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周佛海随同汪精卫一起叛离重庆。翌年五月，他随汪精卫、梅思平前往日本同平沼内阁会谈。回来后，他出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一九四○年三月，当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周佛海历任财政部长兼警政部长、中央税警总团总团长、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副委员长。在汪精卫死后，周佛海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上海特别市市长。    

    一九四○年，周佛海在向上海中央税警学校的青年们演说时，曾“现身说法”，谈及自己怎样加入中国共产党、怎样成为中共“一大”代表以及如今的“追悔”之情。他说：    

    “我因为和毛泽东同乡，所以二人同住在一个私立女学校的楼上。一连开了六天会，最后一天，为法国巡捕所包围，几乎全部都被捉去。第二天，我们便都到嘉兴，雇了一只船，开到南湖中间，开最后一次会。结果推举陈独秀为委员长，我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达为宣传部长。在陈独秀没有回上海之前，我便代理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便这样的在一只小船中，正式成立了。现在回顾起来，真和做梦一样。当时万万想不到我们几个年青的学生，会闹出这样的大乱。二十年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烧了多少乡村，破坏多少城市，损伤国家多少元气，都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种下的祸根。我现在想起来，真对不住国家，对不住人民。国家弄到现在这样危险恶劣的情形，我们不能单责军阀和官僚，当时在嘉兴南湖的小船中的几个青年，也要负很大的责任的。……”《周佛海先生言论集》，上海中央税警学校一九四一年六月版。    

    周佛海这番“自责”之言，充分表现了他在政治舞台上的高超“演技”：从中国共产党发起人转为反共猛士。    

    周佛海此人，精于政治投机。一九四四年，眼看着日本大势已去，汪伪政权危在旦夕，他暗中又与蒋介石眉来眼去，表示愿为重庆方面“效劳”。    

    正因为这样，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在南京汪伪国民政府宣布解散的当天晚上，周佛海挂出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的牌子，声言效忠蒋介石，气得他的“老朋友”陈公博骂他“卖友求荣”!    

    八月二十日，周佛海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司令。周佛海兴高采烈，一下子从大汉奸摇身一变，变成国民党大员。    

    不过，周佛海自以为得计，高兴得太早。他毕竟早已是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怎能如此遮掩而过?才当了一个月的“总队司令”，在强烈的舆论谴责下，不得不由戴笠出面，把他暂且软禁于重庆。后又移交南京监狱。    

    在陈公博被枪决之后，周佛海也被推上历史审判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七日，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周佛海不服，请律师辩护，声称他当年曾为重庆方面做了大量“地下工作”。    

    如此这般，一幕闹剧演至翌年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发布《准将周佛海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认为周佛海确实为重庆方面做过“贡献”。周佛海终于保住了脑袋。    

    不过，才略微喘了一口气，周佛海心脏病却日益严重。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他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终年五十一岁。    

第八部分：锤炼维经斯基花甲之年病逝莫斯科

    维经斯基和马林交替着在中国工作：    

    维经斯基先来中国，帮助各地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他回苏俄了。马林前来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召开“一大”。    

    当中国共产党“二大”召开时，马林和维经斯基都在莫斯科。    

    马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三大”，然后于一九二三年十月离华赴苏。    

    维经斯基奉共产国际之命来华，接替马林，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四大”和“五大”。    

    维经斯基穿梭一般，往来于中苏之间：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离开莫斯科，来到北京、上海，十二月又返回莫斯科。    

    一九二四年四月来华，一九二五年三月返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