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南下不得，西进失败，不得不于一九三六年十月率部北上，与毛泽东所率中央红军主力会合。    

    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的错误”。张国焘也写了《我的错误》，表示：    

    “我的错误是整个路线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和军阀主义最坏的表现，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这错误路线不仅在各方面表现它的恶果，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而且造成极大罪恶，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原载《党的工作》第三十一期（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二日）。转引自于吉楠著：《张国焘和〈我的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鉴于张国焘承认了错误，中国共产党中央仍任命他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    

    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清明节前夕，张国焘去陕西黄陵县城北桥山，祭扫黄帝陵。那里是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担任主祭。祭毕，张国焘一头钻进蒋鼎文的轿车，从此一去不复返。    

    四月十七日，张国焘在武汉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    

    四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张国焘在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在国民党特务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    

    一九四八年冬，张国焘带全家逃往台北。此时的他，已经“贬值”，“军统”已经冷落了他。    

    台北无法落脚，于是他在一九四九年冬迁往香港。在那里办杂志，维持生计。    

    一九六一年，美国堪萨斯大学看中了他。因为他是唯一一个连续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至“六大”的人，他的经历能成为美国教授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史料，于是约他写回忆录。    

    张国焘写下了百万言的《我的回忆》。这部回忆录的收入，使他和妻子杨子烈几年生活费有了着落。    

    用光了这笔钱，张国焘的日子越来越拮据。    

    无奈，一九六八年，他和杨子烈迁往加拿大多伦多。不久，进入那里免费的养老院。    

    一九七六年，张国焘中风，转入免费的老人病院。    

    在包惠僧去世的那一年——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日凌晨，张国焘在翻身时，毛毯掉在地上，无力捡起，冻死在病床上，时年八十二岁。    

第八部分：锤炼车祸使刘仁静丧生 1

    在张国焘去世之后，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只剩下一人健在——刘仁静。    

    在十五名中国共产党“一大”出席者之中，刘仁静最年轻，当时十九岁。倘不是一场飞来横祸——车祸，使他在一九八七年丧生，也许他今日还活着。    

    刘仁静的一生，磕磕碰碰，浮沉无常，也是够曲折、复杂的。    

    刘仁静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上担任翻译。他自诩读过不少马克思主义英文版著作，在会上常与李汉俊展开论战。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刘仁静回到北京，筹备创办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刊物《先驱》(《The Pioneer》)。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五日《先驱》创刊号问世，定价为“铜元两枚”。创刊号上注明：“本刊尚未觅定地址，请读者诸君向该处代派人订购可也——北大传达室代售。”    

    《先驱》由刘仁静、邓中夏两人负责。后来，《先驱》迁往上海，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刘仁静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与中国共产党代表陈独秀一起在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四大”。刘仁静在会上作了发言。就在这次会上，刘仁静结识了托洛茨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