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这话斯特莱佛先生又打了最后一个响指，在听众的一片赞扬声中横冲直撞挤出门去，踏上了舰队街。罗瑞先生和查尔斯·达尔内在人群离开银行之后单独留在了桌旁。 

　　“你愿意负责交这封信么？”罗瑞先生说。“你知道交信的地方么？” 

　　“知道。” 

　　“你能不能向收信人解释一下，我们估计这信是因为希望我们能转交才文到这几来的，在这儿实际上己放了相当久了。” 

　　“我会解释的。你是从这儿出发去巴黎么？” 

　　“从这儿。八点出发。” 

　　“我马上回来给你送行。” 

　　达尔内怀着对自己、对斯特莱佛和大部分其他的人的不安心情，尽快地走到法学会一个安静角落，拆开信读了起来，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巴黎，修道院监狱， 

　　１７９２年６月 

　　前候爵先生， 

　　在长期冒着被村里的人杀死的危险之后我终于被抓住了，遭到了残酷的虐待和侮辱，然后被押着长途步行列了巴黎，沿途备受折磨。这还不够，我的房子也给毁掉了一—夷为平地。 

　　前侯爵先生，他们告诉我，使我受到拘禁、还要受到审判、甚至丢掉性命（若是得不到你的慷慨援救的话）的罪恶，是因为我为一个外逃贵族效劳，反对了人民，背叛了人民的权威。我申辩说，我是按照你的命令为他们办事的，并没有反对他们，可是没有用。我申辩说我早在没收外逃贵族财产之前就已豁免了他们欠纳的捐税，没有再收租，也没有诉诸法律，但仍然没有用。他们唯一的回答是，我既然是为外逃贵族办事的，那么，那外逃贵族在哪儿？ 

　　啊，最仁慈的前侯爵先生，那外满贵族在哪儿？我在梦里哭世，他在哪儿？我抬头问天，他会不会来解救我？可是没有回答。啊，前候爵先生，我把我孤苦无告的哀泣送到海外，但愿它能通过名驰巴黎的了不起的台尔森银行到达你的耳里！ 

　　看在对上天、对正义、对慷慨无私、对你高贵的姓氏的爱的分上，我恳求你，前侯爵先生，快来帮助我，解救我。我的错误是对你的真诚。啊，前侯爵先生，我祈祷你也以真诚待我！ 

　　我从这可怖的监狱里保证为你竭尽我悲惨不幸的绵薄之力，尽管我每一小时都在走向毁灭，前侯爵先生。 

　　你受到摧残的加伯尔 

　　这封信把达尔内隐藏在心里的不安变作了强烈的内疚。一个善良的老家人，唯一的罪过是对他和他的家庭的忠诚。他所遭到的危险此时似乎正带着怨怼瞪眼望着他。因此，当他在法学会内徘徊踌躇思考着办法时几乎不敢正视过往的行人。 

　　他很明白，尽管他对使得他那古老家族的劣迹和丑名达于顶点的行为深恶痛绝，尽管他满心僧恶地怀疑他的叔父，尽管他的良心使他厌恶那个说来应由他支持的破落家庭，他的做法却并不彻底。他很明白，虽然放弃自己的地位并非当时新出现的想法，但是由于他爱上了露西，行动便不免仓促匆忙，浅涉即止。他明白应当作出系统安排并亲自监督完成，但却只是想想而已，并没有做到。 

　　他所选择的这个英国家庭所带给他的幸福和永远积极工作的需要，还有时代的迅速变化、层出不穷的麻烦——这一周的计划推翻了上一周未成熟的计划，下一周的事件又要求作新的部署，这样的局面使他随波逐流了。这一点他很清楚，也并非没有感到不安，只是没有对它作持续的、不断加强的抵制。他曾关注时局，想找个行动的时机，时局却变化着纠缠着拖了下去。然后贵族们便开始经过法国的阳关大道和偏僻小径大批逃亡。贵族们的财产陆陆续续被没收，被毁灭，连姓氏也快给抹掉了。这一切他都知道，法国的每个可能要追究他的新政权他也都知道。 

　　但他没有压迫过人，没有关押过人。他不但远离了横征暴敛，而且主动放弃了自己那份收入，投入了一个不会偏袒他的世界，在那儿找到了自己的地位，赚来了自己的面包。加伯尔先生按照他的书面指示处理了他那衰败困顿的庄园财产。他要加伯尔体恤百姓，能给的都给他们——冬天给他们还了高利贷后留下的柴禾，夏天给他们还了高利贷后留下的农产品。加伯尔先生为了自己的安全毫无疑问早已提出过这些事实和证据为自己辩护，现在只好把这一切公诸于世了。 

　　这个想法促使查尔斯·达尔内下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到巴黎去。 

　　是的，正如在古老故事里的老水手一样，海风和洋流已把他送进了磁礁的磁力圈，那礁石正把他不容抗拒地吸引过去。他心里出现的每一并事都在越来越迅速有力地把他推向那可怕的磁力。他心里隐藏的不安是：在他自己不幸的国土上某些坏人正在追求邪恶的目标。他明知自己比他们强，却并不在那几努力制止流血、坚持仁爱和人道的要求。他一半是压抑这种不安，一半又受这种不安的谴责，禁不住把自己跟那个责任感很强的勇敢老人作了个尖锐的对比。这种不利的对比立即令他感到侯爵大人在冷笑，那冷笑今他无地自容。他也感到斯特莱佛在冷笑，他那根据陈旧的理由所发出的冷笑尤其粗野、令人难堪。何况还有加伯尔的信：一个无辜的囚徒，有了生命危险，要求他给予正义、荣誉和切实的名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