322），朱思本离开大都到江西玉隆宫。这时吴全节已嗣为玄教大宗师。泰定年间，吴全节曾召朱思本去大都，显然有意让思本成为自己的接班人。但朱思本仍然无意追求道官的高位，数年后重返江西玉隆宫，在那里过着隐居生活。约于元顺帝元统、至元年间病逝。

　　第三节贾鲁难得的工程技术人才贾鲁（1297—1353），字友恒，河东高平（今山西高平）人。他自幼熟读经书，谋略过人。元仁宗延祐、元英宗至治年间，两度以明经考试名列乡贡前茅。泰定初年，授为东平路儒学教授，后历任宪史、行省掾等吏职，升为潞城县尹。元顺帝至正年间，起用为太医院都事。中书右丞相脱脱主修辽、金、宋三史，召贾鲁为《宋史》撰修官。修成后，他出任燕南山东道宣抚使的幕僚。

　　贾鲁有担任地方官的经历，对民情及社会弊端相当了解，也有志于改革时弊。当他因出色的政绩而被选为中书省检校官后，即上书数万言，指出由于管理不善，粮仓数以万斛计的官粮遭到损失，非妥善管理不可。后来在担任工部郎中期间，又逐步积累了工程建设的实际经验，了解到工部在管理上的种种弊端，提出“考工十九事”，建议改革天下营造百工。可见，贾鲁是既有书本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难得的工程技术人才。

　　上“治河二策”

　　至正四年（1344）夏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北决白茅堤、金堤（在今河南兰考东北）。沿黄河的州县济宁、单州、虞城、砀山、金乡、鱼台、丰、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州、东明、巨野、郓城、嘉祥、汶上、任城等处均遭严重水灾。大水吞没了黄河两岸的农田庄稼，淹死、饿死、病死的人民“不可胜数”。大批背井离乡的流民，弃儿鬻女、剥树食皮、死尸遍野，处境十分悲惨。大水继续北漫，大有威胁会通运河漕运和冲垮山东盐场之势，元顺帝不得不征求治河方略，至正八年（1348）贾鲁被任命为行都水监，筹备治河事宜。

　　贾鲁上任后，以治河之事为己任。他沿着黄河屡次泛滥的中下游地段，进行实地考察，往返达数千里，仔细测量地形，绘制地图，终于摸清河患的要害，返回后，向朝廷提出了治河二策：“其一，议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则用工省；其二议疏塞并举，挽河支行，使复故道，其功数倍。”贾鲁的治河方案，完全是针对现实问题而提出的。

　　第一条，“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则用工省”。此方案显然是针对元政府软弱的财力，以保住眼前漕运和盐场的安全为目的而提出的下策。修筑北堤，用工实省，然而山东境内的积水并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古代鲁西南一带有许多湖泊，由于千百年来黄河一直是从北河入海，所以泥沙长期淤积，几成平地。特别是金代初黄河改道后，原来湖泊低洼之地渐成垦地。如梁山泊，宋代尚绵亘一百余公里，元代湖面日益缩小。这时的黄河北河地域内已经不再存在一个巨大的水系调节库。到至正九年（1349）五月时，北溢的河水，在沛县一带形成巨泊，说明河水北溢后，运河和大清河（今黄河下游下段）泄洪能力很弱，洪水只能停留在入运河的沛县周国地区，再慢慢地北漫，蔓延面积越来越大，受灾地区越来越广。所以，筑北堤只能暂时阻止河水继续灌入运河。如果黄河中下游再遇到特大洪水，新筑的北堤仍有被冲决的危险，那时的灾情就更难控制了。

　　第二条，“疏塞并举，挽河支行，使复故道，其功数倍”。这是当时历史条件和科学水平下最有效的方案。黄河自南宋建炎二年（1128）杜充决堤，河水由泗入淮，到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已整整二百二十年，北流的局面基本结束。如将黄河改道北流，其工不是数倍，而是几十倍，费时不是数月，而是几十年的问题。南行虽然存在类似问题，但在当时情况下，淮河的泄洪能力显然比大清河强。元代黄河几次大决，问题主要出在汴梁至邳州段，主流多在此间南北摆动。如能抓住这一要害，在这一范围内疏通加深河床，引水支流，既能把积于山东的洪水改归黄河，又能立即确保运河和盐场的安全。贾鲁治河的指导思想就是如此。

　　当时贾鲁的方案却未被接受。不久，他调任右司郎中，再改都漕运使。

　　贾鲁是很有抱负的，每担任一项职务，就会对所管辖的事物提出若干建议。在右司郎中任内，他提出“时政二十一事”，改任都漕运使后，把在考察黄河时得到的第一手资料，以“漕运二十事”提供给元廷。

　　疏塞并举复故道至正九年（1349）闰七月，脱脱再次出任中书右丞相。这时黄河的灾情日益严重，北溢的河水已侵入安山（今山东寿张东），泛入运河，蔓延到济南、河间一带，漕运和盐场均受到严重威胁。大都河间盐运司和山东盐运司所属运河两岸的盐场，在全国制盐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盐场被水冲坏，元朝的财政危机将急剧上升。再加上黄河决堤四五年来，以流民为主的农民起义一年比一年增多。脱脱深感问题严重，所以抓紧治河大事，展开讨论，以求最佳方案。贾鲁以都漕运使的身分，参加了制定治河方略的讨论会，并重新把他的治河二策提出来。与会者众说纷纭，提出了种种方案，贾鲁坚定地认为：“必疏南河、塞北河，使复故道，役不大当，害不能已。”脱脱力排众议，当机立断，取其第二策。

　　至正十一年春，贾鲁一切准备就绪。治河即将开工之际，工部尚书成遵、大司农秃鲁等“力陈不可”，坚决反对治河，主要理由是：（1）工程浩大难成；（2）害怕“盗贼”与挑河夫结伙起义。脱脱不为所动，毅然下令施工。四月，脱脱任命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总治河防使，率汴梁、大名等民夫十五万，庐州等处驻军二万开始治河，于四月二十二日开工，七月完成疏凿工程，八月二十九日放水入故道，九月舟楫通行，并开始堵口工程。十一月十一日，木土工毕，诸埽堵堤建成，整个工程计一百九十天。

　　贾鲁治河的方案采取疏塞并举、先疏后塞。整个工程分为三段：第一为疏浚故河，第二为堵塞黄河故道下的上段各决口、豁口、修筑北岸堤防；第三为堵塞白茅决口。有关工程概况及技术措施如下：第一大工程是疏浚从黄陵岗到哈只口的黄河故道和凹里村到杨青村的减水河。由于河道的情况有高有低、有宽有狭，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疏、浚方法。贾鲁指出：“疏浚之别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减水河。生地有直有纡，因直而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趋卑，高卑相就，则高不壅，卑不潴，虑夫壅生溃，潴生堙也。河身者，水虽通行，身有广狭。狭难受水，水益悍，故狭者以计辟之；广难为岸，岸善崩，故广者以计御之。减水河者，水放旷则以制其狂，水隳突则以杀其怒。”（《至正河防记》）具体施工是从白茅口南二里的黄陵岗向东开始的，“辟生地（开新河）十里”，到达南白茅，又开河十里至刘庄村，接入故道，从刘庄至专固浚故道百有二里二百八十步，从专固至黄固，“垦生地八里”，从黄固至哈只口浚故道五十一里八十步。这段干流工程共长一百八十二里。为防止以后堵口合龙后水势的狂怒，特浚凹里村减水河：从凹里村向西开生地三里四十步，分别不同情况拓宽旧河身八十二里五十四步至张赞店，从张赞店到杨青村垦生地十三里六十步，接入故道。这段减水河共长九十八里五十四步。两者全长二百八十里五十四步强。

　　第二大工程堵塞缺口、豁口，修筑堤埽。至正四年河决后，黄河故道两岸已是千疮百孔，为使回河故道后不致出现决溢险情，贾鲁在疏浚了故道和开凿减水河的同时或以后①，先后筑塞了专固缺口和凹里减水河豁口处，从哈只口至徐州三百余里，修缺口一百零七处。同时，又兴两岸埽堤工程，北岸因地势低洼，修筑护岸堤防，高广不等，通长二百五十四里七十一步，其中白茅河口至曹州板城补筑旧堤，长二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板村至英贤村等处，长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稍冈至砀山县，长八十五里二十步；亦思剌店缕水月堤，长六里三十步。

　　第三大工程是堵塞白茅决口，黄河勒回故道。这是决定治河成败的关键一役。八月二十九日开始向疏浚完毕的故道放水。在此以前贾鲁考虑到决口势大，又正值秋涨汛期，故在口门侧的北岸筑剌水堤二道，总长二十六里二百步，用作挑溜减弱口门溜势。又筑截河大堤十九里百七十七步，其中在黄陵北岸者，总长十里四十一步，在口门西侧岸上筑土堤伸入水中，修叠埽台，系龙尾埽，直抵龙口；黄陵南岸总长九里百六十步，但剌水堤及截河大堤筑得较短，“约水尚少，力未足恃”。而决河势大南北广四百余步、中流深三丈余，“水多故河十之八。两河争流，近故河口，水刷岸行，洄旋湍激，难以下埽。且埽行或退，恐水尽涌入决河，因淤故河，前功遂隳。”（《至正河防记》）在此关键时刻，贾鲁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新的“障水入故河之方”。九月七日，贾鲁采用船堤障水法：“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后连以大桅或长桩，用大麻索、竹绠绞缚，缀为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绠周船身缴绕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铁锚于上流邦锤之水中。又以竹绠绝长七八百尺者，系两岸大橛上，每绠或锤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略铺散草，满贮小石，以合子板钉合之，复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又大麻索缚之急，复缚横木三道于头桅，皆以索维之，用竹编笆，夹以草石，立之桅前，约长丈余，名曰水帘桅。..然后选水工便捷者，每船各二人，执斧凿，立船首尾，岸上槌鼓为号，鼓鸣，一时齐凿，须臾舟穴，水入，舟沉，遏决河。”船沉后，水溢入故河道，“即重树水帘，令后复布小埽土牛白阑长梢，杂以草土等物，随宜填垛以继之。石船下诣实地，出水基趾渐高，复卷大埽以压之。前船势略定，寻用前法，沉余船以竟后功。..舶堤之后，草埽三道并举”（《至正河防记》）。由于用船堤障水，加长了挑水的长度，减轻了剌水堤回漩湍激对龙口的威胁。但由于水势过大，堵口合龙极其惊险，修至河口一二十步时，“用工尤艰”。“薄龙口，喧猛疾，势撼埽基”，将大埽冲裂冲陷，“观者股弁，众议腾沸，以为难合”。这时，贾鲁“神色不动，① 塞口工程西起凹里减水河，东至徐州，大体应在八月二十九日放水前修毕，据《庚申外史》记：“八月十日（芝麻李、彭早住、赵君用等）佯为挑河夫，日夜仓皇投徐州城。”可见当时徐州附近正在进行塞口工程。

　　机解捷出”，命十余万人扎帮、运埽、叠埽，终于在十一月十一日使龙口堵合，“决河绝流，故道复通”（《至正河防记》）。贾鲁在堵口技术上的重大创造——石船堤障水法取得了成功。

　　整个治河工程耗资是相当可观的。据统计，所用木桩大者二万七千根，榆柳杂梢六十六万六千根，藁秸蒲苇杂草七百三十三万五千余束，竹竿六十二万五千根，碎石二千船，绳索五万七千根，所沉大船一百二十艘，其余苇席、竹篾、铁缆、铁锚、大钉等等物资不计其数。总计用去中统钞一百八十四万五千六百三十六锭。工程如此浩大，这在我国古代治河史上是不多见的。贾鲁在总结前人治河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疏、浚、塞三者结合起来，把汹涌泛滥的河水勒回故道，保证了漕运和盐场的安全，使黄河下游获得了相对的稳定。这一业绩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勒回故道工程虽然竣工了，灾情严重的北河在农民起义打击下的元朝政权再也没有力量继续治理，致使决溢接踵而来。因此，贾鲁治河的效果又有很大的局限性。

　　治河工程结束后，贾鲁以功拜中书左丞。至正十二年八月，随从脱脱攻徐州芝麻李。九月，元兵陷徐州，芝麻李被俘杀，赵君用，彭早住率余众奔濠州。是年冬，贾鲁奉命与总兵月哥察儿围濠州。至正十三年五月，卒于军中。

　　第十九章关汉卿王实甫第一节关汉卿关汉卿生卒年不详，约生活于1230 年到1300 年前后。以字行，号已斋。关于他的籍里，《录鬼薄》记“大都人”（今北京市），熊自得《析津志》记“燕人”，清姚之遂《元明事类钞》引《元史补遗》记“解州人”（今山西运城），《乾隆祁州志》记“祁州”（今河北安国县）之“伍仁村”人。当以大都说较为可信。《录鬼簿》记他做过“太医院尹”，或在太医院任过职，但无旁证。他和杨显之、梁进之、纪君祥、王和卿等杂剧、散曲作家交好，与杂剧名艺人珠帘秀交往甚密。他经常出入歌楼舞榭，过着玩世不恭、放浪形骸的生活，有时还“躬践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明·臧懋循《元曲选·序二》），参加戏剧导演和演出活动。《析津志》记他“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可见他的性格风貌。关汉卿有一首著名套曲《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作品通过生动的比喻和泼辣的语言，描写了一个书会才人以“浪子班头”、“郎君领袖”自居，坚持“攀花折柳”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在元代社会里，作为书会才人，鄙弃功名利禄，不去做帮闲文人，甘愿一生浪迹江湖，与底层人民生活在一起，表现出高尚的志节。关汉卿自豪地宣称：“我却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并强调：“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表达了他我行我素，决不与当朝统治者妥协的精神。

　　关汉卿一生创作的杂剧约六十六种，现存可以肯定为关汉卿创作的杂剧有十六种，即：《窦娥冤》、《单刀会》、《哭存孝》、《蝴蝶梦》、《诈妮子》、《救风尘》、《金线池》、《望江亭》、《绯衣梦》、《谢天香》、《拜月亭》、《西蜀梦》、《玉镜台》、《陈母教子》、《鲁斋郎》、《单鞭夺槊》。此外，《裴度还带》和《五侯宴》二种是否关汉卿所作，尚有争议。另有《哭香囊》、《春衫记》、《孟良盗骨》等存有残曲。现存的关汉卿散曲有小令五十七首，套数十三篇，残套二篇。

　　关汉卿是一个执着于现实的人，始终积极关心现实社会，坚定地站在受压迫受迫害者一边，他的作品处处闪耀着民主的光辉。他的杂剧作品题材广泛，有社会剧、爱情婚姻剧、历史剧、文人逸事剧等，唯独没有宗教剧，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强烈的现实精神。

　　关汉卿的社会剧代表作有《窦娥冤》、《蝴蝶梦》、《鲁斋郎》等，其中《窦娥冤》的思想成就最高，堪称彪炳一代的悲剧杰作。《窦娥冤》的题材渊源于西汉刘向《说苑》卷五《贵德》篇所记“东海孝妇”的故事，又见《汉书·于定国传》、东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一《东海孝妇》。《窦娥冤》借用这一故事，却是反映元代的社会现实，表达了关汉卿的思想感情。剧中窦娥之父窦天章任“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这一官名始见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则该剧当写成于是年稍后，是关汉卿晚年的作品。

　　《窦娥冤》的戏剧冲突有三个依次递进的层面，即社会冲突、道德冲突和意志冲突。首先，高利贷如羊羔儿息的经济剥削，地痞流氓如张驴儿父子的社会恶势力，糊涂官吏如州官桃杌的政治压迫，这“三座大山”是造成窦娥冤案的直接原因、外在机缘。但关汉卿着力表现的，并不是两种社会势力之间的冲突，而是传统道德与不道德的现实的冲突。在杂剧中，窦娥与张驴儿父子的冲突，主要是守节守贞的传统道德同蹂躏节操、鄙夷贞节的不道德行为的冲突。只要读一读第一折中窦娥埋怨蔡婆婆的几只曲子（《后庭花》、《青哥儿》、《寄生草》、《赚煞》），对此就可以一清二楚了。张驴儿父子乘人之危，以死相要挟，强行入赘蔡家，这种不道德的反常行为，在杂剧里反而被表现成一种习以为常、屡见不鲜的正常现象，传统道德遭到了强权的野蛮践踏。而窦娥与州官桃杌的冲突，也主要是窦娥相信官府、愿意“官休”的道德行为同州官桃杌弃廉明如敝屣、奉贪酷如神明的不道德行径的冲突：“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结果道德被愚昧所吞噬，窦娥被冤枉地判处了死刑。第四折中窦娥唱道：“我不肯顺他人，倒着我赴法场；我不肯辱祖上，倒把我残生坏。”窦娥冤案的根源，主要不是别的，竟然是坚守传统的道德！在不道德的现实社会中，坚守传统的美德反而把人们推向火坑：“这的是衙门自古朝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这正是关汉卿对元代社会的深刻认识。

　　除了道德冲突以外，关汉卿还以形象的笔触揭示了表现在窦娥内心的意志冲突，即不安于现状与不得不安于现状、不相信天地鬼神与不得不相信天地鬼神、明知道德无用与不得不遵从道德之间的冲突。窦娥对自己三岁丧母、七岁离父、十七岁守寡的悲惨命运，怨愤满怀，难以抑止，一出场就唱道：“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一待和天瘦。”但守节尽孝以修来世之福的愚昧认识，又迫使她不得不安于现状，她说：“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当窦娥蒙受冤屈时，她情不自禁地诅咒天地鬼神的糊涂昏聩：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命更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正宫·端正好》）

　　但她还是对天发下了三桩誓愿，坚信“皇天也肯从人愿”。最后窦娥又不得不化作鬼魂，亲自为自己诉冤。在窦娥心目中，天地鬼神既昏聩得任意把无罪之民推向死境，又聪明得足以为蒙冤之人昭显冤屈；天地鬼神的这种矛盾态度，正是窦娥内心矛盾的形象表现。剧中一再渲染窦娥善良的道德品质，以造成感天动地的艺术效果。但在窦娥内心深处，却对传统道德的效用不无怀疑，她说：“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这并非无由而发，而是窦娥的心声。遵从传统的美德，反而惹祸遭灾，这竟然是活生生的现实！《窦娥冤》全剧最后，窦娥的节、孝等道德情操，终因窦娥感天动地的悲剧命运以及清官的秉公执法，而得以高度的彰显，这表现出关汉卿对仁政德治的理想社会的企望。元代社会传统道德的崩溃和涣散，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深沉忧患和强烈悲哀，也激发了他们维系纲常、端正人伦的责任感。只有复兴道德教化，才能挽救社会颓风，成为一种时代意识。关汉卿正是把这种时代意识艺术化，审美化为戏剧冲突，借各个阶层人们在信守道德与适应现实的两难抉择中的困境，来表现道德破败的社会危机和挽救危机的不懈努力。

　　类似的思想也表现在关汉卿其他社会剧的艺术构思中。《蝴蝶梦》里，皇亲葛彪随意打死王老汉，竟扬长而去，还说“只当房檐上揭片瓦相似，随你那里告来”。王婆婆的三个儿子为了替父报仇，打死了葛彪，却必须要一个儿子抵命。公理简直沦丧到了惊人的地步。这时，王婆婆顾全大义，宁可牺牲亲生儿子王石和来保全王老汉前妻的两个儿子。她的贤惠品德感动了清官包拯，他“以情不以理”，以偷马贼作替身抵死，私放了王石和。传统的道德终究战胜了黑暗的现实。《鲁斋郎》里的鲁斋郎是个“为臣不守法，将官府敢欺压”、“倚仗着恶党凶徒，害良民肆生淫欲”的权豪势要，他居然随心所欲地抢夺他人的妻子，肆意蹂躏、公然践踏道德和法律。六案孔目张圭迫于强权，屈辱地将自己的妻子送到鲁斋郎府内；而鲁斋郎却把被他蹂躏的铁匠李四的妻子“酬答”张圭，“全失了人伦天地心”，社会秩序完全反常了。后来包拯决心处斩鲁斋郎，却不得不采用私自修改圣旨的办法，瞒天过海，骗过皇帝。在这些剧作中，传统道德与不道德、反道德的现实的冲突，同时在外部（人物与人物之间）和内部（主要人物内心中）展开，因此显得极为复杂、十分激烈，也颇为深刻。而关汉卿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丝毫不回避这种冲突，反而淋漓尽致地描绘了这种冲突，使人们在对冲突的艺术欣赏中，认识现实的黑暗，呼唤道德的力量。

　　关汉卿的爱情剧代表作，有《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诈妮子》等。这些剧作不是孤立地描写爱情，也很少直接地、细致地描写青年男女缠绵曲折的情感，而是将爱情同现实生活、社会矛盾紧密结合，反映了种种社会现象，揭露了种种社会问题，因此包含了较为宽广的社会内容。《救风尘》的表层故事，写的是妓女宋引章、商人周舍和书生安秀实的三角恋爱，但是杂剧主角却是侠肠义胆的妓女赵盼儿。赵盼儿以大智大勇同奸诈狠暴的周舍进行了一番激烈的较量，她利用周舍好色的弱点，虚与周旋，骗得休书，“风月救风尘”，终于使宋引章脱离虎口，与安秀实终得结合。赵盼儿身陷风尘，心灵却像水晶一样纯洁明亮，并力图保持自己的尊严和人格，这种鲜明的性格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望江亭》的矛头指向权豪势要杨衙内。太守白士中的妻子谭记儿为了维护自己的爱情和婚姻，当杨衙内拿了皇帝的势剑金牌要来取她丈夫的首级，并企图娶她为妾的时候，她毫无惧色，乔扮渔妇，以切脍献新为名，在望江亭上尽情捉弄了杨衙内，赚得他的势剑金牌，从而粉碎了他的阴谋毒计。谭记儿老练、机智、勇敢、泼辣的性格和凭借智慧战胜恶势力的奇行异举，可以与赵盼儿相媲美。

　　《拜月亭》歌颂了王尚书之女王瑞兰对爱情的坚贞，指责了阻碍青年男女婚姻自主的封建的家长制度和门第观念，同时也反映了乱离的时代和侵略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诈妮子》写倔强高傲的婢女燕燕委身于答应娶她做“小夫人”的小千户，却被小千户抛弃，她为了争取自己的幸福，大闹婚礼，终使主人同意她做了二夫人。在这两部剧作中，王瑞兰和燕燕的痴情，都是通过婚姻所受到的社会性阻碍得以表现的。在她们的理想结局中，也或多或少地笼罩着受污辱、受损害的阴影。这一点，在那些描写妓女从良的杂剧如《金线池》、《谢天香》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关汉卿的爱情婚姻剧都是以女主人公为主角的。他以深切的同情态度和鲜明的对比手法刻划了一系列受压迫受迫害的妇女形象，歌颂了她们追求幸福生活和反抗邪恶势力的精神。这些剧本中的女主人公大多闪烁着理想性格的光辉，她们雄浑泼辣而又玲珑剔透，悲壮沉郁而又乐观豪迈，从大苦大难最终演化为大智大勇，依靠自身的努力去争取幸福的生活，成为中国古代妇女形象画廊中一组光彩耀人的形象。

　　关汉卿的历史剧，主要有《单刀会》、《西蜀梦》、《哭存孝》等。这些历史剧继承了宋代说话艺术和杂剧艺术“多虚少实”的创作传统，往往随意捏合史料，对历史进行了再创作。因此，这些剧作总是从现实出发去缅怀历史英雄人物，曲折地表达现实感受和时代精神，借历史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流溢着悲凉的时代情绪。

　　《单刀会》是关汉卿的历史剧代表作，写三国时东吴鲁肃邀请蜀国荆州守将关羽过江赴筵，谋夺荆州，关羽单刀赴会，大义凛然，平安返回。据《三国志·鲁肃传》的记载，鲁肃为索取荆州，与关羽相会，并大义凛然地谴责刘备贪而弃义。“备遂割湘水为界，于是罢军。”元代民间的《三分事略》平话却作了翻案，渲染了关羽以英武风度震慑鲁肃。《单刀会》吸取了民间传说的内容，强烈地肯定蜀汉正统，并借肯定汉朝正统来肯定汉族的正统。作者通过索荆州和保荆州的斗争，表达了主权不可拱手相送的思想。元代是蒙古族统治的时代，舞台上演出这样的剧作，无疑有助于唤起当时汉族人民的民族感情和复仇情绪。关羽义正辞严地宣称：“俺哥哥合情受汉家基业，则你这东吴国的孙权和俺刘家却是甚枝叶？”还带着自豪的口气嘲笑鲁肃：“百忙里趁不了你老兄心，急且里倒不了俺汉家节！”这种对“汉家”、“刘姓”的肯定和强调，既表达了封建正统观念，又包含着特定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特殊的意义。剧中的关羽形象，具有超凡的勇武、冲天的豪情和凛然的正气，不愧为一位盖世英雄。第四折开场关羽唱道：［新水令］大江东去浪千叠，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为一一叶。又不比九重龙凤阙，可正是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别，我觑这单刀会似赛村社！（云）好一派江景也呵！（唱）

　　［驻马听］水涌山叠，年少周郎何处也？不觉得灰飞烟）灭。可怜黄盖转伤嗟，破曹的樯橹一时绝，鏖兵的江水犹然热，好教我情惨切！（云）这也不是江水，（唱）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这两只曲子，于雄壮之中透露出一股英雄的悲凉情怀：人生短暂而自然永恒，“一世英雄”短暂而“千古事业”永恒。这是作者的主观情绪，也是关羽的内心感受，二者融为一体。

　　《西蜀梦》根据民间传说，写关羽、张飞死后，鬼魂向刘备托梦，请求出兵报仇雪恨，全剧充满强烈的复仇情绪。张飞被作反小军刺死，关羽因糜竺、糜芳献城降吴而被杀，叱咤风云的英雄却丧身于奸人之手，作者对此悲愤不平。《哭存孝》更突出了这一点，剧作写五代后唐勇将李存孝战功卓著，对义父李克用忠心耿耿，却受到小人李存信、康君立的诬陷，含冤而死。其妻邓夫人哭祭亡灵，李克用终将存信、君立车裂，为存孝报仇。印证历史和传说，无论是《旧五代史·义儿传》还是《五代史平话》，都记叙李存孝之所以被诛杀，是因为他反叛李克用。《哭存孝》的描写虽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却有力地表达了作者对是非颠倒的社会的愤慨，对阴险毒辣的小人的鞭挞和对英雄冤死的沉痛的惋惜。

　　元末明初贾仲明增补《录鬼簿》挽关汉卿的《凌波仙》词，高度评价了关汉卿其人其作的成就和地位，说：“珠玑语唾自然流，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忒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帅首，捻杂剧班头。”

　　首先，关汉卿以其毕生精力从事杂剧创作，并参加了演出实践活动，促使杂剧艺术体制趋于完备。明王骥德《曲律》说：“作北曲者，如王、马、关、郑辈，创法甚严，终元之世，沿守惟谨，无敢逾越。”而关汉卿“初为杂剧之始”（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具有草创之功，对完备杂剧体制无疑贡献最大。不仅在外在形态如一剧四折、一人主唱等等方面，关汉卿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而且，在情节结构戏剧冲突的安排上，关剧大多简洁、集中、激烈、机巧，意匠惨淡而又流转自然，处处都合乎戏剧艺术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规律，同时也处处都体现了中国戏曲的民族特征，成为戏曲艺术的典范之作。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称：“关汉卿之《救风尘》其布置结构，亦极意匠惨淡之致，宁较后世之传奇，有优无劣也。”这可作为对关汉卿杂剧情节结构的概评。

　　其次，题材广阔，无所限制，丰富多样，从而极大地开拓了中国戏曲多方面的表现功能。关剧继承了中国民间艺术的优良传统，人物无分平民、显宦、英雄、闺秀、才子、妓女，情节无分沙场争战、情爱波澜、豺狼横行、弱者抗争，语言无分市井俗谑、雅士轻吟、深闺艳词、莽将壮言，关汉卿几乎无不兼收并蓄。元周德清《中原音韵·序》说：“其备则自关、郑、白、马，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字畅语俊，韵促音调。”更重要的是，他写什么像什么，让特定的情境和语言为刻画各种人物服务，从而塑造了一大批身分不同、地位不一、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明王骥德《校注西厢记·自序》，以王实甫与关汉卿比较，说：“实甫以描写，而汉卿以琱镂。描写者远摄风神，而琱镂者深次骨b 。”所谓“琱镂者深次骨b ”，说的就是关汉卿善于捕捉人物的内心隐秘，将人物刻划得栩栩如生、维妙维肖。

　　《太和正音谱》评关汉卿杂剧语言风格“如琼筵醉客”，即具有豪放不羁的艺术风格。从杂剧史的角度看，关汉卿是本色派、豪放派的开创者，同他艺术风格相近的杂剧作家，前期有杨显之、高文秀、纪君祥、李直夫、康进之、李行道、孟汉卿、张国宾等，后期有曾瑞卿、萧德祥等。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认为：“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此当为的评。

　　第二节王实甫王实甫，天一阁本《录鬼簿》称他名德信。大都（今北京市）人。诸本《录鬼簿》都列入“前辈已死名公才人”，可能由金入元。据元周德清《中原音韵·序》，可知王实甫于泰定元年（1324）前已去世。明贾仲明增补《录鬼簿》，有《凌波仙》词吊王实甫：“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颩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风月营”、“莺花寨”、“翠红乡”，都代指元代官妓聚居的教坊、行院或上演杂剧的勾栏。显然，王实甫是熟悉这些官妓生活的，因此擅长于写“儿女风情”一类的戏。明陈所闻《北宫词纪》收《商调集贤宾·退隐》套曲，署为王实甫作，其中有“百年期六分甘到手，数支干周遍又从头”，可知其六十岁时已退隐不仕。但曲中又有“红尘黄阁昔年羞”、“高抄起经纶大手”，则其又曾在京城任高官，似与杂剧作家王实甫并非一人。

　　王实甫著有杂剧十四种，现存《西厢记》、《丽春堂》、《破窑记》三种。《破窑记》写刘月娥和吕蒙正悲欢离合的故事，有人怀疑不是王实甫的手笔。另有《贩茶船》、《芙蓉亭》二种，各传有曲文一折。

　　《西厢记》是元杂剧中的著名作品，据《录鬼簿》和《太和正音谱》，当为王实甫作。明代中叶以后，有人认为《西厢记》是关汉卿所作，始见于明正德八年（1513）刊刻的都穆《南濠诗话》：“近时北词以《西厢记》为首，俗传作于关汉卿”；或说是关作王续，始见于成化七年（1471）金台鲁氏刊本《新编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所收无名氏《驻云飞》：“汉卿文能，编作《西厢》曲调精”，“王家增修，补足《西厢》音韵周”；或说是王作关续，始见于王世贞《艺苑卮言》：“《西厢》久传为关汉卿撰，迩来乃有以为王实夫者，谓至邮亭梦而止。又云至‘碧云天，黄花地’而止，此后乃汉卿所补也。”凡此数说，皆不足征信。

　　《西厢记》描写崔莺莺和张君瑞的爱情故事，取材于唐代诗人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一名《会真记》）。《莺莺传》写唐代贞元中，相国小姐崔莺莺随母亲寄居于蒲州以东的普救寺的西厢院，与张生发生情爱，后终遭遗弃。这个故事带有自传性质，元稹的朋友杨巨源、李绅曾分别作《崔娘诗》、《莺莺歌》，吟咏此事。到了宋代，崔、张故事流行甚广。文人诗词以之为典事，如晏殊《浣溪沙》词中借用《莺莺传》中的诗句“怜取眼前人”，苏轼《赠张子野》诗中有“诗人老去莺莺在”，自注用《莺莺传》事。而苏门文人秦观、毛滂，则分别以崔、张故事为题材，写了“调笑转踏”歌舞曲，摒弃了“始乱终弃”的结局。稍后，曾在颍州做过苏轼属官的赵令畤，把《莺莺传》改编为韵散相间、可说可唱的鼓子词，题为《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收载于其《侯鲭录》中。鼓子词同意王铚《传奇辨证》以《莺莺传》为“微之自叙”的说法，删去原作中张生诋毁莺莺为“尤物”、“妖孽”和为自己“忍情”开脱的部分，谴责悖义的元稹，同情深情的莺莺，并以莺莺被弃为憾事。同时或稍后，崔、张故事也进入了民间说唱和戏剧领域。南宋皇都风月主人《绿窗新话》卷上有《张公子遇崔莺莺》，元初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列有《莺莺传》。元初周密《武林旧事》所记宋“官本杂剧”名目中有《莺莺六么》，明初陶宗仪《辍耕录》所记金院本名目中有《红娘子》和《拷梅香》，可能都是演崔、张故事的。

　　在宋代以崔、张故事为题材的各种文艺作品的基础上，金章宗时人董解元集其大成，创作了《西厢记诸宫调》。由于当时流行于北方的诸宫调的伴奏乐器是琵琶和筝，所以又称为《西厢 弹词》或《弦索西厢》。《西厢记诸宫调》以莺莺和张生的相爱、私奔以至美满团圆代替了《莺莺传》的悲剧性结局，以崔、张同崔老夫人的冲突代替了原作张生和莺莺的矛盾，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主题，突出了反对封建礼教的思想意义。同时，《西厢记诸宫调》又增饰了红娘、惠明和尚等人物，增添了新的情节，曲词也极为精彩动人，为王实甫创作杂剧《西厢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崔、张故事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从《莺莺传》的“始乱终弃”到《西厢记诸宫调》的反对封建礼教，经历了内容上的变革；从传奇、诗歌、鼓子词到诸宫调，又经历了文体上的嬗递。

　　王实甫的《西厢记》描写了崔莺莺和张君瑞对爱情的热烈追求及其与封建礼教、封建门阀婚姻制度的矛盾冲突，批判了封建礼教、封建门阀婚姻制度的虚伪性和不合理性，歌颂了青年男女的自由而真挚的爱情，表达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理想。

　　《西厢记》的突出之处，在于对崔莺莺的思想、感情、心理作了十分细致而深刻的刻画。崔莺莺是相国小姐，她深沉、含蓄，既有外在的凝重，又有内在的激情。封建家庭的教养，无法完全窒息她内心的青春情感，她一出场就情不自禁地感叹：“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正是这种难以捉摸、无以名状的“闲愁”，使她不由自主地对张生一见倾心，“回顾觑生”，“临去秋波那一转”。月下隔墙吟诗时，她大胆地对张生吐露心声：“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应怜长叹人。”于是她陷入情网之中而不能自拔，饱尝着相思的痛苦，“神情荡漾，情思不快，茶饭少进”，“每日价情思睡昏昏”。同时她也越来越不满于老夫人的约束，并迁怒于红娘的跟随，她说：“俺娘也没意思，这些时直恁般提防着人。小梅香伏侍的勤，老夫人拘系的紧，则怕俺女孩儿折了气分。”正在这时，变生意外，孙飞虎兵围普救寺，索要莺莺。张生在危难之际，仗义修书，请好友白马将军杜确前来解围。老夫人当众许婚，后来又出尔反尔，让张生与莺莺以兄妹相称。这一事件实际上代表着一种机遇，它既赋予崔、张的婚事以外在的合理性，又赋予崔、张的爱情以内在的合理性。正是这种内在和外在的合理性，成为莺莺敢于冲破老夫人的约束，决心对张君瑞以身相许的潜在动力。第二本第四折她唱道：［离亭宴带歇指煞］ ..俺娘呵，将颤巍巍双头花蕊搓，香馥馥同心缕带割，长搀搀连理琼枝挫。白头娘不负荷，青春女成担搁，将俺那锦片也似前程蹬脱。俺娘把甜句儿落空了他，虚名儿误赚了我。

　　但是，冲破内在心理的樊笼毕竟比冲破外在人为的约束还要艰难，于是就有了莺莺的“闹简”和“赖简”。“闹简”和“赖简”中莺莺所表现的“假意儿”，不仅是为了试探红娘是否可靠，张生是否真心，更重要的是披露出崔莺莺要战胜传统的教养、女性的禁忌所应有的反复和艰难。在认可了爱情的合理性之后，莺莺还不能不积蓄相当的心理准备，以便承受这种爱情。莺莺和张生自由结合的事情暴露后，老夫人以“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为由，逼迫张生上京应考求官，“得官呵，来见我；驳落呵，休来见我”。他们的爱情又面临着新的危机。长亭送别时，莺莺既忧虑张生考试落第，婚事终成泡影，更担心张生考取后变心，另就高门，自己被弃。她承担着如此沉重的精神重压，离愁别恨，“虽离了我眼前，却在心上有；不甫能离了心头，又早上眉头。忘了时依然还又，恶思量无了无休。”甚至收到张生高中报喜的书信，也未给她带来欢乐：“早是我只因他去减了风流，不争你寄得书来又与我添些症候。”莺莺和张生最后的团圆，实在是得之不易的。《西厢记》深刻地揭示了崔莺莺的恋爱心理，即想爱而不敢爱，不敢爱却不由得不爱；并且细致地展现了她内心的强烈要求逐步压倒、战胜外部的压抑、传统的禁锢和心理的樊笼的全过程。这样的恋爱心理及其展开过程，是包含着深厚的社会内容和文化内容的。

　　《西厢记》里张生形象和红娘形象也十分生动。张生怀才不遇，湖海飘零，但他却重爱情甚于重功名，在应试途中由于邂逅莺莺而留滞蒲东，将“云路鹏程”丢在脑后。与《西厢记诸宫调》中张生主动提出进京求取功名不同，杂剧将这一情节改为老夫人“逼试”，这就更突出了张生“心不存学海文林，梦不离柳影花阴”的心理特征。张生对爱情诚挚、执著而又专一，甚而至于近乎痴傻，前人评论张生形象，就常说他是“志诚种”。张生的性格既机灵又忠厚，有时还带些懦弱和傻气，显得既“痴”且“呆”，这就给这一形象染上了喜剧的色彩。红娘是崔家的家生婢女，她对背信弃义的老夫人、仗势欺人的郑恒是反感的，对莺莺和张生的恋爱是全力支持的。她有着过人的胆识和才干，心直口快，泼辣爽直，不仅一手促成了崔、张的私自结合，而且在紧要关头挺身而出，向老夫人陈说利害，维护崔、张的幸福。可以说，没有红娘，崔、张的婚事圆满结局可能是没有希望的。《拷红》这场戏之所以几百年来盛演不衰，正是由于王实甫成功地塑造了红娘这一形象，并通过红娘形象表达了人们对崔、张恋爱的支持和歌颂，对纲常伦理的嘲讽和批判。红娘形象代表了正义、智慧和力量。此外，剧中着墨不多的老夫人形象和惠明和尚形象，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说：“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的确，《西厢记》在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西厢记》是我国较早的一部以多本杂剧连演一个故事的剧本。元杂剧一般是一本四折，篇幅比较短小。《西厢记》突破了杂剧的体制，以五本二十一折的长篇巨制演述崔、张故事，而一折戏虽然多以一人主唱，但也有若干折由数人轮唱，体现出作者的创新精神。明人有见于此，所以称《西厢记》为“传奇之祖”。

　　《西厢记》在《西厢记诸宫调》艺术描写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修饰，情节单纯，结构严谨，而又波浪迭起，悬念丛生。全剧围绕崔、张爱情故事，主要设置了三对戏剧矛盾：老夫人和崔、张、红娘之间的矛盾，崔、张、红娘三人之间的矛盾，孙飞虎的叛军和崔家、张生及普救寺僧人之间的矛盾。三对戏剧矛盾中，老夫人和崔、张、红娘之间的矛盾是贯穿全剧的主线，而崔、张、红娘之间的矛盾则是作家描写的重点。全剧情节单纯而不贫乏，连贯而不平淡，波澜起伏，变故迭生，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在语言运用上，《西厢记》堪称古代诗剧的一个范本。朱权《太和正音谱》评道：“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西厢记》的语言往往既符合人物性格，又适合舞台演出，在戏剧性和性格化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张生的唱词爽朗热烈，跟他热情而乐观的性格一致。莺莺的唱词则表现出大家闺秀聪慧、优雅而又深沉、多情的风度。红娘的唱词特别泼辣、爽快，表现了她机敏、巧慧、侠心义骨的性格特征。在元杂剧作家中，能够驾驭各种色调——豪放的、婉约的、本色的、华美的语言写情达意，使剧中“人习其方言，事肖其本色，境无旁溢，语无外假”（明·臧懋循《元曲选序》），像王实甫这样的作家并不多见。《西厢记》的语言构成，以当时的民间口语为主体，适量而自然地融化前人诗词文赋中的语句，形成通晓流畅与秀丽华美相统一的艺术风格。《长亭送别》里崔莺莺一出场唱的三只曲子，就历来为人称道：［正宫·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滚绣球］恨相见的迟，怨归去的疾。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晖。马儿迍迍的行，车儿快快的随，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听得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

　　［叨叨令］见安排着车儿马儿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气，有什么心情花儿靥儿打扮的娇娇滴滴的媚。准备着被儿枕儿则索昏昏沉沉的睡，从今后衫儿袖儿都揾做重重叠叠的泪。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久已后书儿信儿索与我凄凄惶惶的寄。第一只曲子融化了宋人范仲淹的《苏幕遮》词，情景交融，含蓄细腻；第二只曲子借景写情，情溢于景；第三只曲子从文转白，由雅而俗，抑止不住地直抒胸臆。三只曲子紧扣莺莺的情感变化，表情达意，臻于化境。《西厢记》中的佳句美不胜收，历来脍炙人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曾借林黛玉之口，赞誉《西厢记》“词句警人，余香满口”。

　　明清两代《西厢记》的刊本很多，至今明刊《西厢记》尚存近四十种，清刊《西厢记》也有近四十种。明刊本以弘治十一年金台岳家刻本《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为最早，而以王骥德校本和凌濛初校本影响较大。明清之际金圣叹批改《西厢记》，删去第五折，以《草桥惊梦》作结，现存的最早本子为清顺治间贯华堂刻《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此本在清代影响最大。第二十章刘因吴澄赵孟頫高克恭第一节刘因从专意“明道”到东京执教刘因（1249—1293），字梦吉，保定容城人。父述，性好儒学，元世祖中统年间任武邑县令，后以疾辞归。刘因三岁识书，过目成诵，六岁能诗，七岁能文，当与父亲有很大关系。

　　北方名儒砚坚落籍真定（今河北正定）后，在那里授徒达十余年。刘因师从砚坚，学业大进，为同舍诸生中之佼佼者。宋金两代文坛注重“以辨博长雄”的词章和“诞漫坐杂”的经义，“南北崇尚几无所分别”（《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五）。中统年间前后，经许衡、窦默、姚枢等人的提倡，在南方被公认为“正学”的程朱学说也规模日广地传播到北方。刘因对早年研习的“训诂疏释之说”本来就心存疑惑，这时更专心研读程朱诸书，后成为在北方名声仅次于许衡的理学传人。

　　在刘因以性理之学名闻北方的初期，他专以“明道”自任，颇有“笃志独行”的意向。他的家境贫寒，父母、祖父去世后长期无力安葬，后来在朋友帮助下始克襄事。在《癸酉（1273）书事》一诗里，他这样描写自己的经济状况：“娇儿索粟一钱空，怪见家人不忍中。我不怨天贫贱我，吾儿自合享吾穷。”（《静修集》卷一三）但他仍不愿苟合，“不妄交接。家虽甚贫，非其义，一介不取”。全祖望在《书刘文靖公渡江赋后》一文指出：“公卿过保定者众，闻因名，往往来谒，因多逊避，不与相见”（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三三）。他所以不愿涉足政治，很可能是因为在他看来，“以元开创规模言之”，“不足为辅”（《静修集》卷八）。至元中叶，忽必烈长期倚信以“理财”固宠的回回大臣阿合马，日益疏远“讳言财利事”的朝中儒臣。这应当是促成刘因采取超脱于政治的处世态度的重要原因。他在七律《读汉高帝纪》里批评西汉初年的朝政轻视儒术：“规模自袭挟书律”，“只知才到萧曹尽”（《静修集》卷二一）。其中所抒发的，不能不是对现实政治的感慨。刘因还反复以“夷皓”（伯夷和“四皓”）为诗作的主题，也无非是在表露自己不合时则甘于隐沦、“名书丹阙非吾望”的心迹。他用诸葛亮“静以修身”的名言额所居曰“静修”，大约也在此时。

　　至元十一年（1274），元朝下诏伐宋；大军浮汉入江，水陆并进，顺流而下。不到两年，宋亡。刘因颇伤宋朝为奸臣所误，拘留元朝国使以挑兵衅，终致国亡，遂作《渡江赋》以哀之。他曾欲南游江湖，览观南宋诸先儒名迹，但未克成行，反而北上易州（今河北易县），到当时辞官家居的何玮家馆课授徒。刘因自己说，他所以同意去何家，教书三年，主要是因为那里藏书很多，可以一遂“馆于藏书之家而肆其检阅”的宿愿，何玮曾参与伐宋之役，藏书中有不少是从南宋旧境携回的理学书籍，这些书在北方不易搜寻。

　　至元十九年（1282），权倾一时的阿合马被杀，元廷的政治斗争形势发生了变化。被蒙古、色目和汉族高级官僚中的汉法派所一致拥护的新政治领袖、太子真金，更加积极、直接地参与各种有关的政治活动，一时间在汉族士人中引起对于“朝政更新”的强烈乐观情绪。也就在同一年，真金因不忽木之荐，以太子燕王守中书令下教，召刘因赴都，擢拜承德郎、右赞善大夫。这时的朝野对真金改革朝政的过度希望，无疑也感染了刘因。他受教之后，“即与使者俱行”。时真金建学宫中，教近侍子弟读书。刘因抵京后，遂受命接替前任王恂，教学于东宫。未几，因继母感风疾，辞归省视；翌年母卒，乃丁忧家居。

　　重归隐沦由真金所发动的更新朝政的改革，还来不及等刘因母丧服除，就因与元世祖忽必烈政见不合而中途夭折。这次事件给予刘因很深的刺激，使他对于元朝政治再也不抱什么希望，而且反过来，对于自己轻易应诏、一聘而起十分后悔。他想起汉初吕后以卑辞厚礼迎四皓以侍太子（即汉惠帝），使刘邦以为太子得天下人心，如高飞鸿鹄，“羽翮已就，横绝四海”，因而不敢废之另立的故事，深感自己贸然卷入宫廷斗争的危险，因此竟吟出“一读《鸿鹄歌》，令人心胆寒”，“出处今误我，惜哉不早还”的沉痛诗句（《静修集》卷二《四皓二首》）。在应征而起的六年前，刘因写过一篇《退斋记》，在文中婉转地批评在政坛上进退无恒，认为许衡既然以“正道”自任，出仕从政，就不应复因道之难行而“以术自免”（《静修集》卷一八》）。对照刘因作《退斋记》的宗旨，亦更可见他对于自己竟然蹈许衡旧辙，追悔不已。关于刘因在继母去世后近十年中的隐居生活，史料甚为缺乏。他有词《太常引》云：“红尘尽处，白云堆里，高卧对青山。风味似陈博，休错比，当年谢安。”（《静修集》卷一五）其中所反映的是这个时期里他的心境。他无疑仍以写作和教书为业。当时流传有《四书集义》一书，是朱熹有关四书的问答与集注而为他人所汇辑者。刘因认为其太繁，且有牴牾处，于是另加采择阐发，撰成《四书集义精要》三十卷。他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李谦在刘因居丧期间曾拜访他，说他“形体癯瘁，须发颁白”（《静修集》卷首），这时他不过三十五六岁。到四十二岁这年，儿子又先他去世；这对他的精神和身体，不免又是一次大打击。

　　至元二十八年，刘因四十三岁。元世祖忽必烈杀权相桑哥，“朝政又一更新”（苏天爵《滋溪文稿》卷八《刘因墓表》）。元廷以集贤学士的三品清要之职往征刘因。他绝不愿再仕，乃以疾固辞。

　　刘因在疾病缠身的最后两三年内，又写成《易系辞说》一书。至元三十年四月去世。元仁宗延祐年间赠翰林学士、资善大夫，追封容城郡公，谥文靖。其撰述流传至今者，有《静修集》、《丁亥集》、《四书集义精要》、《椟蓍记》、《樵庵词》等。

　　第二节吴澄家居授徒的大半生吴澄（1249—1333），抚州崇仁人，字幼清，晚年又字伯清。友人程钜夫题其居屋为“草庐”，人称草庐先生。

　　吴澄出生在颇为宽裕的普通家庭。祖父吴铎追求举业，且好天文星历之学。吴澄的幼学发蒙，是在祖父指导下起步的，祖孙之间的感情联系甚深。他十六岁时，祖父赴抚州郡城参加乡试，因未能通过，一年后即溘然去世。十六岁那年他随祖父抚州之行，对其一生产生有重大影响。从当时在抚州临汝书院讲学的著名理学家程诏开（若庸）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程朱学说。前十余年里，他孜孜以求的一直是声对词赋、记诵词章之学，“自以为所学止于是矣”，而“不知科举之外他有所谓学也”。此行后他恍然大悟，“先圣先师之所学者，固不止是”（《吴文正公外集》卷三《谢缪守书》、《谢张教》）。从此较系统地阅读理学家的著述，开始与程若庸的族子程钜夫相交往、切磋学问。

　　至元七年（1270），吴澄赴抚州乡试中选，时年二十一岁。从他后来写给主考官等人的信札来看，他虽也希望能在礼部试中式，“得直言天下事于大庭亲策之晨”，但志向不在仕途。吴澄的理想乃是“退而私居，博考载籍，力学圣贤”。翌年春，他赴省试不利，从此便断绝了角逐之念。下第这一年，他纂次旧作，题曰《私录纲领》，收录他接触理学以来自内心生发的感想杂识等，从而将弃举业之决心表露无遗。此后，他没有再参加南宋皇朝组织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

　　直到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吴澄维持读书授徒的家居生活已长达十五年之久。有好几年他曾迁居乐安，与当地的一名南宋贡士同隐居于布水谷。在此期间他校读考释《易》、《诗经》、《尚书》（今文尚书）、《春秋》、《仪礼》大小戴记、《孝经》等经典。

　　至元二十三年冬，奉元世祖忽必烈诏命到江南寻访名士的程钜夫到达抚州。这时吴澄刚从居父丧期满释服。程钜夫命郡县迎吴澄，至则强使出仕。吴澄以母老坚辞。程钜夫乃曰：“诚不肯为朝廷出。中原山川之胜，可无一览乎！”南北统一后，北游中原风物成为当时南人很普遍的向往。吴澄于是决定辞家出游。

　　他是享受着应征名贤的待遇乘驿北行的。至元二十四年春，他抵达大都。程钜夫又一次力图劝他入仕，仍以母老辞。他留在大都不过几个月，终于在年底南归。他的态度与当时羁留在大都的许多南宋遗士有殊。北方文人送别他的诗章里慨叹道：“群材方用楚，一士独辞燕。”

　　回到抚州以后，他仍然过着授徒、读书的生活，差不多又是十五年。在此期间，他曾到宜黄义塾教书；后应担任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使的程钜夫之邀去福州访问；几次游历龙兴（今江西南昌），在当地官学开讲，“听者千百，多所感发”。他在布水谷耕读时所校定的诸经，早由程钜夫之请被元廷誊录，藏国子监崇文阁，以备诸生览阅。

　　大德五年（1301），恰是在他居母丧服除翌年，元廷诏授吴澄应奉翰林文字、登仕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这时他已不能再以母老为托辞了。在写给力荐他的江南行台御史中丞董士选的信中，吴澄表示了对当时儒者苟求苟得，“舐痔尝粪，何所不至”的厌恶情绪，并希望董士选理解他“以古之贤人君子自期，则其出处进退必有道矣”（《吴文正公集》卷七《复董中丞书》）。但是，不顾吴澄受诏不赴，次年春天元廷仍督迫邑里具驿舟，“敦遣”他赴京。吴澄被迫在秋季启行，十月至大都。然而在他到达京师之前，吏部已将去年授予他的官职作不赴任阙处理。很可能是这一缘故，吴澄抵京不久即欲归还。无奈河冻不可行，拖到下一年开春才得动身。

　　回到江西家中第二年，又有江西儒学副提举之命，仍不赴。几年之间，他潜心于校定邵雍著述及古《葬书》，订定《老子》、《庄子》、《太元章句》等书，还曾到袁州（今江西宜春）授徒。大德末年，江西行省为催请他赴学职，先后遣人十余次，文移往复凡数十，吴澄仍以疾固辞不就。

　　国子监传道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元廷以国子监丞之职再诏吴澄。翌年春，他在殡葬去世的次子以后，由江西行省遣官礼请，给驿舟赴任，是年60 岁。在这个年纪步入仕宦生涯，无论如何是太晚了。但是，吴澄是以蜚声天下的学者到国家最高学府去指导诸生。这与他以接续道统自任的本衷并不抵牾。他接受官职的主要原因恐怕也在这里。

　　到职以后，国子学的生徒六馆“翕然归向。公清晨举烛堂上，各举所疑以质问；日昃退就寓舍，则执经以从。公因其才质之高下而开导诱掖之。讲论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废。一时观感而兴起者甚众”（危素《吴澄年谱》，《吴文正公集》卷首）。

　　至大二年，元廷立尚书省变更钞法、经理国用。原中书右丞刘楫以阿附脱脱、三宝奴等人，改授尚书右丞。刘楫尝通《尚书·洪范》、《易经》之义，近进者多敷言儒术以迎合之。刘楫殊欲借吴澄之名以自重，但是吴澄执意不愿与之相过从。刘楫的一个门客自谓能致之，两次拜访吴澄。吴澄先以疾为辞，拒绝与刘楫交往；继之则回避不见客。门客逆知终不可致，“归给其人曰：‘老儒未尝骑乘，堕马折臂，不能来矣’。乃止”（《吴澄年谱》）。元仁宗继位后，尚书省臣伏诛，阿附得进者皆斥罢。吴澄升任国子司业。这时新任国子祭酒的刘赓，自渭“朝廷徒以吾旧臣，故自台臣来领学士。主上作新斯文之意甚重，吾岂敢当。司业大儒，吾犹有所质问。时不可失，师不易遇，诸生其勉之”。国子监教学实际上由吴澄所掌，似乎使他感到一展生平抱负的机会终于来了。他参考程朱诸儒关于课读诸生的奏疏、教法、私议等，斟酌去取，将国子监教学内容分为经学、行实、文艺、治事四门，力主以课读讲习责督诸生，反对季考月试的大学积分法。但是，吴澄这一套主张，与国子监内大多数同列的想法颇不相合。于是有人议论纷纷，称引他问学须以“尊德性”为本的观点，将他划入“陆学”的阵营。自南宋以来，朱、陆两人的门下长期“依草附木”，互相攻讦。元代官学尊尚朱熹学说。指吴澄为“陆氏之学”就是公开声言他不宜居国子监师儒之职。吴澄慨然于自己的意见和合者寡，又不屑于自辩，乃于翌年化冻后决意辞归。国子监诸生及属吏追至通州（今北京通县）河上恳留，不从。朝廷遣特使止之，亦不肯再留。他第一次“窃禄”为官的经历，就这样结束，为时尚不足三年①。元仁宗① 吴澄辞职不久，他的学生和同事、国子博士虞集也由于相同的舆论压力离职而去。国子监内的这场斗争，皇庆元年（1312）冬，吴澄回到江西老家，继续著书授徒。

　　延祐四年（1317），由于江西行省坚请，吴澄被迫同意主持恢复科举以后的第二次乡试。同年，元廷又以集贤直学士聘召他入京。吴澄拜命后久病不愈，遂无行意。经虞集执意敦请，才在翌年五月勉强动身。行至仪真，复因疾作而辞谢任命；乃令使者回京复命，他自己则暂住淮南，后又在建康（今南京）、江州（今江西九江）等地滞留。他的《尚书纂言》完成于羁旅建康时；在江州，寓于濂溪书院，南北学者从之听讲者百余人。延祐七年，回到家中，从学的北方学者皆随之南趋。

　　至治三年（1323），元英宗以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之职衔，遣使臣到崇仁特聘吴澄。二月，吴澄自家中启行，正月到达大都。这时，在大都庆寿寺内，用泥金誊录佛经两部的制作工程，已开始将近半年。七月，元英宗在上都传敕，命吴澄为“金书”《佛经》作序；并授意吴澄，此役意图在于“一追荐列圣，一祈天永命，一为民祈福”。这是吴澄就新职后接受的第一道诏令。他却以超生荐拔实乃“蛊惑世人”为由，拒绝接元英宗旨意写序。元英宗可能来不及得到吴澄的答复，就于八月初从上都回銮途中在南坡遇弑。序金书《佛经》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这年冬天，晋王也孙铁木儿即皇帝位。翌年初在大都开经筵。吴澄与中书平章张珪、国子祭酒邓文原同为讲官。今《吴文正公集》卷四四，存留着一篇阐发通鉴所载汉高祖约法三章的经筵讲义。在这篇讲义里，吴澄开导长年出镇漠北、不谙汉地事务的泰定帝说：“大概天地的心只要生物。古来圣人为歹人曾用刑罚来，不是心衷欢喜做来。孟子道：‘不爱杀人的心厮似。’前贤曾说这道理来。只有汉高祖省得这道理来，汉家子孙四百年做皇帝。我世祖皇帝不爱杀人的心，与天地一样广大。比似汉高祖不曾收服的国土，今都混一了。皇帝依着世祖皇帝行，可万万年太平也者。”

　　这样的“讲义”，与他和其他学者之间的论学问对相比，自然粗浅得多。但这些言辞出自一位七十多岁高龄、而且体弱多病的老学者之口，在蒙古皇帝听来，分量一定是很重的。据说泰定帝听讲后“大悦”。

　　泰定二年（1325）正月朔日，吴澄因老疾不克朝贺，复有南归之意。到闰正月，翰林国史院设局纂修英宗实录，他仍被指名与役。是年秋，英宗实录修毕，他便坚意离京。冬，吴澄至家，时已七十七岁。次年，朝廷又有诏征澄，不起。乃赐钞币等，遣翰林编修送到家里，以示优礼。吴澄写信给时宰，说自己“虚老而已，无才可称”，乞“收还所赐”。

　　吴澄告老家居的晚年岁月有八年。疾病稍舒，仍著述讲学不止。至顺二年（1331），他的长媳、孙、孙媳、一妹、一弟先后去世，“半载之间凡五丧”（《吴文正公集》卷八）。次年五月，他从崇仁迁到杭州郡城，就养于三子吴京。他的最后一部撰述《礼记纂言》即完成于杭州客寓时。有的学者认为，诸经纂述之中，吴澄对《礼记纂言》“用功最勤”（《宋元学案》卷九二《草庐学案》）。

　　元统元年（1333）盛夏，吴澄盛暑得疾，终老去世。卒年八十五岁。

　　对朱陆末学的匡砭是否具有中原士大夫抵制南儒控制国家最高学府的性质，还值得作进一步的探讨。依后代儒学家的观点，“有元一代，以理学后先倡和，为海内师资者，南有吴澄，北有许衡”（蒋超：《吴澄从礼奏疏》，《吴文正公集》卷首）。这一评价是有道理的。在元代理学史上，许衡和吴澄所起的作用和影响略有不同。许衡对理学在北方的传播具有开创之功，吴澄没有这样的历史机遇。许衡兼有政治家和师儒的身份。尤其是中年以后，他的主要志向，毋宁说是通过直接参与政治来促使元政权进一步汉化，并通过朝廷的政治权威来推行理学；只有在从政遭遇挫折时，也才退而为师儒。吴澄则差不多完全以解惑传道自任，即使在为时不长的仕宦期间，他所接受的，也只是学官或者国史词翰之职。就从学术的层面推广和发扬理学内涵而言，则吴澄花费的精力，似乎又远远多于许衡。濂洛关闽之学的侧重点，在于“独标性命之言”（江藩：《汉学师承记》），而不甚强调追究礼乐之源。此种倾向经朱学未流承袭扩大，遂一演而成为徒习成说之风，以至于“专守一艺而不复旁通它书，掇拾腐说而不能自遣一辞；反俾记诵之徒嗤其陋，词章之徒讥其拙”。吴澄对这种“嘉定以后朱门末学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深为感慨（《吴文正公集》卷二二《尊德性道问学斋记》）。他一生的学术活动可以说主要是为了针砭此种弊端，并在以下两点形成显著的个人特点。

　　一是按照理学的观点，重新考校并阐释多种古代经典。在他看来，这是在续朱熹的未成之志和未尽之言。经他先后校定和发挥的古代儒家经典有《尚书》、《易经》、《春秋》、《孝经》、三礼、《葬书》等。儒家以外的《老子》、《庄子》、《太元章句》等书，也曾由他订定，意在“使智之过高者不至陷溺于其中，凡下者不至妄加拟度于虚高”（《吴澄年谱》）。虽然他在经学方面的许多断制，并不为后学所赞同。但程朱门人，“深通经术者甚少。草庐五经纂言，有功经术，接武建阳。非北溪诸人可及也”。吴澄对元和元以后经学的发展，是起了重要的影响的。例如古文尚书，宋人虽多已疑之。但“专主今文，则自草庐始。是书（接指《尚书纂言》）出世，人始决言古文为伪而欲废之”（《宋元学案》卷九二《草庐学案》）。

　　二是力图发扬“明指本心以教人”的心学观点来纠正朱学末流拘滞于前贤的文义句读以求明道，而不知反求诸身，终使学问支离破碎而不得要领的时弊。吴澄的这个主张，显然受到江西陆学的影响。吴澄承认，“陆象山之学非俗学，然与朱子同时而不能与朱子同道”（《吴文正公外集》卷三《谒赵判簿书》）。但是他不赞成像朱、陆门徒中的大多数人那样各立标榜，互相诋訾。他认为，正像朱学在其末流手里正面临堕落成一种新的“俗学”的危险一样，“今人说陆之学，往往曰‘以本心为学’，而问其所以则莫能知。..徒习闻其名而未究竟其实也。夫陆子之学非可以言传也，况可以名偏求哉”（《吴文正公集》卷二六《仙城本心楼记》），吴澄强调，明指本心以教人的主张，并不是陆象山所新创，而是本之于孟子，并且可以追溯到被载录在《孟子》中的“操舍存亡，惟心之谓”这段“孔子之言”。因此，“独指陆子之学为本心学者，非知圣人之道者也”（同上）。在提倡以本心为学的同时，吴澄对象山后学那种率心由性，流于空疏的偏失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提出所谓不失其本心，“非专离去事物、寂然不动，以固守其心而已”。因此，吴澄阐扬的以尊德性为主的本心说，不是要排斥朱熹的“道问学”的功夫，相反地是要将它贯穿在道问学过程的始终。也就是要求学生从文义句读入手，但又不拘执于语言文字之末，而能从对于外在“事物”的正确思考启发自身内心的感悟，内在地把握“万理之所根”。

　　吴澄最早接触理学，是他在抚州郡城结识并师从程若庸的时候。程氏尝筑“道一书院”，思和会朱、陆两家。吴澄调和朱、陆的主张，可能受了程若庸的学术观点的影响。他和程若庸一样，以朱学为其学术思想的基础，不过是想吸收陆学基本主张中的合理成分，作为传授朱学过程中的方法论补充而已①。元代有些人以吴澄为陆氏之学，似乎不是一种单纯的误解，而更像是在当时学术界人事冲突中用来对他进行排斥的口实。

　　① 《宋元学案》卷九二《草庐学案》：“草庐之著书，则终近乎朱。”

　　第三节赵孟頫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湖州（今浙江吴兴）人。孟頫为宋太租子秦王德芳之后裔，五世祖秀安僖王子偁、四世祖崇宪靖王伯圭。宋高宗赵构无子，立子偁之子伯圭（孟頫兄，后为孝宗），始居湖州。曾祖父师垂，祖父希永，父与訔，均为宋代大官。母李氏，生母丘氏。祖父早死无子，由祖母收他为后。孟頫为第七子，十一岁父死，生母督学②，孟頫自幼聪敏过人，刻厉进取，读书过目成诵，为文操笔立就，十四岁考中国子监。后任真州司户参军。

　　南宋灭亡后，孟頫一度蛰居在家。生母丘氏说，“圣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你不多读书，如何超乎常人？”因而愈加努力，拜老儒敖继公研习经义，学业日进，声名卓著。吏部尚书夹谷之奇举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辞不赴任。至元二十三年（1286）十一月，行台治书侍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江南遗逸，得二十余人，孟頫名列其首，并单独被引见入宫。元世祖宠幸，让他坐于右丞叶李之上，有一御史中丞以前朝宗室子弟为由，称其不宜荐举并近于帝王左右，反而被逐出御史台。立尚书省，元世祖命孟頫草拟诏书，挥笔立就，甚得赏识。诏集百官议法于刑部，孟頫奉命前往。讨论到赃刑时，会议拟定贪赃满至元钞二百贯处死，孟頫指出：始造中统钞时，以银为本，虚实持平。二十多年来，轻重相差已达数十倍，今虽改为至元钞，但二十年后至元钞值势必再次如同当年的中统钞。如果计至元钞抵法，我怀疑失之过重。古代以米、绢二物为民生所必须，称为二实。银、钱与二物相比，谓之二虚。四者相较，虽时有升降，终究不会相距太远。因此，以绢计赃，最为适中。何况纸钞乃宋人所造，行用于边远之地，金人袭而用之，皆出于不得已。现又要以此断人死命，似大不足取。在大臣中有人以为他是前朝宗室，刚从南方北上，诋毁金人钞法，必出于成见。刑部杨郎中便严词责难：今朝廷行用至元钞，故犯法者以钞计赃。而你却以为不当，岂不是想阻止行用至元钞吗？金人定钞法，也与大臣共同商议，难道就没有比得上你的人吗？孟頫说：法者人命攸关，拟定时如失轻失重，就会让人死于非命。我奉诏参与讨论，认为有不当之处，不敢不言。中统钞虚，才改行至元钞，难道至元钞就始终没有虚的时候吗？你不据理而言，只想以势凌人，是什么道理？杨郎中愧而致歉。

　　元世祖将以丞相之位安置孟頫，初拟授为尚书吏部侍郎，参议高明持议不妥。至元二十三年（1286）六月，授奉训大夫、兵部郎中，总理天下驿站。按至元十三年的规定，使客饮食之费每年定为中统钞二千锭，至此物价已上涨几十倍，而使者征发，有司请事及外国贡献，又日益增多。于是站吏乏供，便强取于民，僻县小市，买卖几乎断绝，而使客、站吏与小民仍纷争不已。孟頫乃请于中书，饮食之费增为二万锭。至元钞法阻涩不行，遣尚书刘宣与孟頫至江南，问行省丞相慢令之罪，对左右司及诸路官则可直接加以笞罚。孟頫认为鞭笞官吏有辱于士大夫，力辞其任，在桑哥的威逼之下，不得已而成行，但遍历诸郡，未尝笞罚一人。还朝，桑哥严加谴责，而士大夫则交口称赞他的仁厚德行。王虎臣揭举平江路总管赵全不法，诏遣虎臣往治。右丞② 杨载：《大元故翰要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公行状》，载《松雪斋文集》附录。除《元史》本传外，其他内容多半取于此。

　　叶李力奏虎臣不宜，元世祖不听，孟頫进言：赵全在平江，为政贪暴，固然当治，但虎臣在他之前任该路总管时，多强买人田，放纵宾客为非作歹，赵全多次与他扞格，双方结怨至深。王虎臣之罪，侥幸犯于大赦之前，若派他去问治，必假公法而报私仇，所问之罪，纵然属实，别人也会持不同看法。元世祖醒悟，乃改遣他人。桑哥为丞相，钟初鸣即坐尚书省听事，六部官员后至者即遭笞罚。孟頫偶而后至，按例将遭处治，孟頫乃突入都堂上诉，右丞叶李以刑不上大夫之论怒责桑哥，从此，仅笞六部以下官。此后，孟頫有一次骑马行于东御墙之外，因道路陡狭，不慎落马跌入河中，桑哥得知，特奏请元世祖，得准将御墙西移二丈有余。

　　至元二十七年五月，拜集贤直学士、奉议大夫。该年七八月间地震，北京尤甚，地陷，涌黑砂水，死伤数万人。当时元世祖北巡，驻于龙虎台，特遣平章阿剌浑撒里还京师，召集贤、翰林两院官，问以致灾之由，并告戒勿令桑哥得知。此前，由桑哥建言，派忻都、王济等理算天下钱粮，已征数百万，未征达数千万，州县为之特置牢狱，逮捕拷掠，械系者相望于道，大家巨室破产者无数，甚至逼妻女为娼。而使者四出，征取更为急迫，大批富人纷纷逃入山林，官府又发兵搜捕，两河之间，起事者数万人。此次大臣会议，本可乘机指责当权丞相施政失当，但桑哥气焰熏天，一般人仅仅援引《经》、《传》及五行灾异之言，泛泛而论所谓“修人事”、“应天变”的道理，而不敢言及时政。孟頫与阿剌浑撒里私交甚密，乃乘势与之相商：今理算钱粮，民不聊生，地震之变，实由此而生。宜援引唐太宗故事，大赦天下，理算钱粮，应尽数蠲免。阿剌浑撒里如言上奏，获元世祖认可。诏书拟定后，桑哥于都堂召会两院官员，孟頫前读诏书，阿剌浑撒里充当翻译，读至除免逋欠条文时，桑哥摇手说，这决不是皇上的意见，孟頫说，拖欠者死亡已尽，无从征取，故未征钱粮，均属虚数，不在此时顺从诏书除免，今后如有人说尚书有失陷钱粮数千万之责，丞相何以自解？桑哥顿悟，蠲免诏书得以下达。元世祖曾令孟頫比较留梦炎尚书与叶李右丞优劣，孟頫崇留而淡叶。元世祖曰：梦炎在宋，状元及第，位至丞相。贾似道误国不道，梦炎只是屈己附和，无一言以悟主听。叶李布衣之士，但能伏阙上书，故叶李贤于梦炎。但叶李论事厉于声色，盛气凌人，刚直太过，因而易招人怨。你不敢斥梦炎之非，是因他是乃父挚友之故。于是让他赋诗以讥刺梦炎。孟頫诗曰：“状元曾受宋家恩，国困臣强不尽言；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后两言深得元世祖赞许。孟頫即以此事说动侍臣彻理：桑哥误国之罪，甚于似道，我辈不能言，他日何以辞其咎？我乃疏远之臣，言必不听，侍臣中读书知义理，慷慨有大节，又为上所亲信者，没有能超过你的，你当行仁人之事，为万民除去残贼。彻理乃于世祖前极数桑哥之恶，元世祖闻言震怒，令卫士掌彻理双颊，口鼻流血倒地，片刻再问，对答如初，不久又有大臣进言，元世祖醒悟，处死了桑哥。

　　桑哥死，尚书省废，大臣多因罪被逐，中书参政贺伯颜奏请早择辅相，元世祖乃属意孟頫，慰勉再三，终力辞不受。元世祖再问翰林学士阎复、集贤学士宋渤能否称职，孟頫答，二人皆非相才。当日，京师盛传孟頫已入中书为相，日暮归第，已是贺客盈门，孟頫逊谢再三，才稍稍散去。

　　元世祖在位，曾多次有意重用孟頫，并进而传旨，特许他自由出入宫门，寄以腹心。孟頫则自感身处要地，势必遭人猜忌，因此，问及军国大政时，他一如既往，倾心直言，但此后却更少出入宫中，并力请调离京师。

　　至元二十九年正月，授朝列大夫、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兼管本路诸军奥鲁。总管缺官，他独署府事，处事有方，宦绩卓著。为政常以兴学为务。城东有膏腴田八顷，两家相争，数十年不决，孟頫判为赡学田。夜出巡察，闻读书声，往往削其柱而记之，次日，派人赠酒慰勉，能文之人，亦必加褒美。三十年后该地俊杰之士，号为天下之冠。佥廉访司事韦哈剌哈孙以苛虐著称，孟頫未能顺随，乃寻事中伤，恰逢元成宗召他赴京预修《世祖皇帝实录》，才免于其难。不久辞归乡里，时值大德元年（1297），朝廷又授太原路汾州知州等职，尚未到任，又召还京师令书《藏经》，书成后，执政拟留他入值翰林，孟頫力辞请归。大德三年八月，改集贤直学士、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任满后于至大二年（1309）七月转任扬州路泰州尹等职。时元仁宗在东宫，正收用文武才士，因而未到任又被召回，次年十月授为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因与其他学士在撰写祀南郊祝文时意见不合，告假而去。元仁宗即位，升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按从二品资历，推恩封赠两代。

　　皇庆二年（1313）后又多次升迁，至延祐三年（1316）七月，授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按一品资历，推恩封赠三代。元仁宗恩宠有加，常常字而不名，有所撰述，往往密旨相召。与侍臣论文学之士，将孟頫比为唐之李白、宋之苏轼，并将他“超乎常人”之处归纳为七个方面：帝王苗裔、状貌昳丽、博学多闻知、操履纯正、文词高古、书画绝伦、旁通佛老之旨而造诣玄微。中伤、离间者往往遭元仁宗斥责。六年五月，力辞归乡。至治元年（1321）春，元英宗遣使就其家书写《孝经》。至治二年六月去世，与夫人管道昇合葬德清县千秋乡东衡山之原。追封魏国公，谥文敏。孟頫博学多艺，文学艺术开创一代风气。经学主治《尚书》，尤精于礼、乐之学。对律吕之学也有精深研究，颇得古人不传之妙，著有《琴原》、《乐原》各一篇。篆法尊《石鼓》、《诅楚》，隶书法梁鹄、钟繇，行草崇二王，晚年又受李北海影响，各种书体，冠绝古今，天竺、日本均以收藏其翰墨为贵。手书佛、道书法，有许多散于名山。诗赋文河，清邃高古，读来往往使人有飘然出世之感。至元年间诗人之中，他与戴表元等人一起，力扫南宋卑弱习气。他善于融篆籀之法于绘画之中，竹石、人马、山水、花鸟，无所不精，无疑是一代画坛领袖。对世俗贬低界画的看法，也有独到见解，认为其他画科，有时尚可杜撰瞒人，而界画却更须具备功力法度。有记载说，入元之后，孟頫家事甚贫，平时也常以字画收取润笔费用，聊以自补。他还精于古器物、书法、名画的鉴定，有关年代、作者、真伪，望而知之，百不失一。有《松雪斋文集》十卷、外集一卷传世。另著有《谈录》一卷。子三人，雍、奕并以书画知名。

　　夫人管道昇，字仲姬，为孟頫同里，聪敏过人，能书善词，绘画精于墨竹、梅、兰，笔意精绝。元仁宗曾取其书法，与孟頫及其次子赵雍的书法用玉轴精装，钤上御印藏于秘书监，说：使后世知我朝有一家夫妇父子皆善书，亦奇事也！

　　第四节高克恭高克恭（1248—1310）①，字彦敬，号房山。回纥人②，祖父汉名乐道。父名亨，字嘉甫，对儒家经典与理学颇有研究，且重操行，达官名士交章举荐，但他崇尚风雅，不乐于仕途，晚年退居大都房山，生子五人，克恭为其长子。克恭早年受父亲影响，于经学奥义，口诵心研，“识悟弘深”。至元十二年（1275）起，他先补各处掾吏，后任户部主事，以文雅置身于公卿大夫与魁儒硕彦之间，渐以名闻。

　　至元二十二年、二十三年，高克恭先后任河南道和山东西道提刑按察司判官，二十四年，升监察御史，台臣称他处事干练，持法有度，纲条具举。次年，桑哥为相，选为右司都事，次年改派江淮行省，考核簿书，施政号称“平恕”。还都后，授为兵部郎中。不久，桑哥被处死，朝议称高克恭为端介练达之士，选为江淮行省左右司郎中。在任期间，定儒籍，罢弊政，荐才望。当时浙西公田多隐漏失实，行省命高克恭检括。克恭认为，江南每岁输粮四百万石，浙西地区占三分之二，其中公田七十五万一千顷有余，办粮一百三十万石，租粮是民田的近二十倍，公田租赋特重，其由源于宋代，贾似道检括公田，骚扰民间，民田有限，只好强行拼凑，田有虚额，官府不予蠲免，于是负欠者众，吏民交病，应讲求良法，不当再次骚扰。他的意见未被采纳。后来又有理财大臣奉朝命至杭州经理田粮，增收浙东夏税，瓯、婺一带深受其扰，行省自执政以下皆顺旨画诺，唯高克恭认为此举在重伤百姓，拒不署名，并烧毁了一批经理帐册。

　　杭州每年征调百姓看管官仓，如遇奸利事件，宫库折耗，百姓变卖子女无法偿还。高克恭则另选州县受钱代服徭役的人夫承当，服一年则升其任，百姓得免于征调，杭州此后便以此为常规。税务司往往列刑具于门，用以惩办逃税人员，克恭召见税司官吏，问税入定数多少，答称，不足额定之数。克恭说：我将向上司明言，但示此刑具，加之以威，不是称职的作为。次晨赴税司牙署，见刑具已去，而税入此后却反有盈余。至元末年，江浙一带仍厉行火禁。克恭认为，平民依赖手工维持生计，如因火灾频发而严禁夜间点火，那末小民房屋狭小，夜间又势必要点灯作业，只好设法遮藏，结果，反倒使火灾频频发作。因此，他取消了这一条禁令，此举深得杭民拥戴。

　　江淮行省易名江浙，高克恭复归中书任郎中。元贞二年（1296），升山西河北道廉访副使。时畅师文仅任佥事，位在其下，高克恭上疏御史台，列“不可居纯甫（畅师文字）之上者”三条，力辞其任，于是，大德元年（1297）改选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畅师文也升为他任，时人多称克恭谦让之德。王敬父与克恭同历台、省之职，情义款密，但后来渐染放荡之习，饮酒则往往出语诋毁，使人难堪，克恭毫不动意，称“敬父趣尚高远，不应以小过摈废”，并力荐于朝。任职期间曾建言，朝廷累颁诏旨，议行贡举法，但权臣卖官营私，拔引同类，阻碍施行，致使天下乏才，因此，贡举法应立即施行。又言敦学校、选实才、汰冗官、增吏俸、慎刑狱等事，同列多龃龉讥讪，唯御史大夫彻里为之首肯。大德三年，调任工部侍郎，进而转为翰林直学士。

　　① 本传主要依据邓文原：《巴西文集·故太中大夫刑部尚书高公行状》。② 元人著述多称其为西域人，朱德润《存复斋集》卷十《题高彦敬尚书房山图》并称：“高侯回纥长髯客”；张雨《贞居先生诗集》卷三《高尚书山水，仲川第请题横幅上》：“我识房山紫髯叟。”大德六年，授吏部侍郎。次年河东（今山西）大地震，高克恭被派赴平阳，赈饥葬死，审冤案，平反若干事。大德八年，改刑部侍郎。有人上告御史问案时有枉法行为，元成宗命立案问罪。与御史联名办案的官吏为免受牵连，纷纷袒护投诉者，御史于是服罪，后虽遇赦免，但仍议加责罚。高克恭深察其事，坚持联名办事者当与御史同罪，其言与执政意旨不合，但在朝廷辩论时，克恭始终不改初衷。升任刑部尚书后又建言：修明刑罚，本是教化人道的辅助手段，而人道莫大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伦常秩序。而今子控父罪，妇指夫罪，弟证兄罪，奴诉主罪，拷掠成案，大伤风化，宜加禁绝。又在押囚犯，每年死于狱中不下数百人，这些都足以证明，施政有碍于阴阳调和，亟待改善。在刑部与同官论事，不肯随声应和。不久，改任大名路总管。

　　至大三年（1310）二月还京师，将朝拜之际，感风寒，久治不愈，九月初去世。一子名柜，曾任秘书著作郎。

　　克恭生性坦荡平易，与世落落寡合，遇知己则倾心相交，终身不疑。房山有田二顷，此外身无余资。他身为色目世家，但汉文化修养极高，去世前还特命丧葬“用朱文公法”，无疑是一位汉化的代表性人物。仕于南方时，他酷爱钱塘山水，余暇则呼僮携酒，杖履登山，留连尽日。画以山水、墨竹著称，兼及兰惠梅菊①。山水始师二朱，后学董源、李成、巨然，墨竹学黄华，集众家之长而“大有思致”。时人诗称：“近代丹青谁自豪，南有赵魏北有高”②，与赵孟頫南北相对，为一代画坛领袖。画竹则独步于时，后人有称：“前朝画竹谁第一，尚书高公妙无敌”③。山水则主一代风尚，所谓“世之图青山白云者，率尚高房山”④。在江南做官时，常与名士李仲芳、梁贡父、鲜于伯机、柳贯、虞集等交游，切磋技艺，与赵孟頫尤称至交，经常挥毫合作。平时不轻于作画，而喜于酒酣兴发之际，好友在侧，为之铺纸研墨，乘快为之，《图绘宝鉴》的作者夏文彦称其画“怪石喷浪，滩头水口，烘锁泼染，作者鲜及”，可见他喜用泼墨写意，画风形神兼备⑤，气韵闲逸，元气淋漓，天真烂漫。去世后，遗墨一纸，价值百千缗，因而，出现了许多刻意临摹的作者，传世赝品也比较多。他同时兼有诗名，诗风“神超韵胜”，另有一派奇秀之气⑥，《元文类》选西域诗人五家，他的诗作在数量上仅次于马祖常。此外还精于书法、名画、古器物的鉴赏。文集有《房山集》一卷（《元诗选》）、《高尚书文集》（《式古堂画考》，有王士熙跋）与《高文简公集》七卷（《千顷堂书目》）。

　　① 学界多认为高克恭绘画题材仅限于山水、墨竹，实际对兰、蕙、梅、菊等花卉也有涉及，见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七《题彦敬、子昂〈兰蕙梅菊画卷*② 张羽：《静居集》卷三《临房山小幅感而作》。

　　③ 善住：《谷响集·为陈仲孚题薛公远墨竹》。

　　④ 刘仁本：《羽庭集》卷二《题米元晖〈青山白云卷*⑤ 自题画竹诗曰：“子昂写竹，神而不似；仲宾写竹，似而不神。其神而似者，吾之两此君也。”（见王逢：《梧溪集》卷五《高尚书墨竹为何生性题》）此语亦得时人首肯。

　　⑥ 柳贯：《柳待制文集》卷十八《题赵明仲所藏姚子敬书高彦敬尚书绝句诗后》；吴师道：《吴礼部集》卷十八《赵明仲所藏姚子敬书高彦敬诗》。

　　第二十一章赡思马祖常萨都剌迺贤虞集苏天爵第一节赡思赡思（1277—1351）①，字得之，大食人。祖父鲁坤，随蒙古军东迁，居丰州（治今内蒙呼和浩特市东白塔镇），窝阔台汗时，官至真定、济南等路监榷课税使，又迁居真定（今河北正定）。父斡直，拜儒生为师，不乐于仕途，赡思九岁时，能每日记诵儒家经传至千言。弱冠之年，师从名儒王思廉，博览群经，涉猎宽广，“见诸践履，皆笃实之学”，虽少壮之年，已为乡里推重。

　　延祐初，诏行科举，有人劝他就试，赡思笑而不应。不久侍御史郭思贞、翰林学士承旨刘赓、参知政事王士熙上章推荐。泰定三年（1326），以遗逸名义征至上都，元仁宗于龙虎台召见，甚得宠幸。当时倒剌沙擅权，大批西域人阿附，唯赡思避而不见，倒剌沙屡次派人征召，赡思乃以奉养父祖为由，辞归乡里。

　　天历三年（1330），召入为应奉翰林文字，元文宗在奎章阁召见，问赡思有何著述。次日，呈《帝王心法》，元文宗见而称善。又下诏令参预修纂《经世大典》，因与诸儒意见不合，请求离去，元文宗命奎章阁侍书学士虞集挽留，赡思以母亲年迈为由，力辞，乃赐钞放还。至顺四年（1333），又命为国子博士，适遭母丧而未赴任。

　　元顺帝后至元二年（1336），赡思拜陕西行台监察御史。他针对当时朝政腐败情况，密封上达奏章，提出十条意见：“法祖宗、揽权纲、敦宗室、礼勋旧、惜名器、开言路、复科举、罢卫军、一刑章、宽禁纲”。当时正值权奸伯颜乱政，赡思忠耿之言，震惊朝堂。侍御史赵承庆慨叹：“御史所言，切中时弊，实乃天下百姓之福也。”有赡思亲属为陕西行省执政，为非作歹，赡思罗列其罪状，予以查办，该执政乃弃职夜逃，恰逢朝廷下诏，勿予逮捕问罪，赡思仍杖罚其所宠幸之人。巡察云南时，查办违法省臣，该省臣即挂印而去，远近为之震慑。

　　襄、樊一带有数千户流民，聚居宋绍熙府旧地（今四川荣县），为求生计，冒禁私开盐井，并常常拦劫囚徒，杀官府巡卒。赡思捕其首领，释放其他党羽。并为之上奏：“绍熙之地，土地富饶，利益丰厚，所以流民趋之若鹜，如将这批人发放原籍，又可能酿成边患，应设置官府抚定。”元廷下诏，以其地设置绍熙宣抚司。

　　后至元三年，授佥浙西肃政廉访司事，任间查办都转运盐使、海道运粮都万户、行政院等官贪赃罪行，浙西郡县诸官赃迹有所收敛。浙西诸寺院以所谓道人、道民、行童名义，私自招纳民户，赡思认为这些民户出家，既碍伦常，又逃避官府赋役。后据勘察，嘉兴一路出家者即达二千七百人，乃提议将他们强制送归原籍，供纳官府赋役，借以宽松民力。朝廷认可，并著入律令。后至元四年，改佥浙东肃政廉访司事，因病归还。

　　赡思历官台宪，所到之所，以昭雪冤案、利物利民为己任，先后平反多项大辟之狱，但对有碍伦理纲常的行为，却量罪特严，不予宽贷。例如，他曾与五府官至贵州咸宁判案，当地有一叫宋娥的犯妇，与邻人张子文通奸。① 本文资料主要依据《元史·赡思传》。

　　一日，张对该妇说：我将杀你丈夫。宋娥随后将此语转告其夫。次日，丈夫果然身亡。官府搜捕数日，宋娥才将张子文之事禀告姑母。五府官认为宋娥不属合谋杀夫，并且已有赦免诏令，应予释放。赡思说：张子文杀人，实际已得宋娥首肯，况且，夫死将近一旬，宋娥才吐露实情，情节足以说明，宋娥乃与张合谋，后来自感不能始终相瞒，方予举告，罪在十恶之列，岂可因下达赦免诏书而免罪？枢密判官说：“平反狱案，免人于死，乃阴德所在，御史不必拘泥常法常规。”赡思曰：“你这是故出人罪，并非平反冤屈。况且，如欲以宽释刑犯而积阴德，对死者又如何交待呢？”乃单独赴刑部议罪，宋娥最后以同谋罪服刑。

　　至正四年（1344），授江东肃政廉访副使，至正十年，又召他赴京任秘书少监，讨论治河事宜，均称病不赴任。至正十一年，病故于家，终年七十四。后赠嘉议大夫、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追封恒山郡侯，谥号文孝。赡思淡于名利，留心著述，才学卓异，对经学颇有研究，尤精于《易》学，它如天文、地理、音乐、算数、水利及外国史地、佛学，也无不研习精到。家贫，有时乃至困于饮食，仍考订经传，自相慰乐。著述有《四书阙疑》、《五经思问》、《奇偶阴阳消息图》、《老庄精诣》、《镇阳风土记》、《续东阳志》、《重订河防通议》、《西国图经》、《西域异人传》、《金哀宗记》、《正大诸臣列传》、《审听要诀》及文集三十卷。在《常山贞石志》中保存赡思的撰文五篇：《加号大成诏书碑阴记》（至治三年五月）、《哈珊神道碑》（至顺三年十二月）、《善众寺创建方丈记》（元统三年二月）、《龙兴寺钞主通照大师碑》（至正六年八月）、《龙兴寺住持佛光弘教大师碑》（至正六年八月）①。

　　① 赡思通晓佛学及《常山贞石志》中发现的赡思撰文，据陈垣先生揭，见陈先生著《元西域人华化考》卷四《文学篇》四《西域之中国文家》。

　　第二节马祖常马祖常（1278—1338），字伯庸。世出西域基督教聂思脱里派贵族，辽道宗咸雍年间（1065—1074）迁居甘肃临洮。七世祖帖穆尔越歌积官至马步军指挥使，人称马元帅。六世祖伯索麻也里束时辽亡，被金兵掳至辽东，久而释放，迁静州（亦作净州，今内蒙四子三旗西北）天山。五世祖习礼吉思，一名庆祥，字瑞宁，金章宗泰和年间（1201—1208）选为尚书省译史，贞祐（1213—1216）末随金宣宗南迁开封，积官至凤翔府兵马都总官判官，元光二年（1223）死于抗蒙战事。四世祖月合乃（即祖常之曾祖）随世祖忽必烈征宋，官至礼部尚书。祖世昌，行尚书省左右司郎中。父润，同知漳州路事，家于光州（治今河南潢川）。先世所任官职名称中因有马字，便因以为姓②；后迁居静州之天山，故为汪古部人。先世已致力于儒学，曾祖月合乃，“学问文献”，已“过于邹鲁之士”①。从父马润开始，始背弃基督教②。

　　马祖常七岁时已刻苦好学，得钱全部购书。十岁随父至仪真（今属江苏仪征市），有一次见火烛倾倒，延烧墙壁。他即用水湿衣扑灭，父问为何独自灭火而不呼救。他回答说：“怕惊动长者”。少年时代他仰慕古学，时蜀儒张■至仪真讲学，他曾列数十条经史问题相质疑。延祐元年（1314）行科举，列乡贡第一，在参加会试的一百三十五人中，又在一科之首；廷对规定以蒙古人为首，他屈居第二。虽列右榜，但文章学识也深为左榜中试者所叹服，故名声隐然耸动京师。授应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与袁桷、王士熙等互相切磋文字，相交甚密。延祐三年冬，拜监察御史。当时元仁宗在位已久，但仍居东宫，饮酒过节，臣下常常乘机奏请而遂私欲，祖常为之上书：视朝当御大明殿正衙；百官奏事，当按朝仪，三日二日一朝，宰相、群臣依次奏对，御史执简，史官执笔，缙绅佩玉，俨立左右，这样，虽有怀奸利乞官求赏之人，必不敢妄自出口；天子承天地祖宗之重，当调进玉食；近侍进酒，当行一献百拜之礼。元英宗为皇太子，祖常又上书请慎选师傅辅导。时丞相铁木迭儿当权，祖常首先得知他违制盗观国史事，因而与同僚上疏，列其贪纵不法十事，铁木迭儿赖太后庇护得免。祖常又上言，中书参议孛罗、刘吉是丞相心腹，交相贿赂；左右司都事冯翌、刘允忠依仗权势，侥幸图进，均被罢黜。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地震山移，祖常上书言：山为不动之物，而今居然移动，原因是在野有当用而未用的贤才，在朝有当言不言的奸佞。大臣为之惶恐，均家居待罪。河西廉访使杜某将大赦后的杀人者作赦前原免，大都路总管范某因家财被盗，自行赴兵马司督问，祖常认为前者肆意废法，后者侵官失礼，予以弹劾。又力荐遭铁木迭② 《马氏世谱》（载黄溍《黄金华集》卷四三《世谱》）及《元史》卷一三四《月合乃传》称马氏始于迁居中国后的第二代（帖穆尔越歌），而许有壬《敕赐故资德大夫御史中丞赠摅忠宣宪协正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护军魏郡马文贞公神道碑铭（并序）》（载许有壬《至正集》卷四六《碑志》三）、苏天爵《元故资德大夫御史中丞赠摅忠宣宪协正功臣魏郡马文贞公墓志铭》（载《滋溪文稿》卷九《碑志》三）及《元史》卷一四三《马祖常传》均置于第四代，因习礼吉思（锡里吉思）任金凤翔兵马判官而死节，故“子孙历官以马为氏”，陈垣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二《儒学篇》二《基督教世家之儒学·马祖常》亦据以上材料归纳说：“则谓马氏始于四世也。”

　　① 马祖常：《石田集》卷一《礼部尚书马公神道碑》。

　　②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二《儒学篇》二《基督教世家之儒学·马祖常》。儿排挤的前中书平章萧拜住、左丞王毅、监察御史彻里帖木儿、中书参议韩若愚以及现任翰林承旨刘敏中、国子司业吴澄等。量刑定罪尤重仁厚平允，当时规定，汉人百人以上执弓矢行猎者处以极刑，百人以下流远方，微及一兔之获，都有相应的罪名。对于这条禁例，祖常认为：条格已有携带弓矢及聚众的禁令，现又再作新规，错综繁复，诚恐愚民举手投足，皆涉罪名。祖常的建议均据之以理，因而多见于施行。延祐五年，改宣政院经历，不久辞归，又召为社稷令，奉命赴泉州以南罢杂事。

　　延祐七年正月，元仁宗去世，铁木迭儿复相，屡次想加害于马祖常但又无隙可乘，便将他调任开平县尹。开平为行都所在，供给浩繁，讼狱繁多，意在因事而中伤，祖常乃辞官退居光州，以诗书自娱。以后，丞相铁木迭儿死，拜住入相，召为翰林待制。泰定元年（1324）三月诏立太子，不久重开经筵，任典宝少监。泰定帝巡幸上都，他以老成讲官的资格，与王结、虞集等随行。次年拜太子左赞善，任翰林直学士兼赞善。泰定三年，考试大都乡贡进士，次年任同知礼部贡举，取士八十五人，又充廷试读卷官。秋，拜礼部尚书，适值祖母丧，丁忧南归，请准以封妻恩让封祖母。不久起为右赞善，又兼经筵讲官。泰定四年，始至大都，再入礼部。不久又辞官归乡。

　　天历二年（1329），元文宗两度遣使召，至顺元年（1330）知礼部贡举，取士九十七人；改燕王内尉，又入礼部①。祖常在礼部选拔士人，务求实学，空言浮词一概不取，故中选者有很多成为知名人士。升参议中书省事。是年十月，元文宗举百年旷典，亲祀南郊。祖常充读祝册官，参定亲郊礼仪。诏令特准饲养驼马的卫士可借住百姓穴舍。祖常说：“卫士饲养驼马已有居处，今不遵旧制，细民徒遭惊扰。况且，我官列三品，尚无穴居，何况细民？”获准恢复旧制。建德（治今浙江建德东北）有一百姓远游被杀。一年多后，其妻因贫改嫁。不久案发，法司以不举告罪判妇罪。祖常说，“事关纲常名教，当从重论处，张天下人妇之道”，此议获准施行。至顺二年，拜治书侍御史，又升御史，特赐犀带及文宗手书《奎章阁记》等。至顺三年，转徽政院副使，至顺四年，拜江南行台御史中丞。六月，元顺帝即位，祖常应召与翰林承旨许师敬等赴上都共议新政，转同知徽政院事。顺帝命儒臣进讲，祖常又兼知经筵事。冬，拜御史中丞。祖常三为台臣，起居皆有礼法，违纲者常遭摒斥。例如，西台御史高坦于禁酤时弹劾同僚而面露酒色，祖常判他苛细不持大体，予以罢黜；山东佥宪巡行曲阜时，有李经者向他陈告：自己不应贿赂衍圣公，求为官属；另有孔氏举告衍圣公不法行为数条。祖常批曰：“李经自陈之事，发生于大赦之前；孔氏宗室自相告讦，事涉名教，不应张扬。”佥宪受理上案，故引咎而去。江西佥宪任忙古带贪赃，按制在山东东阿的田舍奴仆应当没官。祖常奏准，转为孔府所有。祖常善于奖拔后进，官至台臣，举荐更多，故礼部尚书宋本初至京师，鲜为人知，经祖常张扬其学，因而声名大振。元统二年（1334），拜枢密副使，上书言：军将子弟骄弱不堪任用，而庶民却不乏挽强蹶张而老死草野之人，当立武学、武举，习武储材，以备非常。所议未获答复，辞归光州。又历拜江南、陕西行台中丞，皆称疾不赴。后至元四年三月去世。葬光州之北平原乡西樊里。赠魏郡公，谥文贞。祖常初娶常州录事判官之女索氏，又娶河南镇守千户和尚之女怯烈氏。① 《元史》本传与《至正集》载：“天历元年，召为燕王内尉，仍入礼部，两知贡举，一为读卷官，时称得人。”兹据《滋溪文稿》。

　　子二人，任行省检校官及秘书监著作郎等职。

　　祖常崇尚儒学，曾出资赞助光州郡守修孔子庙，又于淮南构筑别业，名石田山房，以耕读相标榜，教授《孝经》、《论语》、《孔子》之说①。并建言：国族及诸部既诵习圣贤之书，当敬事诸母，以敦厚人伦。他文学造诣甚高，曾慨叹魏晋以来文风卑弱，故作文务去陈言，专以先秦、两汉为法。文风宏赡精核，自成一家。所作训诰文体，富丽典雅，勋阀贵胄，褒赠父祖，常有请托。尤善赋诗，酬唱之外，亦间有诸如《室妇叹》、《石田山居》等反映民间疾苦之作。诗风圆密清丽，才力富健，长篇巨制，又显得磅礴奔腾，含不受羁勒之气，因而深获元文宗赏识，曾说：“孰谓中原无硕儒乎？”《元文类》选录祖常诗文，多至二十一篇，为全集之冠。曾预修《英宗实录》，翻译润饰过《皇图大训》、《承华事略》，又编集《列后金鉴》、《千秋记略》进读。有《石田集》十五卷传世。另有《章疏》一卷（见于《千顷堂书目》）②。

　　① 马祖常：《石田集·附录》。

　　②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八《结论·元西域人华文著述表》。

　　第三节萨都剌迺贤萨都剌萨都剌（1290？—1348？），一说是阿拉伯语Sa’dal—Allāh 的音译，意为“真主之福”，与其字“天锡”意合。号直斋，回回人。祖父思兰不花、父阿鲁赤曾镇守云、代。萨都剌生于代州雁门（今山西代县西北），一说生于镇江（今属江苏）①。萨都剌早年家境清贫，但资质超拔颖敏。泰定四年（1327）登进士第。天历元年（1328）七月以将仕郎资历，任镇江路录事司达鲁花赤，任间多以风教为先，他亲书录事司堂匾为“善教”，用以自勤自勉。至顺二年（1331）七月，调任江南行御史台掾史，前后三年。在职期间，他南至吴楚，西抵荆楚，北达幽燕、上都等地，并与张雨、倪瓒、马九皋等人诗文唱和，写出《满江红·金陵怀古》、《念奴娇·登石头城》、《登北固城楼》、《鬻女谣》等名作。

　　元统二年（1334）八月，调任燕南肃政廉访司照磨（治所真定，今河北正定）。次年初又调职。他曾作为监礼官陪集贤学士只儿合舟祭祀拖雷在真定的影堂，又先后赴河间、沧州审察刑狱。后至元二年（1336）春，他南行入闽，就任闽海福建道肃政廉访司（治福州）知事，途经徐州、扬州、平江、杭州、桐庐、兰溪、仙霞岭、崇安、建溪等山水胜地，均留下诗篇。

　　后至元三年（1337）八月，他再迁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司经历，升入从七品，该年冬季到职。至此他一生创作了四百余首诗词。可能他因体弱多病而较早去世。关于萨都剌的晚年，尚有隐居武林（杭州）、寄情山水而莫知所终之说，还有充任方国珍幕僚以及终于太湖司空山、太白山下之说等。萨都剌自称“名在儒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为官清廉，宦绩亦可称道，他生性好游，善写楷书，主要成就在诗词创作。由于官职低微，元人将他与贯云石、马祖常、余阙等并列，但后人备极推崇，列为有元一代词人之冠。因宦游南北，故胸中包纳万里名胜风情，又以北人气质，涵融前代各家之长而不蹈袭前人。诗作诸体皆备，文词雄健，音律锵然，具有一种清朗寥廓之气。诗词编有《雁门集》（有三卷、六卷、八卷、二十卷本）、《萨天锡诗集》十卷、《集外诗》一卷（毛晋刻）、《萨天锡逸诗》（日本刻本）及《西湖十景词》①。

　　迺贤迺贤（1309—？）②，字易之，号河朔外史，合鲁（葛逻禄）部人。合鲁部人东迁，散居各地，迺贤家族先居南阳（今属河南）。后其兄塔海仲良入① 萨都剌《元史》无传，事迹主要散见于他和与他同时代的诗文以及明清以来的著述中，因而生卒年及履历有多说。张旭光《萨都剌生平仕履考辨》（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 年第2 期）与《回族诗人萨都剌姓氏、年辈再考订》（载《扬州师范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 年第3 期）也可存一说。① 以上篇目转录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八《结论》三《西域人华文著述表》。② 生年见迺贤《金台集》卷一《徐敬伯哀诗》序，迺贤与徐仁“同生年”，而后者因病卒于庚辰（1340），年三十二，故迺贤当生于1309 年。

　　仕江浙，他随之迁居四明（治今浙江宁波）。迺贤先世可能是黄金家族姻亲③。其兄师事本乡儒者，中进士后任职宣慰，名重一时。迺贤则淡泊名利，退居四明山水之间，与名士诗文唱酬。为了扩大见闻，他于至正五年（1345）离浙北上，循运河达齐鲁之地，再向西进入中原。十二月初二，他从郏城（令河南郏县）、阳翟（今河南禹县）北上，进入山西。次年至大都，在那里旅居五年左右。北上的前一年，黄河南北遭受巨灾，次年又瘟疫肆虐，民死者过半。迺贤以当时亲历见闻写成《新乡媪》、《颍上老翁歌》等长诗，真实反映了当地“赤地千里黄尘飞”、“疫毒四起民流离”的惨状，并透露出农民举义旗，攻占州治，“踞坐堂上如熊羆，长官邀迎吏再拜”的史实①。北行期间，他对沿途山川古迹、衣冠人物、断碣残碑以及宋金疆场之变更，均留意察访，并结合图经地志和耆老口碑详加考订，每有感触，便作诗歌述志言怀。在大都期间，他广结名流，对典章制度无不研习精到。至正十一年（1351），他经原路南下，返回吴越。反映中原十万百姓被驱迫修河而再遭凌轹的《新堤谣》，即写于归途之中。

　　返浙后，常与友人泛舟鉴湖之上，以诗酒自娱。有人为通达权贵而不惜重金贿赂，每遇此事，他必婉言谢绝，曰：“赂不可黩，周之可受也。”与朋友宾客言谈，多以典故为题，从不涉及官府之事。又乐于为朋友解燃眉之急，因而颇有声望。江浙行省左司郎中刘仁本举荐他主持东湖书院，意在使之获禄而解贫。但他却以全部学官所入修治庙宇，兴建朱子祠堂，延请学行兼得者训导乡里弟子，本人亦登堂讲肄不辍。至正二十二年（1362）三月七日，中书省上奏，推举处士布达等四人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迺贤名列第三。次年循海道北上赴任。

　　至正二十四年，陷于灭顶之灾的元王朝企图求助神灵的护佑，派遣使者函香四出，代元顺帝祭祀天下岳镇海渎，迺贤作为熟知祭祀礼仪的清望文臣，衔命南下浙闽。南镇礼成，他取道福建再祀海渎。南行期间，他仍未忘沿途观风采俗的传统。一首反映元末民瘼吏弊的《枫亭女》，可能写成于此期间。迺贤是位深受中原文化熏陶和影响的西域人士，作为世家子弟，他较严格地保持儒家操守，身处末世而仍不忘报效元廷。在优游山水古迹的同时，目睹社会疮痍和吏治的腐败，因而多次察访下情，希图以诗讽谏，匡正时弊，在诗文中对百姓苦难的同情之心不时有所流露。他对邱处机劝阻成吉思汗杀生所起的作用甚为推崇，因而钦慕道家，迷恋于服食和外丹。传世诗作一百八十余篇，吟颂道家者约占十分之一，这在元代文人中是仅见的。当时浙人韩与玉能书，王子充善古文，迺贤长诗词，并列称“江南三绝”。他博学能文，气格轩翥，五言短篇，流丽而妥适，七言长句，宽畅而条达，近体五七言，精缜而华润；又善以长篇述时事，故亦有“诗史”之称。著述有《金台集》、《河朔访古记》。后人又编有《迺前冈诗集》三卷（明万历潘是仁刊宋元四十三家集本）。

　　③ 袁士元：《书林外集》卷一《送马易之》：“外戚高攀桂”。

　　① 迺贤：《金台集》卷一《新乡媪》、《颍上老翁歌》及余阙撰后记。

　　第四节虞集文章世家虞集（1272—1348），字伯生，以书斋称“邵庵先生”。祖籍四川仁寿，生于湖南衡州①。为儒学世家，唐初名臣虞世南之后裔。曾祖虞刚简，任南宋利州路提刑，曾得程朱氏微旨，著《易诗书论语说》，“蜀人师尊之”（《元史·虞集传》）。祖父虞■，因文学盛名，为西南文望所宗。父虞汲，任黄岗尉，与吴澄交往甚密，是南方理学草庐学派的讲友。母杨氏也“明于性理”（《元史·虞集传》），故虞集因袭家学，三岁即知读书。

　　至元十二年（1275），元朝举兵南下，战乱不已。虞汲一家避乱来到福州泉州地区。至元十七年（1280），虞汲一家还至长沙。虞集“始得书之摹本，尽读诸经，并通其大义”，从此，开始了对儒家经典的研习。至元二十一年（1284），又迁居江西崇仁，父母为其求师临川谢仲直，遂得以系统学习经易之学。吴澄对他的才华称叹不已，视为契家弟子，侍于身侧。

　　南宋名士遗老，因避乱多流寓江西。虞集“游于诸公间，备问前修格言，考檄前代典故，于旧家世系源委，言若指掌”。其贤才遂为江西行省官员董士选所知。大德元年（1297），为董士选延请，以宾客从行京师。虞集客授董氏学馆，并以文章游于文臣儒士间，得到当时的文章大家姚燧、程钜夫等人的称赞，被视为“异日斯文之柄”。有些朝臣甚至称其“才堪御史”（赵汸：《虞集行状》）。大德六年（1302），擢为大都路儒学教授，从此开始仕宦生涯。

　　任职国子学大德十一年（1307），武宗即位。虞集为国子助教。任职后即“以师道自任，申国学之成法，本圣贤之遗书，通雅俗以性情”，使国子诸生俱获其益。他馆之士闻其名，也多相率请益为师。

　　至大四年（1311），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为元仁宗。元仁宗欲以儒术治国，遂兴国子监，先后拜刘赓、吴澄为国子祭酒、国子司业。虞集也升为国子博士。时吴澄倡“为学以尊德性为本”之说，虞集亦言“惟学务修德，勿以利禄使之进”。遂为朝中所非议，甚至有“吴澄为陆学，非国学，不可为国子师”之谤（《道园学古录》卷四四、四五）。皇庆元年（1312），吴澄投檄辞去。不久，虞集也因力赞其说，朝中谤甚，孤立不可留。皇庆二年，乃以病免，留京师数月以私塾为业。

　　四朝文学名臣延祐元年（1314），虞集又回任太常博士。时拜住方为太常院使，每问礼器祭仪等，虞集皆尽心为言先王制作之本，天理人情之实及古今因革治乱之迹。拜住遂雅重虞集，更信儒者可用。延祐四年，迁承事郎集贤修撰，并主大都乡试。时朝中议论学校之治，集谓“今学校之弊在于师道不立”，“今① 虞集：《欧阳元公待制潇湘八景图跋》，《道园学古录》卷十一。

　　天下学官，猥以资格授，强加之诸生之上，而名之曰师..下州小邑之士，无所见闻，初无必为学问之实意，师友之游从，亦莫辨其邪正”，“为今之计，莫若使守令求经明行修成德者，身师尊之，至诚恳以求之”。其次“则求夫操履近正，而不为诡异骇俗者，确守先儒经义师说，而不敢妄为奇论者，众所敬服，而非乡愿之徒者，延致之日，讽诵其书，使学者习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再“则取乡贡至京师罢归者，其议论文艺，犹足以耸动其人”。如此则师道得立。虞集之议，诸朝臣称是。

　　延祐五年春，元仁宗欲再起吴澄为集贤直学士，乃遣虞集召吴澄于临川。吴澄因病不能行，虞集遂返京师。六年，虞集又拜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秩正五品。元仁宗尝叹曰：“儒者皆用，惟虞伯生未显擢尔。”七年，元英宗硕德八剌继立，欲大有为于天下，用拜住为丞相。拜住超用贤俊，力荐虞集可大用。时虞集因服父忧归江西。至治二年冬，才受命趋朝。三年八月，受召与袁桷、马祖常同趋上都。八月五日，南坡政变，元英宗、拜住被铁失等弑，虞集在途中折回。

　　泰定元年（1324）初，考试礼部进士，虞集为考官。他认为国家科举取士，科目以程朱经注为主，其目的为“一道德、同风俗”，而“非欲使学者专门擅业，如近代五经学究之固陋。”是年，迁国子司业。泰定帝恢复经筵制度，虞集受命讲授经筵，为汉文进读。见润泽之际，“陈圣学未易尽其要”，“指时务尤难于极其情”，每为反复斟酌，以“通古今名物之辨”，非辞达其意而不止。泰定帝见其气貌温和，敷对恺切，赐以中统钞五十锭。自此常从行讲经。泰定二年，自国子司业上秘书少监。四年，再考试礼部，又拜翰林直学士奉议大夫知制诏同修国史。五月，赴上都经筵。因讲罢，议论京师恃东南海运竭民力事。集与同列蒙古讲读阿鲁威学士协同上奏，言治理之法当为“宽远民、因地利”，即以京师之东，濒海数千里沃野、滩地，“用浙人耕法，筑堤捍水为田，听富民欲得官者，合其众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为限，能以万夫耕者，授以万夫之田，为万夫之长，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情者而易之”。并主张减轻赋税，“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视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额于朝廷，以次渐征之。五年，有积蓄，命以官，就所储给以禄。十年，佩之符印，得以传子孙，如军官之法”。他认为，若能行之，“则东面民兵数万，可以近卫京师， 外御岛夷，远宽东南海运，以纾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获其用；江海游食盗贼之类，皆有所归”。这是虞集一次非常重要的政论，后元顺帝海口万户之设，即宗此说。时朝中议之，有臣以为“一有此制，则执事者必以贿成”，因而未能实行。

　　致和元年（1328），虞集以前职兼经筵官，进阶奉政大夫，后又兼国子祭酒。七月，泰定帝病死于上都。八月，留守大都的元武宗亲信燕铁木儿发动兵变，迎立武宗次子图帖睦儿为帝。九月，图帖睦儿在大都即位，是为元文宗，虞集为作即位诏。文宗在潜邸时，已知集以文辞知名，即位后，命仍兼经筵官。集以“先世坟墓在吴越者，岁久湮没，乞一郡自便”。文宗婉言相劝曰：“尔材何不堪，顾今未可去尔。”不令其去。天历二年（1329），文宗在大都建立奎章学士院，集被除为奎章阁侍书学士，这是虞集得到的最高职位。他侍从文宗于奎章阁，常常“辨色入直，日未三刻始退就舍”①。时关中大饥，百姓枕藉而死，有些地方甚至数百里无人迹。文宗问以对策，虞① 欧阳玄：《送虞德修序》，《圭斋集》卷八。

　　集认为，大灾之余，当重新振作，应“遣一二有仁术，知民事者，稍宽其禁令，使得有所为。随郡县择可用之人，因旧民所在，定城郭、修闾里、治沟洫，限畎亩，薄征敛，招其伤残老弱，渐以其力治之”。并趁机求借一郡相试，左右大臣言虞集此举是欲辞去，文宗遂罢其议。不久虞集又以祭酒之职事繁，难于同时兼领，求免此职，文宗以奎章阁事最为切要，特免祭酒之职。又求免同修国史之职，不允。是年八月，文宗迎明宗和世■于旺忽察都之地（今河北张北北），元明宗暴崩，文宗立即返回上都，再次即位。虞集趋上都，奉命写即位诏。

　　至顺元年（1330）初，廷试进士，虞集为读卷官。二月，文宗诏命奎章阁学士采辑本朝典故，仿唐、宋会要，修撰《经世大典》，以虞集与赵世延同任总裁，又特命燕铁木儿总监其事。虞集以“入侍燕间，无益时政，且娼嫉者多”，与奎章阁大学士忽都鲁都儿迷失、撒迪等人一起辞职。文宗谕谓：所以立奎章阁，是“以祖宗明训、古昔治乱得失，日陈于前，卿等其悉所学，以辅朕志”。“若军国机务，自有省院台任之，非卿等责也。其勿复辞。”是夏，文宗在上都，欲立己子阿剌忒纳答剌为皇太子，乃以明宗长子妥欢贴睦尔乳母夫言，谓妥欢贴睦尔非明宗子，并召令忽都鲁都儿迷失、阿嶙帖木儿书其事于蒙古国书《脱卜赤颜》上，以虞集书诏，播告天下。①秋，赵世延因病告归，虞集遂领《经世大典》总裁官之职，并兼修治典事。至顺二年五月一日，《经世大典》修成，共八百帙。上进文宗后，集乃以目疾求解职，文宗不允。集又上章举治书侍御史马祖常自代，御史中丞赵世安也为集请：“虞集久居京师，又病目，幸假一外任使得便医药，他日后诏用未晚也。”文宗终不令其去，并迁怒于赵世安，言：“一虞伯生，汝辈不容耶！”

　　至顺三年，虞集拜翰林侍讲学士，余如故。八月，文宗崩。十月宁宗懿璘质班立。十一月，宁宗崩。四年，朝臣在上都议立顺帝妥欢贴睦尔，有人言及书诏事，虞集遂谢病归临川。有终隐之志，乃在旧居处筑室，每日以讨论旧学、咏诗读书，引宾客、门生弟子徜徉山水之间为乐。元统二年（1334），顺帝遣使召虞集还朝，因疾作不能行。后至元六年（1340），顺帝诏撤文宗庙。有人又以虞集诏书事告于顺帝，顺帝不悦，曰：“此我家事，岂由彼书生耶！”①至正三年（1343），诏修辽、金、宋三史，大臣欲以虞集任总裁，终因老病、目疾难以前行而止。至正八年，病卒。赠为江西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封仁寿郡公。

　　虞集在当时文学儒士中享有盛名，是以一时大典、制诏、册文多出其手。然而他并未得到文宗真正的信任，仅被视为为皇权利益服务的词臣而已。虞① 虞集书“顺帝非明宗子诏”事，见《元史·虞集传》，根据《元史·文宗纪》卷三四，至顺元年（1330）八月，文宗大驾才至京师，御史台臣即请立燕王为皇太子，文宗言俟燕铁木儿至，共议之。是以知这之前（在上都时）文宗早有立皇太子意。故虞集书诏事，当取在至顺元年。

　　① 据《续资治通鉴》卷二○八《元纪·二十六·考异》云：“《元史·虞集传》以顺帝‘此我家事’之言系于元统二年，按其时尚未追理文宗旧诏也。盖《元史》连书之，失之限断，今酌于至元六年。又《庚申外史》谓顺帝撤去文宗庙主。并逮当时草诏者。瞿宗吉《归田诗话》云：集已谢病在家，以皮绳拴腰，马尾缝眼，夹两马间，逮捕至大都，则以文宗亲改稿呈上。帝览之曰：‘此朕家事，外人岂知！’即脱脱亦为之言，得释，然两目由是丧明。宗吉所述，近委老之言，殆恶集者为之也。使文宗当日果有亲改诏书，是为御笔改定，其稿当藏之禁中，岂得为集所藏，留为他日地步耶？”所见甚是。另，从虞集诗文来看，是年，虞集一直居在临川且目未丧明。

　　集亦知晓上层政治斗争的险恶，故“每承诏有所述作，顾问古今政治得失，尤委曲尽言，或随事规谏，出不语人，谏或不入，归家悒悒不乐。家人见其然，不敢问其故”。在文宗朝复杂多变的政局中，尽管虞集小心谨慎，但还是因其受到文宗所谓的“知遇之隆”而被许多人所嫉妒。一日，虞集受命草封营都王制，贵臣阿荣、巎巎因平素嫉集，乃传谬言，令集制封营国公制。虞集完稿，丞相来索取发现其误，问其故，虞集乃知是此二人所为，即请重新易稿以进。后始终不言此事，故人皆以为“集有雅量”。

　　虞集待人处世上亦讲求孝友。其弟虞槃早卒，留下遗孤，集抚育如己子。其孟兄虞采曾因管库输赋京师，亏损数千缗，虞集乃尽力借贷代为偿还，无难色。其交友以“尚德”为准则②。遇“山林之士知古学者，必折节下之。接后进，虽少且贱，如故己。”而对“权门显赫，则未尝有所附丽”。归老后，虞集家贫，然“平时居口未尝言贫”①，常受到邻里乡亲、故友门生的接济，于其求碑跋、墓铭，有求必应，然却未尝苟作。尝有南昌富民伍真父，富甲一方，死后，其子使人求虞集作墓铭，并以中统钞五百锭为赠，虞集不许而罢。

　　文章学术虞集于经学，博洽精深，在其著文立说之间，每言陆子、朱子“皆为圣人之道，互相发明”②。与吴澄、郑玉等人一样，无门户之见。其为文，好“穷拯本原，研精探微”，其诗赋亦是“质而不惺，华而不靡”，被时人列为“元诗四大家”之首。著有《道园学古录》五十卷，为其幼子翁归与门人李本于至正元年（1340）所整理编辑。

　　子四人，长子安民，知吉州路安福州；幼子翁归，业进士。门生弟子著名者：苏天爵、王守成等。交游最厚者：袁桷、范椁、陈旅等。

　　② 虞集：《跋山谷书萧济夫墓志后》，《道园学古录》卷四○。

　　① 赵汸：《跋刘郎中所藏邵庵先生戴竺图诗序》，《东山存稿》卷五。

　　② 虞集：《吴澄行状》，《道园学古录》卷四四。

　　第五节苏天爵仕历与政绩苏天爵（1294—1352），真定（今河北正定）人。父志道，曾任岭北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在和林救荒有惠政。苏天爵由国子学生公试，名列第一，而入仕途。初任大都路蓟州判官，守丧后调任功德使司照磨。泰定元年（1324），改任翰林国史院典籍官，升任应奉翰林文字。至顺元年（1330），预修《武宗实录》。二年十一月，升修撰，又擢任江南行台监察御史。

　　当时，“朝廷虑天下断狱之未审，用中书御史台议，遣官审覆”①。断狱未审，实际上是豪民猾吏枉法害民。至顺三年，苏天爵到湖北考察狱案，遍历各地，不辞劳苦，“事无巨细，必尽心焉”②。结果，所平反者共八事，所揭发豪右与蠹吏勾结枉法者又数事，治绩卓然，声名远播。不久，调入京师为监察御史，道改奎章阁授经郎。

　　元统元年（1333）他复任监察御史，在职四个月中，“所劾五人皆权要，所举百有九人则世臣耆德与一时之名流，而于外官下吏草泽之士，有弗遗也”③。所上章疏达四十五件，“自人君至于朝廷政令、稽古礼文、闾阎幽隐，其关乎大体、系乎得失者，知无不言。”（《元史·苏天爵传》）后来黄溍读到这些奏稿，感慨地说：“始知天下未始乏材。”（《黄金华集·读苏御史奏稿》）

　　元统二年，苏天爵预修《文宗实录》，迁翰林待制，不久任中书右司都事，兼经筵参赞官。后至元二年（1336），由刑部郎中改御史台都事。三年，迁礼部侍郎。五年，出为淮东道肃政廉访使。在淮东，他的作为一如在湖北之时，于是“宪纲大振，一道肃然。”（《元史·苏天爵传》）不久，又调回京师任枢密院判官。六年，改任吏部尚书，拜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复为吏部尚书，升参议中书省事。他一如既往，恪尽职守。

　　至正二年（1342），苏天爵任湖广行省参知政事，迁陕西行台侍御史。

　　四年，召为集贤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五年，出为山东道肃政廉访使。这年十月，元顺帝命奉使宣抚巡行天下，他被召回集贤院，巡视京畿道。顺帝诏书称，“民间一切兴利除害之事，悉听举行。”（《元史·顺帝纪》）他大力纠察“吏之奸贪”，兴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纠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但此举得罪了当时的丞相①，竟以不称职而罢归。七年，顺帝察其受诬，再予启用，赴任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管理江浙财赋，有条不紊。后又历任大都路都总管、两浙都转运使和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等职。十二年（1352），红巾军起义波及江东，他节制军队进行对抗，“以忧深病积，遂卒于军中”（《元史·苏天爵传》）。

　　① 刘基：《书苏伯修御史断狱记后》，《诚意伯文集》卷六。

　　② 黄溍：《苏御史治狱记》，《黄金华集》卷十五，四部丛刊本。

　　③ 黄溍：《读苏御史奏稿》，《黄金华集》卷二二。

　　① 至正四年五月，右丞相脱脱已辞职，以阿鲁图继任。据《元史》卷113《宰相年表二》，至正五年十月以后，除阿鲁图外，左丞相为别儿怯不花，平章政事为巩卜班、纳麟、伯颜，右丞为搠思监，左丞为董守简，参知政事为朵儿只班、吕思诚。不知时相之中，何人力主罢免苏天爵。才学横溢苏天爵官至从二品，在元末国子学出身的儒士中，可谓仕途畅达。时人赵汸论其宦迹称：“公为御史，知无不言；持宪节，以洗冤泽物为己任；参议政府，屹然不阿；两典大藩，皆勤于庶事。”②其所评论，简约中肯。然而在元代儒臣中，他更是一位学有根柢，并在文献学和历史学方面有特殊贡献的人物。

　　他出身于真定有名的书礼世家。少年时，他是名儒安熙的入室弟子，受刘之学。后因为国子监生员，又先后师从吴澄、虞集和齐履谦。“故其清修笃志，足以潜心大业而不惑于他歧；深识博闻，足以折衷百代而非同于玩物。”①元代末季，秉承静修之学而建功立业者，天爵实为殿军。其学林师友，还有马祖常、袁桷、元明善、王结、张起岩、欧阳玄、成遵、黄溍、王沂、吴师道、许有壬、宋本、陈旅和赵汸等。

　　他有一个滋溪书堂。此书堂因筑于滋水北岸而得名，他又因拥有此书堂而人称滋溪先生。除了家传藏书，他在江南任职时又获万余卷以归，于是在北方庋藏特富。这使他便于广涉博览。

　　“一代文献之寄”

　　“天爵为学，博而知要，长于纪载。”（《元史·苏天爵传》）他三度供职史馆，参与了《武宗实录》、《文宗实录》以及《经世大典》的纂修。他个人的传世名作是完成于天历元年（1328）的《元朝名臣事略》。此书凡十五卷，载录四十七人，除刘因外，均是元初勋臣名宦。录入刘因，显为变例，无疑别有心寄，不忍割爱。此书体例，袭于朱熹的《名臣言行录》和杜大珪的《名臣碑传琬琰集》；但凡所征引，一律注明来源，使全书的可信性和可考性大增，成为中国史部的别开生面的佳作。全书征引的墓志、碑传、行状、家传、言行录以及其他著述，不下一百二十余篇，其中一些篇章原文已佚，赖以得传。论者以为，后人再修此四十七人之传，包括《元史》有关列传，盖源于此。

　　在编纂《元朝名臣事略》的同时，苏天爵搜辑了《元文类》一书，凡七十卷，完成于元统二年（1334），在至正二年（1342）刊印进呈。此书参照《唐文粹》、《宋文鉴》的先例，精选元人名家诗文原作，“若诗歌、赋颂、铭赞、序记、奏议、杂著、书说、议论、铭志、碑传，皆类而聚之”①。采选的标准，“最以载事为首，文章次之，华习又次之”②；或说，“所取者必其有系于政治，或取其雅制之足以范俗，或取其论述之足以辅翼史氏，凡非此者，虽好弗取也”③。全帙之采编，历时达二十年。后人欲知元代史事文物，确是非读《元文类》不可。

　　史称“于是中原前辈，凋谢殆尽，天爵独身任一代文献之寄，讨论讲辩，② 赵汸：《治世龟鉴序》，《东山存稿》卷二。

　　① 赵汸：《滋溪文稿序》，《东山存稿》卷二。

　　① 陈旅：《元文类序》，《元文类》卷首。

　　② 王理：《元文类序》，《元文类》卷首。

　　③ 陈旅：《元文类序》，《元文类》卷首。

　　虽老不倦。”（《元史·苏天爵传》）“一代文献之寄”的集中体现便是《元朝名臣事略》和《元文类》这两部作品。此外，他又传有《滋溪文稿》三十卷，赵汸序称：“其文明洁而粹温，谨言而敷畅”；而《四库全书提要》作者则称其文“词华淹雅，根柢深厚”，“其序事之作，详明典核，尤有法度”。今加披览，似可补充说：其碑铭行状，多留史迹；其章疏论及台宪刑狱治事，均出自实际，揭示时弊。

　　除上所述，苏天爵的著作尚有《诗稿》七卷、《松厅章疏》五卷、《春风堂笔记》二卷、《治世龟鉴》一卷、《刘文靖公遗事》一卷和《宋辽金三史目录》，惜已不传；又有《辽金纪年》和《黄河原委》，均未脱稿。

　　第二十二章数学宋元时期数学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高峰，其成就和总体水平都处于世界数学的前列。元代的杰出数学家有朱世杰、李冶、王恂和郭守敬等，名著有《测圆海镜》（1248）、《益古演段》（1259）、《算学启蒙》（1299）和《四元玉鉴》（1303）。流传或部分流传至今的数学著作还有《丁巨算法》，何平子《详明算法》，贾亨《算法全能集》，《透帘细草》，《锦囊启源》等。重要成就是天元术和四元术、垛积术、招差术、弧矢割圆术和球面三角法、筹算、歌诀的完备和珠算的发明等。

　　第一节天元术和四元术在古代数学中，列方程和解方程是相互联系的两个重要问题。宋代以前，数学家要列出一个方程，如唐代王孝通运用几何方法列三次方程，往往需要高超的数学技巧、复杂的推导和大量的文字说明，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工作。随着宋代创立的增乘开方法的发展，解方程有了完善的方法，这就直接促进了对于列方程方法的研究，于是，又出现了中国数学的又一项杰出创造——天元术。据史籍记载，金、元之际已有一批有关天元术的著作，如蒋周《益古》、李文一《照胆》、石信道《钤经》、刘汝锴《如积释锁》等（朱世杰《四元玉鉴》祖颐后序），可惜都已失传。但在稍晚的李冶和朱世杰的著作中，都对天元术作了清楚的阐述。李冶（1192—1279），原名李治，字仁卿，号敬斋，真定栾城（今河北栾城县）人。生于大兴府（今北京市）。曾为金代词赋科进士，钧州（今河南禹州市）知州，元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晚年隐居于河北元氏县封龙山下，收徒讲学并勤于著述，与元好问、张德辉交往密切，时人尊称“龙山三老”。他在数学专著《测圆海镜》（12 卷）中通过勾股容圆问题全面地论述了设立未知数和列方程的步骤、技巧、运算法则，以及文字符号表示法等，使天元术发展到相当成熟的新阶段。《益古演段》（3 卷）则是他为天元术初学者所写的一部简明易晓的入门书。李冶还著有《敬斋古今黈》40 卷、《敬斋文集》40 卷、《壁书丛削》12 卷、《泛说》40 卷等，前一种今有辑本12 卷，后三种已失传。朱世杰，字汉卿，号松庭，生平不详。据《四元玉鉴》莫若序称：“燕山松庭朱先生，以数学名家周游湖海二十余年矣。四方之来学者日众，先生遂发明《九章》之妙，以淑后学。为书三卷..名曰《四元玉鉴》”，由此可见，朱世杰当时已是声名卓著的数学家和教育家。所著《算学启蒙》3 卷，内容包括常用数据、度量衡和田亩面积单位的换算、筹算四则运算法则、筹算简法、分数、比例、面积、体积、盈不足术、高阶等差级数求和、数字方程解法、线性方程组解法、天元术等，是一部较全面的数学启蒙书籍。《数学启蒙》曾传入朝鲜和日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部书，清代刻印所依据的是朝鲜翻刻本。朱世杰的代表作《四元玉鉴》记载了他所创造的高次方程组的建立与求解方法（四元术），以及他在高阶等差级数求和（垛积术）、高阶内插法（招差术）等方面的重要成就。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G.Sarton）在他的名著《科学史导论》中指出：《四元玉鉴》是“中国数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除李冶、朱世杰外，赡思《河防通议》中也有天元术在水利工程方面的应用。

　　天元术是利用未知数列方程的一般方法，与现在代数学中列方程的方法基本一致，但写法不同。它首先要“立天元一为某某”，相当于“设x 为某某”，再根据问题给出的条件列出两个相等的代数式。然后，通过类似合并同类项的过程，得出一个一端为零的方程。天元术的表示方法不完全一致，按照李冶的记法，方程a0xn+a1xn-1.+an-1x+an=0可写成如下形式：其中a0，a1，.，an 表示方程各项系数，均为筹算数码，在常数项旁边记一“太”字（或在一次项旁边记一“元”字），“太”或“元”向上每层减少一次幂，向下每层增加一次幂。方程列出后，再按增乘开方法求正实根。天元术的出现，提供了列方程的统一方法，其步骤要比阿拉伯数学家的代数学进步得多。而在欧洲，只是到了十六世纪才做到这一点。此外，宋代创立的增乘开方法又简化了求解数字高次方程正根的运算过程。因此，在这一时期，列方程和解方程都有了简单明确的方法和程式，中国古典代数学发展到了比较完备的阶段。不仅如此，继天元术之后，数学家又很快把这种方法推广到多元高次方程组，如李德载《两仪群英集臻》有天、地二元，刘大鉴《乾坤括囊》有天、地、人三元等，最后又由朱世杰创立了四元术。“四元术”是多元高次方程组的建立和求解方法。朱世杰在《四元玉鉴》中用天、地、人、物代表四个未知数，然后根据已知条件推导出四元（或者二元、三元）高次方程组。这个方程组的表示方法是将其各项系数摆成一个方阵，其中常数项右侧仍记一“太”字，四个未知数一次项的系数分置于常数项的上下左右，高次项系数则按幂次逐一向外扩展，各行列交叉处分别表示相应未知数各次幂的乘积。解这个用方阵表示的方程组时，要运用消元法，经过方程变换（实际上也就是矩阵变换），逐步化成一个一元高次方程，再用增乘开方法求出正根。在欧洲，直到十八世纪法国数学家贝佐（ é ）才对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消元法作了系统的研究。另一方面，从E'.B zout从四元术的表示法来看，这种方阵形式不仅运算繁难，而且难以表示含有四个以上未知数的方程组，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中国代数学在这一时期确实发展到了顶峰，如果要再前进一步，那就需要另辟蹊径，突破新的难关了。后来，清代的代数学的进展是通过汪莱、李锐等对于方程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引进西方数学这两条途径来实现的。

　　第二节垛积术对于一般等差数列和等比数列，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

　　北宋大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首创“隙积术”，开始研究某种物品（如酒坛、圆球、棋子等）按一定规律堆积起来求其总数问题，即高阶等差级数求和问题，并推算出长方台垛公式。南宋数学家杨辉在《详解九章算法》和《算法通变本末》中，丰富和发展了沈括的隙积术成果，提出了一些新的垛积公式。沈括、杨辉等所讨论的级数与一般等差级数不同，前后两项之差并不相等，但是逐项差数之差或者高次差相等。对这类高阶等差级数的研究，在杨辉之后一般称为“垛积术”。朱世杰对于垛积术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并得到一系列重要的高阶等差级数求和公式，这是元代数学的又一项突出成就。例如，朱世杰在《四元玉鉴》中提出了著名的三角垛公式：11 2 11111 2pr r r r prnpn n n n p!( )( ) ( )( )!( )( ) ( )+ + + -=.=++ + +LL其中p=1，2，3，4.。在这一串三角垛公式中，后式恰好是把前式结果作为一般项的新级数的求和公式。又如岚峰形垛公式：11 2 11121 2 1 1pr r r r p rrnpn n n n p p n!( )( ) ( )( )!( )( ) ( )[( ) ]+ + + -=.=++ + + + +LL·也是很精彩有趣的。他还研究了更复杂的垛积公式及其在各种问题中的实际应用。总结和归纳出这些公式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是有相当难度的。朱世杰究竟如何得到这些公式，由于史料缺载，至今尚不清楚。朱世杰《四元玉鉴》所载“古法开七乘方图”，比杨辉所引贾宪“开方作法本源图”（贾宪三角）多出了平行于两斜边的许多斜线，有些学者推测，从这些斜线相连的数字关系可以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其中包括推导出某些垛积公式①。① 杜石然：《朱世杰研究》，载《宋元数学史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6 年版。第三节招差术招差术即高次内插法，是现代计算数学中一种常用的插值方法。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中早已应用了一次内插法，隋唐时期又创立了等间距和不等间距二次内插法，用以计算日月五星的视行度数。但是太阳等天体的视运动并不是时间的二次函数，因此仅用二次内插公式推算的结果仍不够精确。唐代天文学家一行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列出一个包括三差的表格。由于当时数学水平所限，一行还没有能够给出正确的三次差内插公式。元代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王恂、郭守敬在所编制的《授时历》中，为精确推算日月五星运行的速度和位置，根据“平、定、立”三差，创用三次差内插公式，这在数学上是重要的创新，同时也把天文历法的计算工作推进了一大步。朱世杰对于这类插值问题作了更深入的研究。他在《四元玉鉴》中成功地把高阶等差级数方面的研究成果运用于内插法， 得到了一般的插值公式：f n n n n n n n ( )!( )!( )( ) , = + = + - - + △ △ △1 211 31 2 2 3 L并且明确指出公式中各项系数恰好是p=1，2，3，.时的三角垛求和公式。上述插值公式，在中国数学史上一般称为“招差术”，其用途并不仅仅限于内插法。招差术与垛积术是密切相关的，这两者可以互相推演。朱世杰掌握了三角垛公式，因而易于推导出一般的内插公式。相反地，利用招差术，也可解决高阶等差级数的求和问题。因此，朱世杰的垛积招差术，将宋元数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推进到了更加完善的地步。在欧洲，对招差术首先加以讨论的是英国数学家J.格雷戈里（J.Gregory，1670）。此后不久，牛顿得到了现在通称牛顿插值公式的一般结果。牛顿插值公式在现代数学和天文学计算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朱世杰所发现的公式与牛顿插值公式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是完全一致的，而后者要晚三百多年。招差术的创立、发展和应用是中国数学史和天文学史上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成就。

　　第四节弧矢割圆术和球面三角法古希腊、印度和阿拉伯国家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创用了球面三角法，用来解决天文学方面的计算问题。隋唐之际，印度天文学开始传入我国，如《开元占经》所收《九执历》中曾介绍过印度的正弦表，但球面三角法基本上没有引起中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的重视。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首创“会圆术”，把割圆术方法应用于推算弧、弦、矢的关系， 提出了一个由弓形中弦和矢的长度来求弧长的近似公式。他的结果相当于公式： ，其中为弧长， 为相s = c +2vs c2d应弦长，v 为相应矢长，d 为圆的直径。王恂、郭守敬在《授时历》中，根据相似三角形相应各线段成比例的关系，并反复应用沈括“会圆术”，创立了一种推算“赤道积度”和“赤道内外度”（即已知太阳的黄经度数求其赤经度数和赤纬度数）的新算法。这种新算法常被称为“弧矢割圆术”，它与球面三角学中求解球面直角三角形的方法是类同的。在推算过程中，他们还得到了一些新的关系式。这些关系式相当于下列的球面三角公式：sinα=sincsinαcoscossin cos cossinsin cossin cos cosbcc cbcc c=+=+2 2 22 2 2ααα其中c 为黄经，b 为赤经，a 为赤纬，α为黄赤交角。由于当时用于天文计算的中国传统代数学方法并不逊色，并且会圆术公式误差很大，采用圆周率π=3 入算，误差也很大，所得结果并不精确，所以王恂、郭守敬虽然开辟了通向球面三角学的途径，但他们所引入的新方法并没有能够发展起来。一直到十七世纪进行历法改革时由《崇祯历书》等引进西方数学之后，球面三角法才在天文计算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第五节中国数码和零的符号中国古代演算用算筹，记录数量用一、二、三、四、..十、百、千、万等汉字，这是比较简明方便的。因此，虽然商周甲骨、金文和秦汉简牍中曾出现一些按照算筹形象描绘下来的记数符号，但在很长时期内并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用于记数和演算的数码。

　　由于社会和数学本身发展的需要，唐代已开始用数码记数，宋元时期的数码已较完善，而且其使用也更加普遍。现存最早记有数码的著作是唐代敦示36、108、126 等，其数码完全摹仿算筹摆放形式，用空位表示零，记数法也与筹算记数原则相同，但笔划长短不等，不如算筹记数那样整齐。北宋时尚未出现“0”号。

　　在十三世纪，中国数学有了高度的发展，有些数学方法如高次方程数值解法等的演算程序比较复杂，仅仅依靠文字说明难以讲清楚，因此一些数学家便把解题过程的算草详细记录下来并写入其数学专著，于是出现了较完整的中国数码。如南宋秦九韶《数书九章》和杨辉数学著作所用的数码是：筹记数法中一条横线或竖线代表五。金元时期李冶《测圆海镜》和《益古演段》、朱世杰《四元玉鉴》和《算学启蒙》在论述天元术时所用的数码，则完全采用了算筹记数中九个基数的写法，但笔画长短不齐，并添设了一个零号“○”：零的符号在一套完整的数码中是必不可少的，并且在数学中有重要的意义。有人认为中国数码中的零号是外国传来的，其实并非如此。印度数码和阿拉伯数码早年曾传入我国，如唐代天文学家瞿昙悉达在《开元占经》中曾介绍印度数码，其中用一个圆点作为零号表示空位，元代安西王府所藏铁制纵横图，其数字均为阿拉伯数码，其中也有“0”号，但这些数码当时并未为我国学者所采用。中国数码中的零号是宋元时期我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自己创造的。新旧《唐书》、《宋史》等所载各家历法曾用“空”字表示天文数据的空位。为了避免误解，宋代学者又仿照古代用方框“□”表示脱落文字的习惯，用“□”来表示数据中的空位，如南宋蔡沈《律吕新书》将林钟律管的律数118098 记作“林钟十一万八千□□九十八”，将南吕律管的律数104976 记作“南吕十□万四千九百七十六”等。后来，为了书写方便，方框“□”顺笔写成了圆圈“○”，于是形成了中国数码中的零码。现在已知最早使用“○”表示空位的是金《大明历》，其中有“三百○九”、“五百○五”、“二千○七”等等，但《大明历》使用更多的仍是“空”字。直到宋元四大数学家的著作中才普遍使用了零码。

　　明代以后珠算术逐渐推广，为区分算筹记数位数而采用的纵横相间制已无实际意义，因而在需要用数码记数时，除表示1，2，3 的数码仍兼用纵横二式以防混淆外，其他数码都单用南宋数码的横式，明程大位《算法统宗》称之为“ 暗码” 。后来， 暗码中很长时间的商用暗码（又称苏州码）：清末学制改革设立了新式学堂，各地还有许多教会学校，大多采用新编译的数学课本，现在通用的印度-阿拉伯数码才逐渐传播开来。

　　第六节筹算歌诀的完备和珠算的发明唐宋时期对于实用算术的研究是一个相当活跃的领域，不少人积极从事筹算算法的改进尤其是筹算乘除法的简化工作，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如把筹算乘除需要摆放三层的摆法简化为在一个横列里演算，提出了求一、上驱、搭因、重因、增成、身外加减、损乘、九归等等筹算乘除捷法，并且其中一些方法还被编成容易上口和便于记忆的歌诀形式。到了元代，这种简化筹算乘除法的歌诀经过不断改进而更加简练和完备。这一时期新编成的比较重要的歌诀有“化零歌”、“归除歌诀”、“撞归诀”、“起一诀”等，如朱世杰《算学启蒙》记载有“化零歌”：“一退六二五，二留一二五，三留一八七五..”即1160 06252160 1253160 1875 = = = . , . , .当时一斤等于十六两，这个歌诀就是以斤化两的算法。南宋杨辉也有斤价化两价的歌诀：“一求，隔位六二五；二求，退位一二五；三求，一八七五记..”显然朱世杰的歌诀更为顺口易记。《算学启蒙》还记载了36 句的“九归”（除数为一位数的除法）歌诀，如“二一添作五，逢二进一十”，“三一三十一，三二六十二”等等，也比杨辉的九归歌诀简单明确。此外，在元代还很流行“归除”，在做多位数除法时先“归”后“减”，以简化除法运算。贾亨《算法全能集》记有算法歌诀：“唯有归除法更奇，将身归了次除之。有归若是无除数，起一回将原数施。或值本归归不得，撞归之法莫教迟。若还识得中间法，算者并无差一厘”，其中提到的撞归诀和起一诀也趋于完善。如《丁巨算法》（1355）提到的撞归诀是“二归撞归九十二，三归撞归九十三..”，元末何平子《洋明算法》已将其改为“见二无除作九二，见三无除作九三..”等等。以上这些口诀与珠算的口诀已经基本相同，只不过当时还是用于筹算而已。根据这些口诀作除法时，一念口诀便能立即得到商数。在这种情况下，只要熟练掌握口诀，具体计算本来可以变成相当简便的事情，然而当时的计算工具却还是那些不很便于取用的小竹条，因此手不应心的矛盾，也就是计算工具与计算方法的矛盾显得更加突出了。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改进计算方法和计算工具，而筹算口诀的完备，已经提供了更为简便的计算方法，于是，一种崭新的计算工具——珠算盘便应运而生了。

　　珠算是在我国筹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计算方法吸取了筹算方法，尤其是筹算口诀的产生和改进，对于从筹算向珠算的演变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至于珠算究竟是什么时候产生，又是什么人创造的，根据现有史料还不能作出确切的回答。南北朝时期的《数术记遗》中记载了多种记数方法，其中的“珠算”并非后世的珠算，但是否对珠算的产生有所影响，则还须作更深入的研究。有人认为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里画有一个算盘，但是原图并不很清楚，难以确认是否为珠算盘。元中叶之后的一些文学和戏剧作品中已经提到珠算。元末陶宗仪《辍耕录》记载一条俗谚：“凡纳婢仆，初来时，曰雷盘珠，言不拨自动。稍久，日算盘珠，言拨之则动。既久，曰佛顶珠，言终日凝言，虽拨亦不动。”①明初刊刻的一本看图识字书《对相四言杂字》有算盘图，共十档，上二珠下五珠。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算盘图。书中①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九。

　　所绘人物服饰为元代式样，由此可知该书原刊于元代。另一方面，南宋和元初的著名数学家秦九韶、杨辉、李冶、朱世杰等又都没有提起过珠算。因此，珠算大约产生于元中叶以前不太久的时间。总的说来，正像我们不能确切说明筹算是什么时候产生又是什么人创造的一样，这种情况恰恰说明珠算和筹算都不是哪一个个人创造发明的，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中，根据实际需要创造出来并逐渐加以改进和完善的。珠算盘和珠算术的发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作出的一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突出贡献。

　　第七节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数学交流中国和伊斯兰国家的接触，很早的时候就已开始，在宋元时期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在数学方面，见于记载最早对于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有所研究的人是成吉思汗之孙蒙哥。《多桑蒙古史》称：“成吉思汗系诸王以蒙哥皇帝较有学识，彼知解说Euclid 之若干图式。”①蒙哥是通过《几何原本》的阿拉伯文译本而了解古希腊数学的。1271 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在上都设立回回司天台，由著名天文学家波斯人札马鲁丁领导。回回司天台的主要任务是编制回历，供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使用。明朝钦天监中仍设有回回科，直到清康熙时才撤销，专门编制回历的机构前后共设置四百余年。在这一时期，伊斯兰国家的天文数学知识陆续传入我国。据元朝王士点、商企翁著《秘书监志》记载，当时回回司天台曾收藏有多种阿拉伯文数学书籍，如：兀忽列的四擘算法段数十五部，罕里速窟允解算法段目三部，撤唯那罕答昔牙诸般算法段目并仪式十七部，呵些必牙诸般算法八部等。有些学者认为“兀忽列的”就是Euclid 的音译，因此欧几里得《几何原本》15 卷已在元代传入我国②。后三种著作中，“罕答昔牙”意为几何学，“呵些必牙”意为算法，但究竟具体是哪些数学著作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元朝时，阿拉伯数码也曾传入我国。1956 年，在西安市郊元朝安西王府旧址发掘出五块铁板，上面都刻画有用东阿拉伯数码表示的六行纵横图（亦称幻方，同行、同列及同一对角线上的数字之和均为111，见下图）。这类铁板可能是王府人员作为驱魔避邪用的器物。1980 年上海浦东陆家嘴又出土一枚可佩戴的玉挂，上面刻有四行纵横图，所用数字亦为东阿拉伯数码③。但是，这种阿拉伯数码并没有被当时的人们所广泛使用，至于其纵横图的来源则尚无人研究。在明西安出土的铁板刻文及据以译出的现代纵横图代的一些著作中还介绍了在伊斯兰国家通行的“土盘算法”，“格子算”（又称“铺地锦”），球面三角法和角度的六十进制等。但总的来说，中世纪阿拉伯数学在中国的影响，远不如它对欧洲数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在阿拉伯数学传入中国的同时，中国数学自然也会传入伊斯兰国家。十三世纪中叶，蒙古军队西进占领巴格达之后，旭烈兀汗建立了马拉盖（今属伊朗）天文台，并任命著名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纳速拉丁·图西主持工作，编制了著名的《伊儿汗历表》。这个天文台拥有四名中国天文学家，据记载，“旭烈兀汗曾自中国携有中国天文学家数人至波斯，其中最著名者为Faomoun-dji 博士，即当时人称为先生（Singsing）者是已。纳速剌丁之能知中国纪元及其天文历数者，盖得之于是人也。”①这些人除天文历法外也必定熟悉中国数学，并且会把中国的数学知识传播给其他国家的数学家和天文学① 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下册，页91，中华书局1962 年版。

　　② 严敦杰：《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元代输入中国说》，载《东方杂志》39 卷13 号，1943 年。③ 王正书：《浦东陆家嘴出土元代珍贵玉挂》，载《文汇报》，1980 年12 月16 日。① 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下册，页91，中华书局1962 年版。关于Fao-moun- dji，冯承钧认为“后二字疑为蛮子之对音，其人或者姓包姓鲍”，也有人将其音译为傅穆斋。

　　家。此外，中国数学曾对于印度数学产生过重要影响。八世纪之后，印度数学知识不断传入各伊斯兰国家，印度数学家如婆罗摩笈多等的著作被译成了阿拉伯文。现在在流传至今的中亚数学家的一些数学著作中，仍然可以找到诸如与中国古代的十进位值制记数法、分数记法、四则运算、三率法、盈不足术、重差术、百鸡问题等极其相似的数学内容和算法，这些很可能是直接从中国或通过印度这两条途径传入伊斯兰国家的。在十五世纪，兀鲁伯修建了撒马尔罕天文台，著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阿尔·卡西是这个天文台的主持人。在阿尔·卡西的名著《算术之钥》（1247）中，有些数学内容如除法、开平方和开立方法、“契丹算法”、“百鸡问题”等都有吸收了中国古代数学成就的痕迹。尤其是高次开方法，开方不尽时命分的方法：a r ara an nn n + . ++ - ( ),1以及二项式定理系数表（贾宪三角）等等，更和宋元算书的内容完全相同①。而这些数学知识，在当时除了宋元算书外，还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数学著作提到过。因此有理由认为，与古希腊和印度数学一样，中国数学也曾给予阿拉伯数学以一定的影响。而阿拉伯数学在世界数学史上占有公认的重要地位，它对欧洲数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① 钱宝琮：《中国数学史》，页220—224，科学出版社1964 年版。

　　第二十三章天文学第一节天文学发展盛况空前在元代，占统治地位的蒙古族的经济、文化虽然都远落后于汉族，但天文学并没有因统治者的更换而衰落，却在宋代的基础上继续有所发展，并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前代，将中国天文学推向鼎盛时期。

　　首先，元初制订的《授时历》，在总体水平上大大超过宋代。历法的基本数据更精密，计算方法有进步，并有一些新的创造。其次，天文仪器的制造水平有所提高。宋代浑仪的制造已很精致，元初为制订《授时历》而设计制造的天文仪器却有更多的创新，特别是对浑仪作了革命性的改造。第三，元代建立两所大型的国家级天文台，各具特色，仪器风格迥然不同，为中国天文学史写下了新的篇章。第四，继唐代一行之后，元代再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天文测量，不但在全国布有许多天文观测站，而且有的观测站拥有创新的大型仪器。第五，继宋代大规模的恒星测量之后，元代的恒星观测又取得新成就。

　　第二节元代天文学发展的社会条件蒙古族有崇敬上天的习俗。虽然保留原始时期敬畏自然力的遗风，形成不同的宗教信仰，敬奉不同的神祗似乎是共同的特点，但蒙古族的信仰却更集中于天。《蒙鞑备录》中记有“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称天”。《黑鞑事略》记其风俗“其常谈必曰托着长生天底气力..无一事不归之天”。从其日常用语可知，他们认为“天”是长生不死的，是威力无比的，能得到“天”的庇护和支持，就有力量战胜各种困难。这类语言，甚至常常出现在成吉思汗的诏书中。如1206 年成吉思汗任命失吉忽秃忽为善上断事官，诏书称：“当［我］被长生天护祐着，使天下百姓入轨就范的时候，你要作我的耳目..任何人不得违背你的话。”（《元朝秘史》）

　　天可见面不可及，要想知道天是不是“庇护”着自己，就得求助于卜师。这些卜师充当着为人们消灾祈福的重要角色，从而受到普遍的敬畏。英国人道森《出使蒙古记》记录了蒙古人“对于预卜、预言、占卜、巫术、咒语等等极为注意。..当天空出现新月或月圆时，他们便着手去做他们愿意做的任何事情，因此他们称月亮为大皇帝，并向它下跪祈祷”。书中还记录了人们为了免罪而付给占卜者许多钱。这些习俗是崇敬上天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成吉思汗在征战中带有许多星占家，其主要任务是在重大军事行动前作出预卜。耶律楚材就是其中最受重视的一个天文星占家。“太祖十五年（1220）..八月长星见西方，楚材曰：女真将易主矣，明年而金主殂。”（《新元史·耶律楚材传》）由于这次成功的预卜，“帝出兵必命楚材卜”。耶律楚材是契丹族人，博学多才，旁通天文历算及医卜，1219 年跟随成吉思汗出征西域。在征伐祃旗时逢雨雪三尺，他释为克敌之兆而解大汗的不吉之疑，进兵果胜，因而为成吉思汗所看重。另外两件事更使他威信日高，1220年，成吉思汗身边的西域天文星占家们说，这年五月望傍晚有月食，楚材根据自己的推算认为没有，结果证明楚材是对的；他又推算出1221 年十月望有月食，西域人认为没有，届时果然发生日偏食。这两件事使成吉思汗非常信服地对耶律楚材说：“汝于天上事尚无不知，况人事乎。”（《新元史·耶律楚材传》）天象预报的准确，也使崇敬上天的蒙古族统治者对天文星占更加关注，成吉思汗有时还亲自灼羊脾以验证楚材所卜。

　　为什么耶律楚材能知天上事呢，原来他是用金《大明历》作的推算，事实证明这部历法是一部好的历法。据《元史·历志》称，“元初承用金大明历”，《新元史·历志》也载：“蒙古初无历法。太祖十五年驻跸撒马尔罕城，回鹘人奏：五月望月食。中书令耶律楚材以大明历推之。”看来蒙古帝国至迟在1220 年左右是沿用金《大明历》的。

　　金《大明历》与南朝祖冲之《大明历》同名异历。金天会十五年（1137）颁用的《大明历》实际上是受宋代优秀历法《纪元历》的影响而编成的，1180年又经过金代著名数学家、历法家赵知微重新修订，水平更为提高。可以说汉族天文历法对北方少数民族天文历法水平的提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他们经过消化吸收并加以发展后，又产生了超过《纪元历》水平的新历法。蒙古族统治者选用了金《大明历》，使其最初的历法起点就很高。崇敬上天的习俗和传统思想以及成功地利用了《大明历》术，是蒙古族早期领袖重视天文学的思想基础。

　　1251 年成吉思汗去世，由蒙哥即位。他的一个弟弟旭烈兀建立了东起阿姆河、西括小亚细亚大部地区的伊儿汗国。旭烈兀西征时，不少精通天文历法的中国学者随军西征，他们后来留在马拉盖天文台工作，参加了《伊儿汗历表》的编纂，并将中国天文历法介绍到中亚。他的另一个弟弟忽必烈总领漠南，1256 年在开平建立藩邸，并征召回回天文学家为其工作①，显然这种形势有利于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天文学交流。

　　1260 年忽必烈在开平继大汗位，据《新元史·百官志》载，这一年在开平设置了司天台。中统四年（1263）开平府升为上都，至元四年（1267），著名天文学家札马鲁丁向忽必烈进献七件西域天文仪器。据李约瑟考证，札马鲁丁可能是札马鲁丁·伊本·穆罕默德·纳贾里，他曾表示不愿负责修建伊儿汗国首都南面的马拉盖天文台②，曾受旭烈兀派遣而来中国。忽必烈的皇弟拥有大型天文台和众多天文学家，不可能不对忽必烈产生重要影响。忽必烈在至元八年于上都承应阙宫增置回回司天台。

　　元世祖忽必烈的重视是元代天文学继续发展的保证。他不像他的祖父在征战中顾不上颁用新的历法，尽管耶律楚材先后进献过《西征庚午元历》和《麻答历》，但都未能采纳颁行。早在至元四年（1267），他就将西域人札马鲁丁进献的《万年历》在部分地区颁用①，并积极准备组织编撰并不限于信奉伊斯兰教人使用的通用历法。因此，尽管蒙古族过去是一个靠物候掌握时日的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但固有的习俗和形势的变化，促使新的统治者重视天文历法，为元代天文学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① 《元史·百官志》：“世祖在潜邸时，有旨征回回为星学者。”

　　②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还提到他也可能名叫札马鲁丁·伊本·马赫福兹，现在巴黎还存有他作的有72 颗恒星的星表手稿。见J.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 III，pp.372-373。① 《元史·历志》称“世祖稍颁行之”，《新元史·历志》称“西域人札马鲁丁用回回法撰万年历，帝稍采用之”。

　　第三节两所国家级天文台至元九年（1272）元世祖决定迁都，改原中都为大都。到达大都后他网罗天文人才，除原金朝、宋朝司天监的人员外，还召来了一些当时著名的天文学家，刘秉忠就是其中之一。刘秉忠曾创办书院，从事数学、天文学的教育，王恂、郭守敬等都师从于他。他向忽必烈提出改历建议，并推荐了王恂和郭守敬等治历人才。郭守敬有句名言：“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元史·郭守敬传》）他的话得到参加治历的同仁们的赞同，也得到了元世祖的全力支持，于是他为治新历先制新仪，全力投入大都天文台的建设工作中。

　　至元十六年（1279）修建大都司天台，地点选择在元大都东城墙下。据《元文类》卷十七杨桓的《太史院铭》，可知这不仅是元代太史院的办公之处，而且也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天文台。台高七丈，分三层，院墙长约123 米，宽约92 米。最高层是观测台，上有简仪、仰仪、圭表和玲珑仪；中间一层八个方位有八间房，分别放置图书资料、星图、浑象、计时漏壶等，是作观测准备和进行天文研究的专用工作间；下面一层是管理人员、工作人员的办公室以及仪器设备的储藏室，可见其设计周密，设备完善。

　　司天台最高层的仪器都是郭守敬设计制造的，都是极为出色的天文仪器，其中首推简仪。简仪是对古代浑仪进行重大革新后面貌完全改变了的测量仪器。它不拘泥于用浑圆的外形表示天球，不再是将天球上的大圆分层用圆环表示的古老形态。虽然它的测量结果仍与浑仪一样是天体的赤道坐标，但其使用更为简捷方便。简仪至少有下列六种创新：（1）这是世界上第一台由高低支架构成的赤道仪，贯穿于高低支架上的仪器转动轴就是极轴，测量部分可绕极轴旋转。现代天体望远镜的英国式赤道装置，其实就是从简仪结构中脱胎而来，不同的只是置于极轴上的观测部分换成了望远镜；（2）简仪充分利用空间，在高架下面安装有测量地平坐标的立运仪，成为一仪多用的综合性仪器；（3）仪器附加有安装调整使用的附属设备，如底座上有水槽可用于调整支架放置的水平，有正方案可保证仪器的极轴调整在子午面内，有候极仪可用于调整仪器的极轴高度，使极轴与观测点的地理纬度一致；（ ）一改过去度的圆周分割法，将一圆周分成分， 分为一4 3651 43600 10度，是采用360°分划，度以下采用十进位的新划分法，有利于提高分划精度；（5）在百刻环与赤道环之间装有四个可滚动的圆柱体，由于加入滚柱轴承，转动更为灵活；（6）仪器结构的变化是其中最重要的创新，如与极轴一道旋转的测量部分，只是一个四游环和一根窥衡，彻底避免了浑仪多重圆环互相遮挡的弊病。其他较小的创新还有窥孔中加十字丝以提高对中精度、以窥衡代替望筒等。毫无疑问，简仪是十三世纪世界上最杰出的天文测量仪器。第二件重要仪器是仰仪，其主体是一个直径一丈二尺的铜半球，像一口大锅，凹放在一个平台内。半球球心位置安放一个可以转动的景符。景符是一块宽二寸、长四寸中间带有小孔的铜板，阳光通过其上小孔可成像在球面上，于是由球面上的刻度线可读出太阳的位置。尤其是观测日食时，初亏的位置和时刻，食既到生光以及复圆的全过程，均可一一详记，它改仰观为俯视，减小了直视太阳时日光耀眼之苦，而且不易疲乏，可称得上是世界上第一台太阳投影观测仪。仰仪也是一种完全创新的天文仪器。

　　以上两件仪器，《元史》中均有详尽记载。司天台上的另一件重要仪器是玲珑仪，但《元史》中关于玲珑仪的文字却很少，因此在学术界有两种互不相同的看法，有人参照杨桓写的《玲珑仪铭》①中有“遍体虚明”、“人由中窥”和“十万余目，经纬均布”，理解为封闭球体上钻有十万余小孔，人在里面观看的假天仪，另一种意见认为它是一台浑仪。

　　大都天文台显然是一座规模巨大、工作人员众多、仪器精良、设计周密的天文台。但是在北方的上都还有另一座风格迥异的国家级天文台，上都司天台。双台并重，成了元代天文学的一大特色。至元八年上都回回司天台建成后，秩从五品，以札马鲁丁为提点。他所制造的七件西域天文仪器安置于台上。此台和这些仪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是中国和阿拉伯天文学交流的产物。七件仪器名称如下：（1）咱秃哈剌吉（2）咱秃朔八台（3）鲁哈麻亦渺凹只（4）鲁哈麻亦木思塔余（5）苦耒亦撒麻（6）苦耒亦阿儿子（7）兀速都儿剌不定关于这七件西域天文仪器结构与功能的较详细介绍，请参见本卷第十六章札马鲁丁传。这些仪器明显具有西域特色，与中国传统天文仪器有所不同，其中“浑天仪”（咱秃·哈剌吉）极高三十六度，而上都的纬度近42.5°，因此它不会是为在上都安装使用而设计制造的。究竟为什么会这样，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进献这些天文仪器，是中外科学文化交流的重要事件。如果当时的元朝统治者能组织中国天文学家与西域天文学家一道对它们详加研究，并将必要的阿拉伯文献译成汉语，上都司天台及这些西域仪象显然能起更大的作用，但忽必烈并未这样作，回回司天台主要负责回回历书工作，这些具有西域特色的新鲜仪器未能发挥更大的影响。

　　① 收于《元文类》卷十七。

　　第四节授时历据《元史》记载，大都天文台上有郭守敬制作的仪器十三件。据说，为了对它们加以说明，郭守敬奏进仪表式样时，从上早朝讲起，直讲到下午，忽必烈一直仔细倾听而没有丝毫倦意。这个记载反映出郭守敬讲解生动，也反映出元世祖的重视和关心。接着郭守敬又举唐一行为编大衍历作全国天文测量为例，提出今为编授时历也应作此工作，他说“唐一行开元间令天下测量，书中见者凡十三处。今疆域比唐尤大”，应更多设观测点于“远方测验”（《元史·天文志·四海测验》）。

　　元代四海测验不少于二十七个观测点，至今犹存的观测站之一在古人认为是“地中”的阳城，此即今河南登封测景台（“景”字古代同“影”），又称元代观星台。登封测景台不只是一个观测站，同时也是一个固定的高表。表顶端就是高台上的横梁，距地面垂直距离四十尺。高台北面正南北横卧着石砌的圭，石圭俗称“量天尺”，长达一百二十尺。与通常使用的八尺高表比较，新的表高为原来表高的五倍，减小了测量的相对误差。郭守敬敢于在各观测站都使用四丈高表而不怕表高导致的端影模糊，是因为他配合使用了景符，通过景符上的小孔，将表顶端的像清晰地呈现在圭面上。明嘉靖七年（1528）陈宣所撰《周公祠堂记》有“观星台，甚高且宽，旧有挈壶漏刻以符日景，而求中之法尽矣。”以一台遗迹而想郭守敬当年四海测验之全貌，可知这次测量对授时历的编算贡献很大。据今人研究，仿郭守敬测量太阳高度的误差仅有1/3 角分，这比其后三百年欧洲最精密的天文观测还要精确，它们为授时历提供了高精度的原始测量数据。

　　至元十三年（1276）元世祖诏命改治新历，经过许衡、王恂、郭守敬等人四年的努力，于至元十七年完成，元世祖赐名《授时历》。王恂是以算术闻名于当时的，元世祖命他负责治历。他谦称自己只知历数，可负责推算，但负责人要找一个深通历理的人，于是他推荐了许衡。许衡是当时大儒，于易学尤精，接受任命以后十分同意郭守敬“历之本在于测验”的看法，支持制造仪器进行实测。至元十八年（1281），《授时历》颁行天下，许衡于同年病卒，王恂已于前一年去世，这时有关授时历的计算方法、计算用表等尚未定稿，郭守敬又挑起整理著述最后定稿的重担，成为参与编历全过程的功臣。

　　《授时历》是中国古代创制的最精密的历法。据《元史·历志》载，郭守敬在授时历中考证了七项天文数据：（1）至元十三年到至元十七年的冬至时刻。

　　（2）回归年长度及岁差常数。如关于回归年长度的确定，他收集了从大明六年（462）到至元十五年（1278）间八百一十九年的冬至时刻，又从中选出六个较准确的数据，求得一回归年长为365.2425 日。此值与现行公历（格雷戈里历）值相同，但在时间上要早三百多年。

　　（3）冬至日太阳的位置。

　　（4）月亮过近地点的时刻。

　　（5）冬至前月亮过升交点的时刻。

　　（6）二十八宿的赤道坐标。

　　（7）元大都日出日没时刻及昼夜时间长短。

　　此外他又计算出五项新的数据：（1）太阳在黄道上不均匀的运行速度。

　　（2）月亮在白道上不均匀的运行速度。

　　（3）由太阳的黄道积度计算太阳的赤道积度。

　　（4）由太阳的黄道积度计算太阳的去极度。

　　（5）白道与赤道交点的位置。

　　《授时历》采用的天文数据是相当精确的。如郭守敬等重新测定的黄赤大距（黄赤交角）为古度23.9030 度，约折合今度23°33′34″，与理论推算值的误差仅为1′36″。法国著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拉普拉斯在论述黄赤交角逐渐变小的理论时，曾引用郭守敬的测定值，并给予其高度评价。

　　在数学方面，《授时历》的推算中使用了郭守敬创立的新数学方法。如“招差法”是利用累次积差求太阳、月亮运行速度的，这种计算方法原则上与1670 年牛顿创立的内插法是一样的。又如“弧矢割圆法”是用来计算积度的（所谓积度可看成黄经或赤经的余弧），类似球面三角方法求弧长的算法。不仅如此，他废弃了用分数表示非整数的作法，而采用百进位制来表示小数部分，从而提高了数值计算的精度。他不再花费很大的力气去计算上元积年，直接采用至元十八年冬至为历法的历元，表现了开创新路的革新精神。

　　在恒星观测方面，郭守敬等不仅将二十八宿距星的观测精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而且对二十八宿中的杂坐诸星，以及前人未命名的无名星进行了一系列观测，并且编制了星表。如在《元史·历志·授时历议》中载有周天列宿度，是至元十七年到至元二十三年间二十八宿距星的距度测量值。据潘鼐在《中国恒星观测史》中的研究，元代二十八宿的测量误差很小，其中房、虚、室、娄、张五宿的测量误差小于1′，大于10′的仅胃宿一宿，实在是高水平的测量，也是元代天文仪器精密的客观记录。除《元史》中的二十八宿数据外，郭守敬还著有《新测二十八舍杂坐诸星入宿去极》一卷和《新测无名诸星》一卷，惜已失佚。清代梅文鼎说曾见过民间遗本，现在许多学者认为北京图书馆藏明钞本《天文汇钞》中的《三垣列舍入宿去极集》一卷，就是抄自郭守敬恒星图表的钞本，甚为珍贵。

　　第五节气候知识的应用元世祖忽必烈接受汉族谋臣的建议比较重视农业，曾由官方颁印《农桑辑要》七卷及《农桑杂令》等书，以提高农事中季节、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的认识。《授时历经》中专列气候一节，将每一个月两个节气的各种物候详细列出，以便掌握一些农事安排的时间。例如四月的记事有“蝼蝈鸣，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靡草死，麦秋至”。七月的记事有“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在有了精确的历法后，继续列出物候，主要目的是供农事参考。

　　《元史·五行志》中也载有部分气象气候资料，此外还有一部具有很高实用价值的系统的天气谚语专辑《田家五行》。《田家五行》主要辑录农谚和老农之言，编者为元末娄元礼，霅川（今浙江吴兴）人。该书分上、中、下三卷，每卷分若干类。上卷为正月至十二月类；中卷天文、地理、草木、鸟兽、鳞虫类；下卷三旬、六甲、气候类。其中包括天气、气候、农业气象、物候等方面的谚语共500 多条，而用天象、物象预测天气的则有140 多条，中长期天气预报100 多条。这些谚语适用于长江下游地区，许多内容至今还可作参考。

　　气候知识水平的提高还表现在对气候规律的认识上，例如对信风的认识。娄元礼《田家五行·气候类》有“凡春有二十四番花信风，梅花风打头，楝花风打末”，将物候与信风结合。该书对寒潮或北方冷空气南下的信风记叙颇详，“九月中气前后起西北风，谓之霜降信。有雨谓之湿信，未风先雨谓之料信雨”，是下雨的预兆。但是“霜降前来信，易过而善；霜降后来信，了信必严毒。此信干湿，后信必如之”，告诉人们此信风晚了，气候干湿。立冬后冷空气频频南下，故有“立冬前后起西北风，谓之冬信”。“月内风频作，谓十月五风信。”同书也写了主旱的信风，它发生在梅雨以后，书中写道：“东南风及成块白云起，主半月舶 风，水退兼旱。”指东南或东北信风伴随着天空多淡积云的气候主旱。这些记载都反映出元代人们已能较好地应用气候知识了。

　　第二十四章物理学元代物理学总的水平与宋代大体相当，在某些领域，则有进一步的发展和更深的认识。

　　第一节力学、热学和声学知识大气压力（压强）、水力及风力的利用元代，利用虹吸现象制成的排灌器具已在农业生产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在王祯《农书》中有关于“连筒”的描述：“连筒，以竹通水也。凡所居相离水泉颇远，不便汲用，乃取大竹内通其节，令本末相续，连延不断，阁之平地或架越涧谷，引水而至。又能激而高起数尺，注之池沼及庖湢之间，如药畦蔬圃亦可供用。”陶宗仪在《辍耕录》记载了元大都的宫廷园林中，利用虹吸管及其他提水装置将水升高，造成人工喷泉的情形：“万寿山在大内西北，太液池之阳，金人名琼花岛。中统三年修缮之，至元八年赐今名。其山皆叠玲珑石为之，峰峦隐映，松桧隆郁，秀若天成。引金水河至其后，转机运大 ，汲水至山顶，出石龙口，注方池，伏流至仁智殿后，有石刻蟠龙，昂首喷水仰出，然后由东西流入太液池。”①农业生产中利用风力也很普遍。如在耶律楚材的《西域河中十咏》其六，就有这样的诗句与自注：“冲风磨旧麦（西人作磨，风动机轴以磨麦），悬碓杵新粳（西人皆悬杵以舂）。”②测定液体浓度的方法元代后，测试盐卤的浓度多用莲子，而且随着制盐业的发展，测定方法更加精细了。陈椿在《熬波图》中说到：“要知卤之咸淡，必用莲管秤试。如四莲俱起，其卤为上。..莲管之法，采石莲先于淤泥内浸过，用四等卤分浸四处：最咸■卤浸一处，三分卤浸一分水浸一处，一半水一半卤浸一处，一分卤浸二分水浸一处。后用一竹管盛此四等所浸莲子四枚于竹管内，上用竹丝隔定竹管口，不令莲子漾出。以莲管汲卤试之，视四管莲子之浮沉以别卤咸淡之等。”③这里所述的方法是：先把莲子分别浸泡在已知浓度的四种盐水中（咸水所占比例分别为100％、75％、50％和33％），然后把这四种莲子浸入未知浓度的盐水中，根据这些莲子的浮沉情况即可判断盐水的浓淡程度。这种方法十分合乎科学原理，浸泡过的莲子恰如浮沉子，可以定量地测出盐卤的浓度。

　　热胀冷缩实验① 王祯：《农书》卷十八《农器图谱》十三《灌溉门》。

　　①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一“宫阙制度”。

　　②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卷六。

　　③ 陈椿：《熬波图》卷下“淋灰取卤”。

　　元代陶宗仪进行过热胀冷缩的实验。把一玉轴塞进另一加热后的玉的孔洞之中，两者可以像“辘轳旋转，无分毫缝罅”。他认为这是后一物体“煮之胖胀”的缘故。①振动的音乐效果我国自古就重视乐器的制作及其声学和音律学性质，历代研究者不乏其人。宋代沈括科学地解释了古代乐钟所以是扁形的道理。元代吾丘衍在《闲居录》中也指出：“古人制乐，皆用律尺九，九九八十一分，琴、瑟、钟、磬：箫、管等皆准之，故八音克谐。后世琴瑟太长，长则声缓；笙不用匏而用木，木实而声过清；钟太圆，圆则声清而摇，故不协也。”这里已认识到，琴瑟的弦不能太长，否则声音过于低缓；笙不能用木制，否则声音过于清亮；乐钟不能用圆钟，否则声音清亮而不稳定，亦即声波易相互干扰而不协调。①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三。

　　第二节光学实验针孔成像的实验研究元代，赵友钦进行了关于针孔成像的大型实验①，并总结在他的《革象新书》卷五的“小罅光景”一节中。首先，他利用壁间小孔成像，观察日光、月光通过大小与形状不同的壁间小孔时，所成（倒）像的大小浓淡随屏的位置而变化的情形。然后，他设计并进行了大型实验：以楼房为实验室，分别在楼下两个相邻房间的地面上各挖一个直径四尺余的圆井，右井深四尺，左井深八尺。根据实验需要，左井中可另放一张四尺高的桌子。作两块直径四尺的圆板，每块板上密插一千多支点燃的蜡烛，放在井底或桌面上作为光源。两个井口分别用中心开孔的板遮盖。以楼板为固定的像屏。实验分五个步骤进行：（1）保持光源、小孔与像屏三者距离不变，观察中心开孔甚小但大小稍有不同时两处的成像；（2）改变光源强度，即改变点燃蜡烛的支数；（3）改变像距，即另用两片大木板水平挂在楼板下作为像屏，改变像屏的高度；（4）改变物距，即移去左井中的桌子，把点燃的蜡烛置于井底；（5）改变孔的大小和形状，即更换盖在井口的中心开孔不同的木板。他详细研究了各种情况下成像的规律。关于针孔成像及照度实验（前四个步骤）的结果，赵友钦指出：“景之远近在窍外，烛之远近在窍内。凡景近窍者狭，景远窍者广。烛远窍者景亦狭，烛近窍者景亦广。景广则淡，景狭则浓。烛虽近而光衰者，景亦淡；烛虽远而光盛者，景亦浓。由是察之，烛也、光也、窍也、景也四者消长胜负皆所当论者也。”也就是说，物距、像距、光源强度和孔窍都影响像的大小与浓淡。关于小孔成像和大孔成像（第五个步骤）的实验结果为：在光源为日、月的情况下，因小孔“不足容日、月之体”，故像“随日、月之形”；因大孔“可容日、月之体”，故像随孔之形。在光源为“千烛”情况下，因小孔“不睹一井之全”，故像随千烛之形；因大孔“总是一井之景”，故像随孔之形。赵友钦总结说：“是故小景随光之形，大景随空之像，断乎无可疑者。”即孔大时，所成的像与孔的形状相同；孔小时，所成的像与光源的形状相同。赵友钦的实验是中世纪最大型的光学实验，其研究方法是科学的，见解也是正确的。他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对小孔（形状和大小）、光源（形状和强度）、像（形状和亮度）、物距、像距等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规律性的探讨。

　　关于圆球受光及视角的认识赵友钦也曾用实验模拟研究了月亮的盈亏。他指出：“若遇望夜则日月躔度相对，一边光处全向于地，普照人间；一边暗处全向于天，人所不见。”之后月相逐渐变小，“（日月）渐相近而侧相映，则向地之边光渐少矣。”至晦朔，“日月同经，为其日与天相近，月与天相远。故一边光处全向于天，一边暗处却向于地。”之一后月相逐渐变大，“（日月）渐相远而侧相映，则向地之边光渐多矣。”最后他指出：“月体本无圆缺，乃是月体之光暗，① 参阅王锦光：“赵友钦及其光学研究”，载《科技史文集》第12 辑，页94—99，1984 年；王锦光、洪震寰：《中国光学史》，页79—91，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 版。

　　半轮转旋，人目不能尽察，故言其圆缺耳。”（见《革象新书》卷三的“月体半明”一节）他的解释很科学而通俗。

　　赵友钦在《革象新书》中还指出：“远视物则微，近视物则大”（卷二的“天地正中”节）；“近视则虽小犹大，远视则虽广犹窄”（卷三的“月体半明”节）。这些都是关于视角方面的问题，其论述也是符合实际的。关于透光镜西汉时就已出现透光镜，由于其特殊的光学效应，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沈括《梦溪笔谈》中已有明确记载，宋元之际周密的著作中也有关于透光镜的记述：“透光镜，其理有不可明者，前辈传记仅有沈存中（沈括）《笔谈》及之，然其说亦穿凿。..凡对日映之，背上之花尽在影中，纤悉毕具，可谓神矣！”①但是周密并未涉及透光镜的制作及原理问题。

　　吾丘衍在《闲居录》中写下了他的看法：“世有透光镜，似有神异，对日射影于壁，镜背文藻于影中一一皆见，磨之愈明。因思而得其说。假如镜背铸作盘龙，亦于镜面窾刻作龙，如背所状，复以稍浊之铜填补铸入，削平镜面，加铅其上，向日射影，光随其铜之清浊分明暗也。昔徐生操示余，因以告之。后数日，家志行取去，忽坠地而碎，痕迹并见，果不出所度云。昔沈存中（沈括）《笔谈》尝载此镜，而不得其说，因记之。”这段话反映出吾丘衍对于镜面材质不同而反射率有所不同这一透光原理的进一步认识，同时他的解释及对其制作方法的猜测，因一面透光镜“忽坠地而碎，痕迹并见”而得到证实。

　　近年已通过实验证明，铸制透光镜有多种方法，如所谓“加热法”，即如沈括所推测的，在铸镜过程中，因镜各部分厚薄不同造成冷却快慢不同，使得各处收缩率有差别，结果镜面产生细微的曲率差异；“补铸法”，即如吾丘衍所记述的，铸镜时先将镜面依背面的图案铸成空凹状，然后以另一成份的铜填补铸入，使得镜面的材质有所不同；以及“磨刮法”，即镜铸成之后用磨刮的方法把镜面磨光，使镜面亦形成微小的曲率差异。以上三种方法确实都能制成透光镜。

　　①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透光镜”条。

　　第三节电和磁物体的导电性元代时，人们继续观察到不同性质的物体遭雷击后的情况。如杨瑀曾提到：“钱塘韩介石，巨室也。延祐夏，忽风雨骤至，令庖僮往楼上闭窗。雨过，不见此僮，楼上寻之，则已毙矣。因取所带刀而敛之，绦鞘皆如故，刀刃则销铄过半。事为《笔谈》所载：内侍李舜举家暴雷所震，人以为堂屋已焚，窗纸皆黔，有一宝刀极钢坚，就刀室中镕为汁，而室俨然。二事皆相同，此理殊不可强解也。”①元代人们仍只观察和记载了有关雷电的现象，但还不可能从电学知识方面加以理解。

　　指南针及其应用元代也有类似于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关于磨制磁针和安置磁针的记述。如程棨在《三柳轩杂识》中写道：“阴阳家以磁石引针定南北，每有子午丙壬之异。按《本草衍义》：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偏东，不全南也。其法新纩中独缕，以半芥子蜡缀于针腰，无风处垂之，则针常指南。以针横贯灯心，浮水上，亦指南。然常偏丙位，盖丙为土火，庚辛金受其制所致，故知是物类相感耳。”但没有更深的认识。

　　指南针在元代已成为海上导航最重要的仪器，不论昼夜阴晴，都要利用指南针来辨别方向。此外，为海上航行还特别编制有“罗经针簿”，船行某处，应采用何针位，都一一标识明白，作为航行的依据。在《真腊风土记》（周达观著）、《海道经》、《大元海运记》等著作中，都有关于根据罗经针位确定航线的明确记载。

　　① 杨瑀：《山居新语》卷四。

　　第二十五章化学中国古代炼丹术到了元代，人们已逐渐认识到丹家炼制的所谓“神丹仙药”大都含有各种有毒物质，服食之后往往会使人生病甚至丧命，因此对于炼丹术的热情大为降低，传统炼丹术开始走向衰落。元代炼丹术著作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与唐宋时期相比。但是，历代炼丹家通过炼丹实践所发现的许多重要的化学变化规律，连同他们的一些朴素的科学思想、丹药知识、炼丹设备、操作技术以及各种发明创造等，在元代仍然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并被广泛应用于医药、农业、手工业、军事和日常生活中，其中有些项目还经改进取得了不少新成就，从而为化学知识的积累作出了新的贡献。

　　元末明初成文的《墨娥小录》，是一部内容丰富的采访与读书笔记，其作者很可能是陶宗仪。①此书尤其是卷十一“丹方烧炼”记载了不少有关化学知识的宝贵资料，如提到两种抽砂出汞的方法，第一种与周去非《岭外代答》所载生产水银的设备与操作过程基本相同。第二种抽汞法是：“朱砂不拘分两为末，安铁锅内，上覆乌盆一个，于肩边取孔一个，插入竹筒固济，口缝合牢固，竹筒口垂入水盆水内，锅底用火。其汞有在乌盆上者，扫取之，亦有自竹筒流下者。每两可取七钱。”①这是升炼汞的一种新方法，也是我国用蒸馏法生产汞的最早记载。这种方法操作简便，产率又高，因而逐渐取代了旧法并有所发展。宋应星《天工开物》所载蒸汞法与此基本相同，但已用大釜代替铁锅，用铁弯管代替竹筒，一次可以处理三十斤朱砂，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

　　《墨娥小录》卷十一还记有制轻粉法。轻粉即氯化亚汞（Hg2Cl2），俗称甘汞，为白色结晶，难溶于水，无毒。《墨娥小录》相当详细地记述了制取甘汞的原料配方、原料处理、设备装置以及适当掌握火候等操作要点。所用原料有汞，皂矾（FeSO4·7H2O）或明矾［K2SO4·Al2（SO4）3·24H2O］，食盐（NaCl），其化学反应式可表示为：2Hg+2FeSO4 Hg2SO4+2FeO+SO2Hg2SO4+2NaCl Na2SO4+Hg2Cl2↑《墨娥小录》也记载了两种制粉霜法。粉霜即氯化高汞（HgCl2），俗称升汞，亦为白色结晶，易溶于水，有剧毒。其中一种方法是：“盐硝矾法：白矾三两，枯白盐三两，飞硝（KNO3）七钱半，或死或不死皆可。右一处入铁挑搅匀，入汞三两用匙来去搅匀不见星为度，待松了入五十两水火鼎封固。升打七鼎水干为度，塞炉取出。”这里的“或死或不死”是指硝石是否预先熔融均可，“升打七鼎水干为度”是指水火鼎（升华器）顶盖先后七次补充冷却水。《庚道集》卷二载“升粉霜法”配方所用物料为：汞一两，食盐一两，明矾一两（矾枯者用），硝六钱①。

　　我国炼丹家早在东汉（公元二世纪）时已经制得甘汞，隋代时制得升汞，① 郭正谊：《明代＜墨娥小录＞中的化学知识》，载赵匡华主编《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

　　① 《墨娥小录》卷十一，北京中国书店1959 年影印本。

　　① 《庚道集》，见《道藏》洞神部众术类。

　　而元代的配方则与前代有所不同，用料简明，升炼工艺也更为成熟。

　　《墨娥小录》卷二载“铜上镀金”法：“先以酸齑汁浸数日，却以盐霜梅煮半日，炭末炒干净，烘干。水银轻轻涂过，然后贴金，金皆变白色，火上烘热，候金还元，光珠打实。”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先将铜器表面用酸处理干净，然后涂上一层薄薄的汞使生成铜汞齑，再在铜汞齑表面贴上金箔，贴金后生成的金汞齑与铜汞齑互相渗透，最后经过在火上加热蒸发掉汞就会生成牢固的镀金膜。这种方法与以前采用的在铜器上涂抹金汞齑的方法不同，可使镀金均匀又不浪费黄金，是一种利用汞齑镀金的新工艺。《墨娥小录》卷六所载定量分离金银的技术和卷十二所载蒸馏香精法等也是值得称道的。如定量分离黄金法巧妙地利用银与硫在熔融状态时很快反应生成硫化银，而金在熔融状态下不与硫起反应，从而把银从金中除掉，然后再用碳将硫化银还原成银。在这一过程中金银成分没有任何损失，作到了金银的定量分离，说明当时对金和银的化学性质已经有了相当清楚的了解。②大约成书于元代中叶至明代初期的《造化指南》、《纯阳吕真人药石制》、《轩辕黄帝水经药法》等著作，已经注意研制以植物作原料的丹药，以及各种植物对于传统丹药原料汞、硫、铅、砒等的伏、制作用。其中也论述了一些与炼丹术有关的化学知识。如《造化指南》称“朱砂伏于铅，而死于硫，硫恋于铅，而伏于硇”，“金公变化最多，一变而化胡粉，再变而成黄丹，三变而成密陀僧，四变而为白霜”（《本草纲目》卷八）。其中朱砂为硫化汞（HgS），砌为氯化铵（NH4Cl），金公为铅的隐名，胡粉为碱式碳酸铅［Pb(OH)2·PbCO3］，黄丹为四氧化三铅（Pb3O4），密陀僧为氧化铅（PbO），白霜为乙酸铅，这段话反映了汞、铅、硫、硇砂等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作用及进行化学反应的过程。

　　此外，在《元秘书监志》卷七“回回书籍”条所列书目中有“亦乞昔儿烧丹炉火八部”。“亦乞昔儿”是阿拉伯文Iksir 的对音，又译点金术。这一名词加上冠词就成为al-Iksir 或aliksir，eliksir，欧洲文字里的elixir和elixier 就是这样演变出来的。“烧丹炉火”则是译名①。这部著作表明，阿拉伯炼丹术已在元朝时候传入中国，但其在中国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② 郭正谊：《明代＜墨娥小录＞中的化学知识》，载赵匡华主编《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

　　① 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元代）》第89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二十六章地理学第一节东西方地理知识的交流元代东西方交通盛况空前，各类人员的交往频繁。在这种形势下，人们的地理视野得到扩大，地理知识得到发展，对西方各国的地理情况有较深的了解。同样，西方各国对中国也有了进一步认识，激起了对于中国文明的向往。

　　元代有许多西方旅行家来中国旅行。最著名的有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Polo，1254—1323）、鄂多立克（旧译和德理，Odoric，1286—1331）、马黎诺利（JohnMarignolli），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亦常译作伊本·白图泰，IbnBattutah，1304—1378）。

　　马可·波罗是第一个把中国情况详细介绍到欧洲去的人①。他于1271 年随父亲、叔父经中亚来到东方，1275 年到上都（多伦），后又到大都（北京），在中国住了十七年，为元朝服务多年。1295 年由海道回国。旅居中国期间，他到过新疆、甘肃、内蒙、宁夏、河北、山西、陕西、四川、西藏、云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等省区和五十多个城市。回国后在战争中成了热那亚人的俘虏，被关进监狱。在狱中，由马可·波罗口述，难友鲁思蒂谦诺（Rusticiano）笔录，写成了举世闻名的《马可·波罗游记》。

　　另一位鄂多立克，是意大利圣芳济各会教徒，1316 年开始东游，由印度乘船来中国。1322—1328 年在中国旅行。回国后由鄂多立克口述，另一人笔录写成《鄂多立克东游录》。书中介绍了广州、泉州、杭州、北京等城市的地理风貌。

　　伊本·拔图塔是著名的阿拉伯旅行家。从二十一岁起，遍游世界各地。

　　除地中海沿岸外，还东至东欧、中亚、印度、锡兰、苏门答腊、中国等地。向西横越撒哈拉沙漠到达尼日尔河流域、苏丹、马里等地。历时28 年，行程12 万公里。1346 年，他以印度苏丹使者的身份来到中国的泉州、广州、杭州、大都等地游览。回国后，由伊本·拔图塔口述，穆罕默德·伊本·米赞·凯洛比笔录，1356 年编成《伊本·拔图塔游记》，又名《异域奇游胜览》。除了西方旅行者到东方来旅行外，中国也有不少旅行者西往。他们有的走陆路，有的走海路。如耶律楚材、邱处机、常德等人的中亚、西亚之行，周达观、汪大渊等人的航行南海，都是比较有名的。

　　耶律楚材是元初的学者和佛教徒。1218 年，成吉思汗把他召至蒙古，第二年随成吉思汗大军征西域。1224 年东归，1228 年写成《西游录》，第二年自己刻印发行。由于印数少，不久即成“人所罕见”的书，今原刊失传。1926年日本神田信畅在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发现一部旧抄足本《西游录》，是照元代原刊本抄录的。1927 年神田据图书寮本排印出版。后来罗振玉又据神田本重印。1927 年王国维又据神田抄本重抄，现藏北京图书馆。1980 年中华书局又将向达校注的《西游录》与周致中的《异域志》合刊。

　　《西游录》分上、下两部分。上部约1500 字，记述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西行的经过，描述了沿途地理风貌，是研究十三世纪楚河、锡尔河、阿姆河地区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下部约3400 余字，专门攻击长春真人邱处机，这① 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第39 页，科学出版社1962 年版。部分内容没有什么地理价值。

　　邱处机是道教全真派道士，山东栖霞人。少年时代，父母早亡，无机会读书。但天资聪明，有志向学。19 岁到山东昆仑山学道，被重阳真人王喆看中，命掌文翰。经过四十多年的修炼、学习，邱处机成了闻名四方的北方道教领袖，并曾被元太祖任命总领道教。1219 年，应成吉思汗之召前往两域，途经宣化、和林、阿尔泰山、天山、楚河、锡尔河、阿姆河等地区，1223 年东归，往返两年零七个月。西游时，邱处机的弟子李志常将沿途见闻及邱处机的诗词言谈作了记录。回北京后，很快将草稿整理成书，名曰《长春真人西游记》。全书分上、下两卷，约18900 余字。书稿当时未刊行，历元、明两代无人过问。直到1795 年，钱大昕在苏州玄妙观阅《道藏》时发现，借抄一部，才公开流传。道光年间，收入《连筠簃丛书》及《皇朝藩属舆地丛书》，以后又被译成俄文、法文、英文①，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

　　此书的地理内容比耶律楚材的《西游录》丰富。在他们两人都旅游过的地方，《西游录》没有描述或是描述简略，而《长春真人西游记》则作了详细描述。

　　常德，字仁卿，元宪宗蒙哥九年（1259）奉命前往波斯朝觐旭烈兀。从和林出发，经蒙古高原、准噶尔盆地、渡伊犁河、锡尔河、阿姆河、到里海南面的纥立儿。1260 年回国，往返用了14 个月的时间。他的行踪比耶律楚材、邱处机都远，已到达伊朗高原西北部①。中统四年（1263）三月，由常德口述，刘郁笔录，写成《西使记》。全书约2500 字，内容比《西游录》丰富。如所记撒尔马罕的药物十数种，“皆中国所无”，当时地中海的采珠方法与中国类似，等等。此外，还介绍了印度的地理及物产。

　　周达观，温州人，自号草庭逸民。1266 年左右生，终年八十多岁。他出使真腊时是以钦使随员的身份去的，并非朝廷命官②。1296 年3 月，他随使团由温州出发，经过5 个月到达真腊国都吴哥，在吴哥停留约一年，1297 年7 月回国。1297—1312 年，周达观写成《真腊风土记》。书中介绍了真腊国的名称演变，随使团访问真腊的经过，真腊的城郭、宫室、服饰、山川、村落、物产、宗教、文化、风俗、生产、贸易、交通、生活等。《真腊风土记》是现存最早全面介绍柬埔寨吴哥时期情况的专著。翔实可信，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1819 年被译成法文。

　　汪大渊，字焕章，南昌人，生平不详。20 岁以后即参与商船航海，前后两次，分别到印度洋沿岸及南海诸岛国旅游，游踪之广，在清代中叶以前，可居前列。1349 年写成《岛夷志略》。全书收录域外地名达220 个，有些地方的描述比《马可·波罗游记》详细。1888 年以后，该书先后被译成英、法、日等国文字。

　　还有一本《大德南海志》，作者陈大震，1304 年成书。原书20 卷，仅见《文渊阁书目》著录。北京图书馆有残本6—10 卷，其中只有第7 卷物产篇附列舶货与诸蕃国，收录地名较多，是元代海外交通的宝贵文献①。

　　① 陈正祥：《中国游记选注》第一集，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79 年版。① 《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第376 页。

　　② 段立生：《关于＜真腊风土记＞的作者周达观》，《学术研究》1985 年1 期。① 姚楠：《岛夷志略校释前言》，中华书局1981 年版。

　　第二节地志元世祖时，开始官修全国地理志。至元二十三年（1286）命札马鲁丁、陈俨、虞应龙等编纂全国地理志，至元二十八年（1291）完成，共755 卷，名曰《大一统志》，藏之秘府②。元成宗时，因得《云南图志》、《甘肃图志》、《辽阳图志》，所以有人倡议增修，后由孛兰肹、岳铉等主持，于大德七年（1303）完成，定名为《大元大一统志》，简称《元一统志》。全书1300卷，至正六年（1346）在杭州刻板印行。此书体例继承了《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的传统。所引资料，基于各行省撰送图志，大江以南各行省，大多取材于《舆地纪胜》和宋、元旧志；大江以北各行省，大多取材于《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和金、元旧志。

　　此书规模很大，但由于民族矛盾的影响，流传时间却很短促，明朝官府拒不收管，私家无力保藏，因而很快散失。清代收集残本，只遗留15 卷。1944—1965 年，赵万里以《元史·地理志》为纲，将元刻残帙、瞿本、袁本与其他文献所引文字，汇辑成《元一统志》10 卷，约450000 字。1966 年由中华书局分上、下两册出版③。

　　朱思本著有《九域志》80 卷，于大德元年（1297）刻印刊行。此书明代以后没有重版，原刻早已残缺难寻，成为稀有珍本。朱思本在自序中说：“自嬴秦破九州为郡县，中古以下，迄而不改..暇日因取郡集，参考异同，分条晰理，一以《禹贡》九州为准的。乃以州县属府，府属都省，以都省分隶焉”①。可见他是把元代的省、府、州、县分隶《禹贡》九州。由于元代官修的《一统志》比《九域志》面世更早，因此，朱思本的这部私人著作在历史上没有发挥多大作用。但他精心绘制的《舆地图》有很高水平，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元代地方志约10 余种，如：至元五年（1268）于钦纂修《齐乘》6 卷；至元二十五年（1288）单庆、徐硕纂修《至元嘉禾志》32 卷；元贞二年（1296）骆天骧纂修《类编长安志》10 卷；大德二年（1298）冯复京、郭荐等纂修《大德昌国州图志》7 卷；大德五年（1301）李京纂修《云南志略》1 卷；延祐七年（1320）袁桷纂修《延祐四明志》20 卷；至顺三年（1332）脱因、俞希鲁纂修《至顺镇江志》21 卷；至正元年（1341）杨譓纂修《昆山郡志》6 卷；至正二年（1342）王元恭纂编《至正四明续志》12 卷；至正二年李好文纂修《长安志图》3 卷；至正四年（1344）张铉纂修《至正金陵新志》15 卷；此外，还有佚名《河南志》4 卷，赡思《东阳续志》，洪焱祖《新安后续志》，以及《岁华纪丽谱》、《吴中旧事》、《平江纪事》等。在这些地方志中，南方占多数，北方占少数。其中尤以《长安志图》和《类编长安志》颇具特色。

　　《长安志图》与一般地方志的体例不同，它是以地图和图说的形式组成。上卷原有15 幅地图，今存12 幅，无图说。中卷有5 幅地图，外加19 篇图说。下卷有2 幅地图，8 篇图说。图说详略不均，差别很大，字数少的100 多字，多的11000 多字。如《图志杂说》5300 余字，内容涉及龙首山、北斗城、小② 许有壬：《大一统志序》，《至正集》卷三五。

　　③ 赵万里：《元一统志·前言》，中华书局1966 年版。

　　① 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上册第51 页，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

　　儿原、村名历史、出土文物、樊川、杜陵等名胜古迹的地理位置、规模、以及古迹之间的关系等。《泾渠图说》11000 多字，讲各渠的开凿历史，灌溉面积，渠道长度，渠道配套工程等，是一部水利工程专著。

　　骆天骧的《类编长安志》，是记载长安州郡变迁、城郭迁移以及山川名胜沿革、宫室第宅、丘陵冢墓兴废的地方志。此书原刊本无存，北京图书馆藏有明抄残本5 册，缺1—2 卷。卷首目录之前有《安西路州县图》一幅。此书体裁与一般地方志也不同，除历史资料外，又增加了金、元材料。特别是金、元诗文，所载尤多。

　　《元史·地理志》和《元史·外夷列传》，是元代中国地理和外国地理著作。《地理志》的范围，只是以元政府管辖的各省、府、州、县为限，与前代地理志差别不大。地名沿革追溯到唐代为止。《外夷列传》介绍了高丽、耽罗、日本、安南、缅、占城、暹、爪哇、瑠求、三屿、马八儿等国的地理位置，主要内容则是记载各国与元皇朝交往的情况。《元史·食货志》中有部分经济地理内容，如关于全国的矿产资源及其分布，海运及其航线，河运，对外贸易与主要港口，国内市场等都有较详细的记载。《元史·五行志》有部分气象气候、水文、地震资料，如水灾的日期，霜冻灾害，雪雹灾害，气候异常，山崩地震等。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有较丰富的地理资料。如盐、铁、矾、坑冶、漕运、气象气候、水灾、地震、中国地理、外国地理等。此外，还表述了他本人的一些地理学观点。如关于建都条件问题，马端临不同意过分强调客观地理条件，主张客观地理条件应与国力配合，都城才真正安全。如果国力很弱，即使客观地理条件再好，都城也会受威胁，不安全。在河源问题上，他赞同杜佑、欧阳忞对河出昆仑说的非议。

　　第三节官方首次派人实地考察河源黄河之源自古以来就得到人们的密切注意，公元前五至四世纪，人们就已知道黄河发源于今青海省，出现了“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尚书·禹贡》）的记载。不过由于河源地区环境恶劣，人迹罕至，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专人实地考察过河源。

　　元代由于政治上的统一，“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使，使驿往来，如行国中。至元十七年（1280），命都实为招讨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实既受命，是岁至河州。“州之东六十里，有宁河驿。驿西南六十里，有山曰杀马关，林麓穹隘，举足浸高，行一日至巅。西去愈高，四阅月，始抵河源。是冬还报，并图其城传位置以闻”（《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这是中国历史上官方首次派人实地考察河源，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真正发现了河源。

　　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翰林学士潘昂霄根据都实的弟弟阔阔出的口述，写成《河源志》，这是我国关于河源的第一部专著。与此同时，朱思本从八里吉思家得帝师所藏梵字图书中，也有一本记载河源的书，并把它译成汉文。这本书与潘昂霄的《河源志》互有详略，很有价值，惜已佚，幸在《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中保存了部分内容。

　　根据潘昂霄的记载，黄河源出星宿海：“河源在土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或泉或潦，水沮洳散涣，弗可逼视，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灿若列星，以故名火敦恼儿。火敦，译言星宿也。群流奔辏，近五、七里，汇二巨泽，名阿剌脑儿，自西而东，连属吞噬，行一日，迤逦东骛成川，号赤宾河。又二三日，水西南来，名亦里山，与赤宾河合。又三四日，水南来，名忽阑。又水东南来，名也里术，合流入赤宾，其流浸大，始名黄河”（《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

　　根据朱思本翻译的梵字本记载，则黄河源在火敦脑儿西南一百多里，即星宿海西南面的一条河流上。有人认为就是现在的喀喇渠①。梵字本写道：“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马湖蛮部之正两三千余里，云南丽江宣抚司之西北一千五百余里，帝师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余里。水从地涌出如井，其井百余，东北流百余里，汇为大泽，曰火敦脑儿。”（《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除上述两种书外，元人梁寅也写了一篇《河源记》②。内容与《河源志》相近，但未及《河源志》详细。

　　上述三种关于河源的记载，除河源外，还记载有关河源地区的地理状况。如“土人抱革囊骑过之，其聚落之处，多编木如舟以济，附以毛革，中仅容二人”（《河源记》），“昆仑以西，人简少，多处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兽有髦牛、野马、狼、狍、羱羊之类”（《河源志》），“（河）自星宿海至汉地，河南北小水旁注者众，其山或草或石，至积石始林木畅茂”（《河源记》）。《河源志》还对伏流重源的错误说法，作了有力的反驳。这种求实的精神是可贵的。

　　① 黄盛璋：《再论黄河河源问题》，载《地理学报》22 卷1 期。

　　② 载《梁石门集》卷一。

　　第四节地图元代最有名的地图学家是朱思本。他总结了唐宋以来的绘图经验，利用当时能够看到的图籍，加上他自己的旅游实践和对地图的钻研，编成了著名的《舆地图》2 卷。这部图影响很大，是元、明、清三代舆图的重要范本。朱思本（1273—1333）字本初，江西临川人。“学道江西龙虎山中，从张仁靖真人扈直两京，又从吴全节居都下..尝以周游天下，考核地理。竭十年之力，著有《舆地图》二卷，刊石于龙虎山上清之三华院，惜今不传”①。此外，还著有《九域志》八十卷，《贞一斋杂著》一卷，诗稿一卷等。在《贞一斋杂著》中有一篇《舆地图自序》，自述其研究地理及绘制《舆地图》的经过：“予幼读书，知九州山川。及观史，司马氏周游天下，慨然慕焉。后登会稽，泛洞庭，纵游荆襄，流览淮泗，历韩、魏、齐、鲁之郊，结辙燕、赵，而京都实在焉。繇是奉天子命，祠嵩高，南至于桐柏，又南至于祝融，至于海。往往讯遗黎，寻故迹，考郡邑之因革，核山河之名实，验诸滏阳、安陆石刻禹迹图，樵川混一六合郡邑图，乃知前人所作，殊为乖谬，思构为图以正之。阅魏郦道元注《水经》，唐《通典》，《元和郡县志》，宋《元丰九域志》，皇《元一统志》，参考古今，量较远近，既得其说，而未敢自是也。中朝士夫使于四方，冠盖相望，则每嘱以质诸藩府，博采群言，随地为图，乃合而为一，自至大辛亥（1311）迄延祐庚申（1320），而功始成。其间河山绣错，城连径属，旁通正出，布置曲折，靡不精到。至若涨海之东南，沙漠之西北，诸番异域，虽朝贡时至，而辽绝罕稽，言之者既不能详，详者又未必可信，故于斯类，姑用阙如。嗟夫，予自总角，志于四方，及今二毛，讨论殆遍。兹其平生之志，而十年之力也。后之览者，庶知其非苟云。”（《适园丛书》第十七函）

　　从这段引文中知道，朱思本查阅了许多历史文献，先绘制各个地方的小图，然后合成一幅全图，从1311—1320 年，整整花了十年才完成。这是朱思本野外考察与书本知识相结合的产物，地图精度超过了前人。尽管如此，朱思本的态度仍然很谦虚谨慎，对那些他没有去过的边远地区，对不熟悉的地区，以及资料不足或资料不十分可靠的地区，他不乱画，而是宁缺勿滥，以免影响后人。

　　朱思本绘图的方法，据罗洪先《广舆图序》说：“其图有计里画方之法。”刘献庭也说：“朱思本舆图，纵横界画，以五十里为一方，即裴秀准望之意也。”（《广阳杂记》卷2）《舆地图》的大小，据罗洪先说是“长广七尺，不便卷舒”。

　　元代另一部著名的历史地图集，是李好文的《长安志图》。《长安志图》原有图22 幅，现存19 幅。图幅大小不一，比例尺与方位也不一致。主要内容是关于长安地区行政区划、城市、陵墓、宫殿、禁苑、名胜古迹和水利灌溉渠道共七类地图。其中最有特色的是水利灌溉渠道图，它是水利灌溉渠道系统中最早的一幅地图。《长安志图》的绘制，据研究，在现存宋、元地图中处于中上水平。

　　此外，元代还有两幅中国全图，即李泽民1330 年左右绘制的《声教广被图》和天台僧人清浚绘制的《混一疆理图》，惜已失传。

　　① 瞿镛：《铁琴铜剑楼书目》卷二二。

　　还值得一提的是元代出现了我国第一个地球仪。至元四年（1267），札马鲁丁在中国制造了一个木质地球仪，七分水面用绿色表示，三分陆地用白色表示。又画江河湖海，形成水系网络①。地球仪上绘有小方格，用来计算道里远近。这些小方格显然是经纬线。地球仪上水陆分布比例，同现代所测得的比例基本一致。地球仪在中国首次出现，这在中国地理学史上是件大事，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不重视，在学术界影响不大，这是非常遗憾的。

　　① 《元史·天文志·西域仪象》。

　　第二十七章生物学在元代，生物学知识又有了新的积累，尤其是关于动植物生长规律的认识更为丰富和深化，并被广泛应用于农业、园艺等生产活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些进展相当集中地反映在元代三大农书：元政府大司农司编《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和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等著作中。

　　第一节植物生态知识植物的生长发育情形与其生存环境（包括阳光、水分、土壤、气候以及植物相互间的状况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元代以前已有大量论述，元代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并积累了很有特色的实践经验。加王祯《农书》指出：“天下地上，南北高下相半。且以江淮南北论之，江淮以北，高田平旷，所种宜黍稷等稼；江淮以南，下土涂泥，所种宜稻秫。又南北渐远，寒暖殊别，故所种早晚不同。惟东西寒暖稍平，所种杂错，然亦有南北高下之殊。”对于南北不同纬度、东西不同海拔高度、气温、土质等与所宜作物及种植时机作了简要的总结。元代大司农司编撰的《农桑辑要》对于植物形成的生态影响，也有类似的论述。该书新添栽木棉法说：“穊则移栽，稀则不须。每步只留两苗，稠则不结实。”①表明当时对阳光强弱与棉花生长的关系已有明确的认识和深切的体验。

　　动植物生活都离不开水。元末娄元礼《田家五行》记有“稻秀水浇”，稻在“将秀之时，得雨则堂肚大，谷穗长；秀实之后，得雨则米粒圆，见收数”。“将秀之时”实际上是指水稻生长的抽穗期。近代植物学研究证实，水稻抽穗期其生殖器官正在形成，茎叶生长旺盛，如缺水会使叶肉细胞失去膨压，破坏植株水分平衡，抑制植株上部节间生长，妨碍花粉和子房的正常发育，最后穗小而粒少以致减产。“秀实之后”则是指灌浆期，也是水分充足才有利于将茎叶制造的有机物质输送到籽实，使得“米粒圆，见收数”。说明当时人们对于水稻在抽穗期和灌浆期必须充足供应水分已有较清楚的观察和认识。雪水对植物生长有促进作用。《氾胜之书》、《齐民要术》等著作早已记载了古人对雪水的利用。元代鲁明善指出：“雪者，天地之气，五谷之精，浸诸色种子，耐旱，不生虫。”②俞贞木也提到：“麦最宜雪，谚云：冬无雪，麦不结”（《种树书》）等，对于用雪水处理各种种子使其耐旱和不生虫，以及雪水对冬小麦增产的重要性等作了更为精当的记述。虽然雪水与普通水的不同及其影响植物生长的机理是现代科学才揭示清楚的，当时人们还不能正确解释雪水促进增产的原因，但他们通过生产实践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之谈和雪水浸种、积雪于田等方法，无疑是十分可贵的科学见解和实用技术，有着重要的实际价值。

　　植物生长与土壤状况密切相关。为满足植物生长需要和保持地力而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施肥。据王祯《农书》记载，当时已有踏肥（厩肥）、火粪、苗粪、草粪、泥粪等多种肥料，其中较早地提到了苗粪和草粪两个概念，并指出绿肥在江南地区已普遍应用。此外，元代已施用含有各种矿质元素的特种肥料，这也是特别值得称道的。如《农桑衣食撮要》载，种皂荚“有不结荚者，凿一孔，入生铁三五片，用泥封之，便开花结子”。金元之际成书的《种艺必用》，以笔记形式记载了许多宝贵的民间生产经验，明代很流行的《种树书》，其很多内容就来源于这部著作。《种艺必用》载，种茄子时“初见根处劈开，掐硫磺一匕大，以泥培之，结子大如盏，味甘而宜人”，种芥子“治园可令土极细，以硫磺调水泼之，撒芥子于其上，经宿已生一两小叶矣”，种竹“择大竹，就根上去三、四寸许截断之，去其上不用，只以① 石声汉：《农桑辑要校注》卷二，农业出版社1982 年版。

　　② 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王毓瑚校注本，页132，农业出版社1979 年版。竹根截处打通节，实以硫磺末，颠倒种之地”。《种艺必用》又载，“凿果树，纳少钟乳粉，则子多且美。又，树老，以钟乳末和泥，于根上揭去皮抹之，树复茂”。以上这些记载表明，早在十三、十四世纪，我国劳动人民已经认识到铁、硫、钙等矿物元素是植物生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物质，并设法用来促进植物的生长发育和开花结果以及防治植物病害，显然这是经过长期摸索和研究所获得的很有特色的突出成就①。

　　王祯《农书》载：“凡垦辟荒地，春曰‘燎荒’（如平原草莱深者，至春烧荒，趁地气通润，草芽欲发，根荄柔脆，易为开垦），夏曰‘■青’（夏月草茂时开，谓之■青，可当草粪，但根须壮密，须借强牛乃可，盖莫若春为上），秋曰‘芟夷’（其次秋暮草木丛密时，先用刀，遍地芟倒，暴于放火，至春而开，根朽省功）。”在不同的季节要采取不同的除草开荒措施，说明人们对杂草的生长习性已有相当清楚的认识。

　　① 周肇基：《植物生态生理知识的发展》，见苟萃华、汪子春、许维枢等著《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

　　第二节植物生理知识我国很早就已发现植物的顶端优势现象，并在实践中加以利用，以控制植物的定向生长。《农桑辑要》卷二指出，木棉“苗高二尺之上，打去冲天心，旁条长尺半，亦打去心，叶叶不空，开花结实。”《农桑衣食撮要》也记载种木棉要“常时掐去苗尖，勿要苗长高，若苗旺者则不结。”这是棉花整枝时打去顶芽破除顶端优势的技术措施，以促进分枝，多结棉桃。现在修剪树木和花卉仍然根据不同情况常常采用这种方法。

　　植物营养生长到一定程度就会转向生殖生长。由于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同，人们有时需要植物作充分的营养生长，因此就必须设法限制其转入生殖生长。如《农桑衣食撮要》栽种大蒜法：“候苗高尺余，频锄，浇灌，拔去苔则结实肥大。”拔去蒜苔就是不让花苔继续生长消耗养分，使营养集中供给鳞茎（蒜头），结实就会肥大。《种艺必用》指出：“凡果木未全熟时，宜摘。若熟，则抽过筋脉，来岁必不盛。”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控制生殖生长的方法，借以避免由于果实全部成熟而过多消耗营养成分，以至影响树木来年的长势和结果。

　　随着嫁接技术在植物繁育生产实践中的广泛应用，元代一些农书中出现了有关接木生理知识的进一步论述。如王祯《农书》指出：“一经接博，二气交通，以恶为美，以彼易此，其利有不可胜言者。”元初的《士农必用》也有类似的记载：嫁接之后“使之功相附丽，二气交通，通则变，变则化，向之所谓鄙恶者，而潜消于冥冥之中。”近代园艺学研究表明，植物嫁接后，砧木和接穗在营养物质供应上和新陈代谢方式上都发生相互交换和同化的关系。虽然当时人们还不可能在理论上有这样深入的了解，但从王祯《农书》和《士农必用》的论述可见，当时人们确已初步认识到嫁接后砧木与接穗之间有“气”互相交流和互相影响，从而促进嫁接体的形质改变，使原来不良性状“潜消于冥冥之中”，所谓“功相附丽”，“二气交通”也是相当简练和精彩的概括。《士农必用》还指出；“令接头之骨与树之骨相着，肌肉与树之肌肉相着。木之津液行于肌肉之间，如不相对着，又不紧密，多不活。”①这种解释也是符合砧木和接穗通过各自的本质部和韧皮部的营养输送而达到嫁接成活的机理。以上这些论述突出地反映了元代在关于嫁接成活生理机制和植物品质改良方面的朴素理论认识，并且这种认识已经有了明显的深入和提高。

　　开花是高等植物的正常生理现象，而根据不同目的，采取各种措施以控制植物开花的时间和数量，后世称为“变花催花法”，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又一项杰出创造，其中也体现了对于植物生命活动规律的了解和掌握。如早在《齐民要术》中就已记载促进甜瓜多开雌花以便多结瓜的具体措施。金元之际的《种艺必用》指出：含苞欲放的花卉，“用马粪浸水浇之，当三、四日开者，次日尽开。”除促进开花法外，《种艺必用》还记载了抑制开花法：“八九月间菊含蕊时，和根取掘一坑，将菊倒垂在内，用竹架起，密铺竹叶片，以角屑放根中，四傍却用土埋之，筑紧。于来年取，以水洒暖取根，渐开花如初埋，每一二日，以水洒少许养之。”这实际上就是改变菊花的外界环境条件，有意识地控制生命活动，尽可能降低其生理代谢水平，并采取① 引自石声汉《农桑辑要校注》卷三，农业出版社1982 年版。

　　防干、防冻和施肥等适当的保护措施，待次年春季取出后，洒水使它渐渐恢复生机，开放花朵，供人观赏。这种延迟菊花生长和开花的方法，确实是一种别具匠心的发明①。《种艺必用》还指出：“竹有花辄槁死。花结实如稗，谓之‘竹米’，一竿如此，则久久举林皆死。其治之法，于初米时择一竿稍大者，截去近根三尺许，通其节，以粪灌而实之，则止。”竹子开花往往导致竹林成片死去，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足够的营养，而及时施肥则是防治竹类开花和死亡的切实有效的措施，《种艺必用》提出的方法是有实际意义的。《农桑辑要》引《博闻录》（南宋陈元靓辑录，已佚）说：“银杏，有雌雄。雄者有棱，雌者有二棱，须合种之。”银杏是雌雄异株的，这里的“棱”指的是果实（白果）的棱道。这一记载是现在已知的发现银杏有雌雄二性及其判别方法的最早资料。此外，如《农桑辑要》所载甘蔗种植的选取种苗法，苎麻栽培的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法等也都具有一定的植物生理学价值。

　　① 周肇基：《植物生态生理知识的发展》，见苟萃华、汪子春、许维枢等著《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

　　第三节养蚕随着蚕桑业的发展，到了元代对蚕的生活习性有了更充分和深入的了解，并相应总结出更为科学的饲养方法。如元初《务本新书》说：“蚕必昼夜饲，若顿数多者，蚕必疾老，少者迟老”，“若寒热不均，后必眠起不齐”①，最早论述到营养和温度对蚕的发育的影响。该书还指出：“墙壁湿润，多生白醭、贴沙之病”②，“白醭”是蚕的硬化病中危害最严重的白僵病，“贴沙”是指病蚕体小质弱，行动迟钝，往往呆伏于桑沙中而死，这里说明了湿度对蚕的发病的影响。王祯《农书》在这方面的记载也很多。如其中第一次记载了蚕的龄期因地区而不同，“北蚕多是三眠，南蚕俱是四眠”；蚕在各个龄期中体色的变化；蚕病的起因，“凡叶，不可带雨露，及风日所干或涓臭者，食之令生诸病”；以及调节温湿度的方法，“自初生至两眠，正要温暖。蚕母须着单衣，以为体测。自觉身寒，则蚕必寒，使添熟火。自觉身热，蚕亦必热，约量去火。一眠之后，天气晴明，巳午之间，暂揭起窗间帘荐，以通风日。南风则卷北窗，北风则卷南窗。”

　　① 石声汉：《农桑辑要校注》卷四，农业出版社1982 年版。

　　② 石声汉：《农桑辑要校注》卷四，农业出版社1982 年版。

　　第四节养蜂我国古代对于蜜蜂和蜂蜜的了解是比较早的。据考证，甲骨文中已有“蜜”字，可能还有“蜂”字，《诗经》和《礼记》也都提到了蜂和蜜，《神农本草经》已把蜂蜜和蜜蜡列为医药的“上品”。晋皇甫谧《高士传》和张华《博物志》则分别有关于东汉姜岐养蜂和蜂蜜收集方法的记载等。但总的说来，由于资料所限，中国早期养蜂史还不是很清楚。在唐宋时期及以后的著作中，关于蜜蜂、蜂蜜及养蜂业的记载逐渐增多，如宋代罗愿《尔雅翼》、程大昌《演繁露》、王元之《蜂说》，元代大司农司编《农桑辑要》、王祯《农书》、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以及清代郝懿行的养蜂专著《蜂衙小记》等，对于蜂的种类，蜜蜂的形态、生活习性、社会组织、饲养技术、分封方法，蜂窠的清洁卫生，天敌的驱除，以及蜂蜜的收取和提炼，蜜的色味与蜜源植物的关系等，都作了比较科学的记述和讨论①。

　　《农桑辑要》新添“蜜蜂”一节载：“人家多于山野古窑中收取。盖小房，或编荆囤，两头泥封，开一二小窍，使通出入。另开一小门，泥封，时时开却，扫除常净，不令他物所侵。秋花凋尽，留冬月可食，蜜脾割取作蜜、蜡。至春三月，扫除如前。常于蜂窝前置水一器，不致渴损。春月蜂成，有数个蜂王，当审多少、壮与不壮。若可分为两窝，止留蜂王两个，其余摘去。如不壮，除旧蜂王外，其余蜂王尽行摘去。”王祯《农书》的记载基本与此相同，仅增加一句话：“于家院扫除蛛网，及关防山蜂、土蜂，不使相伤。”中国古代食用的蜂蜜，一直到明末还是野蜜多而家蜜少，如宋应星《天工开物》所说：“蜂造之蜜，出山岩土穴者十居其八，而人家招蜂造酿而割取者，十居其二也。”《农桑辑要》的“蜜蜂”一节则是我国关于养蜂法最早较详细的记载。其中提到招收野生蜂群进行家养的蜂巢设置：箱式（“盖小房”）和篓式（“编荆囤”）养蜂，清扫管理，过冬，割取巢脾，饲水，根据工蜂多少和群势强弱决定是否选留蜂王和分蜂等，说明当时人们已经相当清楚地掌握了蜜蜂的生活习性和种群生态等生物学知识。

　　元代生物学知识的积累除载于各种农书者外，一些动植物谱录著作也是值得重视的。如李衎《竹谱详录》记有多种竹子的品种、形态、生态、产地、用途等，并且附有很多插图，是竹类研究的重要文献。柳贯《打枣谱》记有73 种枣名及其性状、产地。王恽《宫禽小谱》，介绍了17 种鸟的形态和别名，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论鸟类的专著。

　　① 周尧：《对昆虫的认识和利用》，见苟萃华、汪子春、许维枢等著《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

　　第二十八章医药学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医药卫生的发展方面，有一些颇具特点的卫生保健机构和医疗思想；在内外交流活动方面，更富有开拓求新的精神。

　　第一节医事制度的继承与创新在1206 年蒙古国建立前后，蒙古族医药卫生保健还处于较原始的状况。

　　虽然也积累一些医疗经验和技术，如正骨技术、灸术、刺血放血术，以及应用马奶酒等作为药物治疗方法等，但治疗疾病大多由巫医所掌管。医与巫的界限尚不很清楚，故卫生保健制度也是较原始的。

　　蒙古国建立后，医事制度逐渐引起统治者的重视，特别是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对医疗保健提出迫切要求，得到迅速发展。这发展主要是通过继承蒙族医药经验，特别是汉族历代形成的先进医疗和卫生保健制度而实现的。忽必烈时期基本上形成了元代医事制度的完整系统。在此期间，他还引进了阿拉伯医学和医事制度。

　　早在1237 年，元太宗窝阔台吸取宋代经验，始于燕京等十余路设置了惠民药局，以奉御田阔阔、太医王璧、齐楫为局官，给银五百锭为规运之本，择良医以疗贫民之疾。1260 年，元世祖忽必烈正式建立了太医院，其官员为正二品，掌医事、制奉御药物以及领各属医职等。1261、1263 年，忽必烈又先后建立了大都惠民局和上都惠民局，其官员为从五品，掌收官钱经营市药、修剂，以惠贫病之民。1262 年，太医院使王猷、副院使王安仁提出关于“医学久废，后进无所师友”，提倡兴办医学教育的意见，仿效宋徽宗创设“医学”，进行医药生徒的培养教育，提高医师医疗理论和技术水平。为了满足统治阶层蒙、回、汉族官员，以及日益增多的回回士兵民众等的需要，于1270年创设了“广惠司”（原名京师医药院），其提举为正三品，级别仅次于太医院，掌修治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以疗诸宿卫士及在京孤寒者。广惠司的官员和回回医不断增加。忽必烈为了提高医生医疗水平，淘汰不合格医生，于1272 年正式建立“医学提举司”，专门负责太医以及各级医学人才的考校，并负责校勘医籍指导各路医学及辨别药材等。1282 年，又正式建立了为太子保健服务的“典医监”等机构。1288 年还在地方设立了“官医提举司”，管理医户差役词讼等事务。1292 年，于广惠司下建立“回回药物院”，职别从五品，专门管理回回药事，使阿拉伯医学在中国得到更广泛的传播。1294 年又建立掌医监及广济提举司，管理修合药饵，以施贫民。至此，元代的医事制度，已基本形成，并有较完整的医疗保健制度。元代的医事制度，给予医官待遇和职务也是较高的，这说明医药卫生在当时地位和作用。

　　第二节医学基础研究与营养学成就忽思慧忽思慧，蒙古族营养学家。元仁宗延祐年间任宫廷饮膳太医，主管宫廷饮食、药物补益等工作。他积十余年之经验，吸收总结历代有关饮食营养、烹调技术、食品、食用药物、名医食疗用方等，于1330 年整理编撰成《饮膳正要》一书，共三卷，其内容极为丰富。对阿拉伯饮食、药用食物方面也颇多记述，如：回回豆子（豌豆）、回回葱（洋葱）、回回青、回回小油，以及必思答（开心果）、阿剌吉酒、舍尔别等数十种之多。并对上述食物和药物烹调而成的粥、汤、羹、浆等营养品和饮料作有介绍。如：舍尔别，即糖浆类制剂，是成吉思汗时由阿拉伯引入，再由太医撒必仿制，后来逐渐在各地生产。糖浆制剂既是美味饮品，也被广泛应用于药剂。又如八儿不汤、撒速汤等，则是来自印度的饮食；马肫方（即膏子药方），也来自印度。《饮膳正要》在药物方面很注意对未收入本草书的药物采集研究，如，所强调：“本草有未收者，今即采摭附写”。卷三分可作食用的药物为：谷、兽、禽、鱼、果、菜和料物七类，计二百种。每种食用药物按药用介绍其性味、主治，并重点论述食疗、饮食制作和饮食宜忌等。详见本书第十七章第三节忽思慧传。

　　杜本杜本（1276—1350），字清碧，人称清虚先生，清江（今属江西）人。

　　元天顺帝时召为翰林侍制，兼国史院编修官。他专心增订敖氏十二舌苔图为三十六图，并列治法与方药，于1341 年撰成《敖氏伤寒金镜录》为我国现存第一部舌诊专书。他使中医学舌诊水平有所提高，每一病理舌苔图，均记其证候、治法、方药以及若干鉴别方法等。

　　滑寿滑寿，字伯仁，河南襄城人。精于针灸医学，对十四经学说尤有研究。

　　他提出并强调人体任脉与督脉应与十二经脉有着同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一见解和论证集中表述于《十四经发挥》。关于十四经脉的注释、发挥以及补记、说明各经脉所属经穴，奇经八脉循行内容等，对中医学理论发展和针灸医学的丰富有重要贡献。另一重要贡献是1359 年撰成的脉学专著《诊家枢要》，书中就脉象在临床诊断上的学术价值和切脉辨证的方法，以及各种不同脉象的主病等，颇多独到见解，对于指导临床诊断发挥过重要作用。

　　王好古王好古（1200—？），赵州人。尝任医学教授，他在医学理论上较重视人体内在因素在发病上的意义，对药物学尤多研究，于1289 年积生平经验撰成《汤液本草》三卷。首先叙述药性总论，并引用李东垣《药性法象》及《用药心法》部分内容，作为个人见解的依据和补充。其次，按中药学传统分类法，对临床最为常用的238 种药物，各按其归经的特点，结合药物的气味、升降浮沉等理论，加以发挥，切合临床医生的选择运用。

　　第三节医学争鸣与临床医学的发展中国医学的发展，时有不同理论认识之间的学术争鸣和研讨，但以起于金而盛于元和影响明代医学发展的医学争鸣最富有代表性，且对促进临床医疗理论和技术的丰富最为明显。

　　医学争鸣与学派形成宋代医学发展在一段时间内十分强调儒学，特别将其《惠民和剂局方》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医界甚至形成按证索方，不求辨证的通弊，这种情况越演越为普遍。故在金代的医学家不为宋代信条所惑，结合临床实际提出：“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的论点，对古方特别是局方提出质疑，认为要发展医学必须结合现实提高治病效果。在这样的情势下，出现了著名的四大医家。刘完素（1120—1200）提倡运气学说，强调：“不知运气而求医，无失者鲜矣”，认为传染病、流行病多由火热之毒而得，故主张多用寒凉药物予以治疗，并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剂，在治疗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被尊之为寒凉派代表。张子和（1156—1228），提出：“古方不能尽治今病”的论点，批评了《惠民和剂局方》滥用温燥药物的弊端，认为疾病多因实邪所致，提倡：“邪去而元气自复”理论，故于疾病治疗多用汗法、吐法和下法，后世称之为攻下派之代表。他的学说源于刘完素而又有不同，使医学上的汗、吐、下三法内容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李东垣（1180—1251），提倡“人以胃气为本”，强调“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在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上十分重视人体消化功能的保护和恢复。他的学术思想的形成，虽与其师张元素重视脏腑辨证有关，更由于当时战乱频繁，群众颠沛流离、食饮无常的生活环境和消化性疾病十分多见密切相关。由于他治疗多用温补脾胃之法，故后世尊之为补土派之代表。朱丹溪（1281—1358），他在中医理论上提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认为用“古方治今病焉能吻合”，对滥用温燥药的《惠民和剂局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更撰《局方发挥》以纠其偏，故在临床治疗上强调“滋阴降火”之法，后世医家尊之为滋阴派。朱丹溪的学术思想和医疗技术对日本也有着很大的影响，他们于十五世纪成立“丹溪学社”，继承和发扬其学术成就。

　　以上四大医家，各成门户。著名于世的还有张元素、麻九畴、罗知悌、项昕、王好古、罗天益以及明代葛乾孙、倪维德、吕复、王履、戴思恭等。临床外科与骨伤科在临床外科与骨伤科方面，元代也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其代表人物有齐德之、李仲南、范亦林等。齐德之曾任太医院太医、医学博士，以精于外科而闻名于时。编撰有《外科精义》（1335 年）3 卷，总论外科医理等35 篇，选录外科疾病常用方药145 方，并各予以简要的叙述。其理论简明，其方药实用，对中医外科学的普及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李仲南，初尚养亲寿老，建道院于栖碧山中，因悟丹药之道远而尽心医学研究，汇集前人医疗经验和自己心得，尤以骨折、脱臼的诊断、整复和治疗更多特色，1331 年编撰成《永类钤方》22 卷。该书中所述多种骨折、脱臼之整复和夹板固定治疗方法，以及医疗器械、方药等，均达到蒙古正骨术和中医正骨术的先进水平。就其时代而言，或可视为军阵外科骨伤科一次比较系统的经验总结。约与李仲南同时的范亦林（1277—1347），出身世医，曾任南丰医学教授，家藏历代医书甚多，经十余年整理研究，撰成《世医得效方》19 卷，经江西医学提举司呈太医院，至正五年（1345）刊行全国。该书于正骨科论述尤精，所述正骨麻醉、正骨手法以及一些复杂骨折、脊柱骨折的复位和固定方法，多有创新。元代骨伤科发展所以先进，还在于运用了骨关节解剖观察以提高治疗效果。例如武将赵匣剌左肩中矢镞不得出。钦察取死囚二人，解剖其肩，视骨节浅深，知可出，即为凿其创，拔镞出之。又如创救战伤休克每用杀骆驼急以休克病人入驼腹、牛腹以急救之，都是比较科学的方法。以上两书均系大型综合性医著，以擅长外科、骨伤科而著名。

　　第四节各族医学家元代医学家中影响较大者，尚可举出以下数人。

　　耶律楚材辽太祖之子耶律倍的第八世孙。耶律倍，契丹族，惧其弟继帝位而潜逃后唐，以通辽汉文和精医药、砭■之术而闻名。耶律楚材在其母的教导下，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术。成吉思汗定燕闻其名，召见之，用其所长。1226 年，“从下灵武，楚材独收遗书及大黄药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黄辄愈。”又如1235 年以“水土异宜，疾疫将生”的意见，改变窝阔台欲遣回回人征江南、汉人征西域的议决，避免了军队水土不服和疾疫流行，为蒙古军的医疗保健作出重要贡献。他深受赏识和重用，成吉思汗每语近臣曰：“爱君忧国之心，岂有如吾图撒合里（赐耶律楚材名）者耶。”（《元史·耶律楚材传》）

　　许国祯出身世医，博通经史，尤精医术。元世祖闻其名，以医征至翰海，留守掌医药。他曾以治愈太后、元世祖疾得信任和重用。1260 年忽必烈继位，始设太医院，即任命许国帧为提点太医院事。1275 年，许国祯上疏言：“慎财赋..建学校”等，从而也加强了医学教育。国祯母韩氏，亦以能医侍太后。子扆，继家学，博学精医，进退庄重，得元世祖喜爱，赐名忽鲁火孙，后继父职提点太医院事。外国使至，帝必命扆与之语，辞理明辨，莫不倾服，改尚医太监，转正议大夫，仍提点太医院事。可见元太医院事多得许氏父子之功而兴焉。蒙古族统治有以活人祭鬼神之习，群臣莫敢言谏，许扆独谏曰：“敬神，善事也。因置人于死地，臣恐神不享所祭。”（《元史·许国祯传》）帝即命释之。许氏父子直言相谏，对改变蒙古族地区统治者的落后习俗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邱处机号长春子，养生学家。1219 年应成吉思汗的诏求，历四载始达雪山。每以如何得天下和长生之道相问，“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或曰：“有卫生之道，无长生之药”以劝之。深得成吉思汗的尊重和理解，曰：“朕常念神仙，神仙勿忘朕也。”（《元史·邱处机传》）邱处机著有《摄生消息论》。殁后，褒赠“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封号。邱处机治国和养生的理论对成吉思汗是有较大影响的。他的养生学说对道教养生是一个发展，从而丰富了中医学卫生保健知识。

　　爱薛爱薛（1227—1320）西域弗林（约今叙利亚）人，通西域诸部语，工星历、医药，深得元世祖器重。1263 年命掌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事，二司后改“广惠司”，仍命领之，对推行回回医药作出了许多贡献，并在谏言改变统治者迷信鬼神、安抚民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276 年迁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仍领广惠司。1297 年授平章政事。1312 年封秦国公。五子鲁合，继任广惠司提举。爱薛父子在中国推行阿拉伯医药学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高昌答里麻于1307 年任御药院达鲁花赤，后迁“回回药物院”。回回药物院于1322 年拨隶广惠司，定置达鲁花赤一员，大使二员、副使一员，从其管理人员之多和职位之高可知其在当时医疗作用之大。现存之《回回药方》残卷，或即来自回回药物院医方底本。

　　刘哈剌八都鲁刘哈剌八都鲁（？—1295）本姓刘，业医世家。1271 年，元世祖根据近臣言召见重之，后擢太医院管勾。善骑射，奉谕随宗王别里铁穆耳征昔里吉叛。王妃有疾，与药即愈。每以武功与医效而升迁，元贞元年召为御史中丞。第五节中外医学交流元代时的中外医学交流，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元代大量吸取阿拉伯医学，并设立六个专门机构予以推广应用和研究，这在中国医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中国传统医疗保健机构中，也有外籍医生工作，回回医生在民间行医卖药者更为普遍，并得到人们的赞誉。有一首诗写道：“西域贾胡年八十，一生技能人不及。神农百草旧知名，久居江南是乡邑。朝来街北暮街东，闻掷铜铃竟来集。居人相见眼终青，不似当时答木丁。师心已解工名术，疗病何烦说《难经》。”①这位耄耋之年的回回老医生，居中国江南多年，以高明的医术和优质膏药治愈了无数中国人的疾病与伤折。此外，元代时中国同高丽、日本、南海诸国及印度次大陆也有着较多的医学交往。与日本交流多属民间性质，多由僧侣和医学者往来。与南海诸国和印度次大陆的交流，则多以药材贸易的形式进行。

　　中外药材贸易，在元代也有较重要的地位。元代的中外药材交流有三个主要途径：一为元统治者所辖地跨亚、欧、非诸汗国的“进贡”。诸王贡药甚多，有的一年五次贡药，有一次贡回回太医药“打里牙”价值十五万贯之巨。二为派专人出使采买，如1273 年诏遣札术呵押失寒崔杓持金十万两，命诸王阿不合市药狮子国。1287 年遣畏兀儿人亦里迷失使马八儿国，次年归，得其良医善药；又如1290 年遣使桑吉剌失等人“诣马八儿国访求方使士”。第三种交流即商贾贸易。元代外商至中国作药材贸易者逐渐扩大，特别是统一中国后，海陆交通繁盛，来中国之商贾云集，药材贸易在其买卖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当时，对药材贸易也已有了较严格的管理，不但有一定的市药城市，且多配备辨别药材真伪的专门人员和论质议价的官员。如1275 年，元世祖曾命阿合马与姚枢徒、单公履、张文谦、陈汉归、杨诚等议行..及贸易药材事。元代在广泛吸收外来医学和经验，促进中外医药卫生交流等方面，在中国医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

　　① 王沂：《伊滨集》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