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无所不在的监视，不但在—段旅程上要阻拦他二十次，而且在一天之内还要耽误他二十次。有时是骑马赶来把他追了回去，有时是赶到前面挡住他的去路，有时又是骑马同行看管着他。那天他在公路上一个小镇筋疲力竭地躺下时，已只身在法国旅行了许多日子，可距离巴黎还是很远。 

　　若不是随时想到受难的加伯尔从修道院监狱发出的信，他是再也没有力量继续前进深入重地的。他在这个小地方的警卫室所遇到的严重麻烦使他感到自己的旅途上已出现了危机。因此当他半夜三更从被指定过夜的小客找叫醒的时候，并不太惊惶失措。 

　　叫醒他的是一个畏畏缩缩的地方官员，还有三个戴着粗糙的红便帽、衔着烟斗的武装爱国者。他们在床边坐了下来。 

　　“外逃分子，”那官员说，“我要把你送到巴黎去，还派人护送。” 

　　“公民，我没有别的愿望，只想去巴黎，护送倒可不必。” 

　　“住口！”一个红帽子用毛瑟抢枪托敲打着被子吼道。“别吵，贵族分子。” 

　　“正如这位好心的爱国者所说，”那怯生生的官员说道，“你是个贵族公子，因此必须有人护送——还必须交护送费。” 

　　“我别无选择，”查尔斯·达尔内说。 

　　“选择！你听他说些什么！”刚才那凶狠的红帽子说，“护送你，不让你吊在路灯杆上，这难道还不好么！” 

　　“这位好心的爱国者说的话总是对的，”那官员说。“起来，穿上衣服，外逃分子。” 

　　达尔内照办了，然后被带回了警卫室。那儿还有些戴粗糙的红便帽的爱国者。他们正守在篝火旁吸烟、喝酒、睡觉。他在那儿付了一大笔保护费，便在凌晨三时跟护送人一起踏上了泥泞不堪的道路。 

　　护送人是两个骑着马的爱国者，戴着缀有三色徽章的红便帽，背着国民军的毛瑟抢，挎着马刀，一边一个陪着他走着。被护送者控制着自己的马，但他的缰绳上却松松地系了另一根绳子，那一头挽在一个爱国者的手腕上。他们就像这样冒着打在面颊上的急雨出发了。马蹄踏着龙骑兵式的沉重步伐在市镇的凹凸不平的街道上和市外深深的泥泞里吧哒吧哒走着。就这样走完了通向首都的泥泞的路，除了马匹要换、速度不一之外再没有什么变化。 

　　他们在夜里走路，破晓后一两个小时便休息睡觉，黄昏又再出发。护送人穿得极破烂，用干草裹着赤裸裸的双腿，也用它披在褴褛的肩上挡雨。这样叫人押着旅行，使他感到很不舒服。有一个爱国者又常喝得醉醺醺的，粗心大意地提着枪，也使他随时感到威胁。除此之外查尔斯·达尔内并没让种种不便在胸中唤起过任何严重的恐惧。因为他经过了反复思考，认定这种情况跟一桩还不曾审理的案子的是非无关。到他提出申辩时，那修道院监狱的囚犯可以证实。 

　　但是等到他们黄昏来到波维城发现街上挤满了人的时候，他却不能不承认形势十分严峻了。一群阴森森的人围了过来，看着他在即站院子里下了马，许多喉咙大叫道，“打倒外逃分子！” 

　　他正要飞身下马，却立即停住，重新坐好了，把马背当作最安全的地方，说： 

　　“什么外逃分子，朋友们！你们不是亲眼看见我是自己回法国来的么？” 

　　“你是个该死的外逃分子，”一个钉马掌工人手拿郎头暴跳加雷地穿过人群向他奔来，“你还是个该死的贵族分子！” 

　　驿站长插身到那人和骑马人的缰绳之间（那人显然想去拉马缰）劝解说，“让他去，让他去，他到了巴黎会受到审判的。” 

　　“受审判！”马掌工摇晃着郎头说，“好！判他个卖国罪，杀头。”人群一听便大喊大叫，表示赞成。 

　　驿站长正要把他的马往院于里牵，达尔内却挡住了他（这时那醉醺醺的爱国者手上还挽住达尔内的缰绳的一端，坐在马鞍上没动），等到听得见他说话了，才说道： 

　　“朋友们，你们误会了，再不就是受了欺骗。我不是卖国贼。” 

　　“他撒谎！”那铁匠叫道，“自从法令公布之后，他就成了卖国贼。他的生命已交由人民处理。他那受到诅咒的生命已不是他的了！” 

　　此时此刻达尔内在人群的眼里看到了一种冲动，仿佛他们马上就要扑到他的身上来。驿站长急忙把他的马牵进了院子，护送者的两匹马紧挨着他，把他夹在中间。驿站长关上了那摇摇晃晃的双扇门，并上了杠。钉马掌的在门上砸了—郎头，人们嘟哝了一会儿，却再也没做刊什么。 

　　“那铁匠说起的是什么法令？”达尔内向驿站长道了谢，跟他一起站在院子里时问道。 

　　“有那么回事，是出售外逃人员财产的法令。” 

　　“什么时候通过的？” 

　　“十四日。” 

　　“我离开英国就是那天。” 

　　“大家都说这只是其中之一，还会有其它的法令出台——即使是现在还没有——，要放逐所有的外逃分子，外逃回国的人也一律处死。那人说你的命不是自己的，就是这个意思。” 

　　“可是现在还没有这些法令吧？” 

　　“我能知道什么！”驿站长耸耸肩说。“可能现在就有，也可能以后才有，都一样。你能希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