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结束后，陈独秀先回国，刘仁静在苏俄逗留了几个月。回国后，在广州列席了中国共产党“三大”。    

    一九二三年，刘仁静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他在《中国青年》、《向导》、《民国日报》发表了近百篇文章。他用谐音“竞人”(“仁静”颠倒一下)作笔名。后来，由于他与施存统意见不合，离开了团中央。    

    一九二六年九月，刘仁静赴苏联，在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这时，他学会了俄语。    

    也就在这时，苏联党内爆发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尖锐斗争。一九二七年，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    

    刘仁静同情并倾向于托洛茨基。一九二九年六月，刘仁静回国时，特地用美金买了一张假护照，绕道欧洲回国。    

    刘仁静绕道欧洲的目的，是听说托洛茨基在土耳其，希望一晤托洛茨基。刘仁静先来到德国，得知托洛茨基准确的地址，便来到土耳其，在一个小岛上终于找到托洛茨基。    

    “中国是一张很重要的牌!”托洛茨基用俄语跟他交谈，“我很高兴有了来自中国的支持者。”    

    在那些日子里，托洛茨基每天上午花半天时间跟刘仁静交谈，有时，下午也交谈。他们一起划船、散步。    

    刘仁静在那个小岛上度过了十几天。从此，他成了托洛茨基忠实的门徒。    

    一九二九年八月，刘仁静坐海轮回到了上海。    

    托派郑超麟这么回忆：    

    “刘仁静回国，住在上海法租界一个公寓，我和尹宽(引者注：也是托派)两人去看他，他公然以反对派立场同我们说话，也同拥护中央(引者注：指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人说话。他告诉我们，昨日恽代英来看他，他向代英批评党的官僚化。仁静又告诉我们，他此次经过君士坦丁堡，见过‘老托’。我同仁静约好时间，在我家里会见陈独秀。”    

    刘仁静虽然一回国便与陈独秀以及中国托派组织站在一起，但是，他又以见过托洛茨基自傲，处处以“托洛茨基代表”、“正统托派”、“钦差大臣”自居，以至在托派之中也弄得相当孤立。他先是加入托派“十月社”。不久，被“十月社”赶出去。他孤家寡人，竟一个人办起刊物《明天》来!    

    他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在托派中，刘仁静也单枪匹马。一九三○年，他与陆慎之结婚。    

    不久，他在坐火车时被人认出是刘仁静，国民党警察逮捕了他，关进了苏州反省院。在那里被关了三年。他写了《资本改良刍议》等文章，发表在反省院的刊物上。    

    后来，他母亲的哥哥出了钱，总算把他保出来。这时，托派组织把他开除了。他找陈独秀，陈独秀不见他。    

    这样，中国共产党不理他，连托派也不理他。他倒向国民党，倒向三青团（三民主义青年团）。他在国民党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尤其是一九四八年，他还发表反共文章《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位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已经走得很远。    

    上海解放后，刘仁静审时度势，自知今后的日子不好过，便给上海市军管会写信，要求处理。    

    不久，他来到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要他写一份材料，承认错误。刘少奇找他谈话，要他好好认识错误，并表示在他认错之后会安排一个适当的工作，让他能够生活下去。    

    这样，一九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登出了《刘仁静的声明》：    

    “我于一九二一年加入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工作，至一九二七年，在当时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我在共产国际内部的斗争中参加托洛茨基派的组织及活动，一九三七年因意见不同又为托派开除，但托派思想的残余支配着我很久，使我不能认识路线之正确。……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我更清楚的认识我过去政治思想的真面目，即是说我过去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是一个门什维克(引者注：即孟什维克)，而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由于我的脱离群众，不肯服从党的纪律和代表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所以我在政治上长期的和党对立……