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日本出版的《东洋文化》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引起了李俊臣的注意。这位三十一岁的壮实男人，从十八岁起便在革命博物馆当解说员。喜欢钻研学问的他，渐渐对中共党史发生兴趣，着手研究。他看到《东洋文化》刊载藤田正典教授的论文《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全大会、二全大会、三全大会文件的研究》，聚精会神地读了起来。尽管他不懂日文，感谢“老天爷”，日文中有一大半汉字，使他能大致猜出文章的意思。比如，“一全大会”显然也就是“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不光看正文，而且连文末的注释也不放过。从一条注释中，他得知重要信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陈公博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他求助于友人周一峰，希望把藤田正典的论文译成中文。    

    周一峰何许人也?周作人之子!他日语纯熟，而且当时正在北京图书馆里工作，是最合适不过的翻译。然而，一向小心谨慎的周一峰一听要翻译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论文，而且又涉及什么陈公博——当年周作人曾与陈公博一样都当过汉奸，他理所当然地推辞了，要李俊臣“另请高明”。    

    李俊臣看出他的顾虑，赶紧说道：“你来讲，我来记。出什么问题我负责。”好不容易，周一峰答应了。当藤田正典的论文译成中文，李俊臣也就知道了美国韦慕庭教授在十二年前的研究成果。李俊臣赶紧查找韦慕庭在十二年前编的那本书。一查，北京图书馆里居然有这本书!就像当年陈公博的硕士论文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冷置”了多年一样，这本英文版《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也在北京图书馆“冷置”了多年，无人注意。于是，韦慕庭的绪言及陈公博的论文，被译成了中文。跟俄文版还原译成的中文稿一对照，两种版本的中共“一大”文件只有翻译上的字句稍有不同，意思完全一致!这清楚表明，英文稿、俄文稿在当时是根据同一中文原稿翻译的。    

    最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英文稿缺了第十一条，而俄文稿同样缺了第十一条——这更表明两种外文稿同源于一种中文稿!当然，那中文原稿中为什么会缺了第十一条，则成了历史之谜：或许是起草者把第十一条误编为第十二条，只是漏了一个号码，原件内容无遗漏；或许是手稿中漏写第十一条；也可能是第十一条引起很大的争议，付诸大会表决时被删去……这个历史之谜，要待有朝一日发现中共“一大”文件中文原稿时，才能判定。    

    在历史的雪泥鸿爪中苦苦追索，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开的那次极端秘密、只有十几个人参加而又极其重要的会议——中共“一大”，这才渐渐“显影”，被时光淹没的历史真相慢慢变得清晰起来。寻找中共“一大”会址和中共“一大”文件，只是这些年来苦苦追索中的两桩往事。    

    这些年来，关于中共“一大”的一系列课题，成为中外学者们竞相探讨的“热点”：中    

    共“一大”究竟是哪一天开幕?中共“一大”在哪一天闭幕?出席会议的代表究竟是十二个还是十三个?那位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所派的代表尼柯尔斯基，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虽然中共“一大”的召开已经是八十多年前的往事，然而这些追索迄今仍在进行中。就在笔者着手采写本书《红色的起点》时，尼柯尔斯基尚是一个谜。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告诉笔者，在任何档案中都没有查到关于尼柯尔斯基的生平材料。可就在笔者采写本书的过程中，忽又闻这个被称为“一个被遗忘的参加中共‘一大’的人”的身世查明了，于是，便赶紧前往北京作详细了解……笔者正是在中外众多学者专家数十年来研究中共“一大”的基础上，着手写了这本《红色的起点》。    

第二部分：前奏出现在奥地利的神秘人物 1

    暮春初夏的维也纳，最为宜人，也最为迷人。每年这个时节，游人从四面八方拥向这座古城——自从奥匈帝国解体，奥地利共和国在一九一八年宣告成立，这儿成了奥地利共和国的首都。    

    湛蓝的多瑙河从市区缓缓穿过。古色古香的皇宫、议会厅以及直插碧空的教堂尖顶，在金色的阳光下发出璀璨的光芒。    

    在繁华的轮街街头的广场上，矗立着贝多芬的雕像。而在皇宫花园里，莫扎特的石像矜持轩昂。这座音乐之都，与舒伯特、勃拉姆斯、海顿、施特劳斯以及贝多芬、莫扎特的大名紧紧相连。在游人最盛的日子里，音乐节在这儿举行，空气中飘荡的音符更增添了欢乐悦耳的气氛。    

    一九二一年，在音乐节前夕，一列蒸汽机车呼哧呼哧喘着粗气，驶入维也纳车站。在一大群优哉游哉的下车旅客之中，一位步履匆匆的旅客显得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