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前奏出现在奥地利的神秘人物 2

    这儿不是荷兰!他只是路过奥地利，希望得到前往中国的签证。他是奥地利的客人。他在维也纳，没有触犯奥地利的任何法律，你们怎么可以随便拘捕一个外国人?”“警官先生，恰恰是你们的行为，违反了奥地利法律!”这时，那位律师也发话了。警官无言以对。两道浓眉，这时紧紧地拧在一起。过了半晌，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我们研究一下，给予答复。”“在你们没有释放斯内夫利特之前，我每天都要和律师一起，到这里跟你们交涉一次，表示我们的抗议!”阿德勃用非常坚定的语气说道。    

    那家旅馆顶层的单人房间空荡荡地度过了六个昼夜，终于响起了开门声。斯内夫利特终于回来了。他的身后跟着四个人——阿德勃和律师，还有两名奥地利佩枪的警察。    

    斯内夫利特用粗壮有力的手，拎起两只皮箱，就离开了那个房间——他竟然没有在那里住过一夜。他在警察的押送下，前往维也纳火车站。因为奥地利政府下了“逐客令”——把斯内夫利特驱逐出境!斯内夫利特是在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五日离开维也纳，四月二十一日从意大利威尼斯踏上意大利的“英斯布鲁克”号(原名“阿奎利亚”号)轮船，朝东方进发，驶向上海……时间淡化了档案的神秘面纱。据收藏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内的英文档案表明，早在一九二○年十二月十日，北京的英国驻华公使艾斯敦爵士已致函北京的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维廉·亚梅斯，便已提及了这位行动机密的斯内夫利特先生。公函全文如下：    

    北京荷兰公使    

    欧登科先生阁下    

    亲爱的同仁：    

    兹接我政府电，谓某名为H斯内夫利特者约为荷兰人，确已负有荷属东印度(引者注：即今印度尼西亚)进行直接的布尔什维克宣传的使命赴远东。电报命令我设法在他向英国驻华公使申请护照的签证时，阻止他得到签证。    

    我没有关于这个人行动的任何材料，只知道他约在二年前从荷属东印度到了荷兰。    

    如果阁下获悉斯内夫利特去申请英国签证的消息能告知我，我将不胜感激。    

    你忠实的艾斯敦    

    翌日，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即复函艾斯敦，非常清楚地透露了斯内夫利特的身份和前往远东的使命。公函原文如下：    

    北京比尔比·艾斯敦    

    爵士公使阁下    

    亲爱的比尔比爵士：    

    现回复阁下的来函，奉告下述情况：几个星期前，我收到海牙外交部的一封电报，内称斯内夫利特受莫斯科第三国际派遣去东方完成宣传使命，电报指示我提请中国政府注意。我已照办并补充说，如果中国当局认为拒绝斯内夫利特在中国登陆是可行的，我将不会反对他们这样做。但我迄今尚未得到复函。如果我能够给你关于此人活动或打算的情报，我非常高兴地向你提供。    

    你忠实的欧登科    

    档案所披露的秘密表明，早在一九二○年十二月，荷兰政府(当时设在海牙)和英国政府都已密切注视斯内夫利特的行踪，并已“提请中国政府注意”。正因为这样，一九二一年四月，当斯内夫利特在维也纳出现时，那里的警察便关注这位来历不凡的人物。    

    在斯内夫利特被逐出奥地利之后，据荷兰海牙殖民地事务部所存档案表明，奥地利维也纳警察局于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致函荷兰驻维也纳公使馆，内中非常清楚地告知斯内夫利特的动向：“斯内夫利特持有一九一八年爪哇所发护照，其上盖有前往德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中国和日本的签证，其他身份证件则一概没有。经验证其身份和雇聘与解雇证明之后，斯不愿在维也纳逗留，遂于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五日离此前往意大利威尼斯市，并拟于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日自威尼斯市乘直达上海的火轮继续其旅行。“在上海，他将作为一家英国(引者注：应为日本)杂志《东方经济学家》的记者进行活动。“据本警察局所掌握的材料，一九二一年三月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反军国主义大会期间曾有传言说斯内夫利特到东方也将为进行反军国主义的宣传而建立联系。”当斯内夫利特在威尼斯踏上东去的轮船，由于接到维也纳警察局的密告函，荷兰、英国以至日本驻奥地利的大使，都高度重视这一“赤色分子”的动向。各国大使紧张地行动起来，纷纷发出密电，那充满着音符的维也纳上空顿时夹杂着不协调的无线电波。荷兰大使馆发密电通知荷兰驻上海领事馆，还通知了荷属东印度(即今印度尼西亚)。英国大使馆发密电通知英属亚洲国家——斯里兰卡、新加坡，也通知了英国管辖下的香港。因为这些地方是斯内夫利特前往中国时可能经过的。另外，还通知了英国驻上海领事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