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法官韩焘宣读起诉书，列举陈公博十大罪状，即缔结密约，辱国丧权；搜索物资，供给敌人；发行伪币，扰乱金融；认贼作父，宣言参战；抽集壮丁，为敌服役；公卖鸦片，毒化人民；改编教材，实施奴才教育；托词清乡，残害志士；官吏贪污，政以贿成；收编伪军，祸国殃民。    

    经过公审，四月十二日，江苏高等法院宣判陈公博死刑，剥夺公民权终身。    

    已从日本回来的陈公博之妻李励庄不服，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请复判状》。    

    五月十四日，最高法院驳回李励庄上诉。    

    六月三日上午，在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对陈公博执行枪决。    

    陈公博在行刑前，执笔写信给蒋介石，信中居然如此写道：    

    “悬悬放不下的还是一个共产党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前途，关系到党的前途，更关系到先生的前途。……”    

    由此可见，这位大汉奸跟蒋介石在反共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信未写完，他掷笔不写了。    

    他对法警叮嘱道：“请多帮忙，为我做得干净些。”    

    枪声响了。陈公博结束了他那五十五个春秋的生涯。    

第八部分：锤炼卖国求荣周佛海呜呼狱中

    如果说，陈公博是汪精卫的左膀，周佛海则就是汪精卫的右臂。周佛海走过了与陈公博相似的道路，即共产党→国民党→大汉奸。    

    周佛海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仍羁留在上海。热恋中的他，与杨淑慧定于当年阴历八月十六日订婚。    

    不料，订婚前夕，上海《时事新报》捅出消息，说“周某人行为不检，家有发妻，此次又次骗娶某女学生”。看了报纸，杨淑慧的父亲不胜震怒，把杨淑慧关在家中，不许她再与周佛海见面。    

    杨淑慧从窗口跳出，逃至渔阳里二号，找到寄居在那里的周佛海。于是，周佛海带着杨淑慧私奔日本，在鹿儿岛同居，生下儿子周幼海。    

    周佛海一回到日本，由于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立即受到日本警方的注意，如他自己所述：    

    “回到鹿儿岛之后，便被刑事尾行了。我的担任教师，也向我警告了，于是我便规规矩矩做了一个很纯良的学生。当时中国的同学，并不知道我在上海和长江一带活跃的情形。因为我对他们是保守秘密的。但是刑事都知道了。……”《周佛海先生言论集》，上海中央税警学校一九四一年六月版。    

    一九二四年五月，周佛海受戴季陶之邀，从日本来到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同时又兼任广东大学教授。当年，戴季陶与周佛海一起进出渔阳里，高谈阔论共产主义，如今也成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随着社会地位的改变，周佛海看准了国民党，以为在国民党里仕途通达，远远胜过共产党。    

    这样，一九二四年九月，周佛海提出脱离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国共产党广州区执委的负责人周恩来亲自劝说周佛海，亦无效果。周佛海写下一信，声言脱离中国共产党。这样，中共中央同意了他的脱党要求。    

    周佛海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迅速转向反共。他追随戴季陶，从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开始，发表一系列反共文章，公开表明他与中国共产党决裂。    

    借助于戴季陶的力荐，周佛海得到蒋介石的垂青，于是在宦途上青云直上。一九二七年，他担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九三一年，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此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    

    在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后，周佛海又日渐与汪精卫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